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離開檀香山的飛機上，我有時間認真閱讀了那本《中美關係變化》。之後，我有了更多的時間對它的內容和性質進行細緻的研究，並思考它可能帶來的影響。

1949年10月11日，在蔣委員長的親信鄭介民將軍到了華盛頓時，我只能誠實地告訴他，據我所知，美國政府不可能再給他們進一步的援助了。

整場會議我都在場，所聽到的都是令人不安、沮喪的內容。雖然國民政府有著種種的缺點和不足——我在前面已經敘述過，但它長期以來，一直受到中國國內持不同政見者，特別是共產黨的攻擊，還一直遭到外國，特別是日本在外交上的壓迫和武力侵犯。從來都沒有一個安穩的環境來讓它進行「國計民生」方面的改革。在經過了八年的抗日戰爭后，在與蘇聯支持的中國共產黨的軍隊作戰時，它沒有辦法組織人民做出有效的抵抗，因為飽經戰爭之苦的人民已經厭倦了這樣的生活。所以最終會有如此結果，是毫無意外的。它節節敗退，最後被逼退到台灣。然而，這次會議卻很少提到這些外部的因素，只是簡單將失敗的原因歸咎於那個腐敗的政府。

以上就是我們的政府在1949年夏天正式宣布的觀點。而這也是我回到華盛頓后，見到的政府官員所持的觀點。

顯然，美國政府也感覺到了為難，似乎它一直對國民政府沒有好感，反而對共產黨政權有更多的傾向性。但共產黨在北京對美國官員的侮辱和沒收他們財產的行為，激起了美國民眾不滿，因此，要政府採取對共產黨有利的舉動是不可能的。不過，美國政府卻對國民政府進行了不友好的舉動。1950年1月5日，杜魯門總統宣布，美國不會再以任何方式對國民政府進行包括軍事和物資上的援助，同時撤回顧問團。1月12日在華盛頓的新聞俱樂部，國務卿艾奇遜重複並具體闡述了這個聲明。

「編寫這本書最重要的原則就是對事實的尊重，因此，書中會出現一些對中國影響不好的描述。但是，這並不能成為我們不去出版它的原因。」

那段時間，經常處於頭腦昏沉中的我對於鮮花，特別是那些芳香美麗的鮮花產生了特殊的情感，很喜歡一個人靜靜地欣賞它們。這些來自不同朋友贈送的鮮花們，都包含了他們的友情。從那以後，任何好友的來訪都令我歡欣鼓舞。從我不能照顧自己的生活后，傅涇波就無私地全面接管了對我的照料，盡量滿足我的需要。我對他的感激是難以用言語來形容的。從1950年傅涇波一家搬到華盛頓后，他們一直在努力使我生活在一個舒適、安靜的環境中。傅涇波夫婦在華盛頓西北部的二十八街購置了一套房子，我們搬到了那裡。我對那裡很滿意，並在那裡從事工作，也打算長期住下去。

1950年6月25日，蘇聯在北朝鮮建立的共產黨政權的軍隊開始入侵南朝鮮，他們越過了「三八」線，直逼大韓民國首都漢城。消息傳來，引發了巨大的轟動。美國政府和聯合國安理會立刻就此展開行動，同時，安理會號召所有成員國行動起來，幫助受侵略的大韓民國，抵制這種公然違背《聯合國憲章》的行為。

此外，國民黨對馬歇爾將軍的軍事建議置若罔聞，也導致了它在戰爭中的慘敗。不過，「不管是在和平時期，還是戰爭時期，美國始終對中國人民保持著傳統的友好態度。」我們「以捐贈和借貸的方式為國民黨提供了大量幫助」；還「出售給它大量的戰爭剩餘物資」。其中「很大一部分的軍用物資」，「都因為國民黨領導人在軍事上的無能和失職，以及軍隊的投降、叛變，毫無士氣，最後都便宜了共產黨……」

「在實現和平后，美國的對華政策有以下選擇：一、完全從中國事務中撤離出來；二、對國民政府進行大規模的軍事援助，幫助它消滅共產黨；三、幫助國共雙方以和平的方式解決爭端，避免內戰，但要以國民黨控制住大部分地區為前提。」

1949年11月28日，我離開華盛頓到辛辛那提拜訪我的老朋友，辛辛那提大學的院長喬治·巴鮑爾，他曾在燕京大學執教。

這樣一來，將要上任的新政府就可以順利任命新的「駐華大使」，我也有了時間去處理那些我個人和公眾都十分關心的問題。

其實，不只是我，很多讀過這本白皮書的人，對它的內容都有很深的疑惑。後來我還得知，國務院已經把白皮書分發到美國駐外的各個使團，並要求他們進行廣泛的宣傳。

7月27日，美國總統宣布他已經向美國海軍和空軍下達了命令，支援大韓民國的軍隊，並派出第七艦隊防範可能對台灣發起的進攻。他還呼籲台灣的國民政府停止對中國大陸的軍事行動，同時，美國將計劃對菲律賓和印度支那進行軍事援助，以加強對共產黨入侵的抵抗力量。

「在那個戰爭的年代，最大的悲劇是財產和人才對損失，這個民族中開始成為自由、民主的基石的中產階級幾乎被毀滅殆盡。」

「但是，這些條件都沒有能實現。」

在談到1937年開始的日本侵華戰爭以及影響的時候，信中說道：

這些事態的發展也終結了關於承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爭論。後來中國共產黨派軍增援朝鮮的舉動，使聯合國也不再認真考慮將它納入該組織。不過，以蘇聯為代表的一些國家並沒有放棄這方面的外交努力。

「附錄上記述了國民政府之所以失敗的詳細原因。美國的援助並不是主要的。根據我們派遣的軍事觀察員的報告，在關鍵性的1948年，國民黨沒有一次戰鬥失敗是因為武器彈藥的匱乏。侵蝕國民黨抵抗力量的，實際上是我們的觀察員戰爭初期在重慶所見到的那些腐敗現象……」

這架B-27飛機載我們飛過了餘下的路程，裏面非常寬敞舒適。我們中途在關島暫留的時候，再次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在一個美麗的沙灘上，我又一次下水去游泳了。

「但我們仍相信，不管在不遠的將來，中國會有怎樣悲慘的命運，也不管有多少人將會遭到一個受帝國主義所驅使的政府的剝削，中國悠久的文化和民主思想終會再次覺醒，掙脫外國的枷鎖。我認為，在現在和未來，支持朝這個方向發展的任何舉動，都是值得的。」

1949年秋，共產黨的軍隊繼續向南推進，國民政府決定撤離廣州。10月12日，代理總統李宗仁宣布將政府遷往重慶，但僅僅幾個星期後，共產黨就佔領了重慶。最後，政府在蔣委員長的指示下，遷到了台灣。12月9日，在台灣的省府，「行政院」開始行使職權。李宗仁去了美國，並在12月7日住進了紐約的一家醫院接受治療。

「我們以這種策略處理當時的問題，讓雙方都做出妥協，更多是為了保持乃至加強國民政府力量的權宜之計。」

把艾奇遜的信件摘錄進我的回憶錄中，我認為是很有必要的，因為這是解釋鑒於中美關係的歷史，國務院在1949年8月出現認識上混亂的關鍵所在，同時也顯示了我到華盛頓后，影響美國對華政策形成的各種因素。我從聽說政府要出版這樣一本書的時候，就感覺到很深的不安。在看完艾奇遜的那封信后，我有了充足的理由產生更為嚴重的不安，甚至是驚愕。

「共產黨現在是民心所向。共產黨的領導人……明確聲明他們從屬於另一個國家，蘇聯……在這樣的情況下……蘇聯以中國內部大規模的改革運動做掩飾，控制了這個國家。我們的援助在這樣的局勢下是毫無作用的。」

1952年11月28日，我向杜魯門總統遞交了辭呈，表示因為身體的原因要辭去美國駐華大使的職務。12月11日，我收到了杜魯門總統下述的回信，他接受了我的辭呈，並感謝我一直以來對美國作出的貢獻。我的辭職在12月31日正式生效。

在這裏對蔣介石做一個總結是個不錯的選擇。在馬歇爾將軍出任使節的那六個月，委員長一直是位掌控全局的人物。為政府和國民黨作出決策的人是他，最令共產黨感到有威脅的人也是他。令人感興趣的是，你總能看到他是如此迅速、準確地把握住人們對他講話的重點，以及他那麼執著于對事物第一次的直覺。他有著頑強不屈的意志，ｒｅａd.99csw•ｃoｍ可遺憾的是，這些優秀的品質反而常常會令他剛愎自用。要對他進行評論，就必須要考慮到他所接受的教育以及在當時動蕩、危險的時局下他所肩負的責任。如果理解了這些，再參照下東方專制統治的歷史和當代的獨裁者，就會發現，蔣介石自我行為所表現出來的克制是值得稱讚的。

艾奇遜的信件令我驚訝和不安，白皮書中所披露的機密文件則令我感到非常震驚，而且我越想就越發不安：這一切對美國、中國和兩國的關係，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呢？我接著問自己：對那些在書中被提到名字的人，對那些引用了其言論的人，又會怎樣？對像我一樣的美國人，我們的觀察報告和建議被一字不改地引用，又會有什麼影響？以後美國的外交和領事人員會不會因此而在報告時有什麼顧慮？

「中國內戰的後果遠超出了美國政府的控制範圍，這已經成為了不幸但無可變更的事實。美國在能力範圍內在過去所做的，或可以做的一切，都不會對最終的結局有任何改變了。美國沒有做過的事情，也不會有任何作用了。」

8月7日，我們出發前往舊金山，並在前一天晚上和馬瑞一家以及其他朋友告了別。舊金山的政府官員，包括我以前在莫比爾的老朋友們、在北平的同事威廉·帕特森、我的表弟瓦潤·麥卡布蘭迪，都對我們的到來表達了熱情的歡迎。我在表弟家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就去了華盛頓。飛機在10日下午降落在了首都機場，我眾多的朋友、親戚都來迎接了我，還有很多政府官員、新聞界的人也在場。令我感到非常高興的是，我在人群中見到了我的弟弟瓦潤和他的妻子安妮。國務院的迪安·拉斯科、瓦爾頓·布特沃斯、菲利普·賽普洛斯以及曾和我在南京共事的官員們也都在。此外還有中國駐美大使館的譚紹華博士和其他的成員。

在這一段和接下來的敘述中，關於1928年國民黨執政、建立中華民國政府以及世界各國承認它的合法地位這些，艾奇遜始終沒有提到。1927年到現在，中國「內部的衝突」，或者說是內亂，都被簡單地說成是兩個黨派之間的鬥爭。直到在很後面的敘述中，才明確提到了「那個政府」、「政府和國民黨」、「中國政府」和「國民政府」等字眼。

與此同時，蔣介石已於3月1日在台北恢復了他國民政府的「總統」職位，陳誠將軍在3月8日任「行政院長」，前上海市長吳國楨被任命為「台灣省長」，孫立人將軍就任「陸軍總司令」。

我徵求別人的意見和反覆讀到的資料都反映出一個信息：在兩個國家和他們的政府仍持有友好的外交關係時，其中一方公開發表對另一方的批評，就像美國政府對中國政府所做的那樣，還從沒在國際上出現過。

白皮書所起的作用，就是要向世界表明美國政府的態度，國民黨輸掉了「內戰」。它努力為美國政府的政策作出解釋和推脫，把全部責任都歸咎於中國的國民政府。它聲稱，美國的政策和那個「不幸的結果」毫無關聯，也不需要負任何責任。其內在的含意就是，美國對國民政府的援助，以及對該政府生存下來所做的努力，就此畫上句號。

「從現實的角度把中國以前和現在的局勢做一個比較，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美國能做的，只有全面介入一個失去了軍隊和人民信心的政府的事務。可一旦這樣做了，我們就要繼續投入比以前更多的無意義的花費，而如果國民黨的軍隊交給美國軍官指揮的話，我們的海陸空軍很有可能被捲入進行的戰爭中。中國人民不會想看到我們插手他們的內部事務，而且是如此大規模的援助，美國人民同樣也不會想看到。」

就像前面所講的，10月4日的時候，美國國務院再次聲明，只承認國民政府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

這書中，摘錄了很多「絕密」文件以及類似性質的檔案。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以及與此相關的330頁附錄中，我發現了從中國大使館發回消息的摘錄和有關中國情況的報告，這是它們第一次公之於世，之前一直都屬於秘密情報和機密情報，其中還包括了大使館提出的建議等等。

兩天後，我坐上了從辛辛那提返回華盛頓的火車。途中，在餐車上我感到身體不適，飯也沒怎麼吃就離開了餐車。之後的事情我毫無印象了，直到我第二天醒過來，發現自己正在被從火車上抬進一輛救九-九-藏-書護車裡。後來有人告訴我，那天早上火車上的工作人員在廁所里發現了昏迷的我，從隨身的文件中得知了我的身份。我還知道他們立刻向國務院發了電報並很快得到指示，把我送到馬里蘭州貝塞斯達的海軍醫院。我由衷感謝那些當時對我提供幫助的人們。

「總統：我已經按照您的意願將中美關係的發展變化做了記錄，重點是最後的五年。這份記錄已經交由出版社去印刷了，相信美國國會和人民很快就能看到它。」

通過這一堅決而全面的行動，杜魯門總統為美國制訂了一個抵擋共產黨推進的計劃。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度支那等幾個地區的軍事力量，已經在武裝抵抗共產黨的進攻了。現在，美國軍隊承擔了在朝鮮的責任，並和包括英、法在內的十五個國家參与了聯合國的這次行動。

1949年8月2日，我坐上了大使館兩架飛機中較小的那架，離開南京，踏上了回美國的旅程。同行的有傅涇波、約翰·卡波特、歐立夫先生和夫人以及亨利·森德里。機組有三個人，大使館的武官約翰·丹尼上校是主駕駛。我當時不知道的是，那架不大的飛機已經超載了，後來才有人說，那麼多的人，那麼多的行李，其重量太大了。但不管怎樣，能踏上回國的路程還是令我們十分高興的。在中國的最後幾周太煎熬了，不斷被動蕩的局勢、憂愁、煩惱、憤怒交替折磨著。

對這本書，人們的態度是褒貶不一的。我不知道歷史上有沒有什麼類似的東西存在，也不願意對它的好壞做任何的評論，但對我來說，它很明確地表明了，美國的對華政策的制訂和改變，都是有著充足的依據的。而且，顯然它的目的並不在於要寫一本「歷史學家的著作」，而只是記錄了一些當時可以用作制訂政策的資料。那些沒有被記錄下來的資料，則是對政策的制訂沒什麼影響的。

兩天後，我去拜訪了國務卿艾奇遜先生。第三天，他陪同我去見了杜魯門總統，這是我們的第一次會面。幾個星期後，我回華盛頓后第一次去見了馬歇爾將軍。我從談話中能感受到久別的朋友的熱情，但聊的內容卻使我在研究了《白皮書》后對對華政策產生的不安更加強烈。

「我們的政府明確知道共產黨領袖擁有和莫斯科一樣的意識形態，從中國各個勢力的實力對比來看，實現和平在一定條件下是有可能的。不僅國共雙方都在作出妥協，而且國民黨還要先解決自己的內部問題，才能使中國的全民政府不是徒有虛名，而是確實得到人民的承認和支持，所有的政黨也才會承認政府憲法的合法地位。」

接著信中又講述了中國的發展問題，提到了先後負責的美國官員所說的「美國政府可能需要制訂一個新的政策來適應新的狀況」；還談到了赫爾利將軍訪問中國的情況；與《雅爾塔協議》簽訂相關的事情；1945年8月14日，國民政府和蘇聯簽署了這個協議以及簽署前後美國對它提出的建議。日本戰敗后，美國政策的聲明是這樣的：

「……我對編纂這本書的人提出了要求，一定要以記錄的形式來進行，以便能真實反應當時真實的對華政策以及它具體的實施情況。這是一份真實的記錄，涉及一個長期以來與我們有著親密關係的國家。我盡量不遺漏任何現有的資料，也包括了對我們政策的批評言論以及可能會在以後成為批評我們由頭的材料。」

在檀香山時，我收到了兩本國務院編寫的「白皮書」，書名是《中美關係變化——特別是1944年至1949年間的關係》。

華盛頓方面負責接待我的是遠東事務所的辦公室主任沃森·布特沃斯先生。在談話中，我發現他對政府的態度是很支持的，並且也希望我能從政府的角度出發去理解他們的做法。這也就是為什麼他會在我回華盛頓之初，要我盡量避免與外界接觸，以使某些狂熱的報紙編輯「冷靜下來」。

「雙方都沒有妥協意願的事實證明，第一個目標是難以實現的，雙方（無論是政府還是中共領導人）都想獲得政權……不過，從1945年到1949年，我們都在積極地幫助國民黨實現第二個目標。國民政府是被承認的友好政府……1947年初馬歇爾將軍離開中國的時候，國民黨在軍事和領地上面都達到了巔峰。但之後僅僅一年半的時間就證明了，他們貌似強大的力量是虛幻的，而他們的成功是建立在沙土上的。」

接著，信中解釋了為什麼會選擇第三條路線：

「近代中國的命運ｈｔｔｐｓ://ｒｅａｄ.9９csｗ.ｃoｍ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以下兩個因素：第一是人口增長過快，導致它的土地面積不能滿足所有人的需要；第二是西方現代思想的衝擊，這在動蕩的時局中激發起了更激烈的騷動和不安。」

診斷的結果是心臟病，醫生要在十二天後才能確認我是否能繼續活下來。從12月1日到第二年的3月29日，我在海軍醫院得到了極為細緻的照料。和我分開了一段時間的傅涇波得到消息后，立刻趕到了華盛頓，每天陪著我。我的兒子傑克也時常來看望我。傅涇波陪我在3月26日離開了醫院，一起住到了華盛頓的費爾法克斯旅館。一個星期後我又住進了醫院，在4月28日，我再次和傅涇波一起回到費爾法克斯旅館。6月24日這天是我七十四歲的生日，幾個老朋友來看望了我，那是一次令我感到溫暖的「慶賀」。7月4日，我住到了紐約的長老會醫院中，直到9月3日才回到華盛頓。此後，我的身體狀況有了明顯的好轉。12月的時候，我收到了國務院的一封信，通知我已經在國務院得到了一份無限期的職務。

第二段寫道：

印度政府在12月30日宣布承認北京的共產黨政府。一星期後，在1950年1月6日，英國政府也發表了同樣的聲明。當然，聲明中包括了撤銷對國民政府的承認。1950年的頭六個月，一些國家政府先後也承認了共產黨政權，其中有歐洲的，也有亞洲的。當時共有二十五個國家政府發表了聲明，如果美國政府也效仿了英國政府的做法，那這個數字可能會更多，因為美國的態度對很多國家都有影響。

雖然在之後很長的時間里，在我的印象中，美國政府都沒有承認共產黨人民政府的跡象，但國務院對整個中國事務的態度，都呈現出了一種迷茫的、毫不同情的失敗主義。回想起來，在1949年10月，美國政府就停止了對國民政府的援助，雖然依然承認它的合法地位，但在我看來，雙方的關係已經達到了歷史上的最低點。這種狀況一直維持了八個月，直到共產黨開始入朝作戰的時候，美國政府才意識到，共產黨在遠東是個巨大的威脅，美國政府和聯合國必須對此加以制止。

此後，幾乎美國所有的報紙和會議以及聯合國就是否承認共產黨政權進行了長達幾個月的討論。1950年5月，杜魯門總統收到了一封由三十五位參議員聯名簽署的信件，要求總統做出保證，不會承認中國的共產黨政權，同時也不支持由那個政權在聯合國代表中國。此事由艾奇遜先生做了回應，他保證除非得到參議員對外關係委員會的同意，政府將不會承認共產黨政權。

這樣，美國的對華政策也出現了新的變化。朝鮮戰爭的初期，國民政府曾提出願意派遣三萬軍隊進行支援，不過出於軍事和政治上的考慮，聯合國並沒有接受這個好意，並認為國民政府軍隊最大的責任，在於防止大陸共產黨軍隊可能發起的對台灣的進攻。1950年冬到1951年初，在中國共產黨軍隊進入朝鮮后，美國派出了一個軍事使團到台灣，幫助國民黨制訂該島的防禦策略。1951年的4月份，得到國民政府同意，美國政府向它派遣了一個軍事援助顧問團。

它接著談道：

通過一些敘述、文件和文章摘錄讓我知道，那本書描寫了美國和中國關係的演變，主要側重點在1944年到1949年間中國形勢的變化和美國的政策。白皮書的開始是一封國務卿艾奇遜寫給總統的信，落款是「華盛頓國務院，1949年7月31日」。信中表明了寫作這本書的原因和目的，它開頭這樣寫道：

飛機在8月5日凌晨的兩點降落在了檀香山的機場。即使在那個時間，海軍上將司徒爾特·馬瑞還是帶著夫人和他們可愛的女兒蘇姍到機場接待了我們。我在馬瑞家裡度過了整整兩天的時間，受到了他們熱情的款待。同時，我還受邀參加了太平洋艦隊司令拉道夫德和他的夫人舉辦的宴會，還有在檀香山的燕京校友舉辦的歡迎會。瓦胡島擁有令人心曠神怡的美麗沙灘，我在天氣晴朗的日子抽出時間去遊了兩次泳。

國民政府曾寄希望于能夠得到美國更多數量和方面的援助。由於政府的拖延，很多應允的援助在送到中國時已經太晚了，基本沒有起到什麼作用。《雅爾塔協議》給了蘇聯很多在東北的特權，令國民政府沒有想到的是，這其實是變相幫助了中國共產黨，為他們以後的勝利奠定了基礎。國民政府和其他政府都沒有預料到的是，蘇聯會那麼快就撕毀1945年簽訂的那份協議，規定只能給予國民政府物資和道義上的援助。從「二戰」結束到1950年共產黨入朝作戰的那段時間，是國民政府最需要幫助的一段時期，但是美國政府搖擺不定和前https://read.99csw.com後矛盾的政策，不但沒有加強，反而削弱了國民政府的力量。

晴空萬里，海面上一片平靜，經過一段時間安穩的飛行后，我們到了沖繩。那裡的美國軍人們熱情歡迎了我們。第二天，我們改乘了一架較大的飛機，那是專門為大使館配備的設施先進的B-27新型機。離開前，我迎著海浪痛快地遊了一次泳。

「1927年到1937年的這段時間，很大程度上是國共兩黨在爭奪中國的控制權，而共產黨是處在明顯的劣勢地位。其間，國民黨也為這個國家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統一了國家，加強了財政和經濟的實力。但同樣在這十年間，國民黨喪失了它創辦初期時的熱情和活力，而共產黨的熱情卻在日益高漲，乃至狂熱。」

雖然以近代歐洲和美國的標準來看，蔣介石的某些措施並不恰當，但對他個人的道德品質，我一直都極為信任。我相信，他所採取的一切行動，都是出於相信這會給國家帶來最大利益的美好意願。對他來說，區分開個人和國家的利益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會議開始，幾個政府官員先對遠東，特別是中國的局勢以及相關政策做了「簡單的說明」。會前已經給每位與會者分發了會議流程。會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大部分人，包括幾位頗具盛名的教育家，都已經對國民政府不抱任何希望，也沒有興趣再去關注它以後的命運。在會議主席菲利普·傑薩珀提出是否承認共產黨政權的時候，好幾位與會者態度激烈，建議承認那個新政權，並對他們提供援助。只有少數人提出了反對，覺得需要從長計議。

我從機場直接去了國務院。負責接待我的是沃森·布特沃斯，他建議我，除非必要，否則最好先躲幾天，不要接受任何的採訪。甚至說可以先離開華盛頓十天或兩周的時間。然後，我和傅涇波就被送到了卡萊頓酒店暫住。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並立刻尋求其他國家政府的承認。第二天，也就是10月2日，蘇聯宣布承認它的合法地位。10月3日，國民政府宣布斷絕同蘇聯的外交關係。

「他們不是被從外部打敗的，而是內部系統的自行崩潰……」

1949年9月，中國共產黨在北平（被他們改稱為了北京）組建了新政府，毛澤東擔任政府主席。其具體的政權組織形式完全參照了蘇聯政府的模式。

赫爾利將軍和馬歇爾將軍都先後為雙方「暫時的妥協」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

信的第三段先談了美國政府和人民與中國的傳統友誼后，不無遺憾地表示：

白皮書另一個讓人感覺不安的地方在於，美國政府所宣稱的政策是前後不一致的。白皮書發表兩個月後，國務院聲明稱仍舊承認國民政府的合法地位。1950年1月，又聲明不會再給予遷到台灣的國民政府任何援助。但在10月份的時候，共產黨開始在朝鮮向聯合國軍發起進攻，美國的態度再次發生改變。

至於公開講話的問題，他們允許我在哈特福德神學院基金會上做一次演講，但講稿要經過謹慎的準備並通過國務院的審批。後來，在新澤西州的拉斯維市的中心長老會，我用同樣的一份講稿又做了一次演講。

「與此同時，我們政策的制訂還會繼續遵循《聯合國憲章》，保證和中國人民的友誼，以及一貫的開放政策和支持中國領土完整、主權獨立。」

更令我感到驚愕的是那份報告的內容。它有17頁的目錄，5頁的大事記年表，409頁的正文，還有641頁的附錄。這本書的主要部分當然是正文和附錄。正文的敘述帶有嚴重的偏見，其使用了大量單方面文件的摘要來說明1844年到1949年的中美關係。這些內容很多方面都引起了我的興趣，其中最引我注意的是「第六章，1947年到1949年司徒雷登出任駐華大使」。其實我是在1946年7月1日接受的任命，不過在第五章「馬歇爾將軍的使命」中，已經講述了馬歇爾將軍的使團和與之有關的事情。第六章一共有80頁的篇幅，是從1947年1月15日到1949年6月2日所發生的事情。

10月份，國務院召開了一個遠東事務的專家會議，受邀參加的包括了社會各界人士以及國務院指定的官員。與會者的發言都做了記錄，除了幾個特定的官員，後來都公開了出來。

信中接著談到了中國的革命、國民黨和它的領導人、共產黨以及1927年那次重要的決裂。之後說道：

下面的幾個段落中，先後談到了馬歇爾和魏德邁的使命。接著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