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價格 如何減少競爭的無謂損失
價格管制｜人會追求損失最小化
很顯然，回家過年不僅是商品，而且可以是昂貴的商品。媒體渲染說回家不需要理由，可是，在特定的時候回家就需要理由了。事實上，春運綜合征已經不間斷地發生了很多年，之所以仍未得到根本解決，正是因為那麼多人要同時回家，而且一年就那麼一次，這就變成了奢侈的需求。
第一個命題：價格管制必然導致資源價值的耗散。
我們前面講競爭方式的時候說過，價格競爭跟其他方式的競爭相比，是最有效率的一種競爭，帶來的無謂損失也是最小的。但這時人們會問，如果都是憑價格來分配，那窮人該怎麼辦？對這個問題，我們前面已經略作回答，即如果富人不能享受一定的優先，那價格機制就不可能起作用。這一講，我們將集中討論針對窮人的解決方案。
桑德爾教授接受的醫療服務也是一流的，哈佛大學所在的劍橋地區，醫院非常好，醫生的水平非常高。而那裡的醫院和醫生之所以好，也是金錢的作用。如果世界上所有的病人都不用錢來付費，都只靠排隊的話，我想桑德爾教授得排在很多非洲兒童之後。
思考題
租房買房是我們生活中一個很大的開銷，如果住房不搞市場化，改為政府給我們分房的話，那麼我們的住房條件會變得怎麼樣？
分析完前述種種觀點之後，我們可以總結一下，看看整件事情的演進，是否符合經濟規律的預判。
壟斷商品不是反對市場定價的理由
春運火車票，是計劃經濟時代留下的尾巴，是習慣了市場經濟的年輕人了解過去生活方式的一個樣本。不妨設想，如果其他比「回家過年」更基本的必需品——包括水、電、旅館、糧食和藥物——都實施和火車票一樣的價格管制，我們的生活會倒退到什麼程度。當然，今天隨著高鐵和動車的逐漸普及，它們的票價從一開始就定得足夠高，春運期間火車票漲價不足的問題，可能也會逐漸消失。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窮人買不起火車票。這種觀點也值得推敲。一個農民工跑到北上廣深來工作，他一天的工資如果不到100元，是很難生存下去的。因為我們國家工人的工資水平，在這些年裡已經上漲了，因而哪怕火車票的價格隨著市場的需求波動，他因此而多付的錢可能也就是十天半月的工資。
不難看出，價格管制越嚴重，價值耗散就越大，人們設法繞過政府管制的積極性也越大；而政府圍堵的力度越大，人們採用的對策就越迂迴，其中白白浪費掉的競爭成本也越大。從這個角度看，價格管制之下，形形色|色的違法活動以及它們出場的次序，也都是可以理解的。
這個故事，被拍成一部非常優秀的紀錄片，名叫《制高點：世界經濟之戰》，該片對此有著生動的介紹，值得一看。
思考題
關於春運期間火車票價不夠高的問題，你看看還有什麼值得補充的嗎？
美國很多大城市的房租管制延續到了今天。例如紐約，到今天為止還有房租管制，很多房東一直在抗爭，想要政府取消這種價格管制，但一直沒有成功。
一間租金市價明明是100元的房子，非要按60元租出去，它最後就會落到那些使用價值只有60元的人手上。這房子最後就只值60元，而本來應該實現的那40元的價值，就白白地耗散掉了。
經濟改革：果斷與沉穩的拿捏不容易
兩位大經濟學家查閱了當時的主要報紙《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看上面房屋租售的廣告，他們得出一個結論，地震后沒有出現所謂的房屋短缺現象。因為當時房屋的價格是隨行就市波動的，一半的房屋被摧毀后，房價肯定漲上去了。在房價高漲的情況下，人們就會做出各種各樣的調節：有些人暫時搬離了這個城市，有些人找親戚朋友一起住，更多的人，只要他們的房屋還在，他們就願意騰出來租給別人。
其實我們掌握了價格理論以後就能明白，之所以會出現黃牛黨，原因在於火車票價不夠高，人們不得不展開價格以外的競爭，也就是排隊。排隊的過程，會帶來無謂的損失。而人會追求損失的最小化。人們為了節省自己寶貴的時間，會請一些時間成本比較低的人去排隊，因此黃牛黨的存在，可以減少因為排隊而產生的無謂損失。
第039講 春運火車票價還不夠高
紐約市有一個規定，一旦房子租出去，房東就不能隨便漲價，也不能把房客趕走。不僅不能把房客趕走，而且如果這位房客有親戚跟他住了兩年以上，在這位房客去世后，他的親戚可以繼承居住權。也就是說，租客享受低價房租的權利，可以一代一代地繼承下去。
弗里德曼的教育券建議
不用錢，就只能通過別的競爭方式，而我們知道別的競爭方式帶來的問題更大。
哈佛大學有兩門公開課最受歡迎。一門是道德哲學家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Sandel）講的道德公正課，另外一門是經濟學家曼昆（N. Gregorg Mankiw）講的基礎經濟學。他們兩個的思維角度非常不一樣，在校園裡碰到時，兩個人有時候還會抬杠。
理論是灰色的，真實故事常青。考察古今中外的價格管制歷史，我們會發現，不管是誰，只要違反了經濟規律，就會遭到經濟規律的懲罰。
圖4–1 炸彈傷害，德國
第041講 解除價格管制——果斷與沉穩的拿捏
這時會產生什麼後果呢？張五常在他的這篇論文里，提出了兩個命題。
桑德爾出過一本書，名叫《金錢不能買什麼》（What Money Can't Buy, 2012）。《中國青年報》的「冰點」專欄，曾經對他這本書做過專題報道。報道說，以公正出名的哈佛教授桑德爾來到中國，他記住了這裏的黃牛黨：有錢可以買黃牛票，看病可以不排隊，春運可以不受罪；有錢還能讓孕婦超生，讓污染企業排污。在這個金錢的時代，我們應該讓金錢在社會中大獲全勝嗎？市場的倫理邊界是什麼？金錢不能買什麼？
前幾講我們講了價格管制的各種弊病，這一講我們主要介紹價格管制的解除。價格管制該如何解除？「二戰」后的德國有一個非常著名的例子，能給人不少啟發。
如果反過來，錢是直接給乘客的，那公交系統就會從討好政府轉為討好每一個乘客，它們的行為方式就會發生很大變化，重新規劃公交路線的積極性就會大增。
德國「二戰」后價格管制的故事
其次是放開價格。艾哈德有一天突然在電台里宣布，全國範圍內解除所有的物價管制。結果解除價格管制之後，一夜之間德國十多年沒有出現在櫥窗里的商品出現了。人們停止囤積，開始交易，當然也開始生產和供貨了。德國的市場經濟就這樣滾動起來了。
補貼教育，也是類似的事情。政府要補貼教育有兩種方法：一是把錢交給家長，二是把錢交給教育機構，交給學校。
人們如何應付價格管制
只要存在價格管制，就會產生資源價值的耗散。但人是有對策的，人可不願意看著那40元白白耗費掉。在人們被迫展開價格以外的競爭時，他們就會選擇那些能夠最大限度地挽回損失的競爭方式。
甚至有一些房東願意把自己的老房子推平，重新再建一棟。重建時，就不再建民用房，而是建倉庫或者辦公室。長期的效果是，民用房屋的供給更少了，民用房屋更貴了。
第三，在實施價格管制的情況下，還可能有一些工廠的老闆，把房子租給自己的員工，房子的租金不會違反政府的管制，60元而已，但另外那40元老闆可以從員工的工資里扣除。說起來也名正言順：員工能夠享受低房租的宿舍，工資低一點也是可以理解的。通過這樣的辦法，老闆就把損失的40元挽救了回來。
由於過年，人們的需求有了變動，價格本應該隨著波動，但是有人否認回家過年是一種商品，於是就去限制火車的票價。火車票價被抑制后，人們就不得不展開價格以外的競爭方式，那就是排隊或找黃牛黨。政府再進一步執法，把黃牛黨扭送到公安機關，這樣人們就不得不展開更加迂迴的競爭。其中一種方法，就是對那些有特權能夠批火車票的人行賄。周其仁老師就曾經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目是《難得的教材》，講的就是一名鐵路局局長，長期通過票價的差額獲得黑色收入的故事。
還有些人認為，火車票之所以貴、之所以難買，是由於鐵路壟斷。他們接下來說，既然鐵路是壟斷的，就應該對火車票實施調控，讓火車票的價格降下來。
第二個命題：人是追求損失最小化的動物。
我們知道價格管制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短缺。當時由於德國馬克貶值嚴重，人們只能展開物物交換，拿著自己僅剩的一點財物，走幾十里地去換取少許的糧食。這種現象比比皆是。
但價格管制不是收稅。政府不要錢。政府只是說，這房子的租金100元太高了，需要加個限制，租金不能超過60元，這樣房東就少拿了40元。這少拿的40元，政府並沒有得到。
周老師反問我：德國一夜之間解除價格管制時，盟軍在不在？我說在。他說：盟軍在就好辦，盟軍在，德國就亂不起來，盟軍這個穩定因素是非常重要的。而中國的改革，是自己給自己改革，如果沒有一個穩定的社會秩序，改革就會遇到危險。
第三，提價的後果是什麼？部分出價最低（但未必是最窮）的人，不能在春運高峰期成行了。除此以外，其他旅客照樣可以回家，但他們並不通過排隊來爭得車票，而是憑勞動所得，購買充分提價的火車票回家。
通過這樣的方式來幫窮人，原因有很多。第一，如果給窮人錢，政府自己必須先有錢。政府自己找錢的本事不大，只能印鈔票或收稅，但這兩點都不容易做到。而實施價格管制，好處在於自己不用掏錢，只要下一道命令就可以了，就算把好事做了。這種舉手之勞的事情，官員比較樂意干。
第三，實物補貼可以假公濟私。實施實物補貼，官員就可以優先讓那些跟自己有關係的商人給窮人提供實物。例如給窮人牛奶，誰來提供牛奶呢？當然是跟官員關係比較好的牛奶供應商，它們能得到政府的訂單。
反對的第二個理由是，回家過年是剛需。意思是不管價格多高，人們還是要回家過年，因此提價只會讓鐵路系統多賺錢，而不能降低人們回家過年的願望。
到了1946年，舊金山開始實施房租管制，情況就大為不同了。同樣一份報紙，上面出租房子的廣告大幅減少，求租的廣告則大幅增加。1946年求租房屋的數量是1906年的300多倍。
我們都知道，中國改革開放40年，城市化高度發展，每到春運期間，大量在外工作的人就要回鄉，這時就會產生春運的高峰期。
思考題
我們經常聽到有人說，這個政策可是好政策，只不過執行起來比較困難，你對這句話有什麼評價？
我們給窮人一瓶牛奶，他就只能得到這一瓶牛奶；給窮人牛奶券，他就能夠從不同牌子的牛奶中選擇read.99csw.com自己喜歡的品牌；但如果給窮人錢的話，他就不僅可以選牛奶，還可以選雞蛋、蔬菜、肉類，甚至還可以選擇不要食品，而要更好的居住環境，或更好的教育條件。
人是追求損失最小化的動物
張五常最重要的論文
哪怕我們通過房租管制，可以達到一些偉大的社會目標，可以幫助窮人，我們也應該通過民主的方式徵求大家的意見，並且通過政府收稅的辦法向大多數人徵稅。政府取得了這部分款項以後，再到市場上向私人業主購買或租用他們的房子，然後把房子分給有需要的窮人。而不應該把實施價格管製造成的負擔，讓那些剛好成為房東的人來承擔。
我覺得斯科利亞說的話非常有道理，這也讓我想起了經濟學家弗里德曼的另外一段話：
當時德國的情況，可以用三個詞來形容：物資匱乏、惡性通脹、價格管制。
價格管制下的「電話追撥器」
桑德爾的解決方案是什麼
大部分經濟學家總是相信，給窮人錢比給窮人食物，對他們的幫助更大。
思考題
既然經濟學的分析指出，價格管制帶來那麼多不好的後果，為什麼那麼多國家還屢屢實施價格管制？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贊成價格管制？
桑德爾的享受要不要花錢
更有趣的現象是，房租管制管的只是租，對房屋的買賣並沒有管制，但由於房租管制，房東不願意把房子租出去，而是更傾向於把房子賣出去。在租賃市場上，人們就不容易找到房子租了。而有錢的人，為了居住，只好買房子，但買到的房子還算比較便宜。
第042講 實物補貼和貨幣補貼的權衡
中國過去實施計劃經濟，人們爭奪商品不是靠價格，主要憑票。當時不僅有糧票，還有布票、糖票、自行車票、電燈泡票。那麼改革的一個目標，就是取消所有的票證，只用一種票，那就是鈔票。
周老師這本書發布時，我參加了他的發布會。當時有一個圓桌討論，我就問周老師：要放開中國的價格管制，您覺得要慢慢來，但是您看德國放開價格管制不過是一夜之間的事情，艾哈德跑到電台里宣布一聲，德國的價格管制就解除了。人家是有勇氣，咱們是有耐心，勇氣和耐心之間，應該怎麼拿捏？
這時德國的財政部部長艾哈德（Ludwig Wilhelm Erhard）掌管全國的財務，他信奉哈耶克的理論，相信價格的作用，於是他著手進行改革。他的改革總結起來有兩點：一是抓緊貨幣，二是放開價格。
價格管制不能直接摧毀房屋，卻能製造房屋短缺
補貼窮人，其實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方法：一是補貼那些商品的提供商；二是以貨幣的方式，直接補貼那些受益人。前者補供方，後者補需方。兩種辦法，效果迥異。
人們反對春運火車票漲價的第一個理由是：回家過年不是商品。
圖4–2 價格管制，美國紐約
對這個問題，周其仁老師在他的《改革的邏輯》這本書里，有過這樣的評論：「全盤私有化，聽上去很過癮，但這種主張看輕了制度變遷要付出的代價，只要過時的觀念和既得利益纏住了相當多的人群，任何激進和徹底的改革在實際中都寸步難行。」
他在城裡工作一年，付不起這個錢嗎？如果他付不起，為什麼一定要在最高峰時跟別人競爭呢？春運期間，火車票的定價完全可以參考航空公司的做法，後者的做法就是票價非常靈活地上下波動。飛機票最貴的時間是臘月廿七至廿九，最便宜的時間是大年初一、初二。
對於壟斷企業——主要是那些通過行政保護而形成的壟斷企業，合理的矯正辦法，並不是對它們的產品實施價格管制，而是要停止行政保護，打開市場的進入通道，鼓勵競爭者的進入。否則，僅僅搞價格管制，就不僅不能消除行政壟斷，而且還會造成產品分配過程中的無謂損失。行政壟斷是錯，價格管制也是錯，錯上加錯，並不會變成對。
幫助窮人：實物補貼還是貨幣補貼
春節運力不可能做到毫不吃力
美國有很多大城市曾經實施過房租管制，有些還延續至今。三位諾獎得主哈耶克、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合寫了一本書，名為《房租管制：神話與現實》（Rent Control: Myths and Realities, 1981）。這本書非常有趣，記錄了美國房租管制中很多事與願違的現象。其中，讓我記憶深刻的是，書中穿插了好多張破敗房屋的照片（見圖4–1、4–2），這些房屋有些是在房租管制下被「充公」而年久失修的，有些是在戰爭年代被炮彈炸毀的。令人吃驚的是，二者破敗的程度，讀者如果不看書末的說明，僅看圖片是分辨不出來的。
第040講 美國的房租管制
還有另外一種規避房租管制的辦法，就是房東改變房屋的用途。通常房租管制，只適用於民用的房屋，而商用地產不受房租管制的影響。這時，房東就會把原來的民用房轉為商用。
第二，怎樣提價才合理九*九*藏*書？年前逐日遞增，年後逐日遞減，從而鼓勵時間成本低的人早走晚歸。
很多大學食堂也有同樣的故事。大多數的學校都對學生有伙食補貼。問題是這些補貼往往不是直接給學生，而是補給了餐廳。這時餐廳要討好的就是學校的行政管理人員，而不是每一位學生。可以想見，如果把伙食補貼直接交給學生，然後讓校園內的餐廳自由經營，學生所享受到的伙食質量會有很大的改進。
事實上，春節回家過年不是剛需。過去中國人離開家鄉，就很少回去，更不可能每年都回去過年。我們現在之所以每年過年都要回家，主要原因就是交通成本下降了。留學在外的留學生很多年沒有回家，其實也一樣能過年。
本來這房子用於民用能夠收到100元的租金，用於商用只能收到80元租金。但是在價格管制之下，能收到80元總比收到60元要好。
春運期間「火車票應不應該漲價」這個問題，就是一塊很好的檢驗人們是否建立起穩定的經濟學思維品質的試金石。
依照這個思路，我們可以推測一下，在房租管制下的房東，會有什麼樣的對策？
思考題
大學把補貼學生的住宿費直接交給學生，然後由市場提供宿舍，學校不再負責。你贊成還是不贊成，原因是什麼？
但這個改革並不順利。1988年第一次「價格闖關」，政府決定放開價格，消息一傳出，人們開始搶被單、搶暖水瓶，甚至有搶火柴的，有人買了500盒火柴放在家裡，後來發生了火災。結果第一次價格闖關失敗，整個放開價格的行動停止了。過了好多年，價格才慢慢再次放開。
回答這個問題的，是華人經濟學家張五常。他有一篇經濟學論文，題目是《一種價格管制理論》（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 1974）。這是他最重要的一篇論文。
這時就出現了一個事與願違的現象，本來房租管制是要幫助窮人，讓他們少花錢就能找到房子住，但管制的結果是他們更找不到房子住了。只有那些有錢人才能更好地解決住房問題。
我們之前在講需求定律時說，向右下傾斜的需求曲線，每個點的彈性都不同，只要價格到位，需求自然就會弱化。如果說有些旅客回家過年的需求曲線不是右下傾斜而是垂直的，那麼這些旅客就應該不惜一切代價回家，他們就不會非要等放假才回家，更不會非要坐火車才回家。
我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是：桑德爾教授的一個策略，是不斷地提問題，但從不給答案。他沒有回答一個其實每個人都必須直面的問題，那就是如果不由錢來決定，人們競爭一種稀缺的資源，應該憑什麼？
這些做法雖然違反了政府的管制政策，但其實還算一件好事。因為他們能夠使得這房子盡量回到那些用途價值更高的人手上，只不過是競爭的方式更迂迴了，沒有直接付錢那麼直截了當。
張五常在這篇論文中首先解釋了什麼叫價格管制。價格管制跟收稅不一樣。如果一間公寓的租金市價是100元，政府說這100元中要徵收40元的稅，政府就變成了二房東，也就是說房租的60%歸房東，40%歸二房東——政府。這叫收稅。
公交補貼：把錢交給公司還是交給市民
事實上，這種觀點犯了一個錯誤。如果壟斷本身能夠證明把價格控制下來是對的，那壟斷豈不成了我們應該追求的目標？凡是壟斷部門生產的產品，我們都能夠用行政辦法把價格壓下來，這不挺好嗎？我們應該鼓勵更多的壟斷才是啊，為什麼還要指責壟斷呢？這個道理明顯說不通。
在2011年，發生過這樣一個案件，一位叫詹姆斯·哈門（Mr.James D. Harmon Jr.）的房東，控告紐約市政府徵用了他的房產，而沒有按照美國憲法的規定，給予他公正的補償。
「春運火車票價還不夠高」的問題，其實有三條基本對策：
而每當價格受到人為干預時，就會出現價格以外的競爭，我們把這種現象稱為短缺或者過剩。但短缺或過剩究竟會引發哪些類型的競爭呢？
只要有價格管制，房東就不會把房子用到價值最高的用途上，房子的價值就會耗散掉。簡而言之，就是每當資源不能用到刀刃上時，它就不那麼值錢。這是張五常在他的論文里提出的第一個命題——價格管制必然導致資源價值的耗散。
實名制讓火車票價格更貴
事實上，經濟學家之間早就形成一個共識，不論是左派的經濟學家，比如詹姆斯·托賓（James Tobin），還是右派經濟學家，比如弗里德曼，他們之間都有一個共識——怎麼幫助窮人的共識。他們說：幫窮人的最好辦法，就是以金錢的方式給窮人補貼，同時讓市場發揮它自身應有的功能，而不是直接去干預商品的價格。
黃牛黨是替社會減少無謂損失做了貢獻的。
桑德爾教授來中國推廣自己的書，行程非常密集，第一天北京，第二天上海，第三天武漢。這麼密集的行程是怎麼安排的呢？要靠飛機、靠酒店。但是飛機和酒店爭奪的人非常多，要是排隊，他是排不上的。他靠的是用錢把需求較低的人趕走。
第一，他首先會縱容一下自己的偏好，比如選擇租戶。過去，房東唯利是圖，誰出的錢多，他就把房子租給誰。現在，反正價格管制了，反正收不到那40元了，而門口又排著一大堆要租房子的租戶，這時他就可以縱容一下自己的偏好，實施歧視：有小孩的，不租；養狗的，不租；養貓的，更不租。這是第一種對策。
首先是抓緊貨幣。由於舊的德國馬克貶值嚴重，他就用新的德國馬克取而代之。而新的德國馬克，也不再亂髮，這使得馬克能夠堅挺，為大眾所接受。
哈門先生有一幢樓，自己住一層，樓上幾層都用於出租。而樓上的租九_九_藏_書客，由於受到房租管制的保護，交的租金只是市場價的60%左右。
春節回家過年不是剛需
我自己在美國讀書時是個窮學生，連續7年都沒有回家過年，我當時非常羡慕我的一位香港同學。他每年都能回家過年。那麼貴的機票回家也就是在家待兩天，這麼奢侈的旅行我是支付不起的。太貴了就尋求替代方案，這也說明了並不存在所謂的絕對剛需，即無論代價多大都不會發生絲毫變化的需求。
火車票定價應該參照航空公司的做法
經濟學家發現，報紙上願意把房子租出去的廣告，遠遠多於租房的廣告。人們只要出錢，就能夠找到房子，不需要展開價格以外的其他競爭，所以舊金山沒有出現房屋短缺。
這是桑德爾提出的質疑，擲地有聲！但我對桑德爾教授的觀點卻不以為然。
周老師的這番話給我很大啟發，價格管制是不對的，這一點我們容易理解，但是解除價格管制，我們需要考慮的因素就要複雜得多。
在權衡實物補貼和貨幣補貼之後，我們發現，要真正達到幫助窮人的目的，貨幣補貼是更好的選擇，不僅浪費更小，效率更高，而且還給窮人更多的選擇。
當然，弗里德曼的這個建議，到今天都沒有實現。因為美國的中小學都有強大的工會組織，它們對這種市場化的建議一直有著頑固的抵抗。
還有一種觀點就是責怪黃牛黨，認為火車票價之所以高，是被黃牛黨炒高了。但如果黃牛黨真能隨便漲價，把自己想要賺取的部分隨意轉嫁給乘客，那他們為什麼不把價格抬得更高一點、再高一點呢？
第二，房東可以用捆綁銷售的辦法。房東對租戶說，這房子因為政府的管制，現在只收60元，不過順便問問你，你要鑰匙嗎？而鑰匙就值40元。這是所謂的「鑰匙金」（key money）。
紐約房租管制故事
限制火車票價格誘發官員腐敗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發現在所有的社會中，政府經常不給窮人錢，而是給他們實物；或者不給他們實物，僅僅是對那些實物，例如住房、麵包、牛奶等，實施價格管制。
第038講 最省事兒地違反價格管制
如果我們能把鐵路運輸的運力，提高到在春運期間都毫不吃力的話，那麼剩下那11個月，鐵路的運力不就閑置了嗎？這會造成多大的浪費，造成的損失又由誰承擔呢？
希特勒於1933年上台後，德國開始實施價格管制，「二戰」結束后盟軍繼承了希特勒的價格管制政策。希特勒之所以實施價格管制，是希望便宜地買到他所需要的商品。而盟軍接管后價格管制的原因，是當時物資非常稀缺，人們普遍認為，在物資非常稀缺的情況下，如果讓價格飛漲的話，人們就會受不了。
該書第四章是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寫的。在這一章里，他們比較了舊金山1906年和1946年的兩段歷史，生動地說明了稀缺和短缺之間的關係。
價格管制必然導致價值耗散
經濟學思維的試金石
第一，火車票提價多少才算充分？提到春運恢復正常秩序時算充分。
解除價格管制讓商品在一夜之間重回商店櫥窗
學過經濟學的人都知道，高峰期就要用價格來調整，價格規律可以有效緩解高峰期的問題。如果我們只是這麼抽象地說，在經濟學課堂上指著需求曲線這麼說，沒有人會不同意。但我們一旦把它帶入一個具體的商品——春運期間的火車票，人們的感情一下子就湧上來了，他們會搬出種種理由說春運火車票不該漲價。
例如一個城市，要補貼公交系統，有兩個辦法：一是把錢直接交給每一個市民，二是把錢交給公交系統。在這兩種不同的補貼形式下，公交系統的行為方式會有很大差別。如果錢直接來自政府，那麼公交系統要討好的也就只有政府一家了，它只要集中精力公關政府，讓政府相信它就可以了。至於乘客是否能得到優質的服務，則不在它關心的範圍之內。很多大城市，隨著時間的變化，市民居住的位置發生了很大變化。公交路線本應隨著居住位置的變化而變化，進行新的規劃，但我們發現很多大城市裡，公交系統的路線多年都沒變過。
1906年4月18日，舊金山發生了一場大地震，地震之後，又發生了一場持續三天的火災。整個城市的建築有一半被地震或者大火摧毀，40萬人口有一半的人失去了家園。整個城市的住房一下子少了一半，這時，這個城市會不會出現房屋短缺的現象呢？
地震能摧毀房屋，但不能製造短缺
電話其實是很難打通的，仍然是那些有閑暇時間的人更容易打通電話。這時市場又應運而生了一種新的設備——電話追撥器。
最終的結果是，租戶要給中介付「鞋金」（shoe money）。就是說，中介替我們找房子，實在太辛苦，把鞋子都給磨破了，我們另外給中介40元買鞋子用。最後租戶付出的全部代價，其實也接近這100元。
桑德爾來到中國
物資匱乏的表現之一就是要憑票領取生活必需品。本來殘疾人領到的票可以多一點，但由於物資實在是太匱乏了，斷一條腿的人都不能算是殘疾人。德國1947年的貨幣發行量是1936年貨幣發行量的5倍，而德國1948年的生活指數，僅僅是1938年的30%——錢多了5倍，生活指數卻降到了原來的1/3，可見價格管制的後果多麼嚴重。
最後哈門先生上訴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但令人失望的是，最高法院沒有審理這個案子，而美國各地的房租管制還在繼續。
以前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們應實施火車票的實名制，只要實施了實名制，買火車票九*九*藏*書難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而現在已經實施了實名制，我們看看火車票價因此漲了還是跌了呢？
美國的房租管制
我提出兩個問題：第一，桑德爾教授自己的個人享受，主要是靠公正的排隊來獲得的，還是用金錢購買的？
由於買火車票排隊會引起很多無謂的損失，於是這些年我們採用了所謂的電話訂票的辦法。但電話訂票能緩解供需的不平衡嗎？不能。它只會改變競爭的方式。人們從過去的排隊，變成了在公司、單位或家裡打電話。
當然到今天，人們又進了一步，開始使用網路刷票軟體。但不管怎樣，經濟規律一直在顯靈。那就是：只要價格競爭的方式受到抑制，人們就不得不採用其他非價格的競爭方式，而這些非價格的競爭方式，是按其實施的難易程度被依次採用的。
我曾經做過一個調查，我問同學們，曾經買過的最貴黃牛票是多少錢，是原價的多少倍？普遍的回答是，黃牛票只比原票價漲了100元、200元、300元，基本上不到一倍。只有一個同學，他說原票價是30元，而最後的黃牛價是200元，漲了近7倍。我說怎麼會這麼高？這位同學解釋道：火車票實施實名制以後，要查身份證，身份證不對是進不去的，而這200元是黃牛包帶進去的價格。
對這個問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斯科利亞（Antonin Scalia）曾經做過非常精闢的評論：
同樣，租戶實際上也要付出代價。去討好那個房東，是一種成本；去討好那些中介，也是一種成本，畢竟要讓中介給我們找一家原來市值100元，現在只需60元的房子並不容易。
三條對策
當然，現實生活中還有另外一種可能性，那就是不願意改革的人，總拿社會穩定來當借口。不管怎樣，要在勇氣和耐心之間、大胆和沉著之間進行合理的拿捏不是容易的事情。
第二，政府有父愛主義。他們不相信窮人，怕錢給了窮人以後，窮人會亂花。因此他們就給窮人實物。政府知道窮人缺麵包、缺牛奶、缺教育，就把實物發給窮人，覺得只要給了實物，就能真正幫助到他們。至於窮人深層次的匱乏和難題，政府官員很難深入體察和救助。
德國戰後經濟復甦，很多人相信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美國實施的所謂「馬歇爾計劃」。實際上，馬歇爾計劃並沒有傳說中那麼神奇，因為它只是一個小規模的援助計劃。同樣規模的援助計劃也發生在其他國家，但其他國家並沒有發生德國那樣的經濟奇迹。因此德國重新崛起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它採用了市場經濟的辦法，既維持了穩定的貨幣，又放開了市場。
政府通常都採用後者，把錢直接交給學校。這時學校要討好的對象就是教育管理部門。而教育質量如何、學生和家長是否滿意，則很難說。
黃牛黨可以為社會減少無謂的損失
還有一種觀點，把問題歸咎於我國鐵路部門的運力不足。這種觀點也經不起推敲。我們要想想，每到春運期間，我國就經歷兩次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幾億人在短短的時間內，從一個地方到另外一個地方，很快又從另外一個地方回到原先的地方。
實際上，一件商品，無論是壟斷企業還是競爭企業提供的，價格都應該由市場決定。否則，就會出現我們前面所說的短缺或過剩現象，從而產生無謂的損失。
哈門起訴紐約市政府的理由是，政府通過房租管制，實際上徵用了他的財產，政府應該給予他合理的補償。我們前面在講政府征地時講過，如果政府徵用了私人財產，就要給予合理的補償。結果地方法院的判決說，政府的政策不算是物理性的徵用，因此不適用於政府征地條款，不能給予經濟補償。
這些方式，要麼能讓資產重新落到估值較高者的手上，要麼能改變契約的結構從而減少不必要的交易費用和競爭損耗，要麼是這兩種方式的有效組合。不管怎樣，人們希望將價格管制所引起的價值耗散降到最低。追求利潤最大化與損失最小化，是人性同時具有的兩個側面。
我們說經濟學其實並不難學，因為它的原理都很簡單；經濟學的難，是難在運用上：難在一刻不忘、隨時隨地地去使用它；難在客觀地評價周圍的事物，將自己的利益和情緒從中剝離出來。生活中，我們發現很多人在講經濟學理論時都沒問題，而一旦自己的利益受損，整個思路就會發生改變。可見，這些人沒有養成穩定的經濟學思維品質。
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常年主張在美國實施教育券制度，其實質就是要從補貼學校改為補貼家長和學生。他的建議是，政府應該向家長發放教育券，讓家長自由擇校，那些能夠在競爭當中脫穎而出，由於教學質量更好吸引到更多學生的學校，就可以憑著家長交來的教育券向政府兌換教育經費。這種補貼方式的轉換，實際上就給了家長和學生更大的自主權，讓教育體系市場化。
人們常有這樣的鴕鳥心態，在討論價格的時候，會說那些正在觸動神經的商品非常特殊，不是商品，所以價格規律不起作用。談水費的時候，說水不是商品；談學費的時候，教育不是商品；談藥費的時候，健康不是商品；談旅費的時候，回家過年不是商品。然而，抱著這樣的心態，只能讓人脫離現實，而無法正視問題和尋求對策。畢竟經濟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不承認火車票是商品屬於鴕鳥心態
一個社會如果把個人的權利置於公平之上的話，那麼這個社會運行的結果，當然不會是公平的，但是它卻離公平很近。而另一種社會，如果把追求公平放在追求個人權利之上，這個社會就既不能保證個人的權利，也不能達到所謂的公平。因為每當你要追求公平的時候，肯定會出現的結果，就是甲和乙兩個人商量，怎麼逼著丙去替丁做一些事情，而甲和乙還從中分一杯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