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方本應都嚴格遵守上述承諾，但在華遠集團嚴格遵守了上述承諾的情況下，華潤創業卻違反了承諾，欲將華潤創業上市公司所持有的股權轉給華潤集團這個完全按國資進行管理的企業，這也是後來引發華潤集團要直接管理華遠地產公司發放獎金一事的原因，而我不願意華創將股權轉讓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於華創是個上市公司，必須按上市公司的規則來進行管理，包括董事會、審計、公告等一系列問題，但轉給華潤集團之後就不同了，大股東可以不按上市公司的要求而行使大股東的權力，從而干預公司經營。

一種是嚮往追求的生日祝福。將感情注入到企業之中的員工對領導者的信任和依託，轉化為命運共同體的祝福。

華遠集團本身就是個國企，我深知國企在發展與決策上不得不接受上級審批的苦惱，會因此失去許多投資機會。因此我力爭將下屬企業都進行各種各樣的改造，如股份制、職工持股、合資、合作等等，盡一切可能削弱國企體系對企業發展的制約；盡量減少國企壟斷、一股為大說了算的弊病，盡一切可能將國企民營化，進行市場化管理。在早期同步成立的區屬企業中，華遠集團之所以一枝獨秀，就在於這種民營化的管理經營理念，正由於我飽受國有體制瞎管理、亂指揮的痛苦，因此多次力爭將華遠集團公司改制，但始終沒有獲得批准。同樣我也深知上市公司的股權轉入華潤集團之後，必然會出現許多管理的矛盾和問題。

2000年華遠的業績從利潤看是下降的，但從銷售收入上看則是破紀錄的，2000年在48億元左右，約等於1999年萬科公布業績的1.5倍多，遺憾的是，結算利潤的時間拖后了。現在看來，如果沒有1998年的資金困難，讓這些工程拖延了周期，那麼利潤的結算也許就完全不同了，但這些銷售的業績似乎計算到了郭鈞的頭上，沒有人會想到，如果沒有前期的大量拆遷和建設過程，又怎麼會有郭鈞一上台就出現的破紀錄的銷售業績呢？別說在2000年銷售額能達到48億元的公司根本沒有（萬科1999年報表中的銷售額為28.72億元），就是今天，雖然有了幾個營業額數百億元的企業，但超過40億元的企業也沒幾家，更別忘了，那時的房價只有幾千元一平方米，要生產多少房子才能賣出四五十億元的銷售額來啊！

2001年1月初，華潤集團常董會會議上，我和郭鈞彙報了華遠公司的發展規劃。董事會上，華潤做出了決定，華遠公司的地產業務可以不局限於北京地區，並在增持萬科不成功的情況下，改將華遠作為重點，北京置地要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地產公司。

人生之中會有許許多多的沒想到，也會有許許多多的意料之中。如果有相互之間的信任，會減少物質傳遞之間的語言，但卻會加深凝聚在我們之間的真摯的愛。

在華遠集團公司與華潤集團公司就股權轉讓問題進行交涉期間，同時又發生了萬科定向向華潤增發B股的事件，關係著華潤的發展、華遠與萬科之間的關係、華遠集團公司和合資公司中方小股東利益的保護等一系列問題，而我則首先不是站在華潤的立場，而是站在華遠集團公司的立場來考慮問題。

一種是純個人感情和私人情誼的生日祝福。這一切都與他人無關，而只是兩個人之間的秘密，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祝福。

我給所有的員工寫了一封公開信《謝謝你們——生日有感》，併發在公司的內網上，同時邀請所有的員工下班后和我一起過生日，吃蛋糕。

十幾年的軍旅生活使我有了強壯的體魄和堅強的性格。也許所有的員工都只看到了我嚴厲的一面，而讚譽我為「鐵漢子」。殊不知堅強的背後隱藏在心靈深處的另一面則是軟弱。古語曰：「男兒有淚不輕彈，只緣未到傷心處」。前半句是對男兒外在表現的表述，後半句則未必如此。男人活著比女人辛苦，在於他們常常為了面子和形象而不敢在世人面前流淚。作為一個企業的領導，則在於他們無法在家人和下屬面前流淚。而流淚也未必是因為傷心，除了辛酸之外，喜悅也同樣會讓人流淚，並且可能是帶著紅色的沸騰的淚。

更嚴重的問題是，2000年10月16日《香港經濟日報》刊登了華潤創業公司的公告，將華潤創業所持有的華潤（北京）置地公司44.2%的股份轉讓給了華潤集團。這是寧高寧重組華潤集團的資產，將間接持股的上市股權轉為華潤集團公司直接持有的重要戰略。

此外，華遠集團公司在華遠房https://read.99csw.com地產公司中承擔了全部境內貸款的擔保業務，這一擔保責任遠遠超出了華遠集團在華遠房地產公司中的所有股權比例，我要求華潤集團對這一系列問題給予反擔保或置換擔保。至此，雙方已在股權轉讓這一問題上寸土不讓地開戰了。因我有理有據，明顯站在了守約的一方，華潤創業則站在了違約的一方。

3月8日是我的生日，大多數員工雖不知道內幕，但或許已看出了我與郭鈞之間的分歧，還有華遠集團與華潤集團之間的矛盾，也感覺出了一種危機。生日那天，無數人以個人的名義、部門的名義、小單位的名義給我送來了一屋子的鮮花、花籃、蛋糕、賀卡和禮物，似乎每個人送來的不是歡樂，而是一種憐憫和傷感。許多鮮花和花籃更是前一天晚上我還沒離開辦公室時，就擺在了我的房間里。那天當我推開辦公室的門，看到許多的鮮花與蛋糕時，看到賀卡中的那些留言時，我感動得眼淚不由自主地流了下來。

然而最使我心中引起波瀾而久久不平，並不由我不拿起筆來表達這血淚之情的並不是上面的這些邀請和問候，而是你們對我的信任。

一般人的生日大多習慣於和家裡人一起過，年輕人則願意聚在一起共同慶祝。則更多的是和公司的同事們一起過。此前的生日中也有人和單位會偶爾送來些花束、花籃和蛋糕，辦公室的女同胞們也會一起品嘗蛋糕，並分享那些鮮花，但絕沒有像這次一樣堆滿了整個房間、走廊和會議室，也沒有這麼多人寫了各種祝福和希望的賀卡。許多人已經預感到這大約是我和大家最後一次過生日了，於是就變成了一次感情的爆發，彙集在一起，成了一股洪流，產生了巨大的震撼力，這證明的恰恰不是我的失敗，而是一種成功。當一個人的意志能影響和融入到每一個員工的心中時，你就是成功的。

於是我給寧高寧寫了一封長長的信，列舉了郭鈞違規違法的無數罪狀，並要求董事會批准我實行罷免其職務的選擇權（這個罷免其總經理職務的選擇權是寧高寧以華潤集團控股股東名義給我的承諾）。但華潤為了其整合萬科與華遠的目標，讓閆焱來找我協商。此時原負責中國事務的華潤集團副總、華潤創業的總經理黃鐵鷹已辭去華潤的職務移民澳大利亞了，閆焱接替了黃鐵鷹的大部分工作，包括在華遠地產的工作。閆焱讓我再給郭鈞一個機會，給華潤一個面子，否則一個上市公司不到半年就撤換了總經理，市場的反應一定是負面的，對公司的管理和市場的發展也是負面的。

我談了一輪下來，土地的價格降低了，預付款減少了，成本也自然就大大降低了，郭鈞最終不得不承認老將出馬的威力。其實這並不是智力遊戲，而是體制下的技巧，如果郭鈞不想承認這個社會中關係的重要性，就必然會付出更多的成本。

今天是我五十歲的生日，一晃在這個世上我已度過了人生一多半的路途，或者說已跨越了人生最黃金的時代，將漫步在夕陽之中。

那時與現在不同，土地不是招拍掛的，更沒有發達的交通和城鐵，那些遠郊區的土地賣都賣不出去，有人願意去投資，區縣當然是舉雙手歡迎，能賣個好價格就更是歡天喜地了，但是碰上熟人和懂行的，政府也就不敢獅子大開口了。

其實我從來沒管過中層以下獎金的具體分配，只管由我考核並評判的副總以上的高級管理人員的獎與罰，這是我的責任與權力；中層以下（含中層幹部）的獎勵則是由人事部門分配的。國企的特殊性使得華遠地產公司的獎金分配是由黨的支部書記牽頭和監督管理的。因此自華遠地產公司成立以來，獎金分配都是我的搭檔周堅書記在負責。周堅是個鐵面無私、很講原則的好書記，這件事交給他我最放心，每次他上報的獎金分配方案我從不細看就簽發批准了。

謝謝你們的祝福！謝謝你們的真情！謝謝你們為我所做的一切！

2000年，按董事會確定的任務，華遠只能提取非常少的獎金，和歷年相比，幾乎一個是天上，一個是地下，於是我將區政府獎勵華遠集團公司的獎金轉移到了華遠房地產公司，卻引發了一場爭論。

儘管我與寧高寧都想保留繼續合作的關係，儘管寧總仍懷念著過去幾年成功合作的愉快，儘管我也感謝通過與華潤的合作讓華遠地產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無奈中間夾著郭鈞，並沒有給我們兩個股東的繼續合作留下應有的空間。

一種是換取支持的生日祝福。被祝福的是我，想得到的是自己的未來生活。

由於華潤集團資產重組的需要，華創違反了承諾書中的承諾，2000年10月20日，我以華遠集團公司的名義，向華潤（北京）置地和華潤創業公司發出了抗議函，一是要求華潤創業在未向華遠集團公司和華遠房地產公司中方股東說明情況之前，中止股權轉讓的一切交易；二是要求華潤（北京）置地公司解除華遠集團公司上市之前對華潤（北京）置地做出的一切承諾——華潤（北京）置地在上市之前曾承諾將北京華遠地產作為唯一資產，上市招股書中有明確公告。但收購萬科股權之後，其所持有的已不是華遠這唯一的地產企業資產。因此華遠集團公司也有權解除承諾，可以重新開始以華遠集團持股或參股的方式從事房地產業務，包括同業競爭的項目。

實際上，這一系列變化已經為今後華遠與華潤的分家打下了基礎，甚至包含了華遠集團所持有股權的最低收購價格、華遠集團公司和其他中方股權被收購之後董事席位和債務擔保轉移等一系列問題的處理意見，只是雙方都互相留了個面子，同時都還抱有共同改善合作關係的良好願望。

由於我的生日是3月8日，也是國際上婦女們的節日，因此會很容易被大家記住。

一種是擔心的生日祝福。希望我在工作的重重壓力之下有一份喜悅和輕鬆。

沒進過北京的人大約不知道北京的水有多深，更不知道在北京這個官僚主義盛行、國有企業佔主導地位的非開放性或叫半開放性市場中官私關係的價值，郭鈞不可能知道的是房山與大興曾有與我在同一個團里當兵的二三百名戰友，三十八軍也有著常年聚會的戰友會，這些戰友又都分別在各個政府機關中佔有一定的位置，更不用說我這個北京市政協委員本就認識許多官員們，各地的官員在招商引資中無不希望華遠到那些尚未開發的區域中去投資，大興自然也是求之不得。

在通州區台湖的合作就更加荒唐了，郭鈞試圖用2000萬元的預付款與當地鎮政府合作，以獲取8000畝地的開發權，這我並不反對，但土地還未取得任何手續，也沒開始任何經營與開發，郭鈞就應鎮政府的要求預交了1000萬元不知什麼名目的稅，這我就不能不管了。這種獲取土地的辦法也許是郭鈞從萬科學習到的經驗或養成的習慣，卻不是華遠的作風，更不是合理與合規的做法。從控制風險的角度來說，可以有一定保障之下的預付款，卻不應該是預付稅，尤其是沒有納稅依據的預付稅。

華潤（北京）置地公司上市時的唯一資產是持有華遠地產公司52%的股權，在1996年華潤（北京）置地公司組建並準備在香港上市之前，為保證華遠地產公司未上市的中方小股東的利益，我要求華潤創業做出承諾，即華遠公司中方在股票公開上市之後，不得轉讓其在堅實公司的任何實質性股權，並保持其實質控股股權。

堅實公司正是華遠地產的最大股東，也是華潤（北京）置地上市之後的最大股東。

第二天，我重新拿起筆準備摘抄公開信中的幾句來表達當時的心情時，發現難以取捨，於是，決定將全文記錄如下，也許只有這樣才能全面地反映我當時的心情。

在我面對部長、市長、副市長的批評、被冤枉時，我沒有流淚；當我受到華潤不公平的對待時，我沒有流淚，當我面對一系列傷害、選擇勇敢面對和捍衛自己的權利時，我更不會流淚；當我看到這些員工們熱心的關懷時，我流淚了。我認為這是許多人對我的支持和信任，大家以為我是在走下坡路，希望我堅強，能戰勝眼前的困難，並再一次站起，再一次帶領華遠走向輝煌。

一種是心靈對生日的祝福。從那精心挑選和製作的卡片上，從那工整和認真的筆跡和短語中，我能從心底油然升起一分崇敬。這種相互的尊重是沒有職務界限的。

二是堅實公司給華潤（北京）置地公司的公函，宣布北京華遠集團對合資公司外方公司和對北京置地公司過去所做的一切承諾全部失效，上述兩公司放棄原應享有的承諾書中的任何權利。

但是郭鈞並沒有能用自己的能力和智慧讓員工團結在他的旗幟下，導致公司業績仍在「吃老本」。

一種是以我為企業化身的生日祝福。借我生日之機的祝福表達對企業前途的關注。

三是華潤集團公司對華遠房地產公司債務擔保的協議：1.當華遠集團公司不再是合資公司的股東時，華潤（北京）置地公司將承接地產公司債務的全部擔保責任；2.免除華遠集團公司超出持有合資公司股權比例的全部擔保責任；3.華遠集團公司接到書面通知10個工作日內，北京置地應立即以各rｅａd•99cｓw•ｃoｍ種貸款銀行可接受的方式免除華遠集團超比例擔保的責任。

雖然我還有著光輝，有著權力，但這一切都只屬於過去。未來永遠屬於有時間等待和追求的年輕人，這是任何人都無法靠人為的力量而改變的。只有人的精神可以不受年齡的約束和限制，可以保持常青。

但這時我的注意力早已轉移到處理華潤集團與華遠集團的關係上了，並未將郭鈞這個我仍擁有一票罷免權的小人物放在心上。

謹用1975年在柳州時我送給友人的一首小詩回敬：

我不是神，我也和大家一樣是用血和肉組成的人，有著同樣的感情、同樣的心。這些生日的祝福告訴了我你們想說的許多許多的心裡話。也有我們的心和魂。

閆焱同時也找郭鈞談了話，要求其注意工作方法和與我的配合，但郭鈞也許因為簽了兩份聘任合同，一份是與華潤（北京）置地簽的聘任合同包括董事席位，一份是與華遠地產簽的工作聘用合同，而有恃無恐，認為我無法除去其在華潤（北京）置地的董事席位。因此他並未改變其工作習慣，反而加強與萬科的勾結，包括回訪與學習，還特別帶著公司的手下去天津參觀其開發的「美國小鎮」，在公司內推廣萬科的經驗和文化理念，也引發了公司內部的一些反感。

對此寧高寧給我的解釋是，華潤集團公司本就是華潤創業的控股股東，華潤創業將其持有的華潤（北京）置地的股權轉給華潤集團，按照香港的法律，這不是「實質性」的控股股權轉移，也未改變北京置地公司的控股地位，只是由間接控股變成了直接控股。但有關法律上的法人責任關係的變動，會涉及和影響原有文件和承諾的相應法律關係變化，華潤集團有限公司有必要重新研究各方的利益保護關係，並重新出具保證函。但這些保證函應在完成交易之後出具，華潤集團公司會負責任地與華遠集團公司協商，出具承諾函的內容，並徵得華遠集團公司的同意，給華遠集團公司一個滿意的答覆。

華遠集團同時做出承諾，同意不在中國以直接或間接的持股方式從事華潤（北京）置地已知和已認可的地產項目之外的任何項目。這些已知項目包括華威大廈等地產項目，即華遠集團用放棄再做有競爭性的房地產項目的權力，換取了華創不得變更股東控股權的承諾。

從昨天開始就接到了一連串的祝福和邀請，有年邁的長輩，有同事和戰友，有朋友和客戶，也有家庭和子女，還有領導的關心。也許是由於我的生日恰恰與全世界的婦女節日重逢于同一天，而被多數人容易記住：也許是我這個人暫時還是個「人物」，這種友情、親情、客情與例行公事都集合於同一個時刻了。

但直到上述股權轉讓交易於2000年11月17日交割完成，我始終沒有收到華潤集團給華遠集團的承諾函，2001年初到香港參加華潤集團公司常務董事會的時候，我再一次與寧總協商如何解決這一問題。

同年的3月7日，《財經時報》刊登了寧高寧縱論華潤增持萬科的計劃。我則認為「不是華遠吃掉萬科，也不是萬科吃掉華遠，而是華遠與萬科都被華潤吃掉了」。寧高寧認為，在華潤集團公司的業務重整中，發現華潤600多億元的資產中，有200多億元是地產業務。當然他也希望增持萬科之後，能將萬科與華遠的業務進行整合，重建華潤集團在中國地產中的領先地位。

自郭鈞到公司之後的半年中，只服從大股東華潤的調動與安排，並與萬科合謀，多次發布萬科要合併吃掉華遠的言論，甚至將兩個競爭關係的公司內部情況通報給對方。我反而要從萬科處聽說華遠將參与某處項目的收購或投資，包括華潤將增擴萬科的股權。萬科將定向向華潤增發B股的方案和操作細節，都是先見諸媒體，而我卻後知後覺。甚至連董事會召開的通知，郭鈞都不告知我這個董事長，反而以總經理辦公室的名義發布，更請了些不是董事的成員列席董事會。而且在我去觀看悉尼奧運會期間擅自修改公司的制度和投資計劃，還違反工會法規定，不允許財務部門從工資中扣繳工會會費，干出了一大堆的荒唐事。

華潤集團公司及其控股的華創公司、堅實公司和華潤（北京）置地公司，最終同意了華遠集團公司提出的全部要求，並於2001年的2月1日和2月5日，分別以上述公司的名義做出了不同的承諾，出具了保證函等。

郭鈞並不知道華潤集團公司給華遠集團公司做出的承諾、擔保以及簽署的協議書具體內容，也許他以為華遠集團公司對華潤的股權轉讓無可奈何地接受了。2月23日郭鈞即在《北京晚報》的樓宇專刊read.99csw.com上刊登了其與王石保持職業距離的採訪稿，高調宣傳其與王石的對等地位和將超越王石的雄心大志，年僅34歲的郭鈞掌管了華遠地產70億.80億的資產盤子，好像已是個了不起的大人物了。

我與郭鈞在管理思路上的差別，華潤在管理獎金問題上的態度，大約都反映出這樣一種根本認識上的差別，而這種只為大股東服務和大股東操縱合資公司的做法，早已為華遠與華潤的分家打下了基礎。

比如郭鈞雖然是黨員，但其以大股東的代表身份自居，拒絕將黨員關係轉入華遠集團黨委，也拒絕接受華遠黨委的管理，而將黨員關係留在萬科，以保留其與萬科的聯繫和勾結。萬科由於王石不是共產黨員，因此也不會有華遠這套黨委決策監督的管理體系和工會與職代會發揮作用的基礎文化，只是更突出個人英雄主義，並非華遠以企業為家的團隊戰鬥精神，當然萬科也就不會更多地考慮員工的住房利益了。

也許是兩個企業之間文化不同而形成的差異吧，我與郭鈞之間似乎並不是上下級，也沒能建立起良好的合作關係。郭鈞也許認為其受聘于外方，並作為外方的董事出任總經理，多了個特殊的身份和靠山，因此可以直接向外方請示，並能在董事會上獲得多數支持，於是就有些飄飄然了。

一是由華潤集團有限公司給華遠地產公司出具的承諾函，承諾的要點為：1.未經合資公司中方事先書面同意，華潤集團有限公司不得向第三方轉移其在堅實公司的控股權；2.華潤集團未經合資公司中方事先同意，不得向第三方轉移其在北京置地公司中的控股權；3.未經中方事先書面同意，不得將上述股權以擔保、抵押、質押等方式轉讓或處置給任何第三方；4.保證華遠集團公司在北京置地中的董事會席位數不變；5.即使合資公司中方同意轉讓，也必須轉讓給在北京市西城區註冊的第三方公司；6.如華潤集團違反上述任何承諾，都必須以高於合資公司凈資產值10%的收購價格收購中方的全部股份。但華遠集團公司的股權被收購之後，上述承諾失效，華遠集團公司在北京置地董事會的席位也自動喪失。

許多人都以為1999年我辭去總經理職務是因為我的無能導致公司工作一團糟，2000年的業績甚至可能更糟，但真實的情況是，1998年的境外融資未向境內注入，造成了工程進展的延誤，讓本應竣工結算的利潤延後了；同時由於大量的應付款拖欠被會計師計提了呆賬損失，使原本應有的現金流和利潤被沖抵了，事後雖然所有的官司都打贏了，數億元的欠債也都收回了（有的還包括了利息），但這些收回的現金流變成超額利潤時，華遠已變成了華潤。

幾家公司同時要求華遠集團公司，在接到上述承諾、擔保與協議之後，放棄對華潤創業承諾書的權利。

對快樂有無數種的理解，對祝福我還能列舉出無數的感覺。有人說我還只是二十五歲的生日，也有人說我是金太陽，更多的人在我的生日時祝福華遠的發展和騰飛。

雙方各有各的理由，華潤則認為錢是發給合資公司的員工的，當然合資公司董事會有權管，總經理也有權管。我必須服從華潤集團的管理。雙方爭吵到甚至要搬出合資合同的地步，好在寧總很英明地告訴大家，不許搬合同，如果雙方爭吵並無法協商解決這個問題，真要到了搬合同的地步，那麼雙方不如分手算了，要想繼續合作，就只能就事論事，雙方協商解決。最終寧總決定，這筆獎金不是來自於合資公司的支出，可以由華遠集團自行發放，但希望分配是按照業績考核的標準，保證公平的原則，由董事長任志強按考核結果制定最終的分配方案。這一場爭論雖然平息了，但雙方的矛盾已經開始顯現了，並在管理理念上產生了衝突，合作開始出現了裂縫，這裏面有萬科收購的影響，有郭鈞造成的矛盾，也有華潤集團大國企作風的衝突。

行筆至此，已是子夜時分，我翻看著印著淚痕的公開信原稿，心中激|情如潮湧，無法提筆，於是發了條微博就睡了。

一是華潤集團在整合內部管理時，將控股企業按內部企業實施了直接管理，當郭鈞將我要發獎金的情況上報之後，華潤提出要將獎金分配方案上報華潤集團審批；二是郭鈞認為發放獎金要由總經理來說了算。但他們卻忘了，這些獎金不是合資公司支出的，更不是大股東給的，是我作為華遠集團的總經理和只佔13%股份的小股東調配的。

年初華創刊九_九_藏_書物向我約稿時，我寫的那篇文章題目就是《別了，華潤創業》。

再次謝謝各位！

郭鈞習慣於萬科的操作模式，在城鄉接合部成片發展，因此取得土地的導向就指向了城鄉接合部的郊區，但華遠的「歷史劇」是專註于城市中心區，尤其是北京市在1991年開始的舊城改造和危舊平房區改造，給了華遠在城市繁華與中心區域的發展機會。其一是華遠國有控股的基礎，在市場還沒有全開放之前，尤其是土地未完全招拍掛之前，政府更相信國企的實力和可控度，因此用先劃撥后出讓的方式交給了華遠大量危舊小區的改造任務。同時，工業企業需要外遷，北京下發了「退二進三」的文件。這些污染工業和危險工業在城市外圍的擴大中，逐漸變成了居住中心的定時炸彈，因此要用開發的方式向外部轉移，也大多是國企與國企之間的合作，如紅聯北村的改造、志強園小區的改造、西羅園小區的改造、東升園的改造、鳳凰城的建設、宣武汽車廠的改造、西城醬菜廠的改造等，都是這種企業外遷的改造項目，更不用說西城區內危改小區的多項改造和西單商業區的改造了，都是政府劃撥的項目。但郭鈞任總經理之後，希望能獨立闖出一片天下，因此拒絕了我和公司原有的各種取得土地的關係與渠道。他也許是缺少在城市改造中建設項目的能力，也許是其萬科模式的局限性，總之他將眼光放到了大興、通州等遠郊區了。

事情並非那麼簡單，郭鈞後來碰了釘子，我不能不伸出援手。

昨晚8點多我回到辦公室時巧遇了想讓我第二天一上班就有一個驚喜的送花人。她並不在乎讓我知道她是誰，而只想默默地獻上一份祝福。當時雖然我也心存感激，但卻未以為然，只說了聲「謝謝」，而此刻我實然理解了這無言之中的許許多多。從今早的一上班開始，各種各樣的生日祝福連續不斷地湧入了辦公室。窗檯和地上擺滿了鮮花，更有蛋糕、賀卡和小禮品。有的代表個人，有的代表集體，有的是公司的員工，有的曾經是公司的員工，也有的雖然是公司的員工卻似從未相見。

華潤集團要進行內部資產重組，這不是我關心和應該管的事，但這涉及華潤創業在華潤（北京）置地上市之前對華遠集團和華遠地產公司所做的承諾，我就不能不管了。尤其是這種嚴重違反承諾的做法，事先並未與我協商，更未通知華遠集團公司，就更為不應該了。

郭鈞願意獨闖，我也樂得清閑，做了各種理論研究，寫了數百萬字的報告和文章，許多發表在內刊《決策參考》、亞洲房地產論壇專刊上，並促成了我第一本著作《任人評說》的出版。

一種是憐憫和惋惜的生日祝福。好像明年就不再有這樣的生日機會。

這是我一生之中收到公司員工祝福最多的一刻。這裏的每一束花，每一句祝福都有著深深的情、濃濃的血，也孕育著無限的希望和重託。

2001年的1月3日，在華潤集團常務董事會彙報完工作之後，寧總請北京的董事們一起吃了晚飯，晚飯後，幾個人又湊在一起討論這些獎金髮放的問題，從晚9點一直爭吵到后凌晨4點鐘，我向外方董事說明了情況，並拿出了區政府獎勵華遠集團公司的文件，明確指出華潤集團無權決定這批獎金的發放，合資公司和總經理也無權決定這筆獎金的發放，總經理可以提出工作考核的評比結果，但發放獎金的原則則是要由華遠集團確定的。

一種是力量對生日的祝福。它不需要更多的語言表達，但當他們抬著沉重的花籃，用堅定的步伐踏入的一刻我可以深深地感受到這是一種集體的力量、團體的精神，這是一種支持和信任。

（另請今晚五時在六樓共享生日蛋糕。）

郭鈞在大興忙了約半年，終於談定了1000多畝土地的合約（後來的翡翠城），但方案彙報會上，我發現土地的定價過高，而且預付的費用過多，於是提出了反對意見，郭鈞習慣性地甩出了一句話，「那你去談試試」。

但是股東利益之間的衝突已變得不可避免了。

郭鈞可以有權改變公司內部的管理體系和考核辦法，只要其認為有利於工作安排，並按程序上報董事會批准，我都不會幹預，這是總經理的權力，他帶來了萬科的許多優點，對提高公司的管理無疑是有益的，但重大的投資決策，我必須要管。

一種是真心的生日祝福。五十大壽總是人生一大要事、喜事，應該和值得祝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