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春國會通過的對中國政府不規定用途的一億兩千五百萬美元的援助，是被罵得最凶的。這筆款項，中國政府全部用在了陸海空軍設備的補給上，但可能是美國官員故意的，也可能是訂單沒有被製造商放在急需的位置上，反正這些物資過了很久才運送過來。這使我們成為中國所有階層指責的對象。國民黨是因為我們故意「拖延和少給」，先是委員長，之後是李宗仁都多次催促我們加快速度，增加數量；共產黨對我們這種行為十分惱火。實際上他們卻從中獲益很大，戰爭的勝利和不斷投降的士兵都給他們帶去了大量的物資和武器。因此，他們的謾罵帶有強烈的挖苦和奚落之意。另外，國民黨在對共產黨佔領城鎮進行轟炸的時候，由於投彈的不準確，造成了大量無辜平民的傷亡。共產黨立刻抓住把柄，宣揚說，這是美國訓練的飛行員、美國製造的飛機和炸彈造成的。

受到最少譴責的是鄉村的重建項目，這也同樣是我所熱衷的。但是這個項目從提出設想到真正的實施，由於種種的原因一直拖延了兩年的時間，而且隨著共產黨向南方和西部的推進，剛取得一些成果的地區又很快被他們所控制。顯然，這不是美國國會想看到的。與共產黨所具備的進行大規模組織的經驗和能力相比，這個項目顯得微小和不值一提。然而，這個項目是由三個中國人和兩個美國人組成的委員會來負責的，他們的勤奮和努力又是無人能及的。從這件事也許能得出一個無奈的教訓，那就是將慈善和政治攪在一起是會毫無建樹的。

在這個焦急的等待過程中，我通過對共產黨政策上的變化向國務院提出建議，儘早安排美國人撤離共產黨的控制區，尤其是上海。留下來的外國傳教士們，希望以前指引他們走上這條道路的基督會再次顯現靈性，即便不會，他們自身留在這裏，也是對這段動蕩的歷史最好的見證。但對商人來說，前景是十分黯淡的，任何美好的理想主義都不能排解他們的憂慮。美國和英國的情況有所不同。英國人將所有的投資都放在了上海和其他港口城市，一撤走就會破產。對他們來說，保住這份利潤豐厚的海外貿易將是十分必要的。我們則比較幸運，美國的對華貿易在它全部的進出口中只佔到了百分之二、三的份額。即便是因為撤離而造成的經濟損失最嚴重的美國人，也可以很輕鬆地在其他地方建立商業貿易，重新振作起來。

凡是在上海涉及到美國人、英國人以及其他外國人的事情，都會變得十分複雜。通常它們都是由工人們的騷動引起的，也有少數情況是因為我們違反了新的規章制度。原本在外國的租借區，英語幾乎是必不可少的，但現在卻被強制只能使用漢語，這對外國人來說是很困難的。可令人感到恐慌的是，一旦違反規定就會遭到粗暴對待，會被用隨便什麼侮辱性的言辭來羞辱；接下來，還要簽字發表聲明道歉，並在當地報紙上刊登出來。那些報紙會極盡歪曲之能事進行報道。所有的這些都可以拿到社會學上，當作個案來進行研究。一直以來，英國人出於它自命清高的傳統，對中國人和中國文化都存有一種種族上的優越感。隨著這個港口城市和中華民族的崛起，人們對這種種族優越感滋生出的厭惡情緒越來越強烈。日本的侵略以及它投降后將市政權力交還給中國使這種情緒得到緩和，但依然存在，並在潛移默化中不斷加深。國民黨在這最後一段時期因為希望得到美國的援助，允諾給在華的美國人很多的特權，而很多美國人亦認為這是理所應當的。但這帶給中國人民的，卻是對於種族歧視仇恨的一個更合理的理由。

但對這個問題，國務院的態度很嚴肅，認為是毫無原則、信譽，並沒有任何先例的。黃華和章漢夫一直在與北平的上司討論這件事，並設法對當地的同僚施加影響。同時，黃華還要避免的是，讓人認為因為我是他以前的大學校長，而損害黨的利益。他取得了一些意義重大的讓步。他們最終允許我不去填寫那個令人反感的「保證書」，行李也不用接受檢查。這樣，我就可以順利帶走近三個公文箱的官方絕密文件，以及大使館所有人員的私人信件。黃華還一直覺得原本允許我乘坐大使館的飛機離開已經是很大的優待了。那架飛機在共產黨接管時就在這裏，在海岸線解除封鎖前，這是我離開的唯一途徑。

發生在上海的一件事表明了，在處理中國事務和處境改變時，美國和英國持有兩種不同的態度。有兩家英文報紙在共產黨「解放」上海后幸運保留了下來，分別是英國的《字林西報》和美國的《上海晚郵報》，並有在新政權下繼續辦下去的打算。《字林西報》記錄了英國初期從廣東和香港向他們認為是北方的一座城市遷移的歷史。我和弟弟還是小孩子九*九*藏*書住在杭州的時候，父親就訂閱了這份報紙。當時它有個響亮的副標題，叫做「最高法庭和領事公報」，這個名字對於幼小的我來說是如此宏大，以至於對這份大英帝國的報紙所報道的事迹都抱有極大的尊崇。長期以來，它的辦事處都佔據了外灘對面的一排英國官方或半官方企業大樓中的一幢。由於編輯風格帶有典型的英國式的嚴謹，近年來它被戲稱為「守舊的外灘老女人」。

鑒於國會的壓力，國務院決定發表一份反映近年來對華政策的「白皮書」，來應對國會內外的批評。「白皮書」中肯定會對國共雙方都提出嚴厲的批評、指責，因為國務院要我在它發表之前能安全回國。事情變得更為難辦了。原本，為給我離開留下足夠多的時間，國務院將發布的日期定在了7月23日。後來因為印刷上的問題，又將時間延後到8月2日。但情況的發展出乎意料，華盛頓和我之間，以及黃華和北平方面意見的溝通進行得極為緩慢，即使是有了這意外的拖延，我仍不能避免要遭受國務院發表「白皮書」所帶來的後果。我擔心，它會把共產黨激怒，而我們之間為了我離開而維持的微妙平衡也將被打破。

同樣引起質疑的是經濟合作署兩億七千五百萬美元的撥款。在這筆款項的使用方面，是要對羅傑·萊珀曼表示讚揚的。他和他的同事們表現出來的熱情、高效和崇高的精神，都很好地體現了美國優良的傳統，為中國人提供了一些人道上的救助。但是，對美國國家利益來看，這些價值就不是那麼重要了，甚至更為顯著的是，它在政治上助長了對於美國的敵意。中國的百姓們遭受的苦難是如此深重，而相較起來，這些救濟是如此微不足道。

共產黨在南京站穩腳跟后，很快開始向上海進軍。他們當然明白那個彙集了歐洲和亞洲人的城市是多麼驕傲，在經濟、管理上面也融合著多麼複雜的國際問題，如果可能的話，他們更願意繞開它，等待將來的和平交接。但南京失守后，委員長就把防線設在了上海，並制定了臨時的防禦措施。物資的準備完全是不切實際的，在執行的過程中又產生了嚴重的浪費，這對上海人民的生活造成了嚴重的影響。保密局的特務追蹤那些被懷疑有左傾思想的人，那些有意願與共產党進行和平談判的知名人士，有些被脅迫去了香港，有些是出於安全上的考慮去了那裡。所有人都被要求按照各自的經濟能力為防禦工事做出「貢獻」，最後演變為對個人赤|裸裸的勒索。所有的車輛和船隻都被征為軍用。這種「焦土」政策曾在抗日戰爭的時候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也得到了公眾們的支持，然而現在卻只能引發人們更為嚴重的憤怒。為了這次防禦工事，很多房屋被拆除，大量樹木被砍伐，街道上設起了路障。他們還強迫民眾張貼標語、組織遊行，妄圖重拾已經失去的民心。抱著相同的目的，給士兵們發銀元、電影票，向他們做出美好的承諾，並給予一些生活上的特殊待遇。與此同時，共產黨的地下組織也在積極地活動著。雖然委員長對他的軍隊有著嚴格的控制，使得這次防禦相比過去多了很多兵種上的協同配合，也激發了他們更為強烈的作戰意願，但幾個星期後，共產黨還是佔領了上海。

經過長時間的討論，最終共產黨同意由大使館為我們一行的其他人提供擔保。這是他們在不得已之下作出的決定。國務院要求我在接受這項決定前，抗議他們的做法是毫無道理的，這違反了一直以來被普遍接受的國際外交禮儀。但他們拒不承認我們官方的身份，堅持拒絕我們一再提交的抗議書，這樣下去無疑對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國民都是不利的。這時又是黃華使情況有所緩解，像個學生一樣聽取了一個他以前校長的意見，如果這些話僅僅是出自一個美國大使，他是肯定不會聽的。談到這個愚蠢的態度，我的一個加拿大同行很喜歡講這樣一個故事：在我到了上海后不久，他也來了。他的警衛就一項規定提出了抗議，理由是美國大使沒有被要求這樣做。而對方的回答卻是，美國大使從來沒有來過。當他們提出我的名字時，那位工作人員平靜地回答，最近確實見過一個著名的教育家是叫那個名字。

同樣在這段時間，美國報紙的主編蘭德爾·高德接到營業經理的電話，說他被僱員鎖在了報社，他們要求增加工資。經過勝利者對這種反抗形式的極端宣傳，這樣的事情對於中國和國外的僱主來說已經不新鮮了。雖然知道可能會遭遇同樣的待遇，但本著對同事和工作的負責態度，高德還是立刻去了辦公室。雙方的爭論繼續了下去，直到工會的代表到來后才提出了一個比較合理的解決方案。奇怪的是，當美方提出把這件事提交給市政局解決時，所有中國人卻都表示反對。雙方最終在午夜的時候才達成了協議。但負責排字的僱員發九九藏書現主編寫了一篇對這件事的如實報道時，罷工又開始了。高德覺得這已經侵犯到了編輯的權利，這是他寧願關掉報社也不願意接受的。可對那些職位很低的中國僱員看來，這是讓他們在公眾面前丟臉的事。這樣一家強調言論自由、毫無顧忌的報社，新當局是否會真正讓它繼續存在下去？但正像《字林西報》所作出的決定代表了講求實際的英國式的做法，高德的決定亦是典型的美國人的作風。

共產黨佔領南京后，立刻任命了黃華主持對外事務。黃華是燕京大學畢業生，曾用名王汝梅，在加入共產黨后才改成了現在的名字，這在當時是很常見的。他曾在馬歇爾將軍領導的使團設立的北平「軍調處執行部」工作過。在那時，我們曾見過面，儘管他對我依舊友好，但已經完全被共產主義所同化。從他新的地位，共產黨對美國的強烈仇視以及他們一再宣揚的只會將國外的外交官員當作普通人看待等情況來看，我不知道再見面時，他會以怎樣的態度對待我。

相比起來，共產黨內部毫無任何的貪污腐敗，從軍官到士兵都生活樸素，嚴格遵守軍紀。從他們進入南京之後的舉動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點：他們毫不侵犯百姓的正常生活，雖然隨處借東西，但都會原物奉還，或是給予等價的賠償。他們在廣播中非常驕傲地宣稱，在向南方進軍的過程中，如何早就分批次地將物資和救護人員送到了前方，運輸工作和軍隊的宿營等又是如何的順利。簡而言之，他們非常完美地安排好了自己後勤方面的事務。他們有著高昂的士氣，我每天都會聽到他們在大使館周圍的訓練和講話。從表面來看，共產黨給人的印象是，他們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培養出了千百萬個他們所需要的人，而基督教的傳教活動和其他文明要花費很長時間才有可能培養出幾個這樣的人，擁有這樣的素質，包括優秀的組織能力、嚴格的自我約束能力、將公共事業放在個人和家庭之上、無私服務於人民、充沛的熱情和對理想的忠誠。和國民黨那些惡習相比，這些成就是如此光彩照人。

6月底的時候，我開始為撤離做準備。當時還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比如要將我們在瀋陽的領事人員撤回來。我在等待一位國民黨的領導人從北平回來。他一直積極主張以開明的國際態度與共產党進行合作，去北平就是受到了毛澤東及其同事的邀請。從他那裡應該能得到關於共產黨意圖的可靠消息。我把最後離開的日期定在了7月18日，以保證他有充足的時間，在那個隨時會出現變動的旅程中返回。等待我撤離的飛機已經修好了，並經過了飛行測試，結果令人滿意。共產黨是願意為我的離開提供一些條件的，不然也不會允許這樣的事發生了。但之後發生的一件事情使我感覺到不祥的徵兆。在警察局印製的離境申請表的最後一欄是「擔保商鋪」，是為了防止尚有債務沒有還清、或是在法律程序上有問題的人離開。這雖然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卻可以看出共產黨的態度，那就是允許我們離開並不是出於任何的妥協。他們將所有的外交人員都看作是各自國家的普通公民，要求每個人都需要填寫，而完全沒有考慮（或許是因為不知道）外交人員離開一個國家是享有豁免權的。但這樣一個條例推出后，就很難再收回了，因為這不只關係到面子問題，更重要的是等於承認了自己制度的隨意性，可以隨時更改規定。而這個制度之所以能夠維持其士氣，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們對其教條狂熱的崇拜，相信它是絕對正確的。

在政權交接的前一天，我收到了國務院的指令，要回到華盛頓去。本來，這屬於正常的程序，南京已經沒有被承認的政府了，而我的同事路易斯·克拉克正在廣州以代辦的身份代表著我們的大使館，但是，整個外交使團，特別是北大西洋國家的，在之前都已經向政府提出不會去廣州，並允許我們在共產黨佔領南京后留在這裏一段時間。國務院最終同意了我繼續留下來，待到在共產黨控制區的我們的領事館和僑民得到公正的待遇后，再考慮回國。

我對被共產黨控制的上海，尤其是那裡的美國公民的意見有很大的興趣。但在最初的那段時間，鐵路和其他的交通都基本停滯了。考慮到這種情況可能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我詢問了黃華一些去上海要做的準備工作。他再次提醒說，我現在只是個普通的美國公民，不過我可以得到「特殊的對待」。在確定了我的普通公民身份后，他為大使館的警衛、傅涇波和我本人，還有一個大使館官員和他自己的三名特別助理做了全部的安排。到上海后，他的代表負責接待我們的工作，https://read.99csw.com走到哪裡都會有兩輛車的便衣警衛跟著。他們解釋說，因為城裡可能還存在很多國民黨的特務，這樣安排是為了避免他們會在我身上做出什麼令新當局為難的事情。這使我只能每天待在總領事的住所，沒有辦法像以前一樣自由行動，主動拜訪別人或是接受任何的邀請，而是等待別人登門拜訪。即便這樣，我仍顯得引人注目，而且那些來訪的人，尤其是中國人，極有可能受到特工人員的監視。這段時間我對共產黨統治下的上海有了這樣的印象：他們強有力的控制簡單有效，也不存在貪污腐敗的現象，但他們以貧苦的普通百姓的名義進行反對美帝國主義宣傳，則可能激起勞工們的騷動。國家的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一起，與這個大都會中五百萬人亟需解決的生計和安全問題相碰撞，使上海有可能上演一場巨大的社會實驗。

我們這次會議的整個過程沒有受到任何的打擾。不過之後，我們的出行卻多少開始受到限制。共產黨聲稱是為了我們的安全所採取的預防措施。我受到了特別的「關照」，因此我也完全放棄了離開住所的舉動。國務院詢問我的行動是否自由，不過我並不想在這時引起額外的衝突。這讓我想到了被日本人隔離時的生活。大使館的一個職員經常向我彙報廣播中的消息和其他的情況。大約一個禮拜后，對我們的限制就取消了。但是我的日常活動卻突然中斷了，沒有拜訪、會面，也沒有任何的社交活動。所有的信件也基本上中斷了，只是偶爾收到從北平寄來的信件。幸運的是，我們被允許繼續使用大使館的無線電，可以繼續收聽廣播。

這次去上海時，這家報紙大意地刊登了一則謠言，說通往上海的航道很危險，長江口被國民黨的海軍布滿了水雷。這立刻造成了嚴重的後果：航線全面癱瘓，這個很大程度上依靠水運生活的城市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中。新的當局雖在處理軍事和意識形態問題上很有經驗，但這種情況卻是第一次遇到，顯得手足無措，一周的時間都沒有採取任何的措施。最後，在英國的幫助下，他們臨時改裝了兩艘掃雷船對航道進行了清理，才穩住了民心。這件事不是故意作弄，就是道聽途說造成的。所有報紙都把矛頭指向了《字林西報》，對它進行了強烈的指責和謾罵。對待這種侮辱和謾罵，這家為英國半殖民地創辦了幾十年，沒有遭受過指責的報紙會做何反應呢？它在頭版刊登了一封致軍事管制委員會的英文信，並附上了中文翻譯，表達了對這次失誤造成嚴重後果的真誠歉意。在英國褪去了「日不落」的光環，國際地位逐漸消減的時候，考慮到中國人完全有能力讓報紙停辦，以及英國在上海的大量投資，它不得不順應這種角色的變化，調整自己的態度。在情況不明朗的環境下，這樣的做法至少能保證暫時的安全。

這件事很容易理解。那些士兵原本都是普通農民家的孩子。他們很輕鬆地打了勝仗，奪取了首都，然後出來四處逛逛。不過在經過我大門前時，守門房的人被這群不速之客的威脅嚇壞了，完全忘了要對主人進行通報，就放他們進來了。在廚房也發生了同樣的情況。這些來自鄉村的人對於外交豁免權毫不知情，其中一個人對我的僕人說，所有的一切都是屬於中國人民的，他們很快就會全部拿回來。

長江口被布滿了水雷的謠言對上海造成了嚴重的損失，可能是出於這個原因，國民黨政府的領導人宣布關閉所有共產黨控制的港口。他們聰明地避開了「封鎖」這個詞。這是不合法的，但出於絕望的情緒，他們選擇無視英國和美國提出的抗議。這個指令還是起到了效果，有效地控制了這個城市的經濟命脈。

長期以來存在於我內心的矛盾現在開始變得尖銳起來——我個人對兩個黨派的感情。我在國民黨中有很多多年的好友，並且他們當中不少都是我由衷敬佩的。他們正直、有公德心、有能力、受過很好的教育，但是，自從國民黨執政以來，政府對官員的貪污腐敗、毫無作為、搞裙帶關係和派系鬥爭從來都不過問，導致它幾乎擁有了那個被推翻的腐朽政府的一切惡習。日本投降后，為了利用軍事上的優勢和秘密，在警察消滅共產黨的時候，這些惡習更加肆無忌憚地顯現出來。民眾對於政府的信任和支持正在逐步喪失。共產黨向長江進軍的時候，那些宏偉的防禦計劃在政治爭論、叛逃和混亂的撤退中成為泡影。但是一直以來，這個政府都受到美國多方面的援助，並且他們為大部分人的安全真誠制定出來的目標和政策，也一直是我們所信賴的。

我自己也在這時遭遇了尷尬的情境。一直以來，我都被看作是美國自由主義對中國的友善代表，現在卻被批評是「美帝國主義政府的官方代表，幫助腐敗、墮落的蔣介石國民政府」。各https://read.99csw.com行業的燕京大學畢業生們也對我沒有繼續擔任校長而感到非常失望。這是不無道理的。但作為一個外交人員，我學到的第一個教訓，也是最深刻的教訓，就是言多必失。我希望的就是，最終人們會了解到，我還是跟以前一樣沒有變化。

我們最終起航的日期定在了8月1日，雖然比預計的時間晚了兩個星期，但還是趕在了「白皮書」發表之前。

對我們這些被困在南京的外交人員，新的當局選擇了無視，並以防範為借口把我們限制在城牆之內。甚至大部分人都被取消了和本國政府進行密碼聯繫的權利，整個氣氛變得讓人焦慮不安。我們和英國、法國一樣，都擁有自己的無線電設備，但出於軍事上的原因，使用商業的線路收發密碼信息是不被允許的，這是可以理解的。這隻是當時眾多不尋常的事情中的一件。當局不放過任何一個對我們發出提醒的機會，對他們來說，我們只是各自國家的普通公民。但是我們中的一些人得到特許，可以像往常一樣行使職責。當一些小國的大使來向我打聽消息，或是諮詢問題的時候（我很高興他們這樣做），我才知道是如此的閉塞，完全不知道外界的任何消息，對中國內部的事務更是毫不知情。給人同樣感覺的還有他們一些人的社交和娛樂活動，特別是亞洲國家的大使。這真是個絕大的諷刺。我雖然不是很忙，但也沒有到無事可做的地步。單是每天要閱讀和處理的文件就要耗去一部分時間。美國大使館是個友好的大家庭，常常會有外事上的交往，還有一部分傳教士和中國人，我們從不缺乏社交生活的樂趣。使館內部也總有像朗費羅所說的那種「書籍式的靜謐」氛圍。但是，我在這裏代表的還是美國政府，這與長時間生活在中國的感情相交織，使我即使在這段隔離的時間內，仍舊不可避免地對外界的局勢有所了解。

這件事情本來是微不足道的，但國務院卻十分謹慎，令我在北京和南京的同事提出抗議。要提到的是，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跟北京沒有任何外交上的往來，也根本聯繫不上共產黨的高層。不過通過一些間接的途徑，我得知兩地的權威人士感覺這件事有失體面，十分生氣。從雙方的宣傳絲毫沒有提到此事也能看出這點，因為按照以往他們行事的規律，他們肯定不會放過這個大肆譴責對方的機會。美國顯然對這件事進行了大規模的宣傳，因為我經常在收音機里聽到談起它。後來我聽說查到了那幾個肇事者，關了他們一段時間的禁閉並進行了教育。類似的侵擾性|事件，也同樣發生在英國和法國的大使館。

這時，我的年輕隨員愛德·安德力戈聽到聲音也起來了，以為我遇到了危險，就匆忙跑過來要保護我。結果他被粗暴地推回了自己的房間。僕人嚇壞了，戰戰兢兢地把這幫人領了出去。

最讓我同情的是那些大量加入國民黨的男女青年們，他們懷揣著愛國熱情，但卻苦於無處表達，沒有地方施展自己的才華、抱負，曾對國民黨寄予了厚望，與那些有公德心的公民一樣，他們試圖通過改革，完成自己的願望。與他們類似的，還有一些小黨派或是無黨派的人，都遭到了希望毀滅的打擊，遭受著物質和經濟上雙重的苦難，在家庭和正常的社會生活被破壞的情況下，可憐地尋找新的庇護所。不僅這些人在遭到了物質和精神上的折磨，中國也因此失去了一大筆財富，那就是這些本來可以在它的建設性工作中服務的人。

除此之外，共產黨的宣傳更激發了這種情緒，以美國為代表的外國都被說成了貪婪的帝國主義者。那些對中國懷有美好情感的外國人，雖然知道這潛在的危險，但還是沒有服從被撤離的安排，留在了上海。這最終使他們成為長久以來的積怨、仇恨無辜的受害者。共產黨也一直在利用這些舊的仇恨激發人們新的民族主義精神。

我是突然間被驚醒的。共產黨的軍隊在幾乎沒有任何抵抗的情況下渡過了長江，4月24日上午進城的時候，最後一班接送國民黨官員的飛機剛好離開。第二天早上六點半，幾個武裝的士兵衝進了我的卧室，我被開門聲所驚醒。我大聲質問他們是幹什麼的。他們就又退了下去，其中還有一兩個人嘴裏不停地嘟囔著什麼。我從床上起身，想去查看下到底發生了什麼。這時，那些士兵又重新進來，大約有十到十二個人，他們中的代表跟我講說，他們並沒有惡意，只是出於好奇在四處閑逛，並詢問我是否能聽懂中文。我回答說，是的。他就又開始重複他的保證，或者稱得上是安慰，但見我好像並沒有任何歡迎的熱情，就要帶人離開了。

之所以會有這些顧慮，是因為共產黨已經明確聲明，外國無權干涉中國的內部事務。這可能是因為我們對國民黨的援助引發的他們在政治上的怨恨。似乎黃華的解釋也有些九_九_藏_書道理，他說，任何一個中國人，不管是農民還是商人、學生都會贊同他的同志們所做出的決定，不希望外國干涉他們的內政。但事情的另外一面是，他們的領袖明白，中國在過去長期依賴於我們提供的物質上的資助，現在迫切需要的就是經濟的恢復，而蘇聯或是任何其他國家在這方面都是無法給予足夠幫助的。儘管這是如此迫切，但想要他們背離自己正統的教條也是不可能的。

接到這個指令后，我立刻召集了北大西洋公約國家的代表開會。同往常一樣，會議是在外交使團首席法國大使的家中召開的。那是在我的住所被侵犯的那天下午，消息已經傳開了，大家都感到非常驚奇，但心中也有隱隱的擔憂。沒有人知道共產黨對於非蘇維埃國家的態度會傲慢到何種程度，也沒人知道下級士兵們的無知會讓他們作出什麼蠢事。這樣的事已經發生了好幾起了。這次會議進行的時候，我們都已經沒有機會再離開了。國民政府的官員很早就勸我們撤離到廣州，尤其是勸我。他們的以及我的同事們的態度，讓我看到了美國在世界上的新的地位。但現在已經太晚了，我們被困在了南京，如果要走的話，至少要等到上海「解放」，恢復了和那裡的聯繫后才有可能。

外交界的同事急切地想知道我的遭遇，因為他們中有幾位也打算這麼做。我因此決定向共產黨爭取國際上公認的外交豁免權，像行李免受檢查等等。但是他們回應說，我們只是普通的外國公民，並不能享有這樣的權利。無疑，擺在我們面前的將會是相互對立原則的一次考驗。所幸這件事並沒有發生。不過我特殊護照上的身份是「前美國大使」，這使我和看到護照的人都感到好笑。可一個歐洲的同僚在得到類似的護照時表現得非常生氣。

這件事情表明，如果兩種對立的思想體系——都宣稱自己是民主的解放力量，譴責對方是敵對、好鬥的，想要衝破分隔他們之間的障礙，那雙方應該明白以怎樣的方式進行接觸。這是很有意思的。即便這些人的想法都已經深深打上了共產主義思想的烙印，他們的心理狀態和認識也是我們這些有著完全相反生活方式的人不能忽視的考慮因素。黃華就是個很好的例子，他仍舊保持著一般普通人的思想情感。

機組包括我的空軍武官約翰·丹尼上校和他的助手一共有四個人。其他乘客有駐上海的總領事約翰·卡波特先生，使館的職員亨利·森德里先生，威廉·歐立夫先生和他的夫人，還有傅涇波先生。我們離開的借口都是遵照遺囑需要回國進行醫療諮詢。歐立夫先生曾遭到上海警察的暴行，在心理上造成了嚴重的創傷，因此奉命回國。我們曾經嘗試讓兩家中國私人銀行或是一家其他的公司做擔保，但他們不敢冒這個險。我將情況報告給了共產黨方面，他們回答說找美國公司也可以。讓自己的公民來為他們的外交人員們作擔保？這簡直太難以想象了。國務院曾給我指令，任何美國人都不能找擔保，即使是大使館的人也不行。所以，我們在煩躁焦慮的情緒下，熬過了南京酷熱的夏天。在外交界的同行和其他朋友都以為我應該已經回國的時候，卻總是經常在教會和其他一些聚會上遇到我，這實在是令人尷尬。

上任幾天後，他就打電話約見了傅涇波，兩個人友善地談了一個小時。分別的時候，涇波建議他去拜訪燕京的老校長。黃華說會以這個名義進行聯繫，但還要先聽聽其他人的意見，然後再給涇波答覆。幾天後，他來拜訪我，像往常那樣友好地聊了兩個小時。共產黨已經不承認與國民黨關係密切的「帝國主義」國家，因此我也只能作為一個普通的美國公民，聽從當地政權所作的安排。我們很快就聊到了「不被承認」的問題，這也給了我理由解釋說，外國也只能像共產黨那樣，繼續承認國民政府的存在；在新政府宣布成立，得到中國人的廣泛支持，或至少是接受，並證明它有意願也有能力按照國際標準與其他國家建交，那麼，必然就會討論「承認」的問題。但在這之前，我們這些外來者並不能做什麼。也就是說，是他們要接受考驗，而不是別的國家。他的這次拜訪無疑是得到了北平同意的，而且也一定會把談話的內容做彙報。

我的精神也在遭受著同樣的苦痛。之前我對美國政策的最大的擔心，已經成了現實。就像馬歇爾將軍離華之前我們在那次談話中講到的，美國或者給予國民黨足夠的支援、必要的勸告和控制，幫助它打敗共產黨，或者從中國事務中完全撤出，都要好過那種猶猶豫豫、似是而非的間斷性的援助。長期以來，我目睹了這種政策所帶來的嚴重後果，美國成為被強烈譴責的目標，我本人也成為眾矢之的。這些批評隨著共產黨在戰爭上的勝利，也變得愈加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