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他國家不同，日本沒有把它的那些筋疲力盡、貧困潦倒及蜷縮一團的勞苦大眾送給美國。在向美國移民這一點，日本人與眾不同。日本移民是經過嚴格挑選的優秀公民，但他們通常也不是來自富裕家庭。日本移民帶往美國的平均盤纏，從1896年的11美元到1904年的26美元不等。在這方面，他們更像窮困的東南歐國家的移民，而不像西北歐國家的移民。他們的可取之處不在於有錢，而在於有本領。

明治時代的日本，從1876年開始在中學里開設英語課，並允許建立基督教教堂和學校；日本領導人和知識分子對美國及美國生活方式公開表示強烈的好感。美國被描述為「人間天堂」，並因為它結束了日本的閉關狀態而被視為「恩人」，美國的自由被讚美成既令人羡慕又值得仿效的東西。政府發行的教科書把富蘭克林和林肯樹為典範，教日本孩子向他們學習，其程度遠遠勝過對日本自己民族英雄的崇拜。也許從來沒有哪一個民族像明治時代的日本人那樣，給自己灌輸了如此之多的美國生活方式。明治時代遷居美國的那批日本人的子孫後代，則一直把贏得美國人的接受和尊敬作為奮鬥的主要目標。

按照任何一種指標來衡量，美籍日本人正在日益變得美國化。從全美來講，1970年約有12%的已婚日裔男性和1/3的已婚女性，其配偶是異族人。在20世紀70年代初的洛杉磯，美籍日本人的婚姻大約有一半是異族良緣。在夏威夷也是如此。現在日裔青年學生的平均成績比起他們的前輩來顯得遜色，正在漸漸地跌落到正常美國學生的水平，而社會問題卻日趨嚴重起來。

可是也有許多人在美國留下了。在19世紀80年代及19世紀90年代，持政府頒發的旅美護照的日本人後來交回護照的不到半數，而去俄國或中國的大部分日本人都把其護照還給了政府。在夏威夷，日本人兩性比例失調的狀況較為輕微，但仍然是夠嚴重的。1900年，夏威夷的日本女性對男性比例為1∶3.5，1910年為1∶2。到了1930年，男性比女性僅多出16%。所以，暫時性和試探性是日本人向美國移民的一個明顯的特點。日本政府事實上將其移民看做暫時性的，而美國因反對華人而制定的法律也使得亞洲人無法申請美國國籍。即使如此，許多人還是作出了留下來的選擇。

日本長期以來曾是世界上最孤立的國家之一。第一部《大英百科全書》於18世紀問世時，西方所知道的日本只佔了一句話的篇幅，即僅僅標明其所處的經緯度而已。直至19世紀中葉，也只有長崎這一港口城市才被允許與外界保持十分有限的接觸。日本的孤立狀態於1854年被強行結束。當時，佩利將軍率領一支美軍海軍進駐東京灣，誘使日本政府簽訂一項條約，該條約賦予美國人有更為廣泛進入日本的自由。此舉不僅使日本有機會接觸西方的思想和技術，而且也揭示了一個痛苦的事實，即日本當時比西方落後到何等程度，其閉關自守的代價又何等之大。從某種意義上說，它為日本此後100年的政治發展確立了議事日程：趕上並超過西方。日本對西方的感情很複雜，既憎惡其傲慢，又欣賞其賴以稱雄的成就。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是一個對西方完全著了迷的國家，正是那個時代的日本移民到了美國，也正是那個時代的日本文化和價值觀，在日裔美國人社區中佔據著主導地位，直到日本本國發生重大變化之後很久，此種情況仍然故我。在別的時代移居其他國家的日本帶著的文化與此大不相同。正如一位20世紀的日本作家所說：「如果你想看大正時代的日本（1912～1926年），請去巴西；如果想見識明治時代的日本（1868～1912年），請去美國。」

第一代的男性移民，是由日本政府挑選出來的身體健康、品德優秀而且願意賣力的一批青壯年。他們成長在一個日本民族決心接受並仿效美國生活方式的時代。那些漂洋過海去與在美的日本男子完婚的女子，可謂相當的保守而溫順，甘心繞地球半圈，和由父母選中的但連面也沒見過的男子結合。就價值觀念和自律精神而言，這些男子和女子都是非同一般的。他們追隨著明治時代已成為日本文化一部分的美國理想，而日本在世界舞台上日益升高的地位，又使他們得以保持作為日本人的自豪感。

儘管第一代日本移民遭受了巨大而不可彌補的損失，但對第二代人來說，拘留營成了他們邁入美國社會的開端，從此就沿著社會和經濟的階梯青雲直上。原來那種狹隘的種族牢籠被打破了。他們再也不必步其父輩的後塵，僅僅從事少數幾種職業了。在拘留營里，日裔美國人比平時的工作面更廣。未進拘留營時，由於受營業執照和其他限制性措施的影響，他們職業的選擇面較窄。因為第二代日裔是美國公民，他們在被拘留的人中享有特權，首批釋放的人中他們佔大多數。他們遷到東部或中西部之後，門路就更廣了。無論是作為高校學生還是在部隊當兵，他們都以自己的獻身精神贏得了其他美國人的接納和支持。

在日本人比例較大（20%以上）的夏威夷，對日本人的驚恐反倒不那麼厲害。可是，即使在夏威夷，日本人在工資上照常受到歧視，要晉陞到技術崗位也到處受到刁難。1909年日本農業工人的一次罷工，更惡化了白人和日本人之間的關係，儘管它給日裔田間農工帶來了某些好處。

當日裔美國人成為農場主或僱用日本農工的僱主時，在工資上對第一代日本移民的歧視也就隨之減弱了。最初，白人農工按計時制掙得的工資比日本人高，但當使用計件辦法時，他們就掙不過日本人了，因為日裔農工的工作效率高。日裔農場主付給日裔農工的工資比白人農場主給的要高，這樣就迫使白人農場主提高日裔僱工的工資。1909年後，對日裔農工的歧視幾乎不復存在了。再過10年之後，由於日本人的高效率，日本農工的收入實際上高於白人農工，這種高效率此時已得到普遍的承認。

日本人在美國生活的諸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從美國東海岸的西海岸的某些建築物上，可以發現日裔建築師山崎實那美觀而富有想象力的設計。他的傑作包括普林斯頓大學的伍德羅·威爾遜公共關係學院、奧柏林音樂學院、聖路易斯機場和西雅圖世界博覽會會館。S·I·早川早在出任舊金山州立學院院長，嗣後又當選為美國參議員而廣為世人所知之前很久，就在語言學界確立了他的崇高學術聲譽。美籍日本人在美國本土參政相對較晚，但在夏威夷卻一直很活躍。他們在夏威夷的人口比例比在其他地方要高。1959年，井上建，這位在「二戰」中失去一隻胳膊並在戰場上被提升為軍官的日裔英雄，被選進美國眾議院，後來入選美國參議院。1976年，夏威夷把松永正幸選入美國參議院，他是第三位日裔美國參議員。占人口不到0.5%的日本人產生了3位參議員，占參院成員的3%！這象徵著美籍日本人的傑出成就。

《外籍人土地法》是否真正有效地阻止了日本人的經濟進取，大可打個問號。1913年的《外籍人土地法》頒布后，第一次世界大戰緊接著就爆發了。由於許多白人農工離開農場而到工廠里去掙大錢，充當佃農的日本人就供不應求。況且，法律上的不少漏洞也使許多更繁榮的佃農得以成為實際上的土地所有者。他們在美國生養的子女是第二代，這第二代是土生土長的美國公民，可以擁有土地，并行使他們父母被剝奪了的其他權利。日本家庭以孩子的名義擁有大量土地。有時，日本人向同情他們的白人買進土地，但在法律上並沒有辦理過戶手續，由他們耕作，這種土地和自己的沒有什麼兩樣。為了逃避《外籍人土地法》，還成立過許多有名無實的公司。到了19https://read.99csw.com20年，這些逃避手段已是如此的普遍和盡人皆知，以致通過了一項新的法律來堵住漏洞。這項新法律作為動議案以3∶1的多數票獲得通過。1920年的《外籍人土地法》不僅禁止無權申請國籍的客籍人（亞洲人）擁有土地，而且禁止他們租借土地，並試圖禁止以在美出生的子女的名義擁有土地所有權的做法。但法院裁決和新的逃避措施使得日本人能夠繼續在加州農業中生存下去。直至1940年，大部分受雇的日本男性仍然是農場主。該項法律在減少日本人佔有土地的數量方面並非完全無效，也給日本人經濟上的騰飛設置了巨大的障礙，但卻沒有完全把他們困住。其中一個原因是，土生土長的日裔美國人佔了越來越大的比例，因而不受針對「無權申請國籍的客籍人」的法律的限制。《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使法律不能故意把日本人挑出來作為它的受害者。到1930年，美國本土上的日裔美國人幾乎有一半是土生土長的。到1940年，加州全部的商品蔬菜，約有1/3是由日裔美國人種植的。

可是，第二代日裔受到良好教育，會講英語，而且因為是美國公民，在職業選擇上自由度較大，並有本領對付僱主抱有的無形偏見。早在1940年，日裔美國人的受教育程度就比白人要高，這個差距在下一個10年進一步拉大。他們在大學幾乎從來不攻讀文科學位，而偏重應用學科，比如工程、眼鏡技術或企業管理等。

隨著日裔美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的上升，加之戰後美國的種族主義普遍退潮，日裔美國人的居住模式更為分散了，和其他種族通婚也多起來了。從事高級白領工作的第二代日本人，喜歡住在白人占絕大多數的街區，不喜歡加入日本人的種族組織。其實，在美國本土，清一色的日本街坊幾乎看不到。隨著職業上和住宅上的日益分散，與異族通婚現象更普遍了。在20世紀20年代的洛杉磯，日裔美國人的婚姻有2%含有異族配偶。而在戰後的最初幾年裡，這個數字上升至11%～12%。到20世紀50年代末，這個數字躍到了20%。夏威夷的情況也差不多。

日本向海外移民始於明治維新的頭一年，即1868年。是年有148名合同工從日本駛往夏威夷。夏威夷和日本人之間的相互不滿，導致日本政府出面干涉，當即遣送一批人回國，並在其後許多年內規定不準其他日本人去夏威夷。日本對海外的日僑十分關心，國家有能力和威望為其撐腰，這使日本有別於當時的中國。中國當時太弱，自身也難免不被瓜分，根本談不上替海外華僑講話。總的來說，日本政府保護其海外僑民工作條件的有效性，不容誇大。然而，這種保護確實是存在的，是所在國政府不可不認真對待的。

正如其他操著外語、吃著特別食物的種族一樣，日本移民經常在一起幹活，由本國的勞務合同商進行監督。日本移民的節儉和勤奮的標兵，以低於美國標準而高於日本標準的工資銖積寸累，從不懈怠。當實行計時而不是計件工資時，日本人一開始的工資收入比白人偏低（約低14%）。但是，一半的日本要麼是合同工人，要麼是計件制工人。在這兩種情況下，他們比做同一工作的白人收入來得高。

美國人對日本的氣憤與恐懼，一股腦兒發泄到美籍日本人身上。對日本人進行辱罵和施暴時有發生，聯邦調查局則以美國安全的潛在危險為借口，搜捕了約15000名日裔美國人。這次搜捕得到日裔領導人的公開支持，他們把本族年長者的親日立場看做是對美國的不忠，是對一般日裔美國人的威脅。可是，對日本人的此種歇斯底里發作和搜捕的範圍不斷擴大，隨時都可能發生。1942年2月，羅斯福總統簽署一項行政命令，授權軍隊可以將「有關人等」從軍方指定的「軍事地區」內趕走，「安置」在其他地方。雖然這項行政命令沒有明文使用「美籍日本人」一詞，但實際上在西海岸大批被抓走的就是他們，與別的種族無涉。在1942年3月至11月間，有10萬名日本人，包括男女老少，被運往加州到阿肯色州一帶荒無人煙的各個巨大的拘留營。這一帶是「以前沒人住過，其後也沒人住過的」不毛之地。

就國內而言，日本在明治維新時的難題是，既要維持傳統式的控制，又需廢除封建主義，有選擇地採納西方觀念，包括資本主義和現代技術。這一過程勢必牽涉到社會動蕩和政治緊張。關於財產和契約的現代概念，給了農民以行動和擇業的自由，但也使地主在有利可圖的情況下可以隨時把佃農從土地上趕跑。舊的武士階層被贖金打發掉了，隨之在經濟和社會上日趨沒落，那些為武士服務的商人和手藝人也跟著走了下坡路。新興的出口市場給一些行業帶來興旺，比如絲綢和產茶。但是，進口方面的競爭卻迫使另一些行業日益蕭條，比如棉布生產。占人口80%的農民，繼續處在德川幕府的苛稅重壓之下，他們也繼續像在德川幕府時代那樣屢屢起來造反。

美國在戰時需要大量的人力，這種情況甚至沒等到所有的日裔美國人被趕到鐵絲網之內，就開始改善拘留計劃了。1942年春，某些季節性農業工人獲准離開拘留營，以緩解農業勞力的短缺。後來，只要這些農工在軍事地區範圍之外幹活，再通過忠誠審查的話，他們便可以永遠地遷到那裡去居住。1942年夏，幾百名第一代日本移民鐵路工人被允許回到東俄勒岡州繼續幹活。4000多名第二代日裔大學生被允許離開拘留營去繼續求學，他們去了東部或中西部，意在迴避而不是抵抗「軍事需要」這個政策，該政策是西部防衛司令部為大拘留製造的借口。負責拘留營的文官當局，總的說來對日本人比較同情，他們制訂的釋放各種具備特殊情況的日本人的計劃，屢屢遭到軍方的譴責。可到了最後，連軍方的高級長官也開始在打日裔勞動力的算盤了。於是在1943年1月，美國陸軍開始徵招先前因被划為「敵僑」而無資格參軍的第二代日本人去服役。儘管情況很反常，而晚一些被拘留的日本年輕人仍感到一肚子委屈，但那些有資格參軍的人還是抓住了這個機會，以便在戰場上證明他們對美國的忠誠。

日本人在明治維新時對西方的洞悉，一方面使日本人感到自慚形穢，另一方面也引發出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這種情緒時常被日本人自己看成是一種心理上的補償。明治維新時，在日本出版物中，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常常是兩大并行主題。例如，19世紀80年代，一位日本作家直率地斷言，日本人「沒有能力」；另一位作家寫道：「日本國民的理解力遲鈍，體格弱小。」而極端民族主義、傳統主義以及軍國主義，則是與此針鋒相對的三種情緒反應。把天皇奉為大和民族的神聖領袖，是明治後期的產物，當時對天皇的崇拜尚未達到後來那種盛行的程度。當對天皇的崇拜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時，美國的日本移民已是成人了，他們對崇拜天皇以及日本極端民族主義的其他方面，均持強烈的批評態度，以致許多美籍日本人的著作在日本被禁。

如表所示，日裔單收入家庭的收入並不都比同類美國家庭來得高。但是美籍日本人的平均收入要比全美平均線高出32%，而本表所列各類家庭都沒有顯示出如此大的差距，這該作何解釋呢？原因是日裔大多分佈在高收入類別，他們就業的比例高，而且有更多的人列在教育水平高的檔次里。

在明治幕府當政時的日本，人們不能再像在封建時代那樣簡單地遵循現成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他們不得不尋找工作，以圖在世界上找個立足之地。許多人去海外尋找機會，因為海外的生活水平比日本高出許多。當時美國工人的工資為日本工人的5～10倍。雖然日本人歷來是不肯離鄉背井的，但明治時期新的經濟狀況卻使得國內的遷居現象到處可見，有些人進入城市，有些人成了在全國漂泊不定的流動工人。鄉土觀念與流動工作方式之間的衝突，使外出謀生的人最後還是重歸故里。許多為了尋找經濟出路而遠離家門，在國內奔波或闖蕩到國外，但最終還是葉落歸根，回到鄉里和家人及鄰居住在一起，與祖先葬在一起。離開家鄉，奔赴一個陌生的國土不被看成是移居，而被看成是一種旅居，就像義大利人ｒeａｄ•9９ｃsｗ.com和中國人那樣。可是，雖然許多日本人實現了回鄉的宿願，另有許多人卻沒有這樣做，這也和義大利人和中國人差不多。

到1959年，美國本土上的日裔男性掙的工資，相當於白人的99%。就所有的日裔男性（包括在夏威夷的）來說，他們的收入是同年齡組白人的98%。到了1969年，日裔的平均收入比全美平均水平高出11%，平均家庭收入則高出32%。日裔美國本土上幹得比在夏威夷還要漂亮。這表明戰時拘留不一定就給日本人造成什麼永久性的不良影響。相反，如果僅從經濟角度來看的話，還可能起了積極作用。因為它使第二代日裔從父母的小算盤中解放出來，尤其是他們可以不必繼承家業，而另闢新徑。在這方面，許多日裔美國人自己，包括參議員S·I·早川，都認為戰時拘留反倒有利於他們從長計議，最後得以飛黃騰達。

大規模拘留對日裔美國人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僅經濟損失一項就十分巨大。在被迫去拘留營之前，他們匆忙地把房子、傢具及其他財產賣掉。他們苦心經營了一輩子的企業，必須在幾周之內清算了結。以1942年的價格折算，據美國政府自己估計，日裔美國人遭受的經濟損失在4億美元左右。除了經濟損失之外，許多人蒙受了委屈，被迫離鄉背井。美籍日本人公民團領導人也遭到致命的一擊，他們還代表第二代日裔，正在努力爭當優秀的美國公民並被美國人接受呢！由於認識到反對拘留政策是徒勞的，加上反對拘留政策會引起對美國不忠的嫌疑，美籍日本人公民團的官方立場，是遵從拘留政策。但是，公民團的這種立場，立即招致那些認為拘留政策是種族主義大棒的日裔美國人的憤怒和蔑視，儘管他們先前也曾竭力爭取當美國良民。被拘留的日本人有時會產生嚴重的內訌。一些更好戰的反抗者宣布放棄他們的美國國籍，甚至以武力威脅同伴，迫使他們跟著干。

隨著第二代人進入成年，他們成立了自己單獨的組織，並在後來合併為「美籍日本人公民團」。該團最終取代了作為美籍日本人的集體代言人的「日本人聯誼會」，在文化和政治上大力推進美國化。與父輩不同的是，第二代人在法律上已不受歧視。他們致力於使自己被美國社會所接納，他們所受的教育和文化熏陶使他們有資格這樣做。

離開日本者通常既非最低層又非最高層的人。公道地說，日本向來以苦幹和節儉聞名，但這並非所有階層人士共有的特徵。日本在明治時代存在著某些下等階層的人，他們「右手掙的錢很快被左手花掉」，一領到錢便紛紛曠工。這樣的人當然沒有去美國。貴族自然也不會去美國。去夏威夷或美國的日本人，皆屬雄心勃勃的年輕人，他們條件有限，出身農民。他們能讓家長或村上有名望的人當擔保人，並同意支付他們的旅行費用。

許多回國的日本人，不僅可以償還旅行費用，而且有足夠的錢購買大量的農田或去經商。在日本的一些村子，如果在美國有許多移民，或有從美國歸來的移民，那麼，即使以前再窮，也往往比其他村子明顯富裕多了。他們的房子顯得更加華麗，且結構常常是西方式樣的。從整個國家來看，這筆錢對日本的國際收支平衡很有意義。從地區來講，比如在廣島區，僑匯總額高達整個區政府開支的一半以上。簡言之，在美國的日本移民對日本是十分重要的。天曉得，也許就是因為在美掙的錢把廣島建成了這樣一個工業中心，才使它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一個首要軍事目標。

約88%的日裔是在美國出生的美國人，但在25～64歲的男性中，近70%的人只是第二代美國人。他們的收入高於全美平均水平，原因有二，即地理位置和城市化程度。不到5%的人住在低收入的南方，大部分生活在收入高的加州和夏威夷。雖然他們的家庭平均收入高出全美水平32%，但在加州，他們的家庭收入僅高出州平均水平的15%。在城市家庭中，加州日裔美國人的收入，只比白人城市家庭高出10%。可是，對於一個在美國飽受法律歧視之苦的種族來說，這是了不起的成就。他們在「二戰」中被拘留過，幾乎喪失了一切，後來只得另起爐灶。而這僅僅才是第二代！第三代剛剛進入成年，第四代還只是毛孩子呢。

由於家庭人口少，日裔美國人的經濟和社會地位進一步得到了加強。35～44歲年齡段美國婦女平均有3個孩子，而同年齡段的日裔婦女卻只有2.2個孩子。孩子少，工資又高，所以日裔美國人的家庭不但生活水平屬上乘，而且有錢送子女到大學里去深造，以致一代勝過一代。但是，我們必須再次把目前一代的情況和導致日裔美國人當初發家的因素區分開來。正如猶太移民的家庭人口多於一般家庭一樣，第一代日本移民的家庭人口也比一般家庭要多。但無論對日本人還是對猶太人來說，大家庭並不意味著就忽視孩子在校的品行和學業。後代生孩子少，是為了適應新的生活方式，並滿足子女上大學的願望。

從某些方面來講，第一代和第二代美籍日本人之間的「代溝」，要比在其他移民種族中來得嚴重。第一代日本移民中的兩性比例失調，因而他們結婚較晚。這意味著父母與子女之間的年齡差異很大。就1942年來說，第一代日本移民的男性平均年齡是55歲，而第二代卻平均只有17歲。大多數第一代人講日語，很少講英語，而大多數第二代則講英語，不講日語。在20世紀30年代，3/4的第一代是佛教徒，半數的第二代人卻是基督教徒。再者，第二代在學校和美國文化中形成的價值觀，常常與第一代的價值觀發生衝突，尤其表現在戀愛及包辦婚姻這類事情上。

在夏威夷及美國本土，日本移民最初是頗受歡迎的。他們是經過預選的身強力壯的優秀青年，雄心勃勃，敢到離家萬里的地方去闖蕩。夏威夷蔗田裡的活儘管相當艱苦，但他們在那兒都幹得很出色。在美國本土，約有40%的日裔開始時是農業工人，其餘的在其他一些繁重的工作崗位上勞動，諸如鐵路、礦山、伐木場、罐頭廠、肉類加工廠等類似的艱苦行業。一些人成了美國富人的家佣。在所有這些職業中，日本人毫無怨言地接受工資低、工時長的工作，也不在乎艱苦的工作條件。在實行計件工資制的農業中，他們掙的錢接近其他工人的兩倍，足見日本人的勤勞。

除了在農業上的成功外，美籍日本人還以出色的園藝技術名聞加州。園藝與農業有關，一些日裔就專以經營園藝為業，或承包別人的庭園管理。「日本園丁」成了白人中產階級家庭生計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們請這些園丁來照料其草坪和庭園。園藝業是小本生意，但具有獨立性，因為園丁從許多人家領取合同報酬，不是任何一家的僕人。早在1928年，南加州一帶就有1300名日本園丁。日本人在農業上的成功還包括開辦農貿市場，經銷自己農場的產品。1929年，光洛杉磯一地就有700多個日本人經營的這種市場。

拘留營內的生活，使傳九*九*藏*書統的日本家庭模式發生了頗大的變化。在那裡，男女老少乾著不同的活，但拿著同樣的低工資，因此，父親作為一家的主要收入來源這箇舊傳統被大大削弱了。況且，拘留營里那些留給日裔美國人的行政職務，也只有具備美國公民身份的人才能擔任。這麼一來，年青的一代人就爬到了他們父輩的頭上。由於巴掌大的陋室一個緊挨一個，家庭的隱私根本不能談。以家庭為中心的活動，比如進食，不能在家中進行。

可是，從總體上講，日裔美國人接受了拘留生活的嚴酷事實，並不得已而求其次，儘力改善自己的境遇。拘留營的設備是同一號碼的，且十分簡陋；他們在集體食堂吃飯，在公共浴室洗澡，廁所也是公用的。全家人擠在斗室之內，周圍全是帶電的鐵絲網，還有武裝的哨兵巡邏。為了把環境搞得「人道」一些，他們種了花，並用廢木料做傢具。但是，他們住的是「長排長排的用油毛氈搭起來的小木頭屋子」，室內僅有「一個爐子、一盞吊燈、一張鐵板吊床及墊子」。在這種情況下，能美化到何種程度，只有天曉得了。

由於日本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崛起而為世界強國之一——在1895年戰勝了中國，1905年又戰勝了俄國——美國不能像30年前那樣以突然的、單方面的輕蔑方式去終止中國向美移民的方式，去終止日本向美國移民。美日兩國政府之間於1908年達成了一個保全體面的協定，史稱「君子協定」。該協定規定，日本嚴格限制赴美的移民人數，而美方則允諾已經在美的日裔人的妻子得以來美與丈夫團聚，並允許雙親及子女來美團聚。這樣，伴隨著中國移民被終止時發生的那種兩性比例嚴重失調的情況，就沒有在日本移民中重演。在君子協定之後數量有所減少的日本移民，大多是婦女。雖然最初日裔在美國本土的兩性比例失調狀況與第一代中國移民相差無幾——1900年日裔男性與女性比例為24∶1——但後來，這種失調就逐步得到緩解。到1910年，「僅僅」是7∶1，到1920年，就不足2∶1了。一些來美的婦女是尋找丈夫的妻子，另一些婦女則是在日本通過代理人辦了婚姻手續，以便合法地來美，后一種人被稱為「照片新娘」，由在日本的家長選中后，將其照片寄到美國的男方對象，在美的日本男子看中了就可成婚。由父母包辦的婚姻在日本屬司空見慣，而這些跨太平洋婚姻也都是門當戶對的。但這種做法使美國人感到震驚，加劇了他們的反日情緒。然而，日本人在美國土地上成立一個家庭，就標志著在美國紮下了根，也就不再是旅居異國他鄉的行蹤不定的寓客，而成了美籍日本人。仍有不少人陸續返回日本，包括某些從日本嫁過來的女性。可是，那些留下來的人就成了第一代美籍日本人，叫做一世，以別於二世（第二代）和三世（第三代）。

正是日本人的這些美德，最終驅使別人起來反抗他們。雖然日本移民是僱員的好料子，可這反而使他們成了美國工人和美國工會仇視和懼怕的對象。勞聯主席賽繆爾·貢潑斯斥責亞洲工人，拒絕讓他們加入工會，哪怕是實行隔離的地方工會也不行。日本的節儉、勤奮和上進心使他們當中有越來越多的人從普通勞工上升到小農場主或小業主的地位。這麼一來，先前以老闆身份歡迎日本人的美國農場主或企業主，就轉而將他們作為敵手來加以對付。況且，由於日本人只在加州的一些少數社區從事少數特殊的行業，這種職業上和地理上的高度集中狀態，使他們成了帶回惹人注目的靶子。當加州的日本人從農業勞工上升到租地農場主或（更為罕見的）地主時，從白人農業工人到白人農場主，大家都把他們看做競爭對手，普遍對他們懷有敵意。這種額外的敵意（如今又包括來自一個更有影響的白人農場主階層）很強，終於足以掀起一股反日的立法浪潮。這些法令在加州延續了幾十年，其中主要有1913年的《外籍人土地法》，該法禁止不夠資格申請美國國籍的外國人（即一般所泛指的亞洲人，尤其是日本人）擁有加州土地。從全美來講，加州在這場旨在阻止美國接納日本移民的政治運動中帶了頭。

90%以上的第一代日本移民，主要從事農業、商業以及體力活。那一代人當中的專業人員和文秘人員，加起來還不到10%。總之，日裔美國人最初的經濟起飛與受教育程度關係不大，他們也不從事需要有教育才能幹的職業。在第一代日本移民取得相當的經濟成就之後，他們才有條件讓其子女（第二代）到高校深造，進而跨入專業階層和一些需要正規教育的職業。

在經歷這些經濟和政治變成的同時，日本人口迅猛增長。在1/4世紀稍長的時間內，日本人口增長了30%，1900年時達到4400萬。這一方面是由於死亡率下降，因為衛生條件得到了改善，另一方面是由於出生率上升。新增加的人口從農村流入城市。農業人口大體保持不變，而城市人口卻急劇膨脹。中產階級的平均生活水平上升了，但失業率和家庭自殺比例上升的局面表明，許多人受到當時社會動蕩的衝擊是很嚴重的。

日本向美國移民與遷居夏威夷發生在同一時代，後者直到1898年才成為美國的領地。日本人在19世紀60年代移居美國本土的人才200人出頭，19世紀70年代略少於200人，但此後就迅猛增長起來。在19世紀80年代，2000多名日本人移居到美國本土，19世紀90年代這個數字增加了3倍，20世紀的頭10年內達到10萬人的高峰。由於受到20世紀20年代美國移民法的限制，此期赴美的日本人數量很小。日本移民中男子佔大多數——1890年人數是女子的7倍，1900年的人數是女子的24倍——因此許多人後來都返回了日本。

日本租地農場主也繁榮了，儘管他們在同樣的土地上付出的地租要比白人多。可是，美國人對日本的經濟歧視，卻使他們自己在政治上丟分。日裔租地農場主付出較高的地租，這就意味著一個有勢力的階層（白人大土地所有者）感到有必要阻止把日本人完全趕離土地，而這偏偏是《外籍人土地法》第一稿的初衷。後來寫進法律的政治妥協案允許日本租借土地，即使他們不可能取得所有權。這些法律在加州立法兩院幾乎全票通過。這表明了加州強烈的反日情緒，這種情緒將導致許多其他針對第一代日本移民的法律及慣例。

建立在家庭、朋友或當地熟人基礎之上的人際關係，是形成這種移民模式的部分原因。另一部分原因是商業性勞務組織發覺，集中在一地招工運往海外更為划算。

1885年日本嚴峻的經濟狀況，迫使日本政府重新考慮其對向夏威夷移民的禁令。次年，夏威夷和日本之間達成了一個非正式的協定，允許日本繼續向夏威夷移民，給日趨發展的甘蔗種植園提供了急需的勞動力。日本對這些暫時性移民的挑選實行控制。先前的日本移民是來自廣島和山口兩地的城市工人，根據此次協議而來的合同工多數來自山口的農業或漁業地區。這樣就避免了工人和工作的錯位，這種錯位曾導致先前的夏威夷人和日本人之間的不睦。在這個時候去夏威夷的日本人，幾乎都成了蔗田工人。他們絕大多數是青年男子。

日本向美國移民始於19世紀後期，當時日本正處在一個關鍵時刻。德川家族的軍閥統治於1868年被推翻，取而代之的不僅是一批新的政治領袖，而且還有一整套新式的價值觀念和民族雄心。1868年發生的明治維新，標志著現代日本的開端。日本從一個千百年封建閉塞之邦發展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的國家，加入了國際上的商業、文化交流和戰爭。

無論出於何種原因，日裔美國人不僅經濟上興旺了，而且他們的職業分佈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1940年時，無論是在加州還是在夏威夷，日裔美國人從事專門化職業的比例，尚不到白人的一半。到了1950年，加州的日裔美國人縮短了這個差距。到了1960年，他們在專業階層的比例就已經超過了白人。在夏威夷，日本人在專業階層的比例尚比白人低。

總的說來，第一代日本移民的家庭比美國家庭要大。美籍日本人的出生率是白人的4倍，這使害怕日本人「泛濫」的呼聲頗為中聽。但是，日本人的出生率之所以高，原因乃在於他們絕大多數正處在青春年華。老人和rｅad.99cｓw•cｏｍ孩子遷來美國的為數甚少。況且，這些年輕男女來自農村，而在全世界，農村的出生率總是偏高的。

偏執分子的嘴巴並沒有被完全堵住。特別是在加州，當一些被拘留的日本人從戰後美國的拘留營中回來時，發生過欺侮日裔的零星「事件」，嚴重程度各有不同。但是，當一個反日議案於1946年在加州歷史上首次以壓倒性多數被推翻時，清楚地表明了人心的向背。

在「二戰」中的悲慘經歷，最終被證明是美籍日本人在美國站穩腳跟的一個轉折點。從來沒有一個民族在如此艱難的條件下證明自己對美國的忠誠。越來越多的美國官員漸漸地——有的在政府內部，有的在公開場合——開始替他們主持正義。最後，連西部防衛司令部也宣布，過去用來使拘捕合法化的「軍事需要」已經結束，文官當局也宣布拘留政策行將結束。曾在1942年下達拘捕令的羅斯福總統，在1944年公開為日裔美國人的忠誠辯護。到1944年年底，最高法院宣布，拘留那些具有美國公民身份的日本人是違反憲法的。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偷襲雖然發生在夏威夷，可那兒的15萬日裔美國人卻沒有被拘留。拘留政策與其說和官方解釋的「軍事需要」有關，倒不如說美國本土上強烈的反日情緒和負責西海岸防衛總部的那位將軍的人品有關。J·L·德維特將軍是一個年邁的職業官僚，其經歷主要在後勤而不是實地作戰，在同僚中的威望不高。給日裔美國人建造拘留營使他能擴大其官僚勢力，從而在公眾眼裡顯得他是個大人物。誠然，使此舉成為可能的，還是那種對日本（不管是在日本還是在美國）的普遍恐懼和敵意。當德維特將軍公開聲稱「日本鬼子就是日本鬼子，不管是不是美國公民」時，他道出了珍珠港事件之後的廣大民意。拘留日裔美國人的政策得到了廣泛的支持，右翼的赫斯特報系和專欄作家威斯特布魯克·佩格勒一類的種族主義者，厄爾·沃倫和瓦爾特·李普曼那樣的開明人士，以及左派人士加萊·麥克威廉姆斯、威托·馬克安東尼奧和共產黨的《每日工人報》及《人民世界報》主編們，皆表示贊同。「美國公民自由聯盟」也將拘留政策視為合法，最高法院的法官們無一反對者。可是，儘管當時對日本人的懼怕心理無處不在，但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判有通敵罪的美籍日本人連一個也沒有。

和中國人一樣，日本人千方百計避免通過政治鼓噪來爭取自己的權利，雖然他們曾在法庭上打過無數次的官司。像美籍華人的經歷一樣，反東方人的狂熱無法持續幾十年，因為日本人默默無聞地工作、發財，不授人以柄。再者，日裔社區沒有像當時舊唐人街那樣給聳人聽聞的小報不斷提供有關自相殘殺、鴉片窩、犯罪區之類的可怕消息。日裔美國人過著一種安逸的農村生活，成不了大新聞。

日本家庭極度穩定，離婚極少。孩子受到嚴格控制，但其身心健康卻是父母的頭等大事，父母常常為了子女的現狀和前途而作出重大犧牲。父母養育之恩，子女會回報的。美籍日本人子女慘遭事故的，要比白人或黑人的子女少得多，父母關心之切，可見一斑。

1941年12月7日，日本向停泊在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國艦隊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突襲，使美國人蒙受了有史以來最大的慘敗。使這次偷襲顯得更為驚人的還有下述這樣兩個事實：一是這次偷襲發生時，日本外交官正在華盛頓扮演和平使者的角色；二是日本同時也在西太平洋地區發起攻勢，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內給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造成了一系列重創。人們普遍擔心，美國西海岸將是日本軍事攻擊或直接入侵的下一個目標。

日本人之所以能從體力勞動者上升到小業主的地位，個人節儉只是部分的原因。和中國人一樣，他們通過一種稱為「會」的信用組織來籌款，以創辦新企業。但是，要辦好這種手續簡便的「會」，就必須依靠一整套建立在家庭和街坊聯繫及重視名譽基礎之上的信用網，才不至於有人會好意思拖欠會款。敢於承擔風險的創業精神、勤奮和毅力，具有同樣的重要意義（而對某些企業來說則顯得更加重要）。一個園丁所需的資本，無非是一輛小卡車、一架割草機、若干剪切機和草耙之類的工具。園丁個人的思想品行才是關鍵的東西。日本人在做農工和家僕時已經贏得了勤奮而又值得信賴的好名聲，這使許多美國家庭可以放心地與他們簽訂合同，因為請人進家來料理庭園是新鮮事，也就在某種程度上把家私及貴重物品暴露在園丁面前。

他們到美后，加倍償還了債務。從廣島一帶來美的移民，在20世紀初平均每年匯回日本的錢，比日本人兩年的平均工資還要多。這個現象在其他地區也見得到。廣島一個區的移民寄回日本的平均積攢，比占日本人口1%的最高收入者的平均年收入還要多。這些數字反映了日本和美國在經濟上的巨大差距，也反映了日本移民的艱苦樸素。

規模小一些的組織，也分佈在各地日裔美國人的社區。從日本不同地區來的移民，在美國成立了各自的同鄉組織。這些組織可以提供娛樂及社會活動的去處，並向不幸者伸出援助之手。由於接受慈善施捨被日本人看做丟臉的事，所以他們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接受此類援助。不過，除了向家庭和日裔美國人內部的社區組織尋求接濟之外，日本人幾乎沒有向公共救濟機構伸手的現象。甚至在1906年舊金山地震之後，當10000名日本人無家可歸時，也幾乎沒有人申請社會救濟，因為他們的地區組織給了他們以大量的援助。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幾乎沒有一個日本人申請社會救濟。

日裔美國人如今取得的巨大經濟成就，主要靠兩條：一是他們勤勞肯干，就業率高出平均水平，失業率低於平均水平，多數日裔家庭同時有幾個人在掙錢；二是教育水平高，加之他們又多在收入高的科學界和應用領域就職。從歷史上來看，日裔美國人是從農業、園藝及小本生意這些不怎麼需要教育的職業干起併發家致富的，只是第一代日本移民憑此取得成功之後，他們才能送子女上大學，從而進入專業階層。教育並不是日裔美國人起飛的始因，就像教育不是猶太人起飛的始因一樣，雖然這兩個種族在後來以正規教育鞏固了他們的經濟地位。

共有30多萬名的日裔美國人參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單獨由日裔美國人組成的團隊曾在歐洲戰場作戰。他們於1943年被派往「二戰」中一些打得最慘烈的戰場上去拼搏。日裔組成的442團成了「二戰」中（甚或美國歷史上）獲得榮譽最多的一支勁旅。在與納粹部隊的較量中，日裔陣亡人數達9000多，贏得了52枚傑出軍功十字勳章和一枚國會榮譽勳章。在太平洋戰場，幾千名日裔擔任翻譯，發揮了重要作用，因為日軍往往以為美國人不懂日語，而沒把軍事情報譯成密電碼。可是，「每個戰場上都有隨軍的美籍日本人，他們能讀懂截獲的日軍文件，並把情報傳遞給盟國將領」。

日裔美國人的第三代出生於戰時拘留營時期或戰後。第三代人有88%上過大學，92%的人打算成為專業人員，這的確了不起。老一代美籍日本人大多認為這批後生「太美國化了」，但他們自己——佔94%的人——則說，他們倒很想講日語的（意思是他們實際上並不會講日語）。再者，他們反對戰時拘留的呼聲最高，儘管他們自己對那場橫禍已經毫無記憶。政治好鬥精神基本上是第三代人身上所獨有的現象。第三代人受苦最少，保留本族的文化特徵也最少，但他們當中的種族意識或好鬥精神卻很強，這種現象在不少種族的經歷中曾普遍發生過。

日裔美國人在「二戰」前取得進步的老路已經走不通了。成千上萬的農場和企業遭到破壞，已經不可挽回。許多第一代日本移民已經太老了，無法去重操舊業。由於缺少教育和文化適應能力，他們也難以轉到新的領域去幹什麼大事。然而，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重操園丁這一行業。1958年，洛杉磯市日裔美國人的企業，仍然有3/4是搞園藝的。這絕不是些微不足道的工作。1963年的一次調查發現，很大一部分高收入的日裔美國人是合同園藝師傅。

日本人也涉足於與土地無直接聯繫的商業性活動，並同樣搞得很成功。到1919年，西雅圖半數的旅館和約1/4的雜貨店均是日本人經營的。在洛杉磯，第一代日本移民除了開辦廉價旅館外，還擁有乾洗店、餐廳和魚九-九-藏-書行。一些日本人經營的企業，開始時都以滿足本族同胞的需要為主，尤其是迎合日本人的特殊飲食習慣。可是他們的生意越做越大，遠遠地超出了日本同胞的消費需求。還有一些日本人所擁有的企業，如上述的園藝和農貿市場，其顧客幾乎都不是美籍日本人。

日裔美國人社區發行的英日雙語報紙表明，「代溝」方面的緊張氣氛仍然存在。為了滿足兩代人的需要，這些報紙不僅用兩種語言報道同一則新聞，還以不同的觀點評論政治事件。第一代人社團對日本在20世紀30年代的侵略行為，或加以支持，或為之辯護，而以第二代人為主的「美籍日本公民團」所打出的口號則是「我為自己是一名日本血統的美國公民而自豪」，並表示願意與「美國所有的敵人」作戰。這句話是在1940年說的。曾幾何時，此種忠誠就受到了嚴峻的考驗，為期正好一年。

日裔美國人的歷史，大體上受到美國人對華人的那一切態度、偏見及歧視的影響，華人到達美國要比日本人早30年左右。這兩個種族在一般人印象中被籠統地視為「東方人」或者「黃禍」，儘管在事實上他們一直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種族群體。日美關係也影響了日裔美國人的歷史。但是，說到底，日裔美國人那非凡的歷史取決於那些漂洋過海的日本人身上所具有的非凡氣質。

就數量而言，到美國的日本移民並不多，儘管20世紀初加州到處都有「黃種大軍」或「黃禍」臨頭的喧囂聲。1907年是有記錄的日本移民最多的一年，約為3萬人，1882年華人移居最多，為4萬人。即便沒有記錄在案的非法移民超出這個數字一倍，通通加起來也只不過是歐洲移民的極小一部分而已。在1907年的日本移民頂峰期，區區3萬人尚不到來美移民總數的3%。況且，日本移民的迴流率很高。從1908年成立君子協定到1924年徹底中斷從日本（及其他國家）向美移民，期間約有16萬日本人來美，約有7萬人離美。他們「集居」在加州的部分地區，因而造成了一個日本人「大舉進犯」的假象，而實際上即使在加州，日本人也從來沒有超過該州總人口數的3%。正如一位有名的經濟史學家所說，「就那麼幾個日本良民竟然會莫名其妙地激起如此之甚的仇恨和恐懼，實屬罕見」。

當日本人給白人當助手時，他們不僅自覺地履行自己工作範圍內的職責，而且還經常為白人分擔許多責任，從而獲取了日後對他們自己很有好處的高級技術和工作經歷。

作出移居的決定，哪怕是暫時性的，並不是一個隨機的個人決定。目的地並不是自己選好的。在日本，正如在許多別的國家那樣，首批移民的特定目的地及經歷大大影響了後來人的移居模式。這種現象甚至在戰後日本還存在。例如，來自戰後日本三步村赴加拿大的移民，有90%在該國的一個特定地區定居下來。移居美國的沖繩人有90%以上去了夏威夷，只有8%的人到了美國本土。早些時候，從同一地方來的沖繩人，一半以上去了菲律賓。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移民的最初時期及在20世紀，日本向美國輸送移民最多的專區之一乃是廣島。

日本人對1895年打敗中國、1905年打敗俄國的激動情緒，也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他們內在的矛盾心理。日俄戰爭是一場一個亞洲國家首次戰勝一個西方國家的戰爭。由於日本「戰勝了古老而又偉大的中國，」一篇日本報紙社論這樣寫道，「膽怯的日本人現在堅信，他們並不比其他民族低劣。」在這之前，日本看待「西方的文明國家，就如身無分文的窮小子看待腰纏萬貫的大富翁一樣……」也就是說，「表面上他們講大話，說他們是人，我們也是人，但是在內心深處，他們害怕西方的能力、強權和知識，並聽天由命地認為他們不可能與西方抗衡……」時至1899年，日本信心十足地收回了當初讓給西方國家的治外法權，並在20世紀初作好了向沙皇俄國挑戰的準備。

如今，日裔美國人總共有60萬左右。其中約有1/3的人住在夏威夷，另外1/3住在加州，不足1/5的人住在東北部、中西部和南部。雖然他們從農場勞工和租地農場主起家，如今卻有約90%的人住在城市。即使住在農業地區的人，大部分也與農場無關。

日裔美國人的歷史，是一個悲喜交集的故事。移居美國的眾多種族中，很少有像日本人那樣堅定而執著地爭取充當模範公民。日本人遭受的冷眼和遇到的隔閡也堪稱最甚，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被投進了拘留營。可是，日本人比其他種族更出色地戰勝了所有困難，在經濟、社會及政治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勝利。

為了加強日本傳統價值觀的教育，他們利用課餘時間或周末，將第二代人送到日語學校上課。這些學校常常從日本直接請來老師，有時給學生灌輸當時已在日本盛行的極端民族主義思想。對於某些第二代人來說，這些學校被看成是有機會認識其他日裔美國年輕人的社交場所。對於另一些人來說，這種灌輸是無法接受的，是構成代與代之間發生摩擦的另一個誘因。當一位名叫丹尼爾·井上的高中生於1939年在夏威夷表示不能接受老師的教導時，他就被扔出了窗外。可是，這些學校在政治觀念和宗教信仰上並非鐵板一塊，第二代人也並非個個都到這些學校去求學。在檀香山，日裔子弟幾乎都去上這種學校，而在美國本土的某些地區，這種學校幾乎無人問津。

第一代日本移民踏上美國國土之後不久，便成立了「日本人聯誼會」。該會在各大城市的分部，既充當日裔社區內部的控制組織，又起到與外界聯絡的作用。日本人聯誼會設法遏止賣淫和賭博，並防止其他會使日本人在美國社會上丟臉的不良行為。它主辦娛樂性及社會公益活動，它也向警方及其他美方行政當局或日本領事館（因為第一代日本移民在仍算日本公民）報告犯罪行為，也轉達個別日本人的不滿和申訴。總之，它是第一代日裔美國人的集體代言人。

第一代移民雖然絕大多數是體力勞動者（或在農業或在工業），但他們受過教育，酷愛讀書。幾乎所有人都會用日語讀寫，所以許多日文報紙的發行量也就很大。雖然日語講得好對美國僱主來說，並無直接的經濟價值，可這表明他們具有相當的文化水平。在美國，對於許多種族來說，英文講得好壞是另一碼事，但懂一門外語卻向來被認為是與經濟進步相關的。總之，教育通常是一種表徵，能體現出人們在其他方面的社會特點，諸如由籍貫地、階級歸屬感或家庭背景所決定的各種理想，以及為了有可能實現這些理想而對人格和氣質所進行的熏陶。從在日本出生的美籍日本男子來看，祖籍地區的總體教育水平，較之他們個人的教育程度，更能與他們後來在美國的成功掛起鉤來。他們家鄉地區的雄心壯志和性格特徵，也許是使他們能獲得成功的更加根本性的因素。

在公立學校里，日本孩子以循規蹈矩、彬彬有禮及學習勤奮而出名，並受到老師的喜愛。由於日裔在任何一個地區的人數都很少，所以日本兒童上的學校幾乎都是種族混合的學校，老師對他們非常好。這些孩子在學校里的成績不亞於白人孩子，智商也不相上下，儘管他們的家人不講英語，儘管從父母的職業來看，正規教育並沒有多明顯的作用。何況鑒於相當日裔受歧視的狀況，教育對他們自己將來的職業選擇能派何種用場，也是未知數。他們只不過認為，品學兼優牽涉到榮譽問題，不可等閑視之。第一代日本移民時常教導其子女，要維護自己家庭和整個日本民族在美國的榮譽。除了家庭的嚴格約束和管教外，孩子們還受到當地日裔社團的影響，加之日本人又往往住在一起，誰家孩子淘氣，街坊鄰里的閑言碎語就會讓你吃不消。這類社會控制遠遠超出孩子的範圍之外。日裔社區很少發生重大案件，少年犯罪率很低，其他形式的社會狀態也不多見。早在移民初期，美籍日本人社區的犯罪率就比其他美國人低，即使犯罪，也多屬輕微的。這在美國本土和夏威夷都一樣。越軌行為不僅使肇事者受到家庭的壓力，也受到親戚、鄰居乃至全體日裔美國人的責怪，很少有人能承受這麼大的壓力。極個別不顧社區的行為規範而繼續胡作非為的人，會被送回日本，不讓他在美國人民面前給日裔美國人的臉上抹黑。放縱的個人主義在日本的價值體系中素無立足之地，他們視集體利益高於一切。日語中壓根兒就沒有「隱私」這個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