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完成了對亞洲的全部捐贈后，他們還剩下了四百五十萬美元的股票，不過其中一半是沒有紅利可分的。對於這些錢的處理，他們提出建立一個文化機構，用西方研究外國文化的設備和方法，來幫助中國人研究他們的文化，同時，也幫助美國人以一種他們能理解的方式，學習中國文化。他們發電報詢問我對此事的意見。我回復說，對一個大企業的主席和一個著名律師合作創辦一個文化機構，我很感興趣。他們承認這隻是初步的想法，對於具體怎樣運作，還沒有明確的規劃。但不管怎樣，他們首先提出了這樣一個想法。

雖然很難講出口，但我確實對燕京大學的畢業生有著近乎自負的信任，尤其是那些完成留學后，又回來教書的學生們。我知道過多接收他們會對學校內部的發展產生一種不好的影響。但我們這樣一所由外國人創辦的學校，要想往中國化的方向發展又不失她的宗教性質，還有什麼會比留用她原本的學生能更好地實現這種轉變的嗎？他們認同並且重視學校創辦人的理念，早年的求學經歷也使他們擁有對學校的忠誠感，而這是其他的中國學生很難具備的。

燕京大學是傳教事業的一部分，這是它的輔助作用，為教會的成員提供接受教育的環境和設施，培養出更多的為教會工作的人員。這是它必須在中國創辦的原因，也是它能夠得到資金支持的唯一正當的理由。它雖然在性質上是一所宗教學校，但我並不想讓它牽涉到傳教運動。我們不能強制學生非要去參加宗教活動、去做禮拜，也不能用宗教信仰來衡量學生的好壞。首先，它要是一所真正的大學，在這裏，真理的傳播必須是毫無阻礙的。而宗教信仰和表達信仰的外在方式作為個體的事情，同樣不應該成為障礙。我們可以在挑選教師、提供教學設施以及行政管理上，為學生的宗教活動提供便利。畢竟，這是一所基督教大學，活躍的基督教徒學生才是它的核心。而且不管學生的宗教信仰如何，在校內成員和外部社會的面前，燕京大學始終是以基督教大學的身份出現的。我們試圖向人們證明，大學嚴格上的定義和宗教學校之間是相互矛盾的；一個有著基督教生活觀念的集體，是有著教人向善的力量的；通過這樣的一所大學，人們可以看到，信仰基督對於人類社會的各種組織形式來說，是有好處的。

1921年，美國的幾個教會派出了一個教育調查團來中國，考察這裏基督教的教育情況。調查團的負責人是芝加哥大學的耐斯特·博爾頓教授。另外還有三個中國人和三個傳教士，是他們請來的顧問，協助調查。三個中國人中有南開大學的校長張伯苓，而我是三個傳教士之一。我們的調查範圍幾乎遍及了整個中國，回來后，我們將有關於教會大學和中學的調查結果寫了一份詳細的報告，其中有我們針對中國教育情況提出的一個計劃。

燕京大學從日本人手中恢復后，在技術課程上迎來了一次發展的契機。當時在天津一帶，中國的一些領袖人物提出，由他們出資，我們學校創辦一個工程學專業，為他們提供畢業學員。他們補充說，並不需要那些高學歷和高薪水的人，他們需要的是那些學得並不怎麼好，但有基礎的技術知識，並願意在車間幹活的人。我們對此做出了具體的學習安排，學員要先讀兩年工程學的預備課程，然後繼續讀三年。後面的三年要半年在學校讀書，半年到車間去接受實際的指導。很多優秀的學生都參加了這個專業。但在國民黨失敗后，這個專業也就不存在了。

但這樣做最大的好處在於，在校園裡建立一種國際化的氛圍，學生們會很自然地從更大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在同一個領域的傑出人物會因此聚集到一起；校園生活也會變得豐富多彩，充滿廣闊的趣味性。在中國很適合進行這樣的試驗。沒有一個國家的思想道德觀念會比中國的更加豐富。中國人在近代的遭遇很不幸，如果他們能夠不因此而認為狹隘的愛國主義是國家唯一的希望，那麼，其實他們的傳統觀念和逐漸加深的民族主義傾向並不存在矛盾。我對燕京大學的期望並非不切實際的幻想，在為中國創造新生的力量和促進它和其他國家之間的友好關係上，燕京大學都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燕京大學的起源也會被人們記住，成為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年輕人到國外學習的有利條件。

另外，我要對劉廷芳獻上我誠摯的敬意。在很小的時候，我們就已經是很好的朋友了。我擔任了燕京大學的校長后，他也隨我從南京來到了北京。在聖約翰大學的預科以及後來在美國就讀的各個學校，他幾乎獲得了所有學習和演說的榮譽獎勵，對一個外國學生來說，這已經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績了。他先後在美國就讀了喬治亞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耶魯大學和紐約的協和神學院，在這個過程中，他和一個同學結了婚。他對我說過，這也是他到美國學習計劃的一部分。回國后，東南大學曾極力邀請他去任教，但為了能和我在一起工作，他還是拒絕了邀請，回到了南京神學院。在去北京前，我對他說了我將會從事的新工作的未知性，這會是一場毫無預估的冒險。雖然我很想和他一起去，但我必須要他考慮清楚。南京神學院並不希望他離開，東南大學也一直沒有放棄對他的邀請，兩所大學在協商后，甚至允諾他可以在兩所學校同時擔任教職。但他還是和我一起去了北京。這是中國人對待友誼的態度的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

某種難以捕捉到的因素，讓我和學生們即使接觸不多，但仍獲得了他們的理解和喜愛。他們能清晰地感覺到我對他們的重視。在學生的愛國「風潮」愈演愈烈的時候，為了糾正他們，我和學生團體的領袖熟悉起來。我經常對他們做演講。這是件令人興奮的事情，當感受到台下的激|情和熱烈響應時，你是沒有辦法保持平靜的。學校男女學生同班的情況，使戀愛發生的概率很高，我經常被邀請去主持學生的婚禮。一般會是在我家裡舉辦的基督教形式的禮儀，但也有例外。順便要提一下，我至今沒有聽說過哪個學生的婚姻是不幸的，不管他們的婚禮是不是由我主持的。這似乎是個找到合適伴侶的好方法。師生之間親密的關係，即使是在籠統概念下的那種，也似乎只有在中國才會出現，它對我這樣一個美國人，有著更珍貴的意義。不管身在哪個地方，我都會收到學生們無數的信件，這使我對這種感覺更加明確。

美國在工業上創造的奇迹，後來對燕京大學的發展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歐柏林學院的一位大學教授在一次試驗中，對他的學生們說，他現在所做的這項試驗，極有可能發現一種商業價值很高的輕金屬。之後，查理斯·霍爾繼續了老師的試驗並成功製成了鋁。現在，他試驗使用的那套簡陋的設備，仍舊保留在歐柏林學院的博物館里。在他死後，遺產除了留給相關的個人外，剩餘部分按他的遺囑分成了三份：一份捐贈給歐柏林學院，一份捐給南方的學校，最後一份捐給了美國在亞洲和巴爾幹地區的教育事業。他將遺囑的執行委託給了自己的兩個朋友——美國制鋁公司的主席和一個法律顧問。一批人開始尋找他們兩人，其中包括按遺囑有資格接受遺產和並沒有資格的人，但都沒有結果。

「做一份工作就要為之負責，可除了給哈利·盧斯的260美元的車票錢外，我沒有看到你為燕京大學做的任何事情。身為託事會的出納，我想你應該很清楚自己需要做些什麼。所以，我沒有看到你的誠意。我不怪你，但還是覺得你應該辭去這份職務，好使我們能夠找到一位更稱職的人來替代你。」

我在創建理想中的大學時，需要面對四個方面的問題：它的基督教性質；它的教學質量和專業性課程；它對於增進與中國以及世界各國之間的關係所帶來的影響；最後是它建設和運行所需要的經費來源。關於最後一方面，我在前面已經進行了詳細的描述。

1919年1月31日，到了北京后，我搭乘一輛人力車，頂著凜冽的寒風，趕到了位於北城的長老會。兩所學院之間的分歧比我想象中的要糟糕得多。匯文大學的畢業生代表態度強硬，表示不管新的大學英文名字如何，如果中文名字不是匯文的話，他們就拒絕承認它是自己的母校。而在與另一方的代表見面時，他們表示能接受除匯文外的任何名字，否則他們會選擇用焚毀畢業證的行為祭奠母校的毀滅。與我會面的都是兩方https://read.99csw.com畢業生中佼佼者，在教會中都擔任著重要的職務，他們並不贊同創辦聯合大學，並且在具體的分歧上，還帶有中國所謂的「面子」問題。匯文大學的代表勞瑞堅持，聯合必須保留他們原來的校名；而這也正是另一方所不能接受的。

我曾想和日本、蘇聯也建立類似的關係，但由於戰爭的原因而沒有實現。但這仍不失為一個很好的想法。如果燕京大學能在原來的基礎上重建，我會對它的發展進行更好的規劃：和更多的國家建立文化上的交流，尤其是日本和蘇聯，相互交換教授和留學生，學習他們的語言、文學、政治和經濟，等等。這樣，學生們就能精通於某一國的文化，與幾個國家的學者們同時研究相同的課題，他們也會因此建立個人的關係。

哈利·盧斯以鍥而不捨的精神找到了那名法律顧問，並贏得了對方的認同。盧斯在紐約的一家餐廳安排了我們的會面，一同參加的還有亞瑟·戴維斯先生。為了考察我的能力，戴維斯先生與我進行了一場嚴肅、苛刻的對話，當然，我總是被提問的那個。整個過程對我來說就是一場精神上的煎熬，這關係到事情的成敗，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進行對答。結束的時候，我完全沒有吃任何東西，因為緊張出了一身的汗。戴維斯在最後說：「我今天下午要去巴黎，對於此事，我會尊重我同事的態度（約翰遜已經答應我們，如果能夠得到戴維斯的同意，他會捐助五十萬美元）。我不想再受到你們代理人的打擾，在我看到你們的大學確實值得我們支持的時候，我們自然會履行職責。再見。」一年之後，約翰遜先生約我見了面，他說：「我們一直保持著對你們的關注，現在決定捐助你們一百萬。是的，我們將數額增加了一倍。」我向他提出了合理的理由，請求將捐款數額增加到一百五十萬。又一次經歷了一年前的煎熬后，他同意了。

我與燕京大學的學生之間的關係是很友好的。在我個人的中國生活體驗中，中國師生之間的關係是最為美好的。任何一個教過中國學生的外國人，不管學生的年齡和身份怎樣，都能證明我這種感受的真實性。學生對老師的尊敬，不僅是充滿人性、真誠和熱情的，重要的是你能體會到他的自發性，這是最令人欣慰的。我剛到燕京大學的時候，學生數量還不多，我也在新的工作上進行著探索，與學生之間的交流比較多，很容易認識每一個學生。但隨著學校規模的擴大，學生數量的增多，再加上我工作繁忙，經常不在學校里，跟學生們之間也變得生疏起來。我努力嘗試著改變這種狀況，但都沒有成功。但我有個很微妙的感覺，似乎那些新入學的上千學生，即使是他們中最陌生的一個，我都有一種熟悉的親切感，而且我隱隱感覺他們對我也有類似的感覺。在學院或是日常的生活中，他們都對我保持著令人愉悅的中國式的禮貌，會主動告訴我他們的名字，避免我的尷尬。

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給北京的神學院造成了很大的災難。之後，匯文大學和華北協和大學一直在尋求合作。它們分別從屬於衛理公會和長老會、公理會。雙方也終於有了一致的看法：同意兩所學校的聯合，並決定把北京城內原東南衛理公會大學後面的房屋作為臨時的校舍。但他們仍然存在分歧，在類似聯合大學叫什麼名字的問題上，顯得情緒激動，並一直爭論不休。如果想要在北京重新成立一所強大的宗教學院，雙方的分歧肯定是要首先解決的。學校的建設需要一個良好的基礎和開端。

國民政府剛在南京成立，燕京大學就登了記，接受了教育部制訂的教育條例。我開始跟政府的一些官員有所來往，包括一些位高權重的人物，他們有的從事過重要職務，有的即將上任。除了在政治上的幫助外，他們中的很多人還為燕京大學提供了資金上的援助。這使他們把燕京大學真正當作一所中國大學來看待。

當時，我們能夠吸引到人才的，也只有在這件事情上成功的可能性了。學校已經沒有任何的資金可用了。四個差會曾各資助了我們五萬美金，但那些錢早已在兩所學院爭論校址期間，花在購買和修建他們各自滿意的地方上了。一想到這些，我就感到心煩意亂。雖然我們已經盡量縮減了開支的預算，但花費還是遠遠多過收入。學校合併后，也僅有一百多名學生，他們中的大多數還是靠助學金生活的。所有的中國老師中，只有李榮芳和陳在新兩位博士願意留下來。而且，很多外國的教師並不具有從事大學教育的資格。當初，不管是在紐約還是北京，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兩所學院的分歧和爭論上，並沒有為聯合之後的學校建設做資金上的打算，更不要說學校發展的各個方面了。我在教育的管理方面又是個純粹的新手，也沒有在中國北方有政治上的關係。在南京的時候，我的工作是很安逸的，每天的時間基本都被教學和研究佔滿了，也沒有跟官員交往的必要。我似乎離傳教士的道路越來越遠，先是拋下傳道工作從事教學，現在又成為大學的管理者。在這不斷的新鮮體驗中，我不能確定信仰的成分佔了多少，或者其實我只是在盲目地工作著。

住在西雅圖的一位退休牧師，是匯文大學董事會的成員。回國前，他從北京趕到南京來，詢問我是不是願意考慮成為新成立的聯合大學校長。我回答他，自己願意從事任何有助於中國基督教發展的工作，但我並沒有相關工作經驗，而且現在的工作很適合我，所以我並非這份工作的最佳人選。後來，我才得知，他是被派去北京處理兩所學校的分歧問題的，並希望找到合適的領導者，推進聯合大學的發展。

寫完這些幸運的事情后，那些在努力過程中遭到的挫折和失敗，我可以繼續用一大章的篇幅來描述它們，只不過會顯得太過乏味。即使從好的方面來看，募集捐款仍是一項令人厭倦和不快的事情。那些「可能的捐款人」大部分都會出於各種原因，最後沒有付諸真實的行動，或者是因為沒有興趣，又或者是因為沒有錢了，還有一些可能在我們沒有注意到的小事上斤斤計較，不願意捐款了。總之，我不得不在這些人身上浪費大把的時間。更為諷刺的是，在從事這樣的專業乞討的時候，你可能會跟那些「可能的捐款人」建立美好的關係，但它並不會讓你從中受益。一次，在傅涇波接受一項新的政府任命時，我通過他認識了亨利·福特和埃德塞爾·福特。我們相處得很愉快，每次我到底特律，他們都會邀請我一起去吃飯，並且很嚴肅地詢問我燕京大學的一些問題。我們之間的這種關係讓很多美國大學的校長羡慕，並且大家理所當然地認為我會得到他們的資助。但就我本人來說，我感覺到這是不可能的，他們不會主動提出捐款，而即便我提出來，他們也會置之不理。

「不是，那些事現在是由託事會的人在辦。我是來跟你說一件相對比較私人的事，希望你能辭去託事會的職務。」他露出了不可思議的表情，我繼續說道：「我需要稍微解釋一下。你對這份工作並沒有表現出應有的熱情，既然不感興趣，為什麼不辭掉呢？」

募集資金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要在莽撞和機智間尋到一個平衡點。這似乎更令我憂慮。學校的建設不止是教學樓和宿舍樓，這些從來都不是什麼障礙，我們還需要像發電廠這樣的設施。這些設施雖然昂貴但又必不可少。燕京大學要做出實際的成績，才能獲得更多的資金來進行這方面的建設。另外，我們必須保證財政上的透明性，來取得捐款者的信任。這些都是需要經過慎重考慮的。

因為那家公司根據經驗判定，所以那些「有捐錢意願的人」更希望見到接受他們捐贈的機構負責人。所以，我被要求必須隨時準備出面。隨後的幾年中，我在北京和紐約之間來回穿梭，待在美國的時間比在中國都要長，做著我並不擅長的事情，而校長的職責基本沒有履行過。到中日發生戰爭時，我到美國去了十次。我的一個同事對我說，他清楚地記得一次我從美國回來后對他說的話，「從來沒有哪個乞丐覺得，我跟他們從事的不是一種職業。」整個過程漫長並艱辛，美國政府沒有出過一分錢，所有資金都來源於美國人民的自願捐贈。

在燕京大學工作了幾個月後，查爾斯·考爾貝特和傅晨光與我見面商談制訂校訓的事情。我們都在中國出生，對教會大學也有著相同的理解，認為它應該是https://read.99csw.com宗教信仰、科學精神和無畏的探索研究的綜合體。兩人中有一個認為，校訓中要有耶穌說過的「人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他人」（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八節）的含義。我想起了多馬士·傑弗遜刻在弗吉尼亞大學門口的一句希臘文，「你們必須得知真理，真理必會讓你獲得自由」（約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節）。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覽會的大門上也刻著相同的話。在我們的討論中，不斷有新的想法在我腦中出現，最後，我們把耶穌的這兩句話結合到一起，形成了燕京大學的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

盧斯博士立刻動身回到了美國，在全國各地不停地奔波。他找到以前的朋友，又托朋友介紹了更多的人。他在為之募資的學校毫無名氣，連學校的地址都還沒有選定，現在要為它的校舍建設籌集資金，可想其難度之大。盧斯也在很多信件中抱怨說，這對他的工作太不利了。我們所做的，無異於在水下為碼頭修建地基。

第四天早上，我在醒來時得到了希伯來先知所說的基督的啟示。我突然認識到，接受這一任命是我不可避免的使命。我已經是他們最後的人選，是他們唯一的希望所在。而且，儘管現在的情況似乎很糟糕，他們陷入了難以逾越的障礙，被困在了原地，但那些所謂的分歧、矛盾本身是那麼微不足道，是能夠解決的。比起其他城市，北京也更值得擁有一所宗教大學。上帝聽到了我的禱告，並做出了指引。於是，我在那天的會議上提出，如果他們能夠接受我的建議，我也會接受成為新學校的校長。接著我說出了自己的建議。學校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其成員由中國人和外國人共同組成，以保證公正性。委員會具有對爭議做出決定的絕對權力，不容辯駁。他們都很高興地同意了。會議的氣氛一下子變得輕鬆、愉快，就像他們很早就期待的那樣，他們成為了親密的朋友和同事。

在去北京之前，我對那所學校的發展已經有了很多想法，其中最堅定的一點就是，它必須是根植在中國的社會中，並且不受西方國家的不平等條約和其他外部因素的影響。學校僅擁有中國人自己所擁有的，或是他們希望與我們共享的權利。中國人和外國人一樣，在參与學校事務方面有著相同的權利，他們會住在一起，並擁有相同的住宿條件。這些思想在當時都被認為是很激進的。

我向學校董事會表示，我可以接受任職，但要是在兩方面的人結束他們的爭論以後。董事會就此組織了一次協商會議，雙方各派出十名代表，中國人和外國人各佔一半，並由與此事毫無利益關係的我來主持。會議整整持續了三天，雙方就校名和其他一些分歧展開了激烈的討論。當中有一次因此讓他們錯過了午飯，還有一次到了半夜才結束。我可以聽得出，他們都有迫切解決問題的想法，但又不能擺脫在承諾、矛盾和派別等毫無結果的問題上的競爭。我知道，如果會議最終的結果是我的拒絕任命，那麼雙方就再也沒有聯合的可能了。但這時我心裏已經出現了一個隱約的期待，如果能夠在這座曾是中國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古老城市中，以基督教深厚的思想底蘊以及現代化的教學方式建立一所宗教大學，會是一件多麼美好的事情。

我們的理學院也取得了很大的進步。那時，受到19世紀後期理性主義的影響，中國的知識界普遍認為，相信科學是不應該信仰宗教的。對此，我們這所宗教大學理學院的教師們認為兩者並不矛盾。因此，由他們來加強科學方面的教育是必要，並且有很大好處。燕京大學和北京協和醫學院之間有著親密的合作關係，在這項合作中，我們幾乎成為它的預備學院。燕大的學生在醫學院學習一年後，就可以獲得該校的科學學士學位。我們的護士預備班也是如此。醫學院很早就想培養一批有著流利英語口語的護士，但在中國的傳統觀念中，一個女大學生去照顧別人，就等同於是一個高級的老媽子，這是她們不能接受的。只有打破這種觀念，學院才能獲得穩定的學生來源，中國的女孩子也才會願意從事她們眼中的新職業。我們學校也遇到過類似的問題。當時，工業化學課程里新加了製革的內容，我們擔心學生們是否會將它作為一種體力勞動，而不齒于學習。畢竟這是種骯髒的勞動，而且還關係到嚴重的面子問題。可出乎意料的是，這項課程進行得很順利，這讓我們吃驚不已。

我知道，國家之間的互相了解是確保世界和平，並最終形成某種形式的世界共同體的重要保障。而大學則是我認為的形成這種共同意識的中心。燕京大學所創造的環境，能作為一種永久的財富，來發展國家之間的關係。這是我的理想在一定程度上的實現，但讓它完全成為現實，可能還是要等到很久以後。在燕京大學徹底地中國化過程中，也需要更多的人在世界上發出聲音，展現它的國際性。

除了沒有資金，似乎也沒有人對學校的狀況表示關心。他們忙著用資助的錢購置土地，按自己的喜好進行房屋的裝修。而學校的理事會成員大都是各個差會安排進來的，相比起為學校的建設募集資金，他們更關心自己教派的利益。在這段毫無希望的日子里，哈利·盧斯博士是個例外。他主動申請擔任副校長，並得到董事會的同意。但紐約的託事會卻表示反對。我寄去了一封辭職信，表明我的態度，但他們仍無動於衷，堅持反對盧斯擔任副校長，也沒有作出任何解釋。我召集了所有董事會的成員到了北戴河，並將與託事會來往的信件複本給他們看。最後，全體董事會的成員聯名簽署了一份推薦書，託事會才在任命書上籤了字。

然而，當雙方還在為學校命名問題爭吵得不可開交的時候，隨著清政府的滅亡，一所中英文名字都是北京大學的公立大學成立了，並且很快在國內外取得很高的評價。這引起了我的注意。它的校長是蔡元培，曾在科舉制度時取得最高的功名，後來在歐洲留學，接受了西方現代教育。許多留學國外、或是在各自領域取得不菲成就的年輕學者，都接受了他的邀請，擔任了北京大學的教師，其中包括著名的胡適博士。他們出版的關於改革的進步書籍和雜誌，得到了國內青年們的熱烈擁護。就像一本雜誌的名字「文藝復興」那樣，中國人在他們的引導下正在覺醒。我在南京的時候就一直在關注著此事。兩個毫無名氣的小學院，卻正為一個本屬於中國人的校名而進行激烈的爭論，而它已經是中國文化界的領袖，這實在既荒唐又好笑。

他成了我們學校神學院的院長，並開始說服他在美國的一些朋友到神學院任教。以同樣的方式，他也說服了很多合適人選到了文理學院。他對這些有能力的中國人說，雖然他們會存在一些疑慮，但在這所教會大學中，他們和外國的同事享有參与所有事務的權利，他們有責任幫助學校取得試驗的成功。最初，他請到了很多中國人來任教，並使他們中的優秀的人留了下來。這對燕京大學的辦學政策有著很深的影響。劉廷芳後來成為了中國基督教的領袖，他的事業對基督教發展的歷史作用在這裡是很難盡述的。他對基督教的熱愛和激|情以及少有的中文表達能力，使他在很多宗教聚會和類似的活動中，都是一個奪目、突出的存在。他是在1948年去世的，在之前的二十年中，他都是多數基督教國際會議中的名人。我在這裏提到他，不僅是因為我們之間的朋友關係，更多是因為我們的同事關係。他是燕京大學創建以來，我跟中國的同事關係的一個代表。跟劉廷芳一樣，他們都有很高的學識和管理能力，並在各自的領域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我對劉廷芳所表達的，也正是我想對所有的中國同事們所說的，只不過會與他們在大學工作的時間，和與我個人的接觸多少在程度上有所不同。

麥克布里埃爾顯得有些坐立不安，不停在椅子上扭動他的身體，極力為自己辯護。他最後對我說：「我可以保證，我會讓你相信我對這份工作是充滿興趣的，否則，我會主動離職。」

首先要講到的是高厚德博士。除了接受過良好的神學教育外，他還專門研究了教育學，他曾擔任通州一所學院的院長。來中國前後，他都有意識地進行了教育的實踐活動，有很多這方面的經驗。他的中文口語和文字都有很深的造詣，這在傳教士中是很少見的。到燕京大學后，他積極地投身到學校事務的各個方面。我不在學校的時候，經常讓他代替我的職務。建築委員rｅaｄ.9９cｓｗ.ｃｏm會在學校剛開始創建的時候，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而他幾乎一直是這個委員會的主席。他後來寫了一本《燕京大學的歷史》，詳細描寫了燕京大學的創建過程，也對他在燕京大學從事的工作有著具體的描述。不過由於他謹慎、保守的性格，書中並沒有對我們共同取得的成績作出應有的評價。他的這種性格與我性格中激進、冒險的部分形成了有效的互補，避免了我們在決議時出現的兩極化傾向。不過這對我們單純的友誼沒有任何的影響，我們彼此願意包容並尊重對方的不同意見。能擁有這樣一位忠誠、無私的同事，我這個校務長是很幸運的。

燕大精神在共產黨的政策下，能否像從日本的恐怖統治中恢復過來那樣，繼續保持下來，這隻有靠時間來證明了。共產黨解放的頭兩年，燕京大學被人民政府認為是「進步」的學校，沒有停辦，而且也很少受到干擾。1951年，燕京大學與北京其他的大學合併，失去了它的校名和教會性質。過去的三十年，自由精神作為燕大前進最大的動力，在學校和學生的心裏都深深地烙下了刻印。所以雖然現在燕大消失了，但我仍然覺得以前的努力是值得的。在各種思想對立存在的中國，燕京大學所帶來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我們的公共事務學院是借用了普林斯頓大學的公共和國際事務學院的名字，而且主要也是由這所大學的同學會支持的。他們創辦了一個基金會，名字是普林斯頓——燕京基金會。與他們之間合作的所得到的經濟利益從來都不是最重要的。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和優秀畢業生會接到我們的邀請，到燕京大學來執教一年或是幾年；而我們的優秀學生，也有機會去普林斯頓大學留學。他們中的一部分在畢業后，回到燕京大學從事教學工作。學校還設有政治、經濟和社會學專業，都是對中國的現代化很有用的學科。一些政府和私人的機構，對社會學系的畢業生是很有需求的。

經過很多年的努力，我們先是在美國，後來又在中國，都募集到了足夠的捐款，來進行教學樓的建設和器材的購買以及維持學校正常運作的教育經費。1937年的時候，燕京大學的教育基金已經有二百五十萬美元了。

在回中國前，我收到了他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允諾會給學校撥款十萬美元，並表示會再建一座教學樓。我以為這意味著原計劃的改變。「不，不是的。」他回答說，「這是額外增加的。」後來，他經常向我提到託事會的其他成員，「我在想，為什麼你不去找他們談談呢？就像跟我那次一樣。」

我們當時決定在城郊三四里以內找到建設新校舍的土地。後來發現，這實在是一個難以實現的決定。幾個世紀以來，駐京的外省官員都會在近郊購買安葬家人的土地。到現在，北京近郊的土地近乎被一個個小塊的墓地佔滿，而且大都年代久遠，難以找到業主。我們要買到足夠大的土地，必然會遇到這方面的困難。並且中國人對遷移墳墓有很深的忌諱，這就更加大了工作的難度。

新的校訓很快就在學校里傳播開來，它在校園生活的各個方面、學校的精神體系、學生的刊物和詩歌里，都得到了很好的體現。最重要的是，它根植在了學生的思想里。至少很多人將它作為他們的行事準則，並以此來衡量身邊的同學。有的學生帶著實踐校訓的熱情，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來，他們對我說，他們始終秉承著校訓的精神在為老百姓們做事。就我所知道的其他大學的校訓，沒有任何一個能像我們學校的一樣，對學生們造成如此積極、有力的影響。

在終於越過了這道最艱難的障礙后，我也正式接受邀請，成為燕京大學的校長。上任前，我向董事會提出了兩個條件：一是拋棄學校的舊址，重新選擇地方；二是我不負責學校經濟上的情況。我當時對這兩個條件很滿意，覺得它妥善並富有新意。然而我後來得知，美國大學的校長一直是這樣做的，並且這並不是聰明的做法。我邀請了哈利·盧斯擔任學校董事會的副主席，來負責管理學校的經濟。就職時，我們一起到了北京。他曾為齊魯大學募集到足夠的資金，用於添加新的教學設施。而對於燕京大學的建設，我想他跟我有相同的期待。

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說，中國大學不應該照搬美國的四年教育制度。對此，教會大學也要負一定的責任。從經濟和其他各方面綜合考慮，應該把高中的后兩年和大學最初的兩年合併，組成一個新的學習階段，課程的安排也可以更加專業些，這種體制才更適合現階段的中國教育。畢竟，很多人是付不起讀文科大學的費用的，因此教會大學的很多學生，把文科的基礎教育當做了英語的職業課程。不管怎樣，我很支持這種職業訓練，尤其是能夠表達基督精神和滿足社會需要的職業。我們曾有過一項很有前途的事業：用現在的科技來恢復中國古老的陶瓷業。但日本入侵后，破壞了我們的設備。我更偏愛新聞事業，並向託事會提出了建立新聞系的申請。託事會通過了申請，但表示不會為這個系進行資助。可能是出於對新聞事業的鍾愛，我還是冒險設立了新聞系。當時，報紙作為新聞傳播的主要手段，已經對人們的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這個新行業的起步階段，強調編輯水平和新聞道德是很有必要的。新聞系剛一創辦，就成為學校的熱門專業，其受歡迎的程度都可以跟經濟專業相媲美了。後來的一段時間內，新聞系畢業的學生幾乎佔據了中國新聞社駐外代表的全部名額，在中國的新聞界，他們也都做得很好。

我再次見到董事會的成員時，他們都是一副受挫后的沮喪表情。我向他們提出了三個解決問題的方案：第一種，讓委員會依照成立時的宗旨，重新就此事得出意見；第二種，放棄聯合，承認合作的失敗；第三種，雙方放下成見，不再堅持那些無謂的問題，只考慮新學校的建設問題。我還向他們明確表示，在這件事上已經拖得太久了，如果再得不到解決，我也沒有辦法了。這時，年邁的勞瑞博士站了起來，他眼淚橫流，聲音顫抖著說，他已經厭煩了無休止的會議，而讓他們放棄為聯合大學所做的努力是不現實的，他雖然頑固，但現在，他願意放下成見，重新開始。

在學校，我的職責主要就是讓教師更好地完成他們的工作，由於並不直接參与教學工作，因此，我可以毫不謙虛地說，燕京大學在教學和研究質量方面都是具有很高水平的。我已經提到過，由於霍爾遺產的捐贈和哈佛燕京學社的成立，我們的中文研究水平已經處於領先。此外，我還想改進學校的英語教學。要求學生們必須掌握一門外語是沒有必要的，更好的辦法是通過他們將西方的文化介紹到中國來。學校的學生可以說是隨時處在雙語的環境中。在入校的時候，我們會默認為他們都掌握有兩種語言。教師可以隨自己的喜好選擇用漢語或者英語講課，請人來學校做演講的時候，也不會有專門的翻譯，即使有的學生會因為聽不懂而備受折磨。我在對學生團體講話的時候也會隨自己的意願，在兩種語言中間自由切換。我們希望，學生們能夠隨時適應不同的語言環境。那些在國外留學的學生基本能做到這點，雖然可能偶爾會遇到一些小障礙。

雙方彷彿找到了溝通的橋樑，難以解決的分歧一下子消失了。最後會議決定，暫時保留以前的校名，而新的名字交給我來想。程靜逸博士，當時中國最傑出的傳教士之一，提出了「燕京」這一名字。燕京是中國古代燕國的首都，一直被認為是對北京詩意化的稱呼。這個名字也得到了所有人的認同，不管是中文還是英文的。整個事件證明了實現聯合的艱難，而成功后所得到的又是如何豐厚的回報？

關於學院的樣式，我們一早就決定了要採用中國的建築風格——線條流暢的飛檐，鮮亮明麗的顏色，採用鋼筋水泥來構築房屋的主體結構，再配以現代化的照明、取暖和管道設施。從學校的建築就能看出我們所希望的教學目的：為保護中國優秀的文化遺產而努力。學校里最有特點的建築就是水塔了，它被做成了十三級浮屠塔的形狀。我們對以前的花園也進行了整修，移栽了很多新的植物，又從廢敗的圓明園運來了很多石雕，一些景點也增建了亭閣。哈利·盧斯的兒子亨利·盧斯贈予了學校一座亭閣，並將其修建在湖中的小島上，用來紀念他的父親。還有一個亭閣中裝有一口廟鍾，聲音清脆洪亮，是我們用來報時的。後來，進入燕京大學的來訪者都會稱讚說，這是他們見過的全世界最美麗的校園。時間長了，我們也被他們的說法感染，覺得確實如此。不管怎樣，這種想法都使學生們對read.99csw.com學校的國際化理想更加充滿信心。而且從某一方面來講，現實的狀況已經超過了我的理想。

但委員會成立后，卻深受中國人慣於妥協習性的影響。他們提議，在一方做出讓步的情況下，另一方也要做出更大的讓步，這讓整件事情又陷入了之前爭論不休的泥潭。在等待結果的期間，我回到了南京。結果很快又接到董事會的催促電報，要我馬上趕回北京。當時已經進入三月份，正是初春，我第一次見識了北方的沙塵暴天氣。不過除卻不時夾帶黃沙的西風，這是一個美妙的季節，北京的居民也喜歡這時的氣候。

經過在美國的一番努力后，燕京大學獲得了初期的建設資金，並且發展得很好。之後，我開始考慮如何獲得中國人的經濟支持，如何引起他們對我們學校的關注，以及在這樣一種充滿懷疑和不信任的環境中，取得他們的好感。我跟傅涇波一起拜訪了很多政府的重要官員，去到過很多地方，包括東北，並且一路結識了教育、經濟和商業方面的傑出人物。跟他們之間的友誼的建立，為燕京大學以後的發展帶來了很多的好處。這種私人的友誼，後來甚至發展為他們跟燕京的永久性友誼。最初的收穫就是，他們把燕京大學真正當作了中國人自己的學校，這是值得支持的；它不再是外國人為了某種目的而進行的一項事業，不管那個目的是怎樣的偉大。

當時，衛理公會國外差會委員會為了紀念貝施福主教，決定在燕京大學以他的名字修建一座教學樓。貝施福曾經在黃國安讀書的維斯里安大學擔任校長，後來成功地說服了華北差會加入聯合大學的計劃。按照當時的規定，衛理公會有權支配募集到資金的多餘部分，用來修建這座紀念樓。於是我交給還沒有具體職務的黃國安一項工作：去各教區徵集牧師們的簽名單。有了這些單子，募集資金多餘的部分就會轉入到紀念樓的建築費用中去。他很滿意這份工作，為了節省用在路上的時間，他向坦布林·布朗公司申請了一輛汽車。雖然由於這輛汽車使用過度，很快就出現故障，讓公司對此很不滿，可資金卻在不斷增加。我向公司替他說了情，保證他會小心地使用那輛汽車。一下子源源不斷的捐款雖然令衛理公會也覺得很驚奇，但他們仍提出了募款數額和時間上的限制。黃國安保證會按期完成他們的要求。

次年，調查團委託我將報告交給美國的各教會。我回到了美國，並第一次見到了燕京託事會的成員。但結果卻令人失望。在一次會議上，一個人一直挖苦另一個，因為他們一起參加了很多類似的機構，以致後者似乎有些糊塗了，完全不知道現在參加的是哪個機構的會議。不久，一些人從託事會辭去了職務，這似乎激發了其他人的熱情，他們主動要求我舉薦一些新成員加入。這時，我見到了幾乎不可能出現的託事會積極尋求合作的態度。

黃國安是個中國人，出生在新加坡，家庭富裕，從小就被送去了美國讀書。他從俄亥俄州的維斯里安大學畢業后，又取得了哥倫比亞大學的文學碩士學位。回新加坡前，他的父母帶他在美國和歐洲進行了一次豪華的旅遊。父母希望他在回國后能成就一番事業。但長時間在美國的生活，使他學會了美國人的樸實和奉獻精神，他希望能回到中國做些有益的事情。父母威脅說，如果他不回新加坡，將剝奪他全部的財產繼承權。他用堅決的態度主動放棄了繼承權。這個決定讓他不得不靠打工來維持生活。當時，坦布林·布朗公司正在中國為一所大學做事，聽說了黃國安的事情后，就聘用他做了公司的員工，但具體的職位還需要進行進一步的考慮。

坦布林·布朗公司在這方面有著很高的技巧。他們從來不出面，所有的事情都交給雇傭的機敏的大學畢業生來完成。我們則主要到各地去演講，隊伍中除了我和盧斯博士，還有一些和燕京大學有關係的人。然後公司為我們舉辦表達敬意的宴會，安排與一些人物的會面。這在剛開始的時候取得了很明顯的效果，我們藉此認識了很多有意願的捐款者，但他們後來大都沒有真正付諸行動。也因為這種失敗的結果，這項安排很快就被公司取消了。我學習了其他人在做這方面事情上的技巧，最終還是決定採用以前的老辦法比較好。幾年後，我遇到了一家做事方式很直接的公司。我和他們的一位專業人員一起去了波士頓。就像他所說的那樣，要到錢最好的辦法就是直接開口說。我們一起拜訪了波士頓的幾位上層人物，他在他們面前使用了那種直接要錢的本領。這種方法並不適合我，整個過程讓我感覺到一種深深的屈辱。最終，我離開了那裡，決定即便學校再缺錢，我也不會接受這樣的募款方式了。

在一段時間內，我頻繁地見識了中國學生被稱之為「風潮」的現象，就像它形象化的稱謂一樣——颳風和潮水，但這並不讓人覺得愉快。這種有組織的活動愈演愈烈，成為學生們表達愛國思想最有效的方式，而且也確實如此。但是，當這些組織漸漸發現掌握在手中的力量，變成他們實現私己利益的工具。他們可以肆無忌憚地對校長、學校的伙食，以及各種各樣他們平時不滿意的地方發起攻擊。在這種群體激昂的氛圍下，只需要一些稍有技巧的演講，就能讓最老實的學生也參与進他們的群體運動中去。但如果一旦處理不好，就很容易形成難以收拾的場面。幸運的是，燕京大學並沒有出現失控的場面，但曾一度達到那個臨界點。這讓我心有餘悸，對群體心理充滿了恐懼，尤其是中國學生長時間生活在受壓制的環境中，他們的群體心理一旦爆發，更令我難以想象。

幾個星期後，一份北京大學校長的正式邀請書擺在了我的面前。很多朋友並不看好此事，勸我拒絕就職。但也有一個人例外，那就是哈里·盧斯博士，不過他還是提醒我最好先了解那邊的經濟狀況。這份被很多人拒絕了的邀請書，現在成了我的難題。這讓我想起上大學時面對是否成為一名傳教士的困擾，我決定把這件事也當作與之類似的一次考驗。又是幾個星期過去了，我仍然毫無頭緒，但雙方都已開始催促我做出決定。儘管心裏有強烈不情願的念頭，但我並不想違背對自己的承諾。於是，我答應先去北京了解一下情況。

哈佛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院長多納姆是約翰遜律師的大學同學，他曾為他的學院申請過霍爾遺產的捐贈，但沒有成功。約翰遜邀請我到哈佛去，共同商議創辦文化機構的事情。於是，一所名為哈佛燕京學社的研究所成立了。這要感謝哈佛當局的大度，肯讓我們這樣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教會學校的名字，和他們那響亮的校名連在一起。多納姆在這件事情上給了戴維斯和約翰遜很大的幫助，他曾是銀行家，能跟他們聊到一起。他也這樣被拉進了這項新的事業，並擔任了多年託事會的主席。哈佛燕京學社對我們學校的幫助很大，不僅如此，它還通過燕京大學，使好幾所中國的教會大學的中國文化研究，達到了當時的頂尖水平。

在各教會聯合創辦的學校中，北京協和醫學院是成功的範例，甚至在得到洛克菲勒基金的支持前，就已經是這樣了。而它的名字也證明了這點。還有路易拉·麥娜爾嘗試創辦的華北協和女子學院，它是中國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學院。雖然學院的學生不多，教育水平也不突出，但在那個時代，它是具有獨特觀察力和魄力的一位女性所進行的偉大創舉。在就職幾個月後，我就提出將它合併為燕京大學的女子學院。北京大學的蔡元培校長受邀在兩所大學的合併儀式上做了發言。他不忘開玩笑說，這更像個婚禮的儀式。不得不說，這次合併是一個令人愉快的決定。

前面已經談到了我的理想和燕京大學各個方面的發展情況，在這一章的最後，我必須要講下燕大的學生們。畢竟一個大學質量的體現，最終還是在於她的學生。大部分的學生都在某一個方面表現得未盡人意，還有一些則令人失望。但考慮到當時中國戰亂、貧困的社會環境，他們是在一條充滿艱難險阻的道路上前進的，而他們在這個過程中表現出了出乎意料的堅韌和鬥志，克服了重重的障礙。他們充分證明了中國青年優異的品質和中華民族頑強的生命力，以及教育在挖掘人們個性上的重要性。美國人民通過他們表達了對中國的善意，幫助中國實現進步，並增進了彼此思想上更加友好的交流。燕京大學明確的宗教目的是達成這些成就的重要原因，也使燕京大學在基督教的發展中體現了應有的價值。

「你憑什麼這hｔｔｐs://rｅaｄ•９９csw•cｏｍ麼說？」麥克布里埃爾問我。

我們已經朝這個方向邁出了第一步。燕京大學主要是在美國的支持下建立起來的，其中還包含了一小部分英國的成分；它是以實現完全的中國化為目標來構建的。除此之外，我們還建立了其他方面的關係，取得了英國牛津大學的支持。我們試驗性地在優秀生的課堂上採用了它的導師制度，這種制度被稱為「牛津現代偉大的舉措」。對我們進行指導的是麥克。他是原牛津大學副校長林德賽的兒子，曾親自讀過這種課程。瑞士的一個委員會在我們剛建校的時候，就派遣了王克私博士夫婦來我們學校任教，並一直留了下來。法國政府為了我們的學生在巴黎留學，設立了一個專門的獎學金。第一個獲得這個獎學金的學員，在巴黎完成了四年的學業，當他正要回燕大教書時，歐洲爆發了戰爭。德國政府對我們西語系保持多年的金額不大的資助，也因為戰爭而被迫中斷了。戰爭結束后，他們又恢復了這項資助，我們愉快地接受了。這項資助一直持續到了一九四一年的秋天。那年春天，義大利政府為我們的學生留學提供了八個獎學金。這筆錢幾乎可以滿足留學生在義大利所有的花費，並且他們還選擇任何學校的任何科目就讀。我們選定了八個名額，他們也開始很努力地學習義大利語。但到了夏天，他們正要出發前往義大利的時候，嚴峻的國際形勢卻使這個項目被迫擱淺了。

經過一段艱澀難懂的福音傳播的傳教方式后，我感覺到，我們必須採用更加直接和大胆的方式，以直接向人們展示基督的生活方式作為傳教的主要形式。而燕京大學正是這樣的一個平台。在校園裡，學生們的宗教生活是以基督教團契為組織形式的。我們挑選出優秀的老師、學生和工作人員，組成執行小組。團契的成員要接受執行小組的指導，完全按照耶穌基督的教導來進行宗教生活，而非遵循什麼經文上的教條。

我是在1918年末接到的命令，要我離開南京神學院，到北平去從事新學院的籌建工作。當時我的第一反應就是拒絕。我在神學院工作得很順利，教學和研究都已有一定的成績，還有時間從事寫作，而且我已經有了幾個寫作的計劃。

我們或步行、或騎車、或坐著驢車，在北京城周圍四處轉，仍是一無所獲。一天，受清華的朋友之邀，我到了他們學校。談到此事，其中一位朋友說：「我們對面的那塊地就很適合，你可以考慮下。」我去看了，那塊地緊鄰著頤和園的大道，雖然離城有十五六里，但相比起我們之前看的那些，它的交通明顯要好得多，而且周圍環境也更吸引人。它對面就是美麗的西山，山麓坐落著極具中國特色的寺廟。那塊地原來是「滿清」一位王爺的花園，不過早已廢棄，後來山西督軍陳樹藩將它買下來，改建成為避暑山庄，陳家的祠堂也在這裏。一位認識的官員表示會為購買事宜盡份力。理事會和董事會的成員們也很滿意，同意將這裏作為學校的新地址。次年夏天，我趕到陝西拜訪陳督軍。我說明來意后，他對此事表現出了興趣，最後以六萬美元的價格成交，當然，我們付的是中國的大洋。他又從當中抽出三分之一，作為學校的獎學金。從陳督軍那裡，我們買到了二百四十多畝土地，之後，又陸續買進了相鄰的幾塊空地。學校建成時的土地面積已經是原來的四倍多了。

託事會的出納是麥克布里埃爾。我們很早就認識了。那是在美國募款的早期，我到他在烏爾沃大廈的住所去拜訪他。見面后，他第一句話就是：「我想你是來貸款的。」

這是那些有錢人普遍的特徵。相比起來，和洛克菲勒基金會的人的交往就顯得愉快得多了。他們所關心的只是，你能否給出一個令他們滿意的有價值的理由。而且他們對申請人時刻保持著最大的寬容和理解。我常常去拜訪他們，這讓我了解了基金會內部的工作流程。他們總是保持著對事物最原始的設想，然後再去想辦法實現它，這種做事的原則令我對他們更加敬佩不已。

我最初的想法是，讓更多的中國人參與到學校的管理中來，包括它的教育、宗教、財政等各個方面，使燕京大學成為一所真正的中國的大學。不考究歷史的話，人們根本不會意識到它是由西方人創辦的。現在看來，我的想法實現得很好，那些參与學校管理的中國人表現出來的能力和他們的工作態度都很令人滿意。吳雷川先生是燕京大學的第一個中國校長。他是信奉基督的翰林，在學校做了很多年的老師，德高望重。之前，他還曾做過教育部的副部長。我們的英文頭銜是一樣的，只不過在中文里，他是「校長」，而我是「校務長」。日本佔據了華北后不久，他就去世了。日本戰敗后，理事會選舉心理系主任陸志韋接替了吳的位置，成為燕京大學新的校長。後來我擔任了美國駐華大使，到了南京，但仍保有「校務長」的頭銜。

但在進行這次遊歷時，我們學院建設的資金仍舊毫無希望。盧斯博士在不斷地奔波中結識了很多朋友，並讓更多的人認識到燕京大學的存在，這為我們之後的發展打下了基礎。常言說，前人播種，後人收穫。而在當時，我們還沒有募到多少錢。一天晚上，我在布朗家做客，一起的還有一所女子學院的老師和布朗的兒子。其間，他們談到了通過專業的公司募集資金的事情。我覺得這對解決我們學校的資金問題是個不錯的辦法。託事會對此事持懷疑態度，一開始的運作資金從哪來？還有理事擔心這會造成國外傳教事業的商業化，這是他們不能接受的。我找到了坦布林·布朗公司，他們表示還沒有接過國外的業務。可已經沒有人能想到更好的辦法了。於是，我們和坦布林·布朗公司簽訂了合同。

這樣，我們可以將學生的宗教生活和正常的大學教育分隔開，進行有區別的管理，並且避免在學校內部出現教派的問題。個人所想要進行單獨的宗教活動，與團契也不會產生衝突。這種出於自願的組織形式也使很多問題簡單化，避免了中國輿論的指責。否則，我們可能會被冠上利用教育的形式來從事宗教宣傳的帽子。自發性和由此產生的現實的感覺是這樣做得到的最大的好處。

我同事們的建議和指導是燕京大學發展的可靠保證。我們從一開始就是作為一個整體而存在的。這種關係所帶給我的幫助和快樂都是難以言狀的。在一次宴會上，小約翰·洛克菲勒曾給我講過一件事情，他問父親為什麼能取得那麼大的成就時，父親回答說：「因為我的同事們。」當時我以為這種回答是一種虛偽的謙虛。很多年之後，我才漸漸地真正理解了他的意思。現在，雖然是在一個非常小的範疇內，但我可以盡我最大的誠意說出同樣的話。我希望有足夠多的篇幅，來講述我的同事們，他們每個人的名字，以及他們在我們的共同事業中所作出的貢獻。

當規定的時間臨近時，黃國安先後培養了兩個中國人做他的助手，其中那個女孩子十分迷人，科提斯出版公司的一個經理還把自己的高級轎車專門給這個女孩使用。現在學校裏面的那座漂亮的貝施福教學樓，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建成的。黃國安曾因為超速駕駛被交警扣留了五次，但在他說明了自己的工作——為一個主教做事，交警又念在他是個中國人上，都把他放了。在結束這份工作后，黃國安曾對我說，他無數次地向別人介紹燕京大學的情況，搞得他都想繼續留在這裏了。學校只有在體育方面有職位的空缺，雖然他對體育並不感興趣，但還是答應我可以先做一段時間。這樣，他成為了燕京大學唯一在美國大學里做過籃球隊教練的體育老師。執教一段時間后，他發現中國的學員們都很好面子，在比賽時寧願退場，也不願意接受失敗的結果。為了競爭隊長一職，他們會使用各種不正當的手段：在比賽中報復；詆毀對方的聲譽。黃國安對此很驚異，他對我說，他能為中國所能做的最有意義的事情，就是把在美國學到的體育競技精神帶給這些中國的學生。由於並沒有這方面的教學經驗，他申請到哥倫比亞大學去攻讀體育的博士。我當時並不知道還有這樣一個專業。後來，他不僅在燕京大學建立了公平競技的體育精神，還創辦了一個體育系，建立了新的體育道德規範，即所謂的「燕大精神」。這種精神在華北的各個大學體育比賽之間得到廣泛的傳播。它所帶來的影響，遠遠超出了增強身體素質這個範圍。

然而，理想的背後少不了金錢的支撐。盧斯博士長期留在美國，在各地穿梭，既沒有人指點，也少有人支持；另一位同事的情況也大概如此，甚至連自己的花銷都不能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