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納帕爾博士來自荷蘭，是個有名的醫生，後來到了北京協和醫學院做客座教授。我們還在霍頓院長家住的時候，他的妻子還被允許隨時可以來探望，但在搬來這裏后，這個待遇就被取消了。他們讓斯納波爾做出選擇，或者是他與妻子一塊住進來，或者是以後不再見面。他當然選擇了前者。雖然多了一個人，我們的活動空間相對變得更小了，但生活變得豐富有趣了。來自地下渠道的消息，康特韋德郵輪會在6月從上海起航，送我們到格麗斯泊斯赫姆郵輪，然後回國。抱著這個希望，我們的隔離生活過得並沒有太沮喪。後來郵輪確實到了，卻沒有讓我們上船就開走了。9月份的時候，斯納帕爾登上了英國的一艘船，帶著妻子離開了。隨後，又一個地下消息給我們三個人帶來了希望，一年後格里普肖爾姆一定會接我們離開。這時，嚴厲的監禁生活已經快讓我失去耐心了。事後很久我才知道，原來我的朋友們、洛克菲勒基金會和燕京託事會一直為營救我們做著努力，而且美國國務院也把我們列在了交換僑民名單的首列，並宣稱，如果日本交換名單中再沒有我們的名字，美國將拒絕再進行任何的交換。聽說，他們最終在東京就這個問題達成了協議。

監禁期間，最令我們關心的當然是關於戰爭的消息。我們可以訂購英文報紙，但僅限於當地的一個日報，還有大阪每日新聞的英文版。前者的言論完全被日本人左右，內容相當無聊；後者編輯得很不錯，主要是給日本國內的人看的，從中得到的消息，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每天晚飯前，我們會喝點酒（不過並不是每次都真的有酒）討論當天看到的新聞。我們當中的一個人，通常會是霍頓，會研究下當天日報的內容，從中找出一個值得討論的話題。我們搬到這裏時，從霍頓的家裡帶了一些書籍，大多都很無趣，不過其中的一本地圖冊，在這時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一般來說，德國發布的新聞都是比較可信的，相反的，日本則會刻意掩蓋對他們不利的部分。第一年的時候，新聞中戰爭的狀況很糟糕，即使不考慮軸心國故意誇大的說法，那些無可爭辯的事實也足夠令人沮喪了。我清楚地記得，在被悲觀的情緒籠罩的時候，一則新聞令我們看到了一絲希望——埃及的阿拉曼成功抵制住了德國的入侵，這種鼓舞人心的消息，我們已經盼得夠久了。之後的幾個月，我們仍懷著隱隱的擔憂期待著，幾個新的好消息明確了勝利的導向。從此，在讀新聞的時候，我們再也沒有感到憂慮，而是樂觀地看著勝利的步伐越來越近。

我們學會了如何從日本的新聞報道中分辨出真實的消息，比如，一篇新聞說到美國海軍陸戰隊曾想在太平洋的某個小島登陸，但被擊退，傷亡嚴重；之後，美國又組織了第二次進攻。這篇新聞之後，我再也沒有看到相關的新聞出現，直到一篇報道中提到日本空軍轟炸那座島，我們就知道，美軍的登陸成功了。從一些確定的信息我們得知，日軍的汽油、運輸艦和食物都出現了一定的短缺，並由此推斷，不管美國的戰績如何，在德國投降后，日本最多也只能支撐四到六個月。至於美國的情況，我們只能做一些簡單的猜測。有一天，一個大標題的新聞報道引用了美國統計的數據，提到它當月的飛機產量只有七千五百架，比前一個月下降了百分之二。這是我們第一次知道美國在戰時的軍備生產規模，帶給我們的除了震撼還有勝利的希望。不管日本人想用這百分之二的差別說明什麼都根本不重要了。1945年春，我們收到日報的時間開始變得不規律，還經常出現間斷，篇幅也出現了縮減，後來就再也沒有收到了。很難說我們應該為美軍的有效轟炸而感到驕傲，還是為從此失去唯一的消息來源而感到傷心。

9月1日，我們到了重慶。第二天，蔣介石主席舉辦了一場外交上的招待會，我在會上見到了很多老朋友。赫爾利大使就站在主辦人的旁邊，前段時間，他去了趟延安，跟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一同回的重慶。毛先生看到我后，很親切地打了招呼，並說在延安有很多燕大的學生。我笑著回答說自己對這個情況有所了解，並希望對那些學生的教育沒有令人失望。幾天後，周恩來邀請我和涇波吃午飯。那是在一個學生的家裡，他們熱情地進行了招待。我沒有想到的是，後來周恩來會成為中國共產黨代表團的團長，參加了馬歇爾將軍主持的和平會議，在一年的時間里，我們經常會坐在一張談判桌上。

從監禁的生活中解放出來，與過去的朋友和同事們重聚，是件令人興奮的事情。我仍記得當時的每一個細節。獲釋之前，我和兩位難友討論出去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麼，我說要痛快地洗個熱水澡。我也是這麼做的，每天都會沉浸在舒服的肥皂泡中。8月的北京擁有最美麗的顏色，我開著車穿過蓮花盛開的池塘，在熟悉的景色中自由穿梭，興奮得像個孩子。在剛過去的那段孤寂的生活里，我曾對自己說，不會再因為拜訪的客人太多而有任何抱怨；我重獲自由的頭幾天，每天來拜訪的人絡繹不絕，我提醒自己不要忘記自己的誓言。

我們的伙食跟警衛的是一樣的，吃慣了西餐的我們感到很不合胃口，霍頓博士每次都覺得飯菜難以下咽。上海的瑞士領事館在北京設立了分支機構，專門處理我們這種問題。幸運的是，它的兩個負責人分別是我們兩個學校的教授，而且我們也都互相認識。他們說服了日本的憲兵，我們的飯食以後由領事館負責，並在其他方面提供了很多幫助。一個中國的銀行家出錢做了資助。有個年輕的挪威傳教士，曾被認為是軸心國一邊的而被扣留。她得到允許，可以出去為我們購買生活用品，每周都會買兩三次，然後放在我們的大門口。她像個善良的天使，偶爾還會寫信給我們，送些紀念品，每周六做一頓美味豐盛的挪威大餐，我們每次都會像小孩子一樣期待美味的到來。我們被釋放之初，最迫切盼望的事情，就包括和這位從未見過的「天使」會面。

那段時間，各種消息接二連三地傳來：日本廣島被一個神秘的爆炸夷成了平地；蘇聯軍隊向東北的日軍開戰；8月15日，日本天皇通過廣播宣布無條件投降。8月16日，尾九-九-藏-書關大校和涇波帶來要釋放我們的消息，我們要求見一見長期以來幫助我們的幾位瑞士和挪威的朋友，其中絲格尼·絲克勞夫賽特甚至早早地就準備好了四個小蛋糕，想要跟我們享受四點鐘的下午茶。但是最終，他們只允許我一個人在門口和她進行短暫的交談。雖然如此，可我還是抱著樂觀的心態想，至少可以告訴另兩個人，她是真的存在的，而且像我們一直想象的那樣美好。那天，得到允許，還有一個瑞士人來看望我們，與我們進行了幾分鐘的談話，另外一個是在第二天上午過來的。

到了奧克蘭機場后，按照通常的做法，我又被送到了奧爾諾爾醫院，由一位醫生來照看。我問他接下來要做什麼。顯然，醫生也很困惑，因為這個特殊的病人身上只有一張紙片，上面寫著「沒有任何疾病的病人」，但有權利乘坐海軍的飛機回到美國。不過在了解到我需要儘快趕到紐約后，醫生和他的同事經過商量，回答說，既然海軍的運輸隊已經照顧了我這麼遠，他們可以送我去紐約。晚上9點的時候，在狂風暴雨中，飛機穿過整片內陸，降落在布魯克林。當我們像海上的船舶一樣晃來晃去的時候，我自嘲地想到，為什麼這次漫長而平靜的旅程會以這樣的災難作為結束呢？想到我們穿越大洋時，海軍航空運輸隊每個人的體貼和細心，我感到非常愉悅。其實，我遇到的我們的軍隊都是這樣的。在昆明的一個醫院里，我問一名護士說，你們是不是都會接受某種培訓，或是被特別要求？她對我提出的問題感到莫名其妙。

剛開始被拘禁的時候，在受到監控的情況下，我被允許回燕京大學取一些生活必需品。那時，學校已經被日軍完全佔領，我的辦公室成為了司令部。我走進去的時候，裏面全是日本的軍官，我在他們的注視下強裝鎮定，取走了我在前面提到的和燕京託事會通信的文件，並交到同事格爾特博士手上。整個過程沒有一個軍官會懷疑。後來，格爾特找到機會，把文件全都焚毀了。如果當時他們要檢查的話，裏面的內容足以讓我斃命。一路監控我的那個小軍官並沒有嚴格的執行命令，甚至他還留我吃了午飯，允許我和學校的一些教師做了自由的交談。自己就站在聽不到我們聲音的地方遠遠看著。

對我們來說，三年八個月零十天的監禁生活是如此漫長，現在終於結束了。其中有一個原因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日本不得不投降的情況下，我可以向蔣介石為他們說情。霍頓博士的任務就是照顧我的健康，好使我在某個時刻去完成這個使命；而我和霍頓都是各自學校的負責人，於是博文就成為他們扣留的第三個人質。當然，更重要的原因在於日本徵服中國的幻想破滅了，三十多年來，它成為中國人的噩夢，給中國人留下了巨大的創傷和陰影，也造成了包括美國在內的很多國家生命和財產的損失。現在，軍國主義的野心終於被消滅了。

之後去成都度過的兩天加重了這種情況。一批無限忠誠的中國流亡教師在這裏組織了燕京大學。在租來的房子里，他們招收了大約四百個學生。大概只有見到過沿海各省流亡的大學，或是遭受過戰爭災難的人，才能理解他們當時情況的窘迫，沒有圖書館、教學器材、教科書，任何物資都是匱乏的。男生的宿舍是一座古老、美麗的孔廟，裏面到處都是老鼠，但仍然擠滿了人。最令女學生們困擾的是消滅不掉的臭蟲。不過他們仍保持著充沛的精力和熱情。儘管我仍在不停地咳嗽，有很多場演講要參加並且筋疲力盡，但面對著這些仍在堅持的老師和學生，聽著熱情的掌聲，我體會到他們在困境中的勇敢和執著，突然覺得近四年的監禁並不算什麼。回到重慶，數百個燕大的畢業生舉辦了一場特別的宴會，地點是在一個坐落在江邊的美麗飯店裡。來參見的人越來越多，雖然飯店經理一直忙著添加桌椅，但還是很多人沒有座位，不得不離開。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往南走得最遠也就到了華盛頓，根本沒有機會去我家鄉所在的南方一帶，這令我很著急，因為那裡才是我感情所系的地方，我的親戚朋友們也大都在那裡。

回到北京后，在醫生的要求下，我在床上躺了三天，不能見人，不能做事。

一個月的監禁生活過去了，我們並沒有受到特別嚴厲的管制，每個人還可以做自己的事。我的難友們仍然不時會發生一些衝突，收到的也仍舊是不好的消息。聖誕節那天，我們收到了幾個朋友的電話問候，還有他們送來的禮物。四個星期很快過去后，其他人都被放了出去；只剩下我和上面提到的三個人，看著一個穿戴整齊的軍官對他們進行離開前的訓話，我們奇怪為什麼自己仍要留在這裏，並擔心著以後的命運。

從8月17日那天被獲釋，不到兩個星期的時間，我就乘坐一架美國的軍用飛機前往重慶。這次的旅程是由一個軍事代表團安排的，他們在出發的前幾天到的北京。不過，事情並沒有想象中順利。我們先被帶到了昆明，在那裡的一家美國軍醫院接受「processed」（加工處理，我第一次見這個詞被用在這裏）。跟我一樣要接受「處理」的，還有幾百個美國人，他們來自太平洋地區的各個地方，正準備回國。我提出抗議說，我要去的是重慶，不可能將傳染病帶到美國。這不僅沒有免受「處理」，反而讓人以為我是個怪物。跟我同行的傅涇波也同遭厄運，在脫離了日本人的魔爪后，我們再次落入美國人的控制中。這短暫的耽擱令人很是生氣，不過對方謙遜的禮節和高效的辦事速度還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確切地說，一位日本的老朋友曾兩次來看望我。他叫田川，曾做過三十多年日本國會的議員，同時也是長老會的長老。第一次來看我的時候，他只待了十分鐘，就被憲兵請走了。第二次來是在一年之後，我們聊了半個小時，期間，陪同他來的憲兵隊軍官一直在旁邊做著筆錄。多年以來，田川先生一直在日本和中國之間奔波，試圖調和兩國之間的矛盾和衝突。https://read.99csw.com這已經是七十五歲高齡的他第十四次來到中國。田川先生的努力給孤寂中的我們帶來了安慰——在戰爭全面展開，種族仇恨不斷上升的時候，還有人在秉承著基督教的仁慈和博愛，爭取著和平。一年半以後，我得到了釋放，卻聽聞他病倒了，正住在南京的一家醫院里。之後，我設法幫助他回到了日本。顯然，他為和平而不斷做出的努力，觸怒了日本的軍方。

經過日本人的破壞，燕京大學的修復需要大量的資金。但在這個時候，利用朋友們的同情來獲取資助，顯然是我不能接受的，辦事處的人也同意這個看法。考慮到我的健康狀況，他們還決定不作公開的演講，只是在全國做一個巡迴的「籌資旅行」。這次的安排比以往輕鬆、愉快了很多，通常是舉辦午餐聚會、晚宴或是招待會。而我作為主人，並不需要刻意去做些什麼，以免雙方因為捐助而發生不愉快。

德國戰敗后，日本的政府機構做了一次重大的調整，兩個八十多歲的老人分別擔任了新的內閣總理和外相。儘管他們用英文發表了一份聲明，仍舊狂妄宣稱是為了更好地進行戰爭，但明眼人都看得出來，他們已經在為戰爭失敗尋求台階了。後來得知，5月份的時候日本已經暗中請蘇聯做中間人同美國講和，但遭到了斷然拒絕。他們就又找上了蔣介石。日本的國會通過了釋放我們的一個議案，並派出了兩個外交人員在軍官的護送下來到中國，以帝國公告的形式向我傳達了這一決定，並要求我去說服蔣介石擔當中間人。他們從日本到北京來的艱辛，很好地證明了我們對日軍的海、空封鎖的效果，原本坐飛機幾個小時就可以到，他們卻足足花了兩個星期。在乘坐飛機的時候，他們要避開我們的戰鬥機，在乘船度過朝鮮海峽的時候，又遇上了兩艘潛艇和三艘驅逐艦，登陸后，還要避開嚴密的封鎖線，終於趕到了北京。這時，他們再次遇上麻煩，日本軍方不同意和解，要求他們必須到南京爭得日本派遣軍總司令的許可。實際上，軍方的首腦希望談判，而東京來的外交人員則想把我解救出來，擺脫憲兵隊的監控。這是很奇怪的事情，當他們的國家已經走投無路的時候，首先想到的竟然還是面子問題。

直到7月24日那天，我才開始對這些事有所了解。那天一個衛兵找到我，語氣平靜地問，是否想跟傅先生見面。涇波當時就在他的後面，身邊還有個東京來的軍官。軍官走上來簡單說明了來意，就離開了。涇波又細緻地講了其他方面的事情，並介紹了下當時的戰爭形勢。我迫不及待地回去告訴了兩位難友，我想，沒有被允許參加這次談話的他們同樣對這些新聞感興趣。傅涇波的任務就是軟化我的情緒，因為日本人認為長時間的監禁，肯定造成了我內心強烈的不滿和敵對情緒。兩個外交官留在了南京，繼續他們的任務。我這次和傅涇波見面的時候，一直有個衛兵坐在旁邊監聽，涇波後來又來了兩次，衛兵就不在了。最後，得到軍方的同意，涇波和日本的特使一起過來，我們三個人一塊吃了午飯。作為一個外交官，井川顯得很有經驗，坦言自己的國家已經沒有希望贏下戰爭，希望能夠儘早結束目前膠著的狀態，而日本也願意付出相應的代價。我提醒說，7月26日的波斯坦會議已經提出了條件，那就是「無條件投降」，蔣介石也發表聲明，同意這個決定。這已經是不可更改的事實，任何人都不能，日本天皇和內閣能做的就是接受。日本軍方的頑固派不僅製造了這場災難，還固執地不願意接受戰敗的結果，是很不明智的。井川對此表示贊同，並說會把我的意見帶回東京。

偷襲珍珠港的事情的當天上午，我們就被逮捕了，很明顯，他們早就計劃好了。而且他們對待其他國家的僑民要鬆懈得多，直到一年後，我們才被關進了集中營。我們至今不明白，為什麼三個老人會受到這樣「特別」的待遇。負責看管的憲兵十分關心我們的健康狀況，對我們照顧得很周到。不過可能是受到了嚴格的命令，他們從來不會透露任何消息，並且還採取了各種措施來防止這種事的發生。我所能想到的，他們這麼緊張的原因只能是這樣了：日本軍方對於燕京大學的目的仍然懷有很高的戒備，始終無法相信完全私人的機構，僅僅依靠捐款就辦的規模如此之大；他們堅定地認為，這是美國政府的計謀，想要藉此實現對中國人精神上的控制，以求破壞日本的計劃。而把這些機構的負責人關起來，就能夠杜絕這些學校發揮作用。可事實卻是，如果他們悄悄送我們回國，可能就此，學校和我們的影響力都將不復存在，又或者把我們送去集中營，徹底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被慢慢遺忘。但他們卻選擇了隔離，這不但沒有削弱我們的影響力，反而勾起了人們的好奇和同情，那段時期，我們幾乎成為傳奇一般的存在。

要被再次轉移的消息來得很突然，我們要求先去看看新住所，併為此與衛兵爭論了很久。他們同意了。那是一個很新的房子，離得並不遠，以前是一個英國商人的住宅。但我們要住的後院空蕩得連基本的傢具都沒有。經過允許，我們去的時候，從霍頓博士家裡帶了一些他私人的傢具。整個住宅只有一個洗手間在前院，被住在那裡的七個衛兵佔用了。後院只有六平米的空地，鋪的水泥地面也早已破裂，周邊是我們三個狹小的房間。在這片小天地里，我們度過了三年零八個月的時間。

只要有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外國朋友還是自由的，我們就能收到信件、節日的賀卡還有禮物。也有很多禮物是中國朋友送來的，不過不能直接送，因為要是被日本人知道了，他們會遇到麻煩。我們最高興的就是收到書了。即使在我們的朋友都被關進集中營后，代管我們的瑞士朋友仍在城裡搜集著書籍。不知出於什麼原因，每次有新書送進來，日本憲兵都會要求他們的翻譯把書的摘要譯出來。那個翻譯的英文並不太好，九-九-藏-書經常會拿著書來求助於我們，再拿回去寫摘要。書再到我們手裡的時候，已經是幾周以後了。我至今沒有弄明白，為什麼日本人對我們謹慎到如此的程度，連閱讀什麼書籍都會這麼擔心。如果是在擔心我們的思想會受到壞的影響，可這不正是他們所希望的么？我們再也不能影響其他人了。其實，對比起其他人的遭遇，或是即將到來的厄運，我們算很幸運了。冬天的時候，我們常常會挨凍，因為吃飯的地方是在沒有暖氣的過道里，飯還沒有吃完，杯子里的水便已經凍成了冰；夏天的時候，這個狹小擁擠的空間又會特別悶熱。天冷了，我們就往身上一層層地加衣服，外面再罩個大棉袍；熱了，再把它們全都脫掉。不過，我們很清楚地知道她：不會有來訪的客人；每天的生活並不會在第二天有所改變。

雖然現在回想起來，這似乎有些不值一提，但在那些天，這件事曾令博文感到非常擔心。他被帶往司令部的時候，匆忙間隨手帶了兩百元鈔票。因為按照生活在中國的經驗，有錢好辦事。不過，到了之後，憲兵就立刻搜去了他身上所有的物品，自然也包括那兩百元鈔票。回來前的那次審問，他們提到了這件事，質問他身上怎麼會有新版的鈔票。在監禁的時間延長后，我們身上的錢越來越少，後來驚喜地收到了一位美國朋友的援助。博文身上的錢自然就是這筆援助裏面的。如果日本人再對此深究的話，我們商量好了一套合理的說辭，並和那個傭人也串好了供詞。

可能他們那時只是一時的好奇，並沒有太過在意，也沒有再追究。但很多天以來，博文都處在緊張中，一聽到什麼動靜就以為是來找他的，嚇得發抖。如果那些日本人知道這件事，肯定會以此作樂的。這次驚嚇也令我們放棄了經濟上的冒險行為。而且每個月美國政府都會通過紅十字會給我們一些錢，也基本夠花銷的了。當時，我們如果選擇接受補助的話，日本憲兵就不會再提供伙食。隨著戰爭的深入，通貨膨脹越來越嚴重，後來，一個月的補助只夠每人買一個雞蛋。而整個監禁時期，我們每個月都在收到原定數額的補助，既不敢拒絕收錢，也不敢拒絕簽字。

飛機在關島停留了一天兩夜，趁此機會，我和一個旅伴開著借來的吉普車繞海島轉了一圈。海軍基地的宏大令我印象深刻，還有兩座美麗的公墓。他們對島上的土著居民做了很好的照顧，這使我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還有機會登上了一架B29轟炸機，以前，日本人在報紙上對它有過描述。最後我們遊了泳，充分感受了這個熱帶島嶼獨特的魅力。之後，飛機又在珍珠港逗留了兩天半。我依舊住在軍官的病房中，儘管我多次反對，但每次上下飛機他們都會用擔架抬送，用救護車送我進出醫院。同時，他們承諾，如果我申請的話，可以得到假期，到岸上去遊玩。

在我獲釋后，燕京大學的紐約總部就一直在催促我儘快過去，同時海軍也同意我搭乘他們的飛機回國。我當時看上去一定很衰弱、可憐，因為見到負責此事的官員后，他要求我必須乘坐「醫用飛機」。於是在他熱情的關心下，我和海軍的病員、傷員一起登上了飛機，上面配備著擔架和一個護士。

在監禁時期，我記錄下了當時對於宗教的一些感悟，這可能會有所意義。現在我要將這些記錄原封不動的轉寫在下面，或許會有助於了解我當時的精神狀態：

當天，我們被轉移到了霍頓院長的家裡。房子很漂亮，是「滿清」貴族王府的樣式，並配有齊全的現代設施，還有幾個受過良好訓練的僕人。我們在這個奢華的籠子里生活了四個月。每個人都配有自己的一間房和浴室，廚房、暖氣是公用的。偶爾我們能透過院子里的那扇大門看到朋友們。在霍頓院長生日那天，甚至有幾個朋友被允許進來一同慶祝。這也算是比較高級的監禁了吧。除了這些日常的生活，還是不斷有壞消息傳來，但並沒有使我們放棄希望，也許某一天事情會有所好轉——我們被遣送回國。

博文在醫學院時候的工作是總管，現在改作我們的管事，照料一些生活上的事情。比如料理簡單的內務、照顧兩隻金絲鳥，偶爾為了散心也會弄幾隻兔子來。

可不知道為什麼，日本軍方卻遲遲不肯履行協議。我們還一直處在希望的幻想中。相比起來，我們三個中博文更為脆弱，在監禁中，他無時無刻不感到受著煎熬，每天都在靠著美好的幻想挨過去。甚至在船離岸前，他還在想象會有飛機來把我們送過去。我不得不告訴他，雖然道理在我們這邊，可種種跡象都在顯示著事情在朝壞的方面發展。我們擔心他在知道真相后，會不會徹底崩潰。可一天早上，一向對中文不感興趣的他，說要開始學習中文了，並且神情十分平靜、認真。從那天起，這位美國金融區典型的會計師一直在跟我學中文，直到我們被釋放出去。而我也在教他的過程中尋找到樂趣，暫時忘掉了被監禁的痛苦。這也使我們在那段時間里沒有想到那個可怕的問題，如果真有一個人精神失常了該是多麼可怕！在這個封閉的、與世隔絕的狹小空間中，這是難以想象的災難。值得慶幸的是，我們三個人在一開始就成為了很好的朋友，更為重要的是，我們的友誼一直保持著。

天氣好的時候，我和博文會在院子里打打羽毛球，活動身體。不過即使這種程度的運動，霍頓也完全放棄了，只願意每天花一個小時的時間認真地打掃房間。在我看來，這比運動無聊多了。斯納帕爾夫婦沒走之前，我們每天晚上都會玩猜字謎；之後，我和霍頓仍堅持著這項遊戲。在我們獲釋后，時代周刊雜誌對我們四年多的精力做了詳細報道，標題就是：一千五百個夜晚的字謎遊戲。

回去的路上，我難以平靜，不安地推測發生了什麼事情。我不知道回去之後要面對的是什麼，可能是一個行刑隊，或者更加難以想象的災難。北京的火車站緊鄰雄偉壯麗的前門，美國領事館也在附近。他們帶著我步行到了領事館九*九*藏*書，這兒的主樓里拘留著兩百多名海軍陸戰隊的士兵。在上到三樓后，我見到了一些老朋友，這使我惴惴不安的心稍感平靜。那是一個很大的房間，大概有五十多個英國人和美國人，由一個隔斷牆分隔開。在當中，我發現了協和醫學院的亨利·霍頓博士、斯納帕爾博士和特里維爾博士，他們是我後來長期監禁生活的難友。出於某種強烈的預感，我選了一張他們旁邊的鋪位。

經過一再拖延，我終於坐上了離開的飛機。中途，我在山東的濰縣做了短暫的停留。抗戰時，日本將華北的英國人和美國人都關在了這裏。沒有打招呼，飛機便直接降落在了集中營的空地上。儘管日本在六個星期前已經投降了，但那些不幸的人還沒有得到釋放。這又是一次令人興奮的聚會，因為當中有很多燕京大學的同事和朋友。我在那裡逗留了二十四個小時，對他們監禁的環境有了一些了解。相比起來，我們三個在物質方面要好得多，不管是住所、飯食，還是服務，都是如此；他們的住所非常擁擠，自己的事情全要靠自己完成，還必須和各種各樣的人相處。我們那裡，每個人有著獨立的空間，有大量空閑的時間，但卻單調、無聊到可怕的地步。而他們每天要做飯、洗衣服、打掃衛生，經常還有一些集體的宗教、體育和社交活動，很難有時間感受到無聊和寂寞。

珍珠港事件的前幾個星期，我們就感到了不安，擔心會有什麼事情發生，打破幻想中的平靜。對此，我們做了各種可能的預測。北方正在進入秋天，氣候開始變得清爽、舒適，但在燕大的校園中，在平靜的表面下，不安的情緒正在躁動著。很早之前，我就收到了天津校友會的邀請，去看望他們，心中隱隱的不安令我一再推脫。後來實在沒有辦法再拒絕了，只好答應他們在12月7日到天津去。我做好了打算，只待一天就回去，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那天是個周日，然而就在我第二天早晨準備回去的時候，兩個日本憲兵逮捕了我，送回了北京。他們雖然表現得很有禮貌，但顯然他們接到命令，不准我離開他們半步。我突然意識到，有什麼重要的事情發生了。

我們在離開霍頓家的時候，他的廚師和一個傭人也跟著到了新的監禁地，並保證說會一直陪著我們。後來，廚師出於不得已的原因，提前離開了，但另一個堅持到了最後，守住了諾言。他得到允許，每兩周可以回家過一個晚上，這時，他就會有意繞遠路，到傅涇波家裡去。那時，涇波也被限制了自由，但值得慶幸的是，他藏有一個收音機。我們關於戰爭的最新消息，幾乎都是從這裏得來的。不過這件事很具有危險性，一旦被發現，很多人會受到牽連。因此，當得知勝利的天平已經朝著同盟國傾斜的時候，我們強忍著衝動，沒有再通過這個途徑獲取信息。

井川先生接著講道，戰爭已經耗盡了日本的資源，失去了繼續的能力。這和我們從新聞和其他一些信息中推測出來的情況是一樣的。聯軍的長官們如果得知這一消息，也許就不會催促他們的羅斯福總統了。在雅爾塔會議上，羅斯福要求斯大林儘快參加對日戰爭，並以中國利益為代價，許給蘇聯在東北很多特權。顯然，他們的情報系統還不如扎卡里埃斯少將得出結論的消息準確，他的結論跟我們的推論是一致的。這使得《雅爾塔協議》作出了錯誤的判斷，並註定了中國以及整個非蘇聯世界的災難，這並非是羅斯福總統的愈益加重的健康問題造成的，主要是由於我們軍事系統的缺陷。

開學典禮如期舉行，我們希望辦得能像往常般熱鬧，可不巧的是，新政府把接受日本投降的時間定在了同一天，而且是同一個時刻。官員們，包括那個主要的演講人都必須參加。我們為此感到很沮喪，不過反過來又覺得這為開學典禮增加了一些歷史意義。典禮是在10點正式開始的，這樣就成為了「三十節」，大家的演講也同樣很精彩。洪業博士曾立下誓言，在日本撤出中國前不做任何演講。現在，他有機會破除自己的誓言，在台上發揮得很好。那天天氣很好，禮堂里坐滿了人，在日本人宣稱「燕京大學死了」的四年後，我們重新在這裏重聚，享受回歸的愉悅。

「生活並沒有對我有所虧欠，我信教以來的經歷，很好地說明了這點。不僅基督教的思想令我獲益良多，一直以來的生活環境也都很好……而突然的災難毀掉了前面一切的描述，這場災難也驗證了我長久以來不安的預感。這對我的生活來說，可能並不是一次短暫的間斷，完全可能是永久性的毀滅。我們和其他不幸的人被風暴無情地捲起，然後丟進無邊的大海中，不知何時才能上岸。而看得更遠一些，在我得救的時刻，除非我能再次回到以前的生活，否則我只是一個孤獨的老人；沒有一個溫暖的家庭，也不可能在美國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而我那微薄的積蓄也早已在這次災難中遺失殆盡；以前的同事們各奔東西，我們曾共同創建的事業也被廢棄，只剩下我，無助地守著它。對於宗教，我的理解是，它能帶給人心靈上撫慰，並教人更好地認識生活的苦難。很多宗教的書籍會講到人們如何排解自己的苦悶、痛苦和失望，而對於我，它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鼓舞，激發我性格中善良、友愛的部分，消解心中的自私和卑劣。現在，面對無望的未來，我有機會經受考驗，接受基督精神對我的安慰。以前，我在講道或私下聊天的時候都會鼓勵對方說，生活中的苦難是無關緊要的，重要的是我們要如何面對它；而我正在試驗這句話的效果。從這個角度來看，這次的經歷也並不是什麼壞事，而是一次不能錯失的機會。」

8月17日的下午，憲兵司令部突然把我們叫走了。要是在過去，我們一定會緊張得要命，但經過最近的一系列事情，我們收到各種有利的消息，已經做好了面對任何情況的思想準備。很短的一段路程，衛兵開車送了我們，並領著我們進了司令部的會客廳。過了一會兒，司令官過來了，他穿戴整齊，身後跟著他的下屬和兩名大使館的翻譯。簡單的寒暄過後，他對我們被監禁表達了歉意，並說我們從此自由了。我們盡量用恰當的語言回答了他。他和我們禮貌地握了握手，結束了這次會面。這個消息很快就傳開了，我們回來九-九-藏-書的時候，住處已經圍了很多人，我們的一些中國朋友也在其中。大門敞開著，過去那些嚴格的衛兵開始允許人們自由出入。

各種關於戰爭的謠言在我們之間傳播。珍珠港的事件、兩條英國軍艦在馬來西亞海岸被擊沉等不斷傳來的災難，最初我們對此覺得荒誕、可疑，但同時也感到一絲慌亂不安。後來，在聽到日本開始襲擊美國海軍的時候，我竟感覺到有些幸災樂禍，雖然這顯得不太道德。多年以來，我一直秘密地往燕京託事會發送報告，提醒他們如果不對日本的行為加以阻止，後果將不堪設想。很多高層的官員都看到了報告，但都表現得漠不關心。我一度對美國政府感到非常失望。而現在發生這樣的災難，剛好能夠刺|激美國人民行動起來。這樣，對於戰爭的結果，我反而不用擔心了。我開始同情日本人這次可悲的選擇了，對美國人性格的不了解，讓他們犯下了大錯。珍珠港事件成為歷史上日本代價最為高昂的一次勝利。這正印證了中國的那句古話，「機關算盡，誤了卿卿，聰明反被聰明誤。」

我和中國教師委員會的成員見面是在第二天，他們都在燕京大學有行政編製。我組建了一個「校長諮詢委員會」，並請求他們都加入進來。在抗日時期，他們都經受了殘酷的考驗，沒有在監禁中向日本人妥協。很難再找到比他們更加忠誠的同事了。當時，學校已經被日軍改造成戰時醫院，各種教學器材也損失殆盡，在我提議要著手校園的建設時，他們已經做出了完善的計劃。我們準備招收四百名大一新生，並在10月10日國慶節那天恢複課程。儘管我的朋友們都認為這不可能辦到，我也清楚當中的困難，但憑著大家的熱情和決心，我們還是在最後辦到了。

到了紐約辦事處后，我見到了一些老同事、董事會的成員，同時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來信，這讓我激動不已。這還讓我看到，在我和兩位難友被監禁的日子里，他們的關心和焦慮以及國務院為營救我們所做出的努力。

但這個說法並不能令人信服，雙方爭執了很久之後，那個日本軍官就回去了。幾天後，憲兵司令部派人把博文帶走了，直到五天後才送回來。他身上帶著傷痕，顯然是經過了嚴厲的拷問。在司令部，憲兵取走了他身上所有可能用來自殺的東西，並把他關進了一個狹小的連躺下都不能的籠子里。白天，會有專門的衛兵看守，連他在身子在鐵欄上靠著都不準。在他抬頭就看得到的地方，掛著一條皮鞭。肉體和精神上的折磨讓他每天都吃不下飯，僅靠幾小杯水維持著生命。就這樣過了五天，日本人覺得他已經喪失了任何抵抗的能力，在放回他來之前，再次就那副骨頭的下落進行了審問。

那些美國人中，有記者、傳教士、販運煙土的前海軍陸戰隊員（通常他們本人也都是煙鬼），還有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很顯然，我們都是不受日本人歡迎的。開始的生活令人厭煩，大家經常會因為爭奪被褥和一些生活必需品產生衝突。比較幸運的是，因為是和海軍陸戰隊的成員一起吃飯，開始的伙食還算可以，但沒過多久，日本人接手了對我們的看管，飯菜的質量越來越糟糕。我在這時看到，在食物缺乏的情況下的美國成年人的醜惡嘴臉。

到重慶沒多久，我就因為氣候的突然變化得了重感冒，不停地咳嗽。這被稱為「重慶咳」，在當地很常見。晚上的時候，疾病的折磨令我難以正常休息，這個狀況持續了三個星期，直到我回到北京才好起來。這段經歷讓人有些尷尬。在結束了監禁生活后，我很高興能在這裏——抗戰的臨時首都，見到很多的老朋友和有趣的人。我也樂意接受他們的邀請，參加聚餐或是演講活動，並從他們那裡得到關於我歸來的這個世界之前發生的事情。所有的這些都使我興緻盎然，在正常情況下會受到熱烈的歡迎，然而，就像激|情和興奮造成的精神上的疲憊，那倒霉的咳嗽也造成了我身體上強烈的不適。

不過，生活並非完全波瀾不驚，偶爾也會有一些意外發生，其中有一次是由「北京人」引起的。北京協和醫學院保存有她（我很確定這個性別）舉世聞名的的骨頭，並做了幾個贗品，也十分精緻，很少有人能分辨出真假。有些日本的科學家顯然已經覺得，以日本在世界上和在北京新的地位，這些珍貴物品理所當然是屬於他們的。即使這樣，憲兵隊的一個軍官還是找來了，詢問霍頓和博文這件物品的下落。他們兩個都說自己並不清楚。實際上也確實如此，因為之前為了安全，那副骨頭早已被送去了秦皇島；日本偷襲珍珠港后，一艘美軍的運輸艦從那裡接回了海軍陸戰隊的一個小隊。至於那副骨頭是被戴上了軍艦，或是已經遺失，又或者發生了其他狀況，他們就的確不清楚了。

在井川先生離開的前一天，接任他工作的尾關上校跟涇波來了，隨身還帶著一個翻譯。一般日本人很難講好漢語，但那個翻譯卻講得很流利。談話持續了幾個小時，氣氛很友好。最初，一個日本軍官還保持著東方人的矜持，遮遮掩掩地講著一些言不由衷的場面話，後來，他越來越激動，難以抑制絕望的情緒，承認他的國家局勢已經無法不更糟糕了。道別的時候，他的眼淚不由自主地流了下來，他匆忙地握完手衝出了房間。我向他們表達了意願，要和兩位難友一起被釋放，不然我也拒絕。他們說需要向東京請示。之後發生的一件事情證明，這次自願在被釋放時間上的拖延多少是有好處的。一天，一個中國來客不顧衛兵的阻攔，強行沖了進來，他想知道我和井川先生談話的結果以及他帶回東京的報告的內容。毫無疑問，他是個日本軍方的特務，能夠進來也是經過特許的。那時的境況讓我有一種荒謬感，反而希望衛兵能夠嚴格執法，拒絕所有人拜訪。

第二天剛好是感恩節，我和在檀香山的燕京校友共同度過了這個節日。中午是中式的午餐，晚上則是美式的感恩節大餐，並且還有很多特色的小吃。次日，我又參加了這個城市裡朋友們的招待會。因為正住在一個設備優良的海軍醫院里，我可以盡情地享受美食，而不用擔心腸胃的問題。

在華盛頓，我和弟弟瓦潤，還有我的兒子，一起度過了聖誕節。我兒子在溫切斯特做牧師，我每次到華盛頓，他都會跑來看我，為我開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