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小明希望通過我了解夏小泉的能力和情況。

每次我去市計委辦理批文時，劉曉光處長常常連頭也不抬地大喝一聲「到外邊等著」，然後繼續干自己的事。那時的政府機關中的「外面」，不是會議室、待客廳，也沒有椅子、沙發，只能在走廊中站著，來來往往的人會將你當動物看一眼，但不會問安，更沒有水喝。更糟糕的是，劉曉光常常會把站在外面的人忘掉，有時候讓我足足等了四個小時，等到要吃中午飯時，他才走出辦公室，才想起來外面有個我在等著拿批文。也許是因為我的堅持和等待，劉曉光才大發善心，給予批准放行。

技術公司是個以計算機開發銷售為主的公司，當時西城區建立教學試點，在一一○中學建立的中國第一個中學的計算機教學課堂，就是華遠技術公司負責建設和贊助的。後來以獨家授權方式完成了蘋果計算機的中文漢化，推廣了最初的「小麻雀」機上辦公系統，但因為管理與開發理念的不同，技術公司的骨幹人員經過幾次分裂，變成了多家公司，一部分人離開華遠單獨成立了祥雲計算機開發公司，一部分在華遠集團內部成立了自動化公司，專門開發工業自動化控制系統，而原有的技術公司母體在多次經營的重創之後消亡了。

張小冬的第一任夫人在國防科工委下屬的曉峰公司工作，恰巧曉峰公司要採購80多台錄像機和其他設備，我們知道這個消息后，就利用華遠的平台簽訂了供貨合同，收取了預付定金，併到廣州東莞一帶尋找貨源。也許供貨方向我們提供的是走私品，因此我們獲取了高額的差價，扣除稅收之後還有30多萬元的利潤。供貨方要求必須再用一半的差價以購買傢具的方式支付，這大約就是如今的信息費或回扣吧！於是我們又簽訂了傢具的供貨合同，預付了10多萬的定金。

8月份我領取了營業執照，並開始正式經營了。我接受的第一個專項任務是地安門商場三樓的改造，改造完的商場也將成為華遠多家公司的辦公地點和經營場所。

我還在農科院時的模型廠廠長叫夏小泉，他父親曾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母親夏非是北京市的幹部，也都是我父母的老戰友，夏小泉找到關係，希望調到華遠。

我也談了我複員之後這幾年的經歷，特別是在農科院辦的十多個企業，聊到天黑時大家都覺得不過癮，我就提出請他吃飯，當時在座的還有副經理趙勝利。於是趙勝利開車，我們一起去了崇文門的便宜坊。那時區里給華遠配了一輛130型的小貨車，但破得打不著火，要用手柄搖車才能打火開動。

華遠下屬的展覽公司是個中介，那時沒有大型的綜合購物場所，多數非計劃內的交易大多用開各種展銷會的方式集合成貿易的集市，於是這種中介組織就誕生了。

許多人會質問華遠公司是否賄賂官員，我無法明確地肯定或否定，劉曉光就是典型的案例，我可以肯定地說劉曉光沒有從我的手中為了個人拿過一分錢，最多會有一些政府對企業的「攤派」行為。

一天，我到了閻陽生家，開始吹噓我的新九*九*藏*書公司，並希望他能調到公司來當我的副手。九月的夏天，北京很熱，那時家裡都沒有空調，閻陽生和妻子卓柳江就提著暖瓶和茶壺，坐在政治學院的小院的石桌前侃大山。閻的父親那時已從四十一軍調回政治學院任職。我說我已有了新的活動平台，可以干一番大事業。而閻陽生正在忙著學德語，他已經獲得了公派去德國留學的資格，他說這個機會難得（能有機會學一門外語，在當時也算件大事了），並把學外語看得很重。我說有了事業出國自然就變得很容易了。他說，但你出國不會外語，無法交流，我說：「有了錢，我可以帶翻譯。」這次「請賢」最終無果而終。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創業其實是比學外語更難得的機會，當大家都去創業時競爭就更激烈了。

事後我們又見面談了一次，戴小明明確表示希望我調到華遠，我也明確表達了我的意見。我告訴他我的個性是「寧當雞頭，不為鳳尾」，我這個人已經不習慣於聽從別人的指揮了，經過幾年的闖蕩我有了自己的經營思路和管理方法。要讓我去華遠，必須給我個獨立的公司，由我挑選和任命幹部，經營調度由我說了算，小公司服從大公司，但公司具體的經營由我自行做主，你不得干涉。只要遵紀守法，要允許我有所突破，否則我寧願不去。

進入華遠時，戴小明給我的是一張非國企的營業執照，和我在青年服務社時一樣的集體所有制企業性質的營業執照，並非直接進入了國企的總部，只能算是下屬的企業，並且不給一分錢的註冊資本，還要安排待業青年以享受稅收優惠，完全「拼」不上「爹」，我所要求的只是一個完全獨立的經營自主權。我有充分的準備和能力，我相信只要有這個獨立的平台，一定能幹出一番驚人的事業。

按周其仁教授的總結，中國的國企大約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實行全計劃體制下的舊國企，當計劃渠道被市場替代之後，這類企業大多無法生存而破產了，能留下來的大多是靠原有的實物資產長期免費使用而降低了市場經營的成本，大多不是靠市場競爭力而是靠傳統的生產方式與補貼生存，它們存在的最大意義是養活大量的就業人員和退休職工，如區屬的飲食公司、服務公司、副食公司、菜蔬公司等等，都屬於這樣一種情況。當然現在有些改制了，有些增加了新的經營內容，不再是傳統的國企了，而北京市屬的電視機廠、冰箱廠等都破產和改制了。第二類是華遠、聯想這批在中央城鎮改革的政策推動之下，以國企之名成立的新企業，也是一群在市場中找食吃，沒有計劃內資金和項目支持的「野狼」，完全靠市場培育、自主經營獨闖天下，有些在後來改制了，如聯想；有些破產和被淘汰了，有些發展得較好被收編了，華遠就屬於被收編的。第三類國企是中央或地方佔有壟斷性資源的企業，如中石油、中石化、電信、銀行等，也包括地方的平台公司等，這類企業才能真正依靠完全的政府資源和政府支持，從取得項目、資金到價格壟斷、ｈttpｓ://ｒｅａd.９9ｃｓｗ•ｃｏｍ整體上市等都以政府信譽為後盾，去佔領市場，謀取特殊收益。

正因為我有了多種選擇，談起條件來就硬氣得多，有了談判的資本。最後我和戴小明達成了口頭協議，他負責給我辦一張獨立公司的營業執照，不給一分錢的註冊資本，給我三個正式調入的人員名額，先干半年調用，有了成績之後再正式調入。

飯桌上聊的已經是企業的開辦、經營、管理的話題了，既包括了我開辦企業的成功經驗，也包括了我的雄心壯志和生活理念，以及青年服務社正在清理整頓的現狀，最後要分手時，則變成了相珍相惜，戴小明最後留下的一句話是「乾脆你來華遠干吧」。

那晚的一餐飯花了我40多元，這頓大吃大喝，嚇得趙勝利直咂舌頭，他說這大約是他一個月的工資，而我那時每個月已有二三百元的工資和獎金了。

當時我有多種選擇，一是整頓之後重干青年服務社；二是調入農科院，繼續當我的服務公司經理，管我那十幾個企業；三是調入華遠公司去爭取一個更大的平台。

如果有審批制度在，如果企業想要突破舊的體制而有所創新，那麼就必須爭取官員們的支持，如果官員們願意與企業共同創新，並勇於承擔審批產生的風險，那麼企業當然願意支持官員的改革和機構的建設，這也是一種「交換」。劉曉光恰恰是敢於嘗試、敢於摸著石頭過河、敢於承擔改革責任的官員。

我首先要用華遠的平台做生意，為新成立的公司賺出註冊資本來。

公司於1983年10月底註冊，區里指令從區聯社借給了華遠20萬元做註冊資金，同時將區屬的13家集體企業劃撥給華遠公司管理，那時華遠正準備成立自己獨立的企業，開始大幹一場。這有些像我剛到商店時的招兵買馬，後來段永基、卜大華、王東明等人都曾到華遠的大旗下混過。

市計委辦了本《投資》雜誌，以普及投資動態和吸引投資為主，辦雜誌沒錢，劉曉光動員我捐款。1992年北京市組織到香港招商的大型活動，劉曉光張羅著讓我為省計委配套計算機，我不但提供了大量設備，還要負責編製軟體程序教他們如何使用。類似這樣的事情都是劉曉光覺得自然和值得驕傲的業績，那時也許他們只是把國有企業資源看成是他們可以調動、指揮的一部分，也許是相互信任之間的一種默許。

齊躍的父親是北京建築設計院的高級工程師，曾參加過人民大會堂的結構設計，請他幫忙畫張改造圖小菜一碟。我的施工隊中也有設計人員，將草圖輕鬆地就變成了施工圖，砸牆、吊頂、粉刷、安燈，很快就完成了全部工程，那時的裝修很簡單，也沒有瓷磚、石材類裝飾，地面用的都是塑料膠面。一是沒錢，二是都這樣，只要燈光夠亮，牆面夠白，就漂漂亮亮的。

那時這種氣受得多了，但只要事能辦了，受氣也是值得的，慢慢地我們也成了朋友。

我不知道應該如何定義這種企業與政府間的行為，但我知道國家與國家之間也有這種利益之間的交換。政府與企業之間的交換九-九-藏-書，恰恰是中國改革之初的一種進步，如土地有償出讓制度之前，房地產開發企業都必須是國有的（也許試點城市有特例），因此土地的利用價值不能私有，同時政府總會用土地劃撥換取城市道路的建設和公共設施，這實際也是一種土地價值的交換，城市最初就是這樣改造和發展的。

閻陽生仍堅持自己出國留學的選擇，卻對我的新企業、新事業動了真情，最後他將漂亮的老婆卓柳江「送」給我，當了公司的辦公室主任，一直跟隨我許多年，我也總算是沒有空手而回。

「文革」之後，我與戴小明同在一個師當兵，卻不是一個團，因此沒有見過面，這次見面難免要聊聊過去的經歷和現在的境況。「久別勝新婚」，自然就像開了閘一樣無話不談。他退伍之後先去了北京市冰箱廠，後來調到西城區當計委副主任，西城區政府希望做個改革的試點，才向市政府申請成立了計劃外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叫「華遠公司」，第一任董事長是時任區委書記的陳元，區長趙重清任副董事長，馬凱、平永泉等副區長任董事，戴小明任董事總經理。

也許是閻陽生咽不下給我當副手這口氣，幾年後也下海開始自己干，學的德語都泡了湯。但還沒等他干出個名堂，就像我一樣被抓進檢察院，幾經折磨就沒了銳氣。雖也同樣無罪釋放，卻再也不敢幹企業、搞經營，仍靠筆杆子為生，混了個官路，當了全國工商聯的宣傳部部長，後來又在中國工商出版社辦起了雜誌。退休后仍在辦雜誌，不過是澳門註冊、內地出版的雜誌。

新的公司成立了，新的事業開始了。

那時華遠公司已經從南千章衚衕的三間平房搬到了花園宮七號（如今已經被拆除，變成了金融街），當時是在按院衚衕八中的旁邊，這是我上中學時經常走的一條路。那時我的家在三里河，每天要從按院衚衕或察院衚衕穿過，經小口袋衚衕到三十五中上學。清代按院、察院都是官方的機構名稱，有著悠久的文化歷史，按院衚衕和察院衚衕中都有一些四合院和四合院改造的小洋樓，而花園宮七號則曾是一個部隊首長的院子，后改建了一個二層的小洋樓，大約每層有三個房間。我與戴小明久別之後終於在這裏見面了。

在整頓學習的過程中，我接到了戴小明的電話，要約我面談一次。這是我第一次聽說華遠公司這個名字。

許多事情常是無巧不成書，我調入華遠完全是一種巧合，如果沒有夏小泉想調入華遠，也不會有戴小明找我，也許這個機遇就永遠不存在了，如果沒有我與戴小安的同學關係，也不會與戴小明聊這樣多的個人和企業的故事，也沒有戴對我調入華遠的興趣，當然也就不會有後面的事情發生了。

最初的華遠除了區里劃撥的13家區屬企業組成的實業公司（這些公司一年後又划回了區縣）之外，又分別成立華遠技術開發公司（以下簡稱技術公司）、華遠新產品貿易公司（以下簡稱新品公司）、華遠展覽公司、華遠人才交流開發公司等多家企業。

那時一筆生意就賺這麼多的錢，確實讓人吃驚，除了施工ｈtｔｐｓ://rｅａｄ•９9csw•ｃｏｍ隊之外，我所有的企業都是一整年的經營也才賺個萬元、幾萬元的利潤。這次小試牛刀也讓華遠的工作人員目瞪口呆，這一下我們沒從華遠領取工資，但有了進入華遠的資本。

如今許多人都認為我是「官二代」，因此才能在華遠這個國企中當上總經理，許多人都以為我拿到的高工資是「拼爹」拼出來的，他們並不知道我在創業過程中的艱苦奮鬥經歷，也不知道如果沒有青年服務社中的起步和農科院時的發展，我根本沒有資格進入華遠這個國企。

新品公司說白了就是組織各種工業類產品的銷售活動（當時的民用產品銷售基本還是由各商委管轄的專業公司負責）。地安門百貨商場的三樓本來是商場自身的庫房，經協商之後租給了華遠公司，並改造為商場，重新從二樓的商場接了樓梯，並將一間間的庫房隔斷打掉，除保留了邊上的一側房間做辦公室外，其他地方改成了空曠的大廳。新品公司、技術公司和我的人才公司，分別有了幾間辦公室，大廳就成了新產品的展銷場地。有一個近千平方米的經營場所在當時來說是少有的，這當然是公司的一件大事了。

那時還沒有明確的民營經濟的相關法律，於是市聯社派出了工作組，全面接管了北京青年服務社，並開始了整頓學習。當我回到小商店時，發現連我的法人代表也被取消了，經營的權力被工作組全面接管了，而當我到東總布衚衕的青年服務社總部時，發現曾小凡也已經大權旁落，沒什麼話語權了。

那時華遠公司還沒有人能組織這種大型工程（如今看是個小工程），我當然是不二人選，我有最可靠的農科院施工隊，這次我從公司上級領導的位置變成了甲方。

除此之外我還招了幾個待業青年，其中的一個成了我的第二任老婆，給我生了個女兒，至今我們都很幸福。

回到農科院后，我就提請院里正式調一個幹部來接我的班，回到原單位青年服務社時，就與張小冬和齊躍談了我要調入華遠的想法，希望他們能和我一起調到華遠去，同時也向曾小凡彙報了我將調到華遠的想法。

剛做完這筆生意，戴小明就通知我到區委開會，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陳元書記，也就是華遠的董事長。陳元指示要發展華遠的事業，就要廣泛利用社會上的優秀人才，於是給我成立的公司就叫「華遠人才交流開發公司」。除了公司自身的經營之外，更要發揮社會人才的作用，為西城區的發展提供服務。

許多人更不知道的是，我的父親是中央部委的幹部，根本不可能與西城區這種級別的官員們有工作來往，更不可能用權力影響北京市的區屬政府，如果真的要「拼爹」至少也要混入一個央企或市企吧，哪會將我安排在一個區屬的新成立不到一年的公司中呢？更何況那時我父親早已退休，沒有任何正式的職務，更沒有施展權力謀私的可能。父親的戰友們大都已退休，沒有了職務。大多數人不知道的是，父親即使想給我做任何安排，我也不會服從，我恰恰是要和父親賭上這口氣，才毫不猶豫地拋棄了舊體制的約束，要靠自己闖出一番天https://read.99csw.com地。

有了辦公室，我又開始招兵買馬了，張小冬仍然是我的副經理，我們一同從北京青年服務社調入華遠，同時任命齊躍當公司的會計。齊躍的調動卻遇到了難題，他所在的西城飲食服務公司堅決不同意調動，齊躍只好選擇辭職。今天辭職早就被當成一種權利了，但那時辭職則被看成是一種「處分」。僵持之中，飲食服務公司的經理同意調動，但要齊躍交3000元的培訓教學費。那時大多數人的月工資只有四五十元，3000元對一個普通職工來說簡直就是天價，也許當時一個普通職工所有的存款加起來也沒有3000元。我卻一口答應下來，由我的公司支付這3000元也要調來。齊躍有張會計證書，這在當時也頂得上一張大學文憑了。

戴小明的弟弟戴小安是我的同學，本來比我高一個年級，因肝炎休學，上初二時留了一級，就和我同班了。「文革」時我們都是被打倒幹部的子女，經常在一起相聚，也是最要好的幾個同學之一。有一段休課時，我們常約在一起去香山、頤和園玩，還一起騎車去上方山雲水洞。記得他家搬到光明日報社時要刷房子，我們幾個同學一起去幫忙，用鏟刀刮掉牆皮，再重新粉刷，看我們一身白粉的辛苦勁，他母親還專門為我們準備了肉菜，那時這可是個過年的享受啊！就因為這層關係，戴小明小時候也與我們見過幾面，有了此後不解的淵源。

我們之間的爭論從來沒有停止過，這種不服氣其實也是一種動力，要想證明自己的能力，就必須拿出點硬功夫，干出點像樣的成果。每過一段時間我們相遇時都會擺擺龍門，看看誰的譜大。2011年12月，《第一財經》欄目組在上海錄製「中國范」的節目（2012年元旦期間在湖北台播出），小編導事先沒告訴我邀請的嘉賓都有誰，到了現場，才知道原來他們搬來了閻陽生，舞台上我們又重演了一場掰腕子、走正步、唱軍歌的對台戲。當人們總能從不服氣中找到壓力和動力時，就會讓生活不斷地更新而豐富多彩。

1984年初，市裡要整頓經濟秩序，當時最典型的是前郵電部部長鍾夫翔的兒子鍾家倫新辦的企業，號稱是北京最大的個體戶（那時候法律還沒有公開承認個體企業化經營），超出了經營管理的範圍並違規，因此要對全市類似企業進行整頓，當然也包括北京青年服務社這個掛著集體所有制的牌子實際是個體經營方式的企業。

我的人才交流開發公司則以培訓、教育、外包、外聘方式組織各界人才進行相關活動。

新品公司則是另一個市場化探索的試點。當時的制度中除了計劃體制下的百貨公司等專業公司之外，沒有不受專業範圍限制的貿易公司，也沒有體制之外的產品供給渠道，更沒有由計劃外全民所有制公司下轄的全能貿易公司。新品公司的註冊要經區政府行文上報市政府申請試點，市領導批示後轉由市計委審批，當時的市計委商貿處處長正是如今北京首創集團董事長劉曉光，這個當年北京市的優秀人才、青年幹部，曾在百貨大樓兼任過經理，卻也是官氣十足的「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