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弊端在軍官中出現的幾率更大。一般來說，士兵和過去一樣，都是在非自願的情況下被強迫征來的，在部隊中也只是圖個生計，對於為誰打仗之類的並沒有什麼明確的概念。部隊中沒有什麼激發他們士氣的動力和紀律，因此，他們拿著先進的現代化武器，卻根本不知道愛惜，很多貴重、精密的裝備和儀器都是胡亂使用，壞了就扔。有很多軍官是受過專門培訓的，對這方面很精通，可他們都是極端的個人主義者，缺乏合作精神。指揮官對於部隊的軍餉控制權過大，但卻普遍對戰爭局勢缺乏準確的判斷力。要不是委員長對這些弊端長期以來的努力，情況可能會更糟。從1948年中旬開始，部隊的士氣出現了明顯的低落。

東北陷落後，共產黨最優秀的戰略家之一林彪所帶領的三十萬軍隊得以解脫出來，開進長城以內，參与到奪取北平和天津的戰鬥中。形勢很嚴峻，雖然傅作義將軍英勇善戰，可軍隊數量上的反差太大了。對於兩座城市的美國人來說，是否撤退成為迫切需要作出決定的問題。大使館並沒有強制他們撤離的權力，只能進行建議。從1911年中國陷入經常性的戰亂開始，我作為一個普通的美國公民，多次接到大使館要我們撤離的建議。當時我們的感覺是，大使館太謹慎了，或是他們只是害怕承當可能出現的責任，而並非出於對我們的關心。現在，立場的對調使我開始理解並承受他們當時的苦惱。在北平和天津的美國人分別大約有六百五十個和兩百個。如果撤離的話，意味著他們要放棄原本的工作，可能損害到的是他們終身的利益。突然，我很想念燕京的同事，他們肯定像以前一樣信任我，願意接受我的建議。共產黨攻佔北平後會進行怎樣的報復和統治都是不得而知的，在戰爭形勢發生逆轉后，已經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他們的一切行動了。所以如果等到災難真正發生的時候，再採取什麼措施就太晚了。機場和鐵路肯定會成為他們優先控制的地方。

共產黨取得勝利之前的兩年時間，在軍事史上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當然，這並不是說中國和美國在這段時間有什麼值得誇耀的事迹。當時，馬歇爾將軍還在致力於兩個黨派的調和，並有希望達成聯合。兩黨聯合之後，美國的軍官要負責他們軍隊的整編，新軍隊的人員會有所減少，但卻更為精銳，不僅包括全面立體的海陸空三軍，還要配備專門的兵種和武器。後來，從事這項工作的美國軍官被稱為「美國聯合軍事顧問團」。其團隊的成員包括有五百個軍官和一定數量的士兵，當中的大部分人，尤其是軍官，都是帶著家屬來的。雙方有一個協議，規定中國政府負責供給顧問團所有花銷，不過隨著經濟上的衰退以及嚴重的通貨膨脹，這筆費用開始成為日益減少的財政收入的負累。我們最初的想法是很美好的，幫助中國建立一個世界頂尖水準的現代化軍隊，並以此保證自相殘殺的內戰不再發生。

這幾個方面的考慮都是很合理的。不過我還是期待美國能夠確立下來一個積極的政策，因為我相信，針對中國的內部情況所做出的反對意見，並非不能解決。也就是說，我們應該時刻遵循自己的信仰行動，而不應該被恐懼所左右。

我真誠希望立刻給國民黨提供軍事上的支持，尤其是技術上的指導，先幫助國民奪回並控制長江以北的一些地區，然後在當地進行民政管理上的改革，保證人們政治和經濟上的安全。在我想象中，這些地區應該包括南京到天津、瀋陽到北平、濟南到青島的鐵路沿線區域，條件允許的話，最好還要包括長江以北從東到西的隴海鐵路沿線。這樣做，與其說是跟共產黨戰鬥，不如說是遏制他們更為準確，這也使兩方的普通百姓免於戰爭鐵蹄的踐踏和傷害。至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衝突只會發生在一條防衛線上。同時，把鬥爭的主要方面轉移到為民眾謀取福利上來，更好的制度將會獲得勝利。這樣的話，奉行現實主義的共產黨一定會希望重新回到談判桌上。我對馬歇爾將軍說，他的使命終將會完成。但現在回想當時那個使命毫無疑問是不可能成功的。可在那時，我確實抱有這樣的希望，並覺得雙方達成協議的可能性很高。

它在社會上造成的問題也是值得引人反思的。確實，那些軍官都很有能力，並且也有把工作做好的美好願望。並且為了令他們感到滿意，還允許他們和家屬一起生活。但帶來的後果是，在首都面臨嚴重的住房緊張的時候，政府不僅要把本用作他途的房屋騰空，還要大規模地修建公寓，並要配有全套的附屬設施，才能滿足這些習慣了在美國過舒適生活的軍官們。但他們的住所，相比起同等地位的中國人就顯得太奢華和張揚了，尤其是在生活條件越來越艱苦的時候，這些房子顯得格外扎眼。在生活上，也只有最高級別的官員能和他們相比了。而且這時，那些天真、無知的美國太太們，還在為打發無聊的國外生活尋求歡樂，到處招搖向人們炫耀她們是多麼有錢。更令人感到厭煩的是，在南京的大街上，四顧所見的都是顧問團的汽車，各式各樣。雖然有著嚴格的紀律，可還是有美國的士兵喝醉酒後與中國人發生語言和肢體上的衝突。雖然這種情況很少發生，可一旦出現，中國人壓抑的反美情緒就會被激發出來。如果那些軍官們都忙於軍事上的工作，那麼其實帶家屬是毫無道理的；或者如果是在殘酷的戰爭時期，這種對比也不會那麼引人注目，也就不會引起共產黨那麼強烈譴責了。

我希望中國在接受了美國軍事技術上的指導、經濟上的援助后，能形成一個安定、統一、進步的國家。儘管這個願望破滅了，但我仍舊堅信它是對的並可以實現。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為就我所了解中國的人民和歷史來看，他們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質；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對自由社會的民主制度抱有堅定的信心。

戰爭期間，我們作為盟國，參加了在中國領土上的多次戰鬥，並通過很多方式陷入了中國的內部事務中來，這些方式包括像赫爾利大使的努力、馬歇爾將軍主持國共兩黨和談等等。我們已經很難就此抽身離去，而毫不理會內戰的事情。

似乎準備工作進行得很順利，前一個文件已經著手開始寫了。然而在這時，共產黨廣播了一份四十三人的「戰犯」名單，其中居首的就是蔣介石和他的夫人。這徹底惹惱了委員長。那些進行籌劃工作的人擔心他會因此食言，改變引退的想法，他也確實這麼做了。很快全國的主要將領被召集起來，開了一場會議。那一個星期的時間，對於他本人以及所有相關的人來說，都是一場噩夢。我一直收到會議上的情況並小心處事。在所有人都在急切地等待確切消息的時候，各種謠言開始四處散播。往年，委員長都會在新年的前一周就把新年致辭的文本寫好，但這一年，直到新年的前一天下午，致辭的稿件才寫好，被翻譯成外文分發出去。需要說明的是，在最後的文本定下來前，是不能予以公開的。那晚，國民黨的高層核心，都是在委員長家裡，在激烈的討論中度過了一年的最後一天。但從第二天報紙上刊登的文告來看，並沒有做什麼變動。總體來說，那份聲明寫得很好，顯得高尚而不失尊嚴。但致命的問題是，作為一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對待那些製造騷亂的謀叛者，他擺出了莊重、大度的姿態，但卻忽略了政府所面臨的困境。雖然這份聲明為國家的和平奠定了一個基礎，但絲毫沒有提及如何去實現它。

共產黨已經包圍長春市幾個月之久，這裏曾是日本偽滿洲國的首都。我們多次向委員長建議，讓長春的守軍在可能的情況下向瀋陽突圍，並警告說，東北的冬天來得早，一旦拖延到那個時候，守軍生存下來的幾率就十分渺茫了。可委員長沒有聽，依然命令守軍固守長春。其實，從戰略價值上來看，長春幾乎是可以忽略不計的，但出於一個領袖的自尊以及日後方便收復那裡的幻想，他固執地堅持自己的決定。那段時期，守軍的補給是靠空投的，但由於空投得不準確，大批難以確定具體數量的物資都便宜了圍城的共產黨。行政院長對我說，國家三分之一的財政都花費在了這裏；在我打斷他表示是不是我聽錯了的時候，他再次重申了這個比例。不管怎樣，長春和瀋陽兩座東北城市的補給確實是有這個比例的。在濟南失守后，長春很快也不出所料地宣布了投降，共產黨得到了城裡所有的軍隊和物資。為保住長春所作出的一切花銷和犧牲，事實證明都是毫無意義的。當時，瀋陽也處於共產黨的包圍之中，我們又提出了類似的意見：瀋陽的軍隊訓練有素、裝備精良，只有他們突圍出來，和長城以內的軍隊會合，然後從那裡的共產黨手中奪回鐵路的控制權，才有可能最終保住瀋陽。可瀋陽的守軍依然待在城中，沒有接到任何行動的指令，城內的百姓能跑的都跑了，剩下的很多都餓死了。共產黨加強了包圍的工事。

我骨子裡一直是個教育家，因此，在我看來，對於中國的所有援助都可以看做一個教育的過程，幫助它訓練人才，並在國際化的環境中調整姿態，發展和鄰國的友好關係。它的鄰國也只是由於歷史的因素，在一段相對和平的環境中，取得了一些進步。我可以以幾乎一生待在中國的經驗證明，只要我們能夠給予足夠謙遜和禮貌的指導，沒有什麼是他們學不會的。同時，他們也會十分感激我們所做的努力。這足夠令人感到滿足和高興了。

在佔領了濟南后，共產黨司令陳毅開始揮軍南下，向位於南京以北約兩百英里的徐州前進。徐州是一個重要https://read.99csw.com的鐵路交叉點，集中了大量政府軍隊和物資儲備。處於失敗陰影中的政府軍將士大都猜測，共軍會打散他們，或是繞道直取南京。但委員長並不想就此放棄，他以頑強的意志激發起了軍隊的士氣，並最終說服他們從徐州轉移，並儘可能帶走裝備，帶不走的就地銷毀。這顯然出乎了陳毅的預料，但在只有一隻眼睛的同事劉伯承的幫助下，他們在徐州以南順利包圍了政府撤出的軍隊。這裏瞬間成為一個五十多萬軍隊碰撞的戰場。戰鬥持續了幾個星期，雙方都損失慘重，政府軍隊大量傷亡，並不斷向南撤退；而共軍也同樣傷亡嚴重，耗費了大量的物資。人們都極為憂慮，雖然知道共產黨遲早會打到南京和上海，但確切的時間和能否通過協商避免殘酷的戰爭都還是未知數。

1947年夏天，魏德邁使團來到中國，並在這裏待了一個月，之後又到朝鮮待了兩個星期。阿爾伯特·魏德邁將軍升職成為了大使級的特使，身邊帶著一隊專家和秘書。在史迪威將軍離開中國后，魏德邁將軍就擔任了委員長的參謀長，他擁有足夠的智慧和能力擔當這一職務。不過這個消息的傳來非常突然，沒有作任何的解釋和說明。他要離開美國之前才給我發了一封簡要的電文，讓我轉交委員長，要求中國政府的批准，之前沒有進行任何商議。這件事情很有趣味性，難以想象，只是我們單方面的決定，便給另外一個主權國家派進這樣一個使團，並且得到了批准。這是因為他們國家內部出現了困難，急需我們的幫助，不然他們肯定會嚴詞反對這種做法的。當然，共產黨對此做了譴責，理由無可辯駁。不過這種做法最終能夠成行，跟我們長期以來合作的歷史也不無關係，我們曾為幫助他們打敗日本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對於我們的動機以及魏德邁將軍的人格都是值得信賴的。而且在當時的情況下，也沒有更好的人選了。

在9月份起，我成為他心目中「那個人」最合適的人選，他不斷催促我去一趟華盛頓。10月份的時候，在巴黎舉辦的聯合國會議上，外交部長王世傑有機會和馬歇爾將軍見面，兩人進行了多次長時間的會談。當中，國務卿提到了前行政院長張群，並親切地詢問了他最近的狀況。王世傑在將談話的內容給委員長作了彙報之後，委員長決定派張群到華盛頓去。幸而張群在臨行前徵詢了我的意見，使他相信這次行程不會有任何收穫。在馬歇爾將軍對王世傑所說的話以及杜魯門總統給委員長象徵性回的電報中，都很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在給委員長送去那封電報時，我還曾特意交代過年輕的秘書，不要在翻譯的時候出現誤解，雖然杜魯門總統盡量挑選了友好性的用詞，但並沒有會提供軍事援助的意思。中國人習慣講究社交的禮儀，不會用赤|裸裸的語言去挑明一件難以接受的事情，而是盡量使用委婉的說辭。但在美國人試圖用相應的禮貌對待他們的時候，了解美國人習慣直截了當說話的他們，會從中得到額外的安慰，這遠超出我們所預期的效果。

王世傑對與馬歇爾將軍談話所作的報告，可能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更加可能的原因是，王世傑博士想證明他成功完成了使命，而且報紙也願意相信這樣的結果，對任何可能的希望作出誇大的理解，安慰絕望中的民眾。而最重要的因素在於，委員長對於他的前程和能力充滿信心，同時還有一種隱秘的信念在起著作用，那就是他確信美國會加入到在世界範圍內打擊共產主義的行動中來。

但當晚，在我們開車離開的路上，馬歇爾將軍讓我找機會跟委員長講明他不能接受邀請的原因。第二天早上，我趕到機場為馬歇爾將軍和他的夫人送行，在場的還有委員長和其夫人、中國共產黨代表團的一些人。馬歇爾將軍離開后，我在機場徘徊了很久，內心被一種孤寂感所充斥，但想到在華盛頓的他與我仍保有同樣的關係，這份孤寂感就被沖淡了很多。

這年秋天，羅傑·萊珀曼和他能幹的下屬所領導的經濟合作署在沿海大城市做出了一些努力，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當地百姓的不滿情緒。按照和中國方面的協議，應該是由雙方共同進行食物的定量配給，不過隨著軍事和經濟的崩潰，美國幾乎承擔了所有的事務。上海和南京發生的哄搶大米事件，就是由於向市場投放大米及時才得以解決；而在北平和天津，大量難民湧入城中，導致城內人口|暴漲，正是由於及時的糧食援助，才緩解了傅作義將軍的困難。由於共產黨的形勢越來越好，大部分的重建項目在做了一些初步的計劃后，都擱置了下來。農村重建委員會用一些根本不成立的理由，在任命中美雙方成員上拖延了很長時間，又在消除分歧上花費了幾個星期的時間，才最終組建成功。

開始的一個月，改革進行得很順利。政府拿出了他們的遠見、決心和勇氣。雖然一些具體的改革措施存在一些問題，但並不影響它達到預期的效果。中產階級做出了積極的響應，單從此項，政府很快就收集到了兩億多美元。不過顯然真正的富豪們都採取了規避的態度，沒有參与兌換。雖然有些新的規定對美國的商業利益出現衝突，可在我們的倡導下，所有的美國人還是對中國政府這項勇敢的行動表示了支持。所有美國的政府機構都以謹慎和真誠的態度參与到這項改革中來。這燃起了中國人心中的希望，他們重新以積極向上的姿態投入到各自的工作中。

其實，美國聯合軍事顧問團的職責只是為軍事系統改革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和訓練軍隊。1948年1月，大衛·巴爾少將上任后，他被賦予了一項新的權利：可以直接向委員長提出作戰方案上的建議，不過名義上只能是個人私下性質的。巴爾少將是一位優秀的美國軍官，也在那時為幫助困境中的中國盡了最大的努力。但他的建議想要得到實際的成效，就需要他的下屬和中國地區的司令官以及軍需部門和財政部門保持直接的接觸，而且要有充足的物資來保證他的建議能夠得到貫徹實施。委員長對巴爾將軍很器重，總是願意聽取他的意見。不過委員長是一個具有傳統思想的中國人，任何事情首先考慮的必然是個人利益和政治上的得失，因此他的行動通常不能按照嚴格的軍事因素和科學的方式進行安排。

還有雅爾塔協議的問題，在沒有經過中國同意的情況下，我們就把她的利益出賣給了蘇聯，允許蘇聯對中國東北的鐵路有三十年的共同管理權，並在大連、旅順擁有一些特權。

同時，美國也改變了過去要實現包括共產黨在內的聯合政策，即使中國人能夠靠自己實現這一點，美國也已經完全不支持了。在那充滿了各種令人不愉快的事端的兩年中，隨著對全球共產黨認識的不斷增加，如何對待中國的共產主義成為我們的顧慮所在。然而在中國國內，情況並沒有發生太大的改變，雙方依然對彼此不信任，我們也依然在為雙方聯合的可能性忙碌著。只不過，他們的聯合變得更加困難了。

幾個月以前，東北地區就已經陷入了危機當中。相比其他地區，委員長在那裡的策略顯得尤為愚蠢。雖然馬歇爾將軍很早就對此提出過建議，但他仍舊派遣了一名極不稱職的軍事司令到那裡任職，並指定另一個指揮官作為他個人的代表，對那裡的所有人進行監督。在情況已經無可挽救的時候，他才派出了當時的總參謀長去控制那裡的局勢。陳誠將軍為官清廉，沒有任何貪污受賄的嫌疑，他到任后，立刻開始對脫離民眾的醜惡行徑進行了整頓。但由於倉促之下沒有組織起合適的、有能力的接替官員人選，機警的共產黨立刻抓住機會，乘虛而入。陳誠將軍本來就患有胃潰瘍，緊張忙碌的工作加重了他的病情，大部分時間，他不得不躺在病床上進行各項事務的指揮。很快，就像他的病情一樣，東北的形勢也極端惡化起來。一位在抗日戰爭中表現卓越的軍官，身上肩負著扭轉這種絕望局勢的使命，接替了他的職務。

1947年1月6日，杜魯門總統令馬歇爾將軍回國，接替貝爾納斯擔任國務卿。那天下午，我們去拜訪了蔣委員長，把馬歇爾將軍一天後回國的消息告訴了他，但隱瞞了那個新的任命。委員長坦言了對於雅爾塔協議的看法，對在中國代表不在場的情況下就涉及中國事務表示了不滿，並說他個人可以原諒這件事，但中國人民對此卻很憤慨。他希望可以把這件事轉告杜魯門總統。接著，他詢問馬歇爾將軍是否願意回來做他的最高顧問。這次談話主要是蔣夫人在做口頭翻譯。最後，我們商定好在第二天下午再單獨見面，然後舉辦一個告別的宴會。

國共兩黨的合作雖然失敗了，可委員長還是聽取了馬歇爾將軍的意見，擴大了政府的基礎。春天的時候，經過長時間的討論、爭執，有兩個小政黨謀得了幾個部長的職位。可政府的狀況並沒有因此得到什麼改善。就像我們國內的政黨搞那些不正當的政治利益分配一樣，這些小政黨也極力為自己人撈取職位。那些新上任的部長和他們下屬的作為，與被替換下來的官員沒什麼兩樣。美國最初的意願當然是美好的，但在中國人被迫執行的時候，這種情況就會發生了。這也說明了，在中國任何的政治問題，都是以個人的經濟利益為基礎的。

第二天見面后的談話氣氛很緊張。委員長再次向馬歇爾將軍發出邀請，希望他能留在中國擔任最高顧問，並真誠地保證，馬歇爾將軍會擁有他自己的所有權力，並得到他最大限度的幫助。他讓馬歇爾將軍考慮一個問題，還有什麼比把中國建設成一個美國所希望的國家更有價值的事，這不僅是對中國，對美國也有同樣的好處。https://read.99csw.com他的想法是，到時候馬歇爾將軍不僅擁有一個他自己的技術顧問團，還有一個美國的民政顧問團。馬歇爾將軍被他的誠意感動了，但又不方便多說什麼，只好對委員長的信任表示了感謝，並表示會認真考慮。

經過國會批准，中國政府可以得到一億兩千五百萬美元的軍事援助，並且不限制款項如何使用的問題。不過，中國在花費這筆援助金的時候，還是會很謹慎，並且每次都向巴爾將軍或是他的下屬商量。政府訂的物資直到1948年末才開始到貨，然而這時，戰局已經基本有了結果，這些物資也只是能保證國民黨做最後的掙扎了。對我們懷有仇視心理的也不只是有共產黨，中國的知識分子也是如此，他們對政府已經徹底失望，強烈地渴求和平的到來，而我們的援助在他們看來，是對和平最大的阻礙。政府也對我們不滿，抱怨援助「太少和太晚了」。另外，我們也遭到了抱有不同政見的中國各個黨派的指責。只有經濟合作署的援助沒有遭到詬病，在一定程度上對這些批評有所緩解，但是在抵抗共產主義方面，它毫無用處。

但狀況還是開始出現了，並由最初的緩慢逐漸加速。9月中旬，共產黨奪取戰略要地濟南，公眾剛升起的熱情瞬間被撲滅。接著是徐州的陷落，這是阻擋進入南京的最後一道屏障，並且這裏的武器儲備也全部落入共產黨手中；隨後，戰線全面崩潰，政府軍隊幾近消亡。不斷上漲的物價和高的兌換率已經使人們認識到經濟規律的不可抗拒，現在軍事上的全面潰敗更加重了通貨膨脹的程度。但這也是不可避免，遲早要發生的，因為政府的財政收入還不到其支出的百分之十五。普通的百姓，特別是工薪階層早已不堪經濟的負擔，他們的不滿情緒不斷加深，並越來越公開地表露出來。

軍事、經濟和心理各方面的問題相互影響，衍生出人們對政府的不滿，形勢開始變得對政府越來越不利。

第一，二戰之後，歐洲恢復的速度驚人，這不得不讓美國有所警覺和行動。在美國維持世界和平的戰略規劃中，歐洲所佔的位置必定是首要的。

第三，美國政府在等待一個時機，它需要看到正在進行的改革或是要誠心改革的一些跡象，才能放心地進行援助，為此，政府一直在督促國民黨儘快改革，並不斷作出暗示：他們不相信，一個不能進行進步改革的政府，有能力用我們的援助造福整個國家。

1948年的感恩節過後，蔣介石夫人給我打來電話，語氣激動地邀請我去拜訪。剛一見面，她就急切地對我說，她將訪問美國，並且已經和前一天從華盛頓去往利斯堡的馬歇爾將軍通過電話談了此事。我很想告訴她，不要再白費力氣，這時的訪問已經毫無用處了。可我還是控制住了這種衝動，併為她的使團能儘快成行做了些實際的安排。之後，委員長曾問我說她在訪問前是否有徵詢我的意見，他希望她這樣做了，並表示他本人對這種舉動的效果是持懷疑態度的。

接到濟南失守的消息后，我第一時間去見了委員長。他詢問我對這個消息的看法，我回答說，這也正是我來的目的。我接著問他說，在形勢如此嚴峻的情況下，他是否願意放棄完全個人的指揮權，挑選有能力的軍官組建一個戰略委員會，讓他們制定戰爭計劃，在經過他的同意后再去執行。至於委員會的人選問題，他可以在名義上保留那些身居要職的人，實際的工作則交給一些有能力的年輕人去做。他表示會考慮這個問題，並且確實做了一些準備上的工作。但不久，他就親自到了北平，擔任瀋陽和東北一些重要戰爭的總指揮。在奉命從瀋陽撤離的軍隊被消滅前，他一直待在北平。從此，國民政府的軍隊在東北徹底銷聲匿跡了。

馬歇爾將軍花了一年的時間，努力想幫助中國建立起聯合政府，實現這個飽經災難的國家和平民主和經濟上的復甦。他做事時的謙遜、耐心和機敏，表現出了美國對於中國的關心和誠意。即便是在正式會議中斷後的最後兩個月里，我們仍舊沒有放棄，努力尋求生機，堅持和政府、和共產黨的代表團私下會面。可不得不說的是，馬歇爾將軍清楚地意識到已經沒有了迴轉的餘地，他的任務失敗了，並準備過完年後就回國。

我將此事按照程序通知了外交部，他們立刻向尚在北平的委員長做了報告。很快我就收到了委員長發來的一份很長的電報，希望我先不要發出警告，至少不予公開，並說他的政府會保證我們所有僑民的安全。這樣的懇求由一個國家的首腦親自發出，是很難拒絕的。我答應他會盡量晚地發出警告。不過在當時的我看來，將警告以文字的形式予以公開才是對政府有利的，可以避免人們臆想出來的各種版本的謠言。警告是在四天後公布的，並立刻造成了不小的恐慌。其實，我們想說的是，不管中國的政局發生怎樣的變化，那些想離開的人，都需要在交通被完全封鎖前作出決定。我們在不久之後又再次發出了更加強烈的警告，對那些沒有「必要理由」留下來的華北僑胞，尤其是婦女、兒童以及身體不好的人，更應該儘快在我們的安排下離開。接著，類似的警告從各地的領事區都發布出來。所有這些都在中國人中間引起了一定的混亂。像以前一樣，我們的行動都處在嚴密的關注下，他們認為我們一定是從某種渠道提前得到了消息。政府的領導人也譴責我們在民眾中造成了恐慌。確實，這加重了人們逃亡的趨勢，但即使我們不這樣做，它也早已經不可遏止地開始了。

魏德邁的使團進行調查期間，威廉·博理特先生也來到了中國，倡議在軍事和經濟上對中國政府進行多種形式的援助。他的這種意見在《生活》雜誌上發表之前，大部分中國人就已經知道了。緊接著，周以德博士也來了中國，試圖讓自己融入到這裏的事務中來。他演講的觀點跟博理特的基本相同，不過更加善於雄辯，也更具煽動性。他把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了演講上面。

新的改革措施不斷被政府通過，但基本全都被擱淺了。物資上的匱乏和人心的渙散，使得政府也只能勉強維持局面，無力去做更多地變革了。政府在經濟、軍事和心理上的狀況都在不斷惡化，幾種因素相互交織，甚至整個政府機構都很難正常運轉了。就像一個病入膏肓的人，如果沒有新鮮、強大的力量注入，註定沒有恢復的希望了。正所謂：一事順，事事順；一事不成，事事不順。民眾對於政府的信任在不斷下降，甚至於政府內部各級官員也都受到這種情緒的影響。人們也開始越來越多地表達他們的不滿，學生罷課、遊行示威（大多是共產黨組織的）成為司空見慣的事情。同時，由於大家覺得美國阻礙了共產黨推翻腐敗的政府，人們的反美情緒也在加重。這也使得學生們經常為一件跟美國有關的微不足道的小事，而產生激烈的騷動。

在整個夏天最炎熱的一天，使團到達了南京。他們不顧天氣的炎熱，那天去了很多地方收集資料，忙個不停。然後他們在夏威夷一個僻靜的地方，開始對收集到的資料進行分析。資料數量龐大，但他們還是以美國人特有的熱情和效率很快完成了一份詳盡的工作報告。這份報告的全文並沒有正式公開過，只能從魏德邁將軍後來在國會的證詞中略微猜到一些內容。而從之後美國的對華政策上，沒有看到任何受到這次行動影響的痕迹。中國和美國的差別在使團將要離開的時候有著明顯的體現。出於禮節，委員長要為即將離開的使團開一個歡送會，但他們拒絕了委員長的好意，要以一次政府高層人物都參加的講話來替代宴會。會議是在委員長的住所舉辦的，有大概四十多位高官參加。魏德邁將軍對這次講話準備得很認真，演講的稿件很早就列印了出來；當中，他非常中肯地提到了政府內部的腐敗問題。這是出於美國人的負責人的態度，他希望可以通過這次講話讓政府認識到自己的問題，激勵他們進行改革，並且相信自己的報告能為中國獲得援助。

委員長想盡辦法勸說胡適博士參加總統的競選，但沒有成功。在找不到新的候選人後，他只好同意了對他自己的提名。但同時也提出，兩位參加競選的兩位軍方候選人必須退出，因為軍人並不適合擔任文職。其中一人很順從地退出了競選，但另外一個人則表現得很生氣，他不斷地抱怨說，應該早點告訴他這個消息，現在競選的名單已經公布了那麼久了，他已經為此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

所以在這段時期，相比起國家的意識形態問題，學生們顯然更加關心自己能否生存下去。在1947年9月的一份調查中，清華和燕京有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的學生反對共產主義，然而一年後，這個比例下降到了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他們絕望地認為，再也不會有比現在更加糟糕的狀況了，如果共產黨掌權的話，至少能擁有安定和平的生活。至於在國民政府垮台後，那些反對共產黨的人會是怎樣的下場，並不在他們考慮的範圍內。他們管不了那麼多了。而且更為不幸的是，共產黨的宣傳很聰明，相比起來，國民黨的宣傳則愚蠢得令九-九-藏-書人難以置信。

這時，我接到杭州市長的邀請，到這座我出生的城市訪問。這無疑是件令人高興的事情。在政府舉辦的宴席上，政府、民間、當地的教育機構，還有一些老朋友都對我的到來表現出了由衷的歡迎。我欣然接受了他們的讚美，因為我知道，這不只是對我個人的，更是對美國人民誠摯的友情。並且我也深信，這種友情是不會以兩國官方關係的疏遠而有任何改變的。令我十分感動的是，在訪問將要結束的時候，市長授予我為杭州的榮譽市民。

第二，一些美國人擔心，對中國提供的任何有效的援助，特別是對她的國家政策改革方面的指導，會使美國陷入到中國內部事務中難以自拔，而且陷進越來越多的承諾中。這會引起一部分非中國人的抱怨和不滿，即使不是全部，並增加很多沒有必要的混亂。甚至會引起其他一些國家的敵對和報復，進而削減我們在其他地區的影響力。

這次災難性的內戰也自然殃及到了貨幣的改革，連國民政府最忠實的支持者也意識到了改革失敗的必然性。委員長的長子抱著為父親分憂的想法來到了上海，並以堅決的態度開始對那裡的金融市場進行整治。一開始很順利，似乎對於幣制的改革盡在掌握，但很快就演變成使用國家暴力試圖去控制經濟規律的行為。這次行動被稱為「恐怖的七十天」。情況變得更為混亂和嚴重，所有的商業都遭到了破壞，民眾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苦難，各種商業上的欺詐、侵權不斷出現，城市中的暴動也隨處可見。在迫不得已下，委員長把兒子調離了那裡，並對管理條例作了改良，但對於已經病入膏肓的經濟來說，也只是權宜之計，暫時維繫罷了。同時，新的管理條例也造成了嚴重的後果，那些出於信任，把金銀兌換成的金元的中產階級的資產幾乎縮水得什麼都不剩了。他們自然對政府痛恨不已。

但我令他們失望了，並沒有成功協助馬歇爾將軍使雙方作出任何方面的讓步，達成合作的協議。不僅如此，我也沒有能夠消解雙方在重要問題上對彼此的猜忌和懷疑。而且在協商最終失敗后，我也沒有對能左右中國和美國政治的重要人物作出足夠的影響，從而可能會產生建設性的成果。

對於中國人看起來對我們的意見沒有興趣甚至反感，我想可以從兩個方面談一下這一問題。首先，在中國禮貌被看做是道德的一部分，因此，提意見的態度是很重要的，必須要保持對對方的尊重。孟子曾對一個乞丐寧願餓死也不食嗟來之食的行為提出讚賞。另外就是，我們的顧問團是由政府派來的，並直接對政府負責，他們要做的是根據中國方面學到技術的程度，來判斷是否進行物質上的援助，因此是不適合受到冷落的。

顧問團不僅建有很多的附屬機構，在地方上也設有分部。這自然會引人懷疑，也不可避免地令共產黨認為，我們的行動都是針對他們的。而且政府也沒有從它不好的名聲和巨大的花費中，得到什麼切實的利益。隨著時局的惡化，顧問團的運營也漸漸出現問題，這時，事情似乎變得很明朗，美國聯合軍事顧問團所從事的，只是在憑想象訓練一支軍隊，而這支軍隊，從來沒有存在過。

第二項改革是關於貨幣的。當時中國的通貨膨脹程度已經嚴重到難以想象的地步了，哪怕是一次很小的購買行為，都要承受大量紙幣帶來的重量上的負擔。人們都在迫切地要把手中的紙幣花出去，因為它們隨時在減值。同時，引人思索的是，什麼時候，是什麼讓貨幣遭受如此劫難。但顯而易見的是，政府必須為此做些什麼了。1948年8月19日，經過政府高層的商討后，一種被稱為「金元券」的新貨幣誕生了。它以政府的實際資產作擔保，並嚴格控制發行的數量，保證其與美元的匯率穩定在4：1，即四塊新幣換一美元。並且，政府還成立了一個由有名望和能力的上海人組成的專門的委員會來進行監督，每個月都要公開貨幣發行的數目。物價和新舊貨幣的兌換也做了嚴格的控制，規定三百萬舊法幣兌換一金元。政府鼓勵愛國的公民們將手中的金銀兌換成新的金元。同時，對於進出口貿易和其他的貿易活動也都有嚴格的規定。而且，整個計劃都是在保密的條件下進行的，僅就這一點，對於中國政府來說就是個巨大的進步。我是在這個計劃實施的前幾天，從行政院長那裡得到的消息，並對此感到非常滿意。正像我對他以及其他人所說的那樣，只有這個計劃能得到嚴格的執行，得到公眾的支持，並取得軍事上的勝利，恢復人們對於政府的信心，這項改革才有成功的可能。行政院長承認這是他們唯一的機會了，如果失敗的話，就真的別無他法了。

是否我們過於天真了，不會懷疑，導致我們無法認清共產主義到處出現的問題本質？或者是我們對於國民黨的徹底改革寄予了過多的希望？那以後我們應該怎樣做？

不管我們的理由是有多麼合理，我們在德黑蘭和雅爾塔會議上出賣中國的利益在道義上都是說不通的，我們有責任對此做出彌補。1946年3月，馬歇爾將軍剛被調回華盛頓沒多久，中國共產黨就控制了除瀋陽及其周圍地區外的整個東北地區。東北地區是很富有的，它的農業和工業都對中國有著巨大的價值，更不用說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了。我當時想，如果中國成為蘇聯的又一個衛星國，我們是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的。

我是在悲痛的情緒下度過那幾個月的。我眼睜睜看著這個國家處於戰爭的災難中，仍在苦苦掙扎，她的人民也受到牽連，遭受不可抵擋的苦難，但卻無能為力。那些死於戰爭殺戮的人，由於沒有人關注而死於飢餓的人，處於恐怖統治下的人，被政府軍隊無情劫掠的人，死亡無處不在，以至於難以進行一個有效的統計。與之同樣痛苦的是因無處寄託而絕望的心靈。總之，人們覺得現在的狀況糟糕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就我個人來說，對於使團帶來的希望和隨後的失望，我和大部分中國人一樣有著相同的感受。但令我感到高興的是，我和魏德邁將軍的友情在這段時間又加深了。他的品德高尚，對於中國和中國的人民懷有真誠的同情，真正代表了美國的美好情誼。他使團的成員也都具有這種善意和建設性的精神。他們坦言此行的目的只是為了調查出真相。但令中國人感到不解的是，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麼？還有他們有什麼權利進行這樣的調查？我們大使館疑惑的是，為什麼這些本屬於大使館情報系統的工作，華盛頓要如此著急地特意派專家來幫忙？美國的民眾也有困惑，如此聲勢浩大的行動，花費了那麼多的錢，但最後的結果為什麼不肯公布出來？

這裏，需要對支持進行軍事指導的建議進行一些說明。20世紀初，中國一直在抵抗著外國的侵略，直到日本的入侵，在這個過程中，她在思想、文化、政治結構以及社會體制等各方面都經歷著不斷的變動和改革。一個古老的文明在經受新生力量洗禮的時候，她的軍事科學不可避免地會遺留下舊時代落後、陳舊的特徵，阻礙她接受現代化的軍事技術。而即使掌握了這些技術，中國的領袖們也難以擺脫舊日的個人關係和政治緊密聯繫的這些習慣的影響，不能堅持不帶感性色彩，而只注重戰鬥效率。而在這段歷史時期，我們美國剛好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及在上次世界大戰中催發出來的新的軍事技術和發明，也相應地培養出了很多戰爭的人才。中國人也在緩慢地進步著，懂得了使用機械的重要性，學會了新的作戰方式，並能把他們的事業置於像家庭、「面子」、情誼這些舊時遺留下的習慣之上。但像運籌學這種新生的學科，連同它的定義本身，對於中國人來說都是陌生的。所以，我們強調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對中國做出技術上的指導，很幸運我們是這麼做的，這樣，他們就不會覺得我們狂傲，也不會覺得自己沒有面子。

我是同情委員長的。抗日時期，我曾見到他成為整個民族意志的化身，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和擁護。那時候，人們是發自內心地敬仰他，情願遭受苦難，共同度過劫難。而現在，他不得不把這場必然失敗的戰爭進行下去的時候，卻遭到人們無情的漠視和肆無忌憚的指責。兩相對比，真是令人唏噓。

令人欣慰的是，羅傑·萊伯曼被任命為中美經濟合作署的副署長。他待人和善、談吐優雅，並且精明能幹，與他打過交道的人沒有一個不對他表示尊敬的。他的助手艾倫·格里芬是一個將實用主義和理想主義結合起來的美國人的典型代表。他重新規劃了經濟復興的項目，並且做了很好的選擇。總署內的其他人員也都經過了精細的挑選。中方組建了一個相應的委員會，其成員在品行和能力上都是最優秀的。在四億美元的援助中，有一億兩千五百萬美元是政府可以自由支配的，不過他們也明白這些錢是要用在軍事上的。按照經濟合作署通常的程序，這筆軍事援助的費用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但卻可能令我們捲入進中國的內戰。實際上，由於我們海軍和陸軍的代表在款項的分配上有不小的影響力，所以不斷有中國人向他們提出協商。

在美國提供的援助中，我比較感興趣的是有關於農村的恢復工作。在中國，共產黨的問題絕不是武力就能解決的，這幾乎是每個人的共識。而在農村地區，只要建立起優於hｔｔｐｓ://rｅaｄ•9９ｃsw•ｃoｍ共產黨的地方政府，那麼共產黨的勢力自然就會瓦解。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中，已經對這個問題作了詳盡的闡述，但卻沒有得到國民黨政府足夠的重視，而這也成為他們統治上最大的弱點。這讓我想到了晏陽初博士和他所倡導的「群眾教育運動」。記得和吉米第一次（我們對晏博士的昵稱）認識的時候，他正在忙於教文盲一千個漢字活動而籌備圖書。我在他的顧問團里做了幾年的顧問，之後不斷有燕京大學的學生加入到他的這項運動中來。他一直為這項事業奉獻了二十多年的青春，直到日本佔領北京后，他被從實驗中心趕了出去，回到了重慶老家。

此外，我和中國政府的關係也增加了我的煩惱。政府沒有放棄生存的希望，依然在苦苦支撐。我們大使館如果在這個時候發出撤退的警告，就會顯得是在故意打擊人們的士氣，這似乎太殘酷和不近人情了。中國人是極為注重友情的，如果大使是一個與他們毫不相干的人，這種舉動是可以被理解的，因為他只是在履行作為大使的職責，可令人為難的是，不但我的國家和國民政府擁有合作關係，我個人與中國人民和政府的大部分官員也是很好的朋友。他們會希望我在這個時候是站在他們一邊的。我說服了大使館的同事同意了我的意見，在不構成失職的情況下，盡量拖延警告發出的時間。

馬歇爾將軍離華前不久，在一次與當時的行政院長宋子文的談話中，我們聊到了晏陽初博士，想請他來從事一項新的工作，在從共產黨手中收復的地區內，對居民進行公民權利和義務的教育。為請他到南京商議此事，我們聯名發了一份邀請。晏陽初博士到來后，對我們的想法表示贊同，但他有更宏大的目標，那就是組織起成百上千個有志報效國家、但苦無門路的學生們，對他們加以培訓，從而把活動的範圍覆蓋到全國。同時，他不主張依靠通貨膨脹嚴重的中國貨幣，因為在經過了一系列繁瑣、拖沓的官方程序和政治阻力后，這些貨幣的價值已經嚴重縮水了。從長遠來看，他認為尋求美國資金的幫助會更有助於活動的成功，受到的阻礙也會小得多。他曾有過多次這樣做成功的案例。我熟知中國人這種普遍的心理，覺得美國對於這種訴求向來是慷慨大方的，所以我一開始拒絕了他的提議。不過，最終我被他說服了，認同了他的看法。之後的幾個月中，他忙於安排旅美的事宜，然後在美國待了一年多。在這段時間內，他為此行數目可觀的募款精心列了一個使用的條目。我們謹慎地挑選了三個中國人和兩個美國人組成了一個委員會，但可惜的是，這個委員會還沒正式開始工作，共產黨就接管了這個國家。

一些經常性的新聞報道仍舊令人們對美國的援助抱有希望。而在美國國內，有關對華援助的爭議在國會召開后變得愈發激烈起來。直到1948年初，爭論仍沒有平息。中國的報紙對此有著詳盡的報道，並附有一些毫無根據的謠傳。人們保持著對這些報道的關注和激烈的討論。當四億美元的援助消息傳來時，人們的反應顯得多種多樣。政府和它的支持者們在表示感激的同時，擔心這個數目並不能保證他們最終的勝利；共產黨人在他們勝利的時間表上又做了推延；知識分子們難以抑制沮喪的情緒，因為對他們來說，這意味著苦難的生活還要繼續，和平到來的日期被拖延。

他在12月中旬回到了首都，開始組建新內閣的工作，但這基本上是不會有結果的。在了解到新內閣在政策上的意向之前，是沒有人會願意參加的。在當時險惡的環境和令人憂慮的前景下，這隻會是一出滑稽的表演。一天早上，他邀請我去見他，再次詢問美國是否有可能提供援助，或者至少想聽聽我們對於此事的看法。他問我是否與共產黨有直接的聯繫，在我給出否定的答案后，他又馬上詢問怎樣能夠與他們取得直接的聯繫。那次談話過後，他公開對美國的淡漠表示了憤慨。在這些事情發生的期間，委員長召見了吳鐵成，希望他能加入內閣。吳鐵成對國民黨一直很忠心，對於入閣充滿了顧慮，但又同情孫科對於改革所做的嘗試。而最終委員長任命他為行政院的副院長，其實只是想藉由他來控制內閣。

然而這時，縱是委員長意志頑強，卻也不得不屈從於殘酷的現實。政府所有的預備隊都已經全部投入到了保衛首都的戰役中，但在從南京向北延伸的一百到兩百英里的戰場中，卻幾乎損失殆盡。到9月底的時候，金元已經喪失了它原有價值的百分之九十八，人們訴求和平的呼聲日益高漲。在漢口的國軍高級將領白崇禧將軍甚至向委員長發去了電報，建議他辭去黨內的職務，以取得國內的和平。中山陵附近有一座漂亮但無人居住的府宅，經委員長和蔣夫人的改造，成為了一個「頌讚凱旋」的教堂。這座教堂是專門供政府中的基督徒使用的。委員長在聖誕夜去參加了那裡聖誕禮讚的活動。聖誕節那天剛好是他從西安釋放出來的十二周年，也是新憲法通過兩周年的日子，在這一天，他做出了引退的決定，宣布副總統將接替他的職務，並擁有絕對的權力採取任何有利於國家的政策。接著，他辭退了原來總統府里那個極為優秀的秘書長，找了另外一個人來代替，也是姓吳。一切的工作都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在張群和張治中的幫助下，吳先生和他們一同去拜訪了李宗仁副總統，決定在總統辭職的聲明發布后，由副總統公布了一份措辭嚴謹的聲明，呼籲停止內戰，舉行和平談判。

翁文灝博士在11月的時候辭去了行政院長的職務。委員長想請著名的學者胡適博士接替這一職務，組建新的內閣，但失敗了。已經沒有人再願意擔任這份工作了。最後，他說服了孫中山先生的兒子孫科做了新的行政院長。委員長本希望以孫中山先生的名義來緩和政府內部逐漸加大的分歧，但人們的反應大多是驚異。因為孫科本人是主張和平的，他提出了大胆的建議，要求給予他的內閣以合法的權力，尤其是在戰爭和和平的問題上。在接受這份職務的時候，他正要到上海去做一個手術，因此，這個岌岌可危的國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沒有一個能發揮作用的內閣。

他想了想，表示在原則上同意我的看法，也理解我主張「一個積極的策略」的目的。

和希臘悲劇中類似的場景在1948年的最後三個月出現了，在軍事失敗、通貨膨脹和民眾不滿的社會背景下，清晰地映現出委員長孤獨的身影。在那些猶疑、困惑的同事中，只有他還能保持沉著。他所感受到的前景的黑暗與其他人沒有什麼兩樣，但在其充滿危機的一生中，很多次艱險的局面都是在他頑強的堅持下，實現了奇迹般的逆轉，把他從失敗的深淵重新拉向勝利。現在，和太平洋對岸他的盟國所做的事情一樣，他也在和共產主義作鬥爭，如果能有一個人，讓美國意識到這個迫在眉睫的危險，那麼它一定會向中國提供救援。而現在他所能做的，就是堅持到這一天的到來。

不過，政府方面的回應也帶有典型的中國特色。一位與會的官員公開提出批評，說這不同於小範圍的朋友圈，講話可以肆無忌憚，這裡是一個人員混雜的集會，所說的話都是要被公開的，因此這樣的講話就太不得體了。之後，一位有名望的年邁儒家學者甚至為此哭了出來。但所有人都知道魏德邁將軍所說的都是真實的狀況，沒有任何誇張，也知道這些話是出於好意。漸漸地，人們出於本能的憤懣逐漸消退。之後，魏德邁將軍又發表了一份言辭溫和的聲明，他們才終於緩和了下來。

1948年的一年中，國民政府完成了兩項非常重大的改革，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削減了人們對於它無所作為的譴責。其中第一項發生在前一年推遲到12月的國民大會上，通過選舉任命了總統。在選舉的過程中出現了違規作弊的操作，人們懷疑選舉出的代表的身份。會場秩序混亂，有不守秩序的大喊大叫和其他惡劣的行徑。但不管怎樣，這對於政府來說無疑是一次重大的改變，是朝著公開選舉代議制政府邁出的第一步，同時，他們對於政府中濫用職權的行為也做了揭露。大會上也出現了完全自由的爭論，包括對於政府的批評。而政府選舉總統和副總統的過程採取了嚴密周全的措施，保證了投票的公正和公開。現場沒有發生任何違規的舉動，也沒人有那樣做的企圖。在這裏，委員長的威懾力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他一直在自覺約束自己的行為，使其符合憲法規定的程序。顯然，會場的人都清楚地感受到了這點。副總統的選舉對於委員長來說是件為難的事情，因為根據憲法，中國的總統和法國的一樣，都只是一個名譽的象徵，並不擁有實權。他肯定是不想擔任這樣的角色的，但在新憲法剛通過的時候，他也不能立刻破壞它，要求給予總統戰時的特殊權力。在這種進退兩難的情況下，相比起做總統，他寧可擔任行政院長。

馬歇爾將軍回國后，整整一年的時間，不斷有人來拜訪我，他想了解美國對華政策的走向，並希望我能在政策的制定上有所幫助。國民政府和它的擁護者希望能儘快得到美國的援助，主要是經濟上的。在開始的幾個月，蔣委員長見到我第一個問題一定是關於華盛頓方面的消息。很難解釋清楚，為什麼我每次都沒有確切的消息可以告訴他。

由於問題的嚴重性，我需要把上面的三個辦法做一個詳細的說明。

最後那天的早上，儘管事情很多，但馬歇爾將軍還是抽時間詢問我，在和談已經失敗的情況下，美國政府應該對中國採取什麼政策。我回答說有三個可以選擇的辦法九九藏書：第一，支持國民政府，尤其是在軍事顧問上的援助，幫助他們進行軍事上的改革，然後視改革的效果考慮進一步的援助；第二，採取中立的態度，先觀望，然後看形勢見機行事；第三，放棄在中國的所有努力，不再干涉他們的內部事務。我個人選擇第一項，如果非要在二和三中選的話，我寧可選第三項。

1947年整整一年的時間，美國一直在對待中國的態度上顯得猶豫不決，這可能是以下幾個原因造成的：

相比起其他地方，中國的學生更像是一個民眾意願的晴雨表，他們是這個國家最敏感的群體。因為沒什麼顧忌，他們的反應一般會比較明智，活動也基本是自發組織起來的。他們對中國命運有著強烈的使命感，可單純的動機卻也很容易為人做政治上的利用。1947年到1948年，通貨膨脹造成的生活費用的上漲，使得學生又多了經濟上的理由，來表達對政府的不滿。反對學校伙食的騷動成為新的方式。抗日戰爭期間，政府曾明智地為流亡大學生提供生活上的補助。儘管生活很艱苦，可即使是在最飢餓、最窮困的時候，他們都沒有任何抱怨。戰爭結束后，國立大學仍保持了對學生生活上的補助。可現在，在糧食變少、伙食變差的情況下，學生們開始找政府的麻煩，認為是政府的失職，不能給他們一個安定和較好的生活條件。而且對於同是中國人的共產黨開戰，也並不能像對抗日本人那樣，激起人們一致的愛國熱情。相比起來，學生們會更支持激進的社會主義運動，而不是腐朽落敗的國民政府。沮喪、失望，甚至是絕望的氛圍充斥在學生群體中。除去伙食不好，他們的衣服、取暖、教科書、就業，還有學校的教學質量、實驗室的器材等一切與生活相關的方面都出現了問題。而像教師、自由職業者和政府各等級的公務員們的生活狀況則更為糟糕，在某種程度上甚至都不如苦力和工匠，至少他們出了力氣就有相應的錢拿。很多人把他們的生活水平作為了衡量自己生活的標尺。

漫長、沉悶的協商佔去了1946年的大部分時間。基於再次恢復和平的可能性，美國聯合軍事顧問團一直在忙於軍事體制的改進和軍隊的訓練。和談在年底的時候破裂了，但顧問團依然不死心，認為這不是最終的結果，國共兩黨還是會走向和解，還抱有為中國的和平進步做出巨大貢獻的幻想。如果在當時取消掉顧問團的存在，並且不設另外的機構，那就代表著美國已經對國民政府不抱任何希望，也不會再進行任何的援助；但是它保留了下來，雖然實際情況並非像共產黨所想的那樣，我們會給予他們的敵人持續的援助，但卻增加了他們對美國的仇恨。

毋庸置疑，一個國家的政策必須是以自己的利益為基礎的。長期以來，我們美國人就覺得把中國建設成一個民主、統一、強大的國家，並且為我們的民眾所接受、與美國交好、在太平洋地區有影響力，這對美國來講，是非常重要的。美國被迫和日本開戰的主要原因也是這個。在那次戰爭中，我們向中國進行了大量的金錢和物質上的資助。所有這些，還有我們在整場戰爭中所犧牲的生命，在某種意義上說，我們對中國的關注是可以記一筆賬的。再附加相對很小的投入，來實現我們最初的目的，這似乎是個「好生意」。

在這裏寫下我在擔任大使期間中美兩國的合作問題，並不只是為了對過去一些錯誤做法提出批評，更重要的是後人能從中汲取失敗的經驗教訓。中國人民迫切希望和平、獨立和統一，並擁有一個民主的政府。而這也正是美國政府和人民所希望看到的。我和雙方都有很親密的關係，因此對於這一目標的實現也是擁有著雙重的期待。中國人知道，我對他們的國家充滿熱愛，關心他們的生存狀況。同時，他們也了解我對於內戰的自由主義態度，希望兩方能通過一種廣泛意義上的合作來和平解決。所以，他們給予我極大的信任。

美國以軍事援助的方式結束內戰沒有奏效，這不禁引人思考當中的原因。在1946年末，共產黨放棄馬歇爾將軍和談計劃的時候，政府在各方面都是佔優的。首先，它的合法地位是得到國際認可的，在中國也有很高的威望，並握有大部分的資源。它有更多的地盤，更精良的部隊，海軍和空軍雖然戰力不強，但至少對方連有都沒有。日本投降后，政府還獲得了美國提供的二十億美元物資和經濟援助中的大部分。

而如果我們不能向上面說的那樣，堅定地採取積極主動的策略，那我們就應該停止除了一般外交外所有在中國的政治活動。不能制止共產黨的軍事行動，或是將他們逼到只能戰略防禦的地步，即便提供給國民政府人道上的支援，幫他們恢復經濟，穩定住貨幣，都是徒勞無用的。國民政府的戰爭預算佔了國家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但它實際的財政收入只有他們估算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整個交通行業和從事生產的企業基本處於癱瘓的狀態。對我們來說，武力的干涉並不是解決衝突最有利的方式，這隻會使戰爭無休止地進行下去，而最好的應該是儘快解決武裝衝突，履行我們的責任。整個國家都在期待著真正的和平。不管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在沒有組織的、擁有龐大數量的老百姓面前，都只是極為微小的存在，他們希望的不是政府的壓迫或是戰爭，而是能夠在和平的環境下，好好過日子。我們在中國所做的，繼續留軍事顧問團在那裡，讓他們以為仍舊能夠得到經濟上的援助，但其實又得到的很少，所有的這些，都使得我們在這個國家出現了很多問題。國民政府的領袖說我們背棄了他們；共產黨認為我們偏袒另一方；而有文化、有見地、為普通百姓出頭的知識分子又指責我們是帝國主義對他國內政的強行干涉。

政府部隊的長距離運送主要是通過美國提供的飛機和艦艇來進行的。在人員傷亡嚴重或是被共產黨軍隊打敗的時候，政府部隊被從空中和海上轉移到其他地方。政府花費了巨資在那個並不成熟的海軍上，但就這場戰爭來看，基本沒有起到作用。在軍隊忙於襲擊、「圍剿」共產黨部隊的情況下，仍在為保衛一些城市，修建碉堡、挖掘壕溝的行為也是做無用功。而且這些城市後來都毫無例外地陷落了。在政府進行這些毫無意義的浪費時，人民仍處在極度貧困的生活中，共產黨正在技巧性地盡量節省物資。我們為自己的慷慨也付出了極大的代價，那些由我們提供的飛機、艦艇和卡車，不僅沒有起到它們應有的作用，反而消磨了士兵們主觀上的創造性，對這些機械化的設備變得過度依賴。但他們又缺乏很好的使用這些設備的經驗，並且在金錢上也習慣了我們的援助，一旦沒錢了，首先想到的就是問我們要。

另外，有一個非共產黨的團體很明確地對我們提出反對，質疑我們為什麼會繼續援助這樣一個聲名狼藉的政府。他們完全是受到了激進派的宣傳、一些報紙上說的大規模援助的誤導，其實根本不知道真正的援助是多麼微薄。還有一些自由主義者則顯得更加可悲，他們對國共兩黨中主張開戰的激進分子持堅決的反對態度，並要尋求更好的解決方案。他們中包括一些沒有註冊的政治黨派的代表，據說有七十多個；還包括一些大學的教授，或是普通的有些見識的愛國主義者。可跟那些真正有手腕的政客比起來，他們的想法顯然過於理想主義，脫離實際，也很難形成一個有效的組織。這也註定他們的聲音不會對當時的政治局勢產生什麼影響。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為什麼不能團結組織起來？有人給出了一個很有意味的回答：「因為他們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意思就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民族集體特徵中的某些因素，使他們帶有濃厚的個人主義色彩，他們互相之間不信任，充滿猜忌和排斥，並且遇事怯懦，這些都成為他們團結起來進行一致行動的障礙。還有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沒有資金，缺乏願意出錢並不會幹涉他們實現自己目標的贊助者。更為明顯並且重要的因素是，他們害怕激烈鬥爭中的兩個黨派的秘密警察。國民政府對於新生的政治組織極為敏感，不允許脫離其控制的組織存在，宣稱他們即便不是共產黨偽裝的，也至少是親共的，帶有粉紅的色彩。

國民黨是通過推翻腐朽、沒落的清王朝和地方的軍閥掌權的，就當時的情況來看，都是不得已而為之，而不是積極主動發起的民主和社會改革。這些詞彙雖然在「三民主義」和政府的發言中都有出現，可一系列軍事上的問題，包括抗日戰爭，都已經把國民黨搞得手忙腳亂，無暇顧及其他了。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官場上那些傳統的弊端出現潛移默化的逆襲，侵吞公共資產，營私舞弊，為了家族和個人利益不顧國家的損失，喜好面子工程，拉幫結派，毫無作為。

就是這樣，在美國提供的援助中，這個對共產黨最有威脅的基層項目，白白浪費了幾個月的時間才終於開始行動。在和平到來之前，經濟援助作為一種人道主義的表示，所能解決的也不過是短暫時期內一小部分的問題而已。而且由於援助的對象是一個不可能取得戰爭勝利的政府，所以援助所能取得的成效有很大一部分都被仇恨所抵消了。從美國國會投票贊成給予中國四億美元的援助來看，似乎沒有起到任何作用，所以還不如當初沒有通過這個決議。也許，當初我們應該花更大的力氣在限制共產黨的發展上，然後在能保證安全的非共產黨佔領區進行逐步的經濟改革；或者直接放棄在中國的事務，讓他們自己尋求解決的辦法，在情況的發展值得出手，而且中國的人民也希望我們這樣做的時候，再提供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