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數據永遠保存在不同的人那裡，永遠無法集中在一起，要把這些數據收集起來非常困難。

有人會說，能不能排個序，根據這個排序的結果，進行數學上的加總，就能看出社會上誰更需要什麼了。經濟學家告訴我們，這樣的做法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為每個人都很清楚自己對不同物品個人偏好的相對高低，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計算出每一種物品效用的絕對高低。

同樣的道理，世界上有10位富人和1位窮人，我們問了10位富人，他們都說蘋果比紅薯好吃，但是能不能因此就說蘋果比紅薯重要呢？不能。因為對於那位窮人來說，紅薯可能要比蘋果重要得多，因為他需要用紅薯解決溫飽問題。可見個人的偏好，是不能做橫向比較的。也就是說，人際效用不可比較。

如果你是法官，你會怎麼判？

這樣的質問，真是擲地有聲，讓人不敢回答。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人們會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個人和企業的高度計劃，與整個社會的無計劃，這兩種現象是可以並存的。因為個人有明確的目標，他知道自己的效用所在，他就會追求自己的目標；一個企業，要協調不同的資源，也有一個明確的目標，也可以朝著那個目標努力。但是對於整個社會來說，由於每一個人、每一個企業的目標都不一樣，整個社會不知道應該朝哪個方向去努力。

這篇文章有多重要？2011年《美國經濟評論》慶祝創刊100周年，請了世界上頂級的經濟學家，在這本發表了無數文章的期刊里挑選出最經典的20篇論文，而這篇文章就是其中之一。

反方之所以認為經濟不可預測，理由在於他們認為，在預測經濟的過程中，人們會遇到三個不可逾越的、根本的障礙。

如果你是法官，你該怎麼判？

再有，價格還能夠指導生產，指導人們在不同的生產方式中選擇適當的那一種。生產同樣的東西，有好多不同的生產方式，到底應該選哪一種，價格能夠告訴我們。

反方則認為，人類社會跟自然界有許多根本的不同，人類社會是不可預測的。持有反方意見的學者不僅僅有經濟學家，還包括大量的哲學家、物理學家、社會學家。其中知名的經濟學家就包括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哈耶克（F. A. Hayek）、拉赫曼（Ludwig Lachmann）、柯茲納（Israel Kirzner）等。他們主要生活在德國和奧地利等講德語的地區，從1920年前後開始，他們就經常聚會，互相交流，互相評論對方的著作，共同形成了一場運動。他們指出了為什麼人類社會或者經濟發展是不可預測的。

第一，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真正的興趣排序。

讓人認錯是很難的事情。有什麼辦法能讓他們認錯，讓他們調整對未來的預期，從而更好地配置資源呢？這個問題也很棘手。

還有一個無形的、知識產權方面的例子，是關於美國著名的《拜杜法案》（Bayh–Dole Act）的。美國科技蓬勃發展，不是沒有原因的，而是有它的制度根源。

當時很多居民都迫切需要發電機，這個人到達之後，就將發電機以雙倍價格出售。但就在這時，警察出現了。警察認為，此人違反了當地所謂的反價格欺詐條例，在牟取暴利，就把他抓了起來，那19台發電機也被沒收了。這人在監獄里待了4天後被放了出來，而那19台發電機，還被扣押在政府的倉庫里。

邊際平衡說的是，我們手上的錢有限，每一元錢應該花在給我們帶來收益最大的那件商品上。錢一點點花出去，最後我們在每一種商品上得到的邊際效用就是平衡的。這樣，我們手上有限的錢，買到的商品、給我們帶來的效用，就能夠達到最大化。這就是邊際平衡的概念。

第二，即便他們知道自己的興趣排序，也不一定願意告訴別人。

那些乘人之危發財的人，他read.99csw.com們自己本身的行為就增加了供給，使商品的價格下降，緩解了供需之間的矛盾。

人們對價格的作用，往往是愛恨交織的。人們喜歡價格能夠傳遞關於稀缺的信息、指導生產的作用，但對於價格能夠分配財富的作用則總是有所保留。

這就是一個新的分餅遊戲。一旦有了這個分餅遊戲，科學家搞科研的積極性就不一樣了，科學家搞科研的方向也不一樣了。《拜杜法案》帶來了今天美國科技的蓬勃發展。

這講我們要解釋一個離經叛道的觀點，那就是我們應該讚美那些乘人之危發財的人。

有些朋友會說：「你怎麼老是建議漲價？漲價不是治本，只是治標而已，真正能解決問題的是增加供給。」

緊接著，主持人又跑去採訪了三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問他們發國難財到底對不對。

每當我們說起知識，就會很自然地望文生義，認為知識當然就是課本里的科學知識。但這其實只是知識的一部分。對於經濟體系而言，更多更重要的知識，是關於誰在什麼地方、願意以什麼樣的代價、購買什麼商品的局部信息。哈耶克把這些局部信息稱作「知識」。由於這些知識永遠分散在不同人的大腦里，不可能集中，所以如何把這些分散的知識利用起來，從而對時刻不停的變化做出反應，才是人類社會要完成的艱巨任務。

對同一種物品，每個人也有不同的偏好。例如，我們都需要木材：你需要木材，給你心愛的小狗蓋個小木屋；他需要木材，給他的兒子做一套積木；我需要木材，用來取暖。我們三個人都知道自己需要什麼，願意放棄什麼，但是橫向做比較時，誰的需求更重要呢？我們沒辦法判斷，也沒辦法權衡和協調。

第二個例子。我在沙漠里快要渴死了，這時有人跟我說：「我這兒有一瓶水，1萬元賣給你，你要不要？」我說：「好啊！但是1萬元我身上沒有，等我回到家，再給你1萬元吧。」那個人也答應了，我喝了這瓶水，保住了性命。結果回到家，我沒有給這個人1萬元錢，因為我覺得1萬元一瓶水太貴了，這不是乘人之危嗎？我拒絕付款。那個人於是控告我說：「你違約了。」

這就是哈耶克所說的知識。不是科學知識的知識，而是關於誰在什麼地方、願意以什麼樣的代價、購買什麼樣商品的具體信息。如果人們阻止別人發國難財，阻止別人用高價出售緊缺商品的話，那這些人就不會以實際行動利用這些知識了。阻止發國難財的直接後果，就是剝奪了遭受災害的人的選擇。

過去我們打仗，是單目標行為，比如要把某個山頭攻下來，我們就不惜一切代價把那個山頭攻下來，這容易。但是到了發展經濟的階段，我們說要把經濟發展起來，發展什麼呢？是做麵包還是做黃油、做大炮呢？不知道。我們不知道勁兒往哪兒使。

哈耶克指出，解決問題的答案，就是價格體系。價格體系能夠輕鬆越過計劃經濟所遇到的一系列障礙，能夠巧妙地把分散的知識利用起來，能夠恰如其分地對每個人的判斷和行動做出獎懲，從而解決人類社會的應變問題。

最後，價格體系也能妥善解決獎懲的問題。怎樣才能恰如其分地獎勵和懲罰人們對未來做出的預測呢？價格本身就是最好的獎勵和懲罰。任何人只要做錯了決定，他不需要寫檢討書，也不需要公開認錯，價格已經懲罰他了；任何人只要做對了決定，我們也不用給他發獎狀，不用表揚他，價格已經給他恰如其分的獎勵了。

過去，美國政府也一直支持高校的科研活動，政府和高校的科學家之間，是一種簡單的雇傭關係。政府提供資助，科學家搞發明創造，最後去申請專利，就算交差了。

幾年前，美國的「卡特里娜」颶風災難造成了密西西比河附近大規模斷電。電視台播出這個消息后，有個人就想借這個機會賺點錢。他把自己的積蓄拿出來，買了19台發電九-九-藏-書機，又租了一輛大卡車，開了1000多公里的路程，從肯塔基開到了密西西比。

100年前在經濟學界發生了一場大辯論。它於20世紀20年代在德語地區開始，30年代、40年代擴展到英語地區，一直延續到今天也沒有結束。這場大辯論，我們一般稱為「關於經濟計算的辯論」，或「經濟是不是可以計劃的辯論」。

生活中乘人之危來利用他人的現實，其實很多。比如，醫生不就利用了病人生病嗎？老師不就利用了學生無知嗎？但是醫生對病人來說是有幫助的，老師對學生來說也是有幫助的。但這個道理很多人都不明白，不管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

上一講我們介紹了價格的三個作用：（1）傳遞關於稀缺的信息；（2）指導生產；（3）做出獎懲，決定商品分配。許多人都能夠接受價格的前兩個作用，但對第三個作用——有錢的人先得多得，沒錢的人遲得少得——則有不同的看法。有錢人優先，這一點不太容易讓人接受。

第四，很重要的一點，人會對預測本身做出新的反應。一個隕石飛過來，地球不會做出反應，但人會做出反應。預測什麼會流行，就會倒過來影響流行。

每個人對不同的物品有不同的偏好、不同的個人估值。我喜歡蘋果多於橘子，喜歡橘子多於香蕉，你可能剛好反過來。一旦遇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需要協調，問題就來了：到底是蘋果重要還是香蕉重要？需要用一把什麼樣的尺子來衡量呢？

一個人想要買最便宜的蘋果，但是當他進入市場尋找最便宜的蘋果時，他的尋找行為本身就使得蘋果的價格上升了。一個人想要賣最貴的蘋果，但是當他進入市場，想要把自己的蘋果以最高價賣出去時，他的行為本身就已經使得蘋果的價格下跌了。

人類社會跟自然界一個根本的區別是：自然界是循環往複的，而人類社會每天都在接受各種各樣的衝擊。哈耶克說，如果人類社會僅僅是要解決邊際平衡問題的話，那實施什麼樣的社會制度，最終的結果都是一樣的。計劃經濟也可以，市場經濟也可以。因為我們可以從不斷試錯的過程中，發現我們應該如何計劃未來的生產。

我讀研究生時，有位老師講過這樣一個例子。他說，我們可以在一個課堂里，把同學分成兩半，給其中一半同學每人一個馬克杯，而另外一半同學則沒有。後者需要從前者那裡購買馬克杯。

第三，人們會誤導，因為人是有能動性的。比如，我們要做一個人口普查，這個普查數據的準確性取決於人們對普查目的的理解。如果人們認為普查的目的是要懲罰那些超生家庭，那麼統計出來的人口數據就會偏低；但如果認為普查的目的是要給每戶人家分宅基地，那麼人口數據就會偏高。統計的結果是隨著人們的預期而變化的，這也是社會科學中的一條「測不準原理」。

這個節目的主持人又跑到街上問大家：「發國難財對不對？」所有人都告訴他：「發國難財是不對的，我都不知道你是怎麼想的。」

我的回答是：供給永遠是不夠的，在供給不夠的情況下，價格永遠在起調節的作用。價格不是擺設，不是請客吃飯。

當然，更有意思的是，我們都以為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官員會努力地去收集數據。事實上根本不是這樣，官員本身也有很強的惰性。

第一個例子。一天我下班回家，經過一個黑暗的拐角，忽然衝出一個人，手裡拿著刀問：「要錢還是要命？」我當然會說：「要命。」他說：「行啊，給我1萬元！」我對他說：「1萬元我身上沒有，我家就在附近，你跟我去取吧。」強盜答應了。結果，到了人多的地方我就跑掉了。這時強盜追上來說：「你違約了。」

這場辯論分正方和反方。正方認為經濟是可以計劃的，哪怕暫時做不到，將來也一定能夠做到。

我們在經濟學中學到的最重要的教訓之一，就是把願望和結果分開來看。願望是一回事，但願望造成的結果是另外一回事。

一個是攔路搶劫，一個是乘九九藏書人之危發財，二者有什麼區別？區別就在於：在第一個案子里，一個人面臨的要錢還是要命的選擇，是強盜製造出來的；而在第二個例子里，口渴的人面臨的要錢還是要命的選擇，不是提供水的人製造出來的。提供水的人，只不過給別人多提供了一種選擇而已。

這是計劃經濟遇到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我們不知道怎麼才能橫向比較人與人之間的效用，也不知道怎麼才能確定社會的總目標。

社會上有一種說法：「既要把餅做大，也要把餅分勻。」但實際上，由於人總是會對未來產生預期的，而對未來的預期又會影響當下的行為，因而如何分餅，往往會反過來決定餅能做多大。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最重要的一條經驗，就是重新界定分餅的方式，從而決定了餅能做多大。

他們一對一對地協商交易。通過不同的配對，不同的討價還價過程，最後所有的馬克杯都賣出去了。每個馬克杯都有一個成交價。同學們把這個成交價寫到黑板上。接著，就能夠算出馬克杯的平均價格。而且我們能看出，每一宗具體的交易，其成交價都是圍繞著這個平均價上下波動的。

計劃經濟遇到的第三個根本困難，是獎懲很難恰如其分。人總是會犯錯，更何況是預測未來。誰來對正確的預測做出獎勵、對錯誤的預測做出懲罰呢？

這位老師的觀點對嗎？當然不對。他把因果關係顛倒了。想想看，如果沒有每一宗具體的交易，沒有每一個馬克杯的成交價，怎麼可能算出平均價？平均價只是一個匯總的數字，只是一個事後總結的數字。

有錢人可以先打到車，有錢人可以先做心臟搭橋手術，有錢人可以優先登機，有錢人可以上好的學校，有錢人可以先買房子、買大的房子、買好地段的房子。這時候，有人會問：窮人該怎麼辦？

（3）價格所傳遞的關於稀缺的信息，只會傳到相關的人那裡。不相關的人，他不會收到這個信息。不買小木屋的人，他不知道價格上漲，只有那些使用小木屋的人，才會收到相關的信息。這一點非常重要。

美國廣播公司的一個節目報道了這個事件。節目的主持人問了這樣一個問題：到底是想要發國難財的人能幫助居民，還是把發電機扣押在政府倉庫里的警察能幫助居民？是誰對居民造成了傷害？當他採訪那些居民時，居民都說，「我們要的是發電機，我們要電，我們要食物」。

計劃經濟的第二個問題，是數據不可得。前面我們說過，在自然界，我們只要有大數據，就能夠預測。但是到了人類社會，情況就複雜了。

（4）我們前面提到收集信息困難時說，人們沒興趣告訴他人關於稀缺的信息，人們有時候會把自己掌握的信息藏著掖著，不告訴別人。但是價格也能解決這個問題。只要人們願意購買某件商品，購買行為本身，就把人們的真實需求公之於眾了。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很好地解決獎懲問題，人們就不能及時修正他們對未來的預測，並做出調整。

哈耶克解釋道：人類社會要解決的問題，不是怎麼讓邊際平衡的問題，而是發生了新的變化以後，我們應該如何應對的問題。

我們會很自然地認為發國難財不對，但是如果不能發財，我們怎麼能讓別人跑1000多公里路，把自己的積蓄拿出來，買那麼多發電機，送到人們需要的地方呢？在風平浪靜時，人們覺得一切都可以接受，一旦有了具體的事例，價格的作用就被忽視了。

但是我們要反過來想想，如果有錢的人不比窮人享受更多的優先待遇，沒有任何的特權，那麼他們為什麼要努力成為有錢人呢？如果有錢人不能享受任何優先，那就不會有人努力成為有錢人，奮發和創新的人就會逐漸絕跡。

與變化相關的知識，從來沒有被集中過。每當發生變化，總是有個別的人九_九_藏_書，在某個局部感受到了變化。而這些關於變化的知識，是永遠沒辦法集中在一個人的大腦里的。

而現實生活中，永遠是具體的情況、具體的案例發生在先。每一宗交易，都要在一個具體的情境下進行，沒有了它就不會有匯總的數字。價格是每一個人發自他們內心，根據他們的實際情況，最後達成的一個結果。

如果這個世界每天都像太陽系一樣周而復始，人口是不變的，需求是不變的，每年都消耗100萬條藍色的西裝、100萬件黑色的西裝、100萬條白色的裙子，那麼我們不論用什麼樣的方式，都可以找到最佳答案。實施什麼樣的社會制度，最終都是無關緊要的。

在這篇文章里，哈耶克首先說，經濟體系要解決的問題，不是邊際平衡的問題。我們前面講過邊際的概念，也講過邊際平衡的概念。邊際就是新增帶來的新增，比如多花一元錢多帶來的收益。

先舉兩個例子，看看這兩個例子有什麼區別：

無論是有形的還是無形的「餅」，如何分餅，決定了餅能做多大。

科斯曾經講過一個有趣的故事，他說，他曾經在政府機關里短暫工作過，很多人都以為政府官員多多少少都要統計數據，事實上他們辦公室那個電話從來就沒響過，從來就沒人報過數據。

我先講一個故事，來說明要真正理解價格的形成機制，並不是容易的。

經濟學教科書一直關心的，往往是如何平衡邊際的問題，也就是怎麼才能讓我們每項活動的邊際成本，跟它的邊際收益相等的問題。如果能做到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益，那麼個人的總收益就能夠達到最大。

這就是計劃經濟面臨的三個根本障礙。而這三個根本障礙，到底有沒有辦法克服呢？

其次，關於數據不可得的問題，價格也能解決。

大家都批評發國難財的行為。但我們想想，國難是那個發國難財的人造成的嗎？如果不是，那麼藉機發財的人，其實就只是給別人多提供了一個選擇罷了。發國難財的人可能確實利用了別人，但是這種利用，對另一方來說也是有好處的。

根本障礙之一，是人際效用不可比較。這個問題不容易理解，好多人，甚至是一些經濟學家也會在這個問題上犯錯。

我們看價格的三個作用：傳遞關於稀缺的信息、指導生產、指導分配。這三個作用中，第三個作用最重要。如果有錢的人不享受任何優先待遇，那麼他們就不會要對價格信號做出反應，那整個價格機制就會失靈。

這個例子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很容易忘記價格背後的真正驅動力，很容易以為價格只是個擺設，可以隨意操控。他們喜歡這個價格的時候，就支持市場經濟；他們不喜歡那個價格的時候，就要政府管一管。他們忘記了，價格只是一個信使，它只是在如實地反映商品稀缺的信息。槍斃信使，並不能把壞消息變成好消息。控制溫度計，是調節不了溫度的。

諾貝爾獎得主哈耶克，曾經在著名的《美國經濟評論》（The America Economic Review）上發表過一篇名叫《知識在社會中的運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https://read.99csw.comSociety, 1945）的文章。

老師說，馬克杯明明有一個平均價，如果有人——老師或者政府——提前宣布了馬克杯的平均價，所有的人都根據這個平均價進行交易，不就省去了討價還價的麻煩，避免了價格波動的困擾嗎？

交差以後，科學家又去申請下一筆政府資助，又去搞新的發明創造，然後又是一個新的循環。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大量的科學發明躺在專利局裡，沒有轉化為商用和民用。

（2）價格傳遞關於稀缺的信息時，是用最經濟的方式傳遞的。例如，很多人要在冬天為自己家的小狗買個小木屋當狗窩，這時市場反映出來的，是小木屋的價格上漲，只有這麼一個簡單的信息。別人不知道我們多愛自己的小狗，我們家的小狗是公的還是母的，這些都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但只要價格上漲，人們就知道這個商品是稀缺的。價格傳遞關於稀缺信息的方式是言簡意賅、非常節約的。

我們可以把哈耶克的《知識在社會中的運用》，看作是前面我們所介紹的《我，鉛筆的故事》的學術版。這篇文章揭示了人類通過價格體系來運用分散的知識、進行大規模合作的獨特機制。今天要回答「人工智慧是否可以預測未來」「以計算機為基礎的計劃經濟是否可行」等問題，也還得重讀這篇論文。

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張三家的老大，一定比張三家的老二要大。李四家的老大，也一定比李四家的老二要大。但不能因此就說，張三、李四家的老大，因為是老大，就一定比王麻子家的老二要大。很可能王麻子家的老二，年紀要遠遠大於張三家的老大和李四家的老大。

但是哈耶克卻力排眾議，開門見山就說，經濟體系要解決的問題，不是邊際平衡的問題。他說邊際平衡是小問題，經濟體系要解決的是應付變化的問題。

（1）價格傳遞了關於稀缺的信息和數據，什麼東西缺了，那件產品的價格就上升了。

這是一個有形的土地的例子，如何分餅決定了這塊地能長出多少糧食來。

自從人類掌握並開始運用牛頓定律以來，就越來越相信，只要人們掌握了數據，掌握了規律，就會對自然界有更強的掌控能力。而人和自然界一樣，都會產生許多數據，都依照一定的規律行事，只要人類對經濟運行的規律掌握得足夠充分，計算能力也足夠強大，我們就可以對經濟做出預測，甚至控制經濟。因此很多人成了計劃經濟的支持者。「二戰」之後，全世界有一半的國家，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計劃經濟之下。

40年前的農村土地改革，實際上就是對農民說，你只要向政府交納一定的收成，剩下的都歸你。一旦剩下的都歸農民，他們的積極性一下子就被調動起來了。因此過去同樣一塊土地，甚至不能把人養活，更不能把人養好，但今天，不僅能把人養好，還能養得非常好，甚至還能騰出一大片的土地，來滿足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需求。

首先，我們上一講所討論的人際效用不可比較的問題，就可以通過價格解決。通過價格，人們就能夠找到一把共同的尺子。因為每當出價，人們就知道這個人願意用什麼樣的代價獲得商品。這時候，價格就是一個可觀察、可統計、可加總的數據。

鑒於此，美國在1980年頒布了著名的《拜杜法案》。該法案規定，政府過去資助的所有科研項目，知識產權歸政府所有，但科學家或者科研機構可以擁有其商業開發權，開發收益歸科學家或科研機構所有。

這三位經濟學家，一位是1992年獲得諾貝爾獎的加里·貝克爾（Gary Becker），他說發國難財是增加供給的最好辦法，當然應該鼓勵。第二位經濟學家是2002年諾獎得主弗農·史密斯（Vernon Smith），他說發國難財是好事。第三位經濟學家是大家熟悉的1976年的諾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他說：「這些發國難財的人，是在救別人的命，他們應該得到一個獎章，而不是得到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