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憾的是，「兩會」剛結束，北京的土地拍賣就有了兩塊由央企拍出的「天價」地，隨之而來的則是各種平面媒體鋪天蓋地的大量報道，這等於是給了總理最響亮的兩記耳光。當天晚上的央視新聞台更由白岩松喊出了「是總理說了算，還是總經理說了算」的高潮，公開地向總理挑戰，並用充分的論點、論據，論證了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資源配置的價格不是國家總理說了算，而是市場中的經營主體說了算，市場正是用價格的手在調節和配置資源，同時也說明了只有中國這種土地壟斷中的特殊情況，土地如何定價本應是總理說了算，但分稅制讓地方政府可以充分地利用政府已經限定的遊戲規則來獲取最高的收益，恰恰是這種土地的壟斷供給和地方政府對土地的特殊需求，才最終決定了房價的高低，當土地不斷用「天價」衝擊市場時，立即就對周邊的一二手正在交易的房價起到了沖高的作用，在這種土地價格的不斷沖高的競爭中，又如何讓中心城市過快上漲的房價在本就供不應求的市場中下降呢？

其實所有人都知道，市場開發商的工作是生產最好的產品，以提高社區或城市的價格，也都希望自己的產品能成為城市的雕塑或標誌，政府的調控政策似乎卻總是強調價格與民眾低收入的關係，而不能從提高民眾收入上解決問題時，就用抑制商品的價格來牽就於不能提高的收入，政府的調控政策並不希望開發商產品的創新，節能與環保會提高房價，既不想降低政府從土地中獲取的大量收入，又強制市場不能提高商品價格，那麼這些產品又如何能提高城市的價值呢？

與國外相同的大約是，城市的集中度越高，市場的機會越多，錢、權、銀行、機場等大多集中於大中城市之中，儘ｈｔｔps://ｒeaｄ•９9ｃsｗ•ｃｏm管大中城市的生活成本很高，但機會和收入同樣更佔有優勢，這就如同在人口較少的農村不可能有大量的第三產業，但在人員流動的機場，則靠擦皮鞋也同樣能發財，做小買賣等小服務在大中城市中，會有更多的機會和收入。

誰都知道，大城市中的公共資源好於中小城市，可這種資源卻無法讓所有人都有能力分享，於是房價就成了一道公共的門檻，讓有支付能力的人進入這個城市，而限制了一部分沒有支付能力，並需要增加政府保障性支出的人進入。這種市場自然的調節，雖然並非一種強制，卻是減少大城市病的一種必要。重要的是政府應改變中小城市的資源配置。

2010年，中央開始了新一輪的房地產調控，試圖將四萬億引發的房地產熱再壓下去。從開年之初就出台了許多文件，要抵制部分城市房價的過快上漲。「兩會」期間，更是為房價的高漲爭論個不停，更有了總理的親自出馬，要讓國企、央企退出房地產市場，更誓言將房價控制在合理水平。

其實所有人都知道，民與商之間是一種服務與被服務的關係，並且商將民稱為「上帝」，豈有商得罪於民的道理？但現實之中商被當成了奸商，民與商之間形成了對立，請問如果是自由的市場，民會選擇奸商嗎？可如果這個市場中就只剩下一個全都是奸商的行業，那麼就一定是制定市場遊戲規則的政府出了問題，否則為什麼不用法律對奸商進行約束和嚴懲呢？為什麼政府仍在與奸商們進行著各種交易呢？

誰都知道，大城市會有道路交通擁擠的「城市病」，因為道路資源有限，而人口流動無限，那麼這種資源的使用就只有靠價格來調節。一是對使用道路收費的價格調整，一read.99csw.com是用房價來限制人口的無限流入。

其實所有人都知道，從經濟規律的角度看，找不出任何對政府以控制價格為目的的調控政策的合理解釋，而只能看到政府為逃避自身責任給出的理由，當政府試圖用土地的壟斷供給為自己增加更多的財力，又不肯將這些財力用於向市場中的弱勢群體提供更多保障時，就只能將承擔這些保障的成本轉移給社會，轉移給市場，轉移給消費者，用抑制消費的方式，改變市場中短期的供求關係，以行政的手段轉移社會矛盾，卻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城鎮化的發展需求和住房供不應求的主要矛盾。

不同於外國的是，中國有著嚴格的土地國有與集體所有兩種限制，國有土地屬於城市，可以合理合規地建設大產權房、商品房，可以自由地交易，而集體土地上則只能建設小產權戶，非商品房不能自由交易，於是人口從農村向城市流動，從產權制度上看就成了必然。

中國的城鎮化仍處於高速增長中的前兩個階段，一是農村人口大量向城市集中，二是中小城市人口大量向大中城市集中，每年不但有數億的農民工在城市與農村之間流動，城市間的人口也隨著經濟的增長而自由流動著。

中國正進入城鎮化高速發展的時代，自1996年城鎮化率突破30%時，就進入了諾瑟姆曲線（城市化過程曲線）的加速發展階段，每年2000多萬人口湧入大中城市，連續十多年都保持著這種超過2000萬人口進城的快速移動之中。近幾年北京的人口機械增長翻番，超越了國務院已批准的北京2020年的整體規劃，人口提前十多年突破了規劃指標，經濟發展速度也提前十多年實現了GDP的增長目標，但土地的供給仍然在按批准的規劃分期分批下rｅａd.９9cｓw.coｍ達，遠遠滯後於經濟與現實發展的需要。

通常而言，房價高的地區房租就高，租不起大中城市的住房，就只好選擇離開這個城市，房價就成為保護這個城市公共資源分享的防護牆，市場用價格來配置資源，同樣，市場也用價格來分配資源使用的權利。

國家機構、政府機構當然也大多集中於大中城市中，當公務員的機會也遠遠多於農村和小城鎮，畢業之後留在大中城市，自然也是大多數大學生們的選擇。

其實所有人都知道，如果沒有開發商這個行業，所有的人都無法解決住房問題，傳統的計劃經濟並沒有解決城鎮化的發展問題，同時也未能解決城鎮居民的住房問題，取消福利分房的改革是在一種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不得不進行的一種改革，也正是這種改革，才讓所有人能擺脫住房分配的約束，成為可以自由流動的人，恢復了公民自由的遷徙權利，否則就將永遠被福利分房捆在無法自由選擇的單位分配上。

正是這種公共資源配置的特殊性、壟斷性，人口密集地向大中城市集中就成了一種必然，而市場經濟中如果沒有戶籍管理的限制條件，靠什麼來平衡這種人口的流動呢？在全世界都一樣的是生活成本的接受（或稱支付）能力，而所有的生活成本中最剛性的就是房價和房租。

其實所有人都知道，向社會中的低收入家庭提供保障是政府的責任，這些保障性質的產品不應高於購買商品房的消費標準，政府卻希望市場能自覺地替代政府的責任和財力，向低收入家庭提供比納稅人自行購買住房更優越的生活條件，甚至不惜採用各種行政干預的手段來限制市場中的合理價格與合理消費。

相對於當地人而言，這也許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因為要跨越這道門檻，要分享這個城市中read.99csw.com歷史沉積下來的紅利，外地人要支付遠比當地人更高的成本，付出更多的代價，因此他們也必然帶來更多的財富，這樣房價就不再以當地人的平均收入水平，而是以那些必須支付高成本人的支付能力而定價了，土地價格如此，房屋價格也同樣如此。當資源不足以滿足更多流入人口和當地增長的消費能力時，就不再是平均分配，而是滿足於這道門檻的要求被無形中提高了。

不同於外國的是，中國有著各種審批與審核的分配製度，如向中央申請項目與資金，就要先經一級一級地申報，最後變成跑「部」「錢」進，這些權力都逐級變成了大中城市的集中度體現，因此中國的城市按管理的許可權而自覺形成了等級資質。

其實所有人都知道，沒有一個地方政府和當地民眾會歡迎開發商在自己生活的城市中建設一堆垃圾，也同樣沒有一個社區會願意和同意與一個會讓自己購買的住房貶值的樓盤為鄰，都希望自己居住的環境會因新的樓盤而改善和升值，但中央政府和那些沒有購買房屋或尚無力購買房屋的人們卻在拚命地用價格作為攔路虎，試圖擋住任何的進步，也許他們也在期待市場能提供更好的產品，但他們同時期望這些更好的產品，能有一個比那些較差的產品更低的價格。

不同於外國的是，中國有著嚴格的政府資源管制，如教育資源、醫療資源的配置，都必須經過嚴格的審批，甚至什麼醫院配什麼樣的醫療檢查設備，都有嚴格的指標控制。於是幾乎所有的公共資源都集中配置在大中城市，而要想分享這些教育與醫療資源，農村人就不得不拚命擠進大中城市。

其實所有人都知道，企業是以營利為目的的社會分工組織，但長期的雷鋒精神的愚昧教育和「階級鬥爭」的觀念，似乎讓營利成為了一種ｒｅａｄ•９9csｗ•coｍ不道德的品質，讓追求利潤最大化成為了「可惡的資產階級」的剝削特徵。長期的計劃經濟觀念，總讓一些人指望著可以退回到無償的社會福利分配時代，以為因市場經濟而帶動的住房生產可以無償或低價地進行再分配。當企業不能通過市場盈利而滿足股東的回報要求時，仍會有大量的生產與產品服務嗎？

其實所有人都知道，市場經濟是靠盈利能力來吸引投資擴大生產的，資金總是流向利潤與效益最高的行業，這樣才能通過價格去調節商品的供求關係。當產品供應不足時，則價格上漲，吸引更多資金投入，以擴大生產；當產品供給過大時，則價格下降，排斥一些投資的進入，使產能過剩得到調整，而恢複合理利潤，這種市場的意識與調節，恰恰靠的是價格與利潤的關係，即所謂的那隻看不見的手在發揮作用。

隨著這場「天價」土地的特殊效應，4月份國務院再次出台嚴厲的調控文件，數月之間連續以國務院文件對市場進行調控的先例再一次被打破，而市場卻似乎並沒有停下腳步的意思，反倒是在社會上引發了更多人的關注，高房價在政府的文件指引下，將社會的不滿情緒引向了開發商群體，尤其是溫總理的一句「流著道德血」則更讓整個社會都將開發商當成了兜里每個銅板都沾滿鮮血的「階級敵人」。

不同於外國的是，中國有著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而戶籍制度的背後，則是公共福利的配套，城市戶籍可以超越農村戶籍享有教育、醫療、勞保、退休等多項特權，但農村戶籍則缺少這些福利，於是農村人口當然要向城市移動并力爭變成城市戶籍。

中國部分重點的一線城市，特別是北、上、廣、深等特殊城市，都面臨著同樣的人口輸入性矛盾，也恰恰是這種人口的大量輸入，導致這些大城市的房價過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