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899年的秋天進入協和神學院的。當時，它已經從哈姆普頓悉尼學院搬到了里士滿的郊外，環境很好。學院的校長是沃特·穆爾，精明能幹。新建的學校寬廣明亮，嶄新的教學和體育設施，美麗的校園環境，這一切都使學院顯得生機勃勃，充滿活力。我在這裏又度過了三年愉快的時光。期間，我對神學院，甚至是里士滿這個城市都產生了深切的依戀，直到現在依然無法淡忘。

在哈姆普頓悉尼學院，優秀的學生是很多的。畢業那年，另外一個班的學生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績，我和特林卡爾位居第二。考第一的那名學生做了畢業告別演說。為了讓我們兩個人都能在授受學位的典禮上登台演講，學校特意恢復了早已廢棄多年的希臘文演講，並指定由我來做。在熱心、和藹、博學的布洛克教授的幫助下，我完成了演講詞的撰寫。很幸運的是，典禮那天，台下汗流浹背的同學們沒有表現出對演講的不滿。在二十歲生日的前一天，我拿到了畢業證書和學位證書。

對潘達珀斯學院來說，我算是個「老人」了，這使我在感情上很容易就接受了這份工作，並且使我可以重新審視這所學校。就年齡來說，我比學院里的學生大不了多少。我的教學工作為此難免會受到一些阻礙。但年齡的問題很快就因為學院的優勢彌補了。在課堂上，我會不由自主地想起以前的喬治·丹尼老師，我的學習態度就是在他的影響下發生轉變的。在課堂外，我很容易就和他們打成了一片，成為很好的朋友。有時，我會作為他們體育隊的領隊，和他們一起到別的學校去參加比賽。簡單來說，就是作為一個老師，「你是在教拉丁文，還是在教學生？」我是教學生的，所以即使是基礎的理論課程我也會把它變得有趣。比如，我會撇開像《凱撒評註》（一個軍事指揮官作的軍事筆記）這種肯定會讓學生們感到厭倦的東西不講，而和他們一起討論考尼里烏斯·尼珀斯寫的名人傳記。它是專門供羅馬的孩子們閱讀的，簡短、生動、有趣，足夠讓學生們用來練習拉丁文語法。

神學院的教授們，包括我們的院長，全都待人真誠，對宗教充滿虔誠，並且學識豐富，具有普遍的同情心。他們以前大都是牧師，因為表現優秀，對培養下一代充滿了興趣，才被邀請到這裏。後來，我發現他們對過去和傳統的東西表現出強烈的忠誠，並以此作為做人的第一美德。這不只體現在生活上，他們在宗教、政治上也是如此。他們的這種人格使我決心聽從他們的教導。但我仍保留獨立思考的習慣。每天預習功課的時間並不用很多，晚上空出來的時間，我就去圖書館找一些關於宗教、科學方面的新書來閱讀。我腦中存在了太多令我無法信服的宗教上的觀點。在這些書中，我希望能得到一些我疑惑的問題的論證，從而緩解我內心的緊張情緒以及由此而生成的與教會之間的緊張關係。身為南方長老會的一員，我認為信仰和宗旨的問題，是身為宗教人員都不能迴避的。而我也並不想就此和父親那一代的教會斷絕關係。我感覺到，我們彼此之間存在著共同的信仰和情義。

在這個時候，我在潘達珀斯學院十分敬仰的一位老師，丹尼先生，接受了華盛頓與李大學的邀請，到那裡去擔任教職，而我被邀請去接替他原來的職位，教授拉丁文和希臘文。這份邀請像是我的救命稻草一般，被我馬上接受了。我在潘達珀斯學院擔任了三年的教職並感覺十分滿意。這段時間，我對弗吉尼亞的感情不斷增加。我的兩個兄弟離我很近，學院里有很多我熟悉的人，我很輕鬆地融入到了新的生活中，並感覺到這種像是為我量身打造的生活，就是我以後的歸宿了。我在這裏一年後，就想繼續再待一年，第二年後九-九-藏-書又是如此。不容否認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我這麼做是為了拖延時間。我仍然難以對以後的道路作出決定。在學院的第二年，我的同事傑爾摩（以前是我大學的同班同學）決定要去從事神職工作，並在隨後的一年去讀了神學。之前，他曾多次跟我討論過神學問題。這件事情的中間過程和他最後的決定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一年之後，我也進入了協和神學院學習。在他畢業前，我們一直住在同一間宿舍。

我後來在南京神學院，以及再後來的燕京大學的時候，也都很明顯地表現出來和學生們之間這種親密的朋友關係。相比起燕京大學的學生，南京神學院的學生顯得質樸、簡單。他們之間的差別就像是燕京大學的學生和美國學生之間的差別一樣。

在這裏，基督教的青年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弗吉尼亞州很多地方的宗教活動，都是由青年會在組織領導。我剛進學院就加入了這裏的青年會，並且一直算是比較活躍的成員。四年級的時候，我當選了學院青年會的主席。當時弗吉尼亞州的政府當局並不支持青年會的存在，認為這是從北方傳過來的組織形式。也許正是由於當局的反對，反而擴大了它在我們大學生群體中的影響力。當時，一項發動學生自願去國外傳教的運動正在快速發展，並很快成為席捲全國的浪潮。學生們開始關心基督教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問題。運動的組織者們進入各個大學，號召學生們加入傳道的隊伍中。當他們到我們學院進行宣傳時，我因為父母的關係，很自然地成為他們關注的對象。而我的家庭、健康、青年會主席的職務，都將我推向了國外傳教者的位置上。他們也確實選中了我。

進入學院后，除了是否要做傳教士這個問題，我又產生了新的疑惑，是關於宗教信仰的。具體來說就是，該以什麼態度對待那些新生的、進步的、無畏的、嚴謹的聖經學問。雖然當時我的主要宗教活動還是在實踐方面，但從與北方教會的接觸，我所閱讀到的一些文章，以及我內心的偏向，在南方長老會的正統思想與新生的自由主義宗教思想越來越嚴重的衝突中，我更加認同後者。

在神學院的第一個學期，路易斯維爾長老會神學院邀請瑞茲·墨菲特來到我們學院。我們對彼此的欣賞，成為他在第二年轉到里士滿來的一個原因。他在那時已經決定要做一個傳教者。後來，帕羅克·傑爾摩畢業后，他和我住在了同一間宿舍。我們之間的友誼從此開始。在同一對姐妹結了婚之後，我們的友誼進一步加深。再後來，我們又都去了中國。這使我們在後來的歲月中一直保持著聯繫。

教會當局同意了我們的主張，並私下提供了很多資料，但他們因為擔心一些不必要的麻煩和可能承擔的責任，並沒有公開地參与進來。只有幾個商家願意為我們提供活動的經費，數目也是少得可憐。我們沒有工資，經費也要有節制地花費，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會去住一次旅館。我們帶著地圖，到各地去散發邀請書，並在當地成立小的分部，來收回邀請卡。我們三個分別挑選了自己比較熟悉的地區：普雷斯頓去北卡州，莫夫特去肯塔基州，我則去了弗吉尼亞的河谷地區。從神學院畢業后的第一個星期天，我趕到了工作的第一站——首都華盛頓。我找到了中部長老會的老牧師皮澤，提出對他的教徒做一次講道，並向他描述了我們的活動計劃。聽完后，老牧師從躺椅上坐起來，說：「當然，這當然沒有問題。我還一直在想，為什麼這麼多年從來沒人嘗試做這樣的一次活動！」他有些激動，說話的時候一直用手掌拍打著膝蓋。我回答說：「這畢竟是一件有些莽撞的嘗試。」「勇敢去做吧，小夥子！主會祝福你的。我也希望你能在教會中籌集到足ｈtｔpｓ://ｒｅａd.99cｓw•ｃom夠多的經費。」於是，我在教會做了講道。在教徒們挑選指引自己的「外國牧師」時，他們認為既然我做了講道，那就應該在被挑選的範圍。這樣，我與他們建立起了互相信任的美好關係並維持了很多年。伍德羅·威爾遜在擔任總統期間，一直是中部長老會的成員，我後來很榮幸地見到他在教堂做禮拜，當時我剛好從中國回來休假，要去那裡講道。

我還在哈姆普頓悉尼學院念書的時候，學院在教育和管理方面都是非常有名的。協和神學院距離我們很近，它就像是我們學院的研究生院。我們這裏的很多學生都有畢業後去傳道的想法。在這種熱烈、虔誠的宗教氛圍下，宗教的問題再次擺在了我的面前。我們這些學生並不羡慕那些神職學生的社會地位，對他們的品行也沒有抱著總是欣賞的態度。《聖經》課是那麼枯燥無聊，教堂的宗教活動也絲毫不能引起我的興趣。但參加這些活動的人們，並沒有表現出厭煩和不滿。

我和艾琳共同生活了二十二年，直到她1926年在北京去世，我們一直保持著相互間的愛戀。

學生自願運動組織的宣傳很有效，一大批充滿熱情的青年人，報名參加了到國外傳教的工作。人數的增長開始超出組織所能接受的限度，這需要更多的經費才能維持。很多人又反過來開始為傳教的經費四處努力。北方長老會和公理會組織了「行進運動」，號召各個教會支持海外傳教的活動，資助傳教士一些經費。這後來直接發展為一場「全民的行動」，所有教會成員都加入到了籌集經費的隊伍中。這種形勢也對南方長老會有所影響。在過去的幾年中，它的傳教經費一直沒有增長，每年參加傳教的志願者也沒有任何增加。我和莫夫特、菲爾曼·普雷斯頓剛好同時從普林斯頓神學院畢業，經過討論后，我們決定效仿北方的做法，也進行一場「行進運動」。

第二個學期，我再次面對人生道路的選擇。跟往年一樣，學生自願傳道運動的組織者來到我們學校進行宣傳，那次到來的是亞瑟·尤文牧師。他在印度傳教，暫時回到美國休假。而我當時剛好是學生會的主席，負責安排接見他的事宜，並組織他的公開演講活動。他在要離開前問我說：「那麼，司徒，你是怎麼想的呢？」我回答說，我知道需要回答這個問題了，但在這件事情上，沒有人能幫到我，包括他本人。並且我也完全了解他希望我考慮的是什麼。在這時，他表現出了他的成熟和老練，他握了握我的手，很通情達理地沒有再糾纏這個問題。但我知道，這個問題已經無法逃避了，迫不及待地需要我作出決定。

我最後決定要去做傳教士，以實踐來明確我的不確定，並希望以此來證明基督對自己不可估量的意義。我相信在這個過程中，主會給我指明道路。無論是他已經安排好了我應該在國內工作，或者是他知道我不能適應在中國的生活。我終於在疲乏和困頓中進入了夢鄉。醒來后，我將自己的想法告訴了同屋的帕羅克·傑爾摩和雷西·莫夫特。他們沒有表現出任何的意外。這使我心裏殘存的被強迫的情緒也消失了，我感到發自內心的輕鬆和愉悅，並對即將到來的傳教士生活充滿了期待。我沒有為這個決定感到任何的後悔。它使我確信了宗教在我生命中的意義，並堅定了我作出決定的信心。就這樣，我開始了傳教工作，為基督教的傳播作出了貢獻，並獲得了極大的樂趣，而這是我從事其他工作所不能被給予的。

然而讓我覺得安慰的是，我的父母從來沒有在這件事情上對我有任何的勸教。儘管我知道他們心裏有多想兒子跟隨自己的腳步，踏上傳教士的道路。我的二弟大衛那時在攻讀醫學，他曾明確表示自己不會屈從父母的意志，但最後還是走上了父母的道路。後來在蘇州的一家醫院，他以傳教士的九-九-藏-書身份做了兩年外科醫生。1909年的一次意外，讓他死在了那裡。三弟瓦潤一直跟在父母身邊，他沒有遭受我和大衛在回國后的煩惱，也沒有產生對傳教的對立情緒，而是順其自然地準備著成為一名傳教士。他先後在中國的大學和神學院里教了十幾年的書，直到1927年那裡發生革命。

李·特蘭克是我大學里最好的朋友，幾年中，班級的第一名總在我們兩個中間交替。我們之間的友誼，是我回憶起在學院的日子里感到最愉快的事情之一。他跟我年紀一樣大，我們在同一個同學會裡面，住同一間宿舍，常常在下午的時候一起散步。和我一樣，他也不喜歡參加學校組織的體育活動。甚至我們會一塊去和女朋友約會，也不會有爭風吃醋的事情發生。他家在弗吉尼亞州西南的維斯維爾，學期開學前，我們會先在他家會合。夏天放假的時候，我也會先和他一起回到他家。很多個聖誕節，我都是在他家度過的。畢業以後，我回到潘達珀斯學院執教，他去弗吉尼亞大學攻讀了法律，但我們的友誼並沒有因此中斷。再後來，他先後擔任過謝南多亞人壽保險公司的董事長、州教育委員會的主席，並在1921年當選了弗吉尼亞州的州長。在這次選舉中，他還創造了歷屆州長選舉最大的多數票。四年任期滿后，他成為弗吉尼亞州羅阿諾克第二長老會的長老，並在這個職位上保持了長年的熱情。他是在1939年去世的。之前，我們一直保持著書信往來。每次回美國，想到能夠去看望他，我都充滿了期待。

1904年7月，我們在查塔努加的盧克歐特山參加一個會議。我向莫夫特提議，邀請上我們中意的表姐妹過來玩。她們到來后，我緊張的心情才終於舒緩開來，我們沒有看上同一個人。我們兩個同時提出了求婚，並都得到了接受。11月17日，兩對新人一同在新奧爾良舉辦了婚禮。我的新娘是艾琳，莫夫特的是凱特。她們的三妹弗洛倫斯後來也到中國做了傳教士，四妹去了非洲。原本，艾琳根本沒有想過要成為一名傳教士，但她最後沒有經受住三個姐妹的勸說。

從神學院畢業后，我和莫夫特就都被長老會授予了神職，我們成為了牧師。經過「行進運動」兩年的經驗基礎，我們決定一同前往中國從事傳教事業。我們不結婚就要過去嗎？我們決定要結婚就兩個人都結婚，否則就都單身前往中國。在奧爾良訪問時，我們遇上了幾個我的表姐妹，她們是遠房親戚約翰·羅德夫婦的女兒。在交往中，我和莫夫特都感覺到某種情愫在我們之間滋長，我們產生了相同的擔憂，「如果我們看上的是同一個女孩，我們之前的約定怎麼辦？」

當我在煩惱畢業之後的去向問題時，一個奇怪的想法在我腦中浮現：如果我能夠預知到會去中國從事教育工作的話，我一定會選擇去一所為中國人所熟知的大學讀書，並且至少要取得碩士學位。但如果我真的這麼做了，我可能根本就不會選擇做一名牧師，因而喪失去中國的機會。一直以來，我都在順應自己的心意在做出選擇，因此，無論如何，我不會在這種事情上懊悔。

我們個人之間，尤其是和同學會的同伴之間的友誼，以及在學校悠久傳統之下形成的輕鬆氛圍，是大學生活對我最美好的饋贈。但我在這裏讀書的那段時間，哈姆普頓悉尼學院已經有走向衰落的趨勢，其招生的人數在不斷下降。長年以來，大量的煙草種植徹底摧毀了這裏的土地——學校所在的弗吉尼亞州。有條件的家庭都把孩子送到了北部和西部的學校。在我入校后不久，我最喜愛的英國文學老師喬治·丹尼就離開了，接替他的老師是一個毫無生趣的人，講課枯燥乏味，令人昏昏欲睡。我們物理九-九-藏-書科學的老師很優秀，但由於缺乏興趣，我也只是敷衍地在學，能及格就好。臨近畢業的時候，對於要離開這裏，我沒有感到絲毫的遺憾。學校給我提供了讀研的獎學金，但我已經不想再待在這裏了。

1893年，我離開了潘達珀斯學院。經過喬治·丹尼老師的介紹，我進入哈姆普頓悉尼學院，在那裡讀二年級。我還加入了他的同學會和文學社。對於一個熱血的年輕人來說，所有這一切的到來都令我感到深深的滿足。

海外傳教運動組織學校宣傳的人有，維蘭德·里昂、福蘭特·布魯克曼、亨利·魯斯，他們後來都成為了我非常好的朋友。但在當時，他們無疑給我出了一道難題。他們也了解了我在宗教問題上的困境，知道我對傳教活動缺乏興趣。是的，從小時候跟隨父親出去傳道的那次經歷以來，對傳教活動的反感就一直折磨著我，後來在弗吉尼亞的生活和對於做一名老師的熱切期待，所有的這些都讓我對傳教事業產生越來越強烈的抵觸。但傳教運動提出了合理但又強硬的號召，每個虔誠的基督教徒，都要解釋為什麼不能去國外傳教。這讓我有些不知所措。我可以拒絕去國外傳教，可我要選擇什麼來作為我終身的職業？教古希臘羅馬文學的老師？牧師？我必須在兩者中選擇一個，前提是不能離開弗吉尼亞。但選擇做牧師的話，情況的發展會失去控制，我很可能被派往中國。我可能會去弗吉尼亞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或是德國的某所大學去讀研究生，但我從來沒有想過要把研究學問當做我今後的事業。當然，這一切的煩惱都源自於那個傳教人問題。

教書期間，我曾經兩次參加了在麻省諾斯菲爾德舉辦的夏季聚會，它是由基督教青年會和學生自願運動的一塊組織的。聚會很成功。很多有見識的人做了演講，大家對宗教問題也展開了積極熱烈的討論。我總是能在當中聽到很多新穎獨特，同時又很實用的宗教觀念。這與我以前接觸到的空洞無聊的說道完全不同。耶穌在這裏擺脫了神秘的光環，成為令人崇拜和敬仰的真實存在。而這在以前肯定會被認為是大逆不道的異端。和參加聚會的很多青年人一樣，我貪婪地吸收著這種對基督信仰的新鮮解讀。我想我應該對羅伯特·斯皮爾表達我最誠懇的感謝，正是他的觀點讓我對宗教有了新的領悟。這直接形成了我日後宗教信仰的基礎。之後，雖然我經歷了生活的種種不幸，我的宗教觀念也在不斷地發生著變化，但它在我心中依舊明亮，從來沒有熄滅過。

回想起來，這段經歷對我當時的宗教價值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不僅為我的新目標指明了一條可行的出路，也讓我更加確信對宗教的奉獻，並不是我想象中的自我犧牲，而是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我在神學院快要畢業的時候，就收到了供我讀研的獎學金，但出於某種原因，我拒絕了它。我並不認為高一等的學位會對傳教工作有任何影響。而在同一所大學再讀一年，我也不認為會給我帶來更多的好處。後來證明我錯誤地估計了學位的作用，但對於后一點，我仍覺得是對的。對當時的我來說，從事像「行進運動」這樣充滿冒險並有意義的項目，反而更加具有吸引力。它給我以後的傳教工作帶來了頗多益處。在我全身心地投入到這個工作中時，那些神學和信仰的問題就都會被自然地忽略掉。而我也有機會走遍南方的各個州，這使我對弗吉尼亞的感情變得更加深厚。當時，我的宗教熱情全都集中在了這份工作上，所需要做的，就是和與我交往的牧師和教會領袖們建立起很好的關係，儘管我們可能在宗教的認識上存在很多分歧。我們確實也成為了很好的朋友。我深切地感受到，在基督教的基礎教義上，自己與教會之間形成了一種更加和諧的關係。

在美國發表《獨立宣言》的1776年，大陸會議創建了哈姆普頓悉尼學https://read.99csw.com院，並以兩位偉大的英國自由主義愛國戰士的名字為其命名——約翰·哈姆普頓和阿爾金·悉尼。在學院歷史上，曾出過一位美國總統、三十位國會參眾議員、八個州長和二十多位學院的校長。我當時讀書的時候，學校僅有一百五十多名學生，現在已經發展到近四百名。據1931年的一份調查結果顯示，在列在《美國名人錄》中的美國大學校友中，哈姆普頓悉尼學院的校友以7.45%的比例排在第一位。阿姆赫斯特學院以7.4%的比例位列第二名，其後是比例為6.6%的哈佛大學。這個排名引起了報刊的廣泛熱議。其中，《諾克斯維爾日報》評論說：「哈姆普頓悉尼學院所起到的作用遠不是一份調查報告所能體現的，它歷史悠久，擁有其獨特的教育風格。在美國南方的教育歷史中，它的影響是無可比擬的。」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久久不能入睡。從鐘樓不斷傳來報時的聲響，我清楚地聽到了凌晨五點的鐘聲。我無法形容對於到中國做傳教士這個問題的厭惡之情，那裡不是我所希望的工作之地：在廟會和大街上面對那些挑剔、無理的群眾；向他們大聲地宣揚基督；幾乎免費地給他們發送宣傳冊；承受無故的白眼、鄙視或是嘲弄；接受落後的生活條件和缺乏學術研究的條件；過著單調乏味、幾乎像隱士的生活。我兒時生活的印象，此刻像擺脫不去的夢魘，不斷在腦海中產生令人畏懼的幻象。而我曾在弗吉尼亞以及南部的其他州的愉快生活，更是與之形成鮮明的對比。這當然是我個人不正常的情緒在作祟。我不禁開始想象，如果當時我能預見後來在中國的生活，我會如何想象以後的生活呢？

繼續回到那個難熬的失眠夜晚。我對做傳教士充滿了恐懼，然而當時大家有個普遍的共識：如果一個人絕對地忠於基督，在沒有阻礙的情況下，必須要到國外去做傳教士，至少是不能拒絕這種使命的召喚。但我確實不情願。我是否接受到了基督的召喚，要去為無上的主犧牲安逸的生活？對基督的信仰是否強大到能夠左右我的生活？如果不能，那當我在安逸地從事基督教的工作時，是否能稱之為一個真正的基督教徒？這些常見的問題一個個地跳出來，折磨著我脆弱的神經。我躺在床上，翻來覆去，不能得出明確的答案。

有點出乎意料的是，我們的活動很快就取得了巨大的成果。這主要是因為，很多青年對傳教工作充滿熱情，但沒有錢支撐他們的行動，而且他們也缺少系統的組織。我們組織的活動新穎、獨特，又很好地滿足了他們的需求。這次活動的成功幾乎是在一種互需中自動完成的。對一些人來說，到國外去做傳教士是一種工作，也有一些人把它作為心靈的浪漫旅行，而且他們將會面對的，不再是模糊的抽象幻想，而是活生生的具體的異國體驗。各地的捐款源源不斷地進入總部。我清楚地記得，第二年春天，經過教會當局的一致通過，我們三個人有了正式的職稱和工資，還有專門的經費。為了表現我們對此的誠意，普雷斯頓被選中，在夏天到教會指定的地方就職。當時他已經訂婚（他在為我們活動奔波時得到的額外收穫），在舉辦完婚禮后，他和新娘踏上了去往朝鮮的輪船，比我們先一步走上了傳教的道路。我和莫夫特還要再等等。我們相信一年之後，教會會建立起一個永久、穩固的國外傳教機構。教會並沒有對我們現在的職務做出明確的期限，或者他們會願意看到我們一直做下去，但我們都很明確的是，只要再籌集到足夠的資金，我們就會和那些志願者一樣去國外做傳教士，而這對於傳教事業會起到更大的作用。我們也明確地向教會提出了這一點。而一向保守頑固的教會作出了令我們滿意的答覆，它同意了我們的要求，並且派了另一人準備接替我們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