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政府仍想堅持對於共產黨的抵抗，那麼長江無疑是一道天然的屏障。一個年輕有為的國防部的軍官曾說，長江抵得上三百萬大軍。我的海軍和陸軍的武官們以及與他們同類的人也贊同這種看法，如果國防部有統一的指揮，海、陸、空軍全面配合，加上足夠的銀元和政府的關懷提升軍隊的士氣，那麼他們能在這條戰線上拖延至少幾個月，並很有可能迫使共產黨不得不改變自己的整個策略。

第二天是由政治上的緊張和婚禮的喜慶混雜在一起的。在我的家中，一個美國陸軍軍官要和一個法國大使館的姑娘結婚。大約在一個月前，我就接到了他們的邀請，做婚禮的主持。我在以前已經接到過太多這樣的邀請，我批評了一下他們的膽子之大，竟敢在這個時刻進行這樣的冒險。我的客廳裡布滿了春天的鮮花，在這個清新美麗的布景下，我法國的同行將女兒交到了新郎手中。在政治陰雲籠罩的陰鬱下，這場婚禮是一次意外的驚喜。

3月份的一個星期六，天陰沉著下著雨，在這個政治的迷霧不斷加深的時候，還是有令人高興的事情發生。傅涇波的二女兒和李漢鐸博士（畢業於南京神學院，後來成了那裡的校長）的兒子，在我家裡舉辦了訂婚的儀式。這樣，這一對年輕貌美的夫婦——我精神上的孫子、孫女，把南京神學院和燕京大學連接在了一起。傅太太和傅約翰也從上海趕了過來。我的客廳里擺滿了中國朋友們送來的花籃，其中還包括代理總統送的。我用兩種語言為理查德和多羅茜這對新人主持了一個簡短的儀式，他們交換了戒指。隨後，點心和飲料被送上來，客人們開始隨意地交談。這次的聚會並不尋常，客人中不僅有傳教士、中國教士、政府的官員、燕京校友、大使館的人，還有身著正裝的海軍和陸軍的軍官。他們代表了我在中國各個階段的生活，每一個都能引發我內心不同的情感。

復活節那天的天氣也很好地對應了這種氣氛。那天，我大部分時間都在想辦法安慰那些極度不安的朋友。我還準備一個在聯合的禮拜儀式上進行英文的講道，這是我早就做下的允諾。儘管在心煩意亂之下，沒有人有心思去準備一個好的講道，但對於普遍的焦慮和恐懼，宣揚永恆的基督還是能夠撫慰人心的。

對我個人來說，1948年末和49年初的這段時間具有很特別的意義。記得日本剛剛入侵中國的時候，時任美國駐華大使的納爾遜·約翰遜，我的老朋友說，中國正在上演一出歷史劇，而我們只是坐在前排的觀眾，只能觀賞它，而不會對劇情有任何的影響。當時，我還在懷疑作為美國的代表是否只能做一名觀眾，直到現在，這個觀眾換成了我，坐在一個豪華的包廂里，觀看一場更為悲慘的演出。

一個禮拜的時間過後，共產黨並沒有做出任何答覆，但在廣播中提到這件事的時候，他們的話里充滿了諷刺和挖苦的意味。政府認為這是一種變相的拒絕，因此開始作保衛首都以及遷都廣州的準備。又一個禮拜過後，毛澤東在廣播中對政府的要求做了激烈的答覆，提出了他們的八項條件，並命令軍隊繼續前進。政府的領導人開始坐立不安了。那八項條件極為嚴苛，幾乎等同於要求政府無條件投降，其中第一個條件就是交出「戰犯」。

之後，我接到了更為明確的指示，要求無論如何，都不能鼓勵或是協助建立包括有共產黨的聯合政府。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發生了徹底的轉變。毫無疑問，中國的共產黨是符合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但它有沒有可能在特殊的歷史環境下發生變化？中國的歷史、內在環境和種族方面的特徵都是有可能對它造成影響的；況且，共產黨能否在一個人口基數如此之大的國家推行它的主義也是值得懷疑的；還有就是共產黨的領導人如何消除中國人根深蒂固的民族主義意識，這些都是不確定的。共產黨的局勢呈現出一片大好的時候，美國的媒體顯得憂心忡忡，並批評國務院沒有做好提前的預防措施。我在紐約的兩個好朋友，都是所謂的研究中國問題的權威，在2月舉辦了一次公開的辯論。辯論的結果就是證明了他們也處於一種不知所措的狀態。這隻是當時美國人民反應的一個縮影，但卻可以看出整個社會對於中國問題的迷茫。斯坦利豪恩·貝克固執地認為，幫助蔣介石恢復軍事力量是不可取的；而那散尼爾·派非堅定地認為，美國應該完全從中國的事務中抽身而出，不再做任何干預。這兩種觀點都很極端，我所思考的是，能否拋棄這些偏激的看法，真正為中國的老百姓做些什麼，靠他們來抵抗共產主義？因為在這個極端混亂、迷茫的時刻，有一點是明確無誤的——中國的人民渴望和平。

在人民對於和平的訴求越來越強烈的時候，一個由著名的外交家顏惠慶博士為首的「人民代表團」組織出現了。尚未被共產黨攻擊過的國民黨高級官員邵力子也是它的成員。顏博士曾在莫斯科擔任大使，回國后他對我抱怨了那裡生活的無聊。俄國人謹慎地不敢跟任何外國人有所交往，所以外交人員只能在自己的小圈子裡舉辦一些宴會，每次見到的都是那些人，吃的東西也都毫無新意。他還幽默地對外交界粗俗無禮的語言做了評價，那顯然不同於他在歐洲各國的首都所學到的那些正式的語言和禮儀。這個和平組織中，邵力子代表的是國民政府，其他大多是上海的知名人士。因為擔心共產黨態度的轉變，行程一再延期，直到1949年2月14日才終於起行。顏博士是第一次坐飛機，因為心臟不好，還特意帶了一名醫生。他們受到了共產黨的接見，看到了實現和平的一絲希望。不要指望這樣探索性的談話會有什麼實質性的細節問題，不過，共產黨答應他們，會九_九_藏_書在3月15日以後，邀請他們到北平參加正式的和平會議。顏惠慶博士和邵力子又從北平去了石家莊，會見毛澤東和周恩來。但到了之後，他們被告知還要坐吉普車走三十英里的鄉間小路，到一個村莊去。行程結束的時候，他們已經累得動不了了，只好先睡覺，第二天起來后，仍然腰酸背痛。這對顏博士來說是一次新奇的經歷，同時他還見到了共產黨不可思議的簡樸生活，甚至連他們最高層的領導人都是如此。更令他感到驚奇的是，那個赫赫有名的共產黨統治者竟然是個友善的，甚至有時是和藹和親的主人，這跟他想象中的那個威嚴、刻板的形象相差甚遠。

當然，我知道事物都是有兩面性的。而我也並不只是為了胡亂吹捧美國軍人，更讓我感興趣的是，如果中國的軍官能夠擁有同樣的條件，這些優秀的品質也同樣會出現在他們身上。這種品質的形成不只是因為受到了正規的軍事訓練和很好的待遇，也是因為整個美國的民族文化。從對他們近距離的觀察，我看到了對基督教的信仰在他們性格形成中所起到的關鍵性的作用。造成現在中國悲慘的境況的重要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現代化軍事系統只是虛有其表，軍官們不能接受科學的軍事訓練，而且也缺乏道德上的準則。不管戰爭是怎樣的恐怖和殘酷，值得慶幸的是，在我們所建立的制度下，在最危急的時刻，能夠有訓練有素的、有高度責任感的軍人挺身而出，為了美國，甚至全人類去戰鬥。

外交使團也跟著政府遷往廣州，這自然是他們想要看到的，至少還能維持他們即將不復存在的地位。因為從程序上講，我們大使館是委派給國民政府的，理應跟著它遷到新的首都。我一個有公使頭銜的領事路易斯·克拉克接到命令，帶領一批工作人員去了廣州。這件事情也困擾著屬於北大西洋集團其他國家的大使們，幾個星期之內，我們多次舉辦非正式的集會進行商議。最後，大家統一了意見：繼續留在南京，並且也得到了各自政府的支持。而在這個過程中，我也開始認識到我們國家在國際上新的地位，因為不管是北大西洋集團的成員國，還是其他一些國家，都很看重美國的決定。甚至還有幾個小國家的領導人交代他們的代表：始終保持跟美國一致的態度。不過，之後發生的一件事還是頗有諷刺意味的，在所有的大使館中，只有蘇聯的遷去了廣州。他的解釋是，這是蘇聯政府下的命令，是為了避免繼續待在南京會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猜忌。蘇聯這段時間表現得很小心翼翼，盡量遵照協議辦事，不引起國際上的誤會。

前一場演出至少還有明確的意義、悲壯的情節，所有人為了一個目標，聯合起來抵抗外敵的入侵；而這次是一場內部的較量，兩種意識形態之間的博弈。無論是哪種思想體系，都不是深處苦難中的廣大民眾所關心的，並且他們也無能為力。

雖然已經毫無希望，但政府還在進行最後的掙扎。他們找到我，希望我能與其他「四大強國」進行交涉。我知道這是毫無用處的，可還是遵循他們的意思進行了嘗試。我建議四個國家的政府能夠聯合起來或是運用各自的影響力向共產黨施壓，使國共兩黨能重新回到談判桌上。但他們都禮貌地拒絕了，並表示這是屬於中國內政，應該由他們自己來解決。對於任何一個國家的當權者來說，這種拒絕都是一件沒面子的事情，但在中國，個人和政黨遭受這樣的屈辱，等於是丟掉了他們在國際上最後的尊嚴，這是比當前的困境更加難以令他們接受的。政府關於遷都的決定最早是大約一個月前提出的，但因為太過草率，很快又取消了。但因為形勢所迫，在經過長時間的商議后，他們再次決定遷都。其後發生的事情令世界人民都看出，國民黨內部的高層之間個人矛盾是多麼嚴重。政府中很多人來找我談話，他們無一例外都想探聽到美國明確的對華政策，盼著美國會在這個時候出手解除他們的危機。

星期六上午的時候，南京的政府官員們全都走光了，連警察都不見了，整個城市失去了正常的管制。不出所料，肆無忌憚的劫掠開始出現，局面很快就無法控制。那天，人們在槍聲、搶劫聲和對未來的恐懼中度過了一夜。為了避免引起共產黨的誤會，大使館的海軍陸戰隊成員都去了上海，只留下六個人保護我們基本的安全。使館的幾個年輕人輪流在我的住所附近巡邏。

1949年的前幾個月，代理總統李宗仁巧妙地處理著這些難題，這為他贏得了很多的同情和尊重。除了向他表示尊敬，我們無法給予更多的幫助。何應欽將軍最終也被他的精神所打動，同意出任行政院的院長。但內閣的組建卻成了難題，幾經周折后，他們找了一些比較年輕的人，雖然沒有很深的資歷和上等的地位，可他們都是清清白白的，並且具有廣泛的社會公德心。在這個時候，中國的政治事務已經難以令人產生其他什麼動機了。劉攻芸先生身上就體現出了這樣的精神，他擔任了財政部長，我曾對他說，這是一個比在前線作戰更有挑戰性的職務。兩位燕京大學的校友出任了副部長，他們都有相關的經驗並且名聲清白。我曾以這是表達愛國最好的方式，勸告他們接受任命。政府設在偏僻的廣州是很不方便管理的，而政治局勢上的頹勢更加重了這點。總之，廣州的政府是堅決反對和談的，並對李宗仁有所戒備，政府懷疑他對共產黨作出了難以想象的讓步。

幾艘軍艦上共傷亡一百多人，陣亡的人數佔了一半。紫英石號被徹底摧毀，其他的也受到了嚴重的破壞。從其他中國人對這次事件的反應中，我還看出了他們透露出來的隱約的民族自豪感。長期以來，國外的軍艦，尤其是英國hｔtｐｓ://rｅad•9９ｃｓｗ•ｃom的在這條航線上肆無忌憚地航行，現在終於遭到了沉重的報復和打擊。在共產黨對外國的譴責中，美國從來都是被單獨列出來的，所以，如果當時那是一艘美國的軍艦，不是英國的，那後果可能會嚴重得多。順便提一下，他們陸上的火炮射擊真的是十分精準。

可作為代理總統的李宗仁卻陷入了絕境之中。他是個典型的現實主義分子，哪怕只有一絲和談的希望都會全力抓住。委員長的引退使他看到了這種希望，政府也同意了和談。可現在，他卻被拋棄在了南京，這座被圍困的孤城中，長江對岸就是嚴陣以待的共產黨軍隊。他們不斷通過廣播諷刺政府優柔寡斷，即將不復存在，並提出一些過分和無理的要求。留守城中的軍隊也是控制在委員長的人手中。貨幣已經貶值得形同廢紙。而一些貴重的物品，包括金銀和政府的流動資金已經在委員長的命令下運往了台灣。這表明他做好了和共產黨抗爭到底的打算。人們渴求和平，並認為最後的結果肯定是共產黨獲勝。李宗仁本人也在共產黨開出的戰犯名單上，因此共產黨提出的和談條件就頗具嘲諷的意味：要求交出其他戰犯。在這座被遺棄的城市中，李宗仁不僅要忍受政府內部不同意見之間的爭吵，還要遭受共產黨的催促和指責，不過他仍緊緊抓著這最後的稻草。他派出了一個非正式的代表團到北平，任務是為正式的和談做好鋪墊，但遭到了共產黨刻意的冷落。

聖誕節的時候，我本想和往年一樣，回燕京大學度過，可戰火已經蔓延到那裡，我的出現很可能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猜忌。這是我不得不考慮的因素，尤其是在人們渴求和平的願望越來越強烈的時候，我的每一次出行都要經過慎重考慮。以前在燕京過聖誕節，我都會在下午的時候，為某個年齡段以下的教師的孩子們舉辦一次聚會。一開始只有幾個美國孩子很招我喜愛，近幾年已經有兩百個左右了，不同的是，他們大部分是中國孩子。在北平已經買不到禮物了，我提前從軍隊的服務部門那裡弄來了一些像糖果和可可等食品，並得知在共產党進入北平前，這些禮物就已經被送到了學校里。不久之後，共產黨控制了學校，但聖誕節舉辦的宗教活動還是照常舉辦了。

這對政府是有好處的，但是一些異常的情況，比如從青島空投物資到太原，又抵消了這個好處。堅決反共的山西省長閻錫山已經被圍困在省會很長時間了，想要固守，就需要源源不斷的物資供應。北平和天津陷落之前，太原能夠有效地限制住共產黨的軍隊，令他們難以脫身，但兩個城市失守之後，繼續留守太原的軍事意義就大大降低了。可是放棄太原的話，這裏的兵工廠就會落入共產黨手中，於是閻錫山只好把武器盡量空運到漢口等一些急需的地方。但共產黨的防空火力又令空運變得很危險。他們所能做的也只有推遲太原陷落的時間。政府在極端窮困的時候，仍每天耗費三十萬美元，用於這個堪比柏林大空運的行動。這說明，在中國個人之間的關係是如此的重要，而各地政治上的分歧又是多麼違背常理。當時，在那個被圍困的城市中，有成千上萬的居民被餓死。

在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師生關係要比抽象的權力牢靠得多。國民黨所有海陸軍的高級將領都是忠於委員長個人的，而不是什麼名義上的總統，更不是對他們個人來說毫無關係的國家。國防部那些有近代戰略素養的年輕官員認為，如果海陸軍能夠在統一的指揮下協調作戰，那麼共產黨的軍隊想要渡過長江就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但是作為軍餉的銀元顯然比任何的戰略更為重要。軍隊的士兵們不要金元券，政府每個月要給他們每人四個銀元（兩美元），即便如此少的軍餉也能維持他們的士氣，不然共產黨的間諜通過硬通貨，甚至只是口頭上的承諾，就能很輕易地動搖軍心。政府有價值大約三億美元的金條和銀元，還有大量的軍火，但大都被轉移到了台灣。

在時局迅速變幻的這幾個月，美國也同樣發生著一些事情，對中國和我個人都有密切的關聯。委員長和他的同僚們支持並且相信多馬士·杜威會當選為新的總統，這樣他們就能從美國獲得有效的軍事援助，而不會像杜魯門和馬歇爾那樣猶豫不決。但選舉的結果卻出乎了他們的預料，對中國內政的干涉是否值得，也完全成為一個學術問題在探討了。不過有一件事是確定無疑的，那就是委員長會答應我們提出的任何條件。

認識魏德邁將軍是在上海，我當時正準備飛回美國。與他的談話，讓我第一次感受到美國軍官所獨有的人格魅力。後來，我成為了駐華大使，和他一樣成為美國利益的代言人，對於美國軍人的總體好印象迅速加深。即便只是個普通的老百姓，也能看出他們的專業素養和偉大的責任感。我們同樣是美國人，對此我深感驕傲，並格外珍惜我們之間友誼。馬歇爾將軍是我最早認識並崇拜的軍人。之後，和我交往頻繁的大衛·巴爾少將，海軍中將奧斯·卡巴志爾、少將弗蘭西斯·歐爾德、上將司徒爾特·馬瑞，還有我們大使館自己的陸、海、空軍的軍官等等，也都同樣出色，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雖然很少能接觸到下級的軍官和士兵，但就所認識的那些來看，我對他們抱有同樣的好感。

和談的準備工作在49年的最初三個月一直在緩慢進行著。就像是愚人節的玩笑，以張治中將軍為首的六人代表團在4月1日那天踏上了去北平的行程，參加和談。之後是兩個星期的非正式談判。期間，人們的心情也隨著北平傳來的各種消息起伏不定，時而焦慮，時而欣慰。貨幣的匯率也隨之不斷變動。共產黨因為在戰爭上的勝利而態度驕傲，為了中國人民和平的願望，李宗仁勇敢地與他們進行著交涉。他一再要求政府https://ｒeａｄ•99ｃｓｗ.cｏｍ內部的團結，這為他贏得了更多民意的支持。

之後的一個禮拜剛好是復活節的前一周，但每天繁忙的事務、從北平傳來猜測共產黨的意圖的消息，讓我對於這個神聖的節日已經毫無心思。復活節前的那個周日，來拜訪的人沒有發生什麼變化，只不過每個人的神情都好像是：災難馬上要到來了。這些人包括政府各級官員；對民主不抱希望、又厭惡即將到來的共產黨的統治的自由主義者；還有一些美國的記者，向我反映當前發生的事情；還有大使館的官員，他們正在處理介於日常事務和緊急任務之間的問題。有時是那位顯得疲憊的年輕財政部長，有時是他的朋友，幾乎每天都會上門拜訪，詢問在和談期間，美國能否對他們一團糟的財政和部隊的軍餉提供幫助。

12月初，馬歇爾國務卿動了個大的手術，並在不久之後辭去了職務，這令我感到非常不安。像那些跟他共事過的人一樣，我對於他那偉大的品格也十分敬重。當初是他選中我擔任了駐華大使，並且我也答應他，只要他還需要，我就會一直擔任下去，但現在他辭職了，我也早過了退休的年齡，理應隨他一起離開。我任職的時候，艾奇遜先生是副國務卿，馬歇爾就任國務卿的開始幾個月，他仍繼續留在這個職位上。因此，雖然相隔很遠，我們還是建立了一些聯繫。我不想令總統和馬歇爾對我的離職感到為難，不過他們希望我能繼續留任，直到中國的局勢有了明確的結果。

中國政府面臨的困惑是，究竟哪裡算是他們真正的首都，政府內部人士對此產生了分歧。即使在遷往廣州后，孫科仍堅持聲稱只有南京才是政府的首都。遷都之前，政府下令所有部門的負責人都要繼續留在南京，不過很快他們就都跑了，有的去了上海，有的也跟到了廣州。毫無疑問，那些下層的官員們是得不到政府的照顧的，我們可以從下面的情況了解一下他們的不幸：在十分擁擠和混亂的火車站上，外交部的兩百人，帶著四百多人的家屬，在這裏足足等了三天。終於上車后，又因為中途要為軍隊讓位，所有乘客在到上海的半路上被趕下了車。最後聽說，他們又在吳淞等了一個星期，才登上了一艘南下的輪船；而衛生部的八十個人則是在上海等了四十天。政府辦事效率的拖沓和緩慢由此可見一斑。

貨幣問題急劇惡化，其影響甚至超過了軍事問題，這嚴重渙散了軍心和民心。通貨膨脹的速度如此得快，到2月底的時候，全國的金元券也只能兌換兩千萬美元。一個月後，這個數目又下降了一半；2月底政府發行了大概三百億的金元，一個月後增長了百分之一百五。金元對美元的匯率和日用品的價格一樣，以每天百分之十的速度在增長。在這個嚴峻的時候，發生的事情卻令人哭笑不得。因為印刷廠不能如此大批量的印刷紙張，利率增長到了一個難以置信的程度。政府在4月份的支出只有收入的百分之五，而且徵收這筆錢所花費的財力就已經超出了這筆錢本身。儘管面臨經濟上的種種困難，但政府仍在繼續支付它在國際上的債務。

共產黨的軍隊分成了三路，在幾乎沒有任何抵抗的情況下，分別順利到達了南京對面的長江北岸、南京東面和西面的渡口。政府派出了四個軍過江，愚蠢地想要對共軍進行堵截，但在共軍繼續進逼南京時，不得不把他們又撤了回來。接著，他們又在南岸附近花費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挖掘壕溝、修建地堡，但這已經毫無意義了。這場戰爭毫無勝算，所有的政府高層都清楚地意識到這點，可他們又不甘心屈辱地投降。想當年，他們經過艱難的戰爭才建立了政權，成為中國的合法政府，又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還在聯合國獲得了「五大強國」之一的地位，現在的境遇對他們來說太殘酷了。

這時，深處老家的委員長並沒有真正失去政府的控制權，他身邊有智囊團、衛隊、電話和全部的辦公設施，前去拜訪的人也是絡繹不絕。外界得到的消息是，他過著隱居的田園生活，在熟悉的環境和親善的鄉鄰間，他們悠閑地照看孫兒，同他們玩耍。實際的情況是，他正在秘密地進行軍事以及其他事務上的謀划。他不斷地向代理總統和行政院長表達會對他們進行全力的支持。確實，他很真誠。他清楚地知道，和談不可能成功，戰爭還會繼續下去。他所寄望的就是共產主義的威脅能夠引起美國足夠的重視，對他提供支援。

沒有能夠回到我心所屬的地方度過聖誕節，我還是有點小小的失望的，不過南京也給我帶來了一些驚喜。出於安全的考慮，幾乎所有大使館的「隨員」以及不太重要的人員都被安排送離了南京。能在我的新家庭中保持節日的氛圍，並了解這些處於孤單狀態下的新成員，帶給了我新的樂趣。曾經有兩次，我計劃在聖誕節前舉辦一場在南京的燕京大學的校友聚會，可想到中國所處的困境，再歡樂的聚會也會蒙上一層灰濛濛的色彩。所以我只邀請了他們當中比較重要的大約二十個人，參加了一次晚宴。我們精心裝扮了一棵聖誕樹，並舉辦了一些應時的慶典。在陰鬱而沉重的環境中，這次晚宴為他們帶來了一絲節日的喜慶。

羅傑·萊珀曼在那個多事的周五下午就返回了上海，之後，在南京的所有大使館的人進行了一次聚會，討論去留的問題。政府的代表們正在匆忙地遷移，他們中的一些人建議我們也一起跟著去廣州。但我們的政府並沒有改變之前的態度。第二天下午，我得到通知，要我回華盛頓進行商議。隨後通過來往的信件，說明了沒有必要馬上這樣做，在得到明確的指示前，或是通信聯繫斷了后，在我覺得需要的時候，再回到華盛九九藏書頓。我也希望能夠在南京多停留一段時間，以觀察共產黨的意圖，並和他們討論與美國之間的關係問題。同時，我也很希望所有的大使館能夠採取一致的行動。我通知了北大西洋組織的人在下個周一再舉行一次會議。與會的代表對我的看法表示認同，各國的首都，包括華盛頓，都收到了我們這次會議上達成的共識。

通過談判取得和平的希望這時已經徹底破滅。共產黨的軍隊很快就會渡過長江，南京將面臨怎樣的命運？周一的上午，白崇禧將軍來拜訪我，他跟李宗仁保有多年的合作關係，向我轉達了李的決定：要麼恢復委員長的職務，奪回失去的土地，要麼就儘快離開中國。下午，我去見了傅涇波，告訴他李已經決定在首都留守到最後，但他督促我們所有的大使館成員馬上遷到廣州去。

中國的傳統中，每年春天的清明節都要去掃墓，祭奠先人。在某種意義上，這有點類似於我們復活節。我曾打算藉此在4月的時候去杭州，帶大使館的幾個人去欣賞一下那裡美麗的春天。行政院長將這件事通知了省長和市長，儘管我一再強調不需要，可還是知道一場官方的宴會是不可避免了。我事先跟他們說不會做任何的演講，但是如果可能的話，希望能和其他國家的使團、外國傳教士、中國的教士和燕京的校友見面。在啟程的前一兩天，共產黨對李宗仁下了最後的通知，如果他不能在五天內作出回復，那他們的軍隊就會渡過長江。我的行程也不得不取消了，當我告知他這個消息的時候，他明顯地鬆了一口氣。

我一直想要在這本回憶錄中找到一個地方，可以對在中國生活期間，以及近年來正式交往過的美國軍官表達我的敬意。而這裏似乎很合適，因為所講的主題就是兩國互相的影響，而且也正是美國的傳統和環境造就了他們成為那樣的人。在北平，我無意間認識了在大使館任職的海陸軍的軍官、一些輪換任職的海軍陸戰隊的指揮官和偶爾來訪的軍官。在我被日本人釋放之後，一些軍官來到了北平；在昆明、重慶和上海，我認識了更多的軍官。

星期日，也就是4月24日一早，共產黨的先頭部隊渡過了長江，悄無聲息地進了城，控制了首都。他們紀律嚴明且鬥志高昂，與政府軍的散漫和混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對這些最後的勝利者，民眾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反應，只是擔心會不小心觸犯到他們。

這就不可避免地要談到中國共產黨的性質這個很敏感和複雜的問題，還有我和它之間的關係。對於整個中國的人民來說，我只是一個懷有自由主義理想的美國人，是他們的朋友，對於任何一方或是思想都沒有特殊的偏見，這也是馬歇爾將軍起初想建立聯合政府的時候找我幫忙的原因。我的朋友當中也有共產黨員，並且跟共產黨的領導層也有很好的交情。燕京大學的很多學生畢業后選擇了「到山上去」，我後來聽他們中的一些人說，他們的行動完全遵照了燕大的校訓，「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務」。這是把自由主義理想化的結果，但我篤信自由主義，因此並不能干涉他們憑意志所作出的選擇，這是他們自己的路。在馬歇爾將軍調停期間，我一直忙於消除雙方之間的誤解和不信任，但這可能不是阻礙聯合政府成立的最大障礙，可能雙方之間意識形態之間的隔閡才是其阻力。

羅傑·萊珀曼在第二天下午就從華盛頓飛到了上海。在國會中，他一直在為經濟合作署尚存的五千四百萬美元進行爭論。我和他，以及我們各自的同事都認為，那筆錢用在平穩幣值和為士兵們發軍餉上，要比用在救援和恢復工作上面有效得多，也更符合美國的利益。否則，最多也就只能滿足一部分的需要，而且這些錢很可能在戰爭中成為對共產黨的資助。羅傑到上海的時候，他的太太和同事艾倫格里芬的太太也跟了過來。她們之前出於安全上的考慮，回到了美國。這種來回往返的行為也可以看做是時局的動蕩和人心不穩的表現。我要求羅傑和艾倫以及同他們有直接關係的人在周五的時候到南京來，希望從他們那裡得到華盛頓方面的信息。如果可能的話，盡量做些什麼來穩定住政府官員不安的情緒和戰爭上的潰敗，並盡量保住長江的防線。他們打電話說，會乘坐大使館的飛機一起過來，第二天返回，同行的還有他們兩位的太太。

2月27日，代表團帶回南京的消息造成了人們普遍樂觀的情緒，這穩固了李宗仁代理總統的地位。接著，他飛去了廣州邀請行政院長回南京。這個行為顯出了他的高尚，也使民眾看到了他為和平、為政府的團結做出了真誠的努力。在中國，能夠放下自己的身份和尊嚴，是極為難得的，其效果也要比在美國進行這樣的舉動大得多。孫科陷入了兩難的境地：拒不服從？那就意味著他事業的終結；回到南京？那裡的立法院已經具有了法定的人數，並譴責他去往廣州的行為。最終，他選擇了後者。

而我所能做的，就是在語言上表達對他們的同情，並勸他們打消對於美國的期盼。

毛澤東在廣播中駁斥了委員長提出的條件一周后，委員長秘密回到了他在浙江沿海的老家，那裡是一片山區，風景優美。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副總統正式擔任代理總統一職。不過，陸海空軍的部下表示，只忠於委員長一人，聽從他的命令。從這裏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委員長的專制、對人心的控制以及中國人民的忠誠的品德所散發的力量是如此強大。他對共產主義恨之入骨，想要讓他在這時毫無作為，乖乖就範顯然是不可能的。

1948年終於過去了，這也宣告了一種政治體制和一段歷史的終結。hｔｔｐs://ｒead•99ｃｓw•com在最後的幾個星期里，委員長周圍的環境不斷崩塌，但他仍表現得極為沉著、冷靜，在其強大意志的支撐下，默默地制定著之後的戰略。

4月20日是共產黨發出通牒的最後一天，過了這天，他們就隨時可能會渡江。英國大使拉爾夫·斯蒂文森為了他們的軍艦能夠趕在共產党進攻前趕來，提前了軍艦換班的日期。星期三早上，他打電話給我，說收到了從溯江過來的紫石英號傳來的電報，軍艦遭到了攻擊，損傷慘重，目前在下游的幾英里處擱淺了。拉爾夫跟我是在同一年任職的，並很快成為了我很好的朋友。對他的遭遇，我表示了同情，同時也鬆了一口氣，這件事本來極有可能是會發生在我身上的。救援的僚艦在趕往現場的途中也遭到了北岸炮火的轟襲，他們進行了還擊，並有效壓制了對方的炮火。但是炮彈仍非常猛烈，僚艦根本無法停下來進行救援，只好繼續向下游駛去。與此同時，黑天鵝號和倫敦號旗艦也在從上海全速趕來，但遭到了同樣的襲擊。紫石英號上的一部分傷員和其他海軍逃到了南岸上，然後乘火車狼狽地回到了上海。其他一些人被水上飛機艱難地救了出來。

那天原本的安排是，晚上代理總統，英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大使都會到我家裡來，但加拿大大使被困在了上海，沒有能趕來，很久之後他還在為這件事耿耿於懷。我一位非常好的朋友，多米·戴維斯，是個精力旺盛的人。李宗仁總統的秘書帶來了共產黨最後通牒的譯文。李宗仁告訴我說，他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條款。我們並不能給出什麼建議，但我們表示了對他艱難處境真誠的同情。在這份條款帶來的悲憤氣氛下，我們度過了這個復活節。

在兩個月的時間里，一直有一個排的海軍陸戰隊保護著大使館。一旦政府軍潰敗，在共產黨還沒有接管的那段時期，肯定會發生大規模的混亂，那些散兵、敗兵會趁機毫無顧忌地擄掠平民的財產，甚至引發一系列的戰鬥。我們原本的計劃是，在南京留下一艘軍艦，等秩序恢復后，海軍陸戰隊的成員就上船，或者在情況危機時，我和其他大使館的人能夠迅速撤離。但國會批評了擅自動用海軍的行為，並拒絕繼續撥款，這使身在上海的司令官沒辦法向南京派遣軍艦。不過他對我保證，一旦情況危急，軍艦肯定會在三天內到達南京。我提前了十天向他提出了請求，不過那邊因為一些事情而耽誤了，幸運的是，因為我後來改變了主意，艦隊司令柏德戈爾及時阻止了軍艦出發。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大使館也採取了相同的措施，在危及到他們的安全或是物資匱乏時，就派船進行支援。

一天上午，寧夏省主席馬鴻逵在飛來南京參加會議的時候，按事先約定，前來拜訪我。他希望能夠去美國治病。為了避人耳目，我們的會面是在一個傳教士朋友的家裡。他身邊跟著的秘書曾是他的學生。報紙上稱這位有個性、風趣的省長體重有三百磅，但他堅持說只有二百四十磅。因為在晚上不容易引人注意，我邀請他和他的太太一起共進晚餐。

以前，這兩位令人感到愉快的太太都會跟著他們進行這樣的旅行，可這次情況不同，我擔心她們的安全，於是回電話說，如果不是當天來回的話，他們最好還是不要帶著太太。行政院長何應欽已經預約了我們一起晚飯，並希望在其他客人到之前，與我和羅傑進行私下的交談。不過那天早上，他打電話過來取消了這次宴會。那段時間在中國生活的各種不協調的情況，從這些細節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我們都在中國生活了很長的時間，經常遇到那些確定會發生但尚未到來的災難；對於周圍人們的悲慘遭遇，我們已經麻木了；對於價值觀念的顛倒也見怪不怪了。就像這次，共產黨渡江的部隊已經蓄勢待發了，可這位兼職政府軍總司令的行政院長卻在想著宴請外國客人。在這時，他們仍舊固守著社交上的禮儀，並愚蠢地奢望美元會阻擋住敵人進攻的腳步。

國民黨的整個軍事系統都對士兵很不友好，這個弊端也最終造成了可怕的後果。士兵們在生活上的需要從來都不是他們會考慮的，而且對於為誰而戰也從來不做任何的教育。這是他們對待士兵一貫的方式。抗日戰爭時期，每個士兵心中都明確知道為什麼要抵抗外國侵略者，但即使在那時，軍官們就已經開始毫無顧忌地貪污。現在國家危難，政府的戰略資源告罄，勝利毫無希望的時候，他們仍舊如此。我在盡量為軍餉爭取更多的經濟合作署餘款的份額時，卻聽到我們年輕的財政代表保羅·派克說，幾個月以來，高級軍官們裝在自己腰包里的軍餉高達三千萬銀元。這種行為簡直是令人髮指。我壓抑著憤怒向他們質問這件事的時候，他們扮演著跟我的親近關係，辯解說一部分錢已經分到了士兵手中。已經足夠清楚了，為什麼士兵們毫無鬥志。而本來，僅僅是生存的本能就能使軍事和民政部門改變這種局面。

整個局面似乎充滿了諷刺的意味。美國的建立是人民追求自由而進行革命的結果，還在世界上組建了真正的共和政府，並在時間的考驗下進行了不斷的改進。我們的歷史以及我們對於中國的友好幫助，曾是對中國的改革精神最好的鼓舞。孫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義」就是借鑒了林肯總統對於民主那個經典的解讀。

他在聖誕節那天決定退出，由一些他信任的同事安排具體的事宜，並任命李宗仁副總統接替他的位置，擔任代理總統。權力的交接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同時他也沒有放棄反共的決心。他在新年發布的公告中提出，自己已經做好了隱退的準備，希望這個舉動能給中國帶來和平。但他同時也對共產黨提出了五項條件，作為他隱退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