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解決就餐問題，我組織人在農科院的西門北側蓋了幾間平房，從院里的食堂調了位張師傅，帶了一幫孩子，辦起了對內和對外經營的「天天飯館」。從白案到紅案，從服務到灶台，都是按內部食堂的風格學習和管理的，雖然員工都是大院里的孩子，但總算有了個安身之地，開始也都很努力，也算是有模有樣的。

一次李睿和父母吵架，一個人跑出去不見了，她的父母急得來找我，我就派小田等人到北京火車站去找她。我告訴小田，你們要先轉轉，再四處大張旗鼓地找人，找不到時，就去女廁所找。回來后小田悄悄問我，你怎麼知道她藏在女廁所？我笑一笑沒有回答她。幾年後再相遇，小田還在想這個問題的答案，我還是沒告訴她，這群女孩子從此更加佩服我了。

賀院長專門找我們會談了代管的問題，提出了院里的要求，並最終簽訂代理的委託協議，而代表服務社去擔任服務公司經理的重任就落在了我的身上。就這樣，我和一個助手進駐了農科院。

為了培養這些年輕員工，我還通過院里申報了職稱評定，隨著院里的安排和社會的安排，讓紅案白案（廚師分為紅案白案兩種）的孩子先考有級別的辦事員，再考有級別的廚師，以此來吸引他們精益求精地學習業務，干好工作。後來確實有幾位考上了二級或三級廚師證。慢慢地從孩子們中選拔出了管理者，我才又回到公司里考慮新的發展。

齊玉珊很能幹，從畫圖、放樣、採購、配絲到編織，整個生產的「一條龍」都能獨立承擔，為我解決了生產、管理、營銷的全部問題，同時解決了幾十個孩子的就業問題。雖然生產的周期很長，但每天都能看到一定的成果，也許因為是同齡人，我們更容易建立朋友的關係，她連處理家庭關係的問題也與我討論，並在我的勸說下挽救了一段瀕臨破裂的婚姻，如今我們不常見面，但仍以朋友相稱，這就是信任。

一碗豆漿兩三分錢，糖漿五分錢，一個油餅六分錢，一個燒餅八分錢，一碗米粥四分錢，有時不煮粥就包餛飩，忙了一早上，數數也就一二百元的營業收入，有時天冷，連一百元錢也賣不到。

每天吃完中午飯，我們就蹬上三輪車，把裝酸奶的空瓶拉到西直門或四道口的批發店，再裝上新鮮的冰棍、酸奶，蹬車趕回小飯館，趕上天熱，一天就要跑好幾趟去換貨，一直忙到晚上十點才關門結業。

當時中國農業科學院的賀院長，曾在「文革」中被列入「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打倒了，打倒「四人幫」之後，中央將這一冤假錯案平反，賀院長恢復了工作，但這種中央所屬的九-九-藏-書研究機構中，大多是只懂研究的「書獃子」，找不出有組織和經營能力的幹部人才，服務公司成立之後由一位將要退休的後勤幹部負責管理，卻無法解決大量的幹部家屬、子女的就業問題。賀院長希望能用委託管理的辦法，用有限的資金最大限度地解決大院中幹部和研究人員的後顧之憂和家庭收入問題。恰巧賀院長的秘書與北京青年服務社的經理曾小凡是朋友，於是就推薦了北京青年服務社作為中國農業科學院勞動服務公司的代管單位。

那時小商店剛剛走上正軌，但這個小商店並不能滿足我創業的衝動，正希望開闢第二戰場，農科院的委託剛好給了我一個機會，或許是個更大的發展舞台。也許這正是一種事業性擴張的心態，雖然將進入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之中，我卻信心滿滿，鬥志昂揚，就像一個將軍面對一個未知的戰事，不知勝負卻義無反顧，充分相信「勝利只屬於那些勇往直前的戰士」。

當院里、大街上已經夜深人靜時，我們將一箱硬幣倒在桌上，分清一分、二分、五分的硬幣，再十個一疊地摞在一起，然後將每疊硬幣用裁成條的報紙捲起來，按數量捆在一起，然後再數有多少不同幣值的捆，數出一天的總收入。

收拾完早飯又開始準備午飯，洗菜、包餃子、蒸饅頭、做花捲，小館里做不出什麼大餐，那時也沒人吃大魚大肉，常常一天也就賣出一兩條魚，生活困難的時代，人們不敢大吃大喝，多是家常便飯，以填飽肚子為主。一天經營下來收入不到千元，一個月下來也就一兩千元的利潤，幸虧是自己蓋的房子，不用交租金，這樣的經營狀況實在無法提高孩子們的工資，也無法讓孩子們安心。

那時我無法用軍隊的命令方式讓這群女孩子們加班，卻可以用感情的紐帶讓她們自願和我一起加班，以滿足院里、所里加急印刷材料、文件的需要。有時一份厚厚的報告要印刷幾百本，這確實是一件苦活，打字、校對又很廢眼睛和時間，白天忙著打字，只好晚上印刷和裝訂。由於每次都能按時完成任務，打字室受到了院里的好評，而連續幾次加班之後，除了按件計算，她們可以多得一些工資之外，我也會偶爾請她們一起去莫斯科餐廳大吃一頓，那時能在「老莫」吃飯大約是北京最奢侈的消費之一了。

李睿堅持不肯回家，我就讓小田帶著她到我的小屋裡住幾天，我告訴她的父母：

由於我的成績，院里後勤幹部找我談話，希望我能調入農科院，解除委託管理，並答應給我個處長的職務，請我認真考慮。正在此時我接到了回社整頓的通知。九*九*藏*書

常常我們會在數硬幣時不小心打了個瞌睡，將剛疊放好的硬幣碰掉一地，不得不滿地撿硬幣再重新數，那時靠的完全是年輕，在部隊鍛鍊出個好身體，否則早就堅持不住了。

正巧原商業部的王磊副部長調到北京市任副市長，並主管北京市的商品供給，中央正是想借這種工作關係，在短缺經濟時給北京市更多的保障。王磊副市長就從部里調了兩位熟悉的幹部到了北京，一位是黃洪年，到北京市一商局任局長，負責工業品的供給；一位是我母親，到二商局任職，負責糖煙酒和副食品的供給——媽媽「文革」后就恢復了工作。

20世紀80年代初，城市面臨的最大壓力有兩項，一是短缺經濟中的供給，二是大量待業青年的就業安排。政府出台的政策將就業安排分成兩類，一類是社會無統一組織的閑散人員，由地方政府組織市聯社、區聯社，開辦各種小企業，吸收和安排分散在各街道中的待業青年；一類是中央各部委的機關大院採用批准單位下設勞動服務公司的辦法，由機關單位主導並出資，開辦各種小型企業，自行解決大院員工待業子女的就業問題，這也成了一項政治任務。

剛到農科院時我住在大北窯，大冬天早上六點鐘就要出門，趕在七點多到院里，先給打字室生爐子，讓孩子們八點鐘上班時不至於凍手凍腳地無法工作，晚上要把火爐完全熄滅，以保證安全——滿屋子都是紙張、蠟紙、油墨等易燃品，室內要嚴格控制煙火。有時文件材料要得緊，不得不晚上加班印刷、裝訂，經常在回家的公共汽車上就睡著了，一直睡到終點站郎家園。有時還不得不在辦公室里睡行軍床。

那時沒有電腦、印表機、複印機之類高科技的東西，而院里的科研單位有大量的科學論文、會議文件等，除了院部有個小打字室，保證院里的文件使用之外，各所都缺少這類服務，於是服務公司將院里一個廢棄的舊澡堂維修改造，變成了正式對外營業的列印室。

正在此時，飯館的老張師傅生病回院里休養，飯館一時亂了手腳，我再次成了救火員，到飯館帶班並進行整頓，這又是一場攻堅戰。

依靠這種天不怕地不怕的闖勁和從部隊帶來的組織能力，我先後辦了大量的企業，如汽車修理廠、建築施工隊等，最成功的大約就是建築施工隊了。

正好她的家在海淀，離農科院較近，我又給出了一個高於她當時工資的待遇，就這樣她被我的真誠感動，同意調到服務公司來。經她介紹，我們從河北涿縣一個停產的工廠購買了配套二手織架，在玩具廠的院里開辦了絲毯廠，開始生九九藏書產外貿出口產品。

後來業務量越來越大，僅僅靠手搖油印機已經無法滿足院里工作的需要了，就進了一套專門的印刷、裝訂設備，將剩餘的澡堂也改了，辦起了正式的裝訂廠，開始對院外接活。直到幾年後院里辦了正式的印刷廠，這套裝訂設備仍在繼續發揮作用。

兩年多的時間里，我在農科院建立了十多個企業，幫院里解決了大量的服務困難，同時也安排了院里上百個孩子的就業，讓他們有了穩定的工作和收入，也在逐年、逐步地提高他們的工資，許多孩子月收入最高時超過了80元，甚至超過了他們的父母（那時一個正式二級工月工資只有40多元錢）。我雖然沒有在青年服務社幹活，卻為服務社賺到了應得的託管費（相當於上繳管理費）。

此外，在院門的南側，沿著院牆蓋起了五間板房式的臨時建築，一位原來派到服務公司的錢姓大嫂帶著院里職工的家屬（幾個女孩子）用其中的兩間開起了縫紉部，請了個裁縫，給院里的職工縫補工作服、做工作服和衣服。這在那個艱苦樸素、缺少供給、大家都不富裕的時代，也算是個彌補服務難題的項目。

「請放心，女孩子幾天之後就氣消了。」果然，幾天後李睿回家了，一切又恢復了正常。

大院的情況和社會的情況不太一樣，除了安排待業青年的就業，還要解決為院里的工作提供服務的問題，這就必須將服務公司的工作與院內的科研服務項目相結合、與院內的生活服務相結合，對我提出了新的要求與挑戰。

時間長了，幾個女孩子都和我成了好朋友，把我當成家長一樣，常常把許多不敢對家長說的話悄悄說給我聽，許多年過去了，她們仍然把我當成老大哥，保持著偶爾的聯繫。

一天，一群退了休的老頭們在老周、老朱的帶領下找到我，希望能利用老頭們的力量組織一支施工隊，解決院里的基建蓋房問題，同時能安排許多就業，我們一拍即合。在後勤主任李明堂的支持下，佔了幾間破房做辦公室，就開張了。院後勤將幾個所的蓋房與改造任務都交給了施工隊，當年就取得了盈利，並將業務從院內發展到院外，後來我到華遠后的許多業務都是「老頭隊」幫助完成的，雙方建立起了友好的合作與聯繫。

每天早上，我們大約要炸兩三袋麵粉的油餅，煮一大鍋米粥和一鍋豆漿。四五個人忙得昏頭轉向，還要收拾桌子，洗刷碗筷。

院里除了免費提供了一些房子之外，還給了我30萬元的啟動資金。第二年我就用盈利還了院里5萬元，並計劃用幾年的時間還清院里的借款。有了施工隊之後，還款就變成了輕鬆的事九-九-藏-書，至少我們有了不斷增加的盈利。

動物所的一個專家善於做動物標本，我就辦了個模型廠，專門為學校提供教學模型和動物標本。那時並不懂許多動物是受國家法律保護的，只知道有的是鷹有的是隼，開始經營得還不錯，後來他私下做起了老虎與熊貓皮的生意，違反了國家法律，模型廠就改為玩具廠，轉行了。

飯館的對面就是理工大的校門，也有許多教職工和學生到這裏買早點吃。

那時的商品供應還是以計劃性的為主，許多商品短缺，連好煙好酒也很難採購，啤酒更是緊俏物資，夏天則是哪個飯館能供應啤酒哪個飯館就有生意。

萬般無奈中我到母親那裡去走後門，拿著院里開的介紹信，申請在小飯館里安排啤酒罐，有了啤酒罐就等於有了散啤酒的供給專點，就有了啤酒的供給保障。那時保障中央在京單位的供給也是一項擺得到桌面上的正當理由——當然不是保障我的小飯館，而是保障院里接待外賓進行研究工作的重要任務。中國農業科學院的大紅印章，給了媽媽一個可以行使自己權力的理由。而這個啤酒罐則改變了「天天飯館」在周圍這一片飯館中的地位，也改變了「天天飯館」在院里的地位，至少這裡有啤酒供應的優先權了。

當時剛剛改革開放，中國絲織品開始出口，我通過做外貿的朋友參觀了崇文區一個街道的絲毯廠。這個廠專門生產出口用的絲毯，領我參觀的是一位與我基本同齡的女性副廠長，叫齊玉珊。送我走時，我向她提出能否調到農科院服務公司來，我負責投資，單獨辦一個絲毯廠，由她來當廠長。

已建立的企業尚無法完全滿足院里安排孩子們的需要，我的目標是要給所有從事季節性臨時工的孩子一份相對固定的工作。

這期間院里調了個職工的家屬進京，正愁無法安排工作，他是位電器工程師，正好他原來的廠生產冰箱和空調，就由他帶了幾個孩子在另外的三間房裡開了個電器修理部，修理冰箱和空調，除了對外服務之外，也能修修院里的試驗設備。

讓小田與李睿更奇怪的一件事是，住在我家時，她們看到我寫字檯的玻璃下面壓著的全是厚厚的一排排十元錢的人民幣，小田問我：「你把鑰匙交給我們單獨住了好幾天，不怕我們偷你的錢嗎？」我說：「我相信你們，該用的就用，這不是偷。」

從生爐子、打飯、一起加班到處理了這幾件特殊的事，我在她們的心目中成了神，也培養出了她們的自主能力，慢慢地打字室的業務我不再參与管理，而由她們獨立運行。

農忙時，院里的各個所都大量需要臨時工，如蔬菜所、小麥所、品質所、read.99csw.com種子所等，研究農業產品和種子，都有大量的農業試驗田，都要應季節安排一批臨時工，播種養護、除蟲、除草、採種。服務公司就專門設了個部門負責與各所接洽協調臨時工用工計劃，讓孩子們去干臨時工，按天計價。院里的孩子滿足不了用工需求時，也幫忙從社會找人干臨時工，以保證科研任務。

一次，我的老戰友閻陽生代表他所在的單位北京市環保局在離我不遠的友誼賓館開會，中午飯後，非常得意地到我的小飯館來「吹牛」，那時能參加有外賓出席的國際性會議是個莫大的榮譽，能有機會住在友誼賓館這種高級賓館里，更是一種奢侈了。他的西裝革履與我一身沾滿油花的工作服相比，那更是天壤之別了，他很自豪自己的工作和進步，我卻更自豪在干一場自己的事業。在部隊我們之間就暗暗地較著勁，非要比個高下，如今仍在較著這股勁，遺憾的是爭論之中我累得坐在床上不知不覺就睡著了，連他什麼時候離開的都不知道。

除此之外，我還聯繫了老家，送來了山東蘋果，在飯館的門前擺上了水果攤，晚上還掛燈「作戰」。沒有倉庫放蘋果，晚上就睡在蘋果筐上。夏秋的蚊子滿天飛，我就用被單把自己包得嚴嚴的，只在枕頭旁邊點一支蚊香，即使這樣早上起來身上也到處是蚊子叮咬的包。那時似乎並沒有把吃苦當成一回事，只知道要拚命干出一番事業來。

同時我又壓縮了一間辦公室，開了一個對外的門，在飯館里開了個冷飲店，專賣煙酒和冰棍、酸奶等冷飲，力求用多種經營的方式吸引顧客，提高營業收入和利潤，為職工多發一些獎金。

飯館早上六點開門，要提前在四點多起床，屋外一片漆黑時，就開始生火、和面、熱油、熬粥、烤小燒餅、煮豆漿，一開門就排起了長長的隊。

還好我在「文革」當紅衛兵時就干過這些刻蠟版、印小報的活，那時《紅岩》里的《挺進報》就是我的榜樣和楷模，後來在部隊時也出過板報和通訊，這次也算是重操舊業了。

小田、屈國第、徐嵐平、徐梅霞、周麗妹、李睿等人的模樣，雖相隔幾十年仍歷歷在目，她們對我的信任到了任何人有困難時都可以毫不猶豫地向我張口的程度，哪怕是借錢或要錢。在我眼中，她們借錢和要錢是一樣的，我從來沒想過要她們還。

列印室里是一群高中畢業的姑娘，沒個挑頭的人，我就成了小班長，從買打字機、安裝到修理，都要主動帶頭干，從背字盤、背疑難字到輸入、校對、修改，再到印刷、裝訂，樣樣都要從頭學，從頭教。有時還要刻蠟版，製作大字和圖案的封面，有些圖表也要靠蠟版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