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潘達珀斯學院之後，我喜歡上了學習，願意為此努力，並且發現我可以做得很好。其中部分的原因是這裏宜人的氣候，但更重要的是，我遇上了兩位讓我極其敬佩的老師。他們都是剛從哈姆普頓悉尼學院畢業的。其中一位老師叫喬治·丹尼（他後來當上了華盛頓與李大學和阿拉巴馬大學的校長），在他的影響下，我喜歡上了拉丁文和希臘文。另一位是教我們英國文學的傑姆斯·貝爾老師，他在學習上給了我很大的鼓勵。那一年，我很輕鬆地得了年級的最高分，並獲得了優秀學生金質獎章。

對年輕傳教士來說，威爾遜充滿了魅力。南北戰爭前，他作為最早的傳教士之一，在非洲傳播福音。他曾捕獲過活的猩猩，並將它帶回了美國。之後，因為身體不好，他只好留在了美國。最初，他擔任國外傳教派遣機構的秘書。南北分裂時期，他成為南方分會的秘書。

除了在窮困百姓中間傳播福音，我的父親和母親都致力於當地的教育工作。父親創辦了一所男校，但沒過多久就在傳教團的要求下關閉了。他們認為父親的舉動是不務正業的表現，不是傳教士職責範圍內的工作。但父親還是通過個人的努力，為幾個學習成績好的孩子提供了上學的機會。在之後的很多年裡，他們都成為了教區最優秀的中國員工。相對來說，母親的工作則要成功得多，她協助創辦了中國第二座女子學校。在她擔任校長的多年時間里，學校的數量和影響力都在逐步地擴大。母親的那所學校後來併入了杭州基督教協和女子學校。

到了阿拉巴馬州后，父母為了引起公眾對中國的關注，將我和弟弟們當作了宣傳工具。他們帶回了成車的「寶物」：既有中國人日常生活穿的衣服、還有一些祭祀用的物品、餐具及其他物品。我們小孩子穿上中國的衣服，用筷子吃飯，並用中文高唱聖歌：「耶穌愛我，這沒有錯誤，聖書告訴我們……」我們和那些物品一起被當作了陳列品，向公眾展示。我對此產生了強烈的抵觸心理。

在莫比爾的時候，我從來沒有用心學習過。當時，我們這個年齡段的男孩子都認為，學習毫無趣味性可言。我們班上有大概五十個學生，我一直處在第五名或者更靠後一點的位置，從來沒有得過第一名。當時的私立男生學校一般是接納一些富家子弟或是被公立學校開除的學生，所以教學質量很差，課程也是枯燥乏味。我很少做家庭作業，又對體育運動缺乏興趣，我的空閑時間都被我放在了閱讀小說上。像沃爾特·司各特、布爾沃·立頓、查爾斯·狄更斯等一流作家的小說，都是我在那段時間讀完的。

當時，我開始試著理解傳教士的理想化和我們被放在阿拉巴馬州接受嚴格教育之間的關係。我們的監護人活到了很大的歲數，他們在晚年享受到了我們這些晚輩對他們的關愛，而我們年幼時的抱怨也早已消散了。我們和姨媽家的表兄妹一直保持著親兄妹般的親情。但在莫比爾的這段生活，還是使我們對傳教活動產生了深深的抵觸心理。我們的同伴們在正常生活中所得到的歡樂，對我們的影響很大，以至於在後來的很長一段時間，我都無法進行傳教活動。但我們早年所接受的教育和夏天在海邊所進行的健康運動，都為我從對宗教的抵觸情緒中解脫出來提供了必要的幫助。

父親再次回到杭州的時候，城區仍然殘留著大量十年前太平天國破壞的痕迹，周圍郊區的鄉村相對保存得比https://read.99csw.com較完好。美麗的鄉間景色給母親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街道上，零星的攤位預示著它的商業正在復甦。這裏最有名的商品就是茶、絲綢和紙扇。

羅伯特·司徒爾特的妻子哈娜·托德是瑪麗·托德的姑姑，而瑪麗·托德後來成了亞伯拉罕·林肯的妻子。因此，羅伯特的兒子大衛（我的祖父）就成了林肯夫人的表哥。他的另一個兒子約翰·T.司徒爾特從森特里學院畢業后，和林肯一起從事法律工作。我一直不知道兩個家族之間的關係，直到十一歲那年我回到美國。當時我住在阿拉巴馬州的莫比爾，這個消息嚇壞了我和弟弟。我們本來就因為來自中國遭到那些南方朋友的注意，現在他們如果知道我們家族與林肯家族的關係，可能我們的生命安全都會受到威脅了。

1888年秋天，我的父母去了中國，我和弟弟大衛被留在了莫比爾的姨父母家。姨父母有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年紀跟我們差不多大。姨父母對我們的關心和體貼，一點都不比對自己的孩子差。但這個家庭里卻有著嚴格的規矩，這繼承于嚴格的蘇格蘭長老會。而且他們理所應當地認為，我們這些傳教士的孩子更應該受到嚴格規範。他們沒有去過中國，但卻模仿國外的教會，在我們所不熟悉的城市的另一端，為我們修建了一所做家庭禮拜的教堂。每個周日，姨父母帶我們穿過整個城市，到那個教堂做禮拜，這使我們不至於忘掉正在一個異教徒的國家作出犧牲的我們偉大的父母。而周日這一天，任何交通工具都是被禁止的，我們不得不徒步去教堂、去主日學校，晚上還要去參加一個基督徒青年的聚會。整個下午，我們都被要求誦讀聖經和唱聖歌。更令我們感到不快的是，我們被禁止跳舞和去劇院看戲，而我的表兄妹卻可以，只因為我們是傳教士的孩子。跟我的這位姨母不同的是，我另外兩個姨母對我們表現出了深深的同情，她們一個是社會上的名流，一個住在遙遠的鄉村。

父親到達杭州的時候是1868年，那時他還是單身。父親的前任牧師殷斯里一直堅持和中國人住在一起，深信只有這樣才能學好中文。所以父親效仿他的前任，在一家鴉片館的樓上租了一個房間，雇傭了一個廚子照顧他的生活。因為那個廚子沒有受過專業的訓練，因此父親並沒有得到很好的照顧。五年之後，因為經常外出，忙碌和艱辛累垮了他的身體，他被送回美國接受療養。這段時間，他不僅很快恢復了健康，而且還找到了日後健康的保證——他結束了單身生活，娶了瑪麗·路易薩·赫頓做妻子。她來自莫比爾市，她的父親古斯塔瓦斯·赫頓是當地的法官，並且是市現行教育系統的創始人之一，曾一度擔任過莫比爾市的市長。瑪麗·赫頓當時被稱為「瑪麗小姐」。南北戰爭后，她在貧困的南方成立了一所女子學校，並以自己的名字命名。這所學校受到了來自南方各州的注意，很快就享有名氣，它的創辦人「瑪麗小姐」也同樣得到了廣泛的關注。有人曾誇獎說她是「一位優秀的婦女，擁有特別的才華和社交天賦」。她的歌唱得也很動聽，擁有一副令人艷羡的好嗓子，很多人建議她去德國學習音樂。但她拒絕了所有人的好意，陪同丈夫來到遙遠陌生的中國。她將學校交給了助手瑪麗·拜格比管理。瑪麗·拜格比將學校的名字改成了拜格比女子學院，經營了二十五年。

我們有幾個很好的中國朋友，在一起玩耍的時候，我們會rｅad.９９cｓｗ.ｃｏm講漢語。但我們很多時候都被要求在放學后，只能在傳教士住宿區的大院子里玩耍。父親在院子里栽了成片的樹。我們身在其中，覺得整個院子顯得寬廣，龐大，充滿了神秘感。但我長大后再次回到這裏時，它顯得平常、普通，失去了兒時的感覺。我們幾個孩子都很喜愛中國的食物——各式各樣的點心、糖果和水果，最期待的就是跟隨父親參加當地舉辦的婚宴。對於當時沒有學習中文的書籍，是我現在回想起來最大的遺憾。但我的弟弟瓦潤曾跟隨家人回美國休假，回來后，他進了一所中國式的學堂。後來再次回到中國做傳教士的時候，他能夠很好地使用漢語的一些口語和漢字，這為他的工作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儘管我們的生活被限定在了教區附近，但一些特定的生活場景，比如過年時候吃年夜飯、正月十五看花燈、划舟游西湖，這些具有中國傳統特色的生活體驗，都給我留下了豐富和生動的記憶。

在1874年夏天，父親再次乘船回到了杭州，這次他的身邊多了母親。

在距上海一百多英里的杭州，約翰·林頓留了下來，並在這裏度過了四十六年的傳教生活。

記得去杭州的景區遊玩，我們一起採摘草莓，野餐。春天的山上開滿了火紅的杜鵑花。在山頂上有一座古廟，陰涼潮濕，是探險和追捕遊戲的最佳場所。後來，這座古廟也成了教區避暑休息的地方。一年夏天，我們跟著父親去了山東省的煙台，在海邊的一個峭壁上度過了整個炎熱的夏季。記得有一次，我們坐騾子拉的轎子，到登州去看望父親的朋友狄考文博士，他是個著名的傳教士學者，這次經歷令人印象深刻。

後來，我和最大的弟弟留在了莫比爾，這裏的生活更增加了我們的難堪。我們穿著早年上海流行的原始的英國式衣服，談吐間全是我們接觸到的那些嚴肅刻板的大人腔調。這一切都顯示著我們與同輩人之間的格格不入，對他們的言語、習慣、行為，我們一點也不了解。我們的堂表親們在為此感到難堪的同時，也表露出了他們對這種關係的興趣，他們滿足於因為與我們的關係而得到的恭維。在這個南方的鄉村小鎮上（母親就是在這裏作出了要獻身做一個傳教士的愚蠢決定），我們受盡了同學們的嘲笑和愚弄。甚至母親的老朋友們也和那些學生一樣，總是向我們問一些令人厭煩的問題：你們更喜歡哪個國家？中國人真的會吃老鼠？你們是不是講中國話？雖然我知道他們可能並無惡意，但我還是極其排斥這種將我們區別看待的問題。有時，他們還會說出令人惱火的話，例如：「看啊，他們多像那些中國的孩子，是吧？」

父母在杭州生了四個兒子，分別是約翰·雷登、大衛·托德、瓦潤·赫頓和羅伯特·克爾克蘭。我們兄弟四個人是當時教區僅有的外國孩子，這種狀況持續了很多年。因此在那段時間里，我們得到了教區所有人的喜愛。後來長大了，我會時常想起父母對我們的教育，他們慈祥、可敬，那段記憶中充滿了他們帶給我的歡笑聲。

在我十一歲回到美國之前，母親負責了我們幾個孩子的教育工作。她是一個很好的老師。這使我和弟弟大衛進入莫比爾公立學校讀書後，都能跟上班級的功課。在杭州，除了在家裡面學習外，我們還要上主日學校，定期進行家庭祈禱。有時，我會跟著父親到廟會上傳播福音。父親每次講道的時候，總是有人在旁邊議論父親的穿著和舉止，並且毫不避諱地提出他們的好奇。這引起了我的ｒead.99ｃｓｗ•cｏm不快，並開始懷疑我們向那些人傳道的價值，這也導致我回到美國后，對這種傳教的方式產生了深深的厭惡情緒。我知道，在正式從事傳道活動之前，我必須克服它。

到潘達珀斯學院讀書後，我終於擺脫了中國的特殊印記，成了一個正常的美國孩子。我們班上的其他五十多個同學來自南方的各個地方，而我則來自阿拉巴馬州。後來，再有人知道我曾在中國生活過這件事情的時候，他們也只是純粹好奇而已。當然，造成我態度上轉變的還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夏洛茨維爾宜人的氣候和美麗的景色，經過選拔的優秀同學，高水平的教師質量，都令我興奮不已。我們的校長桑普森擁有高貴的個人品質，是個幹練、稱職的好校長。校長的夫人有三個兄弟——亨利·伍茲、傑姆斯·伍茲和埃德加·伍茲，他們都在中國傳教。這件事對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直至我成年之後，這種影響依然存在。校長夫婦對我很疼愛，他們也同樣疼愛我的兩個弟弟——後來也相繼進了這所學校。在夏天，如果我們願意的話，那裡就是我們的家。

大衛·托德·司徒爾特，我的爺爺，他是肯塔基州謝爾比維爾的司徒爾特女子學院的創建人，也是該學院的第一任院長，婦女教育的倡導者。他的兒子，也就是我的父親，於1840年12月2日出生在謝爾比維爾。父親曾就讀於賓夕法尼亞的華盛頓學院、傑弗遜學院以及肯德基的森特里學院，他畢業后做了四年的老師，然後進入普林斯頓神學院學習神學。1868年，身在中國的約翰·倪維斯博士給他寄來了一封信。信中的內容讓他激動不已，使他決定到國外去進行傳教事業。這一年，國外傳教執行委員會派出了三名傳教士到中國。他們先到紐約，穿過巴拿馬海峽，到舊金山，經過兩個多月的行程，橫穿太平洋到達了上海。

1892年9月，十六歲的我進入到潘達珀斯學院讀書。這是南方最好的私立學校，位於弗吉尼亞州的夏洛茨維爾。同時，它還是弗吉尼亞大學的附屬中學。學校所在的高地，原來是多馬士·傑弗遜的莊園的一部分。在這裏，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周圍的蒙蒂塞洛和落皮丹河，它們的景觀一覽無餘。傑弗遜給自己的莊園起的名字就叫「一覽無餘」。

1887年，在中國傳教十三年後，父母帶著四個兒子坐船回美國休假一年。當時我們幾個分別是十一歲、九歲、七歲和四歲。

我見證了中國那段滄桑的歲月：腐朽、垂暮的清王朝，理想主義者孫中山早期建立的民國，軍閥混戰、貪污橫行的民國，力求國家統一和現代化的國民政府，狂妄的日本統治下的部分中國，抗日勝利后被內戰炮火淹沒的中國以及現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這些不同時期的經歷使我清晰地看到，這個有著古老文明的國家在向20世紀的世界靠攏過程中所經歷的痛苦。它努力使自己在物質和精神上都躋身於強國的行列。

杭州歷史悠久，是中國最美麗的城市之一。群山環繞的西湖、洶湧壯闊的錢塘江……杭州的景色多次出現在中國的文學、藝術作品中。馬可波羅的書中也提到杭州的雄壯美麗，他還細緻地描繪了杭州的運河、橋樑和道路。宋朝的時候，北方民族入侵，朝廷逃難，就將杭州作為臨時的都城。而最為中國人所熟知的「上ｒｅaｄ•９9ｃｓｗ.ｃoｍ有天堂，下有蘇杭」，也顯現出了這座城市的魅力。

在弗吉尼亞州的奧古斯塔縣，有個叫沃克科里克的地方，約翰·司徒爾特原本住在這裏。後來，他搬去了斯湯頓。他的孫子羅伯特·司徒爾特在當地基督教的長老會當牧師的時候，曾乘坐一輛帶篷馬車在弗吉尼亞州的河谷地和肯塔基州（當時屬於弗吉尼亞州）的荒野來回奔波，成為當地宗教傳播的先行者。他幫助肯塔基州的列剋星敦建立起一座學院——特蘭西瓦尼亞學院，並在那裡教拉丁文和希臘文。有一段時間，他還擔任學院的院長。

在過去的八十年中，我清晰地感受到上帝對我生活的指引，但也發現，自己一生中很多重大的選擇，都是在外界的束縛下作出的違心之舉。一股不屬於自身的強大力量，驅使著我去體驗新鮮的事物，經受難以預料的磨難。幸運的是，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在對中美文化的關係方面我作出了些許的貢獻。雖然現在這種關係出現了明顯的裂痕，但不管兩國日後的發展會怎樣，我對此都深感欣慰。我堅信，隨著新的國際民主的發展和世界格局的建立，兩者會最終恢復聯繫，那時雙方交往的方式也必將是豐富多彩的。

我在中國度過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時光。我不只出生在那片土地上，而且曾長期居住在那裡，從而獲得了豐富的人生經驗和難以磨滅的友誼。某種精神上必然的紐帶關係，把我和這個偉大的國家以及她偉大的人民緊緊地聯繫在了一起。很幸運，我在那裡度過了童年，並在長大后以傳教士的身份再次回來。之後，我做了神學教授和一所大學的校長。1946年，在毫無預兆的情況下，我被任命為美國駐南京的大使。誰能想到，1949年時，懷著不滿和遺憾，我又最終再次離開了那片當時依舊不幸的土地。

潘達珀斯學院雖然在管理上給了我們很大的自由，但在宗教方面，它有著嚴格的規矩。可對我來說，在經過了莫比爾五年的生活后，相比起來，這些規矩顯得那麼稀鬆平常。健康的生活，校長的品格，擺脫傳教士家庭出身的怪名聲的喜悅，同學間美好的友誼，嚴格規範的宗教標準，這些生活中的要素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我穩定的宗教習慣。當時，我對宗教的態度依然消極，但這並沒有給我帶來精神上的壓力。我度過了非常愉快的一年。

我的父母都是移民，我出生於兩大歷史悠久的勇敢開拓者家族。司徒爾特家族最早來到美洲大陸的是阿奇巴爾德·司徒爾特，他原是出生在愛爾蘭的蘇格蘭人。據說，他是後來成為司徒爾特城堡伯爵的阿契爾特里的後裔，由於參加反抗宗教迫害的運動，被迫逃到了美國的賓夕法尼亞州。當時和他一起的還有他的兩個哥哥——大衛和約翰。七年之後，他的親屬也跟了過來。阿奇巴爾德一家定居在了弗吉尼亞州韋恩斯博羅附近的一座農場，他的四個孩子長大後分別在南部和東部的州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四個孩子中，亞歷山大先後擔任過菲爾莫爾總統內閣的內政部長和弗吉尼亞大學的校長；另一個兒子傑伯在南方的軍隊中擔任騎兵指揮官。傑伯非常勇敢，據說在一次戰役中他受了重傷，要被帶離戰場，戰友們呼喊著他的名字向他告別，他大聲向戰友們喊道：「快回去，快回去！你們要在戰場上像我一樣完成自己的使命！」

這次回美國的行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記憶。我們幾個孩子第一次見識到外面的世界，那些陌生的事物對於我們來說充滿了新九-九-藏-書奇和危險。在輪船上，服務員對我們表現出來的行為吃驚不已——我們總是在別的孩子習以為常的事情上表現出出人意料的無知和熱情。我們曾聽父母講過美國富裕的生活，所以在舊金山碼頭，當我們看到一個衣衫襤褸的報童時，內心驚異不已：在這裏，怎麼會有貧窮的「外國孩子」？而轟鳴的火車對我們來說也是如此新奇。當時中國只有一條從上海到吳淞的鐵路，而這條鐵路也因為沿途的農民擔心會打擾到祖墳的鬼魂被拆毀了。

母親決定去國外做傳教士是有她的想法的。她曾和一位軍隊裏面的海軍軍官訂過婚，但那個軍官在一次戰役中陣亡了。雖然在朋友看來，她的這個想法荒唐、衝動，但母親堅持了她的決定。經過幾次和國外傳教團的執行秘書約翰·雷登·威爾遜牧師的通信后，威爾遜建議她可以去參加長老會舉辦的一個會議，那裡有個年輕的傳教士剛從國外回來，從他那裡她可以得到傳教工作的最新資料。她聽從了威爾遜的建議。這個舉動促成了威爾遜為一個單身傳教士所作的婚姻安排。作為大兒子的我，被父母取名為約翰·雷登·司徒爾特，不知是否包含了他們對威爾遜教授的感謝。

剛來到杭州的傳教團，在城內的城隍山上得到了一塊土地，山坡上是一些寺廟和官員的宅院。傳教團所在的地方在省財政廳的住宅正上方，上下相對。一次，廳長的兒子得了病，請來的醫生和風水先生把病因歸結為山上的傳教士，說是因為洋人散發出的邪氣造成的。當地的官員們相信了這種說法，他們編造了各種理由，並在杭州城的另一端為傳教士們找了一塊更大的地方，要求傳教團搬離城隍山。傳教團接受了這一要求。新的地方處在杭州最貧困的區域，太平天國時期遭受了最大程度的破壞。杭州地方的官員在那裡修建了一座教堂、一所學校和供傳教士們居住的房屋。傳教士住所旁邊的街道成為了後來的「基督巷」。

最令我們期待的事情就是，在夏天，我們都會被帶到莫比爾海灣對岸的另一個姨母家去避暑。姨父曾經是南方軍隊的海軍上尉。在那些炎熱的日子里，我們幾個孩子經常在海灣里游泳、捕魚、划船。和我們一起玩的還有姨媽家廚師的兒子，他是一個跟我們差不多大的黑人。我和表哥經常開他的玩笑，因為他在划船等類似的事情上表現出來的笨拙而嘲笑他。一天，他跟我們說：「我要把船划回去。」這時，我和表哥跳到了水裡，想在四周遊一會兒之後再回到船上。沒想到，我們無意間的行為卻觸動了他種族的自尊心，他覺得我們在藉此嘲弄他。他開始划著船向岸邊駛去。我們朝他叫喊，讓他停下來，但這些話在男孩聽來卻更像是賣力的嘲弄。他繼續划著船，直到靠了岸。他把船停在岸邊，氣憤地回了家。我和表哥被嚇壞了。我們拚命地往回遊，一英里的距離顯得那麼遙遠。我覺得自己的力氣都要耗盡了，但海岸仍是那麼遙不可及。一些場景開始在我腦中浮現：我和表哥的屍體漂浮在海面上，令人悲傷的葬禮，家族的那片墓地，遠在中國的父母收到我的死訊，他們悲痛的淚水……不過，最終我們還是游上了岸，不然我也沒有辦法向你們描述這個故事了。在我的記憶中，還有一位黑人讓我印象深刻，我們叫她「喬治亞阿姨」，她是我們的保姆。對於她，我們又愛又怕，只要不聽話，就會挨她的打。不過那時，當地有著嚴格的種族制度劃分，我們也就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