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六十歲生日過得很熱鬧，很多朋友都來參加了。在中國的傳統中，活到這個年紀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情。

當時的具體場景，我想厚顏引用博晨光在「燕京慶賀司徒雷登甲子大壽」中的描述。他寫道：

關於燕大校舍的建造，我們決定在中國建築風格的基礎上，進行一些小小的改良。這時，建築學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以前，我只會對像西湖周圍那些美麗的寶塔，還有一些建在山中的寺廟這類的建築感興趣，對其他的中國建築則很少留意。到了北京后，那些非凡絕倫的建築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似乎所有的參觀者都是如此。尤其是北京西山附近的寺廟和宮殿，流暢迷人的線條、碧麗輝煌的色彩，展現出了這種藝術的最高水平。不過最吸引我的地方，還是紫禁城的天安門，嚴謹的對稱結構和均衡的線條安排，是它最獨特的地方。它還有一個可能不會被注意到的特點，就是遍布在真假的山上、低凹的山谷里和池塘上的人造景觀，包括小橋、亭台、房舍。它們的不規則排布，消解了整個主題建築的刻板以及嚴謹的對稱所帶來的嚴肅感。我希望燕京大學的校舍，擁有中國風格的外部結構和近代化的內部裝潢，因為這象徵著我們把中國文化和近代知識的結合。

1930年6月17日，我獲得了普林斯頓大學頒發的榮譽博士學位。校長奧古斯塔斯·特勞布里奇在褒獎詞上這樣寫道：「約翰·司徒雷登創辦了燕京大學，並成為第一任校長。他出生在古老的中國，從小就受到了那裡豐富文化的熏陶，後來又在弗吉尼亞州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的教育。再次回到中國后，他成為了一名傳教士，在東方的傳教和教育事業上，被公認為領導人物。在與中國領導人的長期交往中，他為這個新生的共和國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在處理一些複雜而重大的事務上作出了貢獻。」

我的妻子在一年半后也離開了。在生我們兒子的時候，她受了傷，落下了病根，一直都沒有治好。她最不希望的，就是自己身體的不便成為我工作的負擔。在生活中，她跟我的母親相處得很融洽，她們所偏好的興趣實現了很好的互補。母親樂於學習知識，參与公共活動；而我的妻子喜歡待在家做家務，她做的甜點能夠和新奧爾良市的相媲美。她還對中國的手工製品充滿興趣，喜歡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幫助他人的事情。那年，為了能在夏天的雨季來臨前搬進新的校舍里，我們在那個學期提前放假了。我的妻子已經察覺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可能正是這樣一份期待，讓她堅持到了學校的畢業典禮以後。她是學期結束后的一周去世的，那天是6月6日，我們正在往新校舍搬遷。那個星期日的下午，我們在協和醫學院的教堂舉辦了她的葬禮。劉廷芳博士主持了葬禮，把整個過程安排得得體周到。母親的靈柩安葬在了燕京大學新校舍附近的墓地，她的墳墓是這裏的第一座。

學習中文避免不了對中國象形漢字的研究。同多數西方人的感覺一樣，研究漢字確實是一件迷人的事情，但我也在提醒自己，不能因此忽略了口語的練習。當然，對漢字的了解對說好漢語是很有幫助的。我每寫一個漢字，就要檢驗自己對它的構造、筆畫是否理解。不過我從來沒有嘗試過用漢字進行寫作。畢竟要寫好一篇文章是很耗費時間的，即使是中國人都很難做到，對我這個外國人來說就更顯得不可能了。

從南京搬來北京，我終於有機會開始學習正宗的北京話。當時，這種方言剛剛獲得了更高的地位，被定為國語。可惜的是，我很快就被瑣碎的管理工作所纏身，基本都是在用英語處理事務，後來又經常去美國，根本沒時間學習北京話。而且，在北京很少能遇到一read.99csw.com個「土生土長」的當地人，這裏的居民大部分來自於全國各地。學校優秀的教師基本都曾在國外留學，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他們的英文水平遠比西方人的中文要好得多。因此我們的英語教學很好，而且改善了學習的方法。在平時的生活中，我們與學生們都是用英語交流，以便給他們更好的語言環境。和學生們一樣，教師們也大都來自其他地方，他們不同方言的發音也降低了我對北京話的熱情。我基本不是待在流行講英語的校園裡，就是在遠離北京的其他地方，根本就沒有學習北京話的語言環境。不過我還是希望能在北京話的學習上有所進步，不管是在聽力上，還是在它優美、動聽的發音上。北京話確實是一種值得全國學習、使用的語言。

我必須要說，在古代的文言文體和現在的白話文中，我更傾向於文言文。我知道這會顯得迂腐、不符合潮流，不過我也已經習慣了跟別人站在對立面。在胡適和他的同道們開始勇敢地發起文學改革運動的時候，我是持積極支持態度的。這項運動也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很快取得了徹底的成功。當初歐洲各國的文學，都是聽從它們放棄使用拉丁文，使用本國語言進行創作開始的。中國現在也在做著相同的事情，必然也會產生進步的力量。而我之所以更喜歡文言文，是因為它簡潔、優美，更富有表現力，而且它更善於精細、微妙的心理描寫，能夠給人一種思想上的力量，其本身就是一種最高形式的文學體裁。且不說它在中國是仕途的保障，多少個世代，中國有才華的人，將他們的精力都放在了這上面。對外國人來說，文言的難度不在於它的語言，而是文字背後的各種典故。不了解那個典故所講的故事，就不能理解文章的意思。而想要讀懂那些典故，即使是藉助字典，也需要多年堅持不懈的努力。所以，對於一個外國人來說，如果沒有跟中國的學者們有著相同的學習課程，是不可能理解它的。

兩周后她八十三歲生日那天，她病倒了，幾天後去世。出於中西方共同的情結，我必須要把母親葬在杭州。我的父親和一個弟弟的墓都在那裡。當時，正值內戰，我們只好先到天津，從海路去杭州。政府好心地提供了一個車廂，把我們從北京送到了天津。那節車廂原本是為慈禧太后訂做的，車皮外表面上浮雕著鑲金的龍，內部的裝飾更是奢華。我想，母親的在ｈｔｔps://rｅad.９９ｃsｗ•cｏｍ天之靈會為以這樣的方式走完在中國的最後一程而感到欣慰吧。不過我卻有一種不真實的荒誕感。

常常來往于中國和美國之間的旅行，讓我有了一些特別的經歷。這些經歷與燕京大學無關。我先後拜訪過兩位美國總統。最早是還在南京教書的時候，我在華盛頓中部的一個禮拜堂講道，威爾遜總統也在場，他聽完后邀請我去見他，介紹一些中國的情況。我帶上了我的兒子一起，他當時剛剛九歲，可能是因為興奮，他顯得有些羞澀。總統問他說：「你的名字是根據約翰·雷登·威爾遜起的嗎？」「不是的，先生，是根據我父親的名字。」孩子回答道。整個過程，約翰遜總統一直表現得謙遜、禮貌，對我的兒子也是和藹可親。他送了一張名片給我兒子，寫著「送給小約翰·司徒雷登——你的朋友約翰遜」。回來后，這張名片被我兒子鑲上鏡框，掛在了他的書房裡，現在還保留著。

1931年，我的父親去世后，母親搬到了我南京的家裡，和我們一起生活，後來又一塊搬到了北京。剛來的時候，她因為遠離了熟悉的生活環境而非常不適應，經常抱怨自己已經是個毫無用處的老婦人。但後來，她卻成為我們這些人中最忙碌的。她關注新聞，不會錯過任何一個她可以參加的聚會，也樂意跟來拜訪我的人聊天。1874年的聖誕節那天，母親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到了上海。後來在杭州，她與人合作開辦了中國第二所女子學校。那個時候，只有最窮的人家才會把女兒送到女子學校，交給他們不了解的外國人來管理。學校的吃、穿、書和紙筆都是免費的，教的也都是一些很基礎的知識。只要沒有纏足和包辦婚姻，都可以進到學校。五十年後的聖誕節那天，我打開家門，讓學生們來慶賀母親來到中國五十周年這個寶貴的日子。女大學生們在各自男友的陪伴下，歡樂地來到我家，向母親展示了從杭州開始的女子教育活動以及現在所取得的進步。

我每年的生日，基本都是和朋友、家人一起度過的。到了燕京大學后，一些教師朋友會在我生日那天帶我到西山，我們都很喜歡那裡的佛寺，往往會住上兩三天；如果工作太忙的話，我們就改為到頤和園，在那裡的湖上划船、野餐。

在經濟大蕭條的特別時期，羅斯福總統仍在關注遙遠的中國的問題，這令我感到很驚奇。我等了很長一段時間，才見到了他，據說這是經常發生的事情。他詢問了燕京大學的情況，我頓時感覺輕鬆了起來。接著，他談到了德蘭諾家族與廣東的貿易。德蘭諾是美軍陸戰隊上校，他的夫人在一年前去世了，我跟羅斯福總統談到了這些，並講述了我懷著悲痛的心情受邀主持了她的葬禮。他又談到美國如果派軍阻止日本侵佔中國，這場戰爭至少要進行五年，這是他不願意看到的。他想了解我的看法。隨著話題的深入，我開始有些局促，急切地想要離開了。這時，他為我解了圍，說道，外面一個南美的代表團可能已經等得不耐煩了。

我對中國的藝術並沒有很深刻的研究，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觀點，在這裏提到她，只是出於對她的欣賞和讚美。學習漢字肯定少不了跟書法的接觸，而在中國，書法和繪畫又是密不可分的。我沒有接受過這方面的學習，但這並不影響我對繪畫的欣賞。我尤其喜歡中國的山水和花鳥畫。明代的山水畫又是我覺得最好的。我還對中國的青銅器有著極大的興趣，雖然曾有過收藏的念頭，但因為繁忙的公務和有限的經濟能力，並沒有付諸行動。對瓷器的欣賞並不要求有多麼高深的鑒賞力，中國朋友們的饋贈佔了我收藏的大部分，在他們的精心挑選下，我不需要有任何懷疑，它們都是珍貴的精品，有著其內在的美感。

我們的婚姻是很美滿的，她離開后，我沒有再組建一個家庭的意願。對我個人來說，這並沒有什麼損失。燕京大學已經漸漸成為了我的家，這裏的學生也把自己當作是我的孩子，我也樂意將他們看成自己的孩子，而且我對他們的感情也確實如此。但我可能需要找到一項新的，能夠傾注我全部精力和時間的工read.99csw.com作。幾個教師的太太給了我生活上很多照顧。我可以毫無顧慮地經常到各地去旅行。

我與中國的戲曲有一段很特別的經歷。最初，傳教士去公開的場合看戲是不被允許的，而且一般戲曲演出都出現在廟會、拜佛等一些場合，中國的基督徒也認為應該遠離這樣的地方，所以我們基本上是接觸不到戲曲的。後來，宗教上的偏見淡化，不對我們參加這類活動有所限制，但我卻很少有時間去欣賞，而且我對中國戲曲也沒有絲毫的興趣。後來我到了北京，在一次慈善演出上，我看了梅蘭芳先生表演的一小段京劇，立刻就被他細膩、優雅的動作所吸引。很久以後，我才學會欣賞這位中國著名京劇演員的唱腔。那時，京劇演出中是不允許有女性參加的，梅蘭芳在台上多扮演女性角色。時間長了，我們也慢慢熟悉起來。他在赴美演出前，還曾詢問我演出安排上的問題，還有劇目的選擇，他希望我這個美國人能就自己的喜好給出一些意見。我對中國戲曲尚是一知半解，而且對美國人的喜好也知之甚少，並不敢給出什麼具體的建議。不過他堅持如此，我難以一直推卻，於是只好去看了他的演出。當我先看了劇本，再以審視的眼光看他演出的時候，就有了更多的讚歎。雖然這顯得有些荒唐，但梅蘭芳先生確實接受了我的意見，而且他的旅美演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這也使我閱讀了大量有關中國戲曲的英文資料，並在內行人的指點下看了最好的戲曲演員的演出，並與這位當代舞台上的偶像建立了很好的友誼。

費城的喬治·科里夫婦對燕京大學進行捐贈，要為我建造一座校長住宅，並在討論它的細節：樣式要中國風格的，位置要選在學校中心的臨近湖邊的地方。這確實令我感到開心。不過，妻子的死讓我對物質方面的追求缺乏慾望，我謝絕了他們的好意，表示自己可以住在學生宿舍、教學樓或是辦公樓。但他們執意如此，並將建造校長住宅作為他們捐款的前提條件。我只好接受了，但也提出，客廳、廚房和多餘的卧室供學校使用，我只要一個小套房間就可以了。這件事情就這樣解決了，並且雙方皆大歡喜。之後，我每次到費城，都把科里家當作自己的家。我在燕京大學不僅添加了一座漂亮的校長住宅，也結交到了兩位真誠、友好的朋友。

為了學習中文，我很自然地要學習中國的文學作品。當時，學校的語言課程是學習儒家經典《四書》和小說《好逑傳》。首次接觸這些作品，使我見識到了中國文學的偉大。語言課程的內容安排是很明智的，很容易激起人們閱讀的興趣，但忙碌的工作嚴重影響到了它。美國人務實的心理和當時對宗教目的的誤解，使大多數傳教士都陷入到了對傳教活動細節的忙碌中。更糟糕的是，我們對自己身份的優越感加重了這種情況。我們完全沒有意識到，哪怕是對那種豐富的文學最膚淺的了解，也是有極大價值的。我們可以從中了解這個民族，她的思維習慣、對基督教教義的反應以及對我們傳教士的態度。只有很少的傳教士，沒有理會學習中的困難和同道們善意的批評，鍥而不捨，堅持把中文學好，最終能夠精通中國的文化，真正了解了這個民族。他們理應獲得應有的榮耀。我也曾下定決心要這樣做，不過沒有能夠堅持下去，一是因為常常要面臨一些緊急的「工作任務」，二是我缺乏先見之明，沒有意識到堅持閱讀中國古籍的好處。

雖然不知道是在多大程度上和以怎樣的方式讀懂中國名作，但我確實感覺到，中國文化使我產生了敬仰的心理，並且造就了我性格中寬容忍讓的部分，使我對基督教的道德和社會價值更加重視。我學會了對中國文化和她溫和的人道主義的欣賞和敬佩。在中國文化中，充滿了對於人與人之間的九_九_藏_書忠誠、尊重和公平的重視，她也揭示了一種道德上的基本信念：個人應該怎樣去適應社會，融入到群體生活中，與之和諧相處。

燕京大學的包貴思老師在寫到我母親的時候，是這樣說的：「對於我們這些與她認識的人來說，她身上所散發出的和藹、樂觀的氣質，有著令人著迷的魅力。在她八十歲高齡的時候，仍然顯得精力旺盛，做事井井有條。這就是她在我們心目中的形象。我已經不記得是什麼時候開始，或是從誰開始的，在燕京大學中，不管是學生還是老師，都稱她為『司徒媽媽』。」

在華盛頓與李大學和已經搬去里士滿的協和神學院讀書的過程中，我的兒子傑克找到了宗教行為與充滿活力、歡樂的青年生活之間的平衡點。並且，對於我所在的那個時代的宗教衝突以及由此帶來的傳教上的壓力，他也有著令我滿意的理解。排除考慮我個人情感上的偏愛，我也覺得他的個性很適合留在南方。與我在北京生活的經歷，讓他有了廣闊的視野和獨立思考的習慣，而這是在典型的南方環境中所不能得到的。我曾跟他講過我所經歷的宗教衝突，他總是能夠客觀地指出兩邊觀點中各自合理之處。在他看來，傳教和組織一些宗教活動更為重要，也更能滿足公眾的需要。他沒有我那時對傳教的抵觸情緒，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傳教士的職責。而且他對傳教似乎有著天生的熱愛，這令我覺得不可思議。要知道，在我們那個時候，傳教是對基督的忠誠和奉獻的一種光榮的考驗，而現在，這種觀點已經十分淡薄了。結合他的個人情況和當時嚴峻的中國形勢，他選擇留在美國工作是很明智的。而且他做出這個決定也沒有經歷什麼內心的糾結。我們一直保持著相互之間的溝通，在他的母親去世后，這種關係愈發地親密起來。即使身處不同的國家，我們也經常通信。我對他的想法和做事風格都有著很深的了解。開始在弗吉尼亞州，後來是在密西西比州薩米特南部的一個教會裡，在他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理想的延續。

孟子和王陽明是我最喜歡的兩個哲學家，前者的思想具有對社會活動很強的指導意義，後者將精力充沛的官員、具有內省精神的教育家和有罕見洞察力的思想家三種身份融於一身。墨子著名的兼愛學說，強調的是普遍的愛，這跟基督教的教義是很相似的。他提倡婚葬禮儀要樸素和節儉，這幾乎就和現代人的觀點一樣。荀子的書很難讀懂，其中有太多生僻難認的字。他認為人性本惡，因此需要求助於後天的教育和指導。在為自己的觀點進行辯護的時候，他顯得比儒家還要儒家，而且更加具有邏輯性。

在要結束對中國藝術談論的時候，我還要說一下關於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色彩和布局的一些技巧，像為寺廟和寶塔選擇最佳的位置，剪裁優雅、得體的服裝等等。我們可以看到，即使是簡陋的店鋪和貧窮的家庭，都可以通過合理的安排，整理得井井有條，充滿有條理的美感。這種規整存在於各種工筆書法，它是個人愉悅時隨意遐想的體現。人們會從中得出這樣一個印象，對藝術的喜好作為這個民族的一種遺產，已經深植於它的人民的生活中。

再來接著說我在中國的生活。對我來說，沒能夠對豐富的中國文學進行系統而廣泛的閱讀，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情。我所讀過的書中，除了那些很重要的「經典」著作，還包括一些偉大哲學家的著作、有名的小說，還有一些近代的作品。可即使是在這不多的閱讀中，我還是能深刻地感受到，這個民族保留下來的文化的偉大之處以及他們的倫理道德和精神理想。不只是學者，即使是那些目不識丁的人，也能夠對這些思想和文化產生深刻的認同感。

我唯一兒子的名字和我一樣，回美國讀書後，就留了下來。不過，他沒有遭受我第一次回美國時的種種非難。我已經提前為他做了思想上的準備，並且他一直生活在南京和北京這樣的大城市，與我小時候待在杭州的閉塞經歷大不一樣。更為關鍵的是，當時的美國人已經對中國有所了解，不會像以前那麼好奇。他剛回到美國的時候，這段在中國生活的經歷，得到的更多是同學們的羡慕和尊敬。在宗教方面，他也沒有表現出什麼不正常的地方。去美國前，他曾就以後的事業規劃，特別是傳教方面的問題，徵詢過我的意見。我建議他在讀完大學，有了更多的經驗之後，再做考慮。他似乎已經有了這方面的想法，但我還是希望他再等等。我並不希望因為家庭的原因使他不作考慮，輕易踏上這條道路。不過，當我後來知道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麼，並對此已經做好充分的準備后，我告訴他，這是他最令我驕傲的選擇。

1933年回到美國的時候，新任總統發表就職后的第一次爐邊講話，我剛好趕上。當時經濟危機已經敲響了警鐘，大量銀行倒閉，整個美國呈現出一片大蕭條的景象。可能是因為羅斯福總統聽說，有一個長期居住在中國的人回到了國內，不到兩個月，我就被請去了白宮。那時，日本攻打中國上海的事情，在國際上引起了很大的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