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年的歷史舞台上，馮玉祥將軍是個很有趣的人物，人們有時會稱他為「基督將軍」。他身體壯實，寬大的面龐顯得和藹可親，性格堅強、活潑，待人真誠。憑著一時的衝動，他加入了基督教，在信仰問題上，一直顯得膚淺、幼稚。在早期，跟克倫威爾的部隊一樣，他的部隊有著嚴格的編組和紀律，甚至一度曾有過隨軍的牧師，不過在被張作霖打敗后就不見了。馮將軍的信仰也是幾經轉變，先是從基督教轉為共產主義，之後是南京的共和主義。在戰爭問題上，他一直是個充滿熱情的愛國主義者，不過並沒有得到很高的職權。抗日戰爭勝利后，他再次對共產主義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但很離奇地死在了去蘇聯的路上。

到了南京之後，我周圍的朋友換成了神學院的同事。他們都受過比較高等的傳統教育，相互之間更加平等。我的私人老師是一個傳統的儒家學者，幾年愉快的相處讓我們成為了親密的朋友。漸漸地，我不僅開始跟神學院和金陵大學的學生們熟悉了起來，還認識了很多的中國教師以及一些市民。我小時候的一個玩伴，也是一個第二代的基督徒，在之江大學讀完英語後去了郵局。之後，他決定從事宗教方面的工作，來到神學院做了老師。

第一次見到閻錫山是在跟博爾頓教育委員會的一次旅行中，他當時是山西省的省長。之後的多次拜訪，他的才幹和性格令人印象深刻。開始，他想做「模範省長」，但因為人們對改革的不接受，以及外國人和中國人對他的戲弄而失敗了。他想把山西省融入進國民政府，成為其一部分，實際上卻一直是分治的。一段時間，他因為反對蔣介石而逃亡到日本。日本趁機拉攏他，但被拒絕了。之後，他表明了效忠國民黨的態度。1936年，我被邀請到山西，為當地的工業發展尋找出路，不過還在擬定計劃的時候，抗日戰爭就爆發了。

我被西安這座唐朝的古都深深地吸引住了，並考慮著如何在這裏發展教育事業，讓燕京大學和陳督軍辦的中學建立起某種合作的關係。離開的時候，我身邊多了一匹馬——是陳督軍送的禮物。還沒抵達北京，陳督軍下野的消息就傳來了——省長成功製造了一起督軍的兵變。成為平民的陳督軍住到了天津，後來我經常會去探望他。政治上的陰謀鬥爭在當時是經常發生的，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

不管在生前犯過什麼錯誤，張作霖都是為了維護國家的利益而犧牲的。東北的人民謊稱他正在康復，騙過了日本人，阻止了他們陰謀奪取東北的控制權。他的死訊正式宣布出來時，離我回到北京已經過去了好幾個星期。張學良少帥同我講述了以林泉助為首的日本代表團到了葬禮現場，假借弔喪將他父親拒絕簽署的那份文件交到了他手上，他預料到了可能被殺的命運，但仍然閉上雙眼表示了拒絕。這些細節都預示了三年後的「九一八事變」（同樣的一起鐵路事故），日本對東北公開、無恥劫掠的真相。

美國國務卿亨利·斯提姆森電話聯繫了英國外交部長約翰·西門爵士，商議聯合對日本提出抗議，但對方表示對此事並不關心。作為知情人，我相信如果當時兩國能聯合發表一份抗議聲明，日本政府是有台階下的，他們會將責任推卸到軍隊身上，表示自己並不知情，從而避免之後的戰爭。後來，國際聯盟負責起了此事，派出的李頓調查團到東北時，已經太晚了。日本人明確了列強不願牽扯其中的態度，已經無所顧忌。墨索里尼也正是看到了這種情況，發動了對衣索比亞的戰爭。另一個後果則是西班牙的內戰。不久，希特勒藉機開始了對鄰國的侵略。如果當時各國在東北事情上聯合起來，表明自己的強硬態度，這一切可能都不會發生。1931年的9月18日，成為了全部中國人，尤其是學生的國恥紀念日，激發起了他們的愛國思想。我感覺到海上傳來的毒氣，瀰漫在華北平原上，帶給這片土地無盡的災難。

「九一八事變」是中國歷史的再次轉折。張少帥用多次輕蔑的拒絕，一直在挑戰日本人的耐性，終於，他們不耐煩了，四個日本的陸軍上校捏造了借口，以天皇的名義發動了戰爭，佔領了整個東北地區。

「是的。我很願意如此。」

汪精衛屬於很特別的一種類型，他能言善辯，待人和善，不過在基本的道德問題上卻缺少準則，一直抱有一種革命投機主義的態度。在重慶任職的國民政府官員中，只有他背叛了國民黨，與日本人相勾結。離開重慶后，他去了日本，並答應做日本的傀儡政權——偽南京政府的首腦。這個錯誤的決定，讓他失去了所有愛國者的支持，但他並不自知，依然沉浸在偉大的和平事業的幻想中。以我對他的認識，作出這個決定的原因主要有三點：與當時國民政府意見上的分歧；對蔣介石的極端嫉妒；對戰爭的幾近病態的恐懼心理。戰爭結束前，他死在了東京，沒有一個中國人同情他。

作為一名傳教士，來到中國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這個國家民族主義的覺醒。外國列強不斷的騷擾驚醒了一直在沉睡的她。日本的戰艦擊潰了她的海軍，義和團運動帶來的嚴重後果（八國聯軍入侵了北京城）都是在我到中國前十年之內發生的，所有人都在擔心國家就此被列強瓜分。然而在今天，我們可能已經rｅad.９９cｓw.ｃｏm忘記了當初發生的那些事情，是為了把中國瓜分掉。儘管很少有人承認，但美國的海約翰所制訂的政策確實有效阻止了這件事的發生。

我在杭州的時候，認識的大都是一些牧師和教師。作為教會的僱員，他們忠實、可信，但脫離了社會的真實狀況，過於關注傳教士的利益，這經常使他們的觀點太過狹隘。這也使他們很趨同於自己的僱主，不同的只是，相對來說，對於教會內外的中國人，他們會有更深的了解。雖然經常可以見到我與這些教會成員相談甚歡，分享各自的見解，但真正興趣相投的並不多。我經常會在中午的時候去附近的農夫家裡吃飯，半天的辛苦勞作可以讓他們吃下五大碗米飯，我最多就只能吃一碗半。這些經歷都使我對老百姓的生活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偶爾還會有一些額外的收穫。

燕京大學的發展步入正軌后，我繼續做著讓她得到中國人認可方面的努力，使她的存在能夠獨立於西方的條約和美國的保護。因為在中國，個人之間的關係才是最能夠被人所接受的。那段時間，我秉承這個原則，和很多支持者、贊助者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在發覺到我的意圖后，涇波開始儘可能地為我提供幫助，即使是他在很繁忙的時候，也都盡量脫身。就這樣，從東北到香港，在他的介紹下，我不斷結交著新的朋友。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前，我們甚至到了戰爭的大後方重慶和其他一些尚未被攻陷的地區。我們得到了越來越多捐款的承諾，但相比起來，更令人高興的是我們不斷獲得的認同感。不過隨著戰爭的深入，所有的承諾全都化為了泡影，我們的努力也付諸東流。但也不是一無所獲，甚至燕京大學在某些方面所獲得的好處是無可估量的。我們每到一個地方，都會受到《燕大》校友的熱情接待，他們在整個活動中一直是最核心的角色。

我反駁說：「這都是抽象性的原則問題，但中國幾個世紀以來，都是人治多於法治，所以，個人的忠誠才是最重要的。而現在顯然就是讓你建立這種關係的機會。」

「我知道，可我們不得不如此。派宋子文去如何？這樣一位大人物親自去談判，我相信應該能取得他們的信任，打破與陳濟棠的聯盟。」

相比起來，韓復渠省長又是另外一個類型的，這也是國民政府成立后，他能繼續掌權的原因。在某些方面，他是一個進步的官員，曾肅清了山東的土匪，不過也相當專制。日本人一直想拉攏他，他想表明對日本的敵對態度，但不確定能否得到蔣介石的支持。

蔣介石帶領的另一支部隊則沿著海岸一路北上，中途決定放棄和蘇聯顧問團的合作，進行獨立的行動。這一決策得到了上海資產階級，尤其是富商們的支持。共產黨抓住證據，譴責蔣介石把國民黨出賣給了資本家。一直活躍著的武漢臨時政府因此解散，蘇聯顧問團和一些支持他們的中國人被趕走。當中包括有孫中山的夫人。在莫斯科居住了一段時間后，宋慶齡轉而去了柏林。一年之後，我到那裡的時候還曾去拜訪過她。

宋哲元省長也經歷了類似的情況，不同的是，他最後被日軍追得沒有退路了，死在了戰場上。還在擔任河北省省長期間，他的態度就不明確，在國民黨和日本人之間猶豫不決。我向蔣介石建議，可以適當對宋支持，來獲得他的忠誠。盧溝橋事變之後，他接到蔣介石的命令，死守河北省會保定。但日軍來勢洶洶，在對保定展開了一波突襲后，宋趁天黑帶軍撤離了。如果他當時聽從了蔣介石的指令，也許華北的局勢就會有很大的不同了。在不得不與日軍開戰的時候，宋哲元後悔了，但已經晚了。

「我來向你籌集捐款。」

涇波六歲的時候，曾隨著還在做官的祖父去宮裡見過慈禧太后，並被賜名為「永清」，寓意為永遠清澈，或是永遠忠於大清。不過家人和朋友還是更多的叫他涇波——取自甘肅一條河流的名字，他祖父曾在那裡擔任巡撫。可能是家裡世代為官的背景，他繼承了祖輩在政治上的智慧，對於官場處事規則有著天生的領悟力，我因此受益匪淺。他曾想做一名傳教士，不過被我勸阻了，因為政府部門的工作更能發揮他先天上的優勢，而且對基督教的傳播作用會更大。

「他是個比較難纏的人，但還是有希望爭取過來。」

宋子文沒有時間，我問他能否讓蔣委員長親自去一趟，他立刻回答說：「這太危險了。」

到北京之後，我認識了更多從西方留學回來的人，大家因為志趣相投而變得熟悉起來，但並沒意識到認識的局限性所帶來的缺點。當時的中國確實需要高學識的人才，而且也給予了他們令人羡慕的優厚待遇，這使他們過分看重了自己的重要性，傲慢地要求更高的職位和待遇。可他們中的很多人所學到的理論知識，對中國的需要來說，可能是毫無用處的。但不容否認的是，他們的確為中國的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如果沒有這些人的努力，中國是難以取得現在的進步的。

1919年春天，我來到北京訪問，當時學生中間出現了一股新的民族意識並不斷升溫。5月4日，一批學生衝擊了三個官員的家，因為他們hｔｔｐｓ://ｒｅａｄ.9９ｃｓw•cｏm無恥地幫助日本人。三個官員匆忙收拾家當，帶著家人躲到了使館區。之後，學生代表遭到逮捕，關在了一個改為臨時監獄的法律學院內。這更加激起了學生們的憤怒，越來越多的學生聚集到法學院門口，要求一起被關進去。學生運動的熱潮迅速在全國點燃，地方的監獄很快人滿為患，更多的學生要求一同關押。事態的失控讓政府進退維谷。如果處罰那些學生，就表明政府包庇那些親日的賣國賊，肯定會遭到輿論的指責；如果承認學生行為的合法性，那就等於得罪了日本人，可能要面對他們的報復。老奸巨猾的總統徐世昌下令釋放所有學生，但並不對這件事作任何聲明。但學生們卻像是腓利比的保羅（基督教聖徒，《新約，使徒行傳》16章12節）一樣，拒絕接受，除非政府撤銷對他們的指控，進行正式的釋放。令政府為難的是，這樣一來，他們必然會丟面子。

那是在1919年，我正準備要搬去北京的時候，一個十七歲的男孩子被交到了我的手中。一個離職的青年會成員特別向我介紹了他——在聖經班上表現優秀，被寄予了厚望。其實在一年以前我已經見過他一次，那是在天津由基督青年會舉辦的全國大會上。那時在場發言的大都是外國人，我也受邀發表了演說。那個男孩說著一口我聽不懂的南方方言，不過某種性格上的契合，我在他的想象中被賦予了神聖的光環，並且在以後的歲月中被神秘地保存了下來。他成為燕京大學的學生后，我和妻子、母親都很喜歡他，希望有更多的了解和照顧。但在二年級的時候，因為家庭的原因，他不得不休學一年半去幫助父親打理不太成功的生意，我們都很擔心。再次回到學校的時候，他顯得消瘦、疲憊，家庭的瑣事令他筋疲力盡。他的家庭曾是「滿清」的貴族，隨著清朝的滅亡，失去了權勢和財富。他的父親開始嘗試經商以挽救這個沒落的家庭，但因為沒有經驗，多次的努力都失敗了。對我們在這個孩子恢復精神上的幫助，他有著誇張的理解，並一直心存感激。

湊巧的是，這位官員的妻子是著名的軍人兼學者曾國藩都督的女兒，信奉基督很多年了。八十三歲那年，我邀請她參觀燕京大學，並與學校的師生進行了親切的談話。她的家世教養、自我的學識造詣以及充沛的精力散發出的獨特魅力，感染了在場的每個人。回到杭州后，她送給我一卷書法，字體清新雋麗，藉以表達她對燕京大學由來已久的情懷——她的孫子、孫女中，有十七位曾在這裏讀過書，而且在以後會有更多。

我剛來南京沒多久，就認識了郭秉文博士。他的母親在上海一家教會學校管理女生宿舍。很早的時候，他就通過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到美國留學的機會，並以優異的成績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后被聘請為東南大學的校長。東南大學是由政府創辦的一所現代高等學府，集中了五十多位在自己的學科內取得優異成績的留學生，這裏推行美國的教學方式，是當時中國最好的院校之一。第一次見到郭秉文的時候，他還默默無聞，我也從來沒有接觸過這一類人。與此同時，我還認識了王正廷，並去聽了他的演講（後來，他擔任了中國基督教青年會會長，外交部部長和駐美大使的職位）。他的父親在寧波的聖公會做過牧師，那時他經常遭到歧視，比如去別的傳教士家的時候，只能走專門供「下人」和「生意人」進出的側門，這使他對基督教的等級觀念產生了很深的厭惡，不過後來他還是成為了一名優秀的基督教領袖。

他仍顯得很生氣，不過還是接受了我的建議，「你回去跟他說，只要他能在山東站穩腳跟，我不會讓他失望的。」之後，蔣介石派了代表到山東，向韓復渠表達了希望建立更穩固關係的誠意。1937年，日軍侵華，韓復渠很快就動搖了，不戰而退，帶著軍隊向西逃去。蔣介石派人將他帶到了南京，經過軍事法庭的審判處決了他。

讀者肯定注意到了，我在上面曾多次提到過傅涇波，現在要具體聊一聊他。因為我在中國的生活，似乎談起來每次都有他，特別是在我和官場的關係中，如果缺少了他，那會是不完整的。

1935年，韓復渠找到我和傅涇波，希望我們能夠去拜訪蔣委員長，試探一下他的態度。蔣介石一開始很生氣，說：「地方上的省長履行好自己的職責就好了，國家的政策是中央的事，不用他們操心。」

我向他保證說：「那好，我會找到讓你們兩位信服的證據的。」

我們回來繼續說蔣委員長。在做出反對將蘇聯共產主義作為中國政治哲學的決定后，直到現在，他都沒有動搖過自己的想法。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中，儘管要面對日本的侵略、與共產黨的內戰，但中國在經濟、國家統一以及其他一些方面仍取得了顯著的成就，這是顯而易見的。1936年，委員長被毫無徵兆地扣留在了西安，當他聖誕節那天被釋放出來的時候，我和中國的百姓都一樣鬆了口氣，並感到非常高興。

不久之後，我搬到了北京。為了燕京大學的https://read.99csw.com建設，我結識了很多中國的官員，讓他們了解教會大學的辦學目的，並儘可能地獲取他們對基督教教育的好心捐贈。他們中很多人是在職時通過各種手段斂財聚富，發了財后就離職，賦閑回家。在清朝的時候，公款和私款沒有嚴格的界限，貪污受賄在一定限度內是被允許的，這個限度視上司或當地的慣例而定。初期民國的官場繼承了這一傳統，並且毫無限制，日本也有意地助長了這種行為，以便在中國製造混亂。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成立后，改善了稅收和財政的管理辦法，這一情況得到緩解。那段時期，各軍閥之間衝突不斷，最保險的選擇就是結識每個陣營的高官，跟他們的隨從搞好關係。

涇波政治上的才能很快被發現，並接受了很多人的委託，幫他們做一些事情。南京政府成立不久，蔣介石就秘密派他去執行任務。其中最危險的一次就是到東北去爭取張學良，實現東北對國民政府的歸順，阻止日本的陰謀。剛到瀋陽，日本的特務就盯上了他，把他抓到一個廁所里。特務扒光了他的衣服，來回翻是否有資料文件，並不斷逼問他的身份。1928年12月，張學良宣布東北軍歸屬國民政府，並在司令部里換上了國民黨的旗幟。完成任務的涇波又被立刻派往到了美國，並迅速成功見到了美國的政要人物，取得他們的信任。出於禮節，華盛頓的中國大使安排了他與胡佛總統的見面，不過兩人聊天的時間遠遠超出了預定。我得知這件事情后，問他對於這種特殊待遇的感受，他顯得很吃驚，似乎根本沒有意識到這點。他剛到美國的那段時間，遇到了些小麻煩，因為旅館的登記人員和接線員總會問到他名字的拼寫，而「Fu」總是難以被人理解。碰巧當時我也在美國，便建議他在「Fu」的後面加上兩個輔音字母「gh」，也就是「Fugh」，之後再也沒有因此遇上麻煩。

學校的很多同事都懷疑涇波跟在我身邊的純潔性，他們很自然地覺得有一些隱蔽的動機存在，並試圖尋找這種可能性，比如利用我來結識權貴，以謀取政治上更高的地位。我能理解他們的擔心和勸告，不過我很清楚地知道真實的情況。涇波想要得到一份很好的職位是很容易的，完全不需要我在中間起任何作用。我對他充滿了信任。涇波還很喜歡美國這個國家還有她的人民，他最大的工作熱情就是促進中美兩國關係的發展並延續下去。政治上的天賦和美好的品格給他帶來了很多次仕途上的機會，不過這並沒有影響他在政治上一直堅持的獨立性。

正是在這一年的年初，蔣介石做出了那個對人類歷程影響深遠的決策。在目睹了革命的成果在軍閥的混戰中不斷消解之後，孫中山先生決定進行一次討伐，從廣東到北京，肅清各軍閥的勢力，維護國家的安定和統一。他向很多個國家請求了援助，包括我的國家，但只有蘇聯有所回應，派出了一個顧問團，還有其他方面的援助，來到中國。鮑羅廷和加倫是顧問團的首領，都是很有才幹的人。從1920年，他們就開始幫助國民黨以蘇俄的方式進行改組，1925年孫中山的去世也沒有影響到它的繼續。之後他們還策劃了北伐戰爭，在漢口組建了一個臨時政府。伴隨那次戰爭的還有肆無忌憚的燒殺和對「資產階級反動者」的清洗。

顏惠慶博士出生於聖公會的一個牧師家庭，後來去了美國的聖約翰大學讀書，畢業回來后，他成為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傑出人物。他曾在多個國家擔任大使，還做過北京政府的總理。他擁有超出常人的政治才能和道德品行，在燕京大學的理事會工作過很多年，表現優異，還被選為過理事長。第一次見面是我在為《燕大》的男生宿舍樓募集資金時請他幫忙。1926-1927年革命爆發的時候，我們學校正在向現在的校址搬遷，顏惠慶博士很快就同意了傅涇波的建議，將募集到的資金先用做學校圍牆的建造上。

1933年，李宗仁和白崇禧聯合了廣東的陳濟棠，共同反對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不同的是，陳濟棠是為了擺脫國民政府的控制，行各種貪贓枉法之事，而李宗仁和白崇禧是因為擔心蔣介石向日本妥協，出賣國家利益。那段時間，我曾和李將軍有過兩次談話。我說：「蔣介石如果能夠讓你相信，不會攻打你，並且堅持抗日，你是不是會支持他？」

孫中山的夫人（蔣介石夫人的姐姐）認同她丈夫的「三民主義」，並一直為此做宣傳。後來，她感覺到身邊親屬的行為背離了這一理想，便轉而投身到共產黨組建的人民政府，在裏面擔任一個名義上很高的職務。

他在二十四歲那年結了婚，妻子是父母決定的。我被邀請去主持他們的婚禮。婚禮舉辦得很成功，在一個很大的飯店裡，中式繁華美麗的裝束和基督教的結婚儀式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整個事態的發展過程，我都和懷有革命理想的重要人物有著聯繫。我始終知道並且堅信，孫中山先生對革命、對這個國家是真誠和無私的。但他在中國的時間太少了，對國內的情況了解得不夠。不過，他在國內的影響力還是使共九_九_藏_書和政體在內戰中保留了下來。1926到1927年，他的學生蔣介石發起的北伐運動，就是以他在1924年的著名演講《三民主義》為革命宗旨的。1925年，孫中山先生在北京協和醫院因為癌症去世。葬禮的儀式是基督教式的，由燕京大學的劉廷芳博士主持。

我在陳督軍的府上住了一個多星期，期間觀賞了西安這座古城的名勝古迹，對當地的風土民情也有了一定的了解。為了歡迎我的到來，陳督軍和陝西的省長舉辦了一場宴會，作為主人，他們坐在了一起，但吃的都是各自準備的食物，以防被下毒。他們的身後是各自帶來的衛兵，其中還一個不小心把槍掉在了地上，引起了會場不小的騷亂。事情平息后，兩個人仍繼續熱情地聊天，親切得像是最好的朋友。

我在早期認識的另一個官員是陳樹藩將軍，他是陝西省的督軍，跟顏惠慶的風格完全不同。燕京大學新校址的土地就是他賣給我們的，還免去了三分之一的價格，條件是要留出為他年邁的父親建造別墅的一小塊地，以後改建成紀念堂。他邀請我到西安去為那裡的官員開一個有關教育問題的講座，我欣然同意了。1921年春天，我帶著一個隨從踏上了行程，心裏面懷有種種天真、美好的設想。我們先從京漢鐵路到了海邊的一個城市，再轉乘到向西去的火車。因為是新修建的鐵路，還沒有竣工，我們下車后又走了一個星期陸路。因為要經過一個盜匪經常出沒的地區，陳督軍派了一隊士兵來接我們，併為我準備了一個轎子。轎子是由兩匹騾子拉著的，在幾根竿子上面架起一個篷頂，裏面鋪有褥子，可以容下兩三個人。我並不願意坐轎子，所幸陳督軍還為我的隨從準備了一匹馬，於是，就改由我騎馬，我的隨從坐轎子，這也剛好符合我們各自的意願。隊伍經過了很多個農村，它們沒有受到現代化和外國的影響，保持著原始的風貌。

第二次去拜訪他的時候，因為肩膀的關節炎，我的左胳膊掛了一個弔帶。他知道我的病情后，立刻拿出了一種膏藥，是他在北京一個有名的藥鋪買來的，主要的成分是熊膏和虎骨粉，專門治療關節類的炎症。他堅持要親自為我上藥，並且讓身邊的一個副官將過程拍照記錄下來。他在我露出肩膀的前後各貼了一副膏藥。但好像效果並沒有他說的那麼神奇。後來我又請了一位美國教會的醫生給我開了葯。可能是因為離開了南方潮濕的環境，我回到北京的時候，已經完全好了。一次在重慶舉辦的招待會上，馮將軍用充滿風趣的語言講了這件事，引來了現場的一片笑聲。

不過，最終還是蔣介石親自去見了兩位將軍，並順利達成了信任關係。抗日戰爭中，雙方一直保持著密切的合作。1948年，在國民政府的一次代表大會上，通過選舉，蔣介石成為國家的總統，李宗仁為副總統。

最後，徐世昌總統還是妥協了，派了兩名高級官員去「慰問」並釋放學生們。當時我受邀參加在一個衛理會教堂舉辦的畢業典禮，併為畢業生們講道。釋放學生的日期和我講道剛好重合，都是在那個周日上午。政府為被捕的學生舉辦了釋放儀式，其他學生都跑去迎接他們回到各自的學校。我為畢業生所準備的講道也只好做了調整，對著人數不多的學生做了演講。這是我跟我以後的學生第一次接觸。第二天早上，當我們再次見面的時候，我對他們的愛國行為表示了明確的支持和同情。在之後動蕩的歲月里，當需要再次進行類似的行動時，學生們總是知道我的態度。這為我和學生搭建起了一個互為理解的紐帶，在中國戰亂不斷的時期，這對維持燕京大學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

在後面的章節中，還會提到在我被日本人抓獲以及在戰後的日子里，涇波帶給我的幫助。

還有一個人，說到他總能令我想起在中國早晚期地位的轉變，很具有戲劇性。一次，我徒步走在杭州的大街上（當時一個有身份的人步行被認為是很不體面的事情），迎面過來了巡撫的八抬大轎，隨從前呼後擁地跟隨在後面。我懷著敬畏的好奇心注視著轎子從面前經過，不想再靠近一步。而令人很容易想到的是，這位官員坐在轎子中，冷漠、輕蔑地看著一個野蠻人為他讓開了路。

1936年發生了「西安事變」，蔣介石被扣押，了解張學良少帥的人都會明白，他這樣做的唯一動機就是對國家的責任。不管是在任何的公開場合，還是私下裡，他都毫不避諱地承認了自己的錯誤。所以，這一點並不需要再討論了。他感受到了國家的危難，希望結束仍在繼續的國內黨派的爭鬥，這本無可厚非，但他慌不擇路地選擇了一個並不恰當的方式。

我接著說道：「我是相信他會抗日的，不知道白將軍會是什麼態度？」

1928年6月，我取道歐洲，接著從西伯利亞鐵路趕回中國，參加燕京大學的畢業典禮。臨近瀋陽，我從一個蘇格蘭傳教士朋友那裡聽說了未加冕的《東北王》的噩耗——從北京返回的途中，在距離瀋陽只有幾里路的一座橋處，火車被炸毀了。傳教士朋友說，從醫療人員那裡傳來的消息是他已經死了，但城裡的傳言卻是他接受治療后，情況正在好轉。人們被當局要求保持正常的生活秩序。他二十二歲的兒子——「少帥」張學良趕過來繼承父權，掌握了東北的大局。後來，從張學良口hｔtpｓ://ｒｅａd•99ｃｓｗ•com中我得知，日本人曾三次到他父親的車廂里，要求籤署一份文件，擴大日本在東北南部的權益。最後一次的時候，日本代表甚至威脅說，不簽字的話就不要想活著回到瀋陽了。一位英國的工程師調查了爆炸現場，從技術上認定了是日本人做的。與此同時，四萬日軍等待著老元帥的死訊，隨時準備著「維持東北的秩序」。

「感謝你對中國的好意，但你來找我是為了什麼？」

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是在1927年成立的，不久，我去了南京，通過孔祥熙博士的介紹，與這位中國的新領袖認識。第一次見面，他從容的領袖氣質就深深地吸引了我。我還認識了很多新政府的重要官員，他們有著共同的目標，都熱切地希望實現孫中山的理想。這是令人欣慰的，彷彿1911年的革命精神在這一刻重新被點燃。

日俄戰爭是我在中國做傳教士的第一年，也就是1905年結束的。一種希望國家強盛的願望驅使著中國的青年們到日本去留學，探求抵禦西方侵略的方法。這時的清王朝已經難以為繼了。

我先是在張作霖元帥、后是在他兒子張學良的時代數次去到東北，與他們兩人的見面都很友好，對於我們提出的為燕京大學的捐款也都有回應。我第一次見到張作霖的時候，他坐在一個寶座樣的椅子上，兩邊有兩個揎填的猛虎。他個頭小，但是有一雙明亮、烏黑、逼人的眼睛。他原來是個村莊的護衛，出了名，逐漸擴大自己的勢力，最後在東北的權力爭奪中壓倒了所有的人。他的一生都在和日本人打交道，但是他從來也沒有對他們屈服。1928年4月，他進軍並短暫佔據了北京，但是又被趕了出來。

我回到上海跟國民政府的幾位官員商議此事，其中一個官員說：「這段時間，我們都有派出使者去他們那裡，不過並沒有什麼效果。」

顯然，孫將軍當時並沒有捐款的意願，他站了起來，說：「我們以後再談吧。」不過，在我臨走前，他還是捐了一百美元，之後又捐了兩萬美元。孫將軍的一個兒子後來就在《燕大》讀書，學習很刻苦。日本開始侵華的時候，他離開了學校，「去為國家做點事情」。後來孫將軍辭去了職位，過起了隱居的生活。一次，他到一家寺廟去燒香，被一個女人開槍殺死了——他曾處決過這個女人的父親。

後來，孫中山來到了南京，我被合作社聘請做了臨時記者，有幸能夠經常見到他。

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是在重慶，當時他正在閱讀一本中文版的《喬治·華盛頓》的傳記。他談到我們那八年革命的細節：叛徒、債務、饑饉、寒冷、軍隊的縮減，等等，又說：「我們中國人還沒有遭到像那樣的事情。沒有理由說我們不能堅持得更長久些。」

跟他第一次見面是在北京，當時他對蔣介石政府滿懷質疑。後來他得到一個官職，去了南京，不過很快就因為不滿，卸職去了山東著名的《聖地》泰山。在那裡，他攻讀古書，練習書法，那時他的書法已經很有名氣了。一次我和傅涇波前去拜訪，他很認真地說：「如果他們能夠拋開衝突，共同抗日，我就願意回到南京擔任任何職位，不管高低。」

三年後，我搬到了南京，慈禧太后和被軟禁的光緒皇帝去世的消息相繼傳來，繼位者是一個和我兒子一樣大的孩子，年僅三歲。各地風起雲湧的革命者遭到了清政府的鎮壓，但革命的氣氛已經在他們秘密的活動中悄然擴散。1911年10月10日，一場大的革命爆發了，雖然它的時機並不成熟，也沒有嚴密的計劃，但卻迅速席捲了全國。唯一較大的阻力出現在南京，我們經歷了一段激動人心的日子。很多學生為了支持革命，冒著被殺頭的危險，都剪去了辮子。教會學堂的教師們全部出動，在每天開城門的時間，護送學生穿過衛兵把守的臨近長江的城門。我們把沒有扔掉的辮子逐一別在他們的帽子上，由於找不到搬運工，男學生們還要時刻注意不太穩固的辮子，我們經常還要幫他們拿行李。

我回答說：「文明是不分國界的，她不是民族的，而是世界的。只有通過各國文明的交流、融合，才能增進相互的了解。我們的目的就是學習中國的古文化，並促進新文化的建立。」

江蘇省長孫傳芳與相鄰的浙江省長不合，雙方曾一度兵火相向。1927年，他被蔣介石的北伐軍打敗。他曾在一次聊天的時候問我：「你們外國人為什麼要來中國做教育？」

在1912年召開的臨時國會上，我是到場的唯一外國人。孫中山博士在會議上發表了那個著名的演說，表示自己很長時間都沒有在國內，並不適合擔任總統一職。以同樣的理由，他邀請說服清帝退位的袁世凱擔任總統，前提是要保證新政府的共和政體。對於這個決定，很多孫中山的年輕追隨者持強烈的反對意見，跟隨他很久的一些老同志也對此提出質疑，但最後大家都勉強接受了這個主張。他們的反對在後來被證明是對的，袁世凱背棄了承諾，在家人和朋友的鼓動下，妄圖做中國的新皇帝（但並未得逞）。後來，我認識了袁寶琳，袁世凱的侄女，在一次聊天中，她向我提到，當時上海的報紙捏造了很多篇文章，都是鼓勵她的叔叔稱帝的，讓他以為稱帝是「民心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