和義大利一樣，中國的地方主義淵源於其地形。山脈和丘陵分割了這個國家。它的兩大河流——北方的黃河和南方的長江——流域很不相同。中國人雖屬同一個種族，但這並未妨礙他們按各自所處的區域、所操的語言和所具備的文化背景，將自己視為各不相同的種族群體。中國人那極為動蕩而殘暴的歷史所留下的遺產，就是忠於本國本土的家族，將其視為個人唯一可以依靠的歸宿。誓死向家族敵人討還血債，在中國是長期而根深蒂固的傳統，這也和義大利的情形相彷彿。

個別的華人，特別是那些在美國出生因而屬美國公民的年青一代，被送往高校深造，悄悄地進入一些專門職業領域。這些開拓者以自身的事例，有力地回擊了美國人普遍存在的那種認為華人是不可同化的異族的世俗偏見，並證明華人應當更大程度地被接納。華人這種靜悄悄的滲入戰術，加上美國種族主義普遍退潮，尤其是反華情緒的低落，致使華裔專業人員的數量有所增加，不管是從相對比例還是從絕對數字來看都是如此。1940年，加利福尼亞州只有3%的美籍華人是專業人員，而白人則為8%。到1950年，華人的比例翻了一番，增至6%，白人比例增至10%。在其後的10年裡，華裔專業人員數字提高3倍，達到18%，超過了白人15%的比例。奇怪的是，夏威夷對華人的敵視程度從不像在美國本土那麼嚴重，但華裔在夏威夷的進步和白人相比，不管從相對或絕對的角度來看，都要遜色得多。在1900年，華裔和日裔的專業人員比例尚低於黑人，東方人充當家僕的比例也超過黑人的一倍多，由此可見華人後來的進展是何等可觀。

除了受到街頭無賴和歹徒的襲擊之外，華人還受到體面階級的另一種形式的打擊。1882年的《排華法案》大大地削減了華人移民來美的數量，其他新的法律先是禁止在美華人歸化為美國公民，接著又把公民身份當做從事多項職業甚至擁有土地的先決條件。1854～1874年有一條法律禁止中國人在法庭上提供不利於白人的證詞，這實際上等於公開宣布可以任意凌|辱華人，華人遭到搶劫、傷害和攻擊時，法律是不管的。

隨華人來到美國的中國文化的另一特點，乃是對知識的尊重。帝制時代的中國，千百年來都通過教育和科舉考試來選拔其文職官員，有學識的人備受尊重。美籍華人經歷幾代人的時間才能在美國獲得和充分利用高等教育，但在機會到來之前，他們就已有充分準備了。雖然中國作為一個整體，過去主要是一個農業國，但是廣東省的台山地區卻是一個多山而貧瘠的地方，沒有什麼農業。那裡的老百姓一般從事貿易，充當中間人、推銷員和商人。許多人到了香港，在那裡結識了歐洲人，並得知加利福尼亞在1849年發現金礦的消息。真可謂鬼使神差，由此開始了華人向美國的遷徙。

除去這些引人注目的迫害之外，偶發的騷擾事件也是普遍現象。剪掉中國男子腦後拖著的長辮子，是個很時興的惡作劇，而這對那些不幸的華人男子來說，後果是很嚴重的。因為按照滿清王朝的法律，沒有辮子，他們不得回國。剛到舊金山的華人移民，往往被當地的街頭流氓「護送」到唐人街，路上遭到他們的「無端辱罵和毆打，被扔以碎磚塊和爛水果，簡直是一片愛爾蘭醉鬼狂歡的氣氛」。而在這些騷擾之後，則是隨時可能發生的更為嚴重的暴力威脅，白人暴徒在西海岸和落基山脈地區，不時地焚燒和洗劫唐人街，所到之處濫殺無辜。1871年在洛杉磯，一夥白人歹徒一夜之間射殺絞死了20名左右的華人。

受到唐人街香港青少年幫派威脅最大的，倒不是傳統的美籍華人，因為他們大多不住在唐人街，最受威脅的是觀光客和唐人街急需的遊客。街上的歹徒使遊客望而卻步，特別是當他們辱罵白人，搶劫或騷擾遊客時。即使幫派活動不是專門針對觀光客，他們的存在也影響了旅游業。舊金山唐人街的一些堂自己站出來還擊青少年幫派分子。他們向那些參与「有害於我們社區商業和社會生活的不軌行為分子」公開發出了一項警告。其後不久，5具被捆綁著的香港青年屍體，就被發現漂浮在舊金山海灣。比較保守的華人首領鼓勵警察採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包括隨時可以用警棍敲打年輕歹徒的腦袋。唐人街的首領並不抱怨所謂的「警察暴行」，相反，他們鼓勵警察在馬路上當場主持正義。他們只關心如何最大限度地縮小此類或其他任何不利於唐人街的消息在公眾當中引起的議論。有時，對那些可能危害到唐人街賴以生存的脆弱的旅游業的消息，他們懇請報紙壓下新聞，另些時候，他們乾脆賄賂記者保持緘默。

甚至在20世紀30年代初，當大蕭條達到頂峰時，也極少有華人接受聯邦政府的失業救濟。1933年，芝加哥的白人有10%接受聯邦失業救濟，華人則只有4%。在紐約，白人接受這種援助的有9%，華人卻只有1%。其他城市的情況也大體相仿。一些華人家庭協會在門廳放一桶米飯，以便挨餓的成員前來自取他本人和家人所需的分量，並在他的情況好轉時再自動送還一份。

隨著歲月的推移，為數不多的美籍華人女性生養了第二代。這第二代人數量仍然有限，他們長大后稍微緩解了華人兩性比例嚴重失調的狀況。但從那時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這種男多女少的狀況一直沒有根本改觀。還有一批數目不詳的中國女子被偷運到美國（其中一些人明顯是作為妓|女被販來的），混雜在一大批于排華時期被偷運到美國的華人當中。大家都知道，許多唐人街居民直到1960年還有意躲避人口普查員，害怕其非法移民的身份被發現，一些華人富商千方百計不讓他們的妻子拋頭露面，更不准許她們和華人男子接觸。結婚的華人男子所佔比例甚小。20世紀初在紐約，華人男子結婚的本來就很少，且過半數是與異族聯姻的。只有在此後的幾十年裡，由於華人婦女逐漸增多，這個比例才有所降低。隨著已婚華人男子數量的增加，和異族通婚的比例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逐步降到1/4左右。娶來的異族女性大多是白人。

面對無處不在的歧視，中國人的反應是退避三舍，盡量不惹人注目，和身處隔離區或籬笆牆之內的歐洲猶太人很相似。唐人街發展了自己的社會組織，並推舉出頭目來處理自身的內部事務，除非萬不得已，決不求助於當地的美國機構。這種情形在亞洲和其他地區的華僑中間也是普遍存在的。在美國，華人首領故意避開法庭和政治舞台。這樣做之所以可行，部分是因為美國的華人都住在自成一體的社區內，大家都來自中國某個省的同一地區。在這些飛地上，他們原原本本地保持著中國的傳統文化價值，而這一套在中國本土卻已在瓦解。

舉凡華人被容忍的地方，都屬那裡的職業急需人手而白人又不願意去乾的地方，例如礦區的廚師和洗衣工，或城裡人家的僕人。早期的華人也充當田間農工，早出晚歸，工資卻很低。1870年，加利福尼亞州1/10的農場勞工是華人，而到19世紀80年代中期，過半數的農場勞工都是華人。事實證明，在農田裡幹活，華人比白人更勤勞，也更認真。在修築鐵路時，華人很苦幹，集體鋪軌時有堅韌不拔的毅力。10000名華人勞hｔｔｐｓ://read.９９cｓｗ•ｃoｍ工幫助修建了太平洋中央鐵路。

作為一個群體，美籍華人家境富裕，而且受過良好教育。但是唐人街卻貧困不堪，華人文盲率也高於一般美國人。這種怪現象源自內部的明顯差異。很久以前就從台山地區移民美國的華人，其子孫保存了中國的價值觀念，並極為成功地在文化上融入了美國社會。新近到達的香港華人，具有不同的文化淵源，他們在香港接受了西方的價值觀念和作風，但卻沒學到那些在美國經濟上能取得成功和實現理想的技能。外國出生的華人儘管在美國已經生活了平均17年的時間，並和在美國出生的華人有相同的學歷和優越條件，但前者的工資收入仍比後者要低1/4。老一輩的香港華人拚命工作，以便維持生計並求得發展，而香港華人青年卻時常對自己的處境滿腹牢騷，對社會不滿，因而就發生越軌行為，包括搞恐怖活動和謀殺。由於必須維護唐人街的旅遊事業，華人領袖們只好啞巴吃黃連，千方百計地將這些問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儘管香港成年華人到美國尋找到比在香港更好的經濟機會，但香港華人青少年卻並不拿自己的命運和中國大陸或香港相比，而是和其他美國青少年，包括受過良好教育、家境闊綽的傳統美籍華人青少年的命運相比。香港華人還把傳統的美籍華人視為房東和僱用他們父母的老闆，他們的父母比其他美國人掙錢少，但付出的勞力卻很多。香港的華人青年對美國人向來極為反感，而傾向毛澤東主義。這在華人社區內形成了新的摩擦根源，因為這些社區一向是堅定不移地支持中國台灣國民黨當局的。

隨著滯留在唐人街的華人旅僑年事漸高而去世，另有一些較為幸運的人籌集了足夠的錢而返回祖國，他們的亞文化也就逐步瓦解了。由於這些落魄者人數的減少，唐人街的犯罪率開始下降。1900～1927年，在美國被逮捕的華人，有2/3所犯下的是與旅僑密切相關的三種罪行，即嫖妓、吸毒和賭博。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在肯塔基州萊剋星頓吸毒治療中心接受治療的華人，有70%出生在中國，90%以上的人在美國的洗衣店和餐館里幹活，60%的人年過50。同期舊金山華人的自殺率，是全美平均數的3倍，死者幾乎全部都是出生在中國的華人。這隻不過是美國法律和歧視行為導致華人付出悲慘代價的一部分而已，這些法律和歧視行為使第一代華人幾乎沒有任何辦法在美髮財致富，又無從回到中國和親人團聚。

來自家族、六公司和堂（既獨立又能管教本堂成員不違反其他華人組織的規矩）的道德、經濟和政治壓力，使美國的唐人街成為高度自我封閉的社區。

美國唐人街的首領，其權力的來源不是政治威望，而是他們的財富和有門路借用武力。當時美國社會給華人提供的經濟機會很少，社會機會更加談不上，在這種情況下，控制民間團體的華人老闆要想清洗政治上的激進分子或鬧工潮的人，辦法很簡單，只要不給他們工作或信貸，就足以使他們走投無路。華人內部組織可以決定何人可在何地工作，何人可在何處開辦企業，以及通過什麼辦法來籌集資金等等。

新興的旅游業發展如搖錢樹，於是許多堂放棄了犯罪勾當，轉而開辦為新興的旅游業服務的餐館和商店。許多還擯棄了「堂」的名稱，改稱為各種「商會」。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那種破爛而骯髒的唐人街，隨著美籍華人人口組成的變化而開始舊貌換新顏。老華僑上了年歲，有的已經逝世，有的返回中國，從而使唐人街的妓院、賭場和鴉片窩無人光顧。唐人街餐館的開張和旅游業的興起，使華人感到有必要壓制暴力和清除污穢，因為這些現象會降低華人社區對遊客的吸引力。除此之外，緩慢但穩步增多的家庭數目，又形成了一股新成分，他們反對唐人街的犯罪和暴力。這股新成分雖然人數不多，但隊伍卻在日益壯大。

當時曾出現過一個成語，叫做「未必屬中國佬的機會」，意思就是說，事情無望了。

然而大體上來說，華人最初的經濟起飛，不是藉助于普通美國社會的專門化職業，而是立足於唐人街自身的商業活動。華人無法獲得美國一般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周轉資金，但這並不能阻止華人企業的興起。一種輪流借貸的「標會」是華人當中的傳統組織，通過它可以籌集資金用來投資。這種籌資方法本身很簡單，每個成員輪流使用所有其他成員投入的會款。其成功的秘訣在於賴賬的人極少。一種強烈的個人和家庭的榮譽感，使得任何成員都不會拖欠會款，如果某人欠賬，他的家庭將會代付。這種集資辦法並非華人所獨有。關鍵在於中國人的價值體系——特別是家庭的榮譽感——使這種辦法行得通，而賴賬則將毀壞整個計劃。直到20世紀50年代，「標會」始終是唐人街集資的主要手段。

隨著數量可觀的第二代美籍華人的出現（儘管遲了一些），移民種族中常見的代與代之間的緊張關係也開始了。傳統上由父母包辦的婚姻是在美國生長的後代與家人發生矛盾的焦點。但是雙方的妥協，使家庭成員仍能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按照美國標準，「父母權威」仍然是通例，和其他美國人相比，華人父母在感情上與其子女差距較大。長期以來，華人青少年犯罪率很低，儘管早期在唐人街充滿犯罪行為時，為數不多的華人子弟也曾深深地捲入其中。

受過高等教育的華人，作為首批打入美國社會的楔子，其數量是很少的。1940年，在25歲以上的華人中，他們所佔比例不到2%。但在這批為數不多的人當中，有80%進入了專門職業，大部分在科研崗位上。在這之後的20年裡，隨著接受高等教育的華人青年數目的增加——達到所有就業人數的20%——他們從事的專業領域相對來說一直是穩定的。1960年，半數以上的專業美籍華人在從事科研、財會、工程、製圖和高校的教學工作，過半數的大學教員教授工程或自然科學。

儘管巧妙的、有組織的犯罪活動仍存在於唐人街，一般的美籍華人還是非常守法的，這和美籍義大利人的情況相似。因此，唐人街有組織犯罪的減少，意味著那裡的犯罪發案率普遍有所降低。1946年進行的一項調查表明，紐約唐人街在8年多的時期里，只有一人因酗酒被捕，因謀殺或其他重大罪行而被逮捕的連一個人也沒有。

許多華人是作為合同工或依靠向美籍華人組織借錢才來到美國的，這些組織在美國對華人起到一種監管的作用。和別的那些完全不熟悉美國語言和文化的移民一樣，中國勞工經常在由自己同胞監管下的集體里幹活。中國人體形雖然比美國人瘦小，但在農業、鐵路修建和其他繁重的體力勞動方面很能吃苦。而且，他們對薪水的要求低，生活儉樸，能從美國人認為是微薄的收入中省下錢來。正是這些品質，使得中國人被白人視為競爭對手，對其又恨又怕。

許多香港華人不得不屈就於不合法的低工資，超過法律規定的工作時間和非法而惡劣的居住條件，因為他們本人或其家庭某些成員是非法居住在美國的，如果當局知道內情，他們將被驅逐出美國。每年有6000多名非法移民被遣送回去。

在某種意義上，美籍華人作為一個群體，已在職業和居住方面融入了美國社會，但他們仍然保存自己九*九*藏*書的價值觀念和種族認同感。這堪稱是在極為不利的情況下所取得的可觀成就。

海外華人的出現和這個偉大文明的衰落是相關的。兩者皆自明朝始。由充滿改革思想的知識分子所主宰的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特別是對大規模的企業，實行全面的控制。在明朝統治的最後一個世紀，中國人開始外流，形成首批規模頗大的華人社區。這些海外華人的技能和組織本領，使他們到處都能吃得開，但卻加劇了中國的衰落和貧困。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大諷刺是，中國人在世界各國都能發財致富，但他們在國內卻貧困不堪。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勞力短缺，這為華人提供了許多新的工作機會。許多華人拋棄了唐人街的傳統行當，轉而投身於這些新的工作。勤奮的工作習慣和無須老闆監督，這是第一代來美華工的特點。歧視性的障礙一旦拆除，這些品質就成了勞工市場上起決定作用的有利條件。到1960年，華人從事專業工作和經商的人數，已經超過了從事體力勞動的人數。1959年，美籍華人的平均收入超過了其他美國人。

華人領袖發起了唐人街的重建工作，他們用現今唐人街典型的寶塔形建築來裝飾自己的地帶。面貌一新的唐人街，旅游業興旺發達。華人的節慶和遊行受到警察的保護，並成為招攬大批非華人看客的市政項目。

「華僑」的存在是一種世界現象，從東南亞到加勒比海的廣大地區都有他們的蹤跡，美籍華人只是其中一部分。截至1930年，已有800多萬中國人離鄉背井，遷居各地。這些海外華人在民眾極為貧困的當地社會裡，時常順利地成為店主、商人和銀行老闆，從而引起本土人對他們的忌恨，受到政治迫害和零星的暴力騷擾，與猶太人在歐洲的長期遭遇如出一轍。中國人常被稱為「亞洲的猶太人」。海外華人從事的職業和猶太人極為類似，他們在許多不同的國度里，過著自己獨立的文化和社會生活，這也和猶太人相同。中國人的技能和組織本領，使他們成為許多貧窮國家的有價值的外來戶，而家境富足又使他們成為政治上受打擊的對象。所以，這些國家的政府對華人的態度，一直就是愛憎兼具的。許多拉丁美洲國家對中國移民的態度，向來是時而鼓勵，時而限制。時至1966年，索羅門群島政府還就是否驅逐所有華人問題進行過辯論。在印度尼西亞和墨西哥，都曾發生過對華人的大屠殺。目前在馬來西亞仍存在著就業配額制度，限製作為少數民族的華人找到理想的工作或其他發展經濟的機會，以袒護當地的馬來人。許多在共產黨接管政權后被趕出越南的「船民」都是華裔。

在美國的華人和在其他地方的海外華人不大相同。商人、銀行家和受過教育的人，並不到美國來忍受侮辱、歧視和暴力。來美的是那些貧困的、受教育不多的，而且經常是年輕並缺乏經驗的中國人。

出生在美國的新一代華人子女，遇到了其他移民後代同樣的語言障礙，有時他們到完全隔離的學校去上學（比如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舊金山），或就讀於華人集居區那些華人子女占學生絕大多數的學校。在清一色的華人子弟學校或跟其他種族混雜的學校里，華人子女都學得同樣出色。對華人的一些早期研究表明，他們的智商低於全美平均數。但到20世紀30年代，華裔少年的智商就相當於或高於全美平均數了，而且後來一直如此。紐約唐人街的老師對華裔學生的評價是，和白人學生相比，「他們品行好，聽老師的話，獨立性更強」。在美國出生的華裔青年自然不會受到《排華法案》的掣肘。當時，這些法律禁止非美國公民從事各種職業和行使各種權利。這新一代的美籍華人進入了一個與其父母面臨的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們具備充分的條件在這個世界里大顯身手。

1930年，美國政府對移民法進行了修改，允許少量仍在太平洋彼岸的婦女來美和她們的丈夫團圓。1943年，美國撤銷了1882年的《排華法案》；1945年，新通過的立法允許數量有限的中國移民來美，這些措施減輕了性別比例的不平衡狀況，使得這個注重家庭的民族能過上比較正常的家庭生活。大多數新來的移民是女子，這些女子又多處在適婚的年齡。短短几年，8000多名華人男子把妻子接來美國。其中一些人經歷了幾十年的分離之後重新團聚，時常相對無語，未料此生還能見面。許多男子回中國結婚，按照傳統的方式，請媒人說親。甚至這個時期在美國結婚的華人，由父母或媒人選擇對象的也佔了很大的比例，當然均在不同程度上徵得雙方的同意。

在近代中國，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軟弱無能，導致各種強權和暴力的自治中心，比如家族、軍閥和秘密社會等，近代中國的秘密社會組織，或「堂」，正如義大利南部的黑手黨，曾一度是抵抗和報復外來軍閥壓迫的力量，獲得過廣泛的民眾支持，但他們同時也變成了專門從事敲詐勒索的犯罪分子。這些秘密社會或堂，成為包括美籍華人在內的海外華人社區的一個共同特徵。

著名的美籍華人包括3位諾貝爾獎金得主，都是物理獎。另一美籍華裔物理學家——一名婦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幫助研製了美國第一顆原子彈。在建築領域，貝聿銘的傑出設計聞名於世。他著名的建築設計包括波士頓的漢考克大廈和約翰·F·肯尼迪圖書館，以及位於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國家美術館那引人注目的附加建築。

雖然傳統的華人家庭人口較多，而且直到近期，那些在美國的華人家庭也是如此，但是到1970年，每個華人婦女平均只生有兩個孩子。在35～44歲的華人婦女中，受教育不到9年的人平均生有3.5個孩子，而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婦女，其所生子女則不足3個。

東方學者、科學家和工程專家的學術造詣，一般都比黑人和白人高出一大截。換句話說，比較起來，更多的東方人（這裏指日本人與中國人）獲得過博士學位，特別是那些著名高等學府的博士學位。東方學者發表的作品多於白人和黑人。

儘管嫖妓、吸鴉片、賭博在唐人街盛行，華人男子也還是給撇在中國的老家寄回了可觀的匯款。由於大多數美籍華人來自中國一個省的特定地區，從美國寄回來的匯款就集中到這個地方。這個地方就是台山，台山因而成了中國最富裕的地區之一。該地鋪起了馬路，安裝了電燈。這裏的教育設施直到20世紀中期中國共產黨政府接管時，一直是廣東省最好的。這些學校就是用美籍華人匯來的錢修建和維持的。台山民政項目的資金也是從美籍華人那兒募集來的，洗衣店老闆、餐館工人和其他人士都掏過腰包。按照美國標準，這些人仍處在貧困之中，但按中國標準，他們已經很富裕了。1938～1947年，每年從美國寄往中國的匯款平均達700萬美元。

美國人對待中國移民的態度是苛刻的，有時甚至是粗暴的。華人既不是白種人，又不是基督教徒。而在當時，這兩條缺一不可，無論哪一條都足以構成致命的弱點。華人的長相、衣著、飲食都不同，並遵循著對美國人來說完全陌生的習俗。無論是從文化上或生理上，他們都被看做不能夠被同化的種族。美國人視其為競爭對手，因為他們能吃苦耐勞，工資卻很低，將會降低美國勞工九_九_藏_書的生活水平。美國工會長期不遺餘力地站在排斥華人移民的前列，想把華裔居民趕出美國。1885年在懷俄明州的一個煤礦，華工因罷工而遭到屠殺。只有最重、最臟和最低下的工作才給他們干。鋪設通過加利福尼亞州，穿越謝拉山脈後進人猶他州那段太平洋中央鐵路路軌的勞工，多數是華人。那些試圖淘金的華人，個個都被美國西部淘金營地的白人給趕跑了。1885年，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個華人社區，由於受到一夥暴徒的武力威脅，全部被迫離開。幾乎與此同時，華盛頓州的西雅圖和達科馬兩市也趕走了當地的中國人。類似的事件在溫哥華和阿拉斯加也發生過。

在中國文化中，婦女的作用歷來都是從屬的，至少對外是如此。但是，即便是在中國本土，中國男子也博得了世界上最怕老婆的名聲。在美籍華人當中，單是男女比例失調這個現狀就足以使女人易於佔上風。儘管華人丈夫對外是一家之主，但是妻子決定家中大事的現象很普遍，而且不限於家務事。

最初的華人移民幾乎都是男性。這和其他種族的情況一樣，表明移居美國只是嘗試性的，而不是永久性的。許多人與其說是移民，不如說是旅居者。早期來美的華人，約有一半並沒有留居下來。1880年，華人離美的數字已超過入美的數字。這部分是由於他們本來就有在美國賺了錢就回國的打算，部分是由於在美國令人不愉快的經歷造成的。

幾十年來，大多數美籍華人來自同一個省的同一個地區，現在，他們也開始像來自地方主義與中國同樣盛行的國家即義大利的移民那樣，受到內部分裂的困擾。那些在美國已站住腳跟的華人，對新移民和他們的諸多問題感到惱火，不僅抱怨他們直接造成的問題，而且覺得這些新移民給整個美籍華人帶來了羞辱，連累了自己。

現在美國華人男性僅比女性多11%。而且此種兩性不平衡現象主要存在於早年來美的老一輩人當中。在適婚年齡段的美籍華人當中，兩性數目已大體平衡。和在其他許多領域一樣，這一點也反映華裔有很大的進步。美籍華人的家庭都很穩定，約佔總數90%的華人家庭是完整的家庭。近80%的在35～45歲之間的華人男子，已經結婚並和妻子生活在一起。和性別失調時期異族通婚率很高的情形相比，現在有87%的華人男子娶的是華人女子。離婚的美籍華人不到10%。

隨著這種明顯的經濟地位的上升，美籍華人的居住地開始分散開來。大多數美籍華人已不再住在唐人街，唐人街的居民只是那些早期移民當中因無法返回祖國而被困在美國的上了年紀的老華僑，以及那些重蹈早期華人貧困經歷的新一代華人難民。這些難民在中國餐館或輕工業部門幹活，工時長、工資低。上了年紀的老華僑和新來的難民的存在，突出了下述兩個矛盾的事實：一是儘管美籍華人作為一個整體，工資高於全美平均數，但是唐人街低收入的華人卻特別多；二是儘管美籍華人作為一個整體，所受教育的水平（和質量）高於一般水平，但美籍華人當中的文盲比例卻遠遠高於全美平均數（是黑人的好幾倍）。

即便是在他們狹小的圈子裡，華人仍然繼續遭受法律的騷擾。華人開辦的或按中國方式經營的企業，被課以特別稅和附加費。例如，在19世紀的舊金山，對那些不用輕便馬車將洗好的衣服送還顧客的洗衣店所徵收的執照費，就要比一般的高得多，而且，中國人用扁擔挑著籃子送衣服的方式，也被認定是違規行為。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移居美國的華人，絕大部分來自中國南方的一個省份，即廣東省。而且，他們的籍貫非常集中，多屬廣東省7個地區之一的台山。在中國這樣一個地區差別很大的國家裡，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原來那批美籍華人的語言是台山方言，類似廣東話，但和中國通用的語言相去如此之遠，以致相互難以溝通。儘管長期以來，中國的書面語言是相同的，但口語的差別相當之大，存在著許多彼此互不相通的方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移居美國的華人一般說普通話，從而在他們自己和原有的在美華人之間形成了一種語言隔閡。

自從實施嚴厲的移民限制以後，私運中國人來美成了一樁很大的買賣。一些人為了移民而偷渡來美，但也有許多是女人，其中一些人淪為妓|女。為娼者有的是出於自願，也有的是出於被迫。

在19世紀最後的25年裡，唐人街不僅對華人，而且對那些醉心於嫖娼、賭博和吸毒的白人來說，都是罪惡的淵藪。華人把鴉片引進美國。經常光顧唐人街紅燈區的白人，都是些流氓和惡棍。唐人街幫派的暴力行為本來就隨時可能爆發，這批白人歹徒再來，就進一步加劇了那裡的危險性。當時，唐人街那種破舊不堪、藏污納垢和暴力橫行的狀況，恰好被反華分子用來作為限制華人入境的口實，儘管在實際上，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正是當時實施的排斥華人移民的政策。

和其他種族不同，美國的華人人口在過去幾十年呈下降趨勢。1890年，美國有107000名華人，而1920年卻只有61000名。華人有的去世了，有的離境了，然而卻很少有人來填補缺口。但人口下降的趨勢最終扭轉了過來，因為婦女的比例增長了，越來越多的華人孩子在美國出生。1930年，美籍華人的數目增長到75000人，到1950年，甚至高於1890年華人人口高峰期的107000人。

今天的美籍華人，在收入方面優於一般的美國人，職業地位也較高。1/4的就業美籍華人是在科學和專門領域工作。儘管曾經遭到美國歷史上任何移民都未曾遇到的最嚴重的歧視和暴力，華人還是上升到了今天這樣的地位。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他們被局限在狹小的就業範圍之內，但他們在這些行業中取得了成功，後來當機會終於到來時，他們又向別的領域擴展。華人今天的成功，基本上取決於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他們比別人多幹活，並受過更多（也更良好）的教育。大約1/5的華人家庭有3個或更多的人在掙錢，而相比之下，這樣的波多黎各人家庭的比例是1/13，印第安人家庭的比例是1/10，白人家庭的比例是1/8。華人只在工作和受教育方面一直佔有優勢，和其他美國人相比，他們在其他方面並無優勢可言。也就是說，對一個有既定數目的就業成員和家長受過既定程度教育的華人家庭來說，收入僅相當於這類美國家庭的平均水平，有時還略低於平均水平，試看下列統計表。

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人離開了或被趕出了礦區、農田和鐵路。他們大多在加州的一些城市裡安頓下來，也有一些人往東部搬遷。那些僱用華人的美國老闆，時常受到騷擾和威脅，所以華人就業無門，只能自謀出路或者去做家僕。在幾十年的時間內，他們的主要職業就是開洗衣店。中國餐館是另一項就業渠道。這些餐館大都坐落在華人社區或唐人街，竭力讓人感到不是在與白人競爭。甚至時至1920年，在美國有一半以上受雇的華人在洗衣店或在餐館幹活。洗衣店的數量遠遠超過餐館的數量，因為洗衣店不需要很多的本錢，也不要懂多少英語就能開張。儘管被嚴格地限制在這兩種職業領域，華人還是藉此而獲得了成https://read.99csw.com功。華人的手工洗衣店成為美國一項不可或缺的行當。中國餐館供應的食品也是如此，炒雜碎、炒麵、炒飯，雖然樣樣都不是地道的中國菜，但卻成了美國人喜愛的佳肴。除此之外，唐人街還開了華人食品雜貨鋪，提供各種符合華人胃口的食品。

除了家族之外，還出現了各種各樣的互助組織。這些組織起到就業介紹所、輪流借貸協會、調解機構和社會團體的作用。因為這種互助組織有多項功能，所以它能贏得華人的尊重或認可。沒有這種組織，這些流落異國他鄉的苦命人就將失去許多必需的服務和享受。各種華人互助組織最後終於合併為華人慈善總會，一般稱做「六公司」，形成唐人街的統一聲音，併為在美國的所有華人說話。

紐約唐人街有一半以上的男子在餐館里幹活，3/4的婦女在唐人街的服裝店裡踩縫紉機。在紐約的唐人街，生活在貧困中的家庭的比例是該市平均數的兩倍。因為長時間地工作，特別是多在晚間營業的餐館里幹活，許多移民家庭在一起進餐的機會很少，整個星期也沒有幾次。家裡沒人管，孩子是在馬路上長大的。在其他城市，香港華人的生活情形亦大體如此。

也許早期中國移民的最大悲劇，就是這個如此重視家庭的民族被剝奪了在美組成家庭的可能性。1882年，美國單方面地降低中國人移美的數量，結果造成華人兩性比例失調，其程度之嚴重，超過任何別的種族。1860年，在美華人的男女比例約為20∶1，到1890年更上升到27∶1。時至1930年，這個比例仍為4∶1。很明顯，在這種情況下，許多早期的華人無從繁衍後代。這意味著，華人作為一個種族群體，融入美國文化的時間被耽誤了。在美國出生的第二代華人幾乎沒有，直到1940年大多數華人仍然不是在美國出生的，所以無從通過學校來學習英語和美國習俗，更談不上像其他種族那樣有第二代孩子來幫助其父母去適應美國文化了。華人男子常被困在美國，既不能過正常的家庭生活，又因為貧困而不能返回祖國。在一個既不為人所需而他們自己也不想待下去的國度里，數以千計本來就沒有打算終生留居美國的華人，孤獨地度過了他們的一生。

美籍華人歷來是世界華僑大軍中的一個極小的組成部分。他們的經歷清楚地體現出他們隨身帶來的文化與他們在美國所處的環境這二者之間的相互作用。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和文化，可以追溯到基督降生之前的幾千年。中國曾在很長的時期內一直是世界上經濟、技術和社會組織最先進的國家。中國在11世紀所達到的經濟發展水平，任何一個歐洲國家在18世紀之前都沒能趕上。現存最古老的一本印刷書籍，是公元9世紀在中國印刷出來的。中國的鑄鐵術比歐洲要早1000年。在10～12世紀的宋朝，中國就有了鋼鐵工業，年產生鐵十多萬噸。馬可·波羅在中國發現了一個有200萬人口的城市，而當時歐洲最大城市的居民也不超過區區5萬人。時至16世紀，中國仍具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

在政界，華裔只是最近才初露鋒芒。最早擔任公職的美籍華裔當中有W·F·翁（音譯）。他在1946年由一個白人佔主導地位、華人僅有13名的選區入選亞利桑那州的立法機關。最著名的美籍華裔政要是海勒姆·馮。馮於1959年之前在美國領地夏威夷的立法機關任職達14年之久，1959～1976年，他是代表夏威夷州的美國參議員。

中國人在夏威夷的經歷，比在美國本土要好得多。波利尼西亞人和白人開始時的友好關係，在各種族間，包括混血人種之間已經開創了一種比較融洽的氣氛。中國移民中單身的男子特別多，導致他們與夏威夷女子聯姻，而在美國本土，華人與白人女子的婚姻在社會上和法律上都是受到禁止的。1884年華人人口曾達夏威夷人口的22%。在以後的年代里，其他種族人口大量湧入夏威夷，從而降低了華人的比例。1898年夏威夷併入美國時，《排華法案》也隨之延伸到這塊領土。

經濟和社會壓力有武力做後盾。存在於中國和其他海外華人社區的秘密社團或堂，也存在於美國的各唐人街。19世紀，秘密社團的殺手用斧頭做武器去行兇，於是美國英文里出現了「斧手」一詞。這個詞現可指代進行各種罪惡活動的人。但秘密社團的斧頭，漸漸演變為左輪手槍和機關槍，這也可算是被美國社會同化的一部分吧。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一些中國人湧入當時的英國殖民地香港，其中許多人最終輾轉來到了美國。美國移民法的不斷修改，使得美國的華人人口在20世紀60年代幾乎翻了一番，從237000人增加到435000人。新來的華人，不少就在大多數美籍華人已經或正在離開的唐人街定居下來。1960年，在舊金山的全美最大的華人社區，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密度是該市平均密度的3倍，3年後又增至6倍。紐約、洛杉磯、波士頓和芝加哥的華人人口，在20世紀60年代均增加一倍以上。每年大約有20000多名中國人從香港和台灣合法地進入美國，而且據估計，每年還有同樣數目的華人非法入境。

各個堂具有劃定的妓院、賭博和吸鴉片的勢力範圍，早期唐人街的大多數居民無家可歸，身邊也沒有女人，所以賭嫖和吸食鴉片在他們中間十分盛行。各堂之間不時爆發零星的暴力衝突。19世紀唐人街爆發的「堂戰」尤其血腥。進入20世紀后，堂戰仍不時打響，一直延續到1931年。儘管發生過轟動報界的聳人聽聞的堂戰，但大多數美籍華人素來是文靜而平和的。

猶如在中國一樣，家族在美國的華人中勢力很強大。家族的首領既有經濟實力又有社會影響。一個華裔商人通常掌握著一個家族的領導權，在商店附近為其族人提供住宿，給他們以接濟、關照和庇護，也幫他們打開門路。因為在美國華人人數比較少，一些家族就聯合起來成為一個大家族。家族保守生意上的秘密，並限制新商店、洗衣店和餐館的開辦。不同的家族統治著不同城市的唐人街。

美國人對中國的普遍同情，特別是中國遭到日本入侵之後，使得美國人更能接受華人。華人被視為一個安靜而有秩序的種族，居住在一個不發生問題的社區里，或至少其問題難得引起外界注意的社區里。

於是，在全美各大商埠的唐人街，從紐約到檀香山，犯罪和暴力顯著地增多。香港華人青少年幫派分子侮辱和騷擾唐人街的經濟所賴以生存的遊客。他們還參与毀壞他人財物、暴力行為以及敲詐、偷竊、恐怖和謀殺等犯罪活動。正如其他種族的青少年幫派成員一樣，他們「穿著花里胡哨的衣服，在唐人街招搖過市」。幫派之間爆發格鬥時，常有雙方成員陳屍街頭。1973年，紐約的唐人街發生了約200起青少年幫派謀殺案，這在上一代華人中是從沒聽說過的。在舊金山的唐人街，僅一個青少年幫會就有400名成員。一些華人青少年幫派還在各個城市設有九九藏書分支。

這批新移民與老移民大不相同。傳統的華人社區是由來自中國一個特定的地區性文化的人們所組成的，這種文化縱然在中國已被改變，但它在美國卻被精心地保留下來。唐人街不僅有牢固的核心家庭，而且有諸如家族、堂和「六公司」這樣一些盤根錯節的社區組織。香港華人不屬該文化的一部分，他們既不會說也聽不懂流行於美國唐人街的台山方言。但他們也不會講英語，因而也不易打入美國社會。雖然都是從香港來到美國，但他們在中國的祖籍是各不相同的。

雖然大多數華人男子隻身獨居，但他們實際上並非光棍漢。1910年，生活在美國的華人男子已婚的超過單身的，只是大多數人的妻子不在美國罷了。

儘管早期美籍華人的就業機會十分有限，唐人街仍能照顧自己同胞中的貧困者。甚至像1906年舊金山大地震和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這樣一些浩劫，都沒能迫使華人向公共救濟伸手求援。雖然1906年強烈地震之後的大火燒毀了唐人街，造成許多人無家可歸，但舊金山華人得到的接濟遠遠低於按人數應得的份額，而申請公共援助的人甚至更少。該地的華人社區組織從其他城市的華人那裡籌集資金給受災戶提供救濟，使其重建家園。

香港華人中的成年人很勤勞，並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作為沒專長、未適應美國文化和非法的新近入境者，他們拚命幹活，工資卻很低，住在十分擁擠而又破敗不堪的房子里，屋裡到處都是老鼠和蟑螂。一些人為了能夠移民美國，當初曾用大筆金錢賄賂香港官員，或花錢買通走私者把他們偷渡到美國，所以現在只好勒緊褲帶還債。

唐人街社區的領袖人物，在處理香港華人時一直進退維谷。因為唐人街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旅游業，公開討論貧困、犯罪和暴力等問題，將會減少遊客數量，從而影響當地居民的生計和華人領袖的賺錢生意。他們很不願意申請聯邦政府的各種反貧困計劃項目，也不想請政府介入社區事務，因為這樣一來，社區內不合法的狀況，特別是牽涉到移民、住房和工作條件等，無疑將會暴露出來。他們通過出錢收買或嚇走香港華人青少年幫派分子的辦法，來尋求內部解決。在紐約，許多華人餐館免費讓幫派分子吃飯。一些唐人街的企業付給他們「保護」費。舊金山的一些堂僱用青少年幫派成員作賭窩的看門人或去對付其他幫派。

許多美籍華人在商界也財運亨通。早在1939年，一個名叫喬·宋（音譯）的華人移民勞工創建了幾個聯號商店，為此而成了加利福尼亞的第二巨富。小傑拉德·蔡（音譯）如今是華爾街一家擁有4億多美元資產的公司的總裁。另一美籍華人C·Y·董（音譯）是世界上最大獨資船主之一，曾為一艘船花了300萬美元。

香港華人不僅來自中國的不同地區，而且在香港已經部分地西方化了。傳統的中國價值觀和約束力——特別是家庭——在他們中間已經不像在美籍華人中那樣強大有力。來自香港華人家庭的青年人和來自傳統美籍華人家庭的青年人，二者之間的差異尤為顯著。傳統的華人青年忙於學校功課，有時公立學校放學后，還得上華人學校補習，或者到自家開的商店幫忙。在美國化的進程中，儘管代與代之間難免會發生衝突，但傳統的美籍華人青年很少會惹上警察或法官，而新來的香港華人青年，卻常常在學校里和馬路上捅婁子。他們瞧不起中國餐館和商店為沒有專長的人提供的「低下」工作，於是就在街頭閒蕩，參与幫派流氓活動。

到1851年，加利福尼亞州已有25000名華人。到1870年，美國有63000名華人，幾乎都分佈在西海岸。1880年，大約有6000名華人來到美國；1881年，入美人數又增加了一倍；1882年，又增加了4倍。後來，一項旨在排斥中國人的移民法，把華人的流入量在1890年前一直壓低在千人之下，1890年回升到1716人。

20世紀最初的幾十年裡，唐人街內部的權力平衡，不利於作惡多端的堂。「六公司」責令其成員商家拒絕再向堂支付保護費。唐人街的居民開始和警察合作，追捕和起訴犯罪分子以及那些長期包庇堂的腐敗警察。這都是先前聞所未聞的。無法加以根除的有傷風化的活動（賭博已是廣東人根深蒂固的陋俗）則被迫轉入地下。在那些想吸引觀光客的華商的壓力下，仍在營業的賭窩被限制在遊客的視野之外，也不準對華人社區之外的陌生人開放。

中國赴美移民的大門幾乎徹底被關閉，這給在美的華人帶來了深遠的災難性後果。因為早期的華人移民差不多都是男性，所以對絕大多數在美的華人來說，過正常的社會或家庭生活的一切希望就全部落空了。許多華人在國內有妻子兒女，終生難以見面。由於就業機會受到嚴格的限制，許多人付不起回國恢復正常生活的盤纏。來美國的旅費尚可以待抵美后做苦工去墊付，但從美國回國——是到歐洲路程的兩倍多——則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作為旅居者來美的許多人，就這樣被永久地困在了美國。另一些本打算和家人在美定居的人，現在既不能把家人帶來，本人也無法成為美國公民，真是進退兩難。

19世紀華人與白人直接競爭時的那種猖獗的反華情緒，在華人退縮到自己的土地，既不進行競爭也不加以反抗之後，白人不可能永久地保持其狂熱的勢頭。唐人街此後成了旅遊勝地。華人的內部組織謹慎地保持著唐人街的觀瞻，儘可能地自己處理貧困和其他問題，幾乎沒有再觸發過政治抗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