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有一個男學生遭到虐待，在被放出幾個月後，這段陰影仍沒有辦法在他心裏消除，他甚至還在因為恐懼連自己的母親都不敢見。我後來去探望他的時候，他仍沒有任何好轉。幾年之後，我最後一次見到他，他還沒有徹底恢復。他的遭遇令我感受到在敵占區的工作具體而真實的威脅。還有個男生羞愧地向我懺悔，他被逮捕后，在遭受殘酷的刑罰和回到學校做密探之間猶豫不決，並最終選擇做了密探，每周將學校的情況上報一次。我沒有譴責他做了密探，並說也不反對他將學校的情況報告給他們，不過我希望知道他們在接到這些情報后的反應。不久，那個男生告訴我，日本人已經不再需要他，因為他提供的情報毫無價值。

之所以每年都堅持要去那裡，主要有兩方面的考慮：一方面是想表達燕大的立場，雖然處於敵占區，但仍忠於中國的事業；另一方面是我想要了解這一事業的進展。在北京，新聞全都被日本人控制了。處於恐慌下的燕大需要有真實可靠的消息，來打消各種謠言，鼓舞師生們的士氣。同時，我也會把像燕京大學一樣處在敵占區的情況報告給教育部，這在戰時是很有必要的。蔣委員長和政府的一些官員們也會跟我進行一些交談；如果時間足夠的話，還會和當地的傳教士、燕大的校友進行聚會。第一次到重慶的時間已經接近傍晚，我在路邊等車，接我參加蔣委員長和他夫人的宴會。這時，二十七架日本戰機以標準的「V」字行從山頂飛過來，我經歷了第一個空襲的夜晚，十分可怕。第二天，我起床后沿街走出去四五里，目力所及一片狼藉——炸毀的建築、燒焦的屍體，景象慘不忍睹。

四次審問的過程我都沒有經歷傳聞中的威脅和恐嚇，審問的人全都保持著彬彬有禮的態度。不過，審問開始前，我都要坐在候審室等一兩個小時，才被帶進審訊室。後來我知道，這是他們慣用的一種手段，為了緩解我緊張的情緒。我的日文檔案堆疊在桌子上，被他們不停地翻來翻去，我盡量克制，放鬆自己情緒。在被釋放那天，負責審訊我的官員和我友好地握了手，並說，他最終認同了我的觀點。

他們另外想要了解的就是燕京大學的辦學目的，我想這個問題一定也令他們疑惑了很久，由私人創辦的一所大規模的學校，其目的只是出於宗教的善良和博愛，這對他們顯然是不可理喻的。

第四個問題是關於日本的和平運動的，他們想知道這個組織和我的關係。日本政府發起的漫長的「中國事件」引起了他們國內很多民間人九_九_藏_書士，甚至是軍隊領導階層的不滿，他們覺得政府讓國家陷入了戰爭的泥潭，迫切想要結束戰事。我曾和他們中的代表人物有過接觸，在經過我的同意后，我的秘書也曾兩次主動請求到東京去。我避重就輕地描述了這些事，但略去了中間的細節，也沒有提到相關人物的名字，並說如果他們想要進一步了解這些事，可以去找我以前的秘書。因為我清楚地知道，那個秘書有能力應付這種情況。同樣我還沒有說到的是，在後來幾次去重慶之前，確實有和平運動的成員聯繫到我，委託詢問委員長結束戰爭的條件，我也帶回了委員長的回復——當然是非正式的。他提出的條件在當時具有很高的可行性。

日本佔領后不久，不斷有日本人向我提出要求：聘請一個日本人到燕大教書，日本政府會確定人選並支付相關開支。雖然他們有時會提出那個蹩腳的理由——為了文化上的交流，不過很多時候則是毫不客氣的威脅。在那樣的局勢下，做出拒絕是一件冒險的事情，不過即使學校被查封，我也不願意看到它喪失自主性。最後，經過和同事們的討論決定，我們自己找一位有聲望的日本學者，同時要沒有濃厚的政治色彩。我的同事們，尤其是當中的中國人都對這個決定興奮不已，覺得這不僅體現了基督精神的寬廣、博愛，還能避免日本人的刁難。從幾個享有國際聲望的學者中，我們最終選定了鳥居龍藏博士。他是一位考古學家，主要的研究工作都在中國進行，其著作在中國也有很高的知名度。那時他已經七十歲了，但精神仍然很好，在日本閑居，政治上一直持中立的態度。我將這一決定告訴了日本大使館的一位秘書，他很傲慢地表示我們不可能請到那樣的一位學者。我回答說，鳥居博士已經接受了燕京大學的聘請。在收到我們的邀請后，鳥居博士只提出了一個條件，就是我們要保護他不受到日本當局的壓力。我向他保證說，只要待在校園裡就肯定不會發生這樣的事。跟在鳥居博士身邊的有他的妻子和兩個女兒，其中一個女兒是他英文方面的助手，另一個是法文的。四個人經常在一起進行課題的研究。他還有一個兒子應徵參了軍。儘管對於日本人有著很深的偏見，但令人欣慰的是，他們在校園裡正漸漸地獲得大家的認同和尊敬。良好的教養和國際性的事業，使他們很快就融入到了燕大的社交生活中，而且總是能避開那些難堪的問題。只有高年級的同學才有機會到鳥居博士的工作現場進行學習，並在回來后表示了極大的九*九*藏*書敬佩。後來，他們中的一位還和鳥居博士的一個女兒結了婚。珍珠港事件之後，鳥居博士一家住到了城裡，沒有生活來源，整個家全靠兩個女兒在支撐著。即便如此，他都沒有接受日本方面的援助，就像他所說的，「進入燕大，就永遠都是燕大的人」。恢復和平后，我開車把他們一家人接出了城，回到原來的住所。歲月和戰爭損害了這位敏感的學者的身體，我們決定，從此盡量幫他實現意願中的生活。

在被捕之前，一位日本的高級軍官提出有重要的事情要見我。我因為擔心有學生惹了什麼禍驚慌不已。不過見面之後，他原來是要詢問燕京大學是否願意接受中國傀儡政府的經濟援助。我們當時確實存在經濟方面的問題，不過我還是拒絕了他，表示一直以來燕京大學都是在依靠私人捐款，我們沒有拿過美國政府一分錢，也不會接受其他政府的援助。他聽后感到很吃驚，以至於很沒禮貌地沒有告別就離開了。他們在審問我的時候也提到了這個問題，並表現出了同樣的驚奇，甚至都忘記了本來詢問的目的是想了解美國政府對中國的滲透。

四年多的時間里，我們頂住了日本人的壓迫，保住了學校這片自由的綠洲，並在反對任何形式對精神的控制上加強了信念。我們的這種行為，不僅在當時發生的切身事情上，而且在更廣泛的意義上，都得到了認同和讚賞。以往，我們的學生來自全國的各個省份，但在那四年中，幾乎所有的學生都是北京和天津一帶的。很多人為了擺脫日本的文化控制，選擇到了這裏，我們放棄了衛生和其他方面的考慮，儘可能地將他們安排進學校宿舍中。那段日子雖然艱辛，卻也令人興奮。

在還是學生的時候，他曾經做過幾次成功的公開演講，這是急於要擺脫精神上的折磨，成為支撐他走下去僅有的資本。就像希伯來的先知們一樣，為了信仰，邁向了充滿艱辛和苦難的道路。講到日本的暴行和可能造成的後果時，他激動不已，想要得到我的認同。但我只能冷靜地告訴他，與其浪費精力在我這樣的人身上，不如留著去說服美國的人民。他做得很成功，後來他加入到了美國國會，為他繼續幫助中國開闢了道路。令一切相關的人感到幸運的是，他已經為此成立了一個委員會，正在物色發言人。

一般情況下，學校的大門是禁止日本人進入的，除非有特殊的安排，還要和我的秘書或其他人一起。因為我發現，跟日本人打交道，只有善意是九九藏書不夠的，還要有堅決的態度。雖然日本人用武力迫使中國人在他們面前唯唯諾諾，但這隻能令一小部分人屈服；而且他們看起來張牙舞爪，但在沒有弄清美國態度之前，是不敢有太大的動作的。這時，他們最願意看到的情況就是，自己受到禮貌的對待。不被日本人的武力所威懾，同時保持對他們的禮貌，這讓我在很多場合能夠自如應付他們的挑釁，打破雙方的僵局。

擺在我面前的問題是，繼續留下來，接受未知的命運；還是和其他學校一樣，搬遷到未被戰爭波及到的後方去。我徵詢每個朋友的意見，他們都清楚地知道兩種選擇的後果，可也猶豫不決。最後，我的決定是，留下來！我們迅速恢復了學校的秩序，並且第一次在以往懸挂中國國旗或是三角校旗的地方，掛上了美國國旗。

每天都會出現一些小的摩擦，並有可能在語言不通和雙方不信任的刺|激下，演化成大的衝突。我很快找來了一位畢業生幫忙，因為家庭的關係，他在幼年和成年之後都曾在日本學習，能夠熟練使用日語進行交流。在與日軍的交涉上，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基於東方人愛面子的傳統，我們給予他的地位，既要保證有足夠的分量和日本人進行交涉，又要照顧到一些資歷很老的教師的感受。而且師生們對於日本人充滿了強烈的憤恨，這種情緒也蔓延到了經常會與日本人親切交談的這位畢業生身上。

在美國人的校園裡，學生們得到了最好的保護，他們也知道這一條件不能成為反對日本人的籌碼。我曾多次提醒那些激進的愛國分子，或者離開這裏去從事愛國活動，或者待在這裏完全停止活動，我不希望因為一些人的行為影響到這裏所有人的安危。日本人對於地下抗日活動保持著高度的關注，他們秘密雇傭了一批警察和密探，專門從事告密和逮捕行為。我們的學生成為被重點懷疑的對象。他們會在周末開進城裡的校車上，把有嫌疑的學生逮捕。好在我的秘書聰敏機智，總是能夠很快把學生解救出來。

由於愛國和其他原因，學生不斷地通過一些途徑悄悄逃到自由中國去。我和某些原來是我們學生的年輕教師，找到幾個合適的途徑：一條是從京漢（北京到漢口）鐵路再走內地；一條是經過上海；另一條更遠一些，但是對女生更好些，是經過香港、曼谷和緬甸的道路。沿途我讓朋友給他們資助和其他幫助。在珍珠港事件之後我受到監禁的https://read.99csw.com初期，日本人曾四次把我帶到憲兵司令部，進行了長時間嚴格的審問。其中的一點，就是他們最熱切想知道的那個秘密通道；他們效率很高的密探對那個通道所了解到的，只不過是知道有哪些通道，所以他們要知道詳情。我設法使他們解除戒心，率直地告訴他們我覺得我就像是學生的家長，所以有義務幫助他們到其他地方去，但是他們為什麼去，則不是我所要知道的。他們很難反駁這一點，但是他們想方設法要套出哪些中國人幫助了我。我知道如果告訴他們，那些人的命運會是如何，所以我拒絕告訴他們，理由是：那些人信任我，如果我對那些人不忠誠，即便是那些詢問者也必然看不起我。我還說，我已經老朽，多活幾年或少活幾年對我意義也不大了。對關於我自己的問題，我都回答；他們願意怎麼處置我就怎麼處置，但是我不會做任何危及我忠誠同事生命的任何事情。

在中國的曆法中，月份的表達都是用數字的，有好多個重大歷史事件都是發生在月份和日子的數字一樣那天。像10月10日的國慶節，又稱雙十節。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北京的郊區製造事端，發起戰爭，后被人稱為七七事變。蔣委員長對中國的統一進展得很順利，這讓日本人陷入了恐慌，他們不能再等下去了。7月28日，日軍攻陷北京。早上，我被震耳的爆炸聲驚醒，後來得知是日軍在轟炸我們學校附近的一個兵營。這樣的經歷我還是第一次，覺得十分可怕，校園內人們全都驚恐不安，這時，連最荒誕的謠言都會有人相信。

在當時微妙的形勢下，我經常要接受他的建議，去招待一些日本的官員，來改善雙方的關係。為了加強對華北地區文化上的控制，也為了向自己的人民彰顯他們的成功，日本高層經常會派遣代表團進行訪問，而燕京大學總會被安排在行程之內。我經常要拜託我的西方同事幫忙接待，偶爾還會請一些中國人參加，表明我們超出民族自尊的真誠。來參觀的代表團包括有商業的、教育的，還有一次是由基督教的牧師組成的。這使人興奮地看到，基督教的精神消除了種族和戰爭的隔閡，很多中國的基督教徒加入到了那個牧師代表團。

回到北京后，我對王克敏談了我的感受，他是我的一個老朋友，在華北政府里擔任首腦，但沒有任何實權。長期以來，他一直無法下定決心接受這個明顯的賣國職務。在聽完我講httpｓ://read.９９csｗ.coｍ述各階層人民在委員長的領導下堅持團結抗日後，他問我是否願意接受安排，將這些情況告知日本軍方。我到重慶的事情肯定早被知道了，但他們並沒有理由阻止一個中立國的公民這樣做。王克敏的提議帶有挑釁意味，經過思考後我最終答應了。像以前一樣，傅涇波作為翻譯，勇敢地陪同我一同去了日本軍部。以後再有類似的出行，我都會事先詢問日本當局，有什麼可以效勞的！

審問在第三個問題的時候變得更加嚴肅和緊張，是關於我和蔣介石的關係。七七事變后，因為是中國文化教育基金會（美國庚子賠款）的理事，我每年春天都要到香港去參加他們舉辦的會議，涇波也會陪我一起。以前這個會議都是在上海或是北京舉辦。每次開完會，我都會藉機經過戰時的首都做短暫的逗留，先是漢口，後來改成了重慶。當時，這是由北京能夠到那裡的唯一途徑，但是路線曲折：先要坐火車到上海，然後坐船到香港，再改乘飛機才能到，中途還有被日本飛機追蹤的危險。

不久，周以德博士來學校看望我。他是個傳教士，在山西從事醫學，目睹了日本人對那個地區的暴虐侵略，再也難以忍受下去。而僅僅在精神上分擔這個民族的悲痛，在他看來是不夠的。那些受害的中國人不僅手無寸鐵，而且無處申訴，因為日本的背後是美國，它正在源源不斷地將戰爭物資賣給日本人。周以德知道，他可以說話，向美國人民講出他們的政府在做著多麼不合理的事情——骯髒的交易令美國也參与了殘酷的侵略。他辭去了傳教的工作，回到了美國。在那裡，他沒有收入，也不確定自己的觀點是否能得到美國人民的認同，最貧困的時候，他甚至連出行的路費都支付不起。這是一場漫長的鬥爭——為信仰而戰。

審訊者想知道的正是我去重慶的具體事宜。我對他們說，蔣委員長對中國充滿感情，決心堅定地捍衛她免受侵犯，並提醒他們說，日本人作為有著強烈愛國熱情的民族，對委員長應該有更清楚的理解。接著說道，不僅是我本人，我相信大多數美國人也是如此，希望中日兩國能以友好的姿態進行經濟和文化上的交流，可惜的是，日本採取了截然相反的方式。儘管如此，從與蔣委員長以及其他中國人的交往中，我還是能感覺到這種希望的可能性，因為我知道，包括委員長本人，我們的反對並不只針對日本，而是戰爭、侵略和暴力。他們一再強調說，日本的意圖被過分地放大和曲解了，而且除了這種方式，別無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