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2005年公布的2004年全國經濟普查的數據早就證明了房地產業並非暴利，個別品牌企業存在暴利，但不等於全行業的暴利。普查的數據中房地產全行業的平均銷售利潤率只有6.4%，但這樣的數據似乎沒人信。

幾天後與劉志峰副部長一起聚會時，劉部長問起了那天開會的情況，並說第二天汪部長高高興興地跑到劉部長的辦公室，說：「昨天把開發商請到部里來臭罵了他們一頓。」劉部長反問汪部長：「你請大家到部里來，就是為了罵他們一頓？」汪部長無言以對。坊間的傳說則是開發商把建設部汪部長大罵了一頓，小潘也成了會議中的插曲。其實誰罵誰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能在爭論之中找到合適的政策，市場才能健康地發展，但從上到下，這種認識從來就沒統一過，尤其是有能力影響和做出決定的一方，從來沒有將社會的意見當成一種幫助決策的營養，而是當成了對立的垃圾。

汪部長雖然知道我代表的是國企，卻以為我是從市計委當官之後才到華遠地產公司的，我一聽就知道汪部長將我與劉曉光混淆了，當場九*九*藏*書進行了糾正。

許多人不理解，不是房地產業在壟斷，而是其他產業的壟斷形成「山中無老虎」，才讓房地產業「猴子稱大王」，認為凡是從事這個行業的管理者都必然是腐敗或違法的。

許多不明真相的民眾總以為我和小潘的業績（我不敢用「成功」兩字）是靠違規違章、偷稅漏稅或貪污腐敗換取的，卻不知道越是出了名的企業越會引起各種監管部門的重視，越會被派出更多的調查組來審查、抽查。早期稅務局曾每年連續9個月派駐各種調查組常駐華遠公司，直到他們查無可查才給華遠發了榮譽納稅人的證書，並不再常駐。

許多人都不知道華遠是個國企，不是我個人的資產，連北京市的市委書記賈慶林也曾在市政府的一次座談會後問孟學農副市長，華遠是家什麼企業？他有此一問正因為那次座談會上我說：「我一個人交的黨費超過了你們全部在座領導們交的黨費。」

從俄、美、英、日、韓等國看，首富的前100名、200名中幾乎沒有房地產業企業家。越是完全開放的市場，越可以看出九*九*藏*書其他行業遠超越房地產業的優勢，因此不管房地產業自身如何開放和競爭，只要其他的行業仍被壟斷和限制，那麼最具競爭的行業就最能產生利潤。

那天天很熱，好像辦公室里沒有空調，按事後小潘的說法，我與汪部長兩個人都吵得腦袋像個蒸鍋，冒著熱騰騰的白汽，嚇得小潘總想尿褲子，只好一個勁兒地往外跑。

國有企業獲取的各種利潤都與我個人無關，我未從國有企業中領取收入，而華遠地產公司則是集團的下屬企業，必須受上級部門的監管，利潤再多也同樣裝不進我的口袋裡，我犯不著為不屬於個人的利潤承擔風險。尤其我是個曾被關進監獄、接受審查而無罪釋放的人，深知沒事也會有人找麻煩冤枉你入獄，更不會去犯這種錯誤。

我寧願承擔風險去突破體制上的障礙，推動法律與制度的改革，這是國家體制建設的大事，但不會為了企業的利潤干違法的事。

要求開發商合理制定住房銷售價格，但沒有土地供給的開放，如何保障充分的房屋供給呢？當土地價格不斷高漲時，又如何在昂貴的土地上擴大普通商品房的ｈtｔｐs://rｅad.９9ｃｓw•com供給呢？

汪部長又提出了一些看似是我的問題，其實都是張冠李戴，正當我與汪部長爭執時，小潘站起來要出門，汪部長大喝一聲「小潘不許逃會」，小潘忙說：「對不起，汪部長，我要上廁所。」其實小潘已不是第一次跑出去上廁所，大約是看我與汪部長吵得凶，怕牽連到自己，害怕地找了個借口要溜出去。

很多人熱衷於討論為什麼胡潤榜上有許多的開發商，其實這個道理很簡單，主要理由有三。其一是除房地產外，中國幾乎所有與資源相關的產業都被政府壟斷，個人無法涉足，自然也就上不了胡潤榜，如礦業、石油、電信、銀行等行業，有些煤販子很富有但財務不公開，所以上不了胡潤榜。其二是槓桿效應的規模效益，這個槓桿有二：一是生產經營中的槓桿效應，開發商可以利用銀行信貸和購房人的預付款擴大生產規模，而其他產業很難利用這種金融的槓桿效應；二是上市之後的槓桿效應，讓一些人的財富可以數倍或數十倍、數百倍地增長。其三是規模與營業額巨大。從單位上講也許每平方米的房價比不上汽車，比不九-九-藏-書上許多產品的單值，但規模化的總值卻無法估量，這就形成了規模效應，從行業上講全國任何單一行業都達不到房地產行業的營業額能力，但生產周期長、單值毛利率並不能證明房地產業的暴利。

REICO（RealEstateMarketReport）工作室當年專門做了一個專題報告，將中國的房地產業與其他行業的利潤率做了比較，房地產業在全國19個主要行業中排第8位，並非暴利；同時與世界多個國家的房地產業做了比較，也排在尾部，遠低於世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利潤率。但建設部不希望對社會公布這個報告。

確實，散會時汪部長明確地對我說，華遠這幾年表現還是不錯的（二次創業之後），沒查出偷稅漏稅、違規違章的任何問題。汪部長承認我與他之間的意見不同，但華遠是個守法的好企業。

那天會上討論了經濟適用房的建設與分配問題，我直接指出正是汪部長任北京市副市長時購買經適房沒有任何審批制度，任何人有錢就能買，造成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加劇，而低入家庭無法分享公共福利。

在這一年鳳凰衛視《一虎九九藏書一席談》上曾有過一次爭論，許多民眾高喊要求開發商公布開發「成本」，所有人都以為房地產是暴利行業，同樣以為開發商公布了開發成本就能證明開發商的暴利。於是我說上市企業需要公布成本與利潤，任何人都可以看見，但強迫非上市公司公布成本就等於問女人的胸圍，這就像模特大賽的模特要公布三圍、選美小姐要公布三圍，但你不能在大街上隨便問一個女人的三圍一樣。於是幾乎所有的新聞媒體都在爆炒這一「三圍」熱聞，也引起了許多人的圍觀和憤怒。

也許是建設部很無奈自己管不了信貸政策，管不了貨幣政策，同樣管不了土地的價格，又恰恰承擔著管理和抑制房價的責任，只能強調讓開發商降低價格，這又怎麼能讓開發商不與建設部進行辯論呢？而開發商擺出來的事實、提出來的問題恰恰是汪部長無法解答的。

許多外地來的開發商也許沒見過這種你一句來我一句往的爭吵場面，坐在汪部長旁邊的謝家瑾司長也悄悄地擺手暗示我不要再爭，但我習慣於這種直來直去的爭論，更知道經過建設部暗查之後證明我自身沒有能被汪部長擺到桌面上修理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