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大多數辦公用品如鉛筆、鋼筆、墨水、電池、算盤、紙張都是單位統一採購使用的，連肥皂、毛巾、圍裙、袖套等勞保用品也是單位統一發放的。有了幾個單位按月採購，我們就保住了租金和工資，開始多少有了點盈餘。那時每個人月工資只有幾十元，一個月下來，也就剩個一兩千元的利潤，這是靠我們的努力和勞動創造的利潤和價值。

晚上我還要睡在後院的小倉庫里值夜班。此外，所有的工資制度、管理制度和各種規章規定等都需要我親自動手草擬，雖然沒白天沒黑夜地連軸轉，非常辛苦，但我心裏有股甜甜的味道。

小商店沒有什麼專營，只要能採購到的商品，從文具到服裝，從電池到化妝品，都擺出來賣，真是五花八門，樣樣沾邊。那時並沒有經商的門道和經驗，都在「摸石頭」的過程中探索，甚至連賣水果也要試上一試。

經過與街道辦事處的艱苦談判，以每個月1500元的租金簽訂了租約，一個約60平方米的臨街板房，成了我作為獨立法人代表的第一個創業基地。

生活逐漸恢復正常的人們在反思新中國成立后的經濟發展和政治路線的同時，大多在不甘於現狀的感慨中試圖尋找一條生存的新路，許多人羡慕父輩在混亂的中國變革中於青年時代就投身革命，並浴血奮戰，打下了一個新中國。他們也感受到肩上的重任，希望盡自己的力量，像當年的父輩一樣，從沒有路的荒野中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同時也是造福整個社會和國家的路。

生活就是這樣從腳踏實地一點一滴干起的，哪怕是賣蘋果、賣香蕉，也是一種生意，我既是經理，又是搬運工，還要值夜班、跑採購，也因此學會了算賬，學會了管理，學會了如何在競爭中生存。

但得罪顧客就等於堵住ｈttps://rｅad.９９cｓｗ.ｃｏｍ了財路，唯一能做的只有改變自己，這確實是一種磨鍊。也許我們無法改變外部的環境，但我們可以改變自己，去適應生存環境的要求。今天的我能坦然地面對各種批評、謾罵與攻擊，一個重要的原因正在於那個時期的磨鍊讓我的心寬了，人也變得更加理性，開始用大腦控制和管理自己的四肢了。

儘管我很想將部隊的管理方式移植到企業之中，但當你的「兵」都是未經過正規訓練的待業青年時，部隊的這一套紀律就完全無能為力了，許多事要手把手地教，而不能命令，連如何開購貨小票、如何進行商品編號等，都要從頭教起，按崗培訓，用了許多時間才慢慢地走上正軌。

「文革」時憑著戰友的關係，儘管不夠入伍年齡，張小冬也當上了小兵，卻只能以戰士的身份複員，進了北京鋼琴廠當了一名調琴工。知道我複員后開始創業，他也想改變生活的現狀，闖闖世界，寧願拋棄鐵飯碗，也不願安於現狀。

第一個上門應聘的是我數年之前同一個連隊的戰友，叫張小冬，也是後來和我一起入獄的難友。他的父親曾是南京軍區肖望東的手下、宣傳部的部長。「文革」前周恩來總理成立了東方歌舞團，專門將他的父親調到東方歌舞團任第一任團長，「文革」時被打倒，「文革」后才恢復了工作，先後到北京京劇團和一些藝術團當了團長。

當我拿著複員的一套手續回家，到當地的派出所落戶時，因為已經搬過家，派出所沒有我遷出的戶籍登記。我只好回到原來父母家的所在地二龍路派出所，幸好還有幾個我當紅衛兵時認識的幹警，當時已當上了副所長和所長。他們看到我是個立過功的複員幹部，對我有充分的信任，找出了十多年前遷九_九_藏_書出戶籍的底子，給我開出了原戶籍是從北京遷出的證明，這才讓我在北京落了戶口，又恢復了北京人的身份。

當時的青年服務社還開了個小工廠，由陳立群帶著一群孩子生產那時最流行的玩具魔方，童培則帶著一群人搞起了郵購和集裝箱貨運，這一群從五湖四海走到一起的陌生人，就在這樣一種艱苦的條件和環境下一步一個腳印地拼搏著。我們還不知道什麼是發財，但我們知道我們在創造機會，我們有成就一番事業的夢想，我們在努力從實踐中尋找更多的市場機遇，我們在乾著自己說了算的喜歡的事業（如果這也算是一種事業的話）。

北京市青年服務社註冊為集體所有制企業，是市聯社下面一個相當於處級編製的直屬獨立機構。那時的市聯社由王純副市長主管，各區也都有區聯社的機構，專門負責解決北京的五難問題（吃飯難、做衣難、修理難、購物難、服務難），以稅收優惠的方式，解決大量城市待業青年的就業問題，同時為城市增加經濟活動。青年服務社既沒有政府的計劃內安排的資金支持，也沒有固定的經營內容與渠道，完全是市場中的「野狼」，自己尋找生存的條件和經營的方向。

正式退伍后，首先要解決的是落戶問題。自1969年開始，所有插隊學生的戶口都統一遷到了插隊所在地的農村，變成了農民戶籍，我當然就變成了陝北的農民戶了，後來走後門當兵時沒有戶籍關係，戶籍仍保留在延安的山溝溝里。1971年初，北京的知青工作隊還專門派人到我家去追查我的行蹤，要抓我回農村，接受勞動改造，是妹妹拿出了我當兵第一年獲得的「五好戰士」證書和獎狀，才使北京的知青工作隊無話可說，那可是個「全國學習解放軍」的時代。但我的戶九*九*藏*書籍是仍留在馮庄公社還是被註銷了，我至今也不知道。

今天，我可以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當年的艱苦日子，從今天的角度看，體力上的辛苦遠不及管理上的勞累，那時以千元計算的投資與經營的風險，遠不及今天動輒數十億元的決策責任，那時一筆幾毛錢、幾元錢的商品買賣，更無法與今天一個項目幾十億元的交易規模比較，兩者在數量規模的變化、交易的複雜程度上都不可同日而語，但那是最初的獨立創業的開始，也是初生牛犢的衝撞。就當時而言，除了無畏和樂趣之外，任何困難都可能隨時打破我們的成長之夢。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一個選擇，那就是必須成功跨越任何一道攔在我們前進路上的障礙。

有一個被組織安排在我父親家燒鍋爐的工人，聽說我在開商店，儘管只是個集體所有制企業，也滿懷希望地將自己的女兒介紹給我，我把她安排在商店裡當了個小頭頭。此外還有一些待業青年加入，這七八個人就組成了這個商店的第一支隊伍。

人招滿了，我租下的臨時建築尚未完工，我們就自己動手鋪地面、安裝和布置櫃檯、擺放貨架、張貼標語、製作宣傳畫、採購商品，所有的一切都是從頭開始。

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商店終於開張營業了，商店的位置不錯，剛好在一排商店的中間，門前就是幾個公共汽車站，公交站邊還有幾個小飯館，人來人往的也算熱鬧，等公交車的人都會有意無意地進來看看，這就有了交易成功的機會。

開商店，要與顧客打交道，就難免發生種種糾紛，這些糾紛中既有我們的不是，也有顧客的挑剔甚至是無理的要求，依著我當兵時的性格，可能會發生許多衝突。

由於戰友關係和彼此的了解，我招收了張小冬擔任商店的副經理，他又約了還在原單九-九-藏-書位繼續工作的朋友齊躍兼任商店的會計，從此，我們三人在一起走過了許許多多曲折的道路。

靠門店的零售經營無法滿足盈利和交租金，我們就通過一些私人朋友的關係，幫各種單位採購辦公用品和勞保用品，送貨上門，這樣就形成了批量交易，靠數量創造盈利。

那時一個月的工資大約只有幾十元錢，我擔任北京青年服務社副經理時，每月也只有六七十元的工資，卻要承擔1500元的租金，還要給幾個人發工資，再加上貨架、櫃檯的折舊，每個月如果不倒騰出來幾千元的利潤就會虧本，而那時一個月要獲得幾千元的毛利可不是件簡單的事。

這一代人不甘於現狀，就像不甘於寂寞一樣，他們可以拋棄已有的安穩生活，打破體制內的沉悶，寧願承擔失敗的風險，也硬要在這個混沌的社會中試一試自己的運氣，絕不安於已有的命運安排。

我開始招兵買馬了，儘管身上承擔著許多經營的風險，但一想到這是自己開創的事業，又有了一種當「山大王」的自豪。

為了更好地開展業務，北京青年服務社決定開一家商店。要想開商店先要有營業執照，而辦營業執照之前，先要有經營的場所，找房子就成了首要的問題。我們沒有房子，就騎著自行車滿街地轉，四處尋找空著的門臉房。終於發現在地安門與平安大街的交叉路口南側，正在蓋幾棟簡易的板房，一打聽，是廠橋辦事處在馬路邊佔地建的臨時建築，我喜出望外，這就是我的立腳之處了。

當時，已經開始的農村經濟制度改革和承包制尚處於摸索與推廣之初，城市中的經濟制度改革尚沒有明確的文件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改革開放與吸引外資尚剛剛開始，懷疑與觀望佔主導地位，短缺經濟仍佔主導地位，南方已經開始的小商品經濟尚未在全國九_九_藏_書催生出許多新生事物，尚未衝擊傳統意識而影響整個社會，更別提什麼市場經濟意識了。

那是一段思想混亂的日子，打倒「四人幫」之後，國內的文藝作品大多是反映「文革」時期現象的傷痕文學，如話劇、同名電影《于無聲處》等。人們開始反思「文革」的錯誤，但並不明確未來的方向，「四人幫」被打倒了，所有的傳統信仰也隨之被粉碎，新的信仰卻沒有隨之而產生。雖然大部分被打倒的幹部又恢復了工作，但他們的頭腦中只有毛澤東時代的信仰，沒有除此之外的新東西。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雖然確定了對「文革」的反思，對毛澤東做出了「三七開」評價，明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號召「摸著石頭過河」，但尚處於「摸」的階段，既不知道「河」的彼岸是什麼，也不知道正確的「過河」方式。

一輛三輪平板車是我們的重要交通工具，也是一項重大的資產投資，拉貨、送貨都依賴它，而專業的「司機」就是我了，連修車、補胎都要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那時我們連幾千元的採購資金也沒有，更無力從銀行取得貸款支持，大多數面向單位採購的供給都是先收到單位採購的支票再去採購，兩日內將採購品送到單位，更不可能保留充分的商品庫存，除了日常用的小型商品之外，最好是先賣后買，貨架上擺的許多都是樣品。

北京的冬天很冷，那時的房屋中大多沒有暖氣，要靠生爐子燒煤取暖，更別說我們的沿街臨時建築了。安爐子、裝風斗、接煙囪、運煤、倒爐渣，都要自己干，尤其是晚上值班時，既要保證火爐不熄，又要防止失火，總要上個鬧鐘半夜起來看幾次，今天看來，那真不是人過的日子，但那時卻絲毫不覺得辛苦和勞累。這是自願做出的選擇，沒有退路，也沒有可以抱怨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