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餐受哈佛大學的校董會邀請，在專門的校董餐廳就餐，主要是從中國來參加演講的嘉賓和哈大的幾名校董，在一起進行了交流。其中還專門提到了這份報告，並認為這是哈大「中國論壇」收到的一份最好的禮物。

第一次去哈佛講課是2005年。那一次是應胡祖六先生的邀請，一同去的哈佛「中國論壇」，那次好像是祖六作為論壇主席，邀請了許多朋友一起參加論壇。從北京去的還有張欣、小潘等中國企業家和地產商。其中一個論壇的專題恰恰是「中國的房地產」。

其實，培養社會的組織能力與風險承擔能力能力是建立團隊與從事經營活動的基礎。企業沒有組織能力，再好的技術也難以變為市場中被接受的產品，更不可能有更大的推廣。我始終認為，培養一個人獨立思考能力和組織能力是教育的核心。

這就需要更多的內外部力量共同推動中國的深化改革，但體制內如果不能輸入大量的新鮮血液，從人的素質上進行改變，那麼要打破利益集團的堅固堡壘，就會更加困難，如果這些海歸們進入到體制內部，則有利於讓堡壘從內部被瓦解。

晚餐后，大家的興奮勁仍在，胡祖六又專門帶我們五六人一行去了一個校外小街上著名的小酒吧里去聊天。這個燈光昏暗的小酒吧里擠滿了各種膚色的年輕人，說著各種不同的語言，但絲毫沒有影響人們之間的交流。小酒吧里散發著一種包容、開放和歡樂的氣息。

通過價格信號調整投資與需求的預期，才是形成價格變化的原因。

美國人更看重的不是錢物，而是知識與文化，在學校中更是如此。他們對研究精神和研究成果的崇拜，遠遠高於對身外之物的財富的追求。正因為這份報告，也讓我在餐會中的地位大大地提高了，雖然這不是我一個人的研究成果，但無疑其中也包括我提出的研究課題、研究思路與意見的組合，也有我付出的心血。這份報告能獲得美國或者說世界一流學府的讚揚，當然也是我的驕傲。

中國教育缺少的正是這種讓學生們獨立思考、自主組織的能力，包括學校組織的各種活動和論壇，大多是由校方、院方或官方組織的，因此學生們沒有這種鍛煉學習的機會，自然也無法培養出這種全社會的組織能力，更別說多個學校的學生共同組織一場國際化的「中國論壇」了，這種事卻可以在哈佛出現。

最終，所有的教育又都與國家的政治制度相關。當一種政治制度無法向學生提供一種全世界共同的學習與研究環境時，就必然會只輸入一種單一觀念，如堅持https://read.99csw.com某一種主義。學校無法平等地讓多元的思想進行博弈，尤其是無法讓不同的意見充分地表達，那麼就不可能碰撞出生命的火花。學生都只能在傳統的教材、統一答案的標準模式下，像產品流水線一樣生產出同一種標準的模塊式人物，那這些人就大多隻能是人力，而無法成為人才，反倒是一些叛逆者成了奇才。

論壇上中外雙方就中國房地產市場中的「泡沫」問題有許多爭論。我仍堅持中國正處於城鎮化加速的階段。房地產仍是中國經濟的支柱產業。專題發言之後的提問時間中，大多數的提問都集中向我拋來。似乎這裏不是哈佛，而是中國的某一個城市中的論壇。看來，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大多數關注者都將眼光盯在了房價上，很少深入研究房價變化背後的深層次邏輯問題。房價其實是各種因素變化的結果。

我既沒有在中國的大學教育經歷，也沒有國外的大學教育經歷，無法用親身的體會對這兩種教育制度進行比較。但我卻可以從在中國的大學任教、參加論壇和在國外的課堂講學與論壇對比中，感覺出這兩種教育制度的差別。很明顯，開放式的教育制度，更多地讓學生去組織和體驗自我組織活動的能力，對學生的教育與培養的效果，遠遠好於將學生當成綿羊圈養的結果。沒有經過摔打的歷練，很難讓學生們變成有用之材。

我倒希望這些從國外回去的海歸們能進入國家機關中公務員的行列，不是進入好的企業中獲取高工資，我已經沒有機會和可能去改變中國國家機關的工作作風和思維方式了，這些海歸們卻完全有這種機會和可能，也許這些受過民主教育和更加開放的市場經濟制度培養的人才，能幫助和推動中國的改革。

論壇的經費包括學校提供一部分場所，其他的則主要靠社會贊助和參會費用。

但我的建議似乎同學們都不感興趣，他們更多的還是想進入中國最優秀的企業中去，或成為華爾街的金融家，同時也有許多留學生在關注公益事業，看來美國的教育能培養出更多的專門從事公益事業的社會活動家，這也是中國最缺少的一種教育，有人說或許是因為宗教的影響，凡是有宗教信仰的地區或國家，這種不同階級、階層的普世的愛，遠遠比恨要多，從事公益事業首先需要的就是這種大愛無疆的情感，否則是做不好公益事業的，美國從學校教育中就一直培養學生的這種情感，給他們提供參与公益活動的機會。並且，一些自立的學生組織也肓負著此種使命。

數年https://read.99csw.com之後，我再次來到哈佛，這次是與中國亞布力企業家論壇的眾多成員一起，先在紐約參加了各種論壇與交流，將亞布力論壇與華爾街論壇相結合。在華爾街的交易所開了幾場中美論壇，在著名而又古老的摩根圖書館進行了交流，聽了紐約市長的演講，還共同與中美的學者和企業家們交流了美國經濟危機之後的動態、變化，也與《大而不倒》的作者討論了危機的原因和應對。

但是哈佛大學的中國論壇則不同，這裏可以完全用中文作講座，除了分佈在美洲各國的中國人之外，大多數參會的外國人也都會些中文或自帶翻譯。哈佛的中國論壇集中討論的是中國的問題，也是在美洲的留學生們最關注的會議。當然會議還是專門為我這種英盲的人配了專門的翻譯陪同，讓我可以方便生活與交流。

這說明更多的人在關注中國的房地產市場。特別是美國的經濟危機中，房地產是個重要的指標，也與千家萬戶的生活密切相關，因此也有更多的人同樣在關注中國的房地產，同時還有許多與房地產相關的上下游產業，也在關注房地產對他們可能產生的影響，許多美國的中介也想把美國的房子賣到中國去，於是這個會場就成了討論、提問都最為激烈的會場，也少不了有許多挑戰。

之前我也曾參加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著名經濟學家樊綱先生組織的中國學者和企業家們赴美的交流與講學，曾在加州大學等學校作過演講，也是在那時認識了夏彬、易綱（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等許多學者和官員。但遺憾的是，除了簡單的幾句生活用語之外，我就是個英語的文盲，必須靠別人的翻譯才能交流。因此無形中減少了一半的會議時間，後來有了同聲翻譯，才好了許多。

第一次去哈佛時，我講的是中國房地產的發展史和市場的未來，哈佛大學提出將那份REICO工作室的報告的中、英文版各一份，存放在哈佛大學的圖書館，作為資料保存。中文版約70萬字，英文版約7萬字。這也許是中國第一份進入了哈佛大學圖書館的民間研究機構的專業房地產報告。

背後的原因是陳東升（亞布力論壇的理事長）的兒子與田源（亞布力論壇的創始人）的兒子都參与了這次哈佛論壇的組織工作，所以這些企業家們也就更願意到哈佛來捧場，參加這次論壇的活動。

我也曾參加過新加坡大學組織的這種國際性論壇，同樣是學生們自主組織的活動，其他的國家大約也有，如英國、德國，但中國對「組織起來」有嚴格的定義和管理hｔtps://reaｄ.９9cｓw.ｃｏｍ，包括對公益的社會性NGO組織的建立都有嚴格的管理和審批，總把「組織起來」當成敵對勢力和反對黨的行為進行約束，也致使整個學生的教育中失去了這種概念，也讓更多的人失去了「組織能力」的細胞發育，這大約也是許多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重要原因吧。

哈佛培養了無數的精英，也包括許許多多的中國青年，胡祖六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胡祖六作為中國人當時能擔任高盛中國區的總經理，當然也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後來，胡祖六自己成立了基金。

回頭看，「文革」時的瘋狂雖然從政治上是一種失敗，可「文革」時紅衛兵組織的各種活動卻鍛鍊出了一批頗有社會組織能力的學生，這批人大多也成了改革中的先鋒和市場中的企業家。毫無疑問，那段「亂世出英雄」的經歷，對他們以後的成長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也對他們的社會經驗和獨立思考能力提供了幫助。固然，誰也不希望再發生一次「文革」這種無視人權與生命、無視道德與法律的悲劇，但現在的學校完全可以用其他方式幫助學生們自發組織各種社會活動，以培養學生們的自主組織能力和獨立生活能力，為國家與社會培養出一批有用的社會人才，而不是只讓他們學會服從，只學會課本上的知識，卻無力獨立面對和走進社會。

因此應該承認，這種趨勢主要是緣于教育的質量、素質和水平的差別，而與愛不愛國，是否完全有經濟能力無關（許多留學生出國學習，都是國家出錢或獎學金），更不是什麼純政治問題。反倒應該檢討的是中國的教育制度，教育資源配備的不合理性，以及應試教育的弊病。

這次的參會會費比較高，卻還是超過了千人花錢聽會，充分說明這個論壇在美國各個學校與社會中的影響力。來參會的除了學生，也有社會中的各類組織，包括許多想了解中國，或在中國有投資意向的企業，想在論壇中了解中國，尋找機會。

中國以應試教育為主，將孩子們都培養成了考試的機器，忽略了他們智力的開發和能力的訓練，則很難讓這些學生融入社會之中，甚至讓這些學生不知道該如何應對面試，在官員或評委的面前，無法發揮出本人的基本素質，讓許多在學校成績不錯的學生無法找到適合自己發展的位置。

晚上組委會組織了專門的嘉賓歡迎晚宴，其實是組委會邀請了一些準備回國的學生和從國內來的企業家見面，討論他們回國之後幹些什麼，或者是繼續留在美國就業？更多的海外學子想回國報效國家，但對國內的股市、九九藏書政治體制和經濟都有許多擔憂，他們也怕回國之後找不到自己合適的位置，這次中國許多知名的企業家來到了美國，自然也給了他們更多了解國內情況的機會，同時他們也在這些企業中做著不同的選擇。

這個小酒吧之所以出名，不是因為這個酒吧有多少年的歷史，出了多少有名的人物，而是因為這是學生們可以在校外與社會交往的屈指可數的兩個酒吧中的一個。

此後又與馮侖等人共同在北京和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參加過兩地合辦的培訓班，經過幾個月的學習，更加了解了美國的情況。但還是只會那幾句英文，仍無法充分地交流。

陳東升的兒子是本屆副主席和下屆的主席，因此對論壇格外熱心。陳東升也當仁不讓地邀請了中國企業家論壇的許多成員，參加紐約的論壇和哈佛的論壇。這種中外交流當然有助於企業和國家的發展。有些論壇中給嘉賓們配了同聲翻譯，大多數論壇則用中文進行。房地產的這場論壇就完全用中文演講，包括那時任麻省理工學院（MIT）建築系主任的張永和先生等，都是用中文演講。這場有關房地產的論壇人滿為患，連台階、室內走廊、台前都坐滿和站滿了人。室外走廊中仍有許多人進不了會場，相比之下，其他會場就顯得有些冷落了，雖然同樣有許多人，卻沒有站滿走廊和門口。

同時，由於政治上的不開放，許多陳舊的教材不斷重複著錯誤的理論和非客觀的歷史，讓學生從認識方法到最終結論都無法更新，更不用說創新意識了。一些學校還錯誤地以為可以在學生的學習期間鼓勵他們技術創業，而不是鼓勵他們參与更多的自我組織的社會活動，反而讓這些學生錯誤地認為，學習並不重要，發財最為重要，技術最為重要。

中國許多有錢人都將孩子送到國外去接受教育，中國的官員們也利用各種關係或腐敗的手段將孩子送到國外去接受教育。這種現象被社會既看作是一種鯉魚跳龍門的捷徑，又被社會強烈地攻擊為一種不公平或不正常的現象。但在哈佛，你會見到的不僅是中國大陸的孩子，還有台灣地區、香港地區的孩子，其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經濟不發達的國家，同樣也會有大量的孩子會被送到美國接受教育。

這大約也與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有關，但到國外學習的，也有許多是獨生子女，為什麼這些人都能自立呢？內外差別中，主要的還是教育問題。

祖六當年在哈佛讀書時，就經常到這個酒吧中來尋找同鄉、同學，尋找歡樂。這次回到母校，自然也少不了到這酒吧中來尋找過去的回憶，也特別向我九_九_藏_書們幾人講述了那時的許多趣聞趣事。當中也包括那個年代中的辛酸與艱難。

從中國整個的受教育程度看，不是中國的大學人數多造成了就業的困難，而是中國的大學未能盡到教育的責任，讓名義上擁有大學學歷的年輕人並不掌握最基本的生活與社交技能，缺少基礎的訓練，沒有獨立思考與獨立面對複雜社會與人群的心理承受能力，更缺少面對挫折鼓起勇氣站起來的能力。過多的依賴，讓多數人只能盲從而不能獨立競爭，以至於拿著高學歷，卻成了社會弱勢群體，甚至出現過許多自殺與敗落的現象。

20世紀80年代初期，正是一大批海外回國的學子們用在國外學習的經驗推動了中國的改革，成為第一批下海試水的英雄，如中國證券與資本市場的建立等，都是靠一大批國外回來的學子們努力闖出來的，如今中國又到了再次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了，從經濟體制的改革到政治體制的改革，這也許是件更為困難卻更為重要的事，早期中國的改革只解決了打破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的制度矛盾，但這種改革開放僅限於部分經濟領域，並且是在產權制度沒有徹底打破公有制的基礎上，作了些民營的補充。但當政治體制不改革時，這種公有與私有經濟的衝突不斷出現，也因此有了國進民退的變化，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已經無法用經濟制度的改革來推動，而是必須在政治體制上進行改革了。

毫無疑問，美國的投資者也很關注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希望通過論壇更多地了解中國的情況。幾次去哈佛都住在哈佛大學旁邊的查爾斯酒店，步行幾分鐘就可以進入校園，有些單獨小範圍的活動也會安排在這個酒店之中。許多服務員也司空見慣地學會了幾句中文，讓這個小酒店多了許多中國味道。

數天之後，這一行人才又來到了哈佛。

哈佛的「中國論壇」不同於中國學校舉辦的活動，這個「中國論壇」雖然也由哈佛大學支持和提供幫助，卻完全是由同學們組織的世界性論壇，而且並非是僅局限於哈佛大學學生，是由幾十所大學中的學生自發組織和選舉產生組委會，然後再選舉產生論壇主席。這屆的主席就不是哈佛的學生。而且參會範圍擴大到加拿大和周邊的國家，以大量留學生為主，也包括美國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