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劉歷遠隻身跳入冬季農村深井，搶救百姓生命，曾被軍隊樹為學習榜樣。

自林彪事件之後，部隊整體取消了「五好戰士」這個稱號，一般的成績優秀和表現突出也就能獲得連隊的嘉獎了，而嘉獎我幾乎每年都有，這也只是個連營級的嘉獎榮譽。而戰士立功則不同，立功是由團一級頒發的命令，二等功則要由師一級才有權決定，級別越高、範圍越大，競爭越激烈，獲獎難度越大，榮譽的級別越高，這些也影響到退役、退休時的待遇級別（對農村兵而言，補貼有所不同）。「功臣」二字，過去是在書報和電影中經常看到，如今我也載上了勳章，成為了一名功臣，部隊給我的不僅是一枚軍功章，不僅是一個榮譽，更多的是未來和希望，是一個新的起點，是對辛勞付出的肯定。

那時規定，三年義務兵複員回城就業為一級工，拿32元工資；而超過五年的服役期則可定為二級工，拿40多元的工資；八年以上，則定為三級工。因此，三、五、八年的服役期成為三道門檻。當自認為沒有提干可能之後，許多來自城市的戰士都會藉此而做出選擇（當時城裡的複員軍人是保證安排就業的）。而我並沒有急於回京就業的打算，又因立過功，曾兩次討論提干都未成功，仍想做一次最後的努力。

事後，司令部的參謀們告訴我，考核的幹部早已忘了步兵的神勇，而一直談論那些漂亮的蘑菇雲。沒見過原子彈爆炸的老土們，還真的將這個演習的效果當成了一件開眼的事！

第三層是雖然不在部隊任職，但與三十八軍下來的幹部有現職聯繫，他們也會通過這些關係將子女送入部隊。

提乾的機會總是少數人擁有的。當大家都同樣優秀時，這個機會只能優先給對部隊更有價值的人，當然包括「拼爹」的因素。而許多人只能靠自己而沒有「拼爹」的實力。不過，農村兵不必擔憂「拼爹」，部隊知道要靠他們穩定部隊的大眾群體，「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但每次從一個地區成批招兵的制度，讓部隊習慣於把當地戰士提干，以便管理招兵工作，因此，抵消了「拼爹」的影響。至少老兵們都知道這種當地兵的帶動效應，而「拼爹」是無法替代這些鄉土之情的，而部隊的戰鬥力常常與這種鄉土之情融為一體，造就不可缺少的凝聚力。

珍寶島戰役之後，發出了一號戰備令，準備對付北側之敵。於是，大練兵全面展開。在冬季拉練中，部隊在各種訓練中跑遍從北京到河北的山山水水，積累了豐富的戰鬥技術經驗。這片抗日戰爭時期就有著光榮革命傳統的山區、平原，也在培養著新一代的革命軍人，「備戰備荒為人民」的響亮口號在當時壓倒一切，並讓人們幾乎忘記了那是一個「文革」的時代。

接受毛主席在天安門的檢閱，在當時是一件令人興奮而備感榮耀的事，尤其是那些未經歷毛主席接見紅衛兵、沒去過首都神聖的天安門廣場的農村戰士，更是件一生之中最大的事。能作為三十八軍的一員，代表全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天安門前走著正步接受檢閱，是一生中永遠的驕傲。

雖然我的努力並沒有把我送上幹部的崗位，但我至少用行動證明了自己，至少可以用軍功章給父母一份安慰——我在履行自己的責任。

尤其是在一個具有革命光榮傳統的部隊大熔爐中，在英雄先烈們用鮮血和身軀https://read.99csw.com而爭取的榮譽面前，硬實力的較量更有說服力，因此讓從文到武的競爭都更加公平。

在整個演習戰場，一大片的山頭，我們不知提前跑了多少遍，埋了多少個點，挖了多少個掩體坑。如何轉移陣地的路線，每個戰士都多次跑位；每根導火索的長短、每個拉火環，也都要安排到位；預埋的電線都要多次試驗線路和安全可靠性——實彈演習可是開不得半點玩笑的。

在部隊中，「爹」也在競爭。我們團中的「官二代」分成八個層次。一是現任軍師各級幹部子女，二是前軍師領導子女，三是現任高於軍師職務幹部子女，四是非我軍師現役幹部子女，五是非我軍師非現役前軍隊幹部子女，六是其他非軍隊幹部子女，七是非軍隊非現職幹部子女，八是尚被下放在幹校、未被解放的幹部子女。

雖然有正規與雜牌軍之分、軍隊與地方之分、現役與非現役之分、在職與非職之分，但是，除個別外（如現本軍幹部），連排層幹部大多分不清「爹」的身份地位，而是按成績與能力提出建議，就將「爹」的功能削弱了；數千百之眾的競爭，也將「拼爹」削弱了。最終絕大多數人處於一種城市與農村、官與民之間相對平等的競爭環境。而我雖被稱為幹部子弟，但多處於是好是壞尚未定論的最底層，除了靠自我努力之外，無依無靠。就像多次填表才入黨，我也曾填過多次幹部提干表，這些都在證明：僅靠爹在那個年代是靠不住的。

好在這些成績沒有被遺忘。那年我因成績突出，尤其是演習配合任務完成出色，而被獲評「個人三等功」，同時也為工兵排記了集體三等功。這是我當兵以來的第一次立功，開始有了第一枚三等功勳章。當兵的第一年，我曾被評為「五好戰士」，那是我在和平年代的最高榮譽，而立功在沒有特殊任務和優秀事迹時是件很難的事。

中國有個傳統，規定做官的要「告老還鄉」，一是讓這些京官不得倚老賣老聚集京城鬧事，二是讓這些京官在「告老還鄉」中形成對地方官員的一種監督，讓地方官員不能過度腐敗，從而讓競爭更加公平，打破了僅靠「拼爹」而形成的壟斷。

1973—1974年間，正是步兵「打坦克」的訓練期。於是，我成為到各連隊講解地雷與炸藥包的小教員。雖然不是個官，卻也是「專家」一個，威風十足，更重要的是結識了更多朋友。各營都住在一個營房大院，但大多是在營內活動與交往，營與營之間的接觸機會較少，而團直屬隊與各營之間的配合就更少了。

我們所在的連屬於「備荒」的生產連隊。當大部分部隊進行訓練時，我們還在農場堅持生產。我當兵時的第一年和第二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在農場承擔生產任務，以保證部隊的口糧安全。

然而，眾所周知的原因讓這個美好的夢破碎了。

1971年年初，為參加「十一」國慶天安門閱兵式，我們又開始了隊列大練兵。

從單兵動作到隊列動作，正步走是最嚴格要求整齊劃一、落地有聲的，手臂一樣高或一條線，前有橫後有斜，踢腿一樣高，步伐75厘米一步，不多不少，數十人一排，要保持同步節奏，要保持一條線，沒有艱苦的訓練，幾乎是不可能的。

在與排、班長們一起進行討論中，排長全權讓我來設計安排。其實，排長早九九藏書就知道了我的能力，更希望給我更多的表現機會。這是一次較大的實戰演習，師領導也會直接在團里指揮現場，接受軍區考核。我們當然知道這次行動的重要性，更不敢有絲毫的馬虎與失誤，進行了周密的設計。我們的方案一條沒改地被作訓股通過了，也得到司令部的認可。

那時的部隊多是半生產、半訓練，而特種兵則訓練得多一些。在生產之年，軍隊會在團農場、師磚場、軍鹽場或軍區指定的工程之間輪換，這一年基本沒有專門的軍事訓練與考核，但冬季則大多會進山拉練。在半訓年，一半部隊生產，一半部隊訓練，也會輪換，讓部隊有更多的訓練時間。當兵畢竟還是要準備打仗的，軍事考核還是定期進行的。在半訓年，特殊兵種一般還是以訓練為主。因此，到特務連之後，除了個別秋收活動，我們都在訓練。而到了全訓年，部隊便都集中在營區或山區訓練，各營才有機會每天見面，訓練雖在不同場地，但星期天還會走營串連，見了老鄉，有時還聊聊家常。

幾年之後，這一大批子弟兵們為三三七團、為三十八軍爭取了無數榮譽，在軍、師、團各級的班、排球隊中，集中了這樣一批子弟兵；在軍、師的宣傳隊中，集中了這樣一批子弟兵；更重要的是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全軍的三項全能比賽軍事項目中，也集中了這樣一批子弟兵。我記得，全軍的刺殺比賽中前十名中有九人是我團的子弟兵，連10公里越野等以耐力、體力為主的比賽中，也都以子弟兵為主。而理論業務的比賽與考核，更毫無疑問地被以文化為優勢的子弟兵包攬。

我們將有限的兵力分佈在不同的山頭，設置了多道火線，加大了煙火濃度，尤其控制好時間，防止實彈的爆破對部隊前進造成傷害，一旦出了人命那責任就重大了。重點的部位則不是靠電控，而是完全靠人來控制。許多炸藥在實彈射擊的彈道坑中隱藏，用人工控制模仿外部投擲效果，既保證效果，又保證安全，確實費了我們不少工夫，也承擔了一些風險。

1974、1975年有了更多的軍事實彈演習，尤其是鄧小平復出並擔任軍職之後，軍隊訓練在批判大比武之後又掀起一個高潮。所有實彈演習都給我們最好的表現機會，排布雷區、演示炮火效果，都是我們排的專業（大家在電影中看到的那些炮火燃燒、建築物爆炸的場面，其實也都是我們這一行展示的效果）。而在一場演習中最精彩的正是我們在幕後操縱的煙花，尤其是傍晚時分的爆炸，在一片絢爛的火光之下，硝煙瀰漫，士兵們穿插於火光之中，時隱時現，更是逼真和壯觀。

那時的三十八軍在「萬歲軍」的盛名之下如日中天，成為所有當兵者夢想的神聖之地。無數的曾在三十八軍戰鬥過的各級幹部紛紛將子女送回到自己戰鬥過的連隊，那裡既有他們流血的回憶，也有他們留下的戰鬥的榮譽。他們的子女在他們曾經生長、戰鬥過的隊伍中，除了感情之外還有關照，歷屆軍長、師長、團長的孩子幾乎都集中到三十八軍中，分佈在不同的師團。這是第一層。

「文革」時，三十八軍，這支林彪曾經指揮的四野一縱，抗美援朝中的「萬歲軍」，作為中國最有戰鬥力的一支鐵軍，被從關外調入河北，駐紮在距北京最近的地方，成為保衛北京、保衛中央、保衛革命政權的核心力九-九-藏-書量。

這些子弟兵大多都在事後證明是優秀人才，至少極少有蠢材，但在當時部隊競爭中能勝出的卻是少數。這正應了中國的一句古語「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不管用什麼方式進入部隊這所大學校、大熔爐之中，是鐵還是鋼，能否煉成材，還是要靠個人的努力和表現。

當然，還有用徵兵交換等其他方式進入三十八軍的子弟兵。由這些人員組成的號稱「三千子弟兵」的強大團體，在部隊中成為一個競爭團體。

那時，我又當上班長了。我帶了幾個戰士用裝汽油的油桶，在上部捆上一圈硝炸藥，在野外進行試驗。沒想到，炸了一次就出來蘑菇雲，但並不高，圈不大，沒有威力與火光。我分別用TNT、導爆索、在汽油中加入鎂粉等方式進行不同量試驗，最終讓軍區幹部們大開了眼界。鎂粉在汽油的燃燒中發出耀眼的白熾光，增加了爆炸效果，高高陞起的蘑菇雲久久不散，即使在傍晚夜色中也清晰可見，再加上其他的發光彈，爆破效果真是如同戰場。

我始終相信，努力付出就一定會有收穫，而所有的不成功，都是因為沒有做出最後的努力。

我有了到各連竄來竄去的優先權，才建立起相互的聯繫，讓這項娛樂活動在一個較大範圍內開展起來。那時的計分水平落後，先是計局分，後來才改為貼點式，而遠遠不如今天的計分法合理。但樂趣比輸贏更重要，尤其是在那個幾乎沒有什麼書可讀的年代，這無疑是一種進步。

一米七以上的戰士都被列入閱兵式訓練，當我們在大田裡放水、抓魚時，他們正在操場上「拔」正步，準備為軍、為國爭光。

當兵的時候，我甚至不知道父母的消息，自插隊離開北京之後，數年之中都沒有再見過父母一面，還是從姐姐那裡知道他們一直在盤錦的幹校。但對他們的生存環境和政治處境一無所知，更不用說得到他們的關懷與照顧。其實，那時大多數幹部子弟都是在這樣一種條件下獨立生活過來的。

第四層是與三十八軍沒有任何關係但可以使用當地權力，利用正規徵兵渠道將一些幹部子女從徵兵地送入軍隊。我就屬於這種與三十八軍無任何關聯，但利用三十八軍在山東省正式招兵機會，通過當地軍區辦理了正式招兵手續而參軍。

許多戰士選擇了複員，於是，提干再次成為大家關注的話題。

這兩場配合行動都受到上級好評，我也出了名，於是，提幹上了議程。但是，第一次提乾沒有通過，我這名優秀戰士卻因超齡被擋在了門外，排長都沒當上。

我用橡皮刻了個協會的章子，給會員發起會員證。這也是「文革」在學校時學會的手藝，專門刻紅衛兵組織的印章。外出串聯時，紅衛兵的介紹信比什麼證件都好用，既可無償乘車，還能不用錢和糧票混飯吃。那時，我也學會了刻鋼板和油印，沒想到，這些雕蟲小技，後來都派上了用場。

我所在的三三七團比較特殊，因為它不但是具有光榮傳統的英雄團隊，更集中了紅二代的各路精英，從毛主席的外孫開始，有谷牧、李天佑、彭富九、劉賢權、于敬山、李連秀等當時的中央委員和將軍們數不清的孩子，一大批前軍、師、團幹部的後代，當然還包括許多父母仍被關在牛棚、幹校的幹部子女，以及各級幹部子女等，當時是一道特殊的風景線。按如今的說法，那就是「拼爹」的時代，但實際上九-九-藏-書，那更是無依無靠而「拼自己」的時代。除了個別在本軍擔任現職的軍師幹部外，所有的幹部子弟都同樣在比拼「個人的能力」。儘管個別現象存在，但「個別」人物如果不能有出眾的表現，同樣無法建功立業，更何況還有許多雙通天眼在監督。

以後在各種訓練、演習和特殊任務的完成中，也都證明了這支部隊的戰鬥力和英雄精神。部隊的歷史與光榮再一次成為軍隊靈魂，至今仍鼓舞戰士們的士氣，這是一種無法用語言替代的精神。

他曾在「文革」中被以打砸搶罪名關押，成為被勞教的孩子。雖然父母身居高位，卻屢被命運折磨，1968年曾以「後門兵」入伍，但只有幾周時間就因父親被批鬥而被退回北京受審，1970年才再次入伍。

部隊的戰士將走正步隊列訓練稱為是「拔正步」，因為當把走正步分步慢動作時，就不是「走」而是「拔」了。戰士們要一隻腳著地，另一隻腳距地面30厘米，兩腿站、踢得筆直的，如此站立數十分鐘，像一根釘子一樣一動不動，稱為「拔正步」，是「旱地拔蔥」。烈日之下，這種站立的拔，會讓汗水打濕整套軍裝，卻不會動搖戰士堅定的信念。

總之，那個年代的軍旅生活主要還是要自己做決定，而更多的「爹」是希望培養出一名能為國家奉獻的接班人，而非踐踏法律的敗類。

這項訓練也要進行比賽和考核，於是，我就成為各連邀請的「專家」。除了正規訓練課時之外，有的還要「開小灶」。經批准，我就光明正大地有了特殊的自由，訓練間隙也多了些其他樂趣。

我記不清，演習開始前因為什麼，張副師長曾要求我們減少一些爆破效果，尤其要撤掉在實彈射擊彈道範圍內的爆破，要最大程度地保證演習配合的安全性。為此，我越級向張副師長做了彙報，並拍著胸脯、誇下了海口，保證安全，副團長嚇得在副師長背後向我擺手，但演習馬上就要開始了，戰士們早已就位，無法臨時改變方案。我也只好硬著頭皮，犯了一次反抗命令的錯誤。張副師長同意了我的意見。

如果在一個連隊之中，只有一兩個城市兵，那麼要拼的只是體力與競爭，至少在文化與認識上多少有點競爭力（那時的農村兵很少有識字的）；而如果一個連隊中有十多個這種都多少有點兒關係的城市兵，那麼競爭就格外火爆了。畢竟，能當官的只是少數，大多數人沒有能力與機會在競爭中勝出。「拼爹」，過去也存在，但卻是極少和偶然的情況，而真正的實力在於個人的努力。

今天的年輕人認為那時的「官二代」會得到父母的照顧而一路青雲直上九重天，以為那時就像現在社會中存在的某些腐敗現象一樣，是個靠爹靠官的時代；以為所有的「官二代」都是「公子哥」，都是「太子黨」，都是靠著一張關係網爬上「龍門」，取得榮譽與富貴。且不說那時的幹部自身的革命性、黨性與純潔度與今日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毛時代的革命紀律與反對資產階級思想的強大威力，早就將「私」與「修」消滅于「一閃念」之中。更不用說，當時我們進入社會，正是成長中最需要父母的幫助與指導的時候，但他們正處於被打倒之中，關入牛棚或在下放勞動，我們不但無法依靠他們，甚至還要在頭上加戴一頂「可以教育好的黑幫子弟」的帽子，成為長期的思想負擔，引發了長期的社會ｒeaｄ.９9cｓｗ.coｍ敵視。這也讓我們清楚地知道，不管前途將遇到多少艱難險阻，都不得不勇往直前，靠自己的努力去爭取未來。

「文革」之時，麻將、撲克等都被當成「腐朽的資本主義殘餘」被粉碎了，但進入20世紀70年代后，撲克又回到社會之中，成為一種娛樂工具。一些北京的朋友就湊在一起學起打橋牌，而我在上初中時就學會了橋牌，自然也成了橋牌的傳播者，不但教會了許多幹部戰士，還私下組織了橋牌協會，舉辦各營之間的橋牌比賽。

1974年，在對團的演習考核中，我試驗了各種煙花技術，讓部隊和師團領導都看得眼花繚亂、目瞪口呆。在年底軍區領導來團里進行原子彈爆炸之後的測試，團里給我們排下達了模擬原子彈爆炸效果的任務。那時別說我們沒見過原子彈爆炸，就連原子彈爆炸的蘑菇雲圖也都是領導現給的。而如何展示爆炸之後的蘑菇雲是誰也沒幹過的事兒。雖然教材上也有過案例，但誰也沒試過，排長將這個任務交給了我。

這支部隊仍然是一支打不垮、拖不爛、戰無不勝的英雄部隊。

第二層是仍在部隊任職的將領們利用各種關係將自己的子女送進三十八軍。他們的現任職務當然也會讓子女在部隊中得到保護。

這三千子弟兵雖背負「後門兵」的惡名，至今仍被社會與不知真相的民眾以「拼爹」之名而指責，但他們卻並未辜負父母的期望，擔當起時代責任，用實力證明了自己的能力。

1975年軍事演習考核又給了我一次機會。進山之後，我接到了司令部通知，作戰參謀直接將演習方案交給了我，讓我來做整個演習效果的配合方案。這在團里大約還是第一次。過去，都是作訓股提出演習配合方案，交給我們執行任務。正是由於前一年的成果，這次司令部直接將配合方案的制訂也交給了我們。

當巨變發生之後，所有的部隊似乎都不再以歷史榮譽作為一種驕傲，而更注重於自身的大練兵了，但骨子裡的那股傲氣、那股勇爭第一的精神卻是無法被代替的。

不過，像我這種可以通過正常訓練而不斷到各營、各連走動的並不多。因此，我也成為團里的名人，許多戰士我不認識，但他們幾乎都知道我，稱我為「教官」，一個不|穿四個兜軍裝的「教官」。

那時，農村中的派系鬥爭已形成你死我活的對立面，「支左」的部隊根本無法打開局面，但這一跳井救人的子弟兵的行動普遍在群眾中引起好感，也樹立了解放軍子弟兵的光輝形象，為部隊贏得信任創造了條件，對後來平息武鬥、收繳武器起到了意想不到的積極影響。而這種案例在各連、各排中都曾出現。「子弟兵」的稱號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最終代替了「後門兵」，成為正面形象。

當然，功夫不負有心人。演習很成功，既保證了真實、熱鬧、美觀的效果，又沒有發生任何事故，反倒是步兵連的配合中，隱藏得不夠好，發生了被折射流彈和碎石擊傷的事故。工兵排的保障配合得到了表彰，現場觀戰的張副師長更是讚不絕口，給了我們許多的誇獎，也讓他事前的許多擔心消失了。

萬幸的是，效果還不錯，也沒有事故，軍、師兩級都給出好評。這個犯上的錯誤也很快被副師長和副團長遺忘了。我這個戰士又有了一次提乾的機會。團里試圖直接將我提為副連職幹部，跨過排級幹部的年齡線，但遺憾的是，這次又沒有被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