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6月份，我們用廢石料砌了個長寬各兩米多的池子。於是，可以提供一個洗澡的地方了，印象中我好像100多天也沒洗過一次澡，早就不知道什麼是髒了。

不過，接下來的又是一個壞消息，7月28日發生了中國有史以來的最大的天災唐山大地震。第一個拉上去救災的是我們軍的一一二師，隨後全軍都投入了救災的活動。部隊傳回來的消息是整個唐山市都塌成了平地，幾十萬人被地震吞噬了，整車整車的死屍。一個個令人痛心的消息，人禍、天災幾乎都同時集中在了這一年。

部隊那時和地方一樣，也開展「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運動，雖不像地方那樣對抗性鬥爭性強（部隊沒有直接的批判對象，也沒有可以影射的領導），但對「四人幫」的不滿，對曾是紅軍、八路軍和解放軍的前輩情感，也在私下中流轉，成為一種特殊的力量。

唐山大地震已經拍成電影，但在那個年代，連電話都無法聯繫的時代，信息大多隻能靠信件，邊境上知道的大多是幾十天前的消息了，連報紙都是多少天才能送一次。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去世，全世界為之哀悼。那時的政治鬥爭已從社會向軍隊轉移，戰士們在越來越多的動蕩之中也聞到了許多火藥味。城市兵有更多信息渠道，更能從中尋找到社會中的變化。我們也在思考。

打倒「四人幫」，讓社會生活重新回到了正常軌道，讀書上學終於可以名正言順地登上了大雅之堂，學而無用論終於退出了歷史的舞台。

打坑道，先要由工兵打眼、裝葯、放炮之後，再由偵察兵負責清渣運土，然後，再打眼、放炮、清渣，而一個作業面只能同時擺開三部鑽機，洞子里也只能一來一往地擺開兩輛小推車，每一次都無法展開更多的兵力。而我們的任務又必須在入冬之前完成，於是，部隊就必須用三班倒的方式，日夜連續作戰。三個班正好按八小時作業，輪流休息，但我們一個工兵排的三個班，合成三班倒，還要有後面的配合工作兵力，就不夠分配了，尤其是四個偵察兵，兩個作業點就更不好分配了。於是，就只能按兩班倒，每個班變成12小時，而我和二班長就只好帶一個排，一個在山上，一個在山下，在上面時指揮實際作業，下面時還要看圖紙，每遇到疑難問題時，就只好都一起上山共同商量了。

閻陽生也許還可以與我對打，但朱參謀的身體鍛煉得像個鐵桶，身材雖不算高大，卻上下一邊粗，肌肉一塊一塊的，有稜有角，單杠、雙杠的運動都是教練級的，真要打起來，閻大約只能當「劉三姐」了。

內蒙古的部隊連巡邏這樣的任務也是由內地部隊派出臨時兵力補充的。我們團里也曾派出部隊參加這類軍事活動。那年，曾有一個蒙古國的中校參謀外出打獵，遇上暴風黃沙，迷失了方向，開車進入中國的地界，被我軍抓捕，差一點鬧出戰爭事件。其實，內蒙古與外蒙古之間的邊界線上是和平的，外蒙古雖然駐有蘇軍少量兵力和軍事顧問，但並沒有侵略中國的能力和野心。我打坑道所在的那個哨所就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一個戰士立功心切，晚上站崗時趁另一個哨兵上廁所，先跑到山下放了兩槍，再跑回來追擊，想用製造假象證明自己的英勇。當哨所將這個敵情上報軍區時，軍區立即回復，這不可能是軍事行動，請分區再查，等天亮了真相也就大白了，說明中蒙邊界還是和平友好的。

剛來時，這裏還是一片白茫茫的雪景，一路上隨處可見死去牛羊的殘骨，有些禿鷲在殘屍間覓食，雪中會有些黑黑的牛糞，偶爾會看到牛羊圈欄杆和被掩蓋的井蓋，這是遊牧民臨時季節性的駐地。一路上，只看到一個蒙古包。大約冬季，牧民都藏在有高地保護的小凹凹里，以保護他們的牛羊，避免風雪的衝擊。天氣轉暖，草地返青之後，正常的遊牧活動才會開始。

從錫盟出發又走了一天的路程，終於到達了東烏珠穆沁旗。整個旗中有3萬多人，而旗中心所在地還不如一個內地村。一條不長的街道，沿西街只有十幾幢平房，也就是旗的政府所在地。這一條街上只有一個小飯館、一個不到60平方米面積的供銷社，我們一個連隊的戰士們就買光了所有的香煙和全部的磚茶。師偵察連的老兵告訴我們，沿街兩邊的樹，都是他們幾年以前來過時栽下的，如今都已經幾人高了。

很快，我們排接到命令，配合師偵察連到中蒙邊界線打坑道、修哨所。

在我們團發生的自發追悼活動並非孤立事件。事後得知，在幹部子弟較多的團里都發生了類似事件，也都沒有被軍、師等各級領導阻止，直到北京舉行周總理追悼會和骨灰灑向大海之後，團里才正式組織追悼活動，而那一次的自發事件也才算告一段落。

這裏的天氣也會影響到工程的進度。最後一場雪是5月29日下的，最早的一場雪則是9月5日下的。這中間只有3個多月的無雪期，山上的最低溫度可到了零下四五十攝氏度，大多是零下二三十攝氏度，山上的帳篷里擺了兩個火爐，也說不上暖和，而野外的作業讓皮大衣也變得透心涼，戰士們要靠酒來取暖和保證手腳不被凍傷，但和石頭、鐵器打交道，又有幾個不帶傷的呢？

隨之而來的則是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中國從1949年以後的四位領導人，一個被提前當作叛徒打倒了，三位在同一年中離我們遠去了。中國像是失去了撐住這片藍天的頂樑柱，天似乎真的要塌下來了。所有人都沉浸在一片哀悼之聲中，在全國的舉哀中，也有一些人已經在考慮著未來的中國將會怎樣。

許多新兵並不敢加入悼念的隊伍中，他們也許至今仍在奇怪為什麼沒有上級的命令，那些戰士們自發集合到禮堂前、廣場上。是的，這是一場並沒有預謀的突發事件，僅憑几個人就能鼓動起這種集體的行動，是大家共同的心愿，只是紀律的約束讓人已習慣於聽從命令。終於有人挑頭了，那麼，在悲痛之中就暫時忘掉命令吧，不管會受到什麼樣的處分和批評，一部分人勇敢地振臂一呼，從而成就一場集體的行動，成就了一場貌似有組織的哀悼活動。

而對一張圖上重疊排到四至七層的鋼筋圖，常常要翻來覆去地試許多遍，有時要用筷子搭積木一樣試驗多次，再在圖紙上用不同顏色進行標記才能弄准。我們不但要學著配比不同標號的混凝土，還要自制塌落度筒，做不同的試驗。我們不但要學會用風鑽打炮眼，還要學會打風鑽，甚至架起打鐵爐，自己鍛造磨平了風鑽頭。

四月中，雖然還時時有小雪，但地上的草都返青了，滿地的野花香。這裏的土地中盛產著黃和野蔥，為了增加新鮮蔬菜，我們也會采些野菜、野蔥改善生活，山上有許多深深的洞子，天暖之後就會鑽出許多動物。開始，我們也不知道是什麼，就在洞口下了許多套子，活捉之後才知道是旱獺，沒肉吃我們就拿來燒肉吃，許多戰士將皮剝下來晒乾了賣。旱獺的肉有一股酸味，也許是缺少必要的調料，吃過兩次后就沒人再吃了。從內蒙古完成任務回來時，連隊還專門帶了幾隻活旱獺https://read.99csw.com送給河北保定動物園。

在坑裡打鑽，幾個風鑽同時嘟嘟，每個人說話都必須大喊，而鑽孔中飛出來的灰塵正好飛進了正在呼吸的鼻孔、正在說話的口中，更不用說頭上、面上、眉毛、頭毛和耳朵中了。開始大家還用口罩，但很快口罩就沒得供應了，連土豆和菜都要跑到張家口去採購。風雪中的天氣，就是滿身的泥土也沒地方洗澡，最多是回到帳篷里用毛巾蘸著臉盆里的水擦擦，戰士們常常一下山就暈倒在床板上，有時連衣服都沒脫就睡著了。

一日傍晚，三人相約上了魚峰山，這可是柳州著名的旅遊點之一，拔地突起的山峰，像個從水中躍出的魚頭，下面是一片水塘，不停地冒著泡（大約是石灰岩的石灰氣）。傳說中的劉三姐被從桂林趕走之後，地主惡霸一路追殺，就是從魚峰山上跳入了下面的水潭之中，山下潭的旁邊，立著劉三姐的石像，潭中的水在不斷地哭泣，不停地冒著泡泡。

而宋漢東（三營的書記）是一個專攻李白、杜甫的詩才，將此詩列入了另冊，並對我說，如能再出一首類似的作品，就將我的詩列入李白、杜甫之列。

沒過多久，我就從機槍二連調到司令部作訓股任參謀了。這一年，我將打山洞、建工事時遇到的工程計算難題，如混凝土不同標號的配比計算、工程土方量的計算等，套用爆炸計算量的表格旋轉方式，設計製造了工程施工計算量，在當年全軍科技競賽中獲得科技二等獎。我本人也在當年再次獲得了個人三等功的獎勵，但這次立功與過去不同，連級參謀的三等功是由師審批的，級別高了一級，榮譽當然不同了。

打倒「四人幫」之後，部隊恢復了軍校的培訓體制，從團里調了許多幹部到石家莊初級步校當教員，包括我的股長和許多熟悉的連排幹部，我也被團里選送到步校的參謀班子進行學習。同年，社會上也開始了恢復高考，恢復大學教育，但已參加軍校培訓的人員不能參加社會高考的條件，學習又開始成為正面的社會風氣。

內蒙古的生活習慣是放羊要有人和狗看守，晚上要將羊群集中到圍欄里加以保護，怕被野狼叼吃了；馬群和牛群則沒有人看著，任由它們自由地吃草，一段時間才有人將牛馬群趕到另一片草場去。牛馬都有對付少數野狼的能力，草原上又沒有人會去偷馬偷牛，正常好的草場，草要超過40厘米，這樣的草場是不怕牛群來吃的，如果草的高度低於20厘米，那麼就要適度地保護了，而鼠患是對草場最大的破壞，鷹和鷲就成了保護草場的衛士。因此，牧民們不會去傷害鷹鷲這類老鼠的天敵，而希望鷹一樣自由地飛翔。

是的，我們雖然不知道後面的結果將會如何，我們不知道中央將做出什麼樣的安排，也不知道殘存的這些老帥們是否能重掌政權，但我們將做好上山打游擊的準備。

而幾乎所有的幹部戰士都沒什麼文化，我這個初中沒畢業的就算是高文化了，再有個同排優秀的班長是個技校的中專生，一個炮兵的觀察班長會計算，三個臭皮匠就硬著頭皮裝起了諸葛亮了，這一切都是在極困難的情況下完成的。

我們開始放炮修路讓汽車能開上山，邊界那邊就開始注意。邊界兩側的哨所基本是一對一的，以便兩邊互相監督，只要對方或我方開設一個哨所，我方或對方也一定會同樣建立一個哨所。兩個哨所之間用20倍或40倍的望遠鏡都能清楚地觀察到邊境，不但能看清機槍孔、炮孔，也能看清人在走動，更可以觀察到對方是否增加兵力。當我們把空壓機、混凝土攪拌機等設備拉上山頭時，對面就出現了3輛裝甲車或坦克之類的車輛。也許，他們最初以為這幾個大傢伙是什麼新式武器，但我們日夜放炮一段時間之後，對面也就習慣地沒什麼動靜了。也許，他們已經知道了我們的意圖，知道我們不是為了發起進攻而只是為了防禦。

人們在絕望中掙扎，在為未來而吶喊。無數已經覺悟的年輕人沖在了前面，而從老到少的群眾湧向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擺滿了花圈，連廣場四周的松樹上都扎滿了白花，這是遠勝於「五四」運動的號召力，更是一次民眾集體意志的怒吼。

回京后，卻發現整個北京都沉浸在哀喪中，人民大會堂中設置了毛主席的靈堂，群眾在有組織地進行瞻仰活動。整個天安門廣場都在一片哭聲之中，街上的行人也大多都戴著白花，人們自覺地停止了各種娛樂活動，所有人都在等待，等待著在天安門廣場的追悼會召開，等待著下一個可能產生的變化。

一年後，我有事因公出差到柳州，親見了柳州的山山水水，柳侯祠沒給我留下太多的印象，但魚峰山卻至今難忘，在於這裏曾發生過自己身邊戰友的一段故事。

今天我們已屆花甲之年，但我與閻的友誼千絲萬縷，「白頭到老」。

第二天，我突然接到連部的通知，讓我到連部去，本以為是張副師長要上山檢查工程情況，就穿著一身破爛的工作服去了連部。一進連部，嚇了我一跳，帳篷里除了副師長、師里的參謀和連長之外，還有錫盟軍分區的領導和專門負責該項工程的付參謀長。一堆人像是要審犯人一樣圍著坐了一圈，我以為是我犯了什麼錯誤。

師偵察連里管自己的裝備，而不管我們配合部隊的裝備。從團里配備的裝備編製在團，而由我這個臨時指派的隊長管，槍支是有攜槍證的，但雷管和爆炸品則列入消耗品管理，賬本在我的口袋裡，當然就給了自己許多的方便。

到達目的地那天，老天爺有眼，既沒有刮大風，也沒有下雪，是個有陽光的天氣，但地凍得硬硬的，用鍬、鎬都難以撼動，這就給了我們最好的用武之地，展示了我們工兵排威力。

當我們用軍區下發的圖紙實地勘察、放線、定樁時，卻發現幾乎所有的坐標和標高都對不上。這是一個用環形工事圍繞著山頭，在環形工事的中間建有數個獨立的混凝土碉堡和觀察哨所，折形穿越整個山頭，兩端分別連接工事有一個專門的坑道，坑道內設有各種小室和設施，也就是像電影《上甘嶺》一樣，只能死守山頭而沒有任何退路。哨所的任務是堅守與觀察，只能等待後援或全都戰死。

等炮聲沉靜下來，我坐在洞口的石頭上，突然想號啕大哭一場。幾個月來的鏖戰，全靠這一種非要突破難關的傲氣。有些人在面對困難時最能鼓起勇氣，越是困難就越是鬥志昂揚。當我帶領工兵排的戰士們參加這次行動之前，連里、團里對我最大的重託就是堅決完成好上級下達的戰鬥任務，要為三三七團爭光。

這個地區的風沙較大，有時會將蒙古國的牛群、羊群隨風刮到中國境內，有時也會將中國的牛群、馬群刮到蒙古國去。一般居民上報之後，雙方都會主動將對方的牛羊退還，不會有太多爭議。而蒙古國的軍官最願意到中方會晤，因為這裡有好煙、好酒招待。當時，中國還很窮，但還是有特別的開支用於改善和維護雙方外交需要，而定期的會晤則是一種常態。

8月底，我們基本完成了全部的技術性工作，就剩些環形九_九_藏_書工事通道的構築的收尾了，師里派來了慰問團，張副師長帶著防化連的噴淋車來到了營地，戰士們可以美美地好好洗個熱水澡了，恨不能一下子洗去這一年的污垢。

我們的任務是測量、爆破，干技術活，偵察連主要是提供勞動力，從此就可以看出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此後，近一年的時間，這些工作打下了我後來無障礙地進入了房地產業的基礎。

我曾為此情此景而賦詩一首：「春風古祠一水環，獨生絕卓奇峰山。殘陽襲柳百花妒，自沿清江駕龍船。」閻父親筆將此詩變成毛筆大作，裱畫加框，常掛于堂中。

我也就是在這時接到了團里的命令，調任二營機槍二連任排長。到任后的第二天，部隊就拉到了河北省高陽縣去收繳民間的武器了。年初，軍區對我軍派駐內蒙古軍分區的優秀施工任務給予嘉獎，師部給我成績最優秀的師偵察連記了集體二等功。名單上當然也包括所有參加這次行動的每一個戰士和幹部，也包括我們這些參加此次配合行動的戰士們。榮譽是給參加施工的每一個人的，同時團里為我們帶領的工兵排也記了集體三等功，我個人也再一次立了個人三等功。

家裡來信說，華國鋒總理擔任了全國抗震救災指揮部的總指揮，爸爸當了副指揮，負責救災物資的調撥與分配。但在第一次去唐山的路上就發生了嚴重的車禍，被送回北京了。爸爸沒有回家而是帶傷直接住在了指揮部，並且連續很長時間都沒有回家。指揮部設在人民大會堂，恰恰就在後來悼念毛主席的臨時靈堂的旁邊。

這中間的一段日子，團里私下都在議論這次活動。許多人曾擔心會被部隊當作一個重大的「反革命」事件來處理。但最終人心向背是分明的，從上到下都在默認這種追悼活動。當上下一致的共識佔據上風時，這種政治訴求的表達就不僅僅代表少數人，而代表社會的共同利益。官兵行為的不一致，並不代表意願的不一致，只是在那個時代中，表達的方式不同，戰士、幹部與高級幹部的位置所承擔的風險不同。雖然這件事最後不了了之，但它在全軍官兵心中的影響卻長期存在。

身上穿著皮大衣，在滿地滿坡的睡覺中，在坑道石壁的摩擦中，還不到6月份就破爛不堪了。翻毛皮頭的大頭鞋，在每天踢石頭中，早就露出了腳趾頭。早晚的溫差讓人直到六七月身上還穿著棉裝，但上下工的路上戰士們仍然鬥志昂揚的唱著戰歌。而我最長的紀錄則是連續奮戰了70多個小時沒下過山，也不知道當時是怎麼熬過來的。記得兩個大型碉堡的澆灌必須在45個小時內不間斷地連續作業，一次完成澆築。為防炮擊而不能留施工縫，120多立方米的混凝土要用小車一車車推上山，還要搗固層層支模和加筋，也不知是怎麼熬過來的。為了記錄下這一切，那年我還寫了厚厚的好幾本日記，有80多萬字，也不知道是一種什麼樣的精神支撐著熬過來的。

鑽頭的方向發生偏移時，爆炸效果就會讓坑道方向偏移；當底炮發生偏移時就會出現高差偏移，當石層發生變化時就要調整鑽的深度和藥量，當方向轉彎時就要調整鑽孔的鑽面等，每一個交叉點我們都格外小心，還要隨時保證各種裝葯、爆破的安全，特別是啞炮處理，更要防止落石、塌方。

為了改善生活，連隊開著車去打黃羊、打鶴，那時也不懂個什麼叫保護動物，連禿鷲、狐狸和狼肉也都嘗過了，終於有了牛群的出現，連長下令從牧民手中買了頭牛，連隊沒人會殺牛，連長就硬是用手槍打了牛腦袋，把牛打死了。我們並不知道知道不能當著牛群殺牛，半夜裡帳篷的四周響起了一群群此起彼伏的牛吼叫聲，整個牛群都圍在營區的四周不肯離去，為被我們殺死的牛哀悼，三天之後牛群才離去。

四十一軍的軍部位於龍船山地區，三個機關部門各佔了一個小山頭，柳江支流的水分別將三個小山頭變成了三個小島，獅山、虎山與龍船山分三地立於軍部的一側。傳說中獅虎曾為爭一江之水而大戰數日不止，致使民不聊生，玉皇大帝聞訊乘龍船而至，獅虎見龍駕到，各自扭頭而逃，被玉皇大帝點化為兩座山，而玉帝已去，獨令龍船也化山看守，獅虎而不得再禍害人間。此情此景，美不勝收。

四月底，我才收到家裡和一些朋友的來信和照片，才知道北京的清明節期間天安門廣場爆發的「革命」。這與1月份在團里發生的那一幕有些類似，但更加公開透明。群眾集中在天安門廣場借對周恩來總理的悼念，用各種詩歌在頌揚歷史的革命和英雄的業績的同時，表達著對「四人幫」的不滿，支持和呼籲鄧小平同志的出山，用「小瓶不倒」來表達對政局的抗議。那時，雖然沒有人喪失對毛的信任，沒有人直接對毛的偉大表示懷疑，但普遍地認為毛已老去，政局被「四人幫」控制和欺騙，要用「革命」的行動來喚醒民眾，喚醒睡獅。

當一部分戰士在忙著清渣時，我向連長正式做了彙報。「兩洞接通」，是個值得慶祝的時刻。我們沒有那一掛掛喜慶放的鞭炮，但我們有的是一堆堆炸藥。於是，戰士們將炸藥當成了鞭炮，向山下扔去，轟轟隆隆的爆炸聲在慶祝著我們的勝利。

整個追悼會就是兩個陣營的較量。人們從追悼會的準備中找著政局變化的蛛絲馬跡，想知道今後誰在這個國家中說了算，誰是毛的接班人，誰能領導這個國家繼續向前。雖然全國人民都知道毛的遺言是「你辦事，我放心」，但大多數人都對華國鋒的領導能力表示懷疑，尤其擔心他會被「四人幫」架空或篡權。

軍足球隊培訓期間，團里的作戰參謀朱勇（父親是天津警備區的副司令）和閻陽生同時與卓柳江談起了戀愛。要論長相，閻陽生可差了許多，滿臉坑窪不平，根本無法與一個標緻英俊小伙朱參謀相比，但閻有一肚子的文采，常寫些如《井台上》的手抄本小說，寫起情書來那更是遠勝朱參謀不止一籌了。

自張鐵生交白卷之後，學習似乎成了一種錯誤，尤其是數理化成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標誌。但幾年之後，這種廢除教育制度的做法，沒有給社會國家帶來發展，「文革」將過去17年的教育制度批判得體無完膚之後，整個文化教育的體系被徹底摧毀了。除了毛的紅寶書之外，所有的圖書都比「焚書坑儒」時代更加稀少，只有這樣，才能讓愚弄群眾更加容易，才能讓錯誤的政治制度具有基礎，才能讓「文革」在群眾不清醒的頭腦中橫行多年，才能將貧下中農的地位升高，才能讓工人階級重新獲得力量，而臭老九則只能去打掃廁所，住牛棚。

也許，今天的小學生都可以輕鬆地計算出根號，但那時我們幾個早就忘記了如何計算開方和求根。我們就用樹枝、木棍、鋼筋頭，不停地在地上先正著算過去，再反著推回來，找到了求根的辦法和放樣不同的拱形模板。

還好，一周不到風雪停了，汽車可以出動到軍分區領取補給。補給車回來時多了一輛北京吉普車，是軍區吳參謀來送圖紙和布置工作任務，原來，他也因為風雪而被困在軍分區ｒｅａｄ•９９csw•ｃｏm。同時，運來了壓縮機、風鑽等各種設備，木料、鋼筋、水泥、攪拌機則隨後陸續運到。

北京已是進入夏天的時節，這裏還是冰天雪地，5月29日下完了年初的最後一場雪。工程進度在加速，沒有因為天氣的變化而受到影響，只是不需要再用喝酒來保持體溫。終於，我們要實現兩洞的對接，按照圖紙上的尺寸和現地測量，這應該是兩個洞對接的最後一炮。雖然我們每一步都走得非常小心，進行了嚴格的測量與核對，但真正地將有折線、有不同高差坡度的兩個洞實現對接前，我們並沒有十足的把握。這也是考核我們勝利成果的最後一刻。

圖紙被我們反覆核對過，但多次測量證明是錯的，於是，只好將情況向軍區彙報，得到的指示是由我們自行調整圖紙后再上報。我們摸索著當起了設計師和繪圖員，調整了坐標和標高，最終獲得軍區的批准，開始了正式定點、放線，邊摸索、邊設計、邊施工，放響了第一炮。

但是，下一個信使帶來的卻是朱總司令逝世的消息，人們的心中增加了更多的憂慮。老一輩的革命家開始離我們遠去，他們奮鬥一一生沒有一個得到好的結局，甚至沒有得到國家更多的認可，沒有獲得他們應有的榮譽。而這些都是因為「文革」，因為「四人幫」。人們在嘆息，同時，又都對毛抱有希望。人們在發問，英明偉大的領袖啊，救救這些生活在白色恐怖中的人民吧！

整個錫林郭勒盟就像那裡所有普通的小縣城一樣，整個城市的空氣中都散布著濃濃的羊膻味。營房的食堂更是膻味衝天，許多南方來的戰士一張口吃飯就噁心得直吐，就連我這個在陝北的羊肉湯中泡過的人都難以接受，這些讓戰士們充分領教了內蒙古的生活習慣。

10月4日，《光明日報》發表了「兩個凡是」的討論文章，被當作是「四人幫」將要篡權的信號，局勢變得緊張起來。但兩天之後，就傳來了令全國人民歡欣鼓舞的消息，華主席秘密抓捕了「四人幫」。

那一年，全師共從各團抽調四個完整連隊去內蒙古，分派在四個哨所，分別打四個坑道。我們排和八五炮連的四個觀察兵，共同被派到師偵察連配合，完成其中一個哨所的坑道建設。當時，我的排長被外派學習，於是，整個團里派出的部隊都由我代理而統一指揮。

不過，歷史證明，防人之心不可無，因此，我們還是要加強邊防哨所建設的。

在中蒙邊界上設有雙方固定的會晤站，不過，建有專門的交通道，只要對方的車輛在專用通道上行駛都是安全的。即使當時落後、有限通信中斷了，沒有事前通知，雙方也會派人、派車聯絡。兩國之間還建有專為居民交易往來的自由市場。

天氣說變就變，第三天的夜晚就颳起了狂風，隨後又下起了鵝毛大雪，早上起來了雪已經堵住門口，蓋過了帳篷頂。室內的溫度無法讓積雪融化，這也才讓我們真正體會到為什麼說厚厚的白雪能給冬小麥壓上一層棉被，幫助小麥禦寒過冬。有了大雪的保暖層，反而讓室內的溫度不容易外傳而降低。

為了防止被風吹走和取暖，帳篷的大部分埋在地下，只有窗口以上部分留在地上，有些象我在東北插隊時的「地窨子」。取暖用的是火爐，但燒的卻是牛糞，水則是取之不盡的雪水。

從中國的地圖看我們所處的位置，大約是在雞冠子的下端的三角區，主要與中蒙交界，但不遠就是中、蘇、蒙三國的交界處了。

交通的不便不僅讓牧民的生活基本上與世隔絕，也讓我們的信息封閉。除了軍用的專線，電話和電台之外，連收音機也很難收到信號，書信要二三十天才能收到，這還要看天氣的好壞，如果老天爺不賞臉，連續的大雪或風沙，那就會錯過定時的通信車，就要等下一班了。

雖然曾經在黨下發的學習文件中要「批林批孔批周公」，但這種批周公的影射絲毫也沒有動搖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心中的地位。那時，周恩來是人民心中的好總理，是與「四人幫」對抗的一種力量，更是廉潔公正的象徵，其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其在「文革」中的做法，其親民愛民的形象，始終是正面的和高大的，而其晚年所遭遇的不公，只能引發更多人對老朽中的毛的懷疑與責問，當然，這些矛頭首先還是指向「四人幫」的迫害。對總理的熱愛，都是發自每個人內心的，這種被壓抑的不平，平常都只是在私下之中偷偷議論，今天，終於在總理去世的消息傳來時爆發了。

這一年是翻天覆地的一年，無論是從國家的命運、政治的生活、個人的經歷，還是以意外的喜訊與收穫上來講，從國到家到個人，上上下下都是此起彼伏\極不平凡的一年.國家一年內去世了三位重要的國家領導人，但也打倒了「四人幫」，個人從一個戰士變成了超齡的幹部，同時又立了集體二等功，個人三等功，可以說是幸運的一年、驕傲的一年、人生重大轉折的一年，也是思想相對成熟的一年，閱歷和經歷都深深得到磨鍊的一年。

張副師長當然少不了帶了些慰問品，可以讓我們好好地吃上幾頓新鮮菜和燉豬肉。

那天這個美麗的山頂上，卻幾乎演出了一幕慘劇，朱參謀要與閻陽生在山頂決鬥，失敗者很可能被打落山下，還好參謀的覺悟讓朱勇在最後一刻沒有掄起他的拳頭，也因此而失去了競爭的機會。

雖然那年1月時，我們並不知道後來將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但是那時一群人已經開始悄悄地醞釀如果「四人幫」真的上台了，「我們」將拉出一支部隊上山打游擊。

朱參謀本勝在外表的健美、彪悍，能在初次接觸的瞬間吸引女孩子的目光。但在真正要表現其男子漢氣概的關鍵時刻，朱的紀律性壓抑了男子漢的豪情，使其成了愛情道路上的失敗者。而閻的文字的「花言巧語」，則用精神的內涵表達了藍天、白雲一樣青春純潔的小資情調，勾引了「無知」少女的心，最終成就了這一段婚姻。

大雪封路的前幾天，許多機械設備還沒到，連圖紙也沒有，戰士們反倒像放假一樣輕鬆。只是隨車帶來的新鮮蔬菜都吃光了，又斷了後方供給，伙房就只好發蔬菜罐頭，有胡蘿蔔、酸菜等兩三種，剛開始戰士們還覺得很新鮮，很好吃，幾天之後，就堅持不住了，一看見罐頭就開始罵娘罵天。司務長告訴大家，如果風雪再這樣持續下去，一周之後連這些罐頭也沒得吃了。

後來，在10月抓捕「四人幫」的消息被公開之時，全國上下都瘋狂地爆發出一片歡呼。這種強烈的反差對比，正是始於年初這場自發的追悼活動。應該說周恩來總理逝世啟動了對「文革」顛覆的一年，1976年發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四五」天安門事件、鄧小平二次下台、朱德總司令逝世、唐山大地震、毛澤東逝世、「兩個凡是」等，「四人幫」最終也倒塌于這種力量之下，十年浩劫終於告一段落。

這是一場呼喚結束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戰鬥。自「文革」以來，「中央『文革』領導小組」代替了正常的國家秩序管理機構，將黨的領導改變成獨裁體制，在失去了周恩來總理的權威和平衡力量之後，上層read.99csw.com像失控一樣，幾乎是一邊倒地轉向「四人幫」一方。老一輩革命家們都紛紛靠邊站，政治的舞台被「四人幫」佔領和統治。

在一個絕對高度只有百米多的山頭後面，汽車停止了移動，這就是我們的目的地了。哨所在山的另一邊，有三五幢磚房，也是剛蓋了不久的，而我們的連隊住的只是帳篷。

「這個戰士，我們要留著」「我負責，回去保證提乾的工作」張副師長沒有食言。

牧民們也許是馬養得太多了，他們似乎也沒有養過特別的好馬，對馬並不很重視，但卻非常重視必須有一副好鞍，常常在馬鞍上穿金戴銀，馬跑死了可以放棄，但必須帶好自己的馬鞍。馬鞍就像生命一樣。大約也是全部家當。那時的牛群、羊群由於不可自由交易，基本沒有太多的推廣價值，就像口糧一樣以維護生存。因為交通不便，人口稀少，邊境地區基本無經濟活動，多為自生自滅的獨立生存方式，牛、羊最多也就交換了鹽、煙之類的生活用品。

張副師長明確地說：，。

我們一次次地改善炮眼的位置與藥量，以加快掘進速度和坑體完整性，還要防止回填過多和塌方。我們每放一炮之後都要十分慎重地重新測量方向和標高，以保證兩頭分別掘進的坑道在各轉了幾個彎之後能在中間準確對接。我們要保證所有的混凝土澆築不出現空洞、蜂窩和麻面，從支模到編扎鋼筋，從澆築、搗實到砌築，從防水到防漏，從水管到風管，幾乎一個建築全過程中從小工到技術員的工作，都是從頭學起，環環相扣。那時，我們既不知道什麼是怕，也不知道什麼是難，只知道不管什麼樣的問題，我們都必須去克服，去解決，戰勝自己，也戰勝困難。

當兩邊的裝葯同時完成之後，我希望讓兩邊的炮同時響，將最後的一段石壁打通。一聲令下之後，炮響了。當我們分別從兩側衝進洞里時，卻只見一堆碎石而看不見對方，戰士們在拚命呼喊，隱約能聽到不同的聲響，但又同時在懷疑自己的耳朵，分不清是洞里的迴音還是對面的聲音。於是，我們沒等著清渣就用風鑽插入了石堆，向對面鑽去，突然風鑽失控地向前衝去。對面已經沒有了石壁的阻擋——「通了！」兩邊同時響起了陣陣歡呼。

對中國人來說具有特殊意義的1976年，對我也具有特殊的意義。

當他們憑著年輕有用不完的力氣，拚命地挖地三尺與凍土搏鬥時，我們都用鑽孔、用定量爆破的方式，三下五除二地就掀起約一米深的凍土層，很快地搭起帳篷。

閻陽生「文革」前就是清華附中的才子，也是我的好朋友，在部隊時常在一起競爭，比射擊，比槍彈，比立功，常比得結果是平手時，就動手真的對打較量一番，互有勝負，這種友誼還有一個特殊的關係。

那時候，年紀輕、體力壯，雄心勃勃，鬥志昂揚，大山之中早就忘了外面的世界，一門心思地只知道完成任務，部隊的競賽無時無刻不在進行。哨上各班各排，每天都要刺刀見紅地比上個你死我活，戰士們的單純樸實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越是在困難時期越能充分體現出來。

我們開始策劃要轉移一批軍用物資，要有些槍支彈藥、雷管與炸藥，至少不能讓「四人幫」的政權就這樣平安過渡。這些武器彈藥雖然不足以武裝一支軍隊，但至少可以搞些暗殺等破壞活動，至少不是赤手空拳而無還手之力。其實，在強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面前，這點武裝是微不足道、無能為力的，但當時我們相信會有更多的人投入到反對「四人幫」的隊伍中來。我們能做的是憑一腔熱血的暴力活動，製造一個或幾個連續的事件，引爆這場打倒「四人幫」的革命運動。我們還希望能用這些武器當作革命的火種，讓人民可以覺悟，讓「四人幫」不得安寧。

那時的內蒙古從戰略上講是將在戰爭中被放棄的地區，因此，內蒙古沒有完整的公路和更多的城市建築，也沒有更多的防禦部隊。內蒙古軍區的三個師都是低兵力編製軍隊，前哨一個連的編製只有40多人，只能起到巡邏和放哨的作用，而三十八軍的步兵連則多達150人；內蒙古軍區裝備也相對落後，一個師騎馬；一個師一半馬，一半駱駝；一個師全部騎駱駝，發現敵情后根本沒有抵抗能力。而真正的防禦重點和古代沒什麼兩樣，還是集中於長城一線的山區，從賀蘭山到張家口，大量部隊也是沿這一線駐紮的。

我們雖然遠在邊境，雖然不能親臨現場，卻能感受到那股熱浪、那種悲哀、那種憤怒、那種愛之深恨之切的氣氛。烈士們的鮮血不會白流，廣場中的行動將影響更多的民眾重新認識「文革」，認識中國。

寒冷的天氣，還有些雪花，戰士們摘下軍帽，默默地在哀樂聲中站立，長久地不肯離去。沒有一個連隊和營里的幹部下令阻止戰士們的活動，證明了他們也同樣的心情。其實，團里的幹部也在哀痛之中，他們悄悄地在司令部的小樓窗前望著戰士們的行動，既不下公開的命令組織哀悼的活動，也不願意下令取消、禁止或限制。

兩個哨所之間也有200多里地，常常是兩個哨所的戰士尋查邊界線，各自騎馬走過十來天，兩邊一碰頭，再向回走。界樁與界樁之間都相距得很遠，兩邊邊界線都有寬寬的防火道。防火道就是用機械深耕而不長草的很寬的黑土地帶。如果有人越界就會在這寬寬的耕地帶中留下痕迹，而草場著火時，也就成了防火隔離帶。每隔一段時間，防火道就會被重新翻耕，始終保持著無草生長的狀態。

整個的1976年，幾乎所有的事件都是令人痛心的事件。連「十一」的國慶日都在毛主席逝世的悲哀中度過，沒有人在慶祝和歡呼，但打倒「四人幫」的小道消息卻讓人心振奮。很快，中央就正式宣布了這一消息。一塊石頭落地，全國人民都從沉痛的氣氛中走出來，滿街的歡呼、歌唱、鞭炮齊鳴。不管最後是誰掌握這個國家，但只要打倒了「四人幫」，就都又有了希望。我也可以將武器裝備帶回部隊，不用再考慮上山打游擊了。

龍年通常被中國人看作是吉祥的年份，但這個龍年卻從年初就一連串的都是驚天地動地的壞消息，而且還在繼續。

師偵察連的官兵常在師部活動，當然也和師里的參謀、副師長混得面熟，而我們這些常在團里的戰士，卻是遠離師領導的，因此我們仍然正常地安排著上山的工程。

而烏雲密布的政治局勢下，白色恐怖鎮壓了人民的「革命」，但也同時動搖了毛對局勢的控制局面，動搖了「四人幫」執政的基礎。

我們還需要開車外出去尋找牛糞，將一垛垛牧民存放在牛欄邊的牛糞搬回營地，以解燃「煤」之急（牛糞就是最好的燃料），嚴防嚴冬的報復。

他們也許忘記了我們是架橋修路的高手。於是，連長不得不親自請我們也用同樣的辦法給他們一些幫助，否則到了天黑他們也鑽不進帳篷。也就是從那時起，連長將施工的技術指揮權交給了我。

對接成功了！

山上的工程基本已完成，就等著軍區最後的統一驗收。我向連里請了假，回京探親。連長知道我這一年的辛苦和功勞，因此特九九藏書別批准了我單獨提前回京，用專車將我送到張家口。但是，他們卻不知道我的隨身行李中裝有大量的雷管、炸藥等爆破器材，也正大光明地攜帶著帶有實彈的手槍。

9月本應是陽光明媚的秋天，是收穫的季節，但9月5日，這裏就下起了尚未入冬的第一場雪。還好山上的工程已經進入了收尾的階段，不會因天氣而受太多的影響。

幾個挑頭的幹部子弟鼓勵俱樂部主任，用大禮堂廣播，播放哀樂，也不知是誰在禮堂前安放了周總理遺像。二營副政委吳魯生（其父是北京軍區副政委、曾任老三十八軍政委的吳岱）帶頭命令二營組織追悼活動，劉歷遠（谷牧的三公子）組織了一營和炮連的戰士，我和偵察一班長（一個宣化兵）鼓動特務連和團直屬隊，忘了三營是誰挑的頭，總之，在非強迫命令中，一隊隊戰士湧向大操場，集合到禮堂前，有的製作了白花，有的打著連隊旗幟，有的用床單改製成花圈。沒有統一的軍令組織，但半個團以上的土兵都參加了追悼活動。

我們人雖在祖國邊境，但心卻早就飛回首都，在尋找中國政治動向的脈搏。

周總理逝世的消息，戰士們是從每天統一播放的廣播中聽到的，但因團部沒有發出明確追悼指令，而在廣播的消息中也沒有毛主席的表態，於是，堅決服從命令聽指揮的指揮員誰都不能私自下令。但是，那些多少有些政治頭腦的官兵們，那些「官二代」精英們，都不再等待，私下串通商量，發起了一場自發的追悼活動。

師偵察連挑選的戰士大多是五大三粗、動作靈活的好兵，特種部隊通常都在新兵到達之後有優先挑選權，因此特種兵看不起我們四個矮個子的偵察兵，常常擺出一副看不起的面孔，但這次我們讓他們不得不服氣地另眼相看了。

自1969年3月中蘇「珍寶島事件」之後，中蒙關係一直比較緊張，「備戰備荒為人民」並沒有因為林彪事件而改變，「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成為備戰指令，這句話本來自李闖王的「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於是，全國都在「文革」後期廣修防空洞，要求所有建築都必須修防空洞，大量資金投入到這種無效的戰事準備之中。在此期間，北京的很多城牆被拆除了，地下修起類似莫斯科的環形地鐵，並連接長安街沿線的重要設施和中南海，伸至城外的石景山，舊城牆和護城河原地就是如今北京的二環路一線。「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四面樹敵，讓本就並不富裕的中國無法將主要精力用於發展經濟，而不得不用於軍事和防禦。

從縣城到我們要去的哨所，還有240多里地，當時都用國界的界樁編號標識。

公開表達對「四人幫」的不滿，實際上是從周恩來總理逝世時開始的。雖然「四人幫」還在台上，但更多的人已經在「文革」的重壓之中慢慢覺醒，開始用各種方式發泄不滿情緒了。總理的去世成為激發這種不滿情緒的導火索。

真的，真的，好想大哭一場。

但是，這一陣狂風卻讓堆在外面的汽油、機油箱都不見了。這可是我們的必備品啊！全連只好分別開車尋找這些裝備物資，還給每部車都配備了步話機和照明彈，最怕在一片白茫茫之中迷失方向。好在這個地區沒有人煙，不必擔心物資丟失。終於，在二三十里地的沿線，找到了這些被大風吹倒后一路滾走的油桶，最遠的竟然跑出去30多里地，可見這陣狂風的力量。還好，我們的帳篷大部分都在地下，否則也一定會像油桶一樣不知要飛到幾十里之外。

打倒「四人幫」之後，也就等於要終止「文化大革命」，要開始清理一切和「文革」有關的階級鬥爭和武鬥的一切地方武裝。河北省曾經是兩派武裝鬥爭十分激烈的地區，清繳活動首先要從民間的武器收繳活動開始。部隊接到了指令，回到駐地，分區分片，收繳散落在民間的各種武器裝備，要恢復正常的社會秩序。

這個重託就像一塊石頭重重地壓在我的肩上。圖紙上的錯誤，從頭開始的重新設計，每一炮中的危險都沒有將我們難倒，生活上的困難、工作上的苦累、天氣的寒冷、幾天幾夜的不睡，都不能讓我們後退一步。我們的目標非常明確，必須在預定計劃時間內打通坑道。而當我們提前了數天完成了這個任務時，人突然就像泄了一口氣，滿肚子的辛酸苦辣全都涌到了嗓子眼。

北京已進入三月，我們卻發了皮大衣、皮帽和大頭鞋，預告我們內蒙古還是嚴冬天氣。部隊在師里集中后出發，一過張家口就變了天，風沙與溫度都像是並不歡迎我們。汽車也從柏油路的平穩開始跳起了搖擺舞。當時為了防止敵人的空中偵察和使進攻的敵軍迷失方向，內蒙古的道路是一段柏油、一段硬沙、一段草地交叉的多種路面，以防止從空中識別。在草地中硬壓出的路段，高低不平，硬沙路在雨水衝擊和重車碾壓下也早就變了形，直到了錫林郭勒盟軍分區駐地才又見到柏油路。

張副師長問了我一堆的問題，最後哈哈一笑，滿臉的麻子都開了花，大喝一聲「這個人我不能給」。原來，我出色地完成任務，讓錫盟軍分區看上了，要向張副師長申請將我留在錫盟軍分區當參謀，專門負責各邊防哨所的建設。他們早就了解了我在團里兩次未能提乾的情況，希望能讓我留在軍分區提干（邊防的提干條件寬鬆，為吸引人才留在邊防放寬了年齡限制）。而他們的要求讓張副師長很好奇，於是，就要當面見見我這個能讓錫盟軍分區看上的戰士。

在計算機普及孩子的今天，也許這一切工作都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但那時，且不說所有的數據都只能用手計算，連個三角計算尺都沒有，更別說是計算器了。

除我之外，還有許多人也接到同樣內容的信息。於是，許多人也相互介紹著自己了解的情況，傳閱各自收集的照片。雖然後來上面正式下發了統一思想認識的文件，對「四五」運動有了官方的定義和結論，但是，已經覺悟的戰士更願意相信這些親人和朋友寄來的照片，更願意相信他們在信中的說法和判斷，在心中深埋下「革命」的火種。至少，大多數人的思想已經統一，如果「四人幫」真的上台，我們就重來一場革命。大家都在盼著下一次的信使帶來更多的信息，以了解更多的情況。

那年軍足球隊到南方訓練，正好閻的父親恢復工作后調到四十一軍任職，到就藉此關係，將軍足球隊聯繫到柳州訓練。「文革」時期最流行的是八個樣板戲，柳州歌舞團正在上演著芭蕾舞劇《白毛女》和《紅色娘子軍》，而這個柳州歌舞團劇中的白毛女和吳瓊花是同一個女演員，叫卓柳江，父母是南下解放全中國時的軍隊幹部，后留在柳州人民醫院任院長。

1977年的北京高考語文狀元，是我一個團的戰友，叫閻陽生。他的《我在這戰鬥的一年裡》的作文卷登在大大小小的報紙上，成為了當時的新聞。這是團里的一件大事，自然也在部隊中成為團里的驕傲。

一些幹部子弟聚在一起討論，如果「四人幫」上台控制了中央和國家之後，我們將怎麼面對，是否要準備再來一次武裝暴動式的革命，是否要重新上山打游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