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社與外貿公司都會從交易中收取中介費用，制度的約束讓農民在整個出口的鏈條上不得不在每一道「關卡」留下「買路錢」。

由於演習的緊張和成功，團長也許忘了我的存在，隨後就傳來了鄧小平要進行大裁軍的決定，「部隊要減員一百萬」，我也多了個退伍的理由。我的退伍報告就這樣批下來了。

當年一般來說，部隊要求轉業的幹部都會被安排回各地方公、檢、法系統工作，以恢復被「文革」打爛的公、檢、法系統，建設一批新的公、檢、法隊伍。軍隊的幹部在那個敵我界限不清的年代成了最優秀的並可靠的力量。

但我已下定決心離開部隊，非要和老爸賭上這口氣，不靠父母的安排，干出一番屬於自己的事業來。

1980年春節我回到了北京，當時北京為安排待業青年就業，解決城市供給與服務的困難，採取了一系列的改革試點措施，姐夫的堂兄在北京市供銷合作社聯合社（簡稱「市聯社」）下面成立了「北京青年服務社」，是個集體所有制企業，是專門安排待業青年自謀出路的小企業，這引起了我的關注。

我讓陳參謀帶著我的第二份退伍申請報告和我做的九-九-藏-書演習初步配合方案回了部隊。後來聽說這次演習非常成功，全團都受到了通令嘉獎，只是有點小遺憾：陳參謀將裝藥量計算大了，爆炸的效果很壯觀，卻震碎了旁邊村莊的所有玻璃，團里不得不給老百姓重新安裝玻璃。

就在我準備在北京大幹一場時，退伍的事卻並沒有我想象中順利。班裡的一名陳姓戰士，曾在我的推薦下到司令部擔任了工兵參謀。一天，陳參謀專門到北京，向我傳達了團長的指示：退伍報告沒有被批准，要求我回部隊參加演習。

人生總是由許多偶然和特殊事件構成，但主角永遠是自己。

這筆生意讓我第一次接觸到了外匯，第一次知道了匯率的變動對商品價格的影響，也第一次感到自己的無知和對知識的渴望，讀書成為了我的必修課。

那時我沒有成熟的商路，但有點野路子，利用戰友的關係到了廣州——中國改革的前沿陣地。剛剛開放的廣州，並不像北京死氣沉沉，一些人已經開始走上經商之路。那時我住不起旅館（雖然一個床位只收幾塊錢），更別說酒店了，大多投住親友家中，省些費用，人生地不熟，也要靠朋友帶路跑東九-九-藏-書跑西。這次我來廣州也不例外，吃住都在戰友家。

那時的外貿公司大多早就有了合適的客戶，只是缺少供貨的生產源，而我正好將貨源送上門，減少了他們收購、組織生產和運輸的環節。計劃經濟常常使得需求與供給兩方在國家體制的障礙中被隔離，改革開放與市場化的探索恰恰打通了這個被封閉的通道，於是雙方一拍即合，很容易地建立了合作關係。

當然，那時補習所學習的知識，在今天大多沒什麼用，比如計算機，那時學的是0和1的關係與運用，是貝斯克語言系統，除了畫框圖與我的參謀業務類似，留下了較深的印象之外，其餘的大都忘了。但那些知識無疑開闊了我的思路，比軍營中見的世面更多了，也有了一定的闖蕩江湖的勇氣和膽量。

這對於農村入伍的幹部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選擇，意味著他們或者可以留在城市、縣鎮工作，或者只能回農村，因此幾乎所有的幹部都選擇了轉業，只有我選擇了複員。

那時除了原來計劃體制之內的企業外，還沒有放開對工商業的管理，但開始了有組織的集體所有制企業的試點工作。或許是因為父親一輩子從事商品九*九*藏*書供應和經濟方面的工作（在新四軍五師時即負責後勤供應而非戰鬥）引發了我對經濟活動的興趣，而改革使我有了參与這些活動的機遇。

記得這第一份與農民簽訂的合同是用帶格的稿紙，用多層複寫紙和圓珠筆複寫的方式完成的。當我把合同安全放入軍用挎包中時，一顆心也就落了地。背著兔皮樣板從北京上火車時，我的心就像火車一樣「哐嘡哐嘡」地跳，這畢竟是個責任重大卻完全陌生的工作。幸虧有戰友的幫忙，有事先的溝通，很順利地完成了這份出口代理合同的簽訂，也讓我對闖入經濟領域有了信心。

擠在樓梯中上上下下的許多人都是和我一樣的中間商，搭起需求之間的橋樑。

但我的志向恰恰是要退出這套正統的體制內工作，恰恰是要摸索一條新路。選擇轉業與複員的差別在於，轉業可以保留幹部級別，由組織安排就業，而複員不再保留幹部級別，也不是由組織安排就業，而是自謀生路。

鄧小平當選軍委主席后領導的第一個軍事行動，就是全軍著名的「八○二」軍事實戰大演習，是多兵種配合的實戰演習。我所在的團是主席台位置前的主攻團，和歷次實戰演reａｄ•９９cｓｗ.cｏm習一樣，工兵要做好各種爆破、煙火的配合方案，這正是我的拿手好戲，因此團長要求我回團參加這次重要的演習任務，並承諾幹得好就給我個更大的官噹噹。

於是，我向團里遞交了申請退伍的報告，之後就到北京青年服務社當了一名不領工資的臨時工，試試運氣。

雖然離開了軍營，但我沒脫下軍裝。那時沒有更多的錢用於買衣服，軍裝陪伴了我很多年，也為我出門辦事帶來了許多的方便。在那個時代，軍人是正義、誠實、可靠的象徵，幾乎所有人都願意與退伍軍人打交道、做生意。在剛剛開始的小商品經濟中，軍裝也成為了一件奢侈品。

中國最初放開的外貿出口就是在這種環境中逐步成長和逐步開放的。

這個戰友叫李大南，曾是七連的一名戰士，父母也曾經是軍人。記得到廣州那天正下著濛濛細雨，過了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陵園和動物園，才到了他家。沒有他的幫助，也許我連去外貿公司的路都找不到。

第一筆生意是出口兔皮。河北一些地區的農民養兔子，而兔皮卻很難做成衣物，只能做成墊子，國外有些需求。那時國家的商品出口都是由國家的外資公司壟斷的，農民很難九_九_藏_書有直接的出口渠道，我們就當起了中間商，代理農民的兔皮，通過外貿公司出口，賺取中間服務費用。

好在這一年多的臨時工期間，我有了些從商、從企的經驗，有了一個可以安排自己的位置。更重要的是這一年左右的時間里，我上了許多補習班、學習班、夜校，有工商管理的，有計算機的，也有合同法與會計的。

開始時，北京青年服務社設在北京東城區東總布衚衕24號。在一個普通的居民四合院中佔了三間北房，院里的其他房子里還住著許多居民。服務社沒有多少辦公設備，只有一張桌子，是給總經理用的，我只能在值夜班的床板上寫字。

外貿公司的辦公室擠在一幢八層高樓的第七層，那時八層以下的樓不裝電梯，來往的人全擠在樓梯間上上下下。還好我在北京時與他們事先聯繫過，我拿出帶來的優質樣板后，很順利地通過了驗收，合同也按照事先談好的條件順利簽訂完成。

合同中註明了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一美元大約兌換一塊四角四分人民幣，而實際完成交易時，一美元兌換一塊六角七分人民幣，於是又與農民打起了差價的官司，還好在合同中註明了匯率，雙方分擔了人民幣貶值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