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9年1月9日出發的。我們既不是最早的，也不是最晚的，但已經是一列車都是一個學校的同學了，因為都是男同學（只有幾個搭夥的女同學），這個場面就更為壯觀了。

隊部有兩洞石窯、兩個碾子、兩盤磨，外加12頭毛驢，一輛平板毛驢車，耕地用的四頭牛，這就是隊里的全部家當。小學另有三間窯，只有一名村辦教師，一間是教師住，兩間當教室，這也是村裡最好的建築。

雖然在串聯時我們也走過土路，踢足球也滿場叫個不停，但這幾十里山路對城裡的學生而言仍然是個考驗。

我們並不在乎沒有女同學幫助做飯、洗補衣服。我們這些父母被打倒或關押在幹校的孩子可不是一般的城裡學生，早就學會了獨立生存，既能自己做飯，也能洗衣縫補，做個針線活。可是苦了那些女孩子，光說每天下山挑水就不是件輕鬆的事，連我們也是從半桶水挑起，經過一段時間才磨出來的。每逢颳風下雨，這短短的一段山路就變成了艱難的旅途，黃土地的山坡，一下雨就是一片泥濘，光著腳都打滑，挑著兩桶水上山就更不是件輕鬆的事了，弄不好就連人帶桶一起滑下了坡。讓幾個女孩子擔如此重擔，定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可我們這些男校里長大的男孩子們當時沒學會憐香惜玉，既沒有去了解她們的難處，也沒有想過與她們聯繫，同在一個大隊中生活，既不知她們的過去，也不知道她們的現在，甚至連姓啥名誰都沒有留下一點痕迹。我走了以後，據說因為紀念「八一八」活動（毛主席首次接見紅衛兵）鬧出了大事，整個村的知青被公社解散了。據說與有人要整王岐山有關，王岐山只好再次出動，將我們村的幾個同學分別「發配」到了其他的知青點，以解後顧之憂，這個男生聚集的知青點就被徹底地「消滅」了！

常聽老人和書上說的「一畝地，兩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或許指的就是這種熱炕，而夏天做飯就要到外面去另起爐灶了。洞的底部靠牆的位置又局部向里挖出了個平台，這裏就成了儲存室、大衣櫃。平台底下一層擺著箱子，上面放雜物。白天被子要捲起來堆到牆角，讓炕上的溫度傳到室內。有時要在炕上吃飯，雜物就堆在這裏了。炕桌是不可缺少的，除了吃飯外，寫信也全靠它了。村民點的是一個碗狀的煤油燈，而隊里給我們準備的是那種有燈罩不怕風吹的馬燈，也比一般的油燈要亮些，還可以方便地放在車上或掛在窯壁上。我們來的時候帶了蠟燭，原本以為多餘，現在卻當成了寶貝，不到關鍵時刻捨不得拿出來用，通常是在大家都睡了，而某人還想單獨看書或寫家信時才拿出來用。

接我們的「驢倌」（早已忘了他的真名，從過去到現在都一直稱呼其為「驢倌」）是個樸實的陝北漢子，頭上纏著的白羊肚手巾早就變成黑灰色了，比我高一些的個子，一雙繭手，操著濃重的當地口音，與我們一路同行，走了60多里地，才到我們生活、生產的地方。一路上我們好奇地問著各種各樣的問題，但大多都聽不懂。

除了精神食糧外，我們首先還要解決基本生活中的吃喝。山裡沒有炒菜的油，連醬油類的調料都要到十幾裡外的下坪去買。附近幾個村裡只有下坪一個供銷點供應給我們的毛糧，還要拉到這裏來加工，如高粱去皮，小麥磨面，小米退殼等。煙、酒這些對當地的農民而言都是奢侈品了，八九分錢的一盒煙等於是好幾天的工分。

那是一個令人難忘的場面，每一次到火車站送同學遠行時，所有人都不知道未來會何時再相見，也不知相見時身在何處。一些父母就如送兒女上了刑場，變成了生死離別；一些仍懷著對偉大領袖無限熱愛和崇敬心情的同學，別離時高喊著毛主席語錄，雖不是英勇就義，但也壯志情懷，他們忍著心中的悲傷，希望給我們留下一個美好的形象。也有許多人沒有父母同學來相送，他們來自父母被關押的家庭，成了「黑幫子弟」或「黑五類子女」，只有默默地躲在角落裡哭泣。對所有人來說，火車將開向何方，那將是一個什麼樣的陌生地方，今後的生活與未來會是什麼樣，都沒有明確的答案。

當火車慢慢移動時，揮舞著的雙手很快就做出了捂著嘴和擦著眼淚的動作，那些高昂ｈtｔｐｓ://rｅad•９9csｗ•com的喊聲也開始嘶啞了，口號聲中斷了，換來的則是低聲的哭泣，最後幾乎是全部車廂的哭泣聲和火車站台的哭泣聲，感染的作用會讓那些本來無關的人們，讓那些性格堅強的人們也都流下了眼淚，連那些學校安排的低年級的歡送人員也都以為這是自己的未來而哭聲不止。火車漸漸遠去，許多人還在繼續目送，久久不肯離去，車站的工作人員們默默在一旁等候，不願去打斷這種仍在空中飄蕩的思緒。

共約20平方米的地方住了七個大小夥子，雖擁擠但也其樂融融。

毛主席一揮手，一聲令下，結束了所有中學生們的學業，開始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城市移民活動。除了西藏之外，與他國相鄰的邊境地區，從雲南、廣西、新疆、內蒙到黑龍江，所有軍隊農場、建設兵團和農村都集中安排了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去的中學生，補充強大的國防力量，為再打一次世界大戰作準備，「保衛邊疆，建設邊疆」成了正面的口號。山西、陝西、寧夏等全國二線地區也建立了第二道防線。這既是一種戰略布局，也是一種無奈之舉，中小城市則以就近下鄉安置的方式，將城裡的學生們都安排到農村去就業。這種上山下鄉替代解決就業的現象一直延續到打倒「四人幫」。恢復高考之前，「到廣大的農村去」已成為所有人完成中學學業之後的唯一出路，許多人都和我們有著同樣的經歷。

在農村平常想要吃點肉是非常困難的，今天的年輕人也許難以想象當時的生活狀況，農村現在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在當時吃上肉則是件極大的幸福的事。

水缸的另外一側擺了兩個木凳，方便人坐，餘下地方都是放些雜物，如零碎的工具等。裏面的半間炕和儲藏室除了睡兩個人外就成了倉庫，放著糧食和衣物等。

燒的主要是柴禾，每家每戶的院里都是成堆的柴禾。這裏太窮，所有的莊稼稈都變成了牛羊驢的飼料，不像平原地帶，可以將莊稼稈當柴禾燒，做飯用的柴禾都是從山上砍的灌木類植物。平時每日出工，回來時就順便到溝溝里砍上一捆柴背回來，日積月累地存著，而新柴必須晾乾了才能點得著，因此，總是這樣堆新燒舊輪著來。每家也會存些炭（一種拿火柴和紙能點著的煤），一般是在下連綿雨或者家裡來人要擺席時用，平常捨不得用。

火車上一片叫嚷聲，這是在搶座位、搶行李箱時發生爭吵。站台上幾乎都是女人，有個別父親和兄弟，兩種完全不同的風格充分顯示出來：車上是壯士一去不復返，車下是送子離鄉上前線；下面無限的深情和期待，上面是滿不在乎的無奈。「大丈夫勇闖天下，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仍在最後的時刻成為別離時的精神支柱。

按照北京市的規定，一個家庭中有多個中學生的，原則上可以有一個留京安排工作。我姐姐就幸運地留在了北京，安排在酒仙橋的工廠（現在的798藝術區）中就業。但家庭中有歷史問題的、嚴重政治問題的，出身或成分不利的家庭則不享受這一特殊安排，都要去接受再教育，於是每個家庭都分成了多個部分。我們兄弟姐妹四個分處於祖國的四個城市，而父母在幹校又另居一地，大約十多年之後全家人才重新團聚過上了一個完整的春節，而其他的年份中總是缺東少西的，總有個別人無法回家。

緊接著就是灶台，能放兩口鍋的火灶，煙道在炕下盤繞，窯洞的底部邊上有個垂直的煙道，一直通到山頂上，冬天這就是唯一的取暖設施了。

無法解決城市大中學生的口糧與就業問題，無法讓這些孩子在打爛的教九-九-藏-書育體制之下完成本應繼續的學業，就只好不分年齡段地將所有的學生都趕出城市，送到邊疆，送到鄉下，送到山裡，送到農村，併名曰「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隊長帶著村裡的幾個人在村口迎接我們，隊長姓崔。老人、小孩看戲似的指指點點，大概是村子許久沒有來過外人了，更別說一下子從大老遠的北京來。毛主席身邊的文化人來了，從衣著打扮上就與當地人存在著巨大的差別。就像當年城裡學生投身革命而奔赴延安一樣，今天終於又來了投奔鄉下的城裡人。

開始我們力氣不夠大，由於使不上巧勁，完全靠手臂的力量，一大捆玉米稈送進去根本鍘不斷，就從少量的半捆開始，後來就和成年人一樣能幹了。喂料也是一種技術活，一捆草要用右手按住，左手前推，雙手合力將草拔住，不能散了，有節奏地每次向鍘刀下移一寸左右。尤其是配合鍘刀下降的同時，草捆不能后移，否則一松就鍘不斷。草長的時候還好弄，短的時候就容易連手都伸到了鍘刀下了。

炭窯是在離我們幾十里之外的杜坪（王岐山住的村旁邊）十幾米深的煤洞，工人們用轆轤將大筐放到坑底去挖炭，再用轆轤將炭搖上來。這種炭是陝北特有的，經常像石頭一樣一整塊一整塊的，但用手都能掰碎。通常一個驢車將成塊的煤堆在外圍當牆，不成塊的放在中間（碎塊很少），就運回家了。一車炭八元錢，可以燒很長時間。我們剛到這裏時沒有存柴就只有花錢買這種炭了。開春前一段時間我們在農村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上山去打柴，做好後期生活的準備。

學生下鄉第一年的糧食是計劃供給的，一月生活費8元錢，包括買糧食的錢，第二年的口糧就要靠自己賺工分了。最初隊里給同學們定工分是一天6分，加個早工能多一分到二分。每個窯洞中都有一個單線的小喇叭，公社的廣播站會用這個小喇叭來傳達上級的指示。每天早上六點半到七點（冬晚夏早）小廣播就開始播放《東方紅》，於是我們就開始「早請示」。村裡百姓集中在村頭的場子（交糧、秋收打糧用的場子）上，面對著一堵有著毛主席像的矮牆，高舉著紅寶書（《毛主席語錄》）喊著「鬥私批修」之類的口號，隨後就上太陽出來之前的早工。雖然並非強制性，但除了生病，則必須出早工。後來我們會了一些技術活，於是分工有了差別，我和兩個同學最高評到了8.5分，早工也漲到了1.5分，於是一天下來能掙到10個工分了，一個完整工的分值。而當時村裡10個工分相當於2分錢，那時一盒火柴也是2分錢，因此我們一天的勞動就能掙到一盒火柴錢。晚上下工，大家還會在隊長的帶領下到主席像前「晚彙報」，這之後才能各回各家。有時隊里還會按上面的要求輪流由張三、李四來安排晚上的學習，如讀幾天前的《人民日報》社論，階級鬥爭在農村這個山溝溝里也絲毫不能鬆懈。

窯洞一進門是兩口大缸：一口大缸中是村裡為我們準備的過冬菜，用鹽腌的蔓菁，一種類似於蘿蔔的當地菜；另一口是水缸，村民們都要從溝邊的井中挑水，存放在大缸里，缸里的水要用白礬凈化沉澱，否則會從水缸里跳出蛤蟆來，幾天就要淘一次缸，否則缸底就沉了厚厚的一層泥，往缸里續水時會將整缸的水都攪渾。再往前走是一塊石板搭成的案台，是放碗筷、調料和切菜的地方，有個圓圓的菜墩子。

臨近春節大家都在家，我們就與小學的教師一起按當地的習慣來了一次「打平伙」，即今天AA制。每人出2元，6個人出12元，來了一次聚餐。當時每人的生活費也就每月1塊多，村裡的羊10元錢一隻，當然最值錢的羊皮要交公，一隻羊有20多斤的骨頭肉，又請了幾個常幫助我們的老鄉，大家美美地大吃了一頓。

村裡的秸稈不夠牛吃，還要到山外去買。一次購買玉米秸稈，有幾個北京來的沒敢參加，只有我和另一個同學去了。先要走30里的山路趕到安塞，再背著一人多高的秸稈趕30多里的山路回到村中。當時陝北家家都有這種特殊的背具。背具是一根長長的繩子，中間有一根柳樹枝編成的圓木環。背柴背草的時候，將繩子放在地上，草放在繩子上，再將繩子穿在木環上，拉九九藏書緊，捆實，背著的時候，就將繩子的兩端拴在肩膀上。背驢毛麻袋也是如此。驢毛麻袋是圓的，直徑足有臉盒大，有一人高，不像一般的麻袋那樣扁寬。這主要是因為運輸方式不同：扁寬的麻袋適合平摞得很高，方便車、船運輸；山區的長麻袋則適合於搭在牲口的背上，防止掉下來。當我們背起這堆玉米秸稈時，幾乎就看不見人了，只能看到一堆玉米秸在移動。

同年的八月，珊珊（姚明珊）坐這種大筐下井時繩子斷了，從半路掉下去將腿摔骨折了，只好回北京去養病。我剛好是胳膊摔斷了在北京，去她家看望時她還躺在床上下不了地。那個年代每個人都有一段特殊的經歷。

早晚隊里的羊群就從我們的門前過，每到半夜羊群中會傳出不斷的咳嗽聲，就像有人站在窗外咳嗽一樣，時而有些貪吃的大老鼠會驚動羊群，羊圈就又會出現一陣騷亂，許久才能安靜下來。開春后這裏更忙，村裡人要將一部分的羊糞挖出來堆在我們門前的場子上，用钁頭將大塊的羊糞搗碎，要儘可能搗成粉狀，再將麥種按比例與羊糞拌在一起，用驢毛編織的麻袋背到山上。播種時前面的牛或人拉著犁，把地犁出一條溝，後面的人將摻有羊糞的麥種均勻地撒在溝里，下一道犁翻出的土將撒過種的溝蓋上，之後就等著老天爺下雨了。山坡地不肥，因此施肥都是用這種辦法，將羊牛糞混在種子里同時下地的。而我們成了羊群的保衛者。

村裡給我們準備的窯洞是隊里的倉庫翻修的。一口整窯，旁邊有一個佔據半窯的炕，窗戶正對著兩米之外羊圈的門。隔壁就是兩個空窯洞，養著隊里的幾十隻山羊。

從路邊到溝底，中間有些田，是各家各戶的自留地，也是村中最好的地。平時下雨或者發大水時，溝底會有水，村裡的水井也打在溝邊上，方便給自留地澆水。

同村的另外三個同學則是第二批隨著女十中（北京市第十女子中學）的同學一起到延安的。按照北京市的安排，一男個校下鄉，同時要配一個女校的同學，否則無法調節男女比例和進行勞動力安排。我所在的郭庄大隊，實際有四個小隊。我們第一批來的五個男同學沒有分配到其他的隊，大隊原想等人都到齊了再一起分配到其他小隊，結果我們就「佔領」了有利地形，也堅決不分開。等第二批的三個同學到了時，實際是三套行李，兩個人，其中一個在出發的前一天去當兵了。另外兩個一個是相聲《昨天》的創作者、海政歌舞團團長的兒子，姓趙，後來當了海南省海關關長，父親因為相聲《昨天》被打倒了；另一個則是趙的親戚，他連自己的父母在哪都不知道，十五歲的一個孩子，只好被趙一同帶來插隊了。他們倆就都隨著女同學們分到了更高的山裡，一起去了其他隊。

沿途有山無村，有溝無流。因為是冬季，山上還有少量的積雪，也有局部的溝中存了點細水。這裏沒有過冬的莊稼，有些地就是一片雪白了。山上偶爾可以看到握著羊鏟放羊的漢子，羊群在溝坎之間跳躍，尋找著早已經乾枯的草葉、草根。遠遠地山上偶爾也傳來一兩聲高亢的信天游，這是山裡人的最愛，路上走的時候，「驢官」也高興地喊上幾聲。我們第一批同學就這樣走進了大自然的懷抱！班裡的其他同學分在了不同的村子，就我們班上的同學而言，我住的是個離延安最近的村子。

第二批離開學校的是去黑龍江建設兵團的同學。班上的幾個同學去了二師的部隊，當時黑龍江建設兵團按「建設鋼鐵長城」每個字為一個師的編號建制，是半軍事化的農場，後來梁曉聲的《今夜有暴風雪》反映的就是那時的情況。兵團雖也艱苦但至少比下鄉到農村多了一份穩定口糧和收入，能去也是一九九藏書種幸福。從此也拉開了上山下鄉的序幕。

「後生們辛苦啦，在屋裡暖暖吧。」

冬天的主要農活是鍘草，為牲口準備飼料。我們剛到農村時正是村裡最閑的時候，除上山打柴之外，還沒有太多農活安排。偶爾隊里會安排鍘草，鍘的其實不是草而是玉米稈、穀子稈，鍘草要兩個人配合，一人按鍘刀，另一人往鍘刀下喂料。

當天半夜，我們整體出動，像鬼子進村一樣，迅速將兩個同學和三套行李扛回了我們所在的村，住在了一起。第二天隊里來與我們交涉，堅持要按男女合理搭配進行調整，但我們團結起來堅決不同意，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一個窯洞中沒法同時住男又住女，原來的一個半窯洞，隊里是想將男同學安排在主洞，女同學安排在半洞之中啊！這在當時來說並不是一個新鮮事，大多情況是一個窯洞中住著一家的男男女女，更有一個窯洞中住了兩個家庭的情況，而這對於城裡來的學生而言則成了一件難以接受的大事。不但男同學們不幹，女同學們也不幹了，而我們的男隊長再也拿不出更多的窯洞來讓男女同學分開住了。另外兩個小隊也同樣上報公社，北京來的老師們不同意男女共居一洞。於是我們的鬥爭成功了，七個男生都集中在了一個隊中，可憐的是那些我印象中根本沒見過面的女同學們，她們只好分別進了深山溝。

不知誰帶頭喊起了口號：「向貧下中農學習」、「向貧下中農致敬」，村裡的農民也回應了幾句口號，而我一句也沒聽清楚他們回答了些什麼。一個瘸了腿的赤腳醫生在幫我們做翻譯，他是個非本地的傷兵，留在了當地的山溝溝里，他說自己是小八路，也有人說是胡宗南部隊抓的壯丁，有點文化，成了醫生。當地人對我們說：

也有人夢想著在革命聖地延安再創一片輝煌。再堅強的漢子也有些傷感，回頭看不到這些親人的身影時，車廂里一片寂靜，泣聲不時地從角落傳來。這些人中皆竟有許多人還是未成年的孩子，許多人還是第一次離開父母單獨生活，許多人甚至是第一次離開北京，如果再是單人被分配到與並不熟悉的其他同學一個隊時，就更加不幸了。還有幾位是從「文革」一開始就被拋棄的，如右派的子女，整個「文革」中都沒抬過頭（之前也同樣不太敢抬），此時此刻，失去家庭和保護傘，就更是一籌莫展，不知前途何在了。各種心理狀態集在了車廂之中。還有的是在三年的「文革」之中結了仇，打了架，有過各種衝突的群體聚在了一起，每節車廂中都有一股火藥味，許多人的旅行包中、大衣的下面都藏著種種防身武器，我的大衣下面藏的就是日本三八大蓋上的刺刀，在中途火車站搶中午飯時，險些出手亮劍，好在我們一個班的同學（有20多人）都在，讓對方不敢前進一步，幾句爭吵之後，乖乖地排到了後面。

火車路過西安。這裏曾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的發生地，改變了中日交戰的格局，並最終取得抗日勝利。這裏曾發生過許多值得關注的歷史事件，「七七事變」之後，又有多少熱血青年是從這裏奔赴去了延安，這些都是我們從小就開始學習、被教育的，如今我們也將從這裏奔赴革命的聖地延安了。

1968年底到1969年初，從零星出現到加快步伐，各城市開始了大規模的統一行動。最初都是幾個學校的學生合併為一列車，隨後就變成了一個學校幾個列車。

一個孩子走了，另一個孩子也去了，無數個家庭在短短的時間里四分五裂。

在那個只有階級鬥爭而缺少人性的年代，在那個鼓勵子女大義滅親揭發父母罪行的年代，在那個時常發生與父母斷絕父子、母子關係的年代，在那個為了革命可以不要家庭、拋棄親情的年代，家庭不再是一個生產或生活的必要條件。因此政策的制定根本就沒有家庭的概念，留一個子女在家裡是為了減輕社會照顧老人的負擔，並不是家庭可以選擇的一種權利（如果有選擇可能，留在身邊的都是兒子了）。而分裂的家庭以後如何生活則並不在政策的考慮範圍內，這是比戰爭年代更殘酷的一種分裂，服從於組織，是不得不同意的一種選擇。

整個村莊有十幾戶人家，沿著溝向上分佈。每隔一段就挖一個窯洞，挖出了的土正好用來在洞前填起一個土坪，成了九*九*藏*書院子。並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挖窯洞，要選土填坡，要將坡削成了完整的牆面，土層要有一定的厚度才能打洞。因此村莊非常分散，東一戶，西一戶，高低之間相差百十來米。路邊有幾個石窯，是隊部和學校。

每鍘一刀，草中的塵土就撲鼻而來，草末子也四處亂飛，喂草的人一會兒就從頭到腳都變成了灰的了，除了眼睛還閃著亮光，就分不清其他的五官形狀。尤其是低著頭喂料時，草渣子會從后衣領順著脖子鑽進衣服里，爬滿整個後背，摩擦刺癢得厲害，晚上回去後背是一片通紅，還沒個地方洗澡，只能在窯洞中飛快地（因為太冷）用濕毛巾擦洗。這大約是我們下鄉之後學到的第一門帶有技術性的農活了。

這裏供應的油是麻油，一種大麻子產的油。當地農民都會在自留地上種大麻子，收下來熬油，存著過年或有客人來時用，平時都用的是動物油，如豬油、羊油等，記得村裡曾給我們準備了一掛羊油。當地人化羊油時，用的是圓底的鐵鍋，在熱油中橫穿放入兩根麻繩，油冷了之後，就變成了硬邦邦的一坨，拉著兩頭的繩頭就整個提起來了，用繩子掛在牆上，每次炒菜時用熱鏟子一削就削下來一塊，也可以用刀削下來再炒菜用。一開始大家都不習慣吃用羊油炒的菜，許多人一聞那股味道就吃不下去飯，但時間久了，肚子餓了，慢慢也就習慣了。記得一次一個同學自己在家做飯（同學們是按天排值日做飯的），偷偷跑到老鄉家買了十幾個雞蛋，自己在家煎雞蛋吃，一鏟子羊油，煎一個雞蛋，一連吃了十幾個，等我們回來了，羊油少了一大塊，這同學也捂著肚子躺在床上起不來了。

灶火既要解決做飯、吃水的問題，同時要讓餘熱成為暖氣，提高洞內的溫度。

終於我們從無政府主義的狀態中開始覺醒，開始考慮未來的人生道路。其實絕大數人是根本沒有選擇權的，唯一可以動動腦筋的不過是在學校（其實是政府統一安排）公布的所有下鄉地點中做一個選擇，前面未來得及選，就最後統一行動一起搬家了。

同學們不知道什麼是畢業，也不知道是繼續上學，還是參加工作走入社會。新學期后，第一批離開學校的是徵兵，班上的幾個同學直接應徵入伍了，當時的條件首先是父母沒有被打倒和出現有爭議的政治、歷史、出身等各方面的問題。我當然被排除在外，否則也許根本用不著再走後門去當兵了，而當時符合這種條件的同學並不多。

在我之前的一批同學去了山西晉西北的陽高縣，那裡是八路軍的根據地，也是最貧困的地區之一。西城、海淀的學校有些分到了絳縣等晉南較富裕的地區，也有許多學生利用父母過去的關係，如家鄉、根據地、警衛員們的家鄉或警衛員們當了官而未被打倒的地方等安排回鄉或插隊。妹妹就在我之前隨著北航附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附屬中學）等其他中學的一群同學們分入了東北地區的莫力達斡爾達斡爾自治旗巴彥公社興農大隊。「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並沒有能讓工業在缺少投資的情況下安排更多的就業，但「農業學大寨」卻可以將數千萬的學生淹沒在中國廣大的農村中。

整個村子除了自留地之外，只有十畝左右的半平地，剩下的就是靠天吃飯的大山坡。

早上的星星還在眨眼，我們就爬起來一路夜行，吃過早飯入市，去晚了集市上的玉米秸稈就賣光了。回程重負在身，走不了那麼快，走了幾里地就要歇歇喝點水，中午還要吃點乾糧，最後的路幾乎就是咬著牙拖著身體行進了，不光身上的玉米稈變得越來越重，連自己的雙腿都變得不像是自己的了。腳上打起了泡，就連整個人都變得沉重了，最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麼把秸稈背回去的。在村裡人看來這都是一件很艱苦的事，而我們兩個城裡來的娃竟然和村裡的壯勞動力一樣完成了任務。當晚那一覺大約是我到延安后睡得最沉的，連羊圈裡的咳嗽聲都沒聽見。也正因此我們贏得了貧下中農們的信任，參加了這次活動的學生也最先提高了工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