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敢向團里彙報新車被撞之事，但一個月只有幾元人民幣的津貼又如何去修車呢？我們自己當起了修理工。

當我們在農村插隊時，我們不得不自己決定向何處去，不得不對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當我們憑一紙電報而奔波去當兵時，沒有人可以發表討論意見，都只能靠自己做出決定。於是，我們從「文革」開始就不得不自己做出決定，包括盲從，包括一點點清醒，當然也包括面對陌生世界的無依無靠。

部隊的任何活動幾乎都是一次競賽，這已成為慣例，種菜、勞動和訓練同樣都會以班、排為單位進行競賽和評比。而落在後面的班排，毫無疑問會受到批評，而被批評，當然不是件光榮的事。

那個時代是個「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的時代，除了部隊在地方政府、各大部委機關軍管之外，連工業廠礦、文化團體、農村支部也都被軍事管理，同時，文藝團體也下放到部隊進行軍訓。到我們團軍訓的是中國鐵路文工團。今天也許很少有人知道這個文工團的名字，但大家都還會記得北京有個二七劇場，這個團里曾有侯寶林的兒子侯耀文在說相聲。

半夜，我們將前擋風玻璃都撞碎的新車開到了修理廠門旁的馬路邊，等待著修理廠上班。沒有了往日的歡樂，只有天上的星星在嘲笑我們。

1970年後，部隊里的騾馬換成了摩托，半自動步槍也換成全自動步槍，連隊還配備了汽車，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全軍的第一個摩托部隊，但生活卻沒有現代化，除了辦農場以保證部隊的口糧之外，還辦起了小工廠，用土法生產單晶硅，但沒多久，單晶硅爐就發生了爆炸，四名戰士被炸得殘缺不全。於是，團里又開始其他的生產，汽車是重要的生產工具。但嚴格的紀律讓所有軍事裝備必須服從軍事行動，而不能用於生產服務。於是，我被派回北京為團里購買汽車。

說相聲的人有個拿手絕技，那就是「學」，可以學各種各樣的聲音，並且惟妙惟肖。

記得那天的中午，我的入黨介紹人、當時的排長劉軍生，讓我留在營房填寫入黨申請表，告訴我將在下午的黨員大會上討論我的入黨申請。當天的中午，全連安排在營房外菜地種菜，而我則沒有參加種菜活動。

雜技團駐紮在三營，一群天真的孩子在苦練著殘忍的絕技，更多的是有保護之下的危險，各種有趣的手法和「貓膩」，也讓許多戰士對魔術與戲法入了迷，對大師們敬而遠之，總怕身上的子彈會面對面地就不見了。愉快的是他們常常在點煙時故意不拿出火柴，等著魔術師來點火，總想藉機學兩手，但每次都無可奈何，根本沒有看清魔術師做了什麼動作，他們會從戰士的頭上、肩上、腿上、鞋上等任何地方，抓來一把火就把煙點著了，總是讓戰士們保留著無限的神秘感。

部隊強調最多的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其中除了堅決服從命令、服從指揮之外，最重要的大約就是男女關係了。「文革」以來，「以階級鬥爭為綱」成為社會的主導靈魂之後，愛情就成為小資產階級的產物，不但文藝作品中沒有了愛情的表述，在現實生活中也成為禁區，在部隊這個滿營房都是男人的世界中就更是禁區中的禁區了。《柳堡的故事》在部隊只是一個美好的傳說。那個年代，戰士除了在家之外，是不得談戀愛的，而幹部才有資格談。只要是在營房這個地界之中，愛情就是個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開了就再也無法控制，因此，部隊非常嚴格地按住魔盒的蓋子。而我們則成了打開這個蓋子的人。

然而，這種勝利給我帶來的壓力是巨大的。這一戰將我長期努力工作的一切成績都抹殺了，多少個日日夜夜的加班加點，多少次的摸爬滾打，多少次行軍中幫戰士扛槍、背包，平時幫戰士洗衣、縫被、站崗……這些努力和付出都在一時好勝之中丟失了，而更重要的則是上自指導員下至班長，這些老兵都想維護傳統與特權。

上中學時，班上第一位輔導員叫姚明偉，中間是蔣小泉，後來是王岐山。當時，有初高中的學校，通常是高中里的佼佼者（黨員或團幹部）到低年級初中班任輔導員。

「文革」之中，我們這一代人儘管並不明確人生的發展之路，雖然在心中崇敬偉大領袖毛主席，深知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但是，「https://read.99csw.com文革」也讓我們對革命的前景與方向、對中國的未來方向產生迷茫，盲于革命一代的前輩為中國流血犧牲卻不斷被打倒，盲于不斷革命中的權力之爭，盲於一派「誓死捍衛毛主席」而另一派「誓死保衛共產黨」，盲于「打著紅旗反紅旗」事件不斷的發生，盲于如何才能實現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

但一個偶然的機會讓這一切都改變了。姐姐代表父母到部隊來探親，看看我的情況如何。恰巧歌舞團中一個漂亮的姑娘和姐姐是初中的同班同學。那個時代，大多數孩子都沒有過長期外出的機會，尤其是被動地遠離家鄉，故此真是「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同學見同學，共訴親情結」，兩個同學相見，自然分外熱情。

第三次申請入黨並得到通過則是在特務連的事了。一個班長重新當回戰士，自然就是個最優秀的戰士，熟能生巧，當然會有許多的優勢，但是，軍訓就完全不同了。

不過，這最少的錢也是我們當時的收入無法支付的，只好用最原始的、欺騙的辦法來彌補這個空缺。

城市兵進入炊事班，反而給我開了入團的綠燈，只要能吃苦，干好自己應乾的活，炊事班這個被大多數人認為臟活、累活多的地方，就成為「鍍金」的搖籃，越是沒人去的地方，反而會換來同情與尊敬。因此，不到半年的時間，我就被批准加入共青團，從時間上走在了大多數同年入伍戰士的前面，在第二年當上副班長。

是的，當我拿著蓋著部隊代號大印的介紹信進出所有的政府機關時，「軍委會」管理之下的工作人員都是滿臉笑容地接待。在「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的大旗之下，一個普通戰士也許正在指揮著一個曾經指揮過千軍萬馬的將軍，只因為這個將軍到了地方工作，正在接受「軍管」。

沒有車就寸步難行，包括地雷、炸藥等物品，光靠人背是無法保持戰鬥力的，這就要求兵種配合。

兩位直接領導的推薦介紹以及我優秀的考核成績，終於讓我的入黨申請被批准了，經歷了三次填寫入黨申請書的曲折變化，我變得更成熟了，但仍止不住心中的激動和眼中的淚水。越是來之不易的東西，也許會讓人越覺得珍貴，那個「革命」的時代能成為一名中國共產黨員是所有人的追求，也是一種理想與信念的夢想，是跨越人生的又一個裡程碑。

特務連由三個排組成，一個是警衛排，專門負責團部的警衛與服務工作，基本不參加連里的出勤和訓練；一個是偵察排，專門訓練擒拿格鬥、攀登、游泳、駕駛、破壞和敵後偵察；另一個是工兵排，專門訓練架橋、修路、埋排地雷、敵後爆破，因都有敵後的活動，於是有許多工兵排和偵察排共同訓練的科目，如擒拿、格鬥、攀岩、敵後偵察、看圖作業、深山老林中按圖尋寶、野外求生、工兵排訓練中步兵連隊中的射擊、刺殺反而成了偏門。一個工兵排的裝備中只正、副排長有配槍，其他戰士裝備的都是專業用器材和工具，大大小小的箱子，可比步兵的種類多多了。

「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每個戰士都可能調動和複員，不再受軍紀約束，但軍營、部隊這個鐵打的營盤是不會改變的。而維護這個鐵打的傳統，則成為每一個在其中成為一磚一瓦的軍人的自覺意識。任何試圖破壞和挑戰這個傳統的行為無疑都是大逆不道的。任何時候，挑戰權威、挑戰傳統都面臨巨大壓力，尤其是以一個人的行為面對一個巨大勢力，哪怕本身並不是為了挑戰傳統，而只是想保護自己的權利，但無論如何這種行為都會為自己引來燒身之火，也會為再次爭取加入黨的組織增添無數困難。

第一次被黨組織批准填寫入黨申請表的時間早於同年入伍的大多數戰士，但我連提交黨支部討論的機會都沒有，就自我滅亡了。

那時，沒有幾個能以公務名義報銷公共汽車票的，更不用說計程車了，但我們可以，於是，就騎著自行車在公交車站垃圾桶里尋找票根，將五分、七分、一毛的車票根一疊一疊地貼在一張報紙上。如果要能偶爾撿到幾張兩毛一張的票根，我們就會高興半天。用這種方法，我們積累了一些票根彌補修車費用。當然，還要靠朋友和家人的幫助才能真正過關。

那一代人也許尚有許多迷茫，不知道九九藏書未來會是什麼樣，但都養成了絕不退縮、勇敢面對的個性。我們知道「天下沒有救世主」，只能靠自己去奮鬥，哪怕最終並不是一個理想的結果，但至少我們努力了。我們對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們承擔了應承擔的責任。

更糟糕的是，我們班拿了個倒數第一，班長一進門就將滿腔怒火燒到了我頭上，劈頭蓋臉地一通大罵，將原因都扣在我身上。確實，班裡少了棒勞力時，無疑會影響競爭力，但不參加勞動並不是我的逃避。當我試圖用排長的命令當擋箭牌時，反而更引發了對班長自尊心的傷害，手中揮舞的入黨申請表也成為一種挑釁。

尤其對於一個剛進入社會不久、只不過20歲的年輕人來說，失敗、失誤都會留下深刻的印象。失敗對於一擊就垮的人而言，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也不會成為成功之母，只有那些將失敗當成一種考驗，從失敗中尋找原因，汲取營養並將失敗踩在腳下，勇敢地從失敗的門檻上跨過而頑強地爭取明天勝利的人，才會從回顧失敗中找到生活的樂趣，像欣賞美好的生活一樣，把它們當作音符譜寫入不斷演進的樂章。

一度，我也曾沮喪，但更多的則是自我檢討。那時，父母都還在幹校，兄弟姐妹各居一方，沒有人可以聽你傾訴，所有的痛苦都只能自己承擔。而無依無靠背後則是一種責任的壓力，一種不能再給父母精神上增加任何負擔的壓力。也許，我們無法幫助他們重回領導崗位，過上正常人的生活。但我們很清楚父母的心愿，是希望我們能加入中國共產黨組織，成為一名共產黨員，這是他們一生的追求。那些送我來當兵的叔叔阿姨們，也將希望寄托在我們身上，他們最大的安慰與回報，就是我們也加入到他們的隊伍，成為中國革命領導力量中的一員，這成為支撐我努力和堅持的一種強大力量。

我們這些無知無畏的孩子也藉機學會了開車，團里派來的司機趙建華也是幹部子弟，他教會了我開車，但這個藉機卻給我帶來了許多災難。災難一是，後來和我一起回北京的一位姓金的戰友（已經英年早逝）的弟弟趁大家熟睡時私自將車開出去玩，而這二把刀無情地將車撞在了樹上，還好沒有出人命。

還是團里的領導知道其中的關係，也了解各自家庭背景上的差距，根本沒把它當成回事，但我第二次申請入黨又在四連泡了湯。團領導不得不將我調入到特務連，重新又開始當普通戰士。

當時的年輕人早已有多次身處無援之困境的經歷，常常在未成年時就必須獨立做出對未來的一生都具有極大風險的決定。而且，許多決定都是在根本無能力、無條件可以判斷未來發展起勢的情況下做出的。

隨後進山的訓練中，從圖上作業，到用指南針勘繪地形，深山老林中野外生存到打石頭、定向爆破等，我不斷地學習了新的知識，也同時在各項考核中成了標兵，得到了班長的讚譽和表揚，年底我終於填了個人歷史上第三次的入黨申請書，排長、班長成了我的入黨介紹人。排長賈得峰是個老實人，恰恰也是我老家掖縣的同鄉，不會說太多的漂亮話，但卻充滿了山東人的樸實和熱情，正直而敢於堅持自己的意見，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聽到撞車消息的第一時間里，我們首先的反應是問「是否傷人？」，然後才是「車撞得有多嚴重」，才是「如何去修車」、「如何向團里交代」，如何讓壞事變不成好事，也要說得過去。雖然那時我們都不成熟，但卻習慣於思考，習慣於有計劃和節奏地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正在於我們知道除了硬著頭皮往前闖之外，我們沒有任何退路，置於死地而後生，已是我們常常身不由己的絕境。

本來為團里「走後門」買汽車是立了功，連里也在討論我入黨的事情，但與文工團女演員的交往則成了入黨的障礙。

當我們的父母被當成走資派被打倒時，我們做出了正確的決定，要保衛我們的父母，保衛他們曾經為之浴血奮戰的信仰。我們堅信他們是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於是我們也被打成了「保皇派」，但我們絕不會和父母脫離關係，也不會為此而低頭。

鐵路文工團有三個分團，一個是說相聲的曲藝團，下放在一營，曲藝團給我們帶來了無窮的歡樂，但也給一營的戰士們帶來了許多苦惱。說歡樂大家都很容易理九-九-藏-書解也容易接受，而苦惱最後也會變成歡樂，就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和接受的了。

很快，我從步兵排調入了炮排，所以，征程又從零開始了。

因此，排長讓我不參加勞動在營房填表，也讓他吃了一驚，似乎還有些不願接受這個現實。

初一時，我還只是少先隊員，初中退隊之後，岐山就鼓勵我積極爭取加入中國共青團。但是，那時心思似乎不是幹革命，而是「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因此，沒有提出申請，但經過「文革」，尤其是進入部隊這個大熔爐之後，入團、入黨則成了必爭目標。

我並不知道中午勞動競賽的結果，但從班長滿身塵土、吊著個長臉回到營房的情況上看，大概我們班沒有獲勝，而這與我要入黨了的表現成為強烈反差。

班長王立章也是個老實巴交的人，來自山西太原，後來調到了師後勤當幹事，給過我許多的幫助，複員后回到山西太原在省國土廳當幹部，現在已經退休，不久前我去山西的時候還一起吃了頓飯，一起回憶當年。

當我們從美夢中被驚醒時，才知道大喜之後的大悲是一種什麼滋味！

駐在二營四連的是歌舞團，這當然是一群最青春浪漫的花樣青年。男男女女都十分秀麗，除了個別歌手之外，都是和戰士們同齡。他們和我們一起出早操，我們跑步，他們壓腿練腰；我們高喊口號，他們唱歌吊嗓。最吸引戰士們眼球的則是像仙女下凡般的姑娘們，不僅農村來的戰士會眼花繚亂，連城裡來的學生兵也會心有所動，不同的是，在嚴格的紀律之下，絕沒有一個戰士敢向那個群體移動一步，我當然也不敢跨越雷池。

過度的高興與低落的情緒在對立之中爆發了。憤怒的班長開始動手搶我的申請表，沒去勞動是因為填表，於是，這張表成為禍根。班長的氣撒在我頭上，也撒在這張表上，而我則視這張表為政治生命，當然也會無畏地反擊。如果在平時，也許我和班長的搏鬥會勢均力敵，但班長是一種情緒發泄，底氣不足，而我是在保衛政治生命而全力以赴，班長最終被我打翻在地。

正是那個當時還不是很有名氣的侯耀文，經常在戰士們高高興興地過禮拜，有的洗衣，有的下棋，有的睡懶覺時，躲在窗檯下或室門外，突然學起團政委或團長的聲音，還用戰士的對答，告訴屋裡的戰士們，領導下連隊視察了。嚇得那些衣著隨便、行為不雅的戰士們迅速穿衣疊被，亂作一團。等戰士們整裝待發之後，這個領導的聲音突然消失了。戰士們出門一看，哪裡有人在？連侯耀文都不知躲到哪裡去了。直到這種事發生了許多次，戰士們才發現了這個「秘密」，也將曾經的苦惱變成了美好，變成了歡樂。

今天的年輕人也許體會不出那個時代的瘋狂，也無法理解人們對入黨追求的熱衷。更不會相信那種痴迷「共產黨員」不是一個榮譽的象徵，而是一種責任，一種奉獻，一種要用生命與熱血捍衛的堅強、黨不僅是母親，更是信仰中的神，雖然林彪事件的出現，讓我開始思考，開始懷疑，開始重新審視歷史和「文革」，但幾乎所有的人都從來沒有懷疑過它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沒有人懷疑這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的這個黨，沒有人懷疑過追求共產主義理想的目標。

但申請入黨則成為一件難事，經歷三次曲折，也證明自己成長中的不成熟，當然，這也嚴重影響到陞官提乾等其他的後續發展。

幸虧有解放軍這面光輝的大旗，修理廠的領導和工人師傅們像當年在解放戰爭之中一樣，給了我們極大幫助，將工作分解，讓我們自己干所有粗活，他們只干技術活，這樣就能將修理費用降到最低。於是，我們就在三十八九攝氏度的太陽光的照射下，開始了拆卸、打磨等各種能幹的工作，好在身上穿的這身虎皮才少了許多民眾的圍觀，也正是我們在部隊的鍛煉，無懼於各種吃苦的活其他，更別說臟與累了。我們同樣感動了那些工資收入不高的工人們，他們也幫忙加班，幹了許多額外的活兒。終於，我們在沒有外援幫助的情況下渡過了難關，用最少的錢將車幾乎完美地修好了，而每個人都難以忘懷這段並不光彩的經歷。

當我們的父母被關進「牛棚」、「幹校」時，我們做出了正確的決定，不需要被什麼人「託管」，而勇敢地擔起家庭的責任，我們https://read.99csw.com雖未成人，但洗衣、做飯都完全獨立安排，兄弟姐妹之間合作從未因缺少父母的仲裁而有失公平。

我們做出了決定，寧願因此當「黑幫子女」，終生背上這個惡名。

是一種完全的偶然，是一種得不償失的行為，還是一種生活的考驗？當事情發生時，人們也許來不及去想事件可能引發的後果，也無法預測可能產生的長遠影響，而行為都在瞬間發生了。如果人們能預知所有的一切，那麼這個世界就不會有精彩了，更不會有進步和驚喜了。因為未來有無數的不確定性，人們才會努力去奮鬥、去堅持、去追求、去探索，而失敗被稱為成功之母，是因為失敗會告訴人們，許多在順利和成功中無法知道的辛酸、痛苦、後悔和衝動等，只有身歷其境才能感受。

也正是因為這種迷茫，反而促使我們這一代人努力地想要加入到黨的隊伍之中，成為其中的一員，以更多地傾聽黨的聲音，了解這個組織內部的運行規則，更想參与一份力量，而不是在外面作為一個旁觀者。這是一個門檻，也是一種資格，更是一種榮譽，被革命前輩的鮮血染紅的一種榮譽。「入黨、入黨、入黨」，這就是睡夢中、耳邊不斷響起的聲音。這是當時最明確的短期目標，一個不僅是努力爭取而且是迫切要求儘早實現的目標，一個不管前途路上多艱險也必須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目標。

這一仗我贏得了許多新戰士的敬佩，但在部隊以下犯上是大逆不道的，而老壓新、上壓下已成為一種慣例，是部隊戰鬥力的組成部分，同時也讓無數優秀的戰士感到無限壓抑。他們總試圖用各種方式和成績向這種傳統挑戰，但卻難以得到認可，更無法用公開對抗的方式證明，無法用一對一的方式展現。而我對班長無理行為的對抗，尤其是一對一地將班長打翻在地，給了他們精神上的鼓勵和發泄的機會。他們只能幻想挑戰老權威。

獨立自主恰恰是一個人成長中最需要挖掘和培養的精神，花可以靠養，但人的精神則相反是靠逼的，常常在被逼無奈之中的磨鍊，才讓這種精神具有隨時都可以被激發的活力。

撞車事件不管多困難，但都沒有將我們打倒，在一群人的共同努力之下，終於可以交差了。

但這一階段發生的另外一件事成為幾乎無法跨越的障礙。

1969年底入伍，1970年入團，而1971年和1972年兩次入黨受挫，並沒有讓我因此而退縮，因為我們知道後退是沒有出路的，1972年底的第三次申請終於在1973年初被批准了，相比同年入伍的戰士而言我算是入黨較晚的「落後分子」了，但無論如何我終於跨進了黨組織的大門，從此更堅定的為追求黨的事業而努力奮鬥。

一般的步兵連都是在團內訓練與考核，尤其是共同科目的競爭，但炮兵、工兵、偵察兵等特殊兵種則在團里沒有同類，必須全師集中訓練與考核，要在各團之間去對抗競賽，這樣不但提高了難度，同時都有個為各團爭光的榮譽，相比之下難度就更大了。

當年我們在北京修車時，自然少不了要到這些朋友的家中轉轉，誰知回到團里這就成了個大問題，早就被傳得風言風語，添油加醋。其實，姐姐的同學，比我大兩歲多，在當時的觀念中這是不可能的事，但誰能說得清楚呢？戰士談戀愛，即使她是我的家鄉人，本來與連隊軍紀扯不上關係，那也就成了違反紀律。

我當兵時部隊中許多人是1968年入伍的山東掖縣、北京房山和大興、四川、山西和河南兵，1969年春季入伍的主要有山西、河南兵，1969年秋冬入伍的則以江蘇、湖南、河北、四川兵為主。很明顯的是，山東掖縣兵佔有文武競賽的優勢，三四年之後，大部分班排長的位置都被山東兵佔領了。當時，我的班排長都是我的老鄉，是山東掖縣的兵。也正因為這層關係，平時在一起打打鬧鬧的事也就很自然，排長和另一個掖縣的班長就成為我的入黨介紹人。而我的班長卻自認為卡住我這個副班長的入黨門檻，有助於加強班長的權威地位，反而沒有成為我的入黨介紹人。

屢戰屢敗之後，我們開始學會了思考，學會了不再盲從而獨立做出決定。

後來，我才知道當時是連里的某個幹部在歌舞團里找對象碰了個釘子，「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沒吃上，於是，就故意地倒打一耙hｔｔps://rｅaｄ•９９csw.cｏｍ，成了我的「罪過」。

我的父母都是上個世紀20世紀30年代的共產黨員，他們將一生獻給了黨的事業，無私無畏地做出奉獻，自小我們這群孩子就立志要成為像他們一樣的人，要成為一名共產黨員，要為黨的事業而奮鬥終生。今天我終於實現了這樣的目標，入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父母和兄弟姐妹們報喜，告訴他們我已經是一名共產黨員了，我相信這個消息對尚在幹校而未能恢復工作的父母來說，是個最大的鼓舞，你們的兒子沒有辜負你們的培養與希望，為了共產主義將與你們一起並肩戰鬥了。

第一次全師工兵科組織集中訓練時，我就像每一個新兵一樣，初次接觸那四本厚厚的專業教材，更是第一次擺弄這些地雷、起爆引信、雷管和炸藥。但學校中學習的文化知識卻讓我比那些缺少基礎文化教育的農村兵，更容易或輕鬆地知道串聯、並聯的電路關係，更容易知道壓力、機械原理、載重、坡度與浮力，也更能輕鬆地背誦課文中的條條框框。農村插隊的生活，讓我不亞於那些農村兵，去揮動鍬鍬鎬鎬，理論與實踐都佔有一定的優勢。當然，我不會在考核之前暴露出自己的實力，尤其是那時我已從班長變成戰士，全師的各團之間本就沒有多少平常的交往，師里的教員和其他團的幹部戰士就更不了解我這個新兵了。

爭鬥是以我的勝利結束了。但這次被我拚命保護的入黨申請表卻作廢了，不管是什麼理由，一個將班長剛剛打翻在地的副班長，都不可能在下午被討論如何加入中國共產黨。

雖然歷經挫折，但在多方共同努力之下，經北京市計委批准，我終於完成了任務，為團里購買了一輛120小貨車。今天，這車已算不上什麼稀罕物，但在那個產品短缺的時代，可以說是天大的事了。

姐姐來時與徐迎新戰友的女朋友同在一個內外有隔斷的房間，那個戰友也是北京人，於是這裏成了北京人的聚會場所，當然有一些非北京的幹部子弟也藉機請假來湊熱鬧。許多北京人也將姐姐當成了信使，當然少不了歌舞團的朋友們。這樣許多人都與姐姐的同學混熟了，我也認識了幾個團里的其他姑娘。

部隊很清楚每個子弟兵的家庭背景，也很會利用這種社會關係。「走後門」已成為計劃經濟時代採購的重要途徑，但唯一與現實社會大為不同的是，那時的「走後門」幾乎沒有以將錢財裝入個人口袋為目的的，總是都能找出一個符合當時政治口號的理由和原因。在「全國山河一片紅」的革命思想壓力之下，每個人都在「鬥私批修」，到處都是「批評與自我批評」。「走後門」也都必然地打著一心為公的招牌，使之變成一個為了「革命」的正義活動。

四個月的軍訓很快就過去了，最終的成績要在考核這一關驗證，先是單兵的作業，從紙上的文字答題，到實戰中的各種對抗，我以全科各項成績綜合第一佔據了榜首，迅速地讓排、班長都刮目相看了；隨後是以班、排為單位的綜合作業，如架鐵絲網等防衛陣地、擺地雷陣、架便橋等。當然少不了編組作業，我這個組代表了班、排，也都取得了最好的成績，最令人高興的是，多年的這種全師集中培訓考核中，我們團從來沒拿過第一，而這一次卻名列前茅，自然皆大歡喜。這裏也少不了我的成績。

解放軍向地方政府求援，「走後門」申請在正規的計劃供給之外，購買一輛北京生產的120汽車，也變成了支軍、支「左」的正當活動，當然，沒有熟悉的「後門」關係，打破計劃仍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在那種隨時都有政治風險的環境中，再硬的「後門」關係，也要有能為「走後門」特殊性做掩護的足夠強大的擋箭牌，至少讓破例審批的官員不會因此而承擔政治風險。「支持軍隊建設」在當時就成了最好的政治理由，任何人都不敢和不能對支持部隊建設的革命行動提出反對意見。

那時，營房中經常會有來探親的家屬，部隊有專門的招待所，用來接待探親家屬。雖然不一定都是單間，但卻可以給戰士一個說家常話的地方。於是，這裏就成了親朋、戰友聚會的地點。來探親的都少不了帶些家鄉的土特產或糖果、香煙、蛋糕等。在那個物質緊缺憑票供給的年代，花生、瓜子、大棗等都是好東西，更別說有糖果和蛋糕吃了。團部招待所就成為一個特殊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