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稍好一點的回答是：需要考慮、權衡。

其實當汽車被發明出來時，很多人都在歡呼，終於可以擺脫馬糞的污染了，終於可以在沒有馬糞的空氣中自由呼吸了。

考慮最不周全的回答是：當然用布更環保，因為布可以重複使用。這個回答沒錯，布是可以重複使用，但問題是，布做的餐巾需要清洗，需要使用很多清潔劑，還要烘乾、漿洗，餐巾稍微舊一點就要扔掉。所有這些都會造成環境的負擔。

這也是多方在爭用稀缺的資源，人們要做的也是在其中尋求平衡。

好多年前，我跟一位經濟學家來往非常密切，有一次我跟他說，我認識一位女孩子，非常優秀，唯一的問題就是她已經有男朋友了。我的這位經濟學家朋友不用半秒鐘就評論道：哦，原來你是不相信科斯定律的。

這個想法非常重要。正是基於這個想法，科斯的意思是說，火星燒著了亞麻，但是責任可能在農夫，雖然農夫並未招惹鐵路公司。誰付出的成本更低，誰就應該承擔更大的責任。那既然農夫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成本，比鐵路公司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成本低得多，那挪開亞麻的責任，就要落到農夫身上了。

當然，我們能夠理解這種感受。我們今天晚上跟誰在一起，跟誰吃燭光晚餐，跟誰坐飛機出去旅遊，這些數據對別人來說可有可無，但對我們自己來說非常重要，所以保護隱私確實很重要。

好多人都感覺科斯的想法有些強詞奪理，因而在亞倫·戴雷科特家那場著名的晚宴辯論之後，科斯就被邀請再寫一篇文章，好好陳述一下他的觀點。於是科斯發表了《社會成本問題》（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1960）一文。這篇文章發表后，還是有很多人批評他。有趣的是，要批評科斯，就得引用他的文章，因而在後面的30年裡，《社會成本問題》就成了被引用最多的經濟學文章之一。

我們常用的手持閱讀器Kindle，在閱讀的過程中，可以在上面加著重線做筆記。這些筆記位置的數據信息歸誰所有呢？

對於大眾而言，答案是非常明顯的，傷害者當然要對被傷害者做出賠償，同時，我們還要限制傷害者對周邊居民、周邊環境繼續造成傷害。

大數據的使用，經常引發隱私權應該歸誰的問題。好多人對隱私權非常敏感，覺得隱私權一點都不能出讓。

社會成本問題在經濟學中有著非常重要的政策含義。人們只有理解了社會成本問題，才能順應社會和市場的基本運行規律，制定出因勢利導的經濟政策。

有一家養雞場，因為知道養雞會發出惡臭、造成污染，就在選址時把養雞場選在了偏遠的郊區。這家養雞場在郊區經營了好多年。但是城市不斷發展，不斷擴張，擴張到一定程度時，有開發商就在這家養雞場旁修了居民區。居民住進來以後才發現養雞場會發出惡臭。於是，居民就去告這家養雞場，說養雞場污染了環境，損害了居民的健康。如果你是法官，你會怎麼判？

這時根據科斯定律，我們就能明白：所有的傷害都是相互的。如果我們今天晚上不吃這頓燭光晚餐，不用布來做餐巾，可能就會傷害我們的友情。環境的破壞不可逆，但是我們的生命也是不可逆的。因此關鍵還是平衡，要看值得還是不值得。

可見，我們現在的生活其實是在不斷改善的，只不過我們不知道過去的日子是怎麼樣的。

有兩戶人家相鄰，相安無read.99csw.com事好多年。左邊人家有一個煙囪，煙囪出口就是右邊人家的房頂，由於煙囪高過對方的房頂，煙囪冒出來的煙，對右邊人家並沒有影響。但是後來右邊的人家把房子蓋高了，於是把左邊人家的煙囪給擋住了。這樣，左邊人家在生火時產生的煙，就會迴流到自己的房間里。於是，左邊的人家就到法院告右邊那家人。如果你是法官，會怎麼判？

科斯為了說明這種想法為什麼不對，還特意寫了篇文章。這篇文章寄到芝加哥大學，芝加哥大學的好多經濟學家和法學家都認為科斯錯了，但他們都挺喜歡科斯的，就決定刊登他這篇「錯誤」的文章。在刊登之前，他們想把科斯請來，好好教育他一下。

其實年紀大一點的人都記得，小時候早餐吃的油條是用報紙來包的。報紙上有油墨，油墨裏面有鉛，鉛對身體是極其有害的。但那時人們沒有這樣的觀念，能夠吃上油條就已經很滿足了。所以今天的現代化帶來的才是更綠色、更環保和更健康的生活。

我自己經常琢磨這樣一個問題，鑽石最早是歸誰的。人們可能會認為鑽石最早是歸礦工的，因為是礦工把鑽石挖出來的，但我們並沒有看見礦工脖子上掛滿了鑽石項鏈，卻發現鑽石不遠萬里跑到了白富美的脖子上，跑到了她們的手指上。這就是「誰用得好就歸誰」的典型例子。

為了說清楚什麼是社會成本問題，我們先舉一些實際的案例：

在黃石公園裡，不同的人對於狼群數目應當是多少有不同的答案：黃石公園裡負責飼養牲口的人認為，最佳數目是零，一隻狼都不要才是最好的；黃石公園的管理員認為，引入的狼越多越好，因為狼越多他們得到的經費就會越多；而如果問環保人士，他們也會認為狼越多越好，因為狼越多，整個環境就越原始。喜歡在黃石公園裡打獵的人，如果他打的是狼，他當然認為狼越多越好；而如果他打的是其他動物，例如兔子或者鹿，那麼他會認為狼的數目最好是零。

科斯把污染、滋擾、遮擋和闖入等產權或侵權案件，都看作是人們對稀缺資源的平等爭用，一下子刷新了世人對於諸多社會現象的理解。同樣是諾獎得主的經濟學家喬治·斯蒂格勒把科斯的觀點總結成若干版本的「科斯定律」（Coase Theorem）。

那麼科斯究竟是怎麼說的呢？

我們繼續討論科斯定律的應用。現在大家都對環保問題非常重視，都很支持環保，甚至不少人認為應當不惜一切代價保護環境。環保問題究竟該如何處理，我們看一下科斯定律的回答。

關於科斯理論的爭論，法律經濟學者、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教授理查德·愛潑斯坦（Richard Epstein）曾提出過一個觀點。他說，如果爭奪資源的雙方是同一個人，那會發生什麼情況？以這樣的角度來重新審視前面提到的案子，可能就會豁然開朗了。

幾年前生態學家發現，美國黃石公園整個生態鏈里缺了重要的一環——狼，因而需要給黃石公園引入狼群。問題在於read.99csw.com引入多少狼才合適。

所有人都這麼看，只有一個人不同意，這個人就是羅納德·科斯。

在我們買Kindle、第一次開機使用時，它會問我們同不同意使用合約，我們選擇同意時，就已經把這項權利給了亞馬遜。那個合約我們看了嗎？當然沒看。那個合約很長，有好幾十頁。這時候我們可能會說亞馬遜真不地道，偷偷地就把這麼重要的隱私權給拿走了。

科斯定律最流行的版本是：在交易費用為零或足夠低的情況下，不管資源最初的主人是誰，資源都同樣會流到價值最高的用途上去。用大白話來說，就是「誰用得好就歸誰」。

正是如此。男尊女卑的風俗，其實跟火星燒著亞麻的故事有相似之處。火星碰著亞麻是危險的，男人碰上女人也容易出意外。避免意外的責任，由成本較低的一方承擔。在古代漫長的時間里，避孕技術十分落後，而約束男人比約束女人要困難得多，結果枷鎖基本上都加到了女性身上。只有到了當代，避孕技術變得簡單可靠，女性在現代職場中的價值也不斷突顯，女性一向受到的不公平的行為約束才被逐漸鬆開，並有部分轉向了男性。

我們可能會說Kindle是我自己的，書是我花錢買的，下劃線也是我親手做的，數據應該歸我；我們也可能會想，這可是在書上做的筆記，數據應該歸作者或者出版社；當然亞馬遜也會說，數據產生在它的平台上，存儲在它的平台上，所以應該歸它所有。

這就是社會成本問題以及科斯的洞見。科斯在1991年拿到諾貝爾獎，我覺得未必是因為科斯特別聰明，而很可能是因為其他人都犯了糊塗。因為在每一個具體的例子里，大家都不自覺地摻入了個人的情感，有了先入為主的判斷，而只有科斯看到了糾紛背後與資源爭用相關的、中性的經濟本質。

這就引發了一場關於狼的爭論。最後人們從科斯定律的角度找到了解決辦法，那就是養牲口的人，如果能證明自己的牲口被狼咬死了，那麼養狼的人就需要向他提供一定數目的賠償。從此，養狼的人就知道養狼是有代價的，他們必須把狼群的數目控制在一個合理的範圍內，我們通常把這個價叫作「科斯對價」（Coasian payment）。就這樣，一個是否應該養狼的問題，一個非黑即白的問題，就轉變為應該養多少狼、誰來監控、誰來負責的問題，也就是一個關於如何分配和使用資源的問題。

在上述酒店案中，左邊酒店說，你可以修副樓，但是別修那麼高，別把我的陽光擋住；右邊酒店說，你可以在泳池邊享受陽光，但別妨礙我修副樓。水泥廠的案例也是如此。居民可以拿這句格言來替自己的健康權做辯護，水泥廠也可以拿這句格言替自己的生產權做辯護，水泥廠的背後畢竟還有成千上萬消費者的利益在支撐。

當時，大部分法官認為鐵路公司應該賠償農夫，但是有一位著名的法官奧利弗·溫德爾·霍爾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在判詞旁寫了個人意見，他說：「雖然我們都認為鐵路公司應該賠償農夫，但是我們設想一下，如果鐵路公司跟農夫的總收入與總產出不能夠達到最大的話，農夫可能是要負一定責任的。」在現實生活中，如果鐵路公司和農地同九_九_藏_書屬一人，他當然會說：「我只要把堆放亞麻的地點挪遠一點，意外就能避免了。」

根據科斯定律的洞見，關於隱私權的爭論，最後解決的方案不會一邊倒：既不會允許政府肆無忌憚地侵犯個人隱私權，也不可能讓個人絕對地保有所有的隱私權，最後一定會在這兩者中間取得一個平衡。其指導原則還是科斯定律：誰用得好就歸誰。

亞馬遜能把這個數據用得更好，因而在制度設計上，我們是不是把這個著重標記的所有權默認給亞馬遜比較好？其實，哪怕亞馬遜一開始沒有定這個合約，它也會通過這樣那樣的辦法，向讀者重新把這個權利買回來。只是那樣做的話，交易費用就高了。與其那麼做，還不如在使用合約里藏一句話來得便宜。

有一本書叫《昔日美好的時光，它們糟透了》（The Good Old Days, They Were Terrible, 1974），就講人類的生活在20世紀初是多麼的糟糕。

一項有價值的資源，不管一開始它的產權歸誰，最後這項資源都會流動到最善於利用它、能最大化其價值的人手裡。這是科斯定律的一個重要含義。而在制度設計中，我們應該盡量讓這種資源的流動和分配更方便、更容易，從而提高各項經濟資源被重新配置和使用的效率。

有兩家相鄰的酒店，左邊的酒店，有一個漂亮的游泳池；右邊的酒店，要在自己的土地上蓋一幢14層高的副樓。要是這幢副樓蓋起來，就會擋住游泳池的陽光。游泳池沒有陽光，遊客可能減少，酒店的收入就會受影響。於是，左邊的酒店跑到法院，要求法院頒布法令，禁止右面的酒店蓋副樓。如果你是法官，會怎麼判？

通過這樣的責任分攤方式——推而廣之，用到各種責權利的分配上——整個社會為了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總成本就會降到最低。

同樣的道理，兩家酒店爭的是享受陽光的權利，醫生和糖果商爭奪的是安靜的權利，養雞場和附近居民爭奪的是新鮮空氣……這些糾紛都是由於爭用未界定產權的資源而產生的，雙方的地位本來是平等的，如果禁止了一方的行為，那這一方就受到了對方的傷害。

水泥廠污染居民案中，法官也是同樣的思路。作為公共利益的權衡者，法官必須追求整個社會利益的最大化。法官說：水泥廠發出震動，排出灰塵，造成污染，這種狀況是現有水泥生產技術不能避免的，而居民也已經反覆得到賠償。法官判決這是水泥廠最後一次給居民賠償，以後就不用再賠了。而水泥廠的搬遷和停產的成本高昂，因而水泥廠可以繼續生產，而居民拿到補償後到底是否繼續住在水泥廠附近，則悉聽尊便。

再看酒店的例子。如果兩家酒店同屬一人，他會做什麼樣的決定？他會問，游泳池的陽光不受干擾，能帶來多大收入，14層副樓修起來以後，能帶來多大收入？如果14層的副樓帶來的收入遠遠大於陽光給游泳池帶來的收入，他當然會把副樓建起來。

養雞場案中，假如居民區和養雞場同屬一人，或者政府能夠妥善地兼顧城市發展和養雞場主的權益，追求社會效益的最大化，那最後的結果很可能和這個案件當時的判決不謀而合。這個案件中，法官指出，養雞場主當初故意在郊外選址，目的就是避免滋擾居民，現在是居民自己主動靠近污染源的，是居民理虧。但是——法官筆鋒一轉——城市發展也是難以避免的，也具有重大的價值，也是應該鼓勵的。兩利相權取其重，法官判養雞九*九*藏*書場應該服從大局，遷就城市發展的需要，搬到別處去。但養雞場主的權益不能被隨意剝奪，所以居民必須承擔養雞場搬遷的費用。

但是我們要明白，有些數據對大眾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一些犯罪分子的數據，公安機關拿到后，就能產生極大的效用，避免很大的損失。這時公安機關應不應該有一點權力，徵用個人的隱私權？我覺得應該有。

人們常常把「權利的行使應以不傷害別人的權利為界」這句格言，作為解決糾紛的金科玉律。但問題是，現實生活中，糾紛雙方都可以拿這句格言替自己辯護。

確實，以前是沒有汽車尾氣的污染問題，那時候的交通工具是馬車。在20世紀初，僅紐約就有一二十萬匹馬，每匹馬每天拉出幾十磅的馬糞。這些馬糞堆在馬路上，太陽一曬，就變成馬糞干，車軲轆碾過，馬糞干就變成馬糞末，風一吹馬糞末就瀰漫在空中，腐蝕著人們的眼睛、皮膚和衣服。

我認為還有一個回答，就是用哪種原料做的餐巾，要看場合，看值不值得。高級餐廳通常用布餐巾招待客人，其實是有原因的。比如一個朋友20多年沒見了，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到高級餐廳吃燭光晚餐，留個紀念。

火燒亞麻案中，如果鐵路公司要負全責，鐵路公司就得想盡辦法，防止火車噴出的火星燒著亞麻：要麼在鐵路沿線修築起高牆；要麼跟沿途所有的農夫達成協議，多買他們鐵路邊上10米的地，好讓農夫不把亞麻堆在靠鐵路太近的地方；要麼乾脆讓鐵路改道，等等。但這些做法的成本都極其高昂。而如果鐵路公司和農地同屬一人，他就會採取最便宜的辦法來避免意外。事實上，這個案子在實際判決中，也有法官是這麼認為的。

之所以講這麼多例子，是因為這些例子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一方傷害了另外一方。我們的問題是，是否要判傷害者做出賠償？

但有一年，醫生在自己的院子里新修了一個診所，這個診所靠近糖果商的作坊，它們共用一堵牆。修好診所以後，醫生髮現糖果商作坊發出的噪音使得他根本沒辦法給病人看病，因為聽診器聽不清楚。於是醫生就到法院告這個糖果商，說他造成了聲音污染，要他停工。如果你是法官，你會怎麼判？

今天生活在大城市的人經常被霧霾困擾，而霧霾很重要的一個來源就是汽車尾氣。很多人會認為，以前沒有汽車，大城市的空氣應當非常清新。

一家水泥廠長年排放各種灰塵，散發出臭味，有時甚至還會發出震動，對周圍環境造成了嚴重污染。居民就去告水泥廠，要求賠償。居民的控訴，並不是一次兩次，他們隔三岔五就去告水泥廠，並不時拿點補貼。如果你是法官，會怎麼判？

這是最便宜的辦法。我們不會買了鞭炮回家后，因為鞭炮是我的，這個家我做主，就非要把鞭炮放到爐子邊。相反，既然鞭炮是我的，爐子也是我的，那我就得考慮如何把避免意外的成本降到最低，那當然就是把鞭炮放得離爐子稍微遠一點。

這就是科斯定律的基本含義：我們必須用持平的眼光看待污染問題。因為這不是一方污染另外一方的問題，而是雙方或者多方爭用稀缺資源的問題，我們要做的就是在現代化生活和環境污染之間取得一個平衡。

讓我們來看幾個例子。

最早把社會成本問題講清楚的，是一位叫羅納德·科斯的經濟學家。可我經常說，科斯之所以厲害，拿了諾貝爾獎，可能並不是因為他特別聰明，而是因為其他人read.99csw.com犯了糊塗。看了我的介紹，你或許會同意我的觀點。

大家明白他是什麼意思嗎？他是說，如果你真的相信科斯定律，就會知道，只要交易費用足夠低，那麼不管這個女孩現在跟誰談朋友，最後她都會跟最適合她的人在一起。

但是在我看來，亞馬遜這個做法是合理的。原因還是科斯定律：誰用得好就應該歸誰。我們做的這個筆記，對我們來說是隱私，把它保存起來，對自己來說有那麼一丁點兒價值。但如果亞馬遜平台把這些數據收集起來進行統計，然後再發還給每一位買書的讀者，就會產生更大的價值：讀者購買一本書，只要5分鐘就能把它上面最多人標註的重點讀完。這時這本書給我們帶來的價值，就遠遠高於一本嶄新的、沒有任何標記的書了。

有人會說，「所有的傷害都是相互的」這個判斷是不是有點太絕對了？流氓欺負婦女，難道也能說傷害是相互的嗎？難道也能說是誰避免意外的成本低，誰就應該承擔更大的責任嗎？

開始時，科斯之外的所有人都認為傷害者應該做出賠償，但是辯論進行到一半，峰迴路轉。聰明的弗里德曼開始批評在座的其他人，唯獨沒有批評科斯。一個晚上下來，所有人都倒下了，只有科斯屹立不倒。每個人都驚訝地感到，他們目睹了經濟學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一幕，他們都被科斯說服了。

例如牛跟小麥之爭，假設牛跟小麥同屬一人，這時，牛能不能吃小麥，就取決於牛肉能賣多少錢，小麥能賣多少錢。如果小麥價格高，牛肯定不能隨便吃小麥；但如果牛肉價格足夠高，牛當然可以吃小麥，不僅可以吃小麥，還要給它聽莫扎特的音樂，給它按摩呢。

用馬來拉車還有其他污染，例如馬的鐵蹄跟馬路的石頭碰撞，會發出巨大的雜訊；馬還會失控，造成嚴重的交通問題。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那實際上數據歸誰呢？答案是歸亞馬遜。

有兩塊相鄰的地，左邊的地種小麥，右邊的地在養牛。如果牛衝過柵欄，跑到麥地里吃小麥，那是否應該阻止這頭牛呢？

講到不同用途的平衡使用，我還喜歡舉一個例子，就是高級餐廳的布餐巾。用布做的餐巾更環保，還是用紙做的餐巾更環保？常見的回答有四種。

於是在著名的《法律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主編亞倫·戴雷科特（Aaron Director）家裡舉辦了一場晚宴。米爾頓·弗里德曼、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等大經濟學家悉數到場。晚宴之後，他們就開始討論到底傷害別人的人要不要賠償。

第三個回答更好：肯定是用布對環境的破壞更大，因為用布做的餐巾更貴。更貴就意味著它消耗的資源——所有資源加起來——更多。用紙更便宜，也意味著紙對環境的破壞更少。

其他的例子也是如此。

一條街上有兩戶人家，一戶是糖果商，一戶是醫生。糖果商有一個做糖果的作坊，噪音很大，由於兩戶人家中間隔著一堵牆，還隔著一個花園，他們相安無事住了很多年。

科斯的看法則別具一格，他說所有的傷害都是相互的，我們得用新的眼光來看待這些案例：不是一方在傷害另外一方，而是雙方為了不同的用途，在爭奪相同的稀缺的資源：牛跟小麥爭的是那塊地，如果讓牛吃小麥，那牛就傷害了小麥；但如果禁止牛吃小麥，小麥就傷害了牛。

從前的火車都是燒煤的，燒煤就會噴出火星。有一輛火車路過一片亞麻地，農夫把700噸亞麻堆在了鐵路邊自己的農地上。這亞麻是農夫的，鐵路邊的農地也是農夫的。亞麻放在農地上，沒有礙任何人的事兒，但是火車經過時噴出的火星把700噸亞麻給燒了，鐵路公司要不要賠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