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委員長把憲法的草案提交給了大會。這個草案比起十年前準備的那個要民主多了，並且在政治協商會議上已經得到了個黨派代表的同意。從這也可以看出，委員長自己的政治思想也在不斷進步。但這個草案卻遭到了國民黨內部一些激進分子的反對，他們要求按照以前的保守草案進行修改。委員長的態度很堅決，他向那些頑固分子施壓說，他們或者聽從領袖的安排，或者同他完全決裂。那些人最後只好選擇了屈服，不然，憲法草案不可能得到通過。委員長馬上通知我，憲法一定會通過的，讓我放心。

雙方的矛盾迅速激化，懷疑、猜測和指責不斷衍生著新的仇恨。1927年以來，蔣介石的性格使他一直成為中國政治風暴的中心。政治協商會議中，他受到理想主義和馬歇爾個人品質的影響，他性格中美好的部分開始展現出來。然而會議上的討論從沒有讓他真正信服過，離開了談判桌，他極易受到身邊親信的影響，相信那些流言蜚語。

陳立夫兄弟的叔叔是一個革命的先烈，曾先後跟隨過孫中山和蔣介石，還曾救過他們。中國人很看重這種關係，因此，蔣介石和他們的關係非常好。兩兄弟先是跟隨他們的叔叔工作，後來接替了叔叔的職位。兄弟二人都很有頭腦，也從沒利用職務進行貪污。他們忠於國民黨和蔣介石，並堅定地認為，共產黨必須從中國的土地上消失。他們創建了一個幫派，並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為「二陳幫」，其成員大部分都是來自國民黨組織的各個分支。基於這種情況，以及他們叔叔在黨內的特殊地位，他們的權勢極大。幫派的很多成員利用這點，到處為非作歹，以權謀私，欺壓百姓。但陳氏兄弟本人則一直忠心工作，幫蔣介石消除黨內黨外反對的聲音。諷刺的是，他們這些技能還是蘇聯顧問教的。1923年的時候，蘇聯曾派出一支顧問團到廣州，幫助國民黨布爾什維克的改組。雖然美國一直在指責陳立夫，說他偏激、頑固，是個反動分子。但很久之前，在所有人都沒想到的時候，他就敏銳地察覺到共產黨會是日後的隱患。

那個夏天，基本每個周末，馬歇爾將軍都會到牯嶺看望他的夫人，同時，也為了從炎熱和沉悶的會談中解脫出來。

我知道，自己擔任這個職位最主要的任務就是要促成國共雙方的和談。在我接受任命前，沃森·布特沃斯被派到了南京的大使館擔任公使銜參贊，由於工作出色，後來他被升調到國務院東亞事務辦公室。接替他工作的路易斯·克拉克，同樣很有能力，並對這份工作充滿了興趣。因此，任職以來，我基本上沒有接觸大使館日常的管理工作，而是將其全都交給了他們去辦理。如果要我對他們進行評價的話，毫無疑問，他們的工作效率都是值得稱讚的，並且一直保持著對我的尊敬和照顧。正是因為他們交給我的「絕密」的信息，以及在宴席上一些潛在的禮儀（像排座位這種），才讓我這個新手在工作開始就感到很順利。他們的夫人還有其他同事的夫人們都在生活上，給我這個孤身的老人很大的幫助。而我也感覺，自己好像融入進了一個新的大家庭。

雖然路程有些麻煩，但為了拜訪蔣介石，此次拜訪還是很值得的。記得上次見到他已經是一年以前的事情了。這次會面見他重新住回了首都，我感到很欣慰。他問我對於現在的情況有什麼看法，我回答說，在美國的時候，我關注過一些新聞報道，但現在看來，情況要比我了解的嚴重。接著，他問我有什麼好的建議。我思考了一下，說我們可以避開一些細枝末節，談問題的關鍵，他應該重新煥發起在危急時刻參加孫中山的國民黨的那種勇氣和熱情，在國內發起一個革新運動，這樣就可以把學生群體和知識分子拉攏過來，得到他們的擁護。他在國內正在逐漸失去民眾的信任，而藉助他們自發的宣傳，則可以重新收穫民心，他也可以像抗戰時那樣，成為國家意志的代表者。只有這樣，才能應對共產黨的威脅。還有一個關鍵就是，在實施這些行動read.99csw.com的時候，要關注人民的生活，遵循「三民主義」的民生原則。他點了點頭，表示贊同。但說是一回事，做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想要按照美好的意願堅持行動太難了——這也是我後來才了解到的。

但還是有一些令人高興的事情。可以預料到的是，中國的民眾會歡迎我的任職。不過出乎我意料的是，所有報紙上的評論竟然出現了一致性的擁護。幾乎南京所有的官員都曾是我的朋友，或是近年認識的熟人，我新的職位並沒有改變我們之間的關係。我在教育方面的活動，以及對於中國人的民族願望的強烈的同情，都已經被普遍知道。實際上，中國人常常說他們是把我當作自己人看待的。但我對美國人的態度就有些不確定了，因為在東方，美國傳教士和非傳教士之間存在著很深的隔閡。在特定的環境下，這種特點更為明顯地表現出來，並且各自生活習慣、社交圈的不同也更加深了隔閡。因此，像商界會覺得我不了解他們所從事的工作而反對我。並且，在他們看來，狹隘的宗教情懷和對中國人民理想化的同情，使我根本不適合擔任這職務。

那年夏天到秋天那段時間，民眾們都在期待著和平的到來，記者們時刻報道著我們的動作，滿足民眾們窺探真正消息的需要。一般我都是在晚飯前的一段時間和馬歇爾將軍會面。在飯後，他會選擇在家裡看一場電影，這能讓他接受各種採訪后的緊張神經放鬆下來。這時，我也會留下來。有趣的是，有中國的新聞上說，我在5點30分到的馬歇爾將軍的家裡，但直到夜裡11點才出來，我們一定是在討論什麼重要的事情。

周恩來對這個主張很贊同（不過後來遭到了延安的否定），我也對此充滿信心，決定和馬歇爾將軍下周一起到牯嶺，向蔣委員長提出這個建議。

「事實上，國民大會最終通過的這部憲法，在主要的方面都契合了去年1月政治協商會議所提出的原則。毫無疑問，它是一部民主的憲法。可惜的是，共產黨因為自身的原因沒有參与這次大會，但其實這部憲法已經包含了他們所提出的一切主要的要求。」

也就是說，在經過了長期的爭論后，政府的議會終於使用了一部民主的憲法。這對於兩千零四十五個參加國民大會的代表來說，是件值得慶賀的事情。

就美國人對於共產黨的目的和策略的了解來看，記述下幾個月以來我和他們的代表團打交道所留下的印象，是不會毫無意義的。正如上面提到過的，他們並不否認想在中國建立共產主義，不過現實的狀況還並不允許這麼做，人民也沒有為此做好足夠的準備，他們需要進行「基本的思想普及」。加入一個民主的聯合政府是他們實現最終目標的一個階段。但他們並不信任政府集團，而且把軍隊交出去讓他們缺乏安全感。可能的結果是，它們會丟失掉所有的地盤。而且更加糟糕的是，雙方的高層基本還是二十五年前的人員，在一個對人際關係看得很重的國家裡，這也是兩黨和解難以忽視的阻礙。

於是，國際關係中這一特殊的任務就此開始。中國人本可以毫不領情，認為是美國多管閑事，強行干預他國內政，是傲慢的帝國主義的行徑。但實際上他們並沒有這麼做，因為這是一次慷慨大度的行動，並暗含著友好的主動，而且馬歇爾將軍長期以來的個人威望使人想到威爾遜曾說過的「對另一個國家的友好幫助」，是值得信任的。將單純的理想主義和開明的利己主義相結合，並以極高的效率來組織實施，這是美國典型的做事風格。我嘗試著通過馬歇爾將軍在1月初抵華之後，中國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以及之後的種種情況，來複述當時發生的事情。馬歇爾將軍憑藉著他的品格和威望以及美好的理性理想，將各方的代表聚集在了一起，併為會議營造了一種良好的氛圍。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最終達成了和平reaｄ•９９ｃsw.cｏm共處的五項協議。如果這五項協議能夠付諸行動，那麼就能結束內部的糾紛，建立一個民主的聯合政府，並可以獲得美國的幫助，重組、改編各自的軍隊。最終，國共雙方都在一些細節的問題上做出了讓步，為了實現美好的目標，他們真誠地簽署了協議。在之後的會議上，共產黨坦言他們希望在中國建立共產主義，但因為實際情況的約束，先接受資本主義民主制度是最好的選擇。不過，國民政府代表對此並不抱期望，尤其是那些沒有參与到會議討論中的人，由於沒有感受到會場上的樂觀情緒，他們不相信狡詐的敵人發出如此美好的意願是真誠的。如果當時馬歇爾將軍能夠多留一段時間，主持雙方的談判，也許他們還能實現初步的合作。但在3月初的時候，馬歇爾將軍被召回了華盛頓，直到4月末才回來。

燕京大學還有很多戰後遺留的問題，需要我儘快回去解決，我也急切地想要回去。7月4日，美國方面舉辦了招待會。為了避人耳目，我在去與不去之間猶豫不決。那天我剛起床，正在穿衣服的時候，收到了馬歇爾將軍的來信。信中說，送我回北京的飛機已經準備好了，會在10點起航，並讓我在9點鐘的時候提前給他打個電話。我總算不用為招待會的事情煩惱了，而讓我打電話的目的也無非就是表示感謝而已。然而電話中馬歇爾將軍的話卻令我吃驚不已，他問我是否願意擔任美國的駐華大使。這簡直太不可思議了，我馬上拒絕了，並解釋說，我前不久過了七十歲的生日，而且向燕京大學的當局提交了辭呈，我這個年紀，需要的是從繁忙的事物中解脫出來，而不是增加它，還有我對於外交基本完全不懂，等等。不過在最後的時候，我對他說，他的任務很艱巨，合理的情況應該是，只要他需要的話，就應該得到幫助，而我也願意遵循他的意見。我們商定的結果是，我最多需要擔任這份工作的時間是一年。看得出來，他很急迫，10日的時候，參議院就從總統那裡收到了對我的提名，並且得到了一致的通過。在那時，美國人民給予了馬歇爾將軍最大的信任和便利。

回到學校后，我一直忙於解決長期積攢下來的問題。那個消息公布后，大家都很興奮。我的同事們都對此表示了支持，並說如果在我的努力下，中國能夠實現和平，會是對我生命最有價值的使用，那時，不僅是對我個人，對於燕京大學來說都是最好不過的結果。我向董事會提交了辭呈，他們一致拒絕接受，只允許我請假。我立刻去了南京。原本以為這隻是次初步的短暫旅行，沒想到足足待了一個月，我才終於有機會回到北京，安排學校的事情。

雖然如此，國民大會由5月改到11月後，仍邀請了共產黨出席。但共產黨對確立憲法沒有任何興趣，他們關心的是新建的聯合政府，共產黨和支持他們的盟友（像民主同盟和郭沫若那些無黨派人士）在國務會議中的席位問題，要求在四十個席位中至少有十四個是他們的。因為在政治協商會議制定的協議中，政府決議的通過要獲得三分之二以上國務議員的通過，也就是說要有二十七票，而十四個席位能夠保證他們獲得否決權。但政府只答應給予他們十三個席位。雙方在這方面的衝突是共產黨拒絕加入聯合政府，參与國民大會一個最主要的原因。為了等待共產黨的參加，大會不得不又推遲了三天，到15日才正式開始。在大會選舉其主席團的時候，五十五個席位中為共產黨預留了九個，不過一直到最後他們都沒有出現在大會上。

傅涇波專門到了上海，並建議我到南京去拜訪下蔣委員長。一個沒有權勢的老百姓，很難搭乘上飛往南京的飛機，而且當時鐵路全都被共產黨控制了。當地的旅館全都被安排給了美國的軍事顧問團，我到了以後基本找不到住處。不過，我還是相信了涇波獨特的政治嗅覺，去了南京，這次旅程對我之後的經歷有著巨大的改變。

得知我要去牯嶺的消息后，在南京的二十多個中國記者開始九-九-藏-書由此作出各種猜測，他們想知道此行的目的以及談判的進展情況。到了牯嶺后，我得了胃病，這可能是一下子從平原到山頂的溫度差異造成的，也可能是飲食的不合理。反正，在見過了委員長的私人秘書沈昌煥后，我不得不回到屋內躺了一會兒，準備中午的時候去和馬歇爾吃飯。但我頭暈得厲害，只好派人通知了馬歇爾將軍。很快他就過來了，並親自把我在床上安置好。委員長的私人醫生為我檢查了病情，但他的語焉不詳又引起了周圍記者的任意聯想。委員長強令我在病好前不用著急去見他，先留在山上好好休養。記者們沒有得到政治上的消息，便在我的病情和委員長夫人和馬歇爾夫人送來的精美食物上做了誇張的報道。這些報道被渲染得越來越離譜，聽在美國的一個親戚說，她聽聞這些新聞后擔心不已，直到在電台里聽到我脫離危險后，才放下心來。

我給馬歇爾將軍寫了信，詢問他是否有興趣聽我跟陳立夫談話的報告，並很快收到了他的回復。他表示如果我能過去的話，他將馬上派飛機來接我。這次會面的結果很有戲劇性。我到達南京的時間是6月29日的下午，剛好是國共兩黨當月停戰協定失效的前一天。各有關方面都認為協議不可能通過了。蔣委員長也已經準備要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不再進行協商，並且給各軍區司令發去了準備戰爭的命令。馬歇爾將軍也讓他的下屬做好了隨時回國的準備。在這種關鍵時刻，已經沒有人再關注陳立夫的態度問題了，當務之急是馬歇爾將軍能夠說服蔣委員長，延緩開戰的時間。這就是整件事情的背景。在其後的幾天里，我都在根據目前的形勢，思考著局勢的走向。

我到紐約后不久，華盛頓發出聲明，馬歇爾將軍將代表杜魯門總統去往中國，解決國共兩黨的內部衝突。1945年12月15日，也就是幾天後，杜魯門總統公布了給馬歇爾的信件。當時，馬歇爾將軍剛在弗吉尼亞州的利斯堡購置了莊園，準備和妻子安享晚年。儘管他對任命並不感興趣，但出於一個真正軍人的責任，他還是義無反顧地接受了。

再回到南京后，我也加入到了那些會談中。大部分會談都是在我的住所，和共產黨代表團以及其他團體代表進行的，有時是和馬歇爾將軍之間的。周恩來是共產黨方面的代表，他從南開中學畢業后，曾到巴黎留學，思想開放、機智敏銳，其獨特的風度和魅力很有吸引力。由於互相間的不信任，以至於他或是其他方面代表的談判進展舉步維艱。我清楚地感覺到，在兩三個有爭議的問題上，各方的爭論在很大程度上與政治協商會議上的表現是如此相似。周恩來的一番話使我想到一個可能。我建議成立一個非正式的委員會，由各方派出兩名代表，而我作為中間人。在這個會議上，各方不用做出任何的承諾，只需要就事論事地討論問題解決的辦法。

那時，跟我們的傳教工作一樣，美孚石油公司和英美煙草公司在中國內地發展很好。有人開玩笑說，這是美國在中國從事的三個主要活動，而且三者有著相同的格言：「讓光明降臨到這裏」。而美國國內的民眾如果關注此事的話，可能會對政府任命一個「垂暮的傳教士」擔任駐華大使感到驚奇。有個專欄作家在文章中就是這麼稱呼我的。出於善意，大家對我隱瞞了這些反對的意見，傳到我這裏的來自美國的評論都是表示支持的，而且在中國的美國各行各業的人也對我表現得很友好，這鼓舞了我的鬥志，他們的態度對我適應新的生活有所幫助。大使的生活方式、工資和聲望，這些都與我過去樸素的生活習慣有很大不同。不過，我也從沒有將做禮拜或是禁止煙酒這樣的事情作為宗教和世俗生活的差別。我認為最主要的差別在於生活的質量，這是判斷行為正確與否、是否被上帝或是民眾所容忍最重要的標準。不管怎樣，我決定忠於自己的想法去行動，因為我相信那句權威的話，「就像有了白晝，才會有黑夜，忠於自己，終會得到上帝的回報」。

1947年1月7日，馬歇爾將軍發表了一份聲明，我覺得有必要將這rｅａd.９9cｓw.ｃom份聲明記錄在這裏：

憲法是在聖誕節那天通過的，在之前的六個月中，他們幾乎將所有的時間都用在了討論、提出法案、聽取意見，以及幫助委員長起草公開聲明這些事情上。我們三方面的人都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最後的時候，周恩來已經難以抑制自己憤怒。委員長也毫不相讓，兩個人常常對著發火。馬歇爾將軍也開始不耐煩，經常無緣無故發脾氣，甚至想對杜魯門總統提出回國申請，一走了之。不斷有一些新的提議讓大家看到希望，但很快就再次破滅。到了10月底的時候，「第三黨派」的領袖們開始跳出來接過了我們沒能完成的任務。如果中國人自己的介入能夠取得成功，那當然再好不過了。我們也做好了退出的準備。但還沒一個月，他們也紛紛放棄了這種努力。

我和馬歇爾將軍在這時發表了一份聲明，稱國共雙方因為猶疑和不信任，難以對彼此妥協，這造成了和談進程于無休止的延宕。我所建議的那個非正式委員會成立后也永久擱淺了，沒有舉辦一次正式的會議。這成為雙方關係破裂的前兆。10月12日的國民大會和張家口的淪陷，宣判了和談的失敗。這兩件事可以作為雙方爭論問題的典型事件來進行細緻的描述，從中也可以看出他們在情感上的隔閡。

我個人看來，結束雙方的武力衝突是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每個人都知道，即使雙方最後在武力上分出了勝負，也不能徹底解決問題。由美國幫助實現軍隊的重組似乎是最好的選擇，既可以保證雙方不會發生武力上的衝突，還能減少軍費的開支。而且，在談判的過程中，不管是什麼樣的分歧，也只會是政治上的，而不會因此造成更多的流血和經濟上的災難。

此時爆發戰爭的話，國民黨無疑是有優勢的。他們開始向位於北京西北的張家口集結兵力，這裡是共產黨的一個戰略要地。周恩來和留下來的代表團成員迫切希望能夠避免這次戰爭的發生，因為這對他們的事業是個巨大的災難。我和馬歇爾將軍竭力在戰爭爆發前爭取了十天和談的時間，雖然，蔣介石很難滿意于共產黨所能接受的條件。不過我們最後還是成功說服蔣介石同意了談判。但對周恩來的勸說卻遇到了困難，他不肯從上海回到南京。為此，馬歇爾將軍專門飛去了上海，懇請周去南京。我們保證說，只要他們同意恢復談判就可以了，並指出，如果能夠成功，那麼張家口的危機就能解除，而拖延只會讓戰爭的腳步越來越近。可他們仍表現得猶豫不決，以「十天的時間太少了」、「蔣介石並不可信」等等理由推脫。

又過了幾天，我才被允許去見委員長，對他提出了非正式委員會的建議。在提出了幾個先決條件后，他同意了。我在第二天趕回了南京，並在當晚與周恩來以及他的同僚談了五個小時。在聽到委員長提出的條件后，周恩來身體前傾，神情沮喪地低著頭。這樣的姿勢他保持了幾分鐘，一句話也沒有說。在之前和談出現希望的時候，他也有過相同的動作。我知道，在這個時刻，對於對方的不信任，以及最根本的意識形態上的衝突再次顯現，成為難以逾越的障礙。不管他們真正的想法是怎樣的，我能感覺到共產黨對實現聯合的誠意，但前提是要按照他們的條件。而國民黨表現出來的更多是不抱希望的猶疑。共產黨表現出來的不信任是我生平僅見的，在與人們的交往中，我從沒遇到過這種情況。我和國共雙方可能加入到非正式委員會的代表又進行了會談。周恩來對於蔣介石提出的先決條件提出了反對，認為這不符合平等的基本原則，在這個過程中，他的語氣越來越激動。後來，他氣憤地提前回了上海，在那裡待了幾個星期，以此表示不滿。而他的同僚們則繼續留在了南京。

蔣委員長和他的夫人都支持我去拜訪馬歇爾將軍。我們從沒見過，他肯定也沒有聽說過我，但我對於見到這位立下了赫赫戰功、現read.99csw.com在又肩負著和平任務的人物充滿了好奇。約好了時間見面，在一個半小時的時間里，我們談論了整個的談判過程。基本都是馬歇爾將軍在講，我只是偶爾插|進一兩個問題或是簡單的評論。告別前，他說之所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訴我，是希望能得到我的幫助。我回答說，如果他需要的話，我一定會趕來南京幫忙。後來，他派人請我去了一兩次。這年6月快要過完的時候，我到上海參加了一個有關教育問題的會議。陳立夫來看望了我兩次，每次他都要從自己的角度，激烈地對共產黨和與之相關的問題發表看法。馬歇爾曾多次對我提起過陳立夫，說他是阻礙和平會談的頑石。

大概在1946年的4月末，我回到了上海。雖然燕京大學還有很多事情等著我去處理，但由於各種原因，我不得不在上海逗留了兩個星期。

夏天的時候，蔣委員長會和夫人到牯嶺去避暑，馬歇爾夫人也住在附近。馬歇爾把我也帶到了牯嶺，隨行的還有將要離任和即將上任的領事館的同事。這樣，方便我遞交國書。我們在路上花費了大概五個小時，先是一個多小時的飛機，接著做輪渡到九江，又改坐汽車穿過一片原野，再坐轎子上到牯嶺山。由於是在山上，遞交國書的儀式就簡化了很多。結束后，我對委員長說，我希望在以後的交往中，還能和以前一樣，以朋友的身份進行，而不是現在的駐華大使。

1945年末，憑藉自己的權力，蔣委員長宣布將在次年的5月5日召開國民大會，主要議題是新憲法的通過。在隨後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上，大家都同意了召開國民大會。但在日期將近的時候，戰事重起，委員長下令會議延期，並讓政治協商委員會公開宣布此事。雖然共產黨宣稱當時有人對他這種自行其是的做法表示反對，但據委員長的回憶，當時只不過有人在會議上提出了一點疑惑而已。而且會議記錄的丟失，沒有了任何的證據。基於同樣的理由，他也理所當然地認為擅自將會議日期改為11月12日——孫中山先生誕辰這天，是毫無異議的。但在共產黨看來，他的專制、獨權是對已達成協議的挑釁，這類事情是指導委員會的指責，應該交由他們處理。

一個中美的聯合會在我將要離開北京去任職的時候，為我舉辦了一場歡送會。當在台上作難以推卸的演講時，我看到了台下的一個我多年的老朋友，胡適博士。我簡單對比了下我們兩個當時的境遇：他終於卸去了國外大使的職責，回到北京擔任大學校長；而我現在要做的正是胡適博士剛剛避開的，不得不離開這個美好的城市，離開我所喜愛的工作，去從事一項難以確定的工作。

1945年的11月，蔣介石宣布在次年的5月5日召開國民大會，要在會議上通過憲法，並成立新的聯合政府。但隨著衝突的加劇，會議已經不能解決任何問題了，於是他將會議延期。他對這種做法感到理所當然，這是他職權範圍之內的事情，而且也沒有人提出異議。然而這隻是一開始的情況，「常務委員會」並沒有接到關於他這一行為的反對意見，也沒有對此做任何記錄。後來，這件事成為每次會議爭議的話題之一，共產黨指責他違反了政治協商的規定。國民大會被推遲到了11月12日，但共產黨認為蔣介石確定開會日期的程序是不合法的，拒絕承認大會通過的憲法。這是當時雙方矛盾激化的一個例子，本來無所謂的一件事，雙方都認為自己是對的，於是無休止的爭吵就開始了。馬歇爾將軍回來后，每天都在和相關的負責人見面，交流意見和看法，設法彌補他離開那段時間造成的損失。

我們這次的努力又白費了，張家口也在10月10日的時候被國民黨攻陷。這剛好是在國民大會召開的前一個月發生的，也正是按慣例向各代表團發出與會通知的日子。周恩來脾氣越來越差，連同他的代表團的人也變得情緒激烈。將這兩件事綜合來看的話，無疑宣告了和談的正式破滅。他們借口國民大會日期的制訂不合法，對大會通過的憲法也拒絕承認。周恩來先回了延安，留下來的代表繼續和我們進行一些談論，但已經毫無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