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華遠地產沒有從資本市場中拿到一分錢，沒有從公開市場的股民手中收過一分錢，卻連續數年給資本市場中的股民分了大量的現金和紅利。如果僅僅從企業上市前的股東的角度出發，華遠的上市遠不如不上市，如果不上市，所有的紅利都屬於原有股東，為了能有新的融資機會，為了跨入資本市場而擁有市場直接融資的條件，這幾年的分紅讓原有股東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華遠名義上上市了，進入了資本市場，卻失去了在資本市場融資的條件，不但沒趕上所謂的6000多點的牛市，甚至沒趕上在政府對房地產進行調控之前恢復交易。因此華遠在公開上市恢復交易之後只能一個勁地分紅，向外輸出資金，卻無能力藉資本市場之力發展企業。

會上，無論我怎麼申辯都無法改變領導的看法，大約事前他們被國資委不熟悉業務的書記嚇住了，我不知道那位書記如何向領導做的彙報，但我知道那位書記根本不懂企業，不懂實際的企業經營，更不懂資本市場與上市公司！因此不管那位書記向領導彙報了什麼，都一定是不承擔任何責任與風險的逃避，絕不會對企業有任何的益處，尤其是他們可能不知道這將給華遠帶來多大的經濟損失。

儘管股東同意支付我高額的勞動報酬，按照國資委的規定我只能領取國資委批准我領取的部分（大約十分之一），大頭都記在公司的應付工資的賬上，但這個勞動報酬表明的是一個人在人力資本市場中的價值，是對經營者業績和能力的一種評價。

最可笑的大約正是自己有殼卻不能利用和管理，要購買別的殼進行重組，一邊是自己的殼要清理債務和處理清殼的麻煩，一邊是讓別人清殼自己進入。

中國的股市過多地受政策調控因素的影響，並不能正確地反映出企業的價值，許多股票甚至低於有盈利能力的企業的凈資產值，說明股市已經失去了價值發現的功能，變成了客觀政策的信心指標，而不反映單個企業的競爭能力。

早期華遠有展覽公司、服裝廠、襪子廠等多種企業，都有過成績和輝煌，但許多都不斷地改行或關閉了，有些企業並未收回全部的投資，也形成了一些虧損，但都在當時發揮了巨大的社會效益，並沒有影響華遠整體的發展。

當我知道不能用自己的殼進行重組時，不得不委託投行為我尋找其他的殼，幾經周折，中信證券為我推薦了湖北潛江的上市公司幸福實業。

回想2006年幾件涉足於資本市場的大事，最令人無法挽回的損失則是國資委的錯誤決定，使得華遠地產未能裝入自己的殼公司中重組，不僅造成數億元的損失，更重要的是，如果華遠自我重組，則沒有財務上、董事會上、股東爭議上的各種矛盾，可能幾個月就能完成，不但有可能獲取在股市牛市高漲中融資的機會，也能讓企業在應付危機和調控政策時有更多的迴旋餘地。

華遠最初時就是憑著這種荒山野嶺中找食吃的野狼精神才進入了不同的行業，實現了主業突出、多種經營的綜合效益。許多人大約忘記了20世紀80年代改革初期，政府鼓勵辦企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安排各種待業青年的就業，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就業就顯得格外重要，因此那時的國企不能只從利潤的角度考慮投資的行業與產業，還要從就業的角度解決政府想解決的問題，不僅從企業管理者的自身能力和興趣考慮發展的戰略，還要從社會發展的角度提供服務。

除了和華潤的合作最終變成分手之外，華遠又重組了兩個A股的上市公司。

許多投資者都喜歡將任何一家地產公司與地產行業中的老大企業萬科、保利、金地、招商相比，這幾家龍頭企業的總資產、凈資產都排在行業的前列，華遠的總資產和凈資產都排在上市公司第40位之後，但多年以來華遠的凈資產收益率始終遠遠地超過這些所謂的龍頭企業。

當華銀無法在華遠行使股東權利之後，華遠開始了收購信託公司的第二次嘗試。北京市原有三家信託公司：一是京華信託，也被官員控制並最終破產清理了；二是北京市國際信託，經清理整頓之後復牌；三是北京中川房地產信託公司，1996年清理整頓時，北京市要求銀行股撤出，由市經貿委重組后復牌，於是華遠聯合聯辦（中國證券市場設計研究中心，前身為「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聯合辦公室」，簡稱「聯辦」，）投入了9600萬元，占控投地位，但北京市人民銀行在各銀行股東收到錢退出之後卻沒有批准企業復牌，恢複信托業務，而公司的爛賬和追債高達9.6億元。

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通過一個特殊的關係，深圳的一家公司掛靠在了九九藏書華遠集團公司全民所有制下屬，這家公司後來收購了寧波上市公司甬成功（后資產重組，更名為榮安地產股份有限公司）的大部分股權，變成了一家上市公司，但2005年之後這家上市公司出了些問題，列入了ST。當這家上市公司財務上出現問題時，許多債主發現這家企業的最終股東是華遠集團公司，於是銀行等債主開始間接地尋找機會要求華遠償還債務。為此我向區國資委做了彙報，並提出用華遠地產公司的資產，用增資的方式裝入這家上市公司，讓華遠地產公司成為這家上市公司的最大股東，通過重組實現地產公司的上市，雖然這樣會承擔一些債務損失，但遠比購買一個殼公司合適得多。

自2008年公司上市之後的4年時間，華遠地產累計向股東分配近5億元的現金，同時送出了8億多元的股票，按股票票面值計算，約分紅13億元，如果送出的股票按送股時的股價計算，則分紅總額高達30億元，其中30%多是由重組上市之前的幸福實業的股東擁有，其餘的才是上市前原股東所分享的。

我不想說沒有國資委的時候企業是如何管理、如何生存與發展的，我只想說華遠的黨組織可以主動開除不合格的黨員，華遠的黨委可以隨時撤換黨委委員，華遠的黨委也可以隨時撤換常務副總一級和分公司經理一級的幹部，並且絕不會因撤換而形成「上訪」，這就是一個民主、公正的黨委的作用，而這是國資委無法做到的。

隨後在民族飯店，由海南外管分局的局長出面再次與華遠公司會談，當時外管局建議華遠公司放棄行政賠償，由海南分局以其他名義給予一定補償，並達成口頭協議。

為此華遠公司專門請第三方做了偽造公章的鑒定，並於2006年9月13日正式向國家外管局的上級主管機關——國務院法制辦提出《撤銷行政許可的申請》，同時法制辦轉給了國家外匯管理局。但在大量證據之下，企業的正常和正當主張卻未能得到兩個政府主管部門的認可。

這樣企業就無法在股票價值的高點時出售資產，因為今年的利潤高了，明年沒有股票行情時就無法彌補，所有的資產轉讓的特殊收益都變成了一種負擔。管理者寧願不獲取這個利潤，也絕不願看到第二年員工工資收入下降，故會更加求穩而放慢步伐。

在中國，民告官就像是一場鬧劇。幾年前我曾將國土資源部告上法庭，但行政的壓力讓官官相護，由北京市政府承擔一部分損失，逼企業和解。這次外管局不但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力量，也動用了北京市的力量，最終由區政府要求華遠撤訴，自行承擔損失。

西城區國資委主任李武好調任安徽省合肥市財政局局長后，名義上由西城區常務副區長兼職挂名主任，實際上只有一個不熟悉業務工作的書記主持工作。這位好心的書記不敢做這種決定，並且認為上市公司的債務會造成巨大的損失，或者其中還有許多經濟上的問題，甚至可能會有腐敗問題，於是就向區委、區政府單獨做了彙報。

華遠集團公司在招商銀行北京分行成立時就是最大的股東，最初招行北京銀行無償地使用華遠的辦公室、電話、傳真、汽車等辦公條件和免費的中午飯。招行北京分行獲得了巨大的股東收益，為解決招行北京分行用股權抵押的一筆爛賬，陳小憲行長與華遠協商由華遠償還這筆貸款並獲得相應的抵押的招行股權，但至今尚有100多萬股未劃歸華遠所有，而經過多年的分紅送股，這100多萬股早就變成幾個億了。企業與銀行和政府間的官司總是你欠他的債要還，他欠你的賬卻可以不還，區政府也無法與市政府或更高一級的國家機關以及銀行對抗，最終都是以區政府施壓，企業打掉牙齒往肚裏咽告終。

許多人在關注、議論和批評我從上市公司獲取的勞動報酬太高了，尤其是有些人認為華遠的經營規模遠遠小於萬科，憑什麼任志強的勞動報酬比王石還高？（這兩年，萬科的凈資產回報率提升了，王石的薪水也遠遠超過了我。）這大約就在於許多人只看到企業規模的大小，而沒有看到經營者的個人能力，如果按誰能用同樣的錢創造更多的利潤看，我的勞動報酬應比王石高出許多倍才對。為什麼我的股東們願意支付給我更高的工資？正在於他們知道華遠的盈利能力遠高於萬科的盈利能力，這才是企業真正的核心競爭力。

證監會地處西城區，其辦公樓、治安、子女上學、調入進京幹部的戶籍等許多問題都依賴於西城區政府，因此常務副區長就專為此事出面與證監會領導多次協調，同時讓華遠做出對甬成功進行有效重組ｈｔtｐs://ｒｅａd.99ｃｓｗ.cｏm的保證，才正式受理對幸福實業的重組申請。

難道海南分局不是故意未保留上述申報檔案？難道上級主管單位對下級不能按規定保留申報檔案的做法可以不負責任和不對下級進行處理嗎？

簽約入股時北京市經貿委出具了文件，提供擔保，在該企業重組不能恢複信托業務時，由市經貿委負責返還華遠與聯辦的投入，但當後來真的出現北京市人民銀行不批准復牌經營時，市政府說市經貿委的擔保無效。幾年協調不下來之後，將這個爛公司整體扔給華遠集團公司代管，但市委組織部卻在按局級單位下達文件任命黨委書記和總經理。市政府幾任副秘書長出具的市政府會議紀要在組織部卻不發生效力，這個爛公司中居然至今還背著六名局級幹部的退休人員包袱。王岐山任北京市市長時曾專門就中房信恢復金融經營許可一事拜託銀監會協助解決，但劉明康、唐雙寧口頭答應得很好，等申報文件上報之後卻不批准恢復金融業務，反而讓西城區為銀監會解決了多個幹部的戶籍問題、子女上學問題和銀監會的員工住房問題，結果是銀監會佔完了便宜卻至今未解決問題。

為此華遠不得不再致函國家外匯管理局，要求外管局進行行政賠償。2007年9月14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回函，要求2007年9月26日下午華遠集團公司領導到外管局辦公室當面交換意見，方副局長主持了見面會，聽取了華遠公司的意見。

2007年2月，最終落實了方案，並與各相關方簽訂了重組、換股及吸收合併的協議，同時準備好了上報證監會的各種文件。

華遠地產雖然再次進入股票市場，但錯過了中國股市的輝煌時代，尤其是2008年之後，恰逢中國政府對房地產的連續調控，讓所有的地產上市公司都失去了從公開的資本市場再融資的能力。華遠付出巨大代價進入資本市場之後，卻無法分享資本市場的融資紅利，無法藉資本市場成長。

市場中最重要的是能否抓住機遇，而機遇常常是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的。很遺憾我已經沒有機會在資本市場中繼續等待了，或許我將為此終身遺憾。

於是我只好兩面作戰，一邊安排幸福實業的重組，一邊安排甬成功的重組。

有的投資者會用凈資產回報率的高低來評價企業的經營能力和企業實際的競爭能力，確實，凈資產回報率是一個重要的指標，但必須是一個多年的長期衡量指標，因為土地的獲取時機、生產的周期長短會在不同的年份對凈資產回報率產生較大的影響，而多年的連續性才能正確地反映出企業在市場中的表現。

6月30日，華遠多次向國家外管局申請調閱華銀公司申報的各種材料，但均被國家外管局拒絕了。無奈之下，華遠集團公司正式向海南中院要求申請調閱華銀公司向外管局上報的申報材料。外管局向海南中院提供了上述材料之後，華遠公司發現外管局所提供的外匯入資票據及驗資報告均為虛假和偽造。

能否從資本市場獲得融資的支持，決定著企業的發展規模，如華遠與華潤合作，迅速從境外獲得5億美元的資本支持，因此迅速在幾年的時間內從一個區屬的無名小公司一躍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房地產企業。

外管局的文件中最不能自圓其說的笑話是，海南分局沒有華銀公司經營外匯業務的申請，卻有國家外管局經營許可的批准文件。如果一個企業並未申請該項業務，沒有相關文件的報送，外管局憑什麼對企業進行許可經營的審批？

EVA（EconomicValueAdded，經濟增加值，即稅後凈營運利潤減去投入資本的機會成本后的所得）的考核能平衡企業之間因壟斷地位而造成的資金占用優勢，讓經營者處於同一起跑線。

因為沒有從資本市場獲得資金，華遠的資產規模遠遠小於這些龍頭企業。按總資產計算，萬科比華遠高出30多倍，按凈資產算，萬科比華遠高出20多倍，但萬科的利潤只有華遠的10多倍，凈資產回報率則遠低於華遠，並且連續數年如此。

原來，華銀公司於1996年7月利用私刻公章的假材料，向國家外管局海南分局申請經營外匯業務，同年8月，海南分局向國家外匯管理局轉報了華銀公司的申請。1997年1月8日，國家外匯管理局批准華銀公司開辦外匯業務，頒發了經營外匯業務許可證，有效期至2000年1月7日，因此要求華銀的三個股東補繳因開辦外匯業務而應投入的二級本金。

問題是作為股東之一的華遠集團公司從來不知道華銀公司申請了外匯經營業務，當華遠從海南中院調取了相關申請辦理外匯經營業務的九-九-藏-書資料時發現，華銀的董事會決議等文件使用的均是虛假材料和偽造印章，尤其是華遠總公司已於1993年更名為華遠集團公司，並登報公告和更換了公章，並曾因華銀使用假公章申辦出國手續一事向公安局通報和協查此事，但這次的偽造申報材料使用的仍然是華遠經濟建設開發總公司的印章。

還好華遠有支能沖能打的幹部隊伍，雖然是兩面作戰，卻各有突破，兩個上市公司的重組都獲得了批准。2008年1月，中國證監會正式批准了幸福實業的重組方案。2008年8月，幸福實業正式復牌，完成了重組與股份制改造。2008年10月，幸福實業正式更名為華遠地產，2009年3月正式摘掉了ST的帽子，變成了一家正常的、健康發展的上市公司，華遠地產再一次進入資本市場。

市場豈能沒有風險？企業投資豈能事事成功？華遠也有過許多失敗的案例，這些失敗案例在開始投資時都有過成功，但市場是變化的，優勝劣汰。當一個產業的外部環境發生變化時，無疑企業也要做投資決策的調整，要有承擔失敗的能力，更要有承擔失敗的勇氣。

尤其是國資委不認為國有企業應有損失，對增值考核又是鞭打快牛，如果今年的增長高了，明年就要在今年的高增長基礎上再保持高增長，但企業怎麼可能連續保持高增長呢？經濟怎麼可能沒有起伏呢？於是企業只好每年都保持略高於考核指標的較低的增長水平。因此自有了國資委之後，企業的發展速度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企業不是努力地向前沖，而是越來越保守，可以不獲利，但絕不承擔風險，並不許有損失。

華遠的發展並非是國資委的功勞，但華遠發展速度放慢一定是國資委管理體系的弊病造成的。與北京市其他區縣不同的是，西城區的國有企業早在十多年前就開始上繳高額的利潤（名為國有資產佔用費），並被無償地大量劃撥資產以及做額外貢獻，當然1998年之後，政府撥給大量資產和資金支持企業發展，國資委也用自己認為的支持方式在努力支持企業的發展，但遺憾的是，國資委認為的支持比他們設置的條條框框的限制對企業的影響差之千里。

華遠集團曾是新華人壽保險公司的發起股東，當華遠集團公司轉讓股權獲得數億元的收益時，區財政可以一紙劃撥要求全部上繳這部分收益。

最終海南中院確認，上述申報經營外匯申請的材料雖然是偽造的，但國家外匯管理局批准的《經營外匯業務許可證》是真的，因此華銀的三個股東必須補足因外匯業務而應投入的資本金，但上述資本金不應計算利息。華遠因為國家外匯管理局的工作嚴重失誤和不負責損失了2400萬元。

這是一個複雜的交易過程，一是名流集團要負責將原有的資產、債務全部清理乾淨，將上市公司的殼清空；二是幸福實業上市公司以增發新股的方式購買華遠房地產的全部資產；三是要用縮股的方式清除一部分公司債務（否則增發的新股數量巨大，流通股的部分小於上市規定）；四是董事會的改組；五是華遠地產的評估與股權的合併。經過幾個月時間的討價還價，才確定了基本的方案。

我不認為規模大就一定是競爭力強，規模大不代表盈利能力強。許多央企規模都很大，其規模與盈利能力多來自壟斷資源和壟斷市場，其實際競爭能力卻遠比不上許多民企，其盈利能力更是遠遠地低於許多的民企，如果扣除其無償佔用大量土地應繳納的土地出讓金，也許許多央企就沒有盈利的能力了，因此如果按EVA的方式進行考核就會發現許多的央企資產是負值。

這時真正的麻煩來了。麻煩不是出在上報的重組方案中，而是出在華遠集團同時控股的甬成功的重組問題上，證監會認為當華遠集團不能管理好一家已經上市的企業時，就不能重組另外一家上市公司並佔有控股地位。

市場有風險，企業家拼的就是對風險的判斷能力和承受能力，風險越大，可能利潤越大，利潤從來都是伴隨著風險彼此消長的，但審批企業能否投資的是坐在辦公室中沒有承擔市場風險能力的人，當他們認為有風險，並可能追究他們的審批責任時，他們寧願不批准企業投資也不願承擔這個風險，利潤多少對他們來說則無關緊要。

華遠集團公司已經為了華銀股本金的問題打過多次的官司，並已有北京高院的裁決書，為什麼還會出補繳股本金和利息的問題，且數額高達3.66億元呢？

更讓企業經營者寒心的是，國資委那種完全沒有基礎信任的審查和完全沒有市場經驗的保守判斷。最值得一問的是，企業的經營者難道要向管理部門的科員、ｒｅad.９9csｗ.ｃｏm科長去請示工作嗎？

同期，我以華遠集團公司黨委和紀委的名義向國家外管局提交了《關於石雪以偽造、虛偽材料騙取行政許可的情況反映》的書面材料和證據，並要求外管局查處相關人員的腐敗問題。外管局於12月4日05號文復函，以國家外管局根據工作程序應由海南分局保留申報檔案，但從海南分局的收文登記中未查找到華銀公司遞交申請的記錄，原有當事人自己調離人民銀行系統為由，拒絕繼續查處。

由於國資委的幼稚，華遠至少要付出損失4個多億的代價，國資委也許並不知道企業要賺出這4個多億是多麼的不容易。

華遠的成立本是個改革的試點，名義上是國有企業，卻沒有國有投資，實行的是完全的民營化管理。在成立國資委之前，華遠每年的資產都打滾翻番地增長，十多年時間增長了6000多倍，從20萬元的註冊資本翻到了130多億元的資產總量，納稅超過100億元，還為政府做了大量的無償貢獻。但成立國資委之後，從幹部的任命、投資的項目、經營的內容、資產的買賣、獎金的發放、出國的考察和談判、每年的投資預算、計劃和利潤的分配，到所謂的計劃考核等等，無不請示彙報，而許多審批過程和限制條件嚴重地捆住了企業的手腳，延誤了決策的戰機。大量的各種政治報告與學習，佔用了管理層至少3個月以上的工作時間，也讓企業的發展步伐慢了下來，由於國有資產的損失成為考核幹部的重要條件，讓企業的管理層能勝不能敗，無法承擔風險，變得異常保守。

許多不明真相的投資者更關注于企業的規模而不關注企業的盈利能力，造成市場對股價的錯判，一些媒體的忽悠更影響股民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讓整個股市處於非理性的波動之中。

幸虧這個企業在華遠的清理整頓之中靠別的經營基本還清了債務，退還了聯辦和華遠的投入，重組之後華遠並未從中獲利，只是為市政府解決了包袱。

如果一個企業不敢投資，不能承擔投資的風險與損失，怎麼可能找到更多的發展機會呢？

這等於給西城區委、區政府、區國資委潑了一盆冷水，讓他們知道當初的錯誤決策給企業帶來的影響。

華遠的借殼上市挽救了一個已經爛掉的公司和這個爛掉的公司的股東，卻並未給經營實體中的原股東帶來更多的收益，也許原股東可以在解禁時賣出股票受益，但上市對公司的經營者而言增加了經營的壓力，卻沒有帶來經營的資金。

外界大都知道華遠是干房地產的，其實華遠集團公司最大的投資在金融業，如銀行、信託、保險業，但並非華遠直接管理與操作，最多只是派出董事，因此大多不被人知。這些資產的增值、總產的收益和轉讓的收益卻是巨大的。

為進入資本市場，華遠不但是招商銀行的股東，也是北京銀行的股東，從北京開始成立城市信用社，華遠就開始進入，城市信用社變成北京銀行之後，華遠不斷增資擴股，曾經多年一直是前十位的大股東之一，直到上市之後的最後一次增資時才退出了前十的地位。除了在銀行的持股之外，華遠其他的進入資本市場的各種投資大多是失敗的，包括企業的上市，也是失敗的案例。

華銀的成立最初是一種改革的突破，最終的結果卻是官僚與腐敗結合。

到底是哪個企業的盈利能力更高呢？是哪個企業的經營者為股東創造了更多的利潤和價值呢？

對股東而言，什麼是真正的收益？對經營者而言，什麼是真正的創造？其實就是投入同樣的一元錢，哪個股東的實際收益更高，哪個經營者能創造更多的盈利。

當華遠集團發現華銀出現管理中的問題時，開始努力爭取成為真實股東並承擔法律的責任時，卻被海南人民銀行拒之於門外，用行政干預的強令剝奪了華遠履行股東職責的權利，並多次無視和剝奪了華遠股東的權利。

直到華銀公司出現問題之後，海南人行也未將權利還給股東，仍然用行政的權力要求更換企業法人代表和指令經營者管理者，始終海南省人行也沒有給我行使股東權利的機會。

一個企業的文化和主要經營者的作風，會對企業的團隊產生巨大的影響，華遠中除了因幹部個人能力處理幹部之外，從未發生過因群眾舉報而暴露出的幹部腐敗的問題，正是這種嚴格的自我約束與管理，這種榜樣的能力與作用，讓華遠在數十年風雨之中仍然能大旗不倒，平穩前進！

自上市之後，華遠沒有一年不給股東現金分紅，而如果沒有融資的能力，其他企業的經營者通常會更加保守和不願採取現金分紅的方式，更願意在經營者的手中保留更多的可支配資源。華遠地產做到了更多地九*九*藏*書滿足股東的利益，而非滿足內部人控制的經營者的利益。

當華銀已成為被「內部人控制」的典型案例，並出現許多問題時，國家的管理機構居然分不出申報資料的真偽，居然沒有人核對已在報紙和工商註冊中有明確登記和公示的資料，進一步給「內部人控制」的犯罪行為提供審批的方便條件，華銀最後不但資不抵債地破產了，還給股東和國家造成了數十億元的經濟損失。事後外管局在眾多的證據面前不肯承認錯誤，並堅持錯誤，讓企業蒙受了因外管局的審批錯誤而造成的損失。

夏日的一天，我接到了國資委的通知，要專題討論上市公司甬成功的債務問題。當我進入區委的會議室時，發現區委書記、區長都在座，同時還有紀委的同志與法院的院長，這似乎是我接觸西城區區委起就從來沒有過的事。討論企業的問題，居然會有法院的院長和紀委的同志，那麼討論的不應是企業的管理，而應是經濟犯罪了？

當我彙報完整個企業的情況之後，區委書記與區長都堅決不同意我用華遠地產的資產置換股權而上市，堅持要讓這家企業退市，自生自滅。雖然我並不同意這個決定，但我必須執行這個決定。

我明知可能打不贏這場企業有理有據的官司，仍一定要告，並拿到法院受理的各種文件，就是要將這些問題用法律的程度證明企業經營的艱難和政府官員的腐敗。

國資委的錯誤決定讓企業失去了再融資的良好時機，這也是許多年都無法挽回的重大損失，一步落後，則可能步步落後，數年落後。

但隨後外管局態度來了個180度大轉變，堅決不同意給華遠補償，同時也不承認外管局的工作失誤。

華遠上市時是中國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房地產企業，如今在國際資本市場上市的中國企業約有40多家了，在境內上市的企業也有很多。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之下，中鐵、中建等央企在資本市場的融資額一次就超過了400億元。萬科、金融街、SOHO中國等企業都在股市的高潮時借用資本市場的力量獲得了上百億元或數百億元的資金，因此在2008年的緊縮政策和對房地產市場嚴厲調控中，它們都有了一定的現金流和抗風險能力，同時保證了企業的擴張需求。

區政府可以無償地向華遠要求建設黨校、西城經濟科技大學、法院、老幹部活動室等數萬平方米的建築，也可以用調撥的方式要求上繳公司的股權轉讓收益。

但華遠與華潤分手之後失去了資本市場的支持，十幾年的發展中未能從資本市場獲得一分錢融資，因此也迅速被一些有能力藉助于資本市場融資的企業超越。

華遠第一支柱產業是房地產，不僅創造了巨大的影響和稅收，也創造了巨大的收益。第二支柱是服務業，如購物中心、旅遊、餐飲，這些企業安排了大量的就業，卻不會比房地產產生更多的營業額和稅收。集團公司同時持有部分物業的出租和高科技公司，也曾多次承擔國家「863計劃」的科研任務，並多次獲得科技獎和金獎、二等獎等，但很難將科研成果轉化為民用產品。

至少到目前為止，華遠上市之前的股東還沒有賣出和增持股票，還沒有從資本市場中獲得任何收益。

同樣，2008年底，甬成功的重組也獲得了批准，2009年恢復了股市的正常交易。

華銀由我的前任領導戴小明負責建立和主持工作，華遠南北分家時，戴小明代表的南方華遠佔有更多的股權，北方華遠和後來的華遠集團公司並沒有參与過華銀的具體管理與經營，公司的賬上自然沒有這筆資產。

完全是一派胡言的欺騙！於是我決定將外管局的違法行為告到法院，用法律的武器保護企業的權利。華遠正式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了立案申請。

華遠集團公司作為國有企業，最離不開政府的支持，也最不得不與不講理的政府打交道，因為政府有充分的權力命令和干預企業的行為。

這是一家非房地產的上市企業，當時的大股東是湖北的名流投資集團，是通過法院拍賣方式取得的大股東地位，名流同時持有另外一家上市公司，而幸福實業早已不「幸福」，凈資產值已經接近於零，恰是重組的最好時機。雙方很快敲定重組的保密協議，開始重組的談判和方案的設計。

由於華遠地產的企業規模小，因此並不被大多數投資機構與基金重視，也很少有機構做這種專業的分析，因此常常能聽到股民在叫喊華遠的股票跌跌漲漲。許多投資者都沒有看到有的企業經營者在政府不許在資本市場融資時並不關心股價的變化，有的企業經營者卻能在有限的資金使用條件下為股東創造高額利潤，遠高於那些看著規模很大盈利能力卻不高的龐然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