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在那一年，兩位來自美國的客人到中國造訪。他們名義上的工作是來組織夏季的傳道人靈修聚會，其實是受命來調查中國現代自由主義教派的狀況。一些熱心的原教旨主義者不知道從哪裡得到了我在青年會上的演講速記稿，並交到了兩位客人手中一份。不久，《普林斯頓神學評論》上就出現了一篇名為《在中國的現代主義》的文章，其言辭誇張激烈，極盡渲染之能事。署名的作者是格里菲斯·多馬士博士。他在文章中引用了我演講中的大量言論，並摘引了其他相關的評論和文章。

我開始探尋傳播福音的各種方法。接受洗禮毫無疑問是對基督信仰最簡單的一種表現方式，我只需要在星期天的時候到教堂，參加那裡的宗教聚會，並遵守安息日的教規就可以了，而且這種方式往往比宗教所能體現的社會價值更吸引人。中國人有他們傳統的信仰，因為皈依基督而讓他們放棄原有的信仰往往會激發他們的反叛，而且也是毫無意義的。做禮拜主要就是講道，不需要繁瑣、龐大的禮儀，也不用做藝術性的裝飾，而這反而能夠得到中國人的認同。總的來說，就是要將宗教概念朝著嚴肅、莊重、正式的方向發展，實現教會最初的自然而然的宗教標準。在這個方面，很多教會在後來都做出了明顯的改善。

會議開始前，長老會就審判的方式徵詢了我的意見。我回答說：「你們可以成立一個特殊的委員會，對那份演講速記進行詳細的調查，任何能讓你們滿意的方式我都能接受。」但其實我還是很希望有機會做出我的申訴，對著全體參加會議的人告訴他們，關於演講中基督教的四個基礎信仰的見解對我的重大影響。我也確實得到了這個機會。我用他們所熟悉的語言做了申訴，中途不斷有委員會的人提出質疑。最後，我的申訴和回答贏得了全體與會者的掌聲，他們一致起立投了支持票。這時，一位身材瘦高的教友提出異議，並要求像北方譴責行為不道德的人那樣，採用不記名的方式再次進行投票。不過他的提議並沒有得到大家的通過。

在寫下我早期的這些印象后，我必須要說明一個結論，它在當時就已經存在，後來又被我在中國的經歷不斷地證實：從整體來看，傳教士具有純粹的宗教熱情，他們待人真誠、目的高尚，對宗教事業充滿無私奉獻的精神。寫下這些，是因為我現在已經擺脫了當時視野束縛所帶來的偏見。傳教士們的知識水平和工作能力，遠超出了一般人的估計。能跟這樣一群優秀的人共事，我感覺到巨大的榮幸和驕傲。教會的政策、行政上的管理，以及正在被逐漸接受的聯合計劃，很快就讓我開始在這些繁瑣的工作中尋求到孜孜不倦的樂趣。我想，也許我終於可以成為一名典型的「福音傳播者」，為之奉獻終生，並且以愉悅的心情接受它。這個想法曾反覆在我腦中出現。

我並不能確定長老會對我進行怎樣的裁決，但這是無所謂的。燕京大學對我是持支持態度的。即使長老會對我宗教的「可靠性」投出的是反對票，但在美國的北方和中國，我的聲望和名譽也不會因此受到任何損害。但我還是希望看到，在我早期學習和工作的地方，那些我所熟知的保守的南方人，更關心的是宗教的信仰，而不是那些教條性的固執看法。我在自願接受他們評判的同時，也在心裏默默地對他們進行著評判。

在杭州，很多人都是從寧波過來的，像跟隨第一批傳教士來到這裏的那些人，就都來九_九_藏_書自寧波。而且我父親傳教的地方，主要是在杭州和湖州之間寬廣的農村地區。我經常會跟父親去傳教，因此，我不僅熟悉上面提到的地方語言，也熟悉上海、蘇州地區的吳語。它們乍聽起來是很相像的，但其實也存在著一些差別，尤其是在代名詞的使用上。在蘇杭地區生活的那段日子，對我具有重大的意義。那時，除了會和其他傳教士做簡短的交談外，我同當地的人相處得非常融洽，而我最大的樂趣就是用當地的方言和他們進行交流。

教我中文的「老師」是一個年輕人，但他很多時候也顯得手足無措，不知道要怎麼做。他之前沒有跟外國人有過接觸，對我們的了解還存在於傳聞中。因為聽說我們會往茶里放一種葯，喝過之後的人就會變成基督徒，他從來不敢喝我們的茶（他後來成為了一名虔誠的基督教徒）。不過，我們很快就找到了一種有效的合作方式，他意識到了工作中的問題，並儘力給我最大的幫助，而我也收穫了很多。他教給了我很多當地的諺語和日常用語，如果當時能繼續在杭州待下去，我可能會成為說杭州話最流利的外國人。杭州的方言很有特色，是官方語言和吳語（江南和浙北方言）混雜而成的一種語言，早在南宋遷都杭州的時候就有了。我對這種音調優美、情感表達婉轉的方言有著特殊的偏愛。

當一座很小的教堂進入我的視野時，我原有的厭惡情緒再次出現。父親辛勤努力一生，所取得的成績是如此微薄：仍舊是這個小教堂，以及為數不多的幾個教徒。「行進運動」給我帶來的對國外傳教的理想場景瞬間崩塌。幸運的是，學習中文是我首先要去做的事情。我天生對學習語言充滿興趣，而不容否認，中文對我散發出了獨特的魅力，我想中文的學習者都能理解我的感受。已經過去了十八年的時間，我幼年時學到的那點中文早已在時間里消失殆盡。但它仍在聽力和發音以及一些成語的運用上，給我帶來了一些幫助。當時，還沒有出現專門教人學中文的語言班和語言學校。

經過了一年多的語言學習，我正式開始了傳教士的工作，在杭州北邊的大片農村地區。我的父母曾在這裏待了很多年。我每天乘坐一艘木船，沿著複雜交錯的河道，來往於農村地區和城裡的家。父母指導我學會了教會的管理，組織傳播福音的聚會，還有如何去別人家結識陌生的人。在農村的活動和與城市裡居民們的接觸，把我和中國的生活聯繫在了一起。這對我後來從事教育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當時，非宗教力量的介入使得傳教活動變得不單純，傳教組織利用各國政府的支持，取得了廣泛的特權。羅馬的天主教就與法國簽訂了宗教事務上的協議，它們的傳教士擁有政治上的特權，不受到法律的約束和當地政府的管轄。成為教會的一員，就可以得到政治和經濟上的保障。我這樣講並不是在懷疑他們的宗教動機，也不是質疑他們對宗教信仰的虔誠。相反的，我仍舊敬重他們。只是，這樣在宗教事務上濫用世俗的權力，使得入教的人大多是受到利益的引誘，而非出自本心。而且地方上的官員因為對列強的畏懼，不能實現公正執法。他們擔心列強會找到借口，提出更多領土和經濟上的要求，這樣的事之前發生過太多次了。加入教會的中國人成為特權階層，他們會遇到親戚的求助，並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受到金錢的誘惑，收取一些報酬。傳教士們會誤ｒeａｄ•99csｗ•ｃoｍ以為那個地區的人們思想覺醒了，在尋求得到救贖，但實際的情況卻是，他們皈依宗教是懷有醜惡的目的。而且，那些傳教士往往也會被捲入，參与進罪惡的錢權交易中。特別是美國的一些傳教士，常常帶有實際性和功利性的想法。他們更關心入教人數和佈道聚會次數的增加。這些易於統計的數字，也更能讓他們的資助者看明白。而中國人是很擅長察言觀色的。他們輕鬆地察覺到了這些傳教士們的動機和目的，然後設法使其得到滿足。他們以此作為謀生的手段。在這種默契的合作中，雙方都懷著互為所知的目的虛偽地交往著。這些傳教士自己可能根本沒有意識到其中的矛盾，他們只是在追求教會的實際利益，而這跟創造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毫不相干。這種普遍誤解，對各個小基督教團體來說，實在是一種悲哀和不幸。

不久，我開始嘗試進行一些文學創作，為長老會的周刊寫一些宗教信仰方面的文章（這本周刊在長老會的教派內外都很受歡迎）。並且也為哈斯丁的《聖經詞典》寫些文章，這本書當時正在進行中文版的選譯。同時，《國際佈道評論》《中國記事》等一些雜誌也開始出現我的英文文章。金陵大學離我們學校很近，我經常到那裡講道或是給學生上《聖經》的課，還會與宗教研究組織的成員見面。我想，如果那些不懂英文的中國傳教者，能夠有能力閱讀原版的希臘文《新約》，對他們肯定會有很大的幫助。他們能夠在原文中感受到親切和真實，而這也正是在經過艱難的翻譯后所遺失的。麥考利曾說過，只有在掌握了另外一種語言后，才能更清楚地理解自己語言。這在文化上是有普遍意義的。而且在掌握了希臘語之後，也會使他們在面對那些會英語的傳教者時充滿自信，顯得有「面子」和地位。為此，我專門出版了一本希臘文《新約》的初級讀本，之後又出版了一本《新約希漢英字典》。我發現，很多古希臘文的詞語在《新約》中已經不用了，是可以略去的。巧合的是，在我編著那本字典的時候，埃及和其他一些地方有了新的考古發現，證明了《新約》是由當時地中海一帶流行的希臘語寫成的。這也說明《新約》雖然在寫作上沒有使用標準的古希臘語，但它毫不妨礙作者才華的顯現。並且通俗的希臘語的使用，使《新約》讀起來更加生動、形象，也更易於翻譯成流暢的中文。

後來，為了給燕京大學募集基金，我暫時回到美國。海外佈道組織的一位年長的幹事給我寄了一封信，向我描述了那篇文章給傳教機構帶來的負面影響，並要求我想辦法彌補這一過失。我最初是在里士滿的漢諾佛長老會擔任的聖職，儘管根據規定，我已經被轉到中國的長老會，跟那裡脫離了關係。但我仍要求去參加漢諾佛長老會的春季大會，為此，我專門從底特律趕到了那裡。

從這件事上，我們可以看到：如果我們充滿對彼此的信任，那麼在宗教觀點上有分歧是無關緊要的。從事宗教工作的人應該看到基督精神上的共同目標，這樣我們就可以愉快、和諧地一起工作，而這也正是此事所揭示的重點。

南京神學院是在新教教義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儘管已經在新教方面做了最大限度的保留，但仍舊不能避免遭到保守人士的指責。他們固執地堅持九-九-藏-書所謂的健全、完美的宗教傳統。這種情況在蘇北教會中表現得最為明顯。我們在長江北面和南面都有差會，神學院是江南的。在我所屬的華中差會中，每個人都很寬容，雖然各自有著不太相同的宗教觀念，但我們從來不會為此爭論不休。而在蘇北差會，爭辯無處不在，他們是我所遇到的，最容易被激怒、喜好和別人爭論的一群人。這令我很不解，因為他們平時與人相處，表現得跟我們並沒有什麼不同。也許是在蘇北這塊貧困、混亂的土地上，艱苦的環境使他們失去了耐性，使他們變得激憤和好鬥。這種情緒即使在他們傳教時，也會不可避免地顯露出來。賽珍珠從小生活在那裡，直到出嫁前才對其他的差會有所了解。她的父親原來在我們差會，後來轉去了蘇北。在她的故事中，父親從來都是個「爭鬥的天使」。她對所有差會的印象都不好。

搬到南京后不久，我認識了在協和醫學院教書的羅德爾夫·希爾茲。這個學院遷到濟南后，改名成齊魯醫學院。在不斷地交往中，我們結成了深厚的友誼。他成為我一生中結識的第三個最重要的朋友。後來，我們住到了同一棟房子里，我們的妻子親密得像是姐妹，他的女兒和我的兒子的年齡僅相差一天，兩個孩子也經常形影不離，一起學習和玩耍。羅德爾夫在醫學教育上的成績卓越，後來成為了該領域領袖級的人物。

我被安排教《新約文學註釋》學科，這讓我終於有機會研讀這些福音書。長老會信奉《聖經》為無上的權威，但奇怪的是，在課程表上只有很少的《聖經》課程。反而是希伯來語、希臘語、神學和教會的歷史，這些課程佔了很大比例。我想大概是長老會覺得大家對聖經已經很熟悉了吧。不管怎樣，在教學中，我很快就發現了自己知識的貧乏，而這又是如此吸引人的一門課程。我搜集到了任何所能找到的幫助我研究這門課程的資料，以最大的熱情投入到了對於《新約》的經文、歷史、哲理等有關的研究中。同時，我還在思索如何更好地教好我的學生們，讓他們不會因為學習內容的繁複深奧而失去興趣，還需要把握好跟他們之前的信仰之間的平衡關係。他們都沒有上過大學，學歷高的也只相當於高中水平，還有的只讀過幾年舊式的私塾。孔子講學，追求因材施教。因此，我在備課的時候，以知識性為標準，盡量做到淺顯易懂，又不失實用性。

我到中國沒多久，美國的北方長老會和南方長老會就在南京聯合開辦了一座學院，就是金陵神學院，由雙方共同管理。美國內戰結束四十年後，從同一個教派分離出來兩個教會，在大洋的另一端，終於實現了有限的交流。這說明了教會間聯合的艱難。教會的分離阻隔了人類情感的發展，但我們也看到耐心、契機，以及雙方對宗教本質的共識，這些都在促進著教會之間關係的發展。

也就是在這樣的聚會上，我認識了羅根·魯慈主教。由於我們兩個是聚會上僅有的外國人，幾次活動后，我們就成為了親密的朋友。在我整個傳教事業中，這段友誼是最令我興奮和激動的了。我看慣了他在暑期聚會上穿休閑衣服的樣子，以至於我記得第一次見到他穿著主教的袍子時，簡直不能確認那會是同一個人。

到神學院之後，我的生活開始變得忙碌起來。每天除了要上四個小時的課、準備第二ｈtｔｐｓ://rｅａd•9９cｓｗ•ｃom天的課程、處理學校的一些事務外，還要抽時間來學習中文。因為搬到了南京，就需要掌握那裡的方言。它像是北京方言的失敗進化，聲調奇怪，跟吳語有相似的地方，同時混雜著粗糙的北方語言中的捲舌音，是我聽過的方言中最難聽的一種。我的生活基本與外界隔絕開來，但我全用中文講課。在講道或是偶爾參加的演講和社交場合，我基本上都是講中文。

1926年9月29日，漢諾佛長老會在《南方長老會》上發表了一份聲明：「長老會對司徒博士的觀點進行了審查，其嚴格的程度是從來沒有過的。也從來沒有人像司徒博士一樣，使長老會如此確信他所擁有跟我們相同的宗教信仰。就此，長老會認為，對司徒博士的指責完全是無的放矢，毫無根據的。他沒有對此事進行公開的聲明，將它交給了長老會來處理。而此時，他正在中國默默地從事著任重道遠的宗教工作。」

但當時我不知道的是，其實在離開南京時，我已經成為他們攻擊的對象了。幾年後我才知道了這件事。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在神學上受到非難，我覺得有必要將它記在這裏。當時，基督教青年會邀請我用中文為他們年輕的中國成員做一次演講，內容主要是關於基督教的幾個主要方面——上帝、基督、聖靈和《聖經》。整個演講過程都令我沒有用到演講稿，台下有人做了速記。之後，青年會徵求我的意見，是否可以將速記稿作為他們內部交流的資料，並保證不會在刊物上發表。我正在忙於去北平的一些事情，樣稿都沒看就答應了他們。我想即使我沒有同意，後來發生的事情也不會有任何不同吧。

但這一結果並沒有得到費城和普林斯頓那些人的認同。他們夥同南方跟他們持相同看法的人，將這件事上報給了弗吉尼亞宗教會議，並聲稱要交給總務委員會處理。按規定，弗吉尼亞宗教會議僅對它的長老會負責，是沒有權力對我進行審判的。而且它對長老會的判決充滿信心，並不想進行二次裁決。這件事也就此結束了。後來我再次回到美國的時候，又專門去了里士滿，申請將我在長老會的身份從中國調回。這樣，以便於類似的事件再次發生，他們擁有正式的判決權。長老會成員一致通過了我的申請。我也成為了漢諾佛長老會「合法、正式」的一員。

在神學院待了一段時間后，學院的學生始終沒有大學畢業生，這引起了我的注意，並試著找出原因和解決的辦法。幾年的時間過去了，雖然我在這個問題上依然沒有找到解決的辦法，但終於有了第一個大學畢業生來到了學院。他叫李漢鐸，畢業於金陵大學。十五年後，他成為了神學院的第一個中國院長。在這件事情之前，中國的傳道者組織起了學生自願運動，就像當年發生在美國的學生自願參与外國傳教運動一樣。我對此持積極支持的態度。丁立美是這次運動的組織者之一，她是山東的傳道者。運動開始后，她在全國各地奔波，組織起了很多地方的學生分部。運動的規模不斷擴大。獻身基督事業成為它新的宗旨。而也正因為這個脫離具體意義的宗旨，導致了它後來的衰落。在運動的過程中，很多有才能的人被吸收進來，成為傳道者中的一員，而且它所造成的巨大影響，也使教會開始思考傳教的方式問題。

在神學院的教員們，很多都曾被北方差會的人調查過。他們不僅會指責教員在神學上的正統性，也會對毫無問題的教員提出批評，理由是他們對可疑的教會人九-九-藏-書員過於寬容。我是他們特別懷疑的對象。幸運的是，我們教員之間的互相信任，使我並沒有受到太多的干擾。後來我辭職離開學院去了北平，並不是因為不堪於他們煩人的調查。但我還是會自然地想到，各個差會中的原教旨主義在瘋狂滋長，如果哪天因為我讓神學院也陷入無休止的爭論中，那就太糟糕了。

青年會的成員經常進行自由而真誠的討論，他們關注並且強調，在一系列的社會問題中如何實現基督教信仰。他們還會組織一些宗教上的競賽、講座和聚會。我經常會受到他們的邀請，到風景宜人的山上，參加他們的暑期聚會。這個聚會中進行的討論，很多都對我的認識產生了影響。

到中國之後，基督教的青年會對我一直都有很大的影響，在杭州的三年和南京的十一年都是如此。當時，韋拉德·里昂和弗萊徹·布魯克尼安是青年會的負責人。他們去除了青年會在教會、教義和組織上的約束，並且提供認識西方知識和思想的機會。這一舉措滿足了很多青年的需要，也啟發了我在傳教上的做法。青年會能夠吸引到大學畢業生，甚至是留學生加入。他們在青年會中享有和外國傳教士一樣的權利，受到正式同事的待遇，而不是聽命於行事的僱員。

當時，神學院的老師只有三個人：兩名分別來自美國兩個教會的傳教士和一名中國人。學院再三邀請我加入，都被我拒絕了。但他們仍不放棄，我只好讓我所屬的傳教團來做決定。結果只有一個人反對，其他人都想讓我接受這份邀請。唯一提出反對的人是弗蘭克·普賴斯牧師，他並不認同讓年輕人放棄傳教，而去從事教育工作。幾年後，在我的邀請下，他也來到燕京大學，成為受到學生喜愛和尊敬的教師，並一直工作到了1941年。我到南京沒多久，美國南方衛理會、北方衛理會和基督徒教會也先後加入到了這個聯合。如果不是因為與思想頑固的南方浸信會之間的衝突，北方浸信會也可能會加入進來。

這年的12月末，我們四個人一同到了上海，父母專門跑過來接我們。令人遺憾的是，莫夫特被派到了蘇州，而我則在除夕那天跟著父母回到杭州。

在神學院工作，總是難以避開一些宗教上的爭論。簡單來說，主要就是關於保守主義的正統派和自由主義的現代派之間的爭論。我所接受的教育和從事的工作，更多地指向前者，但我內心抱有對現代主義的同情，我的學術研究也使我對它有著情感上的傾向。沒來中國前，為海外傳教組織四處奔波的那段時間，我遇到了很多值得尊重的老一輩宗教人士，他們的虔誠的信仰和高尚的品行以及相互之間真誠的友誼，都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我因教派問題產生的緊張情緒。我儘力將人們對宗教的虔誠信仰，跟對宗教的理性分析和研究區分開來。後者受到的傳統、知識、地域方面的影響，遠遠超出了一般性的估計。雖然人們將教義的不同跟教派分歧相混同，而宗教情緒又放大了這種影響，但在我看來，教派之間的敵對立場，主要還是後者造成的。

我對於大多數傳教士所作出的評價，也同樣適用於很多中國的基督徒。雖然他們當中一些人加入教會是出於不單純的目的，但在1900年，他們卻贏得了我由衷的尊敬。那年，義和團發起反對傳教士的運動，很多傳教士因此喪命。在這樣的環境下，仍舊有一批中國基督徒不顧家人的反對，堅持著對基督的信仰。現在中國基督教的宗教領袖，很多都是從19世紀的宗教家庭出來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