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崧登上了皇帝的寶座，挫敗了某些東林—復社人士擁立潞王朱常淓的計劃。圍繞帝位的勾心鬥角，並沒有就此平息。弘光立國一年之內，先後發生了「妖僧」大悲、偽太子、「童妃」三大案。這三個案件表面上是孤立的，互不相涉，卻都貫串著對朱由崧繼統不滿的政治背景。

鑒於黃宗羲創立的浙東史派對後世影響很大，而且他和門戶好友在當時興風作浪對弘光朝廷的穩定造成了嚴重影響，有必要揭穿他們散布的種種謊言。

一、大悲案。1644年十二月，忽然有個和尚來到南京，自稱是明朝親王，從兵亂中逃出做了和尚。弘光帝派官員審訊他的來歷，大悲起初信口開河說崇禎時封他為齊王，他沒有接受，又改封吳王。聲稱「潞王恩施百姓，人人服之，該與他作正位」。弘光君臣見他語無倫次，形跡可疑，嚴加刑訊，才弄清大悲是徽州人，在蘇州為僧，確實是個騙子。經過九卿科道會審后，將大悲處斬。

把上引黃宗羲、林時對、錢秉鐙、金堡的敘述聯繫到一起，分明看出這種流言蜚語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即以「童妃案」作為突破口，徹底否定弘光帝就是朱由崧，而肯定其是一個異姓子弟的冒牌貨。言外之意，馬士英等「奸雄」為了攫取定策之功，放著潞王朱常淓這樣的正宗「賢王」不立，卻拉來一個身分不明的人擁上皇帝寶座，無怪乎要亡國滅祀了。

上面批駁了黃宗羲、林時對、錢秉鐙等人的荒誕，並不是僅限於探討史料的真實性，更無意于鑽究宮闈秘事，而是說這三人的記載透露了弘光朝廷上黨爭的激烈情況。真正的策劃者未必是他們，因為弘光一朝黨爭鬧得勢同水火，而黃宗羲等人在當時朝廷上並沒有地位，掀不起那麼大的風浪。直至社稷傾覆，江山變色，東林—復社黨人仍把責任全歸之於弘光昏庸、馬阮亂政，自我標榜為正人君子，實際上他們自己也是一批追名逐利、製造傾軋的能手，對弘光朝廷的覆亡負有直接責任。

黃宗羲等人最大的誣罔表現在對弘光皇太后鄒氏的造謠生非。從河南迎接到南京來的太后是老福王朱常洵的元配鄒氏。鄒氏是明神宗在萬曆三十一年為朱常洵選的王妃，按當時慣例，選后、妃的年齡都在十四五歲，鄒氏生年約在萬曆十七年（1589）左右，到1644年大概是五十五歲。甲申（1644）八月，大學士高弘圖奉命往廣陵驛迎接，隨行的幕客談遷記載：「恪恭仁壽皇太后鄒氏，福恭王之元妃也，于上為嫡母。」下面又引太后弟鄒存義敘述鄒氏輾轉流離的經過相當詳細。鄒太後到達南京時，弘光上迎箋中說：「屬國家之多艱，鶴髮添憂；閔霜雪之入鬢，鳳輿飛轄」，足證鄒氏到南京時已是一位老嫗。時任工科都給事中的李清記，甲申八月辛未日，「皇太后至南京，……各官迎江干，上跪迎洪武門內，各泣下」。當時迎接太后的場面相當大，文武百官朝見的很多。後來弘光帝與鄒太後由南京出逃時本是一路，途經溧水遭亂兵阻截才各奔東西（詳情見下文）。鄒太後到達杭州后朝見過她的大臣也不少，只是又出現另一種謠言說鄒太后是馬士英的母親冒充的，這種謠言不值一駁，卻證明太后春秋已高。黃宗羲、林時對等人對弘光母子極盡誣衊之能事，決不僅是「道聽而途說，德之棄也」，而是在南明政權肇建伊始之時反對福藩繼統的一股暗流不擇手段展開的政治鬥爭。九_九_藏_書

王鐸會同群臣審視后的奏疏是相當可信的。我們不應忽視，弘光立國之時許多官員曾經在崇禎朝廷上任職，見過太子朱慈烺的並不止他一個。如曾經擔任東宮講官的劉正宗、李景廉「皆言太子眉長於目」，他們看了偽太子之後都不認識；弘光帝「又命舊東宮伴讀太監丘執中往認。之明見執中，亦不識也。於是群疑稍解」。時任協理詹事府事禮部尚書的黃道周記載：「王之明者，頑童，故駙馬都尉王昺之侄孫，途窮附高鴻臚之仆穆虎者欲南趨苟活，而穆虎居為利，遂謂子輿復出也。廷詰之日，諸講官侍從諗視無一似東朝者，之明亦茫然。而靖南疏至，輒持兩端，訟言不可誅，誅之禍起。」從現存史料中可以看出當時在弘光朝廷上的官員都知道北來「太子」純屬假冒，沒有人提出過異議。問題是這件事直接牽涉到弘光帝位的合法性，對朱由崧繼統不滿的人乘機興風作浪，散布流言蜚語，於是圍繞著「太子」的真偽在不明真相的百姓和外地文官武將中掀起了一片喧嘩。弘光朝廷越說是假，遠近越疑其真。這事一直鬧到清軍佔領南京，弘光朝廷覆亡，方告平息。

二、假太子案。1644年十二月，鴻臚寺少卿高夢箕的奴僕穆虎從北方南下，途中遇到一位少年，結伴而行。晚上就寢時發現少年內衣織有龍紋，驚問其身分，少年自稱是皇太子。抵南京后，高夢箕難辨真假，急忙送往蘇州、杭州一帶隱蔽。可是，這少年經常招搖于眾，露出貴倨的樣子，引起人們的注意，背後竊竊私議。高夢箕不得已密奏朝廷，弘光帝派遣內官持御札宣召。元年（1645）三月初一日，這個少年從浙江金華到了南京，被交付錦衣衛馮可宗處看管。第二天，弘光帝面諭群臣道：「有一稚子言是先帝東宮，若是真先帝之子即朕之子，當撫養優恤，不令失所。」隨令侯、伯、九卿、翰林、科、道等官同往審視。大學士王鐸曾經擔任東宮教官三年，自然熟悉太子的模樣，一眼就看出是奸人假冒。他在奏疏中說：

清人戴名世對這段公案作了以下論斷：「嗚呼，南渡立國一年，僅終黨禍之局。東林、復社多以風節自持，然議論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禍，卒致宗社淪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誅哉！自當時至今，歸怨于孱主之昏庸，醜語誣詆，如野史之所記，或過其實。而餘姚黃宗羲、桐城錢秉鐙至謂帝非朱氏子。此二人皆身罹黨禍者也，大略謂童氏為真后，而帝他姓子，詐稱福王，恐事露，故不與相見，此則怨懟而失於實矣。」楊鳳苞也說：「及謂福王亦偽，乃出東林、復社愛憎之口」，「蓋阮大鋮欲盡殺東林、復社諸君子，向後諸君子追憾其事，並恨王之任大鋮也。造言汗蔑之不已，復奮斷曰：『是非明之宗室也。』甚疾之之詞爾。」楊氏的基本論斷是正確的，但他認為這類謠諑蜂起乃「諸君子追憾其事」，恐怕未必。因為抓住偽太子、「童妃」案大鬧是在弘光在位時期，弘光朝廷的內部紛爭嚴重影響了自身穩定，無暇北顧，特別是一些東林—復社人士依附地處南京上游的世鎮武昌的軍閥左良玉，更增加了弘光君臣的不安全感。馬士英、阮大鋮明白要扼制住擁立潞藩的暗流，必須援引江北四鎮兵力作後盾。從這個意義上說，弘光朝廷遲遲未能北上進取，同東林—復社黨人的興風作浪有密切的關係。楊鳳苞還說：「明末南都之亡，亡於左良玉之內犯。」左良玉的興兵東下，固然有避免同大順軍作戰和跋扈自雄等原因，但他扯起「救太子」、「清君側」的旗幟卻同某些東林—復社黨人所造輿論一脈相承。九-九-藏-書

黃宗羲的這段記載許多地方不符合事實，比如派楊文聰攜帶空頭箋不問是哪位藩王迎來南京，擁上帝位，就共享定策之功，簡直是一派胡言。史可法在迎立問題上受了馬士英的欺騙確有其事，但說馬士英「用鳳督印印之成案」卻毫無意義，因為史可法的信如果是偽造的，蓋上鳳陽總督印也不起作用；史可法「七不可立」的信件落在馬士英手裡，不蓋鳳督印仍是個重大把柄。黃宗羲這段「高論」中關鍵是「或曰：福王也」。採取這種史筆實際意味著弘光帝是未經「驗明」的朱由崧「正身」。關於弘光太后，黃宗羲也恣意詆毀道：甲申七月「壬辰，皇太后至自民間。太后張氏，非恭皇（指老福王朱常洵）之元配也。年與帝相等，遭賊失散，流轉郭家寨常守文家，馬士英遣人迎之至。其後士英挾之至浙，不知所終。或言：帝之不蚤立中宮，而選擇民間不已者，太后之故也。」他的弟子萬斯同深得老師真傳，昌言無忌地寫道：

黃宗羲的好友林時對撰《南都三大疑案》說：

「童妃」案和假太子案的喧囂一時，實際上是某些東林—復社黨人在幕後掀風作浪。歷史上無賴之徒冒充頭面人物屢見不鮮，即以南明來說，永曆初也出現了假弘光帝（一個和尚）騙得許多地方官的信任，但都沒有像弘光一朝這樣鬧得烏煙瘴氣。究其根源，正在於東林—復社中的一些骨幹分子視「門戶」、「聲氣」重於國家、社稷，他們愛走極端，甚至惟恐天下不亂。在這些人看來，福藩繼統等於萬曆以來自己在黨爭中最大的失敗，因此一遇風吹草動，不管真相如何，抓住「把柄」大做文章，必欲推倒福藩另立新君才肯罷休。人們常常受舊史籍影響，以為東林—復社人士大體上都是骨鯁正直之人，其實它是一個很複雜的團體，其中光明磊落者固不乏人，但由於明末東林—復社名滿天下，往往具有左右朝政的勢力，許多熱衷名利的人也混跡其間，變成一個大雜燴。東林—復社人士的「別正邪、分賢佞」實際上是自封「正人」、「君子」，為獨攬朝政造輿論。由於他們當中的骨幹分子為奪取權力往往採取陰謀手段，難以弄清詳細情況，但對弘光帝進行人身攻擊，借「三案」大肆發揮的都是自命為東林—復社的「君子」，由此也可以看出其端倪。浙東史派的創始人黃宗羲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他撰寫的《弘光實錄鈔》以「國史」自居，對弘光迎立作了如下的描寫：

三、「童妃案」。這個案件的大致情況是：1641年（崇禎十四年）李自成起義軍攻破洛陽，老福王朱常洵被俘殺，世子朱由崧僥倖逃出。經過長期顛沛流離之後，忽然時來運轉被擁戴為皇帝。1645年（弘光元年）初，河南有一個姓童的婦人面見南明河南巡撫越其傑，自稱是德昌王（即朱由崧）的繼妃，亂離中與朱由崧失散。越其傑和廣昌伯劉良佐深信不疑，一面奏報，一面派人護送來南京。朱由崧立即否認，宣布童氏為假冒。三月初一日，童氏送抵南京，下詔獄由錦衣衛審訊。童氏自述「年三十六歲。十七歲入宮，冊封為曹內監。時有東宮黃氏，西宮李氏。李生子玉哥，寇亂不知所在。氏于崇禎十四年生一子，曰金哥，嚙臂為記，今在寧家莊」。朱由崧批駁道：「朕前後早夭，繼妃李殉難，俱經追謚。且朕先為郡王，何有東、西二宮？」這是符合實際情況的，按明朝典制，親郡王立妃由朝廷派員行冊封禮。《明熹宗實錄》載，天啟二年十月傳制遣「工科給事中魏大中、行人司行人李昌齡封福府德昌王由崧並妃黃氏」。童氏稱入宮邸時朱由崧有東、西二宮已屬荒唐，更不可能又有什麼「曹內監」為她舉行冊封禮。朱由崧沒有兒子，「玉哥」、「金哥」之說也是空穴來風。一些史籍記載，童氏在送往南京途中，地方文武官員紛紛拜謁，她舉止輕浮，毫無大家風範，「凡所經郡邑，或有司供饋稍略，輒詬詈，掀桌于地；間有望塵道左者，輒揭簾露半面，大言曰：免！聞者駭笑」。童氏一案與大悲、假太子案基本相似，肯定她不是朱由崧的王妃（崇禎十四年河南巡撫高名衡題本內明白說過「世子繼妃李氏」于洛陽城破之時投繯自盡），後來某些野史又說她是誤認（如說她原為周王宮妾，或說是邵陵王宮人），也有揣測她是在朱由崧落魄之時曾與之同居，但這些說法同童氏自己編造的經歷都不符合。就案件本身而言，無論童氏是冒充，是誤認，還是與朱由崧有過一段舊情，都不應成為南明政局的焦點。

錢秉鐙的好友金堡也記載道：

再看另一復社人士錢秉鐙的說法：

朱由崧確實是個昏庸荒淫的君主，但他的身分無可懷疑。老福王朱常洵的正妃鄒氏從未生子，朱由崧是側室所生庶長子。1617年（萬曆四十五年）二月，他十歲時封為德昌王，後來因福藩無嫡子，被立為福世子。1641年（崇禎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李自成軍攻破洛陽，老福王朱常洵被殺，朱由崧和嫡母鄒氏乘亂逃出，暫居於黃河以北的孟縣。同年河南巡撫高名衡向朝廷報告：「世子亦尚無子女，流離孤苦，惟有母子相依，誠可悲矣。」下文又詳細報告了從洛陽逃出的福府官員侍從共二百零九名，其中包括右長史、承奉副、典寶、典膳、黃服、隨侍司執事、書堂官、內執事，此外還有「王親」鄒存義（即福王妃鄒氏之弟）等五人。有這樣一大批王府官員和王親跟隨，要說朱由崧是個假冒的福王世子簡直是奇談怪論。何況崇禎十四年時福藩一敗塗地，生活無著，到處乞憐，誰也不會預測到他後來會入繼大統。崇禎帝對親叔的遇難深表關切，據弘光時吏部尚書（崇禎朝任刑部尚書）徐石麒的奏疏說：「福王殉難，先帝尚遣一勛臣、一黃門、二內侍驗審含殮。」二月，命駙馬都尉冉興讓、司禮太監王裕民、給事中葉高標攜銀赴河南慰問福世子。九月，「命福世子由崧還河南（指洛陽）」。1643年（崇禎十六年）朱由崧襲封福王；洛陽再陷后，朱由崧逃到衛輝府，因窮困潦倒曾經向潞王朱常淓借銀，後來又一道南逃淮安。這些材料都證明從洛陽被義軍攻破到崇禎朝廷覆亡，明廷和地方官員從來沒有懷疑過朱由崧的福王世子身分。上文已經說過朱常淓是朱由崧競爭帝位的主要對手，如果朱由崧來歷不明，朱常淓絕不可能緘默不語。弘光初立之時，蘇松巡按祁彪佳在五月二十八日的日記中記載：「潞王承奉李君來晤，言今上（指朱由崧）遇難，潞藩周旋諸事。」這就證明當朱由崧落難時，潞王深知其身分，曾經在生活上給以接濟。朱常淓通過他身邊的承奉大談當年舊事，意在表明自己不僅無意同血統更近的福藩爭奪帝位，還以過去有恩于「今上」希望得到應有的照顧。何況，弘光即位后封嫡母鄒太后的弟弟「鄒存義為大興伯，並予世襲」，封元配黃氏兄弟黃九鼎為雒中伯、黃金鼎官都督同知，這些「懿親」不可能不認識朱由崧。全祖望等人硬說朱由崧不準童氏入宮是怕暴露自己假冒的真相，在情理上根本講不通。九_九_藏_書

朱由崧既以親藩得繼大統，對於最具帝位繼承人資格的崇禎三子自然惟恐其不死。早在甲申七月間就僅僅依據一個卑微小官（未到任之陽春縣典史顧元齡）的傳言宣布太子和定、永二王已經遇害。弘光元年（1645）二月正式下詔「謚皇太子慈煥曰獻愍，永王慈煥曰悼，定王慈燦曰哀」，藉以掩人耳目，杜絕民望。實際上，自從大順軍在山海關戰敗起，兵荒馬亂，各方面的人士大抵都弄不清崇禎帝三個兒子的下落。儘管在1644年冬有「北太子」、「南太子」案，清初號稱「朱三太子」的案件層見迭起，但惟一可以相信的是定王朱慈煥長期隱姓埋名，充當私塾教師為生，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才在山東汶上縣被清政府捕獲，全家處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