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和我跳上他的貨車，像卡戎將死者迎上渡船那樣，準備去接亞當斯夫人。這輛車跟隨克里斯將近二十年了。車是白色的，車廂沒有窗戶，公共頻道播放的防拐廣告里，提醒兒童不要搭的陌生人的車型，就是這種。西風有一輛運輸屍體的專車，比克里斯的要新，深藍色，外觀和內飾都專為屍體斂收工作設計。但克里斯喜歡一成不變。他只喜歡自己的車。

然而，克里斯仍是一副泰然自若的樣子，不緊不慢地開口道：「您好，我是克里斯，這位是凱特琳。我們可以開始了嗎？」

克里斯一臉不可思議地看著我。「也許吧，」他說，「但你住在這兒，你知道這裏實際上是一個骯髒、吵鬧的糞坑。假如我們能用燃燒彈炸飛整座城，那就最好不過了。前提是我們能穿過這座橋。」

我倆推著擔架進了電梯。裏面都是普通訪客，手中捧著泰迪熊和鮮花，根本想不到身邊還藏有一具屍體（下次你在醫院看見兩個成年人煞有介事地推著一個空擔架時，請想想山崎先生）。這些人早早出了電梯，最後只剩下凱普、山崎先生和我一路來到地下室。

克里斯和我用幾分鐘的時間把「媽媽」從前門推到貨車，給了遛狗的人和瑜伽媽咪們一個不大不小的震撼。一絲腐敗的氣息，他們嘗到了命運的滋味。

「見鬼了，凱特。他在沖我們使眼色嗎？咱們去拿摺疊架吧。」

直到20世紀30年代，「醫學化死亡」的概念才出現。醫院數量不斷擴大，把人們從可怕的死亡場景中解脫出來。過去，宗教人士為臨終之人送行，並引導親屬走出悲痛，如今則由醫生陪伴病人度過生命的最後時刻。醫學解決生死問題，與能否上天堂無關。醫院把死亡衛生化、規範化。在醫學專家看來，公眾並不適合參与其中，因為——借用死亡歷史學家菲利普·阿雷茲的話來說——死亡是「一副令人作嘔的景象」。於是，人們把「瀰漫著尿騷、汗液和腐敗等混合氣味，床單上沾滿污穢」的房間視為禁忌，堅決不踏進去一步。而醫院正是在不冒犯生者的前提下，允許死亡回歸它的本來面目。

這無疑是個赤|裸裸的謊言。我第一次「上門服務」，對包裹屍體一竅不通，沒來得及察言觀色就斷定死者生前「了不起」。

克里斯表現得倒是很淡定：「大家好，我們是西風火葬場的工作人員。請問這位就是亞當斯夫人吧？」他指向客廳中央的屍體問道。

只有當體系遭到破壞時，我們才會發現它們近在眼前。「卡特琳娜」颶風來襲之後，《華盛頓郵報》引用了傳染病研究和政策中心麥克·奧斯特霍姆博士的一句話：「『卡特琳娜』颶風帶給我們很多教訓，其中一個就是，美國人不太習慣在大城市的街道上看到無人問津的屍體。」說得太委婉了，博士。

面對腐爛的屍體、超重的屍體和古怪的屍體時，克里斯也從未亂了陣腳。說到古怪，有一次我們來到海特區的一幢宅子，一位紳士領著我們進入一間陰冷、破敗的地下室。他留著尖尖的八字鬍，有一雙爪子似的大手，像極了恐怖電影明星文森特·普萊斯。一具男屍躺在地下室的角落裡，身體蜷成球狀，一隻玻璃眼直勾勾地盯著我們。

你可以選擇醫院里的兩個部門進行志願服務，每周輪換一次。禮品部和婦產科都read.９９csｗ•cｏｍ是大熱門，但對我沒什麼吸引力。我可不想跟寫有「早日康復」字樣的氣球和吱哇亂叫的嬰兒待在一起，不然整個暑假都會陷入一種讓人倒胃口的傷感情懷。我的第一選擇是重症加強護理病房（ICU）的前台，幻想著護士給傷員擦拭額頭的柔情一幕——就是二戰中經常出現的那類畫面。

就在我絕望之時，克里斯充分施展了他的魄力。他用那天和麥克描述路況的口吻，向眾人介紹斂收亞當斯夫人屍體的方法，其實是在講給我聽。

我和凱普拿來的擔架，其實是一個有著擔架外觀的金屬籠子。我們把山崎先生放進去，上面蓋上一塊不鏽鋼板，然後用一張白床單把整個裝置罩起來。從外表上看，我和凱普只是從山崎先生的病房推出一個空擔架，沒有人躺在上面。

克里斯比麥克年長，從事殯葬工作的時間也比他長，但作為一名屍體運輸司機，嚴格來說克里斯在為麥克工作。他們兩人之間的對話堪比老式喜劇片：克里斯走進麥克的辦公室，說自己要去伯克利斂收一個金先生的屍體，但行車路線不太理想，路上不僅擁堵，還會碰上道路施工，現代城市的罪惡被他嘮叨了一個遍；麥克應付地「嗯」了幾聲，假裝點點頭，一門心思地在用電腦給死亡證明存檔，幾乎沒怎麼搭理他。

到人家裡斂收屍體的做法叫「上門服務」。現如今醫生已經很少出診了，但殯儀業仍保留這項業務，服務時間不分晝夜。根據殯葬業相關規定，個人可以單獨前往醫院、養老院、法醫辦公室斂收屍體，但前往別人家裡的話必須得是兩個人。所以當有人要求上門服務時，克里斯得有個副手，那個人就是我。

現在回想起來，這家醫院實在是不可思議——「沒問題，雖然你只有15歲，但我們同意你搬屍體。」我不敢相信他們會讓小志願者做這種事。不過我後來一想，他們一開始確實不太情願，但經不住我的百般哀求，最後勉強同意了。

我和克里斯來到卧室，看到了「媽媽」。我倆剛要用裹屍布包上她，那個女人一下子撲到她媽媽身上，誇張地號啕大哭：「不，媽媽，不！我需要你，媽媽，別離開我！」

既然人死後就不能自理，那麼總得有人給他們收屍，把他們從家裡或者醫院運到藏屍體的地方——殯儀館和法醫辦公室。在但丁的《地獄》里，干這活兒的是卡戎。他是一個魔鬼，滿臉胡茬兒，白髮蒼蒼，專門擺渡死者穿過冥河來到地獄。

前幾次上門服務，我徹底見識了克里斯的沉著冷靜。即使在狹窄到挪不動窩的屋子裡，克里斯也能完成任務。看著眼前螺旋向上的窄樓梯，他嘆了口氣：「拿摺疊架來。」克里斯所謂的摺疊架，指的是摺疊式擔架，戰場上用來運走傷員的那種。我們將屍體綁在這個鬼玩意兒上，然後把擔架側過來抬。一路上，死者的肚子不斷在我們頭頂上下擺動——只要能把屍體運上車，做什麼都行。

「她很內疚。這種事我看得太多了。她很少回來看她，現在卻一副沒有媽媽就不能活的樣子。太他媽扯了，凱特。」他說道。我知道他是對的。

在路上奔波的這段日子，我越來越了解克里斯。比如說吧，20世紀70年代，他曾在夏威夷給一個蠻橫的施工經理打工，幹了差不多兩年read.99csw.com，至今仍對此耿耿於懷。谷歌地圖顯示，那時離他住地方圓三個街區以內，還住著我新婚不久的父母和年輕的巴拉克·奧巴馬（這很容易讓我聯想到，他們幾個說不定曾在商店裡擦肩而過，或者一起在馬路邊等紅燈）。

一般情況下，死者的親屬此時都會離開房間，把屍體交由殯儀館工作人員處理。但這家人非要看著我們幹活。也就是說，我要在四十個哭哭啼啼、對我恨之入骨的人的眼皮底下，完成首次斂收屍體的工作。

如今，不必被迫與屍體打交道已成為發達國家的特權。在印度恆河畔的瓦拉納西，每天有八十到一百級石階用來舉行火葬。火化在露天進行（有時由低種姓階層的兒童從事這項工作），骨灰和沒有完全燒毀的遺骨被拋入聖河。火化的費用通常不菲，昂貴的柴木、艷麗的布料、高級的火化工人，加起來可是一大筆錢。有些家庭負擔不起火葬，但仍想讓自己的親人魂歸恆河，只能趁夜色把整具屍體放進河裡，讓其在水中慢慢腐爛。瓦拉納西的遊客因此時常看到腫脹的浮屍不是漂在河中，就是被狗啃食。恆河的屍體越來越多，印度政府只好投放幾千隻肉食龜，讓它們把「壞死性污染物」全部吃掉。

好極了，我嘟囔著，他們受人愛戴的女族長就要被屋裡僅有的兩個白人裝進戀童癖專用貨車裡帶走了。

給亞當斯家提供上門服務的幾周后，我和克里斯來到瑪麗娜區的一棟豪宅。我倆一路上談笑風生，談論著夏威夷的天氣和麥克的粗魯無禮。宅子坐落在一條繁華大街上，我們把車靠路邊停好。「你知道我在想什麼嗎，凱特？」我們往外拿橡膠手套時，克里斯說，「咱倆就像殺手，跟《低俗小說》里那兩個傢伙似的。他們前一秒還在車裡討論三明治，后一秒就爆了別人的頭。咱們剛才還坐在車裡扯淡，現在就要給別人收屍了。」

這應該是人類真情流露時的樣子吧。死亡、分離、抱頭痛哭，該有的都有了。我認為自己會被打動，但我沒有。「內疚。」克里斯含糊地說。

「嗯，是啊，謝謝你。」他說道。

離大門越近，我就越意識到，我倆要對付的不僅是死者丈夫一個人。屋外至少有十五個人在走動，警惕地看著我們走近大門口。進屋后，我和克里斯來到客廳。客廳的天花板非常高，屋裡大概有四十個人，圍站在一個女人的屍體旁。看到我們進來，他們馬上停止交談，說話的聲音戛然而止，彷彿有人從唱片上挪走了唱針。

其實我特別感激這條「兩人規定」。輪床是人類發明的最難用的東西，根本不聽你使喚，怎麼推都不動，還發出刺耳的「噹啷」聲，簡直是專門用來讓你在上司面前丟臉的。比屍體更不好伺候的，估計就只有這個玩意兒了。讓一個人獨自在陌生人家裡操作輪床，想想都覺得恐怖。

「女王醫院」一直用積極的醫療環境標榜自己，展示的不僅是最新科技，還用夏威夷藝術作品裝點牆面。他們用一切手段——偽造的擔架、地下秘密停屍房——巧妙地掩蓋死亡，讓死亡遠離大眾的視線。死亡意味著醫療系統的失敗，不能讓病人和病人家屬知道醫院有人死了。

我的第二個選擇就明智多了。物流部的工作很豐富，例如把郵件和備忘錄發往各個病房，幫剛出院的老奶九_九_藏_書奶推輪椅。除此以外，物流部還負責把逾期未領的屍體轉移到地下室的太平間。這簡直是我夢寐以求的工作。部門裡的正式員工不太理解我這種熱情，但只要出現「黑色指令」，有屍體需要轉移時，他們都會很大度地叫我過來。

死亡並非一直與醜聞和猜忌相隨。14世紀，「黑死病」大瘟疫橫掃歐洲，大批屍體置於街頭，完全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有時一放就是好幾天。馬車陸陸續續將屍體運到城外，那裡已經挖好了大規模處理屍體用的填屍坑：放一層屍體，填一層土，放一層屍體，填一層土。埋屍的方式「和做義大利千層面差不多，一層麵皮一層乳酪，如此反覆」，義大利一位編年史學家如此形容。

「哇，老頭子歲數真不小，是吧？」凱普驚訝地說。山崎先生這把歲數，讓資深的屍體搬運工都不淡定了。

我急於證明自己的價值，用嚴肅的口氣問道：「您是她生前的丈夫？」

20分鐘后，我們把車停在亞當斯家門口。沒有華麗的老式靈車、沒有駿馬、沒有隨仆，只有我、克里斯，還有一輛20歲的普通白色貨車。

進門之前，我讓克里斯再給我講了一遍流程。我可不想在死者丈夫面前丟人。

「年輕人，我現在也是她的丈夫，不是什麼生前的丈夫。」他以令人畏懼的眼神瞪著我，其他四十雙眼睛也一起向我投來犀利的目光。

「別擔心，凱特，這點兒事連猴子都能做。來，我給你講一遍。」

克里斯五十多歲，皮膚晒成了褐色，滿頭銀髮甚是扎眼，一雙眼睛經常流露出巴吉度犬式的憂傷。他總穿戴得異常乾淨，卡其褲搭配老式襯衫，標準的加利福尼亞正裝。我一下子就喜歡上了他。他讓我想起萊斯利·尼爾森，《白頭神探》系列電影的主演，我童年時的最愛。

「我不管，媽媽應該享受最好的待遇。媽媽做事非常體面，因為她本身就是一個體面的人。但你們卻遲到了，這非常不體面！」她沒完沒了地嚷嚷道。

我們敲敲門，一個深色頭髮、五十歲左右的女人開了門。我沖她咧嘴一笑，看上去特別真誠。在這種時刻，一個誠懇的笑容遠比虛偽的同情有用。

為了避免這種令人不悅的屍體處理方式，工業化國家已經建立起一套體系。就在此時，眾多沒有標記的白色貨車正載著屍體穿行在公路和洲際高速上，飛機也載著貨艙里的屍體和客艙里的乘客橫跨地球。我們總是把屍體藏在下面。我們不僅把屍體埋在土裡，還把它們藏在假冒的擔架下面、飛機貨艙下面以及我們意識的深處。

克里斯滔滔不絕地說著，直到我們把亞當斯夫人裹好，用束帶穩穩地綁在輪床上。屋裡的人看得入了迷，一個動作都沒落下。我很感激克里斯，他沒有讓別人看出來我是個外行。實際上連我都被自己唬住了。克里斯細緻的講解，讓我覺得自己真知道該怎麼做。我平時一向對自己感覺良好，有這種錯覺估計也正常。

返回西風的途中，亞當斯夫人在後車廂發出窸窸窣窣的聲音。克里斯一直安慰我，告訴我今天沒有那麼糟糕：「瞧，凱特，我們總趕上人們最難過的時刻。如果有人想要買新房、買新車，他一定會親自去挑選。但是人們能從我們這裏買到什麼呢？什麼都沒有。我們不但收他們的錢，還把他們的摯愛帶走，沒有人想ｒｅａｄ.9９cｓｗ.com要這樣。」我感覺心情好些了。

把醫院作為臨終場所其實是一個相對新的理念。19世紀，只有孤苦無依的可憐人才會在醫院死去。鑒於此，人們都願意在親友的陪伴下，於家中撒手人寰。到了20世紀初，仍有85%的美國人選擇在家中離開人世。

「女士，現在是交通高峰，我們從奧克蘭趕過來的。」克里斯用「克里斯式」平靜的嗓音說道。

克里斯說話慢條斯理，語調很平淡。他至今仍是單身——從沒結過婚，也沒有孩子，獨自一人住在一間小公寓里。每晚他回到家中，一邊吃拉麵一邊看查理·羅斯的訪談節目。他是個憤世嫉俗的壞脾氣老頭，但並不招人討厭，看他就像看沃爾特·馬修的電影，令我開心得很。

在西風工作的第二周，我迎來了第一次「上門服務」的機會，地點在南舊金山。死者是亞當斯夫人，一個四十歲左右的非洲裔美國人，死於乳腺癌。

「為什麼說是『前提』？」我問道，腦子裡想著城市被炸的場景。

「我很抱歉，女士，我們一定好好照顧她。」克里斯說。

我和克里斯把亞當斯夫人推出前門時，她的兒子叫住我們。他和我差不多大，卻已經沒有了媽媽。他想把一朵花放在輪車上。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於是脫口而出：「她肯定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相信我，我看人很準的。」

搬運屍體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不要放棄。聽起來也許有些老套，但克里斯對此堅信不疑。他告訴我，他曾經碰到一具重達400磅的屍體。死者生前是個囤積癖，家裡堆得滿滿當當，到處都有蟑螂亂爬。屍體在三樓，克里斯當天的助手拒絕上樓，一口咬定他們二人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把屍體搬出去。「我一下子失去了對他的敬意，」克里斯說，「我最恨那些不願意嘗試的人。」

「我等你們好幾個小時了！」她大聲尖叫著。

「現在，我們把輪床推到病床旁邊。凱特琳用側面的搖柄把床放低。我用布單鋪在夫人的頭下，凱特琳將另一側鋪在她雙腳下方，然後這麼一拉，亞當斯夫人的身體就用單子裹好了。接下來，凱特琳要把她的雙腳抬上輪床，一、二、三，好。現在，凱特琳再用布單裹一層，然後把夫人固定在輪床上。」

我和凱普來到山崎先生的病房。山崎先生蜷縮在一塵不染的病床上，已經停止了呼吸。他看起來像一具博物館里的木乃伊，皮膚顏色很深，像塊棕色的牛皮。因疾病和衰老的緣故，他全身乾巴巴的，體重還不到90磅。不管是我還是凱普，一個人用一隻手就能把他抬到擔架上。

「你說什麼？」我小聲問道。

在西風殯儀館，卡戎的角色由克里斯擔任。

「這和搬家差不多，」克里斯給我解釋，「都是一些幾何和物理問題。」

「想想這座橋是怎麼建的，凱特，」——他叫我「凱特」——「一堆80英尺長的花旗松木樁插在泥里，上面擠滿了人和車。從結構上說，這就好比把牙籤插在果凍里九九藏書。我們根本站不穩，木樁隨時會斷成兩半，像折樹枝似的那麼容易。到那時，我們全都得死。」

我放聲大笑，嗓音比平時尖了一些，下意識地仔細沿著橋墩打量。

我們行駛在連接奧克蘭和舊金山的海灣大橋上，我不小心感慨道：「這個城市看起來真美。」話一出口，我就知道大事不妙。

凱普和克里斯很相像：兩個都是體面人，都負責把屍體從大眾身邊運走。對他倆而言，這不過是一份乏味的工作，但在普通人看來，他倆的職業既神秘又噁心。

我上高中的時候，學校暗示我們，如果暑假期間沒有完成規定的志願服務時數，我們就上不了大學，找不到工作，最後只能以失敗者的身份孤獨終老。於是高一那年的暑假，我決定去火奴魯魯市中心的「女王醫院」當志願者。我不吸毒，成績也不錯，工作人員核實信息之後，拿給我一件醜陋的亮黃色polo衫和一個名牌，讓我去志願者辦公室報到。

從早上八點半到晚上五點，西風的兩台火化爐每天要處理六具屍體（每台各三具）。趕上高峰期，一周可以火化36具。而每次「上門服務」至少需要45分鐘，如果服務地點在海灣大橋的另一頭，花的時間就更長。理論上，克里斯和我應該天天在外面奔波。克里斯確實經常往外跑，主要是想躲著麥克，不然就得給他跑腿，取個死亡證明或者到郵局辦事什麼的。我基本都待在火化間，一心一意地火化屍體。現在很少有人選擇在家臨終，因此大多數斂收屍體的情況不用兩個人出面。

也許你不曾參加過葬禮，但全世界每一秒鐘就有兩人死亡。你讀完上一句話的工夫，世上就少了八個人。現在少了14個。如果你覺得太抽象，那麼試試這個數：2500萬。這是美國每年的死亡人口總量。死者被巧妙地隱藏起來，以至於生者很難察覺到這一數量變化。除非一年來大家都活得挺好，年底時突然死了兩千多萬人，我們才會大為震驚——這幾乎等同於整個芝加哥的人口，或者休斯敦，或者拉斯維加斯加上底特律那麼多。除了明星和公共人物的死訊，我們鮮少關心平時都有誰死去，任憑他們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中。

女人終於放開母親的屍體，我們把「媽媽」固定好，推了出去。我們把輪床推到屋外，街上的人都停下來盯著我們。遛狗的人站在原地不動，推著嬰兒車的瑜伽媽咪們也放慢了腳步。他們一個個目瞪口呆，以為我們是偵探或法醫，正從窮凶極惡的犯罪現場搬運屍體，殊不知我倆只是殯儀館員工，上門斂收一個在家裡壽終正寢的90歲老太太而已。

這回砸了，我暗想。我完了，不僅丟了自己的臉，還讓家族蒙羞，一切都無法挽回了。

很明顯她就是亞當斯夫人，根本用不著問，但眾人貌似覺得很受用。一個男人站出來，介紹自己是亞當斯先生。

然而ICU遠沒我想象的刺|激。他們才不會讓前台一名高中生加入到搶救病人的行列。於是，我只得坐在那裡，看著心急如焚的家屬在等候室里進進出出，不是去上廁所，就是去給咖啡續杯，我一坐就是好幾個小時。

我的直接領導叫凱普，年紀不大，是夏威夷本地人。他看了看顯示屏，操著濃重的口音對我說：「啊，凱特琳，你能去莆阿喜病房把山崎先生帶出來嗎？」哦，當然，我求之不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