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的偉大文明發祥于地理障礙沒有上述那樣嚴重的地區。4000英里長的尼羅河大體上可全線通航——為古埃及的文明提供了經濟和社會基礎。沿地中海一線的港口和通向亞洲的陸路，也使非洲北部發展起比撒哈拉以南地區更大更複雜的國家。該地區更為團結且強大的民族——阿拉伯人——成了第一批奴役非洲黑人的剋星。

對於那些留在西印度群島而淪落為奴的人來說，當地舊奴隸制度通常比北美洲南方的奴隸制更加嚴酷。在西印度群島養活奴隸的代價，被認為要高於從非洲買來黑人來替補他們的代價，而實際也就是根據這種盤算來對待該地奴隸的。西印度群島的黑人，從未能自我繁衍以保持原有數量，而必須不斷地從非洲買來黑人以經常地加以補充。1690～1820年，僅牙買加島一地就買進了80萬以上的奴隸，但該島1820年的黑人人口總數尚不到這個數字的一半。巴貝多島的黑人人數，在17世紀和18世紀兩個世紀里一直在下降，儘管該島還在不斷地買來黑奴。相比之下，美國從未像牙買加那樣買進如此之多的奴隸，但美國的黑人人口至1860年通過自然增長而上升到500萬左右。

幾千年來，世界各地實際上一直存在著奴隸制。但在美國衍生出的那種奴隸制卻有其獨特之處。在許多國家裡，多少世紀以來奴隸制在政治上和道義上是被社會接受的，沒有人對此提出疑問，甚至歷史上著名的道義主義論者也未持異議。而在美國，對於將非洲人抓來為奴的做法，從一開始就存在著複雜而激烈的爭論。某些殖民地曾通過法律，以阻止奴隸制，但這些法律均被英國政府廢棄。反對奴隸制的人並非一定出於道義上的考慮，或因物傷其類而出於對黑人的關心。一大批膚色明顯不同而又作為奴隸被束縛起來的人們的存在，會在經濟、社會和軍事方面造成諸多麻煩，不少美國人寧願不給自己找這些麻煩。這種考慮實際上一直是後來反對奴隸制運動的一個主要因素，所以反對奴隸制運動所設計的出路之一，就是把黑人送返非洲。而一旦作出決定——倫敦作出的——使蓄奴在美國制度化，世世代代所有美國人所面臨的選擇，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原來爭論的問題是奴隸制是否明智或是否合乎正義，現在爭論的問題日趨集中在建國不久的美國能否吸收社會上這批缺乏自由、自立經驗的異族人，這批異族人在1800年約佔美國總人口的20%。

傑克·約翰遜是拳擊運動中首次奪取重量級冠軍的黑人，後來（幾十年之後）喬·路易斯再次在體壇上贏得了一般美國人對黑人的敬重，兩人皆曾奪魁，都具有尊貴的人格和高尚的體育道德。20世紀20年代在文化上和心理上發生的變化，使許多人士用「新黑人」一詞來稱呼這些出類拔萃的黑人。猶如在政治生活和行為舉止上一樣，黑人的音樂和文學也洋溢著自信和進取的精神。大蕭條曾給期望在許多方面更上一層樓的樂觀情緒潑過一瓢冷水，但大蕭條年代過去之後，進步的勢頭又恢復了。

儘管很少有或根本沒有什麼非洲文化在美國黑人當中被保存下來，然而非洲的大批民眾究竟是怎樣，又為什麼會被虜獲並被送到西半球來充當奴隸，非洲的歷史與此並不是沒有關係的。雖然非洲大陸比歐洲還大，但其海岸線卻沒有歐洲的海岸線長，因為非洲凹進其海岸的天然港口並不多。非洲的河流受到地形和四季變化的制約，只能斷斷續續地通航。茂密的原始森林和無邊的沙漠，更給大陸內部的交通和聯絡增加了困難。處在懸崖絕壁和高大山脈之間的狹窄海岸平原，局限住了沿海居住區的規模。這就使該大陸的人們各居一隅，相互隔絕，操著800多種語言，分成無數的部落。身處此種狀況下的人們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易受攻擊，為外人將他們大批虜獲為奴提供了機會。

美國黑人是在違反其意志的情況下被強行帶到美國來的唯一種族。他們來自一個比歐洲還要大的幅員遼闊的大陸，他們當初操著多種不同的語言，代表著多種不同的文化。在長達兩個多世紀受奴役的過程中，他們許多固有的語言和文化都消失了，他們身上的基因差別也融混到了一起（並摻進了相當大成分的白人基因），從而形成了美國黑人——一個屬於新世界文化和人種的產物，而不是任何非洲既定民族或文化的直系後裔。

黑人向城市和北方流動的趨勢，在南北戰爭之後的時期仍在繼續，雖然在規模上相對小了一些。南方許多城市的黑人人口，在1850～1890年有所增加，但黑人在南北戰爭剛告結束的時期，離開南方的並不很多。後來就開始了大規模的人口外流。

由於大批黑人子弟湧入高校，他們缺乏準備，缺乏閱讀習慣和智力訓練，所以要達到高質量的教育效果是有困難的。美國一流大學緩慢但穩步地向黑人學生打開大門，導致越來越多基礎良好的黑人學生遠走高飛。在20世紀60年代，到白人院校求學的黑人學生在數量上超過了到黑人院校的就讀者。

反對奴隸制的報紙都集中在肯塔基州和弗吉尼亞州西部。弗吉尼亞州西部後來乾脆與該州一刀兩斷，自立新州，而不願和整個州一道加入南部邦聯。約翰·布朗的活動基地就在這一帶。曾經幫助奴隸逃到自由州的所謂地下鐵道，也以這一帶為活動中心。美國專門鼓吹廢除奴隸制的第一家期刊就是在田納西州東部出版的。在19世紀20年代，北卡羅來納州就曾存在著一個「解放黑奴協會」，這在最南部的幾個州是聞所未聞的事。北卡羅來納州的自由黑人，1835年以前一直是被允許參加選舉的，那一年他們卻被剝奪了公民權，此舉遭到該州皮德蒙特地區西部縣的反對，這些縣是德裔和蘇格蘭—愛爾蘭裔居住的地方。這些州都普遍存在著種族主義和贊同奴隸制的情緒，但這方面的心理矛盾和感情的強烈程度，卻因地區不同而差異甚大。政治上持溫和態度的輝格黨，只能在那些處於皮德蒙特區域的南方地帶，才可與力主奴隸制的民主黨人抗衡。天然的地理因素，不僅使皮德蒙特地區難以出現使用奴隸的棉花種植農場，而且正因為該地區沒有奴隸經濟和奴隸社會，從而把那些不想與奴隸勞動競爭，或不願參与奴隸社會的人們吸引到其境內。其中包括蘇格蘭—愛爾蘭人和德國人的後裔。這些人從賓夕法尼亞州西部出發，越過坎伯蘭隘口輾轉來到皮德蒙特地區。這兒還吸引了眾多的教友派信徒，因為其宗教教義禁止人們擁有奴隸。教友派在反對奴隸制的活動中，特別是在北卡羅來納州，是聞名遐邇的。總而言之，南方內部地理因素上的差別，又因不同地區吸引了不同的人士而進一步增大了。

南北戰爭之前，甚至在美國獨立戰爭之前，北方早就有為數不多的自由黑人生活在一些城市裡。這些黑人當中雖說也有些個別人士頗有名氣，亦有發家生財之道，但多數人都是工人階級，沒有什麼特殊的專業技能或社會地位。由於當時北方主動讓奴隸獲釋，又由於有奴隸從南方逃過來，北方自由黑人的數量就不斷地增多，從而使一般的白人民眾，特別又是立法官員們日益強烈地感覺到這些人的存在，對他們所抱的敵意也越來越強烈。歧視性法律和規矩隨之抬頭，黑人兒童被拒之於學校大門外，黑人成年人也不得與白人一樣使用公共設施。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也由於這些小規模的黑人社區日趨適應主流文化，此種束縛自由黑人手腳的法規也就逐漸有所鬆動，並且在19世紀行將結束的時候，這些自由黑人甚至可以說在職業方面踏上了一個小小的新台階。

1831年塔特·特納造反及廢奴主義運動興起之後，南方各州對所有黑人（不管是奴隸還是「自由的有色人」）的行動實施了從未有過的嚴格限制。就是在這個時期——大致從1830～1860年——南方許多州都宣布任何人教育黑人都為非法行為。這些法律使普遍存在於各地的教育黑人子弟的學校轉入地下。根據1850年的人口普查，自由的有色人約有3/5是識字的。而在各個城市，黑人識字率還要高，甚至在那些有法律禁止黑人受教育的州里，情況也是如此。

華盛頓的思路基本上是從黑人的實際情況出發的，而W·E·B·杜波伊斯則在20世紀初以他所謂的美國「有才華的1/10的代言人」而嶄露頭角。杜波伊斯是自由混血人，獲得博士學位。杜波伊斯在教育上強調文科，而不像華盛頓那樣看重職業教育；他在政治上則強調保持不懈的壓力，以儘早爭取到全面的人權。他是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創始人之一，其實他們兩人的分歧只在側重點上，而不在原則上。兩人都認識到，廣大黑人民眾——僅是脫離了奴隸制苦海的第二代人——需要取得技能和訓練，以便在美國複雜的現代經濟環境中走上成功之路。兩人也都認識到，黑色人種當中的那一小部分已有準備並有能力獲得更高水平教育的人，實有必要接受這樣的教育。二人的追隨者積怨甚深，後來終於鬧得不可開交，這不是他們在側重點上細微差別所能解釋清楚的，問題恐怕還是他們在人格上和社會上的差別。黑人精英視布克·T·華盛頓為下層黑人——田間奴隸勞工後代——的一個代言人。杜波伊斯創立的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至少在其開初階段是黑人精英分子的專有組織，某些下層黑人曾稱它為「全國若干人士協進會」。

除了習俗，奴隸社群還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最值得一提的文化產物是黑人聖歌，這種聖歌後來派生出感傷樂曲和爵士樂曲，從而為整個美國流行音樂的發展奠定了基本的框架。某些黑人民間樂曲還被德沃夏克新世界交響樂團所採用。班卓琴就是奴隸制時代的一位自由黑人製作出來的。黑奴的寓言和民間傳說，還為南方的一位白人喬爾·錢得勒·哈里斯整理的《兔哥哥》一類的故事集提供了素材。和古希臘的那位奴隸伊索創作的寓言所不同的是，美國黑奴講述的故事一般都體現出弱者和謙卑的人戰勝強者、傲慢者和蠻橫者這類主題。

新奧爾良的情況是一種普遍存在的趨勢的極端例子。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購買了新奧爾良，使之成了美國領土的一部分，新奧爾良此前在歷史上屬於拉美式奴隸社會。這一點恰可解釋為什麼那兒會有著盎格魯—撒克遜人統治的奴隸社會裡聞所未聞的許多非同尋常的社會模式（包括黑人擁有奴隸這種現象）。存在於美國比較一般的狀況是，黑人分為普通大眾和膚色較淺的精英分子這兩部分，而在政治上、經濟上和社會上起領導作用的人物多來自後者。黑人大眾的民俗文化——聖歌、爵士音樂和方言等——遭到仰慕美國白人文化中那些更具貴族品位成分的黑人精英分子的貶斥。黑人內部的膚色差別構成了社會鴻溝，築起這道鴻溝的不是別人，其中有不少正是那些當初領導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一起來剷除由白人構築的鴻溝的人士。這明顯是一種自相矛盾的現象。但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將此視為黑人精英企圖藉此打進以往單純因膚色關係而被拒絕加入的美國整體精英階層，那又是合乎邏輯的。但黑人精英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在道義上和政治上講得通，立論必須符合民主的理念，符合他們作為整個黑人種族代表的身份。

因為具有白人血統的人在「自由的有色人」當中比在奴隸當中來得普遍，所以膚色較淺的黑人在本族獲得突出業績的成員當中，長期來就佔有額外的比例，致使白人和黑人都把這些人的成就歸根于以白人血統為基礎的混血基因的優越性。這批黑人精英，雖然在公開場合以黑人民眾的名義講話，但內心具有膚色淺、階級地位高的自我意識，長期來對黑人民眾敬而遠之，態度冷漠。和其他種族群體一樣，在黑人當中，歷史上這種早期的優越條件在內部造成了難以彌合的差別。

儘管就種族所屬而論，西印度群島人與美國黑人並沒有明顯差別，但他們卻具有不同的歷史背景，而且在社會上與其周圍的其他黑人相比，向來別具一格。這兩部分黑人之間的通婚率，歷來就特別低。在美國的西印度群島人，絕大多數依舊與其他西印度群島人結婚，即使他們居住在美國黑人社區，或者即使他們在那些學生全是美國黑人的高校里讀書，也仍然如此。

20世紀的開端亦是上述趨勢急劇逆轉的開端。大批沒有修養、缺乏教育，而且又出身南方農業地區的黑人民眾，潮水般地湧進北方城市，引起了當地黑人和白人同樣的憤懣。黑人中產階級和北方黑人報紙指責他們粗魯、庸俗、邋遢，說他們是犯罪分子，並且會威脅到整個黑色人種在廣大白人心目中的地位。這些來自南方的移民，實際上很快就成了北方黑人社區人口的大多數。白人對他們的回應，就是築起反對整個黑色人種的種族壁壘。這時候，黑人若試圖和白人住在同一街區，就會引起暴力事件。三K黨首次在北方城市出現。1911年，巴爾的摩市通過了第一部居住區隔離法，其他許多城市跟著也如法炮製。嚴格的職業障礙、居住障礙以及社會障礙，紛紛建立起來，其中許多一直存在了幾十年或幾代人的時間。

奴隸制早就存在於非洲各部落之間，正如千百年來就存在於歐洲人當中一樣，其歷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和羅馬時期。把黑人奴隸當做商品出售，是在公元8世紀阿拉伯人征服北非之後才開始的。阿拉伯的奴隸販子曾打入非洲腹地，在東海岸向南一直伸展到莫三比克。他們和當地的部落合作，抓獲或購進奴隸，將其帶過撒哈拉大沙漠。在長途跋涉過程中，黑人死在灼|熱沙面上的不計其數，撒哈拉大沙漠布滿了他們的白骨。阿拉伯人以最殘忍的奴隸主而臭名昭著。晚近至19世紀，英國探險家戴維·李文斯敦在目睹了阿拉伯人虐待奴隸的情景之後，曾有好幾個禮拜夜夜噩夢難眠。直到20世紀中期之後，阿拉伯世界才徹底消除了奴隸制。

所以，美國黑人屬於最古老的美國人之列，他們的文化傳統乃是一個幾乎完全在美國土壤上形成的傳統。從另外一種意義上來說，黑人又屬於最年輕的美國人之列，他們作為獨立存在的自由人，只是到了廢除奴隸制的1863年才開始進入美國的大社會。經過大規模的內部遷徙，他們進入美國都市的時間還要晚，以致許多（甚至大多數）黑人今天在其生活的都市世界里只不過是第二代而已。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的黑人與100年前的愛爾蘭人處在類似的位置上。總而言之，在時間上要確定衡量美國黑色人種進步的起點，並非易事，可因特定的問題而異。

儘管有這些難以克服的障礙，讓黑人受教育在美國仍具有悠久的歷史。在18世紀末期，北方各種各樣的慈善家及慈善團體，或者創辦專招收黑人兒童的學校，或者設法讓白人子弟的學校也錄取黑人的子女。早在1807年，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500名「自由的有色人」建立起該市第一所黑人學校。在1862年最終納入華府公立學校體系之前，這所學校還是使自由黑人子女幾十年來有機會求學的許多私立學校當中的第一所。在新奧爾良市那些家境富裕的「自由的有色人」當中，受過教育的是普遍現象，乃至有些人（其家長有能力送他們赴歐洲深造的）一直上到大學。同樣，巴爾的摩市到1830年也建起了培養「自由的有色人」子弟的學校。紐約、費城和其他城市也有黑人子弟的學校。各式各樣的白人教會團體——尤數教友派和天主教派——也時常不顧法律的反對，給「自由的有色人」的孩子提供教育。皮德蒙特地區的一些蘇格蘭—愛爾蘭人也這樣做過。

到1860年，波士頓的黑人就職業而言，並不像愛爾蘭人混得那麼糟糕。在紐約，黑人侍者在19世紀80年代拿到的工薪則高出愛爾蘭裔侍者。1895年，在紐約克羅頓水庫工地上幹活的黑人勞工，拿到的工薪也比義大利工人要高。紐約黑人一般都有雖不顯赫但卻也頗受人重視的職業，比如理髮師、侍者或技術工匠等。很少有人是一無專長九_九_藏_書的體力勞動者，多數人比剛從國外前來本市的大批白人移民的處境要好。雅各布·萊伊斯在其研究紐約的論著中，W·E·B·杜波伊斯在其研究費城的論著中，都曾提到這批黑人境遇的總體改善狀況。

在奴隸制時期，英屬西印度群島也和北美各殖民地一樣，接納了代表著許多非洲部落的黑人混合體。沒有什麼證據表明這批被帶到西印度群島和北美的黑人混合體在開始時就存在著任何差別。事實上，西印度群島對於許多後來終於被輾轉販賣到北美的黑奴來說，只是個臨時的中轉站而已。

雖然大遷徙時期黑人在正規教育方面的進步既緩慢又艱辛，但他們畢竟在北方城市的貧民窟里發展出一種新型的文化風格。他們在講話、衣著和起居方面別具一格。其音樂也不是早先的南方聖歌，而為現代爵士音樂所取代。

黑人人口的地理分佈，扭曲了全國性統計數據對比的事實。儘管進行了半個多世紀的遷徙，但仍有1/3稍多的黑人依然住在南方，而南方的工薪收入和生活費用，對黑人和白人來說，一般都偏低。只有不到1/3的白人生活在南方，住在南方以外其他地區的黑人家庭，掙得的收入要比住在南方的黑人家庭高出40%。紐約州的黑人所掙得的收入相當於密西西比州黑人收入的2倍。人口的地理分佈不僅影響到黑人和白人的對比，也影響黑人和其他種族的對比。各種族的年齡差別進一步扭曲了相互之間的對比事實。從全美來看，黑人和白人之間的總體差別一直是很大的，然而若以同一年齡段的黑人和白人相比，尤其是在南方以外地區，差別就已經明顯縮小了。生活在南方以外地區的青年夫婦（35歲以下）當中，黑人的收入在1959年相當於白人的78%，1971年則相當於93%。若以黑人和白人都屬夫妻雙雙參加工作為例，那麼1971年黑人夫妻掙得的收入比白人夫妻還要高出5%。就全美範圍而言，1969年波多黎各人家庭掙得的收入比黑人家庭略微偏高，但居住在南方以外地區的黑人家庭所掙得的收入卻高於波多黎各人家庭，波多黎各人幾乎沒有住在南方的。即使是美籍墨西哥人在收入方面比黑人高得多的現象，其實也只是一種地理現象罷了。儘管從全美來看，美籍墨西哥人家庭所掙得的收入在1970年要超過黑人家庭，但居住在南方之外的所有地區的黑人家庭，其收入都比美籍墨西哥人家庭收入的全美平均水平要高。

19世紀90年代黑人遷徙到東北部和中西部地區的數量，是19世紀80年代的兩倍多。離開南方的人數其後一直保持在1890年的水平上，並持續到20世紀的頭10年。20世紀前10年翻了一番，1920年幾乎又翻了一番。這種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其數量堪與歷史上歷次國際大移民相比。20世紀20年代共有75萬以上的黑人離開了南方，這批黑人從南方出走，從數量之大和時間選擇來看，有許多原因。例如19世紀末南方種族關係日趨惡化，同期北方種族關係有所改善，南方由於棉鈴蟲蔓延而出現經濟蕭條，以及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時動員而使就業機會增多，加上戰爭使外國移民來美人數急劇下降，從而減少了就業競爭等等。誠如多數大遷徙——在國內遷徙和國際間遷徙——一樣，參与這次人口流動大潮的主要是那些年富力強的人。在20世紀20年代，差不多有半數年紀在15～34歲之間的喬治亞州黑人男子離開了喬治亞州。南方的高出生率直到1960年一直使南方的黑人在數量上保持增長，儘管住在南方的所有黑人在比例上一直在下降。

奴隸制度並不是在任何地方或任何時代都千篇一律的一種制度。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職業當中，奴隸制度可謂千差萬別。南方的白人有75%的家庭根本就不擁有奴隸。那些蓄奴的人，大多數是農場主，而不是棉花種植園主，且棉花種植園真正達到小說《飄》所描繪的南北戰爭前南方田莊那種規模的，實在是鳳毛麟角。

在戰後的南方，剛獲得自由的黑人那種求學的熱情，真可謂既令人敬佩又令人同情。不管是成年壯漢還是孩童。黑人一有機會就抓住不放以便學到知識，其數目之眾，曾使當時人們驚詫不已。不過，這種求學的熱切心情，既非建立在教育必將帶來的那種對工作的任何體會上，亦非立足於權衡求學將會給自己處境帶來何種實際貢獻這種現實基礎上。確信教育是個好東西是一回事，接受嚴格的訓練或建立思想準則則是另外一回事。能經受住嚴格的訓練，並建立思想準則，才能使教育有可能實現其目標或產生效果。對缺乏這兩種先決的思想準備的人進行教育，對於幾代人的黑白兩族教員來說，卻是一件苦差事。不管怎麼說，美國黑人在獲得解放之後的50年內，總算從100%的睜眼瞎變為75%左右的人識字，成就確實是可觀的。

因為西印度群島的民眾絕大多數是黑人，而美國人口絕大多數是白人，所以英國人在那裡就仿照拉美的做法，按膚色深淺將黑人分為不同的等級，實行分而治之。膚色等級歷來使西印度群島的黑人民眾在內部處於分裂狀態，其程度比美國黑人要嚴重得多。

南北戰爭之後，主要是來自美國傳教協會的一些北方白人，遷移到南方去創辦學校，以便使新近才獲得自由的奴隸的子女能受到教育。他們在不到10年的時間內，就辦起了1000多所學校，並向南方派來了2000多名教員。在南北戰爭后的50年中，北方各界為黑人教育大約捐助了5700萬美元，黑人自己另外又捐獻了2400萬美元。在南北戰爭結束之初的年代里，自由民事務署是資助黑人教育的主要財東，該署在1865～1870年為此大約花費了350萬美元。相比之下，南方黑人開辦的公立學校教育卻進展很慢，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的進展尤其如此。美國第一所公立的黑人中學於1870年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創辦。巴爾的摩一所公立黑人中學是1892年創辦的，在新奧爾良是1916年，亞特蘭大是1924年。在農業地區，黑人受教育的情況一直大為落後，及至1911年，農村還有那麼多的地區根本就沒有黑人兒童的學校，致使慈善家朱利斯·羅澤沃德慷慨解囊，創辦了一個基金會，專門在南方資助建立黑人學校。嗣後20年內，朱利斯·羅澤沃德基金會拿出400多萬美元進行資助，使50000多所黑人學校得以建立起來。當1932年朱利斯·羅澤沃德去世時，超過1/4的美國黑人兒童正在他所贊助建立起來的學校里讀書。

奴隸主藉助衣食配給及日常生活、起居條件的組織管理，使奴隸成為他們的附屬品。一個大奴隸主曾告誡說：「（務必）使奴隸養成全然依附你的習慣……」當弗雷德里克·勞·奧爾姆斯特德在南方進行的廣為人知的旅行時，洞察到了這種哲學的實際運用。奧爾姆斯特德認定，南方人的辦法是試圖將奴隸訓練為幹活的機器人，但卻「防止奴隸學會照料自己」。

直到1916年，在公立中學就讀的黑人學童才在數量上相當於在私立中學就讀的黑人學童。甚至南方各州開始為黑人建立公立學校之後，在1913～1932年，其建設經費約有1/3是由朱利斯·羅澤沃德基金會和黑人自己拿出小額捐款平均負擔的。總的說來，南方各州用於黑人教育所支出的款項只相當於他們用於白人學生教育款項的一個小小的零頭罷了。而且這種局面也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必然得到改觀。南方每一個州為公立中學的黑人學生和白人學生按人頭所作出的預算撥款，在1910年的差距甚至還大於1900年的差距。

奴隸當中自有其風範和習俗。年輕人稱呼年長者為「叔叔」或「嬸娘」（白人禁止黑奴相互使用「先生」或「太太」一類的稱謂），並在遇見年長者時脫帽，以示敬意。當一對黑奴夫婦未經准許到棉花種植園範圍之外而被巡邏人員抓到時，丈夫準會除了自己挨一頓鞭打之外，還主動代妻受過，再挨一頓打。

大多數的奴隸兒童是在雙親家庭里長大的，父親是家長，孩子（秘密地）使用父親的姓氏。某些家庭因婚前性行為會有女方和其他男人生下的孩子，不過對19世紀某地奴隸家庭的研究顯示，在3/4的家庭里，子女的雙親是相同的。總而言之，奴隸的家庭，在奴隸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算是穩定的。他們的子女隨時都可能被拉出去賣掉，並再也見不到面。被賣掉的奴隸多屬十幾歲的孩子或年輕的單身漢，故此，奴隸婚姻的相對穩定性並不意味著奴隸家庭的穩定性。

多數黑人在獲得解放后，依然從事當年身為奴隸時所乾的那種工作。及至1890年，仍有半數以上的黑人在務農，另有30%以上的黑人充當家僕。在最南部的幾個州從事農業的黑人比例甚至還要高。在那些為數極少的不住在南方的黑人當中，受雇為別人做家務事的佔60%以上。黑人充當專業人士是罕見的——僅占黑人工人總數的1%。

大多數從事農業的黑人是農業工人，雖然也有相當一部分黑人是租佃農場主。後者以現金或部分穀物完租。剛擺脫奴隸制時，黑人大體上都是一文不名的，所以也就沒有必要的現款來支撐自己度過莊稼收割之前的整個生長季節，因而只好依靠向白人老闆、土地所有者及店主（三者時常是同一個人）借貸食物用品，以便堅持到莊稼收穫期。對某些戰後的黑人來說，這就意味著掉進了還不清的債窩裡，實際上處於一種債務勞役的狀態。此種情形在十分貧困的從事農業的人民當中儘管也屬普遍現象，但對黑人來說，問題就變得更為嚴重，因為他們曾長期生活在奴隸制之下，缺乏妥善安排家計或管理日常生活的經驗，並在那種制度下形成了粗心馬虎、缺乏遠見及依賴白人等不良習慣。奴隸長期來做事粗心大意，不注意節約奴隸主發給他們的食物、柴火、衣服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而且會把主人家庭成員丟棄的一些小件奢侈品揀起來當做寶貝。根據自家的經濟狀況來決定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取捨，是世界上其他各族人民普遍的常識和習慣，然而美國黑人奴隸在幾個世紀當中對這一點卻不曾體驗過。美國黑人在剛剛擺脫奴隸制初期所形成的那一套習俗、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在後來的漫長歲月里，由於獲得了新的經驗和不同的視角，也慢慢地發生了變化。但是，他們也和其他種族一樣，並非所有的人都能立刻適應新的現實，而且多年來，不同的人適應現實的程度是各不相同的。在好幾代的時間里，直到20世紀，世代的黑人領袖自己都曾反覆抱怨本族一些人浪費揮霍和目光短淺。

西印度群島的奴隸在1838年8月1日獲得解放，比美國黑奴早了一代人的時間，更何況，西印度群島的奴隸在獲得自由之前，還曾有一個準備時期。而不是像美國那樣，是在一夜之間突然獲得解放的。

在美國，奴隸主對奴隸進行著家長式統治，這種關係有時能使奴隸制最殘暴的一面有所緩解，在實行大生產的商業化種植園奴隸制度的西印度群島，很少有其立足的餘地。18世紀有一位觀察家注意到，西印度群島的英國人從來就不熟悉其奴隸，「從未向他們微笑過」，跟他們也無話可談。英國人固然「保障奴隸吃飽肚子」，但也使用「足以令人類本性望而卻步的酷刑」。

南北戰爭結束后不久，就有許多黑人學院和大學由美國傳教協會以及各黑人宗教團體建立起來，聯邦政府也在首都華盛頓為黑人建立了霍華德大學。不過許多黑人「學院」在其主要課程真正地達到學院水平之前，多年來實際上講授的都是學院預科的課程。這些學院在開初因為極端缺乏受過足夠教育並足以擔當學院一級師資隊伍的黑人，所以在實質上都是些為黑人學生開辦而由白人掌管的學院。

此期許多傑出的黑人開始在全國舞台上亮相——尤其是在音樂界，這裡有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及杜克·艾靈頓這樣的爵士樂大師，有W·C·漢迪（《聖路易斯》作者）及喬普林這樣的作曲家，有羅蘭·海耶斯及瑪麗安·安德森這樣的歌唱家；在流行音樂方面有艾拉·菲茨傑拉及比莉·哈樂黛等。此外，從歌舞到美術，各個領域里都有許多黑人出人頭地。保爾·羅伯遜始為全美橄欖球運動員而聞名遐邇，繼為歌唱家而譽滿天下，終為激進派政治人物而轟動一時。

在南北戰爭剛剛結束時，黑人處於貧困境地，這不僅由於他們在學習安排自己的生活方面存在著諸多困難，還因為他們普遍是文盲，從而使白人老闆和店主有機可乘，在提前好幾個月把衣食和其他物品賒銷給黑人時對之進行欺詐。南北戰爭宣告結束時，剛獲得自由的黑人是如此缺乏經驗，又是如此地易受欺凌，以致某些白人竟能對他們封鎖《解放奴隸宣言》，繼續把他們當做奴隸使用。

這種移民不單是地理意義上的流動，它還意味著大批民眾背井離鄉，徹底與南方的農業生活方式決裂，並轉到現代工業和都市生活方式中去。簡言之，這是別的種族用了幾代人的時間才能適應的創傷性的社會變遷。別的種族當初經歷過的各種反常狀態——暴力、酗酒、犯罪和敷衍塞責等——都曾在這些遷徙到城裡來的黑人大眾中再現過。不僅白人退避三舍，就是那些在北方落戶較早、較為穩定、安居樂業並有經濟保障的黑人中產階級家庭，也在社交方面不願與這些新來乍到的黑人為伍，並不惜冒險去衝破社會障礙、嚴格限制的民居法規以及赤|裸裸的暴力行為，從黑人隔離區搬到附近的白人街區。他們終於在1948年打贏了官司，那些限制性的居民法規在這一年被宣布為非法。此事被宣揚為全體黑色人種的一大勝利，儘管這場勝訴很少改變或幾乎沒有改變大多數黑人的居住模式，儘管這是由黑人精英出於逃避黑人民眾的熱切願望所促成的。

這些黑人移民大多是未婚的青年（男多於女），且缺乏技能。隨著時間的流逝，某些人的地位有所提高，但及至1925年，紐約的黑人男子仍有72%不是一無專長的體力勞工，就是服務人員（相比之下，這個比例在1905年是86%）。黑人婦女大多數充當家佣，其比例在紐約市從1910年的80%下降到1920年的72%，芝加哥和克利夫蘭兩市的情況也大體相仿。在1910年，黑人男性做家佣的也大約佔到半數，但到1920年則降到40%以下，因為越來越多的黑人男子進了工廠或城市中其他體力勞動的場所。很少有黑人從事專業工作，到1920年也僅只2%而已。

一句話，奴隸制那些備遭世人痛斥的特徵把黑人當牛馬使用，黑人婦女遭玩弄，黑人內部分裂，以及黑人因膚色而自輕，在西印度群島比在美國更為惡劣地體現出來。但是，西印度群島奴隸制度具有的若干尚未引起人們足夠注意的特點，卻有助於解釋為什麼西印度群島的黑人在美國能獲得較大的成功。和由主人發給食品配給並時常在大食堂吃飯的美國奴隸不同的是，西印度群島的奴隸被給予土地和時間去自行解決吃飯問題。他們將剩餘的糧食拿到市場上去出售，買回自己心儀的東西。簡而言之，西印度群島的黑人於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內，即使身為奴隸，也在自己照料自己方面已有好幾個世紀的前人傳下來的經驗，並且有從事買賣的經驗。當時有觀察家注意到，西印度群島的奴隸在分給自己的小塊土地上幹活，比在奴隸主的大田裡勞動，顯然要特別賣力。他們具備市場經濟里普遍存在的那種逐利心或經驗，而這正是美國黑人在200年裡被剝奪了機會九九藏書去掌握的東西。

在黑人當中，最重要的人際關係集中體現在家庭里。奴隸的婚姻和奴隸的家庭關係是沒有法律地位的，但通常都能保持幾十年，如果不是終生的話。這種情形普遍地存在於整個美國奴隸世界，在各個地區，在鄉下或城鎮，在田間奴工和家庭傭人當中，都是如此。1866年對某地前奴隸夫婦的調查表明，40多歲的人當中有半數以上已有20年或20年以上的婚齡。儘管奴隸當中也存在著婚前性行為和未婚先孕的情形，但婚姻本身被認為是十分嚴肅的，不得輕易終止。奴隸的婚姻有時會被強行終止，這通常是由於夫妻一方被販賣而造成的。這些被強行拆散了的鴛鴦也仍能保持好多年的夫妻關係。許多以前為奴的人都在證詞中提到夫妻離散之苦，許多奴隸主也怕留下的一方會試圖逃跑而不願拆散奴隸的婚姻。然而，1864～1865年，密西西比州的黑奴仍然有1/6的人被迫與自己的配偶分手。在黑人獲得解放之後，許多分離的夫妻曾為尋找對方並與對方團聚而花了好多年的時間。在奴隸制時代，夫妻分離后曾發生過自殺的事例，也有謀殺那些強|奸奴隸妻子的白人的事例，儘管殺死白人強|奸犯的黑人男子是必死無疑的。千百個有案可稽的奴隸謀殺白人的案件（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也表明，被奴役的人們並不缺乏其切身感受的價值觀念。除了有案可稽的謀殺案之外，還發生過許多投毒和縱火案，都無法查清是誰乾的，雖然人們心裏都明白，投毒和縱火是奴隸喜歡使用的武器。

黑人的生育率歷來就比白人的生育率要高，但這也絕不可一概而論。例如在1910年，具有猶太人、波蘭人、義大利人和墨西哥人血統的美國婦女，平均每人生養的孩子就超過黑人婦女。後來，黑人婦女的生育率逐漸接近全美的總趨勢——大體上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下降，20世紀30年代中期達到低谷，然後又上升，在50年代末進入新的高峰期，現在又呈下降趨勢。20世紀50年代黑人的出生率大體與20年代相仿。

在美國這個自由社會裡，奴隸制在其存在期間所引起的激烈爭端，一直使政治不得安寧。它迫使一部分人要在思想上為這種制度辯解，而在其他奴隸制社會裡是沒有這種必要的。此種辯解的主要論點，是斷言這些被奴役的人們與其他人存在著如此之大的差別，以致美國的立國原則和理想不適用於他們，就是說，這些人才智低劣，缺乏感情，體會不出墮落、做苦工或家庭關係遭到破壞的痛苦。在美國社會條件下形成的這樣一種為奴隸制開脫的強烈的種族主義理論，曾使人們感到，簡單地解放奴隸個人甚或廢除奴隸制本身，並非問題的結束。確實，這種強烈的種族主義觀甚至使得像德·托克維爾和林肯這樣一些力主廢除奴隸制的人士，也對解放奴隸的後果憂心忡忡。此類問題並不是一般奴隸制度本身固有的東西。在羅馬帝國，當過奴隸的人及其後代，並沒有被打上美國奴隸身上那些抹不掉的恥辱烙印，羅馬帝國的一個皇帝戴克里先的生身父母就曾經當過奴隸。美國奴隸制的特殊之處有三：一是奴隸和奴隸的主人分屬膚色不同的種族；二是在美國這個自由社會裡，必須有一套為奴隸制開脫的極端理論；三是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奴隸制使人們在道義上感到難堪，終於引起了衝突，並在英美兩國鬧得不可開交，最後導致這兩個國家同意在1808年禁止販賣奴隸的國際貿易。美國革命及其理想，使得圍繞奴隸制展開的爭議更加突出和尖銳。在革命戰爭進程中和戰後，北方各州開始禁止奴隸制，南方各州也開始通過法律改善奴隸的待遇。在弗吉尼亞州，托馬斯·傑斐遜、喬治·華盛頓、帕特里克·亨利以及詹姆斯·麥迪遜等人都公開主張廢除奴隸制，南方各地的許多人士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可惜，當伊萊·惠特尼在1793年發明了軋花機，從而使南方變為「棉花王國」——不僅是美國的「棉花王國」，也是全世界的「棉花王國」之後，任何廢奴主張都化為泡影。保留奴隸制和解放黑人二者之間進退兩難的狀況，成了南部地區解不開的死結。北方諸州宣布將在其境內禁止奴隸制（致使北方奴隸被賣到南方），從而避免了解放奴隸的難題。如何處理這一直被剝奪了正常發展權利的數以百萬計的黑奴，這一問題從此就不再是個全國性的問題，而只是南方地區性的問題了。

這兩部分黑人之間的差別自有其歷史，而且仍可以從今天頗大的社會與經濟差別上反映出來。要討論美國黑人的總體境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應歸咎於白人的種族歧視，並在多大程度上應歸咎於黑人的文化模式，這兩部分黑人之間的差別能給人們提供某些值得深思的線索。

雖然黑人在奴隸制度下身心備受折磨，但卻並非一群在精神上也被摧垮了的人。在南北戰爭中，一大批黑人驍勇善戰。戰後，在北方軍隊駐守南方時期，在聯邦軍隊的保護下，他們管理並訓導過白人。由於白人暴徒和不法分子進行猖獗的恐怖活動，剛剛獲得解放的黑人，其地位是不牢靠的。為使黑人「安分守己」而使用暴力和恐怖手段，恰好證明黑人並不都是逆來順受的軟骨頭。

最後，還有那些「自由的有色人」——這些人在1860年為數幾近50萬，他們逃脫了那500萬受奴役黑人的命運。第一批「自由的有色人」是1619年從非洲被販賣到弗吉尼亞而在原來的賣身契約期滿后獲得自由的黑人。但是就在永久性的奴隸制在北美各殖民地被確立起來之後，仍有個別奴隸通過這種或那種手段獲得了自由身份。在1790年，「自由的有色人」大約有6萬之眾。由於美國革命對意識形態的影響，北方許多州廢除了奴隸制，不少人士（及整個教友派社區）也釋放了其所擁有的奴隸。到1830年，「自由的有色人」在數量上增加到了30萬。下述兩個事實或許還可以表明黑人獲得自由的另外一個原因：第一，「自由的有色人」有37%是黑白混血兒，而相比之下，他們只佔奴隸的8%；第二，在自由的黑人當中，婦女的比例總是偏高——整個西半球普遍存在這種現象。某些奴隸之所以獲得自由，純粹是因為他們是奴隸主的子女及其母親。這種血緣關係在拉丁美洲公開被承認，而在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國度里卻不被承認。

1793年發明的軋花機，最終導致美國全部奴隸的60%在從事棉花的種植工作。奴隸日趨集中到美國南部那些土質和氣候均最宜於棉花種植的地帶。最南部幾個州（亞拉巴馬、密西西比、得克薩斯和路易斯安那）的奴隸數目急劇增多，而在像弗吉尼亞、馬里蘭和南、北卡羅來納等地處美國南部偏北的幾個州里，奴隸的數目則在減少。黑奴人口集結的地理中心，這個時期以大約每10年50英里的速度穩步地向西南移動。1830～1860年，約有50萬黑奴從弗吉尼亞州、馬里蘭州和南、北卡羅來納搬遷到最南部的幾個州。這場大規模的奴隸搬遷——被恰如其分地稱為「世界史上被迫的大遷移之一」——是以奴隸主攜帶自己的勞動大軍易地而居的形式發生的，而不是以販賣個別奴隸的舊方式實現的。但是販賣奴隸的事也經常發生，以致奴隸們經常提心弔膽，擔心被從家庭和朋友身邊拉出去賣掉。在英文里留下一句習慣用語作為這種擔心的歷史陳跡——「被順河出賣了」。然而，即使在某一棉花種植園傾巢搬遷時，也會拆散黑奴家庭關係，因為某些家庭成員（特別是丈夫和父親）往往屬於另外一家主人，不生活在同一個農場或棉花種植園裡。

伴隨著普通黑人的經濟地位緩慢而穩步地上升，出現了一個新的中產階級，其成員來自一般的黑人民眾，而非出身於混血精英的後代。他們在北方城市中取代了舊有的精英，或與之匯合，有少數不久前才到達北方的黑人，家產相當可觀：C·L·沃克夫人憑藉她的化妝品公司而變成第一位黑人百萬富婆。約翰·約翰遜從一個芝加哥擦皮鞋的小夥計而最終變成擁有好幾百萬美元資產的約翰遜出版公司（黑檀出版社、黑玉出版社等）的業主。還有其他黑人在人壽保險、體育界及娛樂圈也成了百萬富翁。

奴隸所從事的工作是大為不同的，「家僕」或曰「家奴」，比那些「在田間勞作的奴隸」有更多的機會去領略美國的文化（包括在罕見的情況下得以識字）及價值觀念。城市裡的奴隸——大多是家僕——接觸面就更為廣泛了，大大超出了奴隸主家庭的範圍。約有30%的城市奴隸以僱員的身份就業，將其收入所得的一部分交給自己的主人，但常常住在別處自己租來的房子里，其他方面的生活起居與普通自由人士並無多大差別。甚至在大多數奴隸棲身的農場和棉花種植園裡，也是奴隸的奴隸監工頭、從事技術行當的奴隸以及其他與眾不同的分子，也形成了自己的特權和自豪感。

大批向北方城市遷徙，使黑人兒童所受的教育在年限及質量上都有改善。由於南方農業地區種族歧視最甚，所以那些從南方農業地區遷到南方城市去的黑人兒童，所受教育的質量和年限也有所提高。直到1954年美國最高法院就布朗訴托皮卡市教育董事會一案判決種族隔離為非法之前，按膚色分校的做法使黑人兒童受到歧視性待遇在整個南方一直是普遍現象。時至1910年，在亞拉巴馬州、喬治亞州或路易斯安那州根本就沒有黑人的公立中學，而且這些州的小學也有約半數是在臨時湊合的地方（如民家或教堂等）上課的，而沒有正規的校舍。

從狹義的物質角度來看，美國的奴隸通常能吃飽低質量的食品，其住房——按今天的標準儘管算是原始的——堪與當時歐洲農民或工人的住房相比（甚至還要好些）。19世紀美國奴隸的平均壽命比美國白人的平均壽命稍微偏低，但卻與荷蘭人或法國人的平均壽命相等，並高於義大利人或奧地利人的平均壽命。當時美國奴隸平均壽命是36歲，而愛爾蘭農民的平均壽命只是19歲。對奴隸主來說，奴隸是一種投資，而且是一種需要保障的投資。例如說，奴隸主通常會僱用白人工人——一般是愛爾蘭移民——來從事那些被認為對黑人來說太危險的工作。

隨著黑人民眾的教育和技術水準的不斷提高，白人民眾和政治及法律制度也產生了變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這一時期，一般而言，是各種族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因民間和軍方都缺乏人力，種族間的許多障礙被打破了。美國歷史上首批黑人海軍陸戰隊士兵在1942年被訓練成功。由第一黑人將領本傑明·O·戴維斯率領的兩個黑人空軍戰鬥隊，曾在歐洲參戰。在民營部門，許多戰時工作崗位都向求職者開放，而不考慮其膚色、性別或其他諸如此類的條件。在戰後時期，杜魯門總統在1948年義無反顧地將「民權」作為一項主要內容列入他的競選綱領，不惜付出本黨分裂的代價，不惜首次丟失幾十年來一直屬於民主黨的南方各州的選票，並差一點在大選中翻船。法院開始宣判歧視性法律及慣例違憲。曾一度排斥黑人運動員的職業體育運動項目，開始被黑人運動員所主宰。進步的道路是坎坷的，雙方都曾倒退過，也使用過暴力，但前進並未止步。

黑人在獲得普遍進步的同時，也曾在某些特定領域發生過倒退現象。以母親為家長的黑人單親家庭，從1950年占黑人家庭總數的18%上升到1973年的33%。1950年的18%為白人同類家庭比例的2倍，1973年的33%則為白人同類家庭比例的3倍以上。有人試圖將此說成是「奴隸制度的一項遺產」。但事實是，以母親為家長的單親黑人家庭在從前甚至在奴隸制度下，都屬罕見現象。隨著貧困程度的下降，依靠福利為生的黑人的比例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卻上升了。不管是就絕對數量而言，還是與白人比較，黑人人口當中就業者的比例已經在下降。同樣，從絕對數量與白人相比較，黑人的失業率卻在上升。1978年，十幾歲的黑人青少年的失業率比30年前要高出5倍多。造成這些惡果的因素當中，就有政府推行的許多項目。這些項目，尤其是《最低限額工資法》，使得黑人找工作更加困難，而另一些項目，尤其是《福利法》，卻又使就業變得不那麼重要。

然而，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工作模式也確實在發生變化。許多結了婚的黑人婦女，現在待在家裡照料孩子，而不到田裡或白人家裡去幹活了。這使得南方那些失去了一大批家奴的白人感到驚愕和惱怒，這充分表明白人低估了家庭生活對黑人的重要性。

黑人佃農的工作，起初曾由白人農場主加以嚴密的督導，甚至被置於向其貸款的店主的監視之下。但是隨著黑人逐步獲得更多的管理自己農場的經驗，他們也就開始獲得了自決權和獨立性。黑人佃農得到作物收穫的份額呈現出逐年增加的趨勢。到1880年，浮動租額制開始被固定租額制所取代。固定租額制規定佃農向白人土地所有者繳納固定數量的現金或穀物，黑人佃農不再與白人共同管理農場或分擔風險。到1910年，大約有1/4的黑人農場主是土地所有者（或購買者）而非租借者。這一切都不是自動發生的。它們反映在務農的黑人當中，責任心和技能水平在日益上升（儘管還不算高），以及由此而出現的對黑人勞力需求的增長。

黑人在收入、職業和教育等方面穩步上升，發病率和死亡率也在下降，而與此同時，美國其他種族人口在這幾方面的情況也大有改善。然而，儘管黑人普遍有進步，「鴻溝」依然存在，和白人一比，差別並未顯示出多大變化。在1948年，非白人家庭的收入相當於白人家庭收入的53%，15年之後，這個比例未變，儘管白人和黑人的收入就實際數字來看，除去通貨膨脹外，都已增加了50%。1950～1970年，黑人和白人的嬰兒死亡率都大約下降了1/3，但黑人嬰兒死亡率和白人嬰兒死亡率之間的比例或「差距」，卻無重大變化。

在20世紀的頭幾十年裡，就家庭生活而言，黑人的典型特點是雙親家庭居多。在1905年，紐約黑人家庭有4/5是由父親做戶主。及至1925年，該市黑人家庭只有3%是由不到20歲的女子充當戶主的。那種依靠福利為生的十幾歲未婚媽媽，是後來才出現的。

美國的西印度群島人在收入和職業方面，一直比美國黑人具有相當大的優勢。在1969年，紐約市西印度群島人的收入比該市其他黑人的收入要高出28%，而在全美範圍內則高出52%。在美第二代西印度群島人的收入要高於白人的收入。土生土長的美國黑人在專業人員隊伍中所佔的比例，實在小得可憐，而西印度群島人從事專業工作的比例，卻比全美的平均比例還要稍高一些。土生土長的黑人的失業率高出全美平均數，但西印度群島黑人的失業率卻低於全美平均數。1970年在紐約警察局任職最高的是清一色的西印度群島人，在該市充當聯邦法官的黑人也是如此，多年來曼哈頓區歷屆的行政首長都是西印度群島人。

早在南北戰爭之前很久，南方農業地區的黑人就開始向城市和北方遷徙了。戰前那些「自由的有色人」，到1860年就已在城市化方面超過了白色人種，其人口流動的大體方向是朝著東北部地區，而奴隸的移動方向則朝著西南部ｈｔｔps://ｒeaｄ.9９csw•coｍ地區。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至少有90%的黑人生活在美國南部，然而，「自由的有色人」的分佈在戰前就已經是南北各半，而且就是在南方內部的「自由的有色人」也多數集中在諸如皮德蒙特這樣較為開明的地區。

華盛頓從一開始就表明了他的願望：「法律所賦予的一切特權，我們都應享受」，應當實現自由的「普選」。法律在實施時，「對黑白兩大種族絕對應一視同仁」。但在公開場合，他極少就此發表長篇大論。而在私下，他曾支持並資助聯邦法院向歧視黑人的法律提出挑戰，並在幕後竭力設法對關係到黑人的政治決策施加正面影響。但是華盛頓的公開言論和教育活動，其著眼點乃在促進黑人民眾的經濟進步和品德的養成。儘管為這個目標耗盡了畢生的心思才力，他並不認為這就是黑人為之奮鬥的終極目標，而只認為這是個「為造就成功的黑人律師、國會議員和音樂教員鋪平道路」的必經歷史階段。

然而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黑人的優勢在不少領域不但在上升，而且上升得比白人要快。在1961～1971年，白人家庭收入增加了31%，而同期黑人家庭則增加了55%。在1965～1972年，正處於上大學年齡段的白人青年當中，實際在高校求學者所佔的比例一直沒有變化，而在黑人青年當中這個比例卻增加了一倍。在1960～1972年，從事專門職業的白人人數大約增加了20%，而黑人在這方面的人數卻幾乎翻了一番。黑人充當工頭、工匠和警察的人數增加到2倍，黑人工程師的人數則增加到3倍。入選國會的黑人在1964～1972年增加了一倍，入選全美各州立法機構的黑人也增加了一倍。在南方，入選各州立法機構的黑人則增加了3倍多。

來到西半球的總數為1000萬的非洲奴隸當中，約有40萬人是被販運到位於今天美國境內的各個殖民地的。

西印度群島上的奴隸制一般是大規模種植園奴隸制，種植園面積比美國的種植園面積要大得多。這些龐大的商業化經營單位（一般是種植甘蔗），其擁有者通常是不居於當地而住在倫敦的地主。控制種植園的全權掌握在當地受委託的白人律師和監工手裡，這些人受私利驅使不惜任何代價去擴大眼前的生產（因有一定的百分比歸他們所有），可謂竭澤而漁，根本沒有長遠打算，也不顧奴隸的體力損耗和土地的承受力。美國的奴隸主一般都居住在自己的農場或種植園裡，故而能從長遠的觀點出發，去考慮如何對待自己的土地和奴隸。區別之一是，西印度群島奴隸當中的嬰兒死亡率是美國奴隸當中嬰兒死亡率的好幾倍。

20世紀初年遷徙到北方的黑人移民，是在僅僅兩代人的兩個世紀的奴隸制結束之後，500萬黑人一下子被拋棄在備遭戰火蹂躪、一團混亂的南方經濟和社會狀況當中，周圍是被激怒的、被打敗的而且時常陷於飢餓之中的白人，幾百年來一直在支撐著奴隸制的種族意識形態依舊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這時黑人的起步是艱難的：一貧如洗，大字不識，甚至對衛生、社會行為的準則或責任感的基本道理都不熟悉。

歧視黑人就業的形式，通常表現為在各種各樣收入豐厚的職位上拒絕僱用黑人，而不表現為同工不同酬。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僅以現金工資額而言，南部各州白人領到的工資，平均比干同一工作的黑人要高出8%，但黑人往往還能拿到實物報酬。當白人和黑人都以現金形式領取工資時，二者的收入大體上來說並不存在差距。

為了推動黑人前進，政府已經付出了不少努力。但是這些努力的是非曲直，常與黑人教育、技能水平的日趨提高以及黑人人口地理分佈的調整所造成的影響攪在一起，也與白人對待種族問題態度的變化——此種變化使民權法案和政府的其他措施成為可能——有密切聯繫，因此很難予以評定。在政府推行的這些項目中，爭議最大的當推1971年作為「目標和時間表」的《「肯定性行動」反歧視法》，或稱《種族入學與就業配額法》。經濟學家們已發現，這些配額制度的效果很少或根本就沒有超出20世紀60年代在實施「機會均等」政策時所獲成功的範圍。但是公眾對《「肯定性行動」反歧視法》的認識不一，在一般的白人當中，該法引起了強烈的憤懣情緒，這種情緒又被日漸抬頭的種族主義組織比如三K黨和美國納粹黨等所利用，而這些組織又時常出現在他們以前從未橫行的地區。黑人組織和猶太人組織之間的悠久聯盟關係，也因在配額問題上的分歧而破裂。

任何一種奴隸制的關鍵問題都是防止奴隸逃跑。在南北戰爭爆發前的南方，防止奴隸逃跑的辦法不是築起籬笆或設置崗哨，而是通過使奴隸處於無知、依附和恐懼狀態來實現的。絕大多數奴隸既不會讀也不會寫，而且南方多數州都規定教奴隸識字屬犯罪行為。正因為監禁奴隸的辦法是使其無知而不是約束其人身，所以要暫時逃離一家蓄奴農場是容易的，但要永遠地逃離是辦不到的。由當地白人組成的巡邏隊會緝拿在逃的奴隸，並對那些不管出於什麼原因而離開所在農場的奴隸進行訓誡或懲罰。

黑人紛紛離開南方農業地區，其所產生的歷史後果，一如這次遷徙的規模一樣，是巨大的。北方眾多的黑人貧民窟，就是這次人口大遷移時期開始形成的。紐約的哈萊姆是這批貧民窟當中的第一個，也是最有名的一個，這裏的大多數居民直到1910年仍然還是白人。更為重要的一點是，住在北方大多數城市黑人社區的居民，其生活狀況在這次人口大遷徙之前與大遷徙之後，已是今非昔比了。

在20世紀頭25年內抵達美國的那些黑人當中，約有40%在西印度群島原本是勞工或傭人，另有10%～20%是干農活的，只有4%的人乾的是專業工作。總之，來自西印度群島的早期移民，就其職業水準來看，與同時期從美國南方來到東北部城市地區的黑人並無多大差別。來自西印度群島的移民，具有農業背景的其實並不是其主要成分，而供職于工業和商業的人反倒較多。和從美國南方農業地區來的遷徙者不同，80%的西印度群島移民是來自城市。西印度群島人和美國黑人兩者相比較，差別主要體現在其行為模式上，而非在其職業背景上。西印度群島人節儉得多，勤勞得多，而且更具創業精神。他們的子女在學校里學習較刻苦，成績高出土生土長的黑人兒童。在美國的西印度群島人，其生育率和犯罪率既低於美國黑人，也低於美國白人。早在1901年，西印度群島人就擁有位於曼哈頓區黑人企業的20%，儘管在這塊地方他們在數量上只佔黑人人口的10%。美國黑人稱他們為「黑人猶太」。

黑奴在他們自己人當中，也需要逐步形成某種生存模式。種族團結是基礎，向白人出賣同族是不可饒恕的行為。甚至奴隸監工頭（一個直接指揮其他奴隸並被授權實施懲罰的奴隸）也不得不按照這個規矩作出讓步。在大型農場主家裡做傭人的一些黑人奴隸，可能會與主人家庭成員形成親密的個人關係，但是黑奴內部的糾紛和向白人出賣同族不是一碼事，他們也不敢跨越這條鴻溝。

幾乎所有的奴隸都是文盲，而在1860年奴隸又占黑人人口的90%。那時的公立學校，相對來說，還是一種新生事物。在南部以外的地區，公立學校仍在為了爭得一席生存之地而奮鬥，當然在南部這種學校就更為罕見了。在奴隸制度下，南方多數州的法律是禁止教授黑人讀書識字的，即使是在北方的許多地區，公立學校也不招收黑人入學。更有甚者，美國最南部有些州竟然明文規定「自由的有色人」送子女去上學，即使是自費到私立學校求學，也是犯法行為。

多數「自由的有色人」，其活動都在經濟上、政治上和法律上受到限制。他們通常是貧困而又無技術的工人，在南方大部分地區及北方不少地區，他們缺乏基本的人權，在受到白人的欺詐或被白人施以暴力時，也很少或根本不能得到法律的保護。但不管怎麼說，他們在文化上適應美國社會的時間畢竟要比奴隸早好多年，甚至早好幾代人。在1850年，大多數「自由的有色人」能讀書寫字，而奴隸達到這個水平的卻占其總數的1%～2%。只是到了1900年，整個黑人民眾的識字率才上升到「自由的有色人」在19世紀中期達到的這個水平。到了1940年，整個黑人民眾的城市化水平才趕上「自由的有色人」在1850年所達到的水平。總而言之，在適應美國社會方面，「自由的有色人」的起跑點要比其他黑人民眾有利多了。

地位顯赫或引人注目的黑人，迄今一直大多出身於黑人精英世家，或出身於西印度群島人家族。美國最高法院法官瑟古德·馬歇爾，駐聯合國大使安德魯·楊，陸軍部長克利福德·亞歷山大，以及喬治亞的朱利安·邦德，代表著「古老家族」、「國會種族平等」議員團的前任領袖人物詹姆斯·法爾默和羅伊·英尼斯，眾院女議員雪莉·齊澤姆以及加州前任副州長默爾文·迪馬里等人，均出身於西印度群島人家庭。學界黑人當中也存在類似的情況，屬於「自由的有色人」後裔的有約翰·霍普·富蘭克林和艾爾文·普聖特等，屬於西印度群島人後裔的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威廉·阿瑟·劉易斯，以及肯尼斯·B·克拉克等許多其他知名學者。

在戰後時代，南方白人僱主和土地所有者曾企圖聯合起來，以便壓低他們不得不給予黑人的工錢及自決權。然而，儘管白人有經濟實力、政治強權及組織優勢，但他們為限制黑人而達成的這些協議，在競相爭著僱用勞動力和交谷佃農的情況下，屢屢遭到失敗。在19世紀最後的30多年裡，黑人收入的增長比率超過了白人。

高等教育則能更加清楚地表明黑人內部的這種階級差別。膚色較淺的黑人精英的後裔，直到20世紀，向來都在黑人院校的師生當中佔據主導地位。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廣大黑人民眾的子弟才成為黑人院校學生隊伍的主要成員。其中好多人得益於美國士兵權利法案才有機會進入高校。說到教育質量，多數黑人院校在南北戰爭結束后開始向其多數學生教授小學或中等學校的教材，而且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大多數的黑人「學院」學生仍在學習預科教程。在20世紀20年代，這些教育機構才開始變成名副其實的學院。但是從任何指標來衡量，黑人院校當中哪怕是最好的，其水平也處在全美名牌學府之下。

黑人今天實際上幾乎是美國任何一種體制的組成部分，從國會大廈和最高法院到棒球場，哪兒都有他們的存在。講述美國的民間英雄人物若不提喬·路易斯、維利·邁耶斯或O·L·辛普森的大名，那故事就是不完整的。美國音樂和美國俚語均帶有黑人音樂和用詞的韻味。有3個黑人獲得過諾貝爾獎——和平獎得主是拉爾夫·本奇和馬丁·路德·金，經濟學獎得主是威廉·阿瑟·劉易斯。這部分地反映了障礙的消失和機會的開放。這也反映出，為了把整個黑色人種提高到得以自享其勞動果實的水平，社會作出了長期而艱苦的努力。名垂青史和不為人知的英雄都為此而奮鬥過——從南北戰爭前南方的地下學校和地下鐵道，從埋屍葛底斯堡及安提耶坦戰場的將士，到為了教育奴隸子女而無私獻出青春和安逸的「夫人教員」，從那些為推動自己種族前進而苦幹的默默無聞的黑人，到那些毅然加入爭取正義行列的其他人士，都有一份功勞。

在這樣一個到處充滿對黑人的歧視、白人非法恐怖活動猖獗及非法謀害黑人盛行的時期，布克·T·華盛頓倡導的並不是一套新的目標，而只是給現有的目標按輕重緩急重新安排了次序。在他看來，全美多數黑人精英分子一心從事的政治鬥爭，對於最南部幾個州里那些因被剝奪了公民權而處境險惡的黑人大眾來說，完全是徒勞無益的。他認為，燃眉之急是滿足「我們黑人的實際需要並改善我們黑人的狀態」，辦法就是獲得基本的技能和訓練——不僅提高職業技能，還要「學會洗澡，怎樣愛護自己的牙齒和衣服」。塔斯克基學院看重開導學生關心那些最基本最實用的東西：工作習慣、衛生、品行等。該校的宗旨，正如一位教員所言，是「促成多數人的進步，而非提高少數人的特殊文化水平」。這也是華盛頓總的社會和政治哲學的要義。他宣稱，「單靠政府活動」並不能拯救黑人于倒懸，因為在投票箱的背後，黑人必須有財產、勤奮、技能、節儉、才智和品行等。

早在18世紀就有小股西印度群島的移民來到美國，但數量可觀的西印度群島人抵達美國——主要是紐約市——始於20世紀。在20世紀的第一個10年裡，來美的約有30000人，第二個10年裡增加了一倍以上，20世紀20年代約為40000人。到1930年，在外國出生的美國黑人（多數為西印度群島人）佔到了美國黑人總人口的大約1%。開始時是男性多於女性，但到20世紀30年代，兩性之間的比例就差不多達到了平衡。就像那些在國內遷徙的土生土長的美國黑人一樣來自西印度群島的移民多是年輕人，半數以上的人年齡在30歲以下。

在聯邦軍事佔領當局治下的南方重建時期，黑人的各項民權和政治權力有抬頭的趨勢，儘管這遭到了南方白人的極力反對。白人反對的方式，時常表現在各種民間治安團體動輒採取非法的恫嚇和恐怖活動。在這些團體當中，最為臭名昭著的，當推三K黨。1877年的政治妥協之後，隨著聯邦軍隊的撤走和南部地方政府的重新上台，黑人參政權及其各項民權受到限制。其後幾十年中，雖然各地情況不一，但南方黑人的境遇卻一直在倒退，終於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達到極點，到處出現了各種隔離法律和歧視做法。美國最高法院1896年裁定「分離但平等」的設施是合乎憲法的，從而為在公共設施里實行普遍而嚴格的種族隔離提供了法律依據。實際上這種「分離但平等」的設施遠不是平等的。

在受奴役的兩個多世紀里，非洲人當中原先在基因、語言及文化等方面所呈現出的眾多差異，都已消失殆盡。但是，黑人民眾又在美國新的環境里，依據其身處奴隸狀態下所從事的不同職業，依據其家庭上升到自由地位的時間差異，並依據其身上所含白人血統比例的多寡，在內部又形成了差別。

白人男子仗勢玩弄黑人婦女的情況，在美國僅是零星發生，而在西印度群島卻是有組織的、普遍的，甚至有人以此謀利。監工頭們及各島為數不多的白人居民，一般多屬僑居當地的單身男子，而美國的奴隸主則傾向於僱用已婚的人充當監工，目的恰在於避免因監工與奴隸女子發生兩性關係所招致的麻煩。

美國在1825年擁有的奴隸數目居西半球各國之冠，占整個西半球奴隸總數的1/3以上。不過其他國家實際買入的奴隸卻比美國要多，巴西買入的奴隸就是美國的6倍。區別在於美國是奴隸能夠繁衍後代並按自然規律保持人口增長的唯一國家——在西半球的其他地方，情況就不一樣了，奴隸的死亡率是如此之高，出生率又是如此之低，以至於要不斷地從非洲買入奴隸來取代死亡的奴隸。在其他國家裡，維持奴隸的生活狀況一般是更加野蠻的。當然，美國維持奴隸的狀況也是殘酷的——鞭打屬司空見慣。把小孩子從其父母身邊拉走賣掉的事經常發生，以致搞得奴隸們惶惶不可終日。強行將夫妻拆散也是常有的事——大約每6對夫妻中就有一對會遭殃。其他殘忍和暴虐的行為，儘管是零星發生的，卻是奴隸制度本身和奴隸主剛愎自用性格的固有特徵。

在南北戰爭期間，南方黑人和白人之間明顯地呈現出愛憎兼具的關係。黑人對白人懷有刻骨的怨恨，白人對黑人濫施淫|威，但雙方也曾逾越奴隸制度的鴻溝，結成感情上的紐帶。有些奴隸一直對其主人忠心耿耿，甚至在男主人赴前線為南部邦聯而戰rｅad.９9ｃｓw•com時，仍對其家屬採取保護的態度。也有其他的奴隸在北方軍隊逼近時，為自由而逃。同一個奴隸，其行為時常是極為矛盾的：他會把自己受傷的主人從戰場上背回來，藏在安全地方，然後自己向相反的方向拔腿逃跑。參加聯邦軍隊的白人同樣也是愛憎兼具的，對黑人有誇獎也有詛咒，時而嘲笑他們，時而與他們一起流淚，既會給黑人以親切的關照和慷慨的救助，也會忍心鞭打他們，並把他們像牲口一樣賣掉。戰爭結束后，許多事例顯然讓奴隸主的感情受到刺|激，因為不少奴隸甚至在其原先的主人答應出錢僱用他們時，也不願留下來，執意遠走高飛，致使白人認為黑人「背信棄義」或「忘恩負義」，從而感到灰心和失望。

第一位獲得舉國承認的黑人領袖人物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他是個逃跑的奴隸，早在南北戰爭許多年之前就是個自由人了，他善於把後來使得黑人領導層分裂的對立因素結合在一起。在戰前戰後，他都是個不知疲倦的著作家、演說家和政治領袖。道格拉斯氣宇軒昂，言詞犀利，其奮鬥目標既有現實性又有原則性，為廢除奴隸制度而戰，為全面的人權而戰，為促成黑人的自助精神而戰。在南方重建時代，道格拉斯長期為之奮鬥的平等和進步幾乎很有可能成為現實，但是1877年的妥協法案、凌|辱歧視和私刑拷打等趨勢的抬頭，致使美國的黑人到1895年2月道格拉斯去世時，再次陷入歷史上最低落的暗淡時期之一。

南北戰爭后，在那些由美國傳教協會建立的學校里75%的教員是女性。而這些女性又有75%的人是未婚或獨身的。這就是那些被描繪成「古板」、「嚴厲」但卻「富於獻身精神」的「新英格蘭夫人教員」。這些和黑人孩子在一起的白人教員受到南方本地白人的某種敵視和排斥，有的甚至遭到威嚇、毆打和謀殺。他們的黑人學生不僅缺乏受教育的準備或觀念，而且經常無故曠課、遲到、失信、撒謊、行竊。在戰後早期，教員平均在南方只待3年就離開了。但是就在他（她）們奠定的基礎上形成了黑人的教育事業，其後世世代代的黑人無不以感激和崇敬的心情緬懷當初這段時光。後來的各位黑人領袖，從W·E·B·杜波伊斯到布克·華盛頓，都對這些傳教士老師的無私工作交口稱讚，讚揚他（她）們為造就美國黑人的一個知識階層立下了汗馬功勞。杜波伊斯稱此為「美國歷史上一件最美好的事」。而瑪麗·麥克勞德·白求恩高度稱許「那些可愛而神聖的老師們，在我特別需要別人給予耐心和寬容時，他們是那樣不怕花時間，又是那樣有耐心」。

時至1890年，所有靠工資為生的黑人，有3/5是既不會讀也不會寫的大老粗。這是一種徵兆，表明一般黑人大眾的處境更為艱辛、更為匱乏，甚至維護自己的健康及生命都非易事。杜波伊斯曾在1896年指出，黑人當中個人整潔情況差到令人可悲的程度。再加上不良飲食習慣，以及普遍對健康的不在乎，造成黑人的死亡率不斷升高。黑人死亡率的歷史曲線證明杜波伊斯言之有理。在獲得解放之後的第一個10年裡，當黑人首次開始關注自己的健康時，其死亡率比在當奴隸時有所上升。但他們的後代由於生活經驗逐漸豐富以及文化水平的提高，其死亡率從絕對數字看又呈下降趨勢，而且黑人和白人死亡率的巨大差距也在縮小。黑白兩個種族之間繼續存在的最尖銳的差別，是各自死於傳染病（梅毒、肺結核、肺炎等）的人數，而不是死於體質衰退性疾病（比如心臟病、腎病或癌病）的人數，因為患這些疾病是不足以反映衛生習慣和住房條件擁擠方面存在的問題的。貧困和缺醫少葯也是顯而易見的因素，不過這些因素既與傳染性疾病有關，也與體質性疾病有關。

就在道格拉斯去世的那年，突然又湧現一位新的黑人領袖，他就是布克·T·華盛頓。華盛頓生下來就是個奴隸，但《解放奴隸宣言》使這個孩子成了自由人。他受盡艱辛終於受到了教育，並在後來成為一名教員。1881年，他主持在亞拉巴馬州新創辦的塔斯克基學院。1895年9月，他在亞特蘭大世界博覽會上進行了一次演講，獲得舉國一致的讚揚，從此開始了黑人領袖的生涯。華盛頓敦促南方黑人在南方開闢自己的道路——「就地把你們的水桶扔下」——並呼籲南方較為開明的白人在實際而共同關心的問題上與黑人攜手合作，不管這兩大種族在社會上是如何界限分明。他說：「在一切社會性|事務上，我們能像5個手指那樣各自分離，而在一切對於雙方共同進步有關鍵意義的事情上，我們也能像一隻手那樣。」他的這個演講受到黑人和白人同樣的歡迎。因他的亞特蘭大演講而向他發來賀信的人當中，就有後來成了他的對手的W·E·B·杜波伊斯。

南北戰爭后，美國黑人當中受教育程度和文化適應水平最高的成員，當屬那些戰前就是「自由的有色人」。直到20世紀，他們（及其後代）為黑色人種提供了為數頗多的領袖人物。但布克·T·華盛頓是個顯著的例外。正如其他內部存在文化差別的種族一樣，黑人領袖人物和他們所代表的黑人民眾之間的關係，顯然也一直是愛憎兼具的。在那些文化差別最大的地方如在新奧爾良闊綽的屬克里奧爾（Creo1e）血統的「自由的有色人」和剛剛獲得自由的黑人之間愛憎兼具的情緒也最強烈。1860年，在新奧爾良市，「自由的有色人」男性有近85%是工匠、專業人員或企業主。新奧爾良市戰前的「自由的有色人」家庭約有1/3擁有奴隸，戰時這些有克里奧爾血統的人有3000人參加了邦聯軍隊。南北戰爭剛結束時，這些人煞費苦心將自己與新近獲得自由的黑人區分開來，不願與之混同。他們抗拒「把我們降格到野蠻退化的奴隸行列」的做法，並譴責那些「將剛獲自由的黑人與我們這些才智發達的民眾混為一談」的人士。不過，既然在法律和社會上被降到了比白人低一等的地位，反倒給了這些克里奧爾人以爭取政治平等的刺|激力量，但目標集中在對他們生存至關緊要的那些方面，而不管這些方面是否對其他黑人民眾也是最迫切的。例如，克里奧爾人就曾反對創辦「南方大學」為黑人提供急不可待的教育，理由是這所大學代表了一種種族分離的原則，而他們這些混血的精英分子對此最為反感。這種意識形態上的目標和講究實際的目標二者之間的衝突，後來就成了黑人領袖之間進行無休止內部鬥爭的根源，典型地表現在W·E·B·杜波伊斯和布克·T·華盛頓二人之間。從社會上來看，克里奧爾人直到20世紀都一直與其他黑人保持著涇渭分明的界限。傑出的爵士鋼琴家傑利·羅爾莫頓就因與普通的黑人混在一起而被他的克里奧爾裔祖母攆出家門，正式斷絕了祖孫關係。

儘管黑人領袖之間存在著內訌，但雙方都取得了很出色的成績。雙方面前也還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加勒比海地區發生的黑人起義及黑奴殺白人的事件，在18世紀末的美國南方各地普遍引起了恐慌。關於美國奴隸在圖謀舉行類似起義的各種謠傳，不時地使這種恐慌情緒升溫。1831年由塔特·特納領導的黑人起義真的在弗吉尼亞州爆發了，起義者在被鎮壓下去之前殺死了60個白人。在政治戰線上，北方在19世紀30年代掀起了強大的廢奴主義運動，進一步使南方感到四面楚歌。而所有這一切事態的發展，強化了南方的地區主義。在外線，南北對峙的局面表現在相互進行政治上的惡毒攻擊，並在堪薩斯這樣一些尚未建州的領土上到處訴諸暴力（堪薩斯當時被稱為「流血的堪薩斯」），在這裏南方人和北方定居者斗得你死我活，以爭奪決定該領地究竟將以一個蓄奴州還是禁奴州加入聯邦的控制權。在內部，南方強化了「黑人法規」，即既制約黑奴行為又制約自由黑人行為的那些法律。南方並對鼓吹廢奴的書刊甚至對聯邦郵件進行檢查，並千方百計使那些反對奴隸制的人，甚至是對奴隸制存有疑問的人，在南方無法立足。這些壓制措施到頭來使得持有不同觀點的人遷離南方。這些人離開之後，南方就只剩下清一色主張蓄奴並根本容不得不同意見的那批人了。

不管老闆和店主的這些詐騙行徑是何等可惡，這些人後來還是發現自己遭到了黑人工人和顧客的唾棄。正如一位黑人在1866年所言：「他們可能會騙走貧苦黑人一年的勞動成果，但不管他們怎麼搞，黑人卻獲得了一年的經驗……」儘管黑人不會讀書寫字，也不會算賬，但遇有親友在別處混得不錯時，他們能分辨出這與白人老闆的態度有關。白人也就在黑人當中獲得了或好或壞的聲譽。白人於是很快意識到，從長久的利益出發，好聲譽是他們一項必須加以維護的重大資本。由於商店鱗次櫛比，許多土地所有者又急需勞力，所以即使是一個字不識的人，也有機會作出自己的選擇。黑人有了流動性，白人土地所有者也只好走出家門，騎著馬，四處招收黑人工人。

儘管非洲人在美國是混血的，但非裔美國人也是有差別的，此種差別不像其他種族那樣是按照固有的祖先文化形成的，而是按照他們在美國歷史上的不同經歷形成的。獲得自由的時間是關鍵性的差別。雖然大多數美國黑人因1863年的《解放奴隸宣言》而獲得了自由，但此前已有50多萬黑人早就是自由人了。這些「自由的有色人」有他們的歷史、文化和一套價值標準，這使其子孫後代直到20世紀都有別於其他黑人。還有人數不多但頗為重要的第三部分黑人，他們主要來自西印度群島，他們也有其極不同於其他黑人的經濟和社會歷史。

甚至那些投身於私營經濟部門的西印度群島人，也得依靠廣大的黑人民眾來求得發達。他們有許多人是商人、醫生、律師、出版商，以及別的需要以美國黑人為服務對象或顧客的業主。移民到英國的西印度群島人在那裡就不怎麼成功。也許就是因為英國不存在眾多的非西印度群島的黑人民眾來給他們提供一個施展其本領的依託吧。

有了工資，分得了穀物，黑人的日子開始好起來。南北戰爭剛結束時，大多數黑人仍然住在當奴隸時住的小木棚里，室內是泥地，沒有地板。幾乎沒有誰見過黑人家裡的窗戶是玻璃的。漸漸地，小木棚被木板房所取代，泥地也換上了木地板，而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窗玻璃也出現了。此時黑人的房舍一般仍沒有水暖設備，矮小而擁擠，並且——幾乎無一例外——很臟。在1896年，城市的黑人每家平均有3間住房，這在那個時代對於人口多的家庭來說，算是擁擠的，但與同期紐約的義大利人或猶太人相比，還算寬敞。

20世紀初，美國黑人幾近半數仍然是文盲。到1920年，仍然有1/4左右的黑人是文盲，在其後的20年裡，文盲率進一步下降到1/8。直到1930年，美國黑人受教育的時間平均只有6年，比同時代的白人要少4年。實際上，黑人和白人在教育水平上的差距，甚至比這4年的時間差所體現的還要大。南方的一些地區，黑人兒童在校的天數只是白人兒童在校天數的2/3。就整個南方而言，1912年按人頭撥給每個黑人孩子的教育經費連撥給每個白人孩子教育經費的1/3都不到，而在最南部的幾個州，撥款懸殊更大。黑人教員學歷較低，所教班級的學生也多。

對黑人來說，自由既解救了他們，又使他們陷於被連根除掉的境遇。許多人開始背井離鄉，四處遊盪，肩上背著乾癟的行李包，時常是「食不果腹，衣不蔽體，貧困交加」。有的是想去某個地方尋求新的生活，有的意在找到以前在奴隸市場上被賣掉的長期離散的家人。當時一位自由民事務署的官員說道，這些遊盪者當中，每一位母親的兒子好似都在尋找媽媽，而每一位母親都在尋找其子女。當時，一位新聞記者報道說，在弗吉尼亞州和北卡羅來納州的各條道路上，他都遇到絡繹不絕的黑人，許多人步行走遍全州甚至走遍一個州以尋找失散的家人。不少父母為了找到自己的子女，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用當時一位聯邦官員的話來說，簡直是使出了「超人的力氣」。好幾個月之後，大規模的流動漸漸平息下來，但是在新創辦的黑人報紙上刊登尋找失散家人的告示，佔去了整版整版的篇幅，一直持續到19世紀80年代。

奴隸主發現，奴隸的婚姻和家庭關係是一種穩定因素，能降低男子為爭奪女人而發生打鬥事件的概率，並能抑制逃跑的意向。然而，奴隸家庭紐帶的牢固，又被認為是與他們地位不相適宜的，是對主奴關係的一種威脅，並會在販賣奴隸時惹麻煩。奴隸主試圖將奴隸的家庭紐帶保持在不至於強大到干擾奴隸制本身的限度內。他們不準奴隸使用姓氏，甚至連奴隸使用「我姐姐」（妹妹）或「我母親」這樣的稱謂都可能遭到懲罰。當然這隻能使此類稱謂的使用轉入地下。黑人家庭的姓氏還是一代代傳了下來，儘管他們曉得，在有白人的場合最好不使用為妙，甚至在黑人獲得解放之後，許多以前的奴隸仍然不願向白人通報自己的姓氏，因為這種隱瞞姓氏的習慣已經變得根深蒂固了。奴隸的姓氏通常不是其主人的姓氏。奴隸姓氏的起源常常因世代沿革而被湮沒了——有可能是奴隸家庭先人所屬主家的姓，也可能是他們的非裔祖先抵達美洲時選擇的姓氏。保留白人姓氏的目的並非在於將黑人家庭與當初姓這個姓的白人主人聯繫起來，而是想讓黑人家庭本身具有固定的認同標誌。奴隸名字的情況也是如此。奴隸家的男孩有1/4使用其父親的名字，還有許多孩子以其叔（舅）嬸（姨）的名字為名，或以死去的或被販賣掉的兄弟姊妹的名字為名。非常有意思的是，奴隸家的女兒通常不以其母的名字為名，儘管這種做法當時在白人家庭中極為普遍。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再次看到，奴隸有其自己的風俗習慣。

1619年首批被擄掠到英國殖民地弗吉尼亞的非洲人，後來變成契約奴隸，和當時常見的白人契約奴隸是一樣的。黑白契約奴在完成幾年的苦役之後，都可能獲釋，成為自由人。對於黑人來說，這種處境究竟在何時發生了變化及怎樣發生了變化，從而使他們淪為永久的奴隸，人們還一直沒有搞清楚。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即到17世紀40年代，被販運到弗吉尼亞的非洲人已不具備贖身契約，儘管在1651年仍有一些契約期限屆滿的黑人和勞役期滿的白人契約奴一樣，被賦予土地。北美第一部明文確認奴隸制度的永久性並殃及奴隸子孫後代的法律，是弗吉尼亞在1661年通過的。其後，非洲人被帶到北美其他殖民地時，各處都援引弗吉尼亞的先例，致使非洲人充當奴隸的命運從一開始就註定了。

在感情上對黑人抱有怨恨的，並不僅僅限於原先的奴隸們。那些在前線被打敗、疲憊不堪而又飢腸轆轆的士兵回到毀於烽火的南方地區的家園，也將滿腔怒火發泄到孤立無援的黑人身上，犯下駭人聽聞的暴行。奴隸主有時也會向那些逃出南方去參加聯邦軍隊的黑人奴隸的妻小實行報復。奴隸制在南方實行了兩個世紀之久，黑人慣於被認為是毫無權利的。所以南北戰爭之後，南方白人不僅對黑人獲得解放感到憤懣，而且對黑人在言行態度方面有任何表現，顯示他們與白人一樣也是人，或和白人有共同權利的跡象時，都不能接受。駐紮在南方的一位聯邦軍隊的上校於1865年說過一句話，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南方白人對待黑人的一般態度：「打死一個黑人，他們不認為是謀殺；白人男子奪去黑人女子的貞操不是誘|奸；奪取黑人的財產不是搶劫。」南方白人的這種態度亦曾體現在最高法院先前就德萊德·斯科特訴桑福德一案所作出的判決書中，這份判決書宣稱黑人「不具備白人應予尊重的權利」。一句話，當美國黑人開始享受自由時，其周圍的情感氛圍與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氛圍一樣，是很不妙的。

黑色人種在美國走過的漫長歷史道路上，有九_九_藏_書過許多重大的里程碑及深刻的變遷，例如受奴役、獲解放、大遷徙以及20世紀的民權革命等。若以1619年、1865年、1900年或1954年這幾個年頭作為起點來衡量，黑人進步的速度在各個時代是不相同的。今天許多生活在北方城市貧民窟里的黑人，是第一代或第二代從南方過來的遷徙者，他們尚處在其他黑人50年或100年前的發展階段。整個黑人種族，已經在謀求生存的偉大鬥爭中從極端貧困的境況以財富、知識和權利三者而論上升到與其他種族群體並駕齊驅的地位。無論是哪個種族都不像黑人那樣不得不從如此低下的起點趕上來，以便和他們的美國同胞攜手並進。

當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使大規模的失業遍及北方各大城市時，向北方的遷徙曾經有過一個停頓期。但從1940年開始，再度發生了一場新的而且數量甚至更為龐大的由南向北的遷徙浪潮。在20世紀40年代，大大超過100萬的黑人遷出了南方，20世紀50年代是40年代情況的重演。1940～1970年，共有400多萬黑人遷離南方，這個數字堪與歷史上任何大規模的國際移民相比。

在高等教育方面，第一位獲學院文憑的黑人於1828年畢業於緬因州鮑多恩學院，第一位獲學院文憑的黑人婦女於1862年畢業於俄亥俄州的奧柏林學院，第一位獲哈佛大學學位的黑人畢業於1870年，1896年被哈佛大學授予博士學位的第一位黑人是W·E·B·杜波伊斯。在整個19世紀，黑人獲學院和大學學位的總數不到2000人。

20世紀20年代實施的限制性移民法律，使西印度群島人向美國的流動突然停頓下來。這些法律後來被修改，導致西印度群島人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湧入美國的數量陡增，在這兩個10年內各有約90000人入境。其中有15%左右的人是專業人員，另有12%的人屬白領階層。

在南北戰爭后的幾十年裡，黑人品行的不斷變化反映在他們與白人經濟關係的不斷變化當中。作為工人，黑人在奴隸制度之下沒能養成多少個人責任感。當初在奴隸當中，缺乏主動性，勞動時偷閑躲懶，半途而廢，動輒曠工，糟蹋農具和設備等，都屬普遍現象，而且並沒有隨著解放的到來而一下子消失。南北戰爭剛結束時，白人曾試圖在勞動管理方式上下工夫，來對付黑人的不良習慣，有的白人當時甚至主張繼續保留其對黑人勞工和佃農的體罰權。但是，由於白人土地所有者為尋找勞工和佃農而在相互之間形成經濟上的競爭壓力，也因為黑人對體罰不甘示弱，竭力進行反擊，所以這一主張很快就被廢除了。也曾嘗試過由白人充當監工頭，讓黑人集體幹活的辦法，一如在當初奴隸制時那樣，但是黑人只要有機會，一定挑選其他形式的勞動制度。到1880年，集體幹活的制度就壽終正寢了。

除去1000萬被運到大西洋彼岸的實際人數之外，還有不計其數的人死在途中——有些人為捍衛其在非洲的自由而戰死，有些人因試圖逃跑而被殺，有些人在被監禁時自殺身亡，還有許多人因無法忍受赴美航程中的艱險和恐怖而死在海上。在英國人、法國人和西班牙人在18世紀和19世紀販運的所有非洲奴隸當中，單是死在海上的比例就大約保持在9%～16%之間，而在17世紀，這個比例還要高。在荷蘭的運奴船上，死亡的比例也較高。粗略而保守的估計是，有100萬奴隸死在途中，這還不包括那些因染上歐洲人的疾病而死的人，對這些疾病，他們體內缺乏免疫力，正如許多歐洲人也死於非洲的疾病一樣，歐洲人對非洲人的疾病也束手無策。

到17世紀中期，每年有10000名奴隸被船運到大西洋彼岸。到18世紀，販賣奴隸達到每年60000人的高峰。幾個世紀以來，有近1000萬的非洲奴隸被運到了西半球。其中一半以上是在1720～1820年這100年間抵達的。80%以上是在18世紀初至19世紀中期抵達的。許多奴隸來自西非尼日河以東地區，其數量之多恰好等於非洲其他所有地區奴隸的總和。僅僅阿散蒂一個部落就把數以千計的其他非洲人賣給了奴隸販子。

相對來說，北部使用的奴隸就很少，因為那兒的氣候不適合於種植大田作物；南方的若干地區同樣也沒有多少棉花種植奴隸的存在，譬如皮德蒙特地區就是如此。皮德蒙特（意即山腳下）地區，指的是北從弗吉尼亞州西部向南延伸，經過北卡羅來納州西部，直抵肯塔基和田納西兩州東部的廣大地區。此一地帶土質易受侵蝕，「土壤」貧瘠，不適宜使用奴隸進行大田作物的種植。種植園和為此種奴隸種植園辯護的種族意識，在這一地區都沒有真正紮下根來，與沃野千里的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以及越過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亞拉巴馬州及喬治亞州那條堪稱膏腴之鄉的「黑土帶」大相徑庭。最南部的這幾個州，歷來在種族問題上的態度都是最極端、最不能相互讓步的。前有奴隸制之爭，後有民權運動。而南方的開明分子，大多來自皮德蒙特地區。

黑人內部的兒童分佈狀況，加劇了該種族作為一個整體向上流動的困難程度。窮人家的孩子都比中產階級人家的孩子來得多，這當然是一般的趨勢，但這種趨勢可謂突出地體現在美國黑人當中。受過良好的教育且收入豐厚的黑人，生養的孩子甚至比同類型白人生養的孩子還要少，而低收入的黑人卻比同等收入的白人生養的孩子多。黑人所作的鬥爭曾使一部分人擺脫了貧困，但這種鬥爭還需一代一代地持續下去，因為發了家的黑人並未生下足夠數量的子嗣將其家族香火傳下去。

在南方忍受了幾十年日趨嚴重的壓迫和恐怖統治之後，下一代黑人開始向北方遷徙，因為北方的黑人在經濟上和社會上能生活得好些。但是，北方黑人的生活條件絕非南方黑人可以期待在北方馬上就能達到的標準。就文化適應性而言，南方農業地區來的黑人遷徙者，比北方的城市黑人仍要落後好幾代人的時間。其指數之一是，南方來的黑人學童當轉到哈萊姆或其他北方黑人貧民窟的學校就讀時，在幾十年裡一直被理所當然地降下一級，儘管這些學校的標準比起同一城市的白人學校來又實在不可同日而語。高死亡率、酗酒率和兇殺率是如此嚴重地折磨著各黑人社區的居民，以致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的許多觀察家預言，黑色人種最終將走向滅絕。

分離、敵視和衝突長期構成了這兩部分黑人之間相互關係的特徵，但此種關係一般又並不像別的族內衝突那樣公開或暴烈。然而，這兩部分人相互之間的猜忌和反責無處不在，從普通人到雙方的思想領袖皆被牽涉進去。

私刑拷打黑人致死的案件，也隨著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對南方黑人實行壓制而不斷增多，1892年達到了高峰，共161起。用私刑將人拷打致死，本是南方長期存在的惡劣做法，但只是在1886年之後，被私刑拷打致死的黑人才在數量上超過被這種私刑斷送了性命的白人。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私設公堂的惡習，基本上變為白人殺害黑人的手段。

西印度群島黑人在剛剛獲得解放之後的那段時間里，其經歷在很大程度上與美國南方黑人在南北戰爭結束初期的遭遇如出一轍。勞役償債制度實際上使西印度群島的黑人又淪為奴隸。蔗糖市場價格的災難性下跌，在西印度群島普遍造成經濟衰退，正如戰時的破壞曾使美國南北戰爭后的南方陷入經濟衰退的情形一樣。當時西印度群島的黑人普遍窮困潦倒。許多人移民到世界各地——有的是一去不復返，有的則是暫時僑居海外，其中遷徙來美國的人，則大多數在紐約市定居下來。

19世紀行將結束的時候，居住區的隔離狀況，在程度上既不像以前那麼糟糕，也不像後來再次出現的那麼嚴重。在紐約市，某些街區住的黑人很多，另一些街區住的黑人則很少，但沒有哪個街區住的是清一色的黑人。底特律早在l860年就沒有哪個街區住的黑人居民能佔到50%的，而芝加哥晚至1910年也仍有2/3以上的黑人民眾居住在白人居民占多數的街區里。同樣，在費城和華盛頓的哥倫比亞特區，當時尚未形成後來出現的那種住房方面的種族隔離現象。北方城市裡的黑人獲得了更多的機會去使用公共設施、參加投票，並在更廣闊的範圍內發揮社會作用。在費城，黑人開設的飲食服務店也是一流的。在底特律，黑人內科醫生和牙醫的顧客主要是白人。在密歇根州，黑人政治家在主要是由白人選民構成的選區里得以當選公職。在芝加哥，對於黑人和白人之間建立起生意和社交關係，並無非議，甚至連通婚的都有。總而言之，在北方城市社區，19世紀的最後25年代表著「一個史無前例的種族友善和結合時期」。

南方的白人以及後來的聯邦佔領軍當局官員們最為擔心的事情之一，就是害怕剛剛獲得自由的奴隸將不會安頓下來並開始幹活，而會繼續依靠政府發放的救急配給（在遭到戰爭蹂躪的南方，黑人和白人都有份）以及私人慈善機構的施捨為生，輔之以行竊。地方政府時常在聯邦當局的支持下，針對成年黑人強行實施極嚴厲的制止盲流法，針對黑人孩子實施硬性規定的學徒法，還制定了其他許許多多的法規，嚴格控制剛剛獲得解放的黑人選擇工作地點和僱主的自由權。實行這些法律所帶來的弊病，有時幾乎達到了重新奴役黑人的地步。

當時既有黑人由南向北遷徙的，也有在南方內部流動的——從農場流向城市，從一個地區流向另一個地區。在1900年，南方黑人住在都市地區的大約只佔其總數的1/5。但到1960年，住在都市地區的就幾乎達到了半數。這種地區之間和地區內部的遷徙，就是為什麼黑人的收入在1940～1960年相對於白人來說有所提高的主要原因。

20世紀30年代，南方只有14%的黑人子弟上到中學。這個時期創建了少數幾所高質量的黑人中學（華盛頓在1870年，巴爾的摩在1892年，新奧爾良在1916年先後各自建起一所這樣的學校），而且在經過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之後，喬治亞州的第一所黑人學校也於1924年在亞特蘭大落成。後來的黑人傑出之才，絕大多數都曾就讀於這批先期開辦的中學。當其校友中不少人畢業於所謂常青藤院校時，其他子弟仍停留在小學四年級的水平。這是衡量黑人內部社會差距的一個指標。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西印度群島人的個人成就和顯赫地位，導致了他們作為一個種族群體的「湮沒」，西印度群島人這個群體在數量上實在是太少了，很難有什麼政治勢力，所以西印度群島的個別人士是以整個黑人種族的「代表」身份去擔任公職的。強調他們特殊的西印度群島人背景，將在白人和黑人當中同樣削弱他們的地位。還有，從事民權運動的許多西印度群島人，也必須把黑人的貧困和失業幾乎全部歸罪於白人的種族主義，儘管西印度群島人自己的經曆本身極為有力地表明，那種認為膚色在美國經濟生活中能構成嚴重障礙的命題是站不住腳的。

當非洲人被阿拉伯的奴隸販子帶到西班牙時，歐洲存在過的奴隸制已經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銷聲匿跡了。於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後來冒險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去捕捉黑人充當自己的奴隸。到哥倫布發現美洲時，西班牙和葡萄牙兩國境內已有奴隸存在，數量雖然不多，但也頗為可觀。當西班牙開始在西半球開闢殖民地時，他們把大批的奴隸從非洲運送到這裏來當苦力。英國人、法國人和葡萄牙人接踵而至，到美洲探險和開闢殖民地，他們也開始用船把從非洲購買或劫掠來的大批奴隸運到新大陸。

南北戰爭不僅是美國黑人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而且本身堪稱奴隸制度史上的最後一次大流血。這場雙方都豁出去了的戰爭拖延了4個腥風血雨的年頭，南方的經濟完全停滯，土崩瓦解，而且黑人和白人蒙受了同樣的苦難，因為南方軍隊和北方軍隊都沒收食品，四處掠奪，有時甚至犯下暴行。

美國的某些地區比其他地區更適宜於種植那些僱用奴隸勞工來生產並在經濟上很划算的農作物，尤其是那些需要程序化的、易於由工頭監視的大生產式勞動種植的農作物。美國的棉花種植是這種勞動方式的典型例子，但路易斯安那州和拉丁美洲多數地區的甘蔗種植也在此之列，其他諸如稻米、小米和玉米等主要農作物，也是由大生產式的奴隸勞動來種植的。氣候和土質條件大體上決定著在什麼地方可種植這類作物，因而也就決定著奴隸的地理分佈。

黑人世界是奴隸們可以尋求情感滿足和親密關係的場所，在這個世界里越軌即意味著個人的災難。所以，黑人社群的行為規範是有分量的，即使在沒有官方支持或沒有行政機構來強制實施的條件下也是如此。例如說，奴隸當中違反亂|倫禁忌的程度，普遍比當時的白人來得輕微。在白人奴隸主當中，交表婚（即第一代堂表親聯姻者）屬普遍狀況，而在黑人奴隸當中，這種婚姻卻屬罕見，仍然保持著歐洲人和非洲人在亂|倫禁忌觀念上的差別。簡言之，黑人社群有其自身的行為規範，這種規範並不僅僅是白人模式的摹本。甚至白人奴隸主也覺得讓自家的奴隸與生活在別的農場或棉花農場的奴隸結婚以遷就黑奴嚴格遵守亂|倫禁忌的做法，是對自己有利的，哪怕按照白人的標準來看，自家棉花農場的黑奴當中本來就存在著可供選擇的婚配對象。曾經有這樣一個罕見的事例：在一個奴隸核心家庭里，父親亂|倫，使得自己的女兒懷了孕，主人不得不把這位父親賣掉，因為其他奴隸威脅要殺死他。

由於其主動精神世世代代一直受到壓抑，又由於他們缺乏激勵，只想把工作做到僅足以不受懲罰的程度，奴隸們養成了磨蹭和逃避工作的習慣，這種習慣在奴隸制本身消失之後很久仍然在他們身上存在著。南北戰爭前，欺詐和偷竊是南方奴隸當中的通病，這些惡習在奴隸制結束后也存在了很久。

黑人也更加直接地捲入了戰爭。聯邦軍隊有為數18.6萬多名黑人士兵，約佔其總兵力的1/10。21名黑人在南北戰爭中獲國會勳章。開小差是戰時的一大問題，但白人士兵開小差的情形比黑人士兵要嚴重得多。

這種有利的起跑點具有深遠的影響。「自由的有色人」的子孫後代，直到20世紀，在各個領域向來都是黑人領導層當中的佼佼者。他們是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創建人、支持者和早期領導人。W·E·B·杜波伊斯、托馬斯·福瓊以及查爾斯·切斯納特等人都是「自由的有色人」的後裔，瑟古德·馬歇爾則是這些人當中的後起之秀。同樣，在20世紀中期，獲得博士學位的黑人，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從事專業工作的黑人，其大多數顯然也是「自由的有色人」的後代。「自由的有色人」及其後代創建並管理第一所最負盛名的黑人公立中學，即設在哥倫比亞特區華盛頓的鄧巴高中。該校培養出美國第一位黑人將軍、第一位聯邦法官、第一位黑人內閣成員、血漿的發現者、第一位民選的參議員、第一位受聘于名牌大學的黑人教授，以及其他許多領域一長串的「第一」。

並非所有進入北方城市的黑人移民都來自南方的農業地區。從20世紀早期開始，又一批來自牙買加島、巴貝多島、特立尼達島以及英屬印度群島其他地方的黑人移民，住進了紐約的哈萊姆。到20世紀20年代，哈萊姆的居民有1/4是西印度群島人。從全美來看，西印度群島人已經大約佔到黑人總人口的1%，但他們在黑人專業人員、生意人或知名人士中，佔有額外突出的比例。具有西印度群島血統的出類拔萃的黑人很多，包括馬庫斯·加維、詹姆斯·韋爾登·約翰遜、克勞德·麥凱、雪莉·齊澤姆、馬爾科姆、肯尼斯·B·克拉克、威廉·阿瑟·劉易斯、西德尼·波蒂埃以及亨瑞·貝拉方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