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位黑人經濟學家沃特·威廉姆斯寫過一本書叫《種族與經濟學：有多少可以歸咎於歧視？》（Race and Economics: How Much Can Be Blamed on Discrimination, 2011），他在這本書里提出一個觀點：一個種族經濟條件的改善，不需要以政治權利的提升為前提。

與此同時，每個家庭開銷的結構也發生了變化。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BEA）的統計，家庭用於現代生活基本開銷的比例，1950年是53%，1970年下降到44%，現在已下降到32%，換句話說，70%的支出是不必要的。我們經常說，看自己是變窮了還是變富了，就看看自己的支出、買的東西到底有用沒用。如果每天買的東西大量是沒用的，那證明我們變富了。

只要法庭認可這種合同，僱主就能夠通過增加合同條款的方式，避免工人敲竹杠。這種保證「我不罷工」的條款，在過去經常被人譏笑為「黃狗合約」（yellow–dog contract），它的意思是說簽這種合約的人太懦弱了，怎麼能答應老闆說自己不罷工呢？

競爭對手也可能會設法提高對手的進入門檻。我們前面提過，行業准入制度的門檻，通常是由那些已經獲得執業許可的人來設定的，他們有一個積極的傾向，就是不斷地提高准入的門檻。

最早的門檻很簡單，那就是膚色。美國最早的白人工會為了標榜自己的品質，曾經在產品上印上「白人製造」（Made by White Hands）的標誌。當然，這種種族主義傾向的做法今天已經行不通了，但是儘可能地把外人趕出去，保持工會人數的最小化、福利的最大化，這點要求並沒有改變。

但是大家還是免不了反覆問一個問題：那窮人怎麼辦？

這群漁民工作完回到舊金山以後，漁業公司不認賬了。漁業公司只願意支付原先答應的60美元底薪，而不願意提高到100美元，這時漁民就把漁業公司告上了法庭。那到底是誰違約呢？

但是在這個案子的審訊過程中，還有另外一種考慮被提出來，那就是漁業公司所派的這位經理原本可以讓船駛回去，回到舊金山重新談條件。如果到時候漁業公司不答應漁民的條件，漁民違約，對漁業公司造成了損失，漁業公司完全可以起訴漁民。

但我們知道，人與人之間必須互相依賴，才能達成合作，守信、守約是我們能把餅做大的一個關鍵要素。現實生活中，這種「黃狗合約」不論聽上去多麼不光彩，它對企業的平穩生產都有很大的幫助。

消費的基尼係數，不管是窮人還是有錢人，他們的消費也在趨同，過去只有超級富豪才能享受到的服務，例如越洋快遞、國際長途電話、家庭影院等，現在窮人也可以享受到了。

學校好不容易把學生招來，坐在教室等著上課，這時老師忽然跟院長說我要漲read.99csw.com工資，不漲工資這堂課就不上了。所有的固定投入，從教室到招生都已經安排好了，最後勞動力來敲竹杠，這時該怎麼辦？

《華爾街日報》在1998年有過一篇報道，題目叫《最富裕的窮人在美國》。

另外，既然加入了工會就能享受更高的收入，那麼希望進入工會的人就會越來越多，罷工帶來的額外利益就會被越攤越薄。其結果就是已經進入工會的人，會逐漸提高門檻，阻止外部人的進入。

要求有正規學校的培訓。這一點有很多行業實際上是不需要的。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就曾經有過這麼一件糾紛，一家美髮店（Cornrows and Company, Washington, D. C）的店主一直在幫黑人女孩梳小辮子，而華盛頓特區的美容協會三番五次騷擾店主，要他取得牌照，到正規學校接受培訓，通過考試。原因是他這個店屬於美容店，凡是美容店的從業人員都要進學校學習。這起糾紛鬥了好多年都沒結果。

美國紐約州當時有一條法律，規定工人每天的工作時間不能超過10小時，每周不能超過60小時，超時工作就是違法。

人們通常認為，不上班就是罷工，但事實上，不上班，叫曠工；大家約好一起不上班，叫集體曠工；大家約好了再也不幹了，叫集體辭職。

美國在勞動法的執行上，有一個非常經典的案子——「麵包師加班案」（Lochner v. New York, 1905）。

提高資格證考試的難度，表面上看來是為了提高服務質量，結果卻事與願違了。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研究了紐約州的勞動法令后認定，紐約州政府的這種勞動法令缺乏合理的依據，它管得太寬了，傷害了僱主和僱員之間自由簽約的自由。

20世紀70年代，曾經有一本書非常出名，叫《增長的極限》（Limits to Growth, 1972）。這本書是當時一個叫「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的協會的成員通過計算機模擬的方式寫出來的。當時這本書的主題是說，地球上的資源非常有限，而人口不斷地增加，因而世界的發展快要到極限了。他們在書里預測這個極限還會提前到來，因為人的壽命在增加，各種資源的消耗在加速。

就業許可制度通常包括四個基本的要求：個人的身份得符合一定的標準：必須要在正規學校培訓；要有一定的經驗；要完成必要的考試。

當時法庭辯論的要點就是：由於沒有對價，這樣一種單向的禮物有沒有法律的約束力？最後法官判定，那額外的40美元只是一種無緣無故的禮物（用法律術語來說就是「缺乏約因的禮物」），沒有法律的約束力，漁業公司不需要向漁民支付40美元。

事實上，提高執業門檻會產生事與願違的後果。

我們前面講的都是勞資關係：誰來當老闆、誰來發號施令。勞動力工資水平的高低，是由勞動力對企業所做的邊際貢獻決定的，我們不能人為地拔高工人的收入，否則就會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我們也講了罷工、不合作、違約等做法都不是持久地提高工人收入的好辦法。

理論上這種說法好像站得住腳，但實際上漁業公司告這些漁民有一個具體的問題，那就是漁民哪怕是打輸了官司，也未必付得起這筆賠款。這種情況在英美習慣法里叫作「judgment proof」，即無執行力判決——不管法院怎麼判，法院都拿被告沒辦法，反正他們就是賠不起。

結果有一個小麵包作坊的主人就被紐約州政府控告，據說是違反了紐約州的勞動法令，工人每天的工作時間超過了10小時。當然，這些麵包作坊的工人都是自願加班的。這個案子的法律爭議是：自願加班算不算一種基本的權利？政府是否應該保護這種自願加班的權利？

1981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就曾經做過一項這方面的裁決。當時路易斯安那州要求一位醫生必須成為美國人以後才能行醫。這個案子告到聯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決說，美國憲法並沒有要求一個人要成為美國人才能夠執業，宣布路易斯安那州的規定違憲。

一個葡萄園種好了葡萄等著收割，收割的季節非常短，只有一兩個星期，工人需要在這一兩個星期里把全年的葡萄採摘完畢。但這時工人罷工了，只要他們罷工一兩個星期，全年的收穫就會泡湯。這種情況該怎麼辦？

考試也是必不可少的門檻。考試的門類繁多，考試的內容跟工作相去甚遠，大部分內容是工作時根本用不上的，但仍然要考。曾經有經濟學家做過研究，各種考試的不及格率跟當年的失業率有高度的相關性，也就是說工作越不好找，這個行業允許新人進來的門檻就越高。

有些經濟學者發現，那些有工會的工廠、可以罷工的工廠，工人的收入比較高，因此得出結論說，罷工能夠幫助工人增加集體議價的能力，使得他們的收入增加。

托馬斯·索威爾本身就是個黑人，所以當他對黑人有所批評時就顯得特別有說服力。

那麼什麼叫罷工呢？罷工有兩個特點：第一，是在關鍵的時候提出不幹活，也叫敲竹杠；第二，是自己不幹活的同時還阻止別人幹活。

根據西德尼·卡羅爾（Sidney Carroll）和羅伯特·加斯東（Robert Gaston）在1981年的一項研究，美國各個州電工資格證考試的難度，跟這個州觸電死亡的人數之間存在著人們意想不到的相關性：電工資格證考試越難的地方，觸電死亡人數越高。這背後的原因是，電工資格證考試越難，考過的人數就越少，市場上提供服務的人數也越少，收費就越高，能夠請得起他們的家庭就越少，人們寧願自己動手去折騰家裡的電器電路，結果觸電死亡的人數也就越多。

這個看法非常重要。那些政治地位很高的人群、得到了很多福利的人群，其生存能力反而會削弱，其經濟收入因此會減少。

但實際上美國各州有大量類似的法律，不僅要求執業者是美國人，有些甚至還要求他取得綠卡5年、10年後才能執業。這種法律除非有人起訴，除非法院受理，否則不可能被廢除。如果沒有人起訴，它就仍然在那裡發揮著作用。

怎麼樣才算是一個好醫生，怎麼樣才算是一個好教師，怎麼樣才算是一個好的美容師、理髮師，這些標準本來都應該由市場來決定。如果一味地拔高這些行業的執業標準，最後會使進入這些行業的勞動者人數減少，消費者就會為此付出過高的成本。

但為什麼有人會針對這樣的小麵包作坊呢？那是因為那些大麵包作坊能夠實施非常正式的兩班倒、三班倒的做法，每個工人的實際工作時間都可以低於10小時，它們因此就傾向於支持這種對工作時間做出限制的法律。因為這種法律影響不到大作坊，對它們的競爭對手，也就是小作坊，倒是能夠構成威脅。能夠提高小作坊的經營成本，對大麵包作坊來說是好事。也就是說，競爭者之間會有意利用法律來提高對方的競爭成本。

這種看法跟我們前面一再強調的「每一種生產要素應得的回報應該跟它的邊際貢獻相配」這個規律是矛盾的。

在美國勞動關係法中，有一個非常經典的案例——阿拉斯加捕魚案（Alaska Packer's Association v. Domenico, 1902）。1902年，有一家漁業公司僱用了一批漁民，從舊金山出發到阿拉斯加捕撈三文魚。他們在出發以前說好了條件，基本工資是60美元，每捕一條三文魚加兩美分。到了阿拉斯加，這群漁民就臨時要求把底薪從60美元提高到100美元，不然https://read.99csw.com就不幹活了。

自從1905年聯邦最高法院對這個案件做出判決以後，美國各州的法庭就對200多項類似的法律做出了裁決，推翻了這些法律。

有些人不願意冒風險，他們覺得只要勤勤懇懇地工作，能拿到老闆答應給的這份工資就很不錯了，就會簽那個保證不罷工的合約。對這些工人，老闆願意多給一點工資，因為這多給的工資相當於一筆保險費。

資本家、僱主頭一次遇到勞動力敲竹杠、違約的情況可能束手無策，只能乖乖就範給工人漲工資。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院長就會跟其他的老師提前說好，如果那個老師再次臨時敲竹杠，你們就頂上去；葡萄園主會跟別的地方的工人預先說好，如果我的這些工人再臨時敲竹杠，我就不用他們了，你們頂上。

當然還有內外有別的問題。行業協會組織考試的目的，表面上是要提高整個行業的服務水平，但實際上它們實施的是雙重標準。對那些還沒有進入行業的人，它們高標準、嚴要求；但對於那些已經進入行業的人，如果做錯什麼事情的話，這些組織的人通常是睜隻眼閉隻眼，以偏袒保護為重。

後來的學者對「麵包師加班案」做了很多分析之後發現，其實麵包師的工作時間並沒有超過10小時。因為這個麵包作坊比較小，僱用的麵包師比較少，他們就住在麵包作坊里。而這些麵包師在兩班倒的過程中是有休息時間的，但是由於他們沒有離開麵包作坊，就被當成了一班倒，他們的工作時間就被算成超過了10小時。

這是我們要講的罷工的第二個性質，那就是它的經濟後果。它確實能夠使得部分已經進入了工會或者拿到了執業許可的人增加收入，但同時它會使其他的人，包括老闆、投資者、消費者和其他沒有得到僱用的人蒙受損失。我們既要看到局部收益的增加，也要看到全局收益的損失。

經濟學家將工會看作是一種卡特爾，也就是壟斷組織。只不過美國的反壟斷法有一條特赦令，說工會這種卡特爾不在反壟斷法限制的範圍之內，因為勞動力很特殊。

只要是有前途，有一技之長的人，按照比較優勢原理，哪怕是在絕對能力上比所有人都差，但是只要自己跟自己比，也一定能夠找到自己的比較優勢，在分工合作當中改善自己的生活。

對就業者的身份有要求。美國有很多行業規定從業者必須是美國公民，但實際上很少人知道，要求一個行業的執業者是美國公民這一點是違反美國憲法的。

在美國，老闆要對付工人臨時敲竹杠的一個辦法，就是在他們的勞動合同里加一項「我不罷工」條款。每當招工簽合同時，擺在工人面前的是兩份幾乎一樣的合同，一份是標準合同，另外一份在標準合同的基礎上附加了一個條款，就是保證「我不罷工」。讓工人選擇到底簽哪個。

什麼才叫窮人？窮在中文裏面就是「盡」的意思，就是沒有前途的意思，只有沒有前途的人才是真正的窮人。

但是現在美國存在這樣一個現象，那就是就業許可制度越來越流行。美國現在至少有1/5甚至1/3的職業，在至少一個州里要受到就業許可的限制。

那些建立就業許可制度的人、推動就業許可制度的人，以及為就業許可制度制定實施細則的人，其實就是那些行業內部的人，而不是消費者。這些人存在著既得利益。

而且更重要的是，每個人都能夠通過教育積累自己的人力資本。有一位經濟學家名叫托馬斯·索威爾（Thomas Sowell），他寫過一本書叫《美國種族簡史》（Ethnic America: A History, 1981）。他說如果把美國人的平均收入水平定為100美元，在美國國內不同種族的收入相差甚遠，其中猶太人是172美元，日本人是132美元，波蘭人是115美元，中國人和義大利人是112美元，而黑人只有62美元，印第安人只有60美元。ｈttps://ｒｅad.9９csｗ.com

由於社會進步，全球的貧困正在急劇減少，那些每天消費少於1美元的赤貧人口，在1970年佔全球人口的25%，而今天下降到了不到5%。

執業許可通常要求有經驗。關於執業經驗的要求，有時候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在美國伊利諾伊州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在該州當一名管道工所要求的工作時限，甚至要比醫學院畢業的學生當上主治醫生的時間還要長，直到有人起訴，法庭才叫停了這種做法。

我們前面花費了大量的篇幅，講述人類為了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發明的種種制度安排，這些安排的目的，都是為了增加互信，從而刺|激生產和提高福利。但罷工恰恰是反其道而行，它的本質就是集體違約，其結果是破壞了僱主和僱員之間的互信。

但是從長期來看，老闆會減少工人的數量，增加機器的投入，所以從全局的角度看，部分工人工資的增長是以其他人的收入下降為代價的。這裏所說的其他人包括了老闆、消費者、投資者，也包括了那些非工會的、得不到僱用的工人。

捕撈三文魚是講季節的，船開回去談好條件再開過來，就會錯過漁期。這時船上漁業公司派來的經理就簽了一個合約，說願意把底薪從60美元提到100美元。但是這個經理在簽合約時，口頭上也一再強調，他自己覺得沒權簽這樣的合約。

窮人改善自己生活的另外一個辦法，就是隨著社會的進步參与分享，搭社會進步的順風車。

幾十年過去了，羅馬俱樂部預言的增長極限並沒有到來。事實上在過去200年間，人類的生存條件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善：雖然人口的數量急劇上升，但伴隨著人口上升的是大量先進技術的發明和使用，包括了蒸汽機、織布機、鐵路、電話、汽車、盤尼西林、DNA的發現等等。

罷工本來的目的是要幫助工人獲得更高的收入，但是由於他們的做法違背了合作的原則，違背了「每一種生產要素應得的回報應該跟它的邊際貢獻相配」這樣一個經濟原則，所以長期而言，投資者就會以別的方式、在別的地方尋找替代方案。愛罷工的長遠效果，就是連工作的機會都消失了。不難理解，越愛罷工的地方，生產力水平就越容易下降。

精心裝配、高度協調的流水線一旦安裝成功，工人就必須每天開工；高溫鍋爐火一旦生起來就不能再滅，需要一直生產。但這時工人要罷工，怎麼辦？

經濟學家發現，人均壽命的基尼係數在縮小，也就是所有的人，不管是有錢人還是窮人，普遍長壽。教育的基尼係數也在下降，不管是窮人還是有錢人，受教育的年限越來越接近。

漁業公司為了防止這種情況發生，只能在現場臨時答應這些漁民，結果造成漁業公司自己的被動，反而成了被控訴違約的一方。說到底，遇到這種被工人臨時放鴿子、敲竹杠的情況，哪怕官司打贏了，老闆通常還是會吃虧的。

這就是我們前面一再說的，出資本的人和出勞動力的人相比，出資本的人通常會比較吃虧、比較容易被人敲竹杠。但是根據需求定律我們知道，隨著時間的推移，人的彈性，也就是尋找不同替代方案的本事會逐漸增加。

我們前面在討論勞動力和資本之間的關係時就曾介紹過，因為資本一旦投入，就很難收回。它也缺乏實時的監管，資本的所有者——資本家——不可能24小時守在他投入的資本旁邊；而勞動力的主人——勞動者——時刻與勞動力在一起，能夠非常自如地控制勞動力的強度和質量。結果是，勞動力更容易欺負資本。以下幾講，我們要更深入地了解勞動力市場的內在規律。

可見，老闆不是完全沒有對策的。

同樣，中國人、日本人也有相似的地方，他們非常努力。雖然他們在美國的政治地位並不高，行為也不高調，但這些都沒有影響他們的經濟收入。相反，黑人群體要求的政治權利就很高，但是他們的經濟收入並沒有同步增長。

正是因為這樣，經濟學家對西方社會裡罷工的描述，跟一般人的看法非常不一樣。比如在《簡明經濟學百科全書》中，關於「工會」這個條目是這樣寫的：

這些不同的種族是哪些種族呢？172美元的是猶太人，132美元的是日本人，115美元的是波蘭人，112美元的是中國人，而墨西哥人只有76美元，黑人只有62美元，印第安人只有60美元。不同的種族收入不一樣。

經濟學家諾德豪斯在2004年做過測算，發現發明家和企業家的收入，僅占他們的發明給社會帶來的總價值的2%左右。也就是說，每當我們看到那些企業家、發明家賺了很多錢的時候，我們要想到，他們賺的只不過是他們給社會貢獻的一個零頭而已。

人口不僅在增加，而且人的壽命也在翻倍。在1900年，全球的人均壽命是31歲；而到了1950年，全球人均壽命是49歲；到2010年時是67歲。人類整體的生活條件無可置疑地改善了。

在工人違約中，我們提到了勞動關係中長期存在的一種現象——罷工。對罷工這種現象，我們也可以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從而獲得非常獨特的認識。

沒錯，那些愛罷工的工人的工資水平會比較高，因為老闆在短期內沒辦法，只能給這個工資。

科技創新使得社會上每一個人都能夠得益，包括那些最貧困的人。

這說明哪怕是窮人，只要社會在進步，只要整個社會的餅在做大，他們得到的物質享受比過去一個中等收入家庭的人所獲得的都要多。一個社會能夠把餅做大是非常重要的。

索威爾提到，猶太人特別重視教育投資。猶太人喜歡學習，有可能跟他們的命運有關。猶太人經常遭到迫害，流離失所，投資土地風險太高，做珠寶買賣比較容易流動，而真正能夠走到哪兒跟到哪兒的，只有頭腦里的知識。索威爾說在紐約求生存的猶太人，白天工作不管多忙，晚上還堅持去聽講座。他們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事實上，在美國歷史上對工人罷工的權利的確認，最重要的是1935年的《瓦格納法》（Wagner Act）。這部法律規定，一旦一個企業確定要成立工會，沒有參加工會的工人，也需要參加工會的集體行動。因此那些不願意參加罷工的工人，最後也只能參与罷工。

例如，在美國，理髮師就要經過培訓，拿到執照才能夠給人理髮。有些州規定，理髮師必須先到美容美髮學院學滿1600小時的課程，考完試才能拿到執業的資格，而且每年還要進行年審，還要再交費。

現在人們採取的是一些更迂迴、更隱秘的做法，其中一種非常常見的做法就是實施執業資格准許制度。每一個行業都要進行考試，考試的內容通常都是由這個行業內已經獲得執業資格的人來設定的。他們設定的考試標準越來越難，能夠通過的人越來越少。

從法律角度看，漁業公司的經理答應額外多付的這40美元只能算是給工人的一種獎賞，工人並沒有提供額外的服務。這種獎賞沒有所謂的對價，而是一種禮物。

那篇報道說，美國有七成的貧困家庭有汽車，其中有27%的家庭有兩輛以上的汽車。絕大部分家庭都有彩電，有一半的貧窮家庭有兩台以上的彩電，當然他們也有微波爐、空調、自動洗碗機等等。大多數窮人的孩子營養過剩，他們長大以後比1944年登陸諾曼底的美軍平均高1英寸（2.54厘米）、重10磅（4.5公斤）。

這個案子雖然發生在1902年，好像很古老，但其實在1902年以前，就有這樣的案子發生。就算是今天，類似的案子也屢見不鮮。

那麼窮人怎麼辦？最重要的出路就是自強，增加自身的人力資本投資，提高自身的素質。簡單地說就是要不斷學習、終身學習。

人與人之間的競爭，是在各個不同的層面展開的。不同的勞動力之間，首先要比拼的是服務質量。都是做鞋子的，看誰的手藝更好，誰的價錢更低。這是一種層面的競爭。

1947年，美國又通過了另外一部法案，對《瓦格納法》做出了修正，這部法案叫《勞動權法》（Right–to–work Law）。《勞動權法》規定工人有勞動的權利，禁止工會強迫那些非工會會員參加罷工。

但競爭還有別的層面。在勞動力市場上，就經常發生用別的辦法來打壓競爭對手的情況。比如，大家很可能會說，通過誠實的勞動獲得收入的工作權利，是一種非常基本的人權，但現實生活往往不是這樣，人們在試圖行使工作權利時，還是會遇到各種由競爭對方設置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