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04 殺機四伏
相信自己，相信命——我哥哥的一次車禍
這確實有難度，要沒有省長秘書幫忙就成了問題，氧氣廠正常的工作時間是晚上8點下班，而香港的飛機晚上9點才能將氧氣瓶送到，這就必須讓氧氣廠不停機。
我立即帶著劉副院長和陳教授等人趕往醫院，發現哥哥的整個胸部和肚子都鼓脹起來了，醫生們都搞不清是怎麼回事，陳教授立即上去將插在哥哥氣管上的氧氣管子拔掉了，還是協和的教授醫術高明。
午飯後，大家兵分兩路。我安排了嫂子、妹妹等一行人直接去機場，我和陳教授等人帶著武警的張隊長給我派的一個班的戰士去了醫院，約好在機場會合。
根據在海南發生的情況，我再一次打電話，請北京的同事提前做好各種安排，以防止出現意外。
劉大為主任帶的專用設備是一個裡面裝滿了小顆粒的氣囊，平鋪在地上像一床褥子。戰士們將哥哥抬起平放在這個褥子上之後，劉大為打開了一個專用的抽氣筒，將氣囊里的空氣抽出來，氣囊就開始收縮。氣囊收縮的同時將哥哥的身體嚴絲合縫地包住，又留出人體正面的部分，正因為裏面都是小顆粒，因此可以彎彎曲曲地將不規則的人體包得紋絲不動。當將袋子里的空氣抽完之後，整個氣囊就變成了一個硬殼，就像一隻船里躲了個人，但船體與人體是緊密結合成為一體的，除了那些管子上接著的瓶子、氧氣等，哥哥在這個硬殼中無法移動。
半路確實遇到了麻煩。一輛麵包車撞上了一輛三輪車，雙方誰也不讓，擠成了一團，還有許多圍觀的群眾，警車也無法將人群驅散。還好有一個班的戰士乘坐軍車護行，戰士們迅速在警車喇叭的指揮下騰出了一條路，讓我們的車隊通過了。這一折騰大約浪費了十多分鐘，而救護車上的氧氣卻消耗了許多。
一分多鍾之後，哥哥肚子上動完手術的縫合線就開始崩裂了，幾個人七八隻手紛紛伸出去按在哥哥的肚子上，想讓傷口不再裂開。但就像氣球有了個針眼，整個氣就會從這一針眼中湧出，並將氣球炸裂一樣，當第一個縫合口出現破裂之後，哥哥肚子里的氣體都集中於這個破口，迅速將所有的縫線都撐開了，約90厘米的刀口全線崩潰，腸子、五臟都開始向外流。陳教授馬上讓護士拿來了還疊成四方形的床單，托住腸子等堆回了哥哥的肚子里，再用床單擋住傷口。
陳教授將救治經過編成醫療案例，並獲得了國家醫學二等獎。哥哥與救治過他的醫生都成了好朋友，過節過年總要聚在一起請大家吃個飯。哥哥當然少不了要去普陀山還個願，也常回老家修祖墳。過去爺爺的墳邊沒有多少村裡其他人家的墳，大約是海邊的人不再想看海了，自哥哥的事之後，村裡人都說這是寶地，周邊的墳也就多了。
忙忙碌碌的五天中，我幾乎沒睡幾個小時，滿腦子的事都必須迅速地做出決定和處理。也許那時年輕力壯，沒覺得累，等到了家人就像癱了一樣，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來。
席主任聽說手術之前沒有給哥哥做B超，現在哥哥的情況無法用大型B超機，建議醫院用手提式B超機做檢查，但醫院里沒有這種設備。還好海南的中實公司在北京與華遠有著緊密的合作，共同開發阜外大街的改造項目，我與中實的老總王天怡（他也是我在監獄中認識的好朋友）聯繫之後，讓海南中實公司購買了手提式B超機送到醫院給哥哥進行檢查，並根據檢查情況調整了治療方案和用藥（這台機器事後就算我送給海南省人民醫院了）。https://read.99csw.com
我回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給協和的ICU病房安裝了一套最高級的門禁系統，以感謝陳教授的救命之情。
陳教授看完病情和醫院的情況之後，更堅定地對我說，要堅決拉回北京去治療，否則只有死路一條，並開始向醫院提出轉回北京治療的想法。但海南醫院怕承擔醫療責任，並沒有及時答覆，說還要開院務會商量。
當我決定要採取什麼樣的醫療手段時，我背後要有最優秀的醫生提供方案；當我決定要將哥哥運回北京治療時，我要有運輸的能力和把握；當我要決定哥哥的生死時，要有一定的醫療依據，並能無愧於我的父母，無愧於所有經歷過和知道這段故事的親朋好友，要讓他們對我的每一個決定都無可指責。這就是承擔責任。
當你看到一個親人已經完全無奈地只能靠外部的條件維持生存時，最先想到的是什麼？
年初的時候，哥哥曾遇上一位普陀山的僧人，硬說哥哥今年有大難，破解的方法就是花錢重修祖墳。哥哥在清明前給在老家的大伯的兒子、我的堂兄寄去了幾千元，請他們重修爺爺的墳墓。
飛機上也沒有專門的氧氣設備，需要我們自己準備專門的氧氣瓶。陳教授利用SOS的全球救助系統聯繫了香港的SOS機構，讓其專門送特製的小型氧氣瓶到海口，送來的氧氣瓶還要在海口充氧（一般客機不許攜帶滿氧的氧氣瓶），我又要聯繫海口的氧氣廠。
原來是氧氣機的插管發生了位移，機器強行泵入的氧氣本應從氣管打入肺中，靠壓力擠出肺里的水分，強行讓肺部呼吸，但位移之後氧氣沒有進入肺部，而是進入了胸腔和腹部，因此造成了肚子的鼓脹。如果早一點發現和解決位移，並不會出現問題，但如果胸腔和肚子長時間泵入大量的氧氣，就十分危險了。
鑒於席主任的名氣，他們很不情願地詳細彙報了各種情況，也部分聽取了席主任的治療意見，並使用了一些我們從北京帶來的海南沒有的進口葯。當天我讓部下從北京送來一些海南沒有的藥物。
不再用什麼擔架，戰士們直接將這個硬殼式的氣囊抬起，幾個護士分別舉著點滴用的藥瓶、呼吸用的氧氣等，一起離開病房，上了醫院的救護車。我們分別乘坐不同的車，由武警的警車閃著警燈、拉響警笛開道，向美蘭機場駛去。
他們聽說了哥哥車禍的情況后專門派人來看望，並提出要給予經濟上的幫助，如支付包機的錢等。我謝絕了他們的好意，收下了他們送來的鮮花，請他們放心地回去了。
飛機上無法使用氧氣泵，就要靠人工用壓力囊一下一下地按，將氧氣加壓當泵用，以維持哥哥的呼吸。這一路上兩位護士長和三位主任醫生輪留嚴密監護，一會兒量血壓，一會兒量體溫，一會兒打點這葯，一會兒打點那葯，從飛機起飛到落地都沒閑著，連飯都沒吃上一口。家裡人很想幫忙，至少嫂子的妹妹也是個正式的軍醫，但陳教授為了安全沒有讓家裡人參與。嫂子和其他人都被我命令坐在後面，不許靠近，我最擔心他們一哭一鬧，讓醫生們也左右為難。
這個鏡頭就像在連隊和農村時殺豬，當刀在豬膛開了一個口子時，所有的腸子、臟器就都從這個口子迅速地向外擠出來。但那是殺豬，而這是個活人啊！整個場面對醫生們來說也許是司空見慣了，但對我來說則意味著「完了，人可能沒救了」。
當時哥哥在中技公司（中國技術進出口總公read.99csw.com司）負責日本對中國的援助基金的全國項目，海南的一期高速公路建設就是由日本的協力基金支援建設的。哥哥這次就是去海南考察環島高速公路的建設情況，並安排使用下一筆援助基金的工程。海南當時的第一期工程是按單向半幅三車道修建的，但建成后是雙向單車道行駛，中間的車道作為雙向的超車道使用，等下一筆基金完成另外半幅三車道的建設之後，再改為雙向各三車道行駛，結果哥哥在考察的路上出了車禍。
在我出具「自己要求轉院，免除海南省人民醫院的一切醫療責任」的書面材料之後，海南省人民醫院同意全面配合轉院的工作，服從我的計劃、時間和安排。
經驗豐富的劉大為主任親自組織了搬運工作，我原以為要用擔架把病人抬到汽車上，還擔心擔架不安全，其實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樣。
爺爺葬在老家的村外，靠海邊的一片林子里，墳邊有幾棵松樹圍繞。堂兄重修了墳墓，但農村人捨不得花錢，除掉墓碑費用后，將剩下的錢退了回來，於是哥哥遇上了血光之災，未能逃過大難。妹妹後來開玩笑說，幸虧爺爺知道是修了祖墳，哥哥這次去鬼門關后，被爺爺推了回來，才撿回了一條命。
許多人首先想到的大約是死亡，大約是如何準備後事，而我首先想到的是責任。
後來聽說，是用類似於訂書釘式的鐵卡子硬將哥哥肚皮上的傷口連合在了一起，一邊打卡一邊撤出床單，而腸子等臟器在肚子里的位置早就亂了套了。幾個小時之後手術終於結束了，各種衛生帶將哥哥的肚子捆縛得像鐵桶一樣，身上留下了十多根預埋管，從不同的部位解決輸入與輸出的各種問題。哥哥的生命已經不是靠身體的內動力維持，而是完全靠外部的供給延續了。
人總是生活在希望之中，只要還有一線希望，我都會盡最大的努力，去爭取最好的結果。
這次如果沒有公司的同事、合作的單位、戰友、朋友等人的幫助，也許進行得不會這麼順利；沒有陳教授、席主任等人的智慧和能力，也無法完成這次的轉院。
9月12日下午，我一面安排去海口的飛機票，一面安排公司的人去接哥哥的女兒，至少我要讓她和哥哥見上最後一面。她剛考入大學，剛好在車禍發生那天被學校拉到部隊，進行為期一個月的軍訓。當然我沒有告訴她發生了這麼嚴重的車禍，同時我還是希望能盡全力將哥哥從死亡線上拉回來。
9月14日，我和席院長來到醫院，與當地的醫生們協商搶救方案。當地的醫院是海南建省后新建的醫院，醫生們大多是建島引進人才，為解決家屬的農村戶口和就業問題才從農村和一些中小城市來到海口，根本無法與大城市的醫術水平相比。
還好沒有耽誤太多的時間，還算是比較順利地到達了機場，再晚半小時車上的氧氣大約就用完了。
9月16日，我們等不及醫院的答覆就開始準備回京的工作了。我們到了深圳機場，要求包一架專機運送病人回京，航空公司也同樣提出了運輸途中的安全和責任問題。陳教授以國家專家級教授和國際SOS救援中心駐中國代表的名義，給航空公司出具了擔保和負責的保證書，解除了航空公司的擔憂和顧慮。
我和陳教授第一次與醫院談轉運回北京治療時，醫院還有些不情願，他們也許認為自己的醫術沒問題，轉院是對海南省人民醫院的一種歧視，但連續的醫療手術之後，他們知道了自己醫術真的有限，ｈtｔｐs://reaｄ.9９ｃｓw•cｏｍ反而巴不得我提出轉院，好將這塊燙手的山芋扔出去，以避免發生醫療事故，更不願給自己弄個官司出來，現在正好有個就坡下驢的機會。
當晚我們去病房看望哥哥。七八根管子插在他身上，一堆儀器閃爍不停，讓人很不舒服。沒想到，海南省人民醫院並不同意席院長參与治療，更不允許我們帶去的護士長進入病房參加護理。嫂子、嫂子的妹妹以及我的妹妹、妹夫都對院方的決定十分不滿，為避免他們的干擾，我決定讓他們都回酒店，不許再到病房。
9月17日上午，我帶著陳教授等人趕到醫院，再一次進行轉運之前的各種準備，陳教授又做了各種檢查和安排。
航空公司給我申請的飛行時間段是9月17日下午3點至5點的任意時間點起飛。
同時，我還要做出多種預案，防備可能出現的各種意外。
病人的運輸是個難題，也是個技術活。這方面全國最優秀的專家是陳教授的副手、協和醫院ICU副主任劉大為。1993年曾有一名日本登山者在新疆受重傷，危急時刻，國家就是安排劉大為帶隊去急救並護送病人回京治療的。於是陳教授又安排了劉大為帶著協和的護士長一同飛到海口，並攜帶各種必要的運輸和急救設備。
為防止運輸途中的各種風險，我要準備非壓縮氧氣的氧氣袋，整個海口的醫院只有10個氧氣袋，我買了8個，並答應飛機返回時返還給各醫院。
看到海南省人民醫院的這種情況，午飯時，席主任向我提議，這裏的醫療條件和技術能力太差，只有回北京才有可能救治，並希望能轉到協和醫院救治。於是，席主任給全國ICU治療的第一把手、協和醫院ICU主任陳德昌教授打了電話（陳教授是席主任的老師），向其求救。陳教授立刻飛到海南。
當我們一群人從醫院回到酒店時已經是半夜了，劉大為與護士長攜帶著從北京來的設備也剛到酒店不久，在等我們的消息和安排。
回京后我忙著與外經貿部談審批，安排「十一」的慶祝活動。「十一」當晚我還帶隊參加了廣場的舞會活動。
接下來，我與哥哥的主刀醫師、也是海南省人民醫院的劉副院長一起吃晚餐，打算再一次商量將哥哥轉院運回北京的問題。我們剛落座還沒來得及點菜時，嫂子的妹妹就從醫院打來緊急電話，說哥哥不行了。
我向西城區主管衛生的楊驥川副區長求援，他是有名的外科專家，我希望他能給我介紹最好的醫生去海南參加會診和搶救。他告訴我，這種情況最好還是拉回北京搶救，但首先要過ICU（重症加強護理病房）重症急救這一關，於是他幫我聯繫了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復興醫院的ICU主任席修明（現任該院院長）。席主任問了些基本情況后，讓趙護士長帶上一些必備的急救藥，準備去海南。9月13日我與席主任、趙護士長以及嫂子的妹妹、妹夫和哥哥的女兒一起飛往海南。
作為一家人，作為親兄弟，不管我們之間是否有過家庭矛盾和不愉快的事情，親情都是永遠也不可替代的，血緣之情是無法用任何理由隔斷的，而這種親情賦予人們的就是責任。
SOS組織派了個印度人在機場將氧氣瓶交給了我們就乘機返回了香港，我們這才轉道氧氣廠充上了壓縮氧氣。
飛機上沒有平放擔架的地方，就必須從中間登機，並臨時拆除中間兩側的各排座位，以保證擔架平放，並有利於起飛、降落時的固定（將擔架固定在兩邊的座位上）。
劉大為告訴我，他代表國家去新疆救日本登山者那次，許多事情要不斷向上面請示，結果用了大約一周的時間才協調好醫院、飛機和各種工作。這次從陳教授到現場做準備，到最終降落在北京，只用了兩天的時間，對於搶救一條生命而言是十分寶貴的。
天公作美，沒有什麼惡氣流，也沒有颳風下雨，一路平安地回到了北京。飛機降落時北京的天已經有些黑了，停機坪上早已停放好了協和醫院派來的救護車，交通局派了開道的警車，公司的一些同事也來幫忙，晚上9點鐘，終於一切順利地進入了協和醫院。
許多人會說「長嫂為母」（通常是父母都不在世時的一種情況），但關鍵時刻男人必須承擔起所有的責任，尤其現在哥哥處於生死關頭，長嫂不但不能為母，更不可能做出任何理性的決定。
就像是一場作戰，針對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況都要有充分的準備，並且要有充足的彈藥。也許是因為我在部隊做過參謀，常制訂各種行動計劃和戰術演習等方案，因此養成了按部隊的那一套方法周密地編製任何一次行動方案的習慣，這樣可以避免許多意外的發生。
為防止從醫院到機場的路上遇到各種麻煩而耽誤了時間，我又找到了當地的武警部隊幫忙，當時正好我的一位朋友也是張太雷的兒子在當總隊長，他安排了一個班的戰士負責抬擔架，並用了警車開道。救護車上的氧氣瓶也是臨時性的，只能保證一個小時的使用，如果路途上出現延誤，可能造成氧氣不足，需要救護車再攜帶一些氧氣袋。
剛好席主任也在，他與陳教授協商了急救方案，決定重新動手術。這時哥哥刀口邊的皮和肉已經被原來的縫合線撕爛了，無法再用手術線縫合了。我們被趕出了手術室，但陳教授和席主任被准許留在手術室中。經過這次事故，也許醫院后怕了，不得不請北京的高參們在場指導。
這一切都安排完畢已經是下午5點多了，回到酒店，有兩撥日本人在等著我，一問得知，他們分別是伊藤商社和丸紅商社駐海南辦事處的負責人。因哥哥曾在日本擔任過中技公司的總代表，又負責協力基金的採購事宜，和日本的大商社都非常熟。
後來我了解到了車禍發生時的詳細信息。哥哥乘坐的車輛超車之後，看到對面車輛也在借中間道超車，就併線回原車道，但後面的車輛賭氣被超越而加速行駛，結果兩輛車猛然撞到一起。當時哥哥坐在前車的副駕駛座上，在猛烈的撞擊下，整個車座都向前擠到了前擋風玻璃上，哥哥身上斜挎和橫挎的安全帶組成一個斜向的「L」字形，將他身體的肋骨、內臟等全部擠壞了，只避開了心臟。
這個消息讓我緊張起來，我們沒有將這個情況告訴父母，但做了最壞的打算。
雖然我十分相信陳教授和席主任，但仍然擔心這次飛行，以及到京后的醫院的安排，我擔心雖然救回了一條生命，卻成了植物人，豈不是更要受罪一生？我悄悄地對陳教授說，如果您沒有把握，就乾脆在飛機上把管子都拔了，我不能讓哥哥死在海南，讓父母見不到屍體，但也不希望運回北京的是個植物人。陳教授告訴我，這麼嚴重的傷情，死亡率高達95%以上，但九_九_藏_書不太會成為植物人，如果治療得當，仍有生存的希望。
靠近中艙門的幾排座位已經拆除，中間騰出了一個空間，放下包著哥哥的氣囊之後，還有一些空間，剛好有醫生、護士操作的位置。將氣囊固定之後，正準備起飛，突然發現從香港送來的氧氣瓶漏氣了，昨天晚上灌入的氧氣已經剩得不多。這可有些麻煩，此時已無法再去灌氧氣了。緊急情況下，我們從飛機上卸下了一個壓縮氧氣瓶備用，還好還有幾個氧氣袋，這才做好了起飛的充分準備。
海南省人民醫院是個新建的醫院，雖然醫術和設備尚未健全，但醫院的ICU病房的建設還是到位的，比陳舊的協和醫院還要好。比如進門時要用磁卡或門禁對講等，而協和還是過去的走廊門，一推就開，得靠專人把守。安下心做好各種準備之後，陳教授不斷欣賞著這套門禁和對講系統，我對陳教授說：「不用再看了，安全回北京之後，我給協和醫院的ICU病房專門配一套更好的系統。」聽到這話，陳教授高興得像個小孩一樣。
同時我用電話聯繫了北京的公司和協和醫院，做好了各種安排，包括機場的地面服務、醫院的救護車要開進機場、升降梯的準備以及警車的開道等等。
這種責任中包括盡一切可能全力救助的責任，也包括承擔風險的責任，因為任何救助的行為都可能產生這樣或那樣的風險，任何決定都可能出現醫療上無法預知的意外，當你要做出常人不敢獨自做出的決定時，必須要確定自己有能力承擔這些風險。
機場上，飛機和升降梯早就準備好了，嫂子等人也早就上了飛機，整個一架737飛機，只有我們一行十幾個人。
10月8日參加了潘石屹的婚禮。但高興沒幾天，傳來了壞消息。
正是因為這種責任感，我只要認為可行就不會向任何人請示。我們都不願意讓父母知道此時的情況，更不希望他們為此事操心，尤其是不能讓他們去做決定並承擔責任，只要還有一線希望，只要我還有能力去做出決定，就必須用自己的肩膀撐起這個家。
經過陳教授一年多的治療，哥哥終於康復了。雖然哥哥醒過來之後可以有問有答，但完全不記得前一百多天里發生過的事情，也不知道從海南回北京的經歷。哥哥後來又做了多次的修復手術，總算沒留下太多的後遺症，現在又能打高爾夫球了，也幸虧他年輕時身體的底子好，否則也難熬過這一關。
1994年9月11日，突然傳來消息，哥哥在海南出了車禍，尚不清楚傷勢有多嚴重。次日，嫂子和妹妹、妹夫（嫂子是眼科醫生）飛到了海口。傳回來的消息就更可怕了：哥哥已經做了大型開腹手術，手術中發現，除了心臟和大腦之外，其他器官都嚴重受損，肋骨斷了四根，胯骨斷裂，危在旦夕。
航空公司的問題解決了，還要聯繫機場的服務安排。給飛機送餐、送貨用的升降車是地面服務的部分，運送擔架上的病人要用垂直升降車而不能用斜梯，這一切都必須提前安排並支付費用。
航空公司又提出包機費用要按雙程計算，因為是非航班的加機，沒有固定的航線和起落時間，要單獨向空中交通管理局申請航路，因此要按一去一回的雙程計算，這我也同意了。
還好哥哥管的是全海南日本協力基金的貸款項目，原海南省省長阮崇武親自主抓此項工作，得知哥哥考察工作途中被撞，當時就讓秘書到醫院看望，也提出有任何問題都可以找他解決，於是我就將聯繫氧氣廠充氧氣的事委託給了省長的秘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