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協調 眾人如何彼此影響
公共選擇｜選舉未必反映大多數人的意願
在市場里，如果我們要買名貴的跑車，就要單獨為此買單。在政治領域，我們不會因為支持人人都有免費的醫療服務，政府就會單獨讓我們付費，付與不付已經被決定了。
思考題
在你所在的機構，會議召集人是怎麼確定的？他們對會議討論的結果有沒有起到主導的作用？
這三個城市在三個人心目中的排序分別是：
如果每位選民都得為自己的選擇承擔財務責任——選贊成的就付費、選反對的就不用付費，那恐怕很多人都會選擇反對。問題是，我們剛分析過，任何一位選民改變選舉結果的概率都是零，所以每位選民都不需要像在市場里那樣，為自己的選擇負上財務責任。結果是，在政治選舉中，人們會不惜代價地縱容自己在面子上的偏好。
本書批評過許多公共經濟政策，包括價格管制、准入管制、最低工資制、同工同酬法和貿易保護主義等。讀者不禁會問：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既然那麼多的經濟政策都是低效或無效的，甚至是起反作用的，為什麼這些經濟政策還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採納、被執行呢？而且執行和採納這些政策的往往還是那些民主國家呢？
這種說法不完全對，既然有人能夠通過占每一位選民的一點點便宜，從而獲得巨大的利益，形成利益團體，那為什麼就沒有另外一些人，同樣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也形成另外一個利益團體，跟那些現有的利益團體做抗爭呢？
簡單地說，在投票的情況下，公共選擇的結果相當於中位數，由中位數決定；而在市場里，公共選擇的結果則由平均數的位置決定。
讓我分別解釋一下這四個關鍵的舉措。
第一位拿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曾說過這樣一句名言，他說：「只要由我來寫經濟學教科書，我就不在乎誰來制定國家的法律，誰來起草縝密的條約。」薩繆爾森最看重的就是經濟學的教育。
這一點我們在討論價格機制的時候講過。價格有三個作用：第一是傳遞關於稀缺的信息；第二是指導生產；第三是指導分配。
這一下子就改變了農民的積極性，從餘糧上繳變成只要上繳完固定的數量，餘糧都歸農民自己。農民成了剩餘索取者，積極性當然大增。
問題的關鍵點來了——在人們做政治選擇時，也會考慮兩個因素：第一是功能上的好處，第二是面子上的好處。
前幾年有本書非常受歡迎，這本書是兩位美國的經濟學家德隆·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與詹姆斯·羅賓遜（JamesRobinson）所寫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繁榮和貧窮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2012）。
界定產權：以土地與人力資本為例
在歷史上，向貧困宣戰的政治家、慈善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不在少數，但是他們都沒有真正成功過。有的學者和慈善家認為貧困的主要原因，在於窮人缺乏一些脫貧致富必需的技術和設施，只要有了這些技術和設施，他們就能夠改善生活，告別貧困。
談到眾人互相影響的內在規律，就必須提到關於收入再分配的戴雷科特定律（Directon's Law）。亞倫·戴雷科特是法律經濟學的創始人，他最早對反壟斷法提出了很多洞見，推動了法律經濟學這門交叉學科的興起。
總之，選民無知導致了不良的經濟政策，這是一種解釋。
而那些極其富裕家庭的子弟，他們的選擇很廣泛，不一定會跟大多數人爭奪公共教育資源。結果政府對教育的資助，往往幫助了那些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而不是最需要幫助的赤貧家庭的孩子。
每當我思考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為什麼是貧困的，應該如何致富，又找不到答案時，我就會想起一部名著，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寫的《槍炮、細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 1997）。
讓窮人發揮自己的能動性才是最重要的
而第三點，指導分配，是最關鍵的。因為如果價格不能指導分配，多幹活的人不能夠在分配時多拿一點，拿好一點，拿得早一點，人們辛苦拼搏幹什麼？人們為什麼要對價格做出反應？
這應該是經濟學，尤其是發展經濟學當中最重要的一課。
第一，確權。在一個國家裡，最重要的資產之一就是土地。在改革開放最初的時候，中國就開始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它的核心思想就是把土地的經營權、管理權、收入分配權，從大集體轉向小集體，甚至轉向家庭。
經濟學家就是從這個簡單的模型開始，對政治選舉進行經濟分析的。當然，在現實生活中政治選舉所要考慮的選擇、內容以及選民意願，要比簡單的吃一頓飯花多少錢的問題複雜得多。
在當代，中位數投票人原理是由經濟學家鄧肯·布萊克（Duncan Black）在1948年重新發現的。所謂重新發現就是，在16世紀時，法國數學家就發現了這個原理，但是這個原理被埋沒了很多年。布萊克發現以後，1957年，另外一位經濟學者安東尼·唐斯（Anthony Downs）把它寫到了對民主進行經濟分析的經典著作里，這本著作的名字叫《民主的經濟理論》（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1957）。
當然改革開放以後，得到非常好的產權保護的不僅僅是土地一項，人們其他許多重要的資產也得到了強有力的保護。其中容易被人忽略的一點，是政府對人力資本的保護。
理由之一：選民是無知的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做對的第四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開放國門迎接競爭，讓中國人一下子參与到國際合作的洪流當中。
肯尼斯·阿羅（Kenneth Arrow）1921年出生，2017年去世，一直在斯坦福大學任教，是最早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經濟學家之一。
民主制產生的經濟政策就是選民要的
我們前面在講選舉時假定人的偏好是單峰偏好，也就是說人只有一個幸福點，離這個幸福點越近就越滿足，離得越遠就越不滿足。但現實生活中人們往往不止有一個幸福點。
在任何一個選舉中，不管那些參選人的政治理想原來是怎樣的，只要他們想獲得勝利，在競選中存活下來，就必須選擇那些能夠討好中間選民的政綱。這是政治選舉的經濟學分析當中非常重要的中位數投票人原理，也就是說要獲得最大多數的支持，參選人就要去迎合那些中位數者的偏好。
因此，在討論民主投票制度的優劣的時候，我們不要忘記經濟學的這個重要而獨特的視角：人們在需要承受代價的時候就會變得理性，在不需要承受代價的時候就會放縱自己的無知，就會放縱自己的感情和偏見，去支持那些無效的經濟政策，讓自己錯誤的觀念、不負責任的觀念對別人造成影響，產生巨大的外部負效應。
「大多數人的意願」，聽起來是個不言而喻的概念，但經濟學中的阿羅不可能定律告訴我們，它可能根本沒有確切的含義，或者說什麼含義它都可能代表。
我們雖然知道一些國家貧窮、一些國家富裕，但是這些國家為什麼貧窮，另外一些國家為什麼富裕，當中的原因，經濟學——尤其是發展經濟學——到九*九*藏*書現在還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
在市場當中遇到這樣的選擇時，這三個人最終會吃多少錢的午飯呢？我們在講科斯定律時說過，誰使用的價值最高權利就歸誰。吃午飯的三個人中誰的出價最高？第三個人，他願意出50元。
第一個人覺得夏威夷比芝加哥好，芝加哥又比華盛頓好；
威特曼的結論是：民主制度下產生的經濟政策就是好的政策，因為它恰恰反映了聰明的、有理智的選民所需要的經濟政策。這樣，人們對經典的公共選擇問題——民主為什麼會產生不良經濟政策——的研究就陷入了困境：民主制度沒毛病，選民要什麼政策，就得到什麼政策，批評民主體制下的經濟政策的經濟學家們可以休矣。
廉租房與廉價房
當然，一個泱泱大國每天有無數人在做無數的事情，做錯的事情肯定很多，但做對的事情和做錯的事情互相抵消之後，還是留下了令世人矚目的經濟成就。因此，著重去分析她到底做對什麼，就特別有意義。
有一位叫唐納德·威特曼（Donald Wittman）的經濟學家，針對上述「選民無知」和「利益團體操縱選舉結果」導致了民主制度下屢屢產生不良經濟政策的理論，提出了嚴重質疑。威特曼畢業於芝加哥大學，他秉承了芝加哥學派的傳統，善於把市場運作的基本規律運用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一個社會最窮的人，他們的知識、時間、精力致使他們對社會問題的參与往往很不夠，他們根本沒有意識、沒有能力，也沒有資源替自己說話。而社會當中最有錢的人，他們也不屑於過多替自己說話，他們不在乎多交那麼一點稅收。而社會中處於中等收入的階層，他們有很大的積極性，他們有很強的動機和能力，通過選舉為自己說話，為自己辦事。結果是社會上最富和最窮的人，共同補貼了社會上的中產階級。
這裏還要指出的是，一個國家到底是貧窮還是富裕，經濟制度只不過是眾多原因當中的一項，此外還有地理的因素、文化的因素、人群基因的因素、自然條件的因素等等。
這時候，要跟每一個人都講清楚經濟學當中的比較優勢原理，讓他們明白「只有打開了門國家才可能強大，只有丟了成本較高的工作，才可能找到成本較低的工作」的道理實在太難了。
傳統公共選擇學派的理由
最後的結果是財富從窮人那裡轉移到比他們更富裕的階層那裡。
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之所以取得這麼偉大的經濟成就，最重要的是做對了四件事情：
過去在計劃經濟時代，高中畢業生、大學畢業生，都是政府和學校包分配、管就業的，也就是說，實際上人力資本的使用權和收益分配權不在個人手上。你可以想見，那個時候的人力資本怎麼可能用得好。
布賴恩·卡普蘭的「理性胡鬧」理論
人們可能會說，在現實生活中不論是花多少錢吃飯、到哪兒開公司年會，還是確定公司未來的方針政策，我們都沒遇到過這種循環不已、選來選去找不到最佳答案的情況。
第四，悲觀偏見。人們總是記得失業的感受或者非常擔心失業，他們對現狀往往不滿，對未來往往擔憂，而對過去又往往只留下美好的記憶。結果是總覺得今天不如昨天，明天可能會更糟。
戴雷科特定律：收入再分配，真正得益的並不是窮人而是中等收入的人
我們在現實生活中也有這樣的經驗：雖然開會是民主的，雖然大家都可以充分表達自己的意願，雖然最後都是投票表決，但是那個會議召集人、主持會議的人實際上才是最重要的角色，因為投票的結果在他選擇投票方案時就已經被決定了。
這些妥協本身就是一個人內心的選票買賣的過程：哪件事更重、哪件事更輕，哪件事值得堅持、哪件事可以放棄，我們在內心已經做了一番權衡。
選舉3：華盛頓與夏威夷2:1
我自己當時雖然深信加入世貿組織是對的，發表過一篇叫作《愈讓步，愈進步》的文章，認為中國肯定能夠在這次開放當中獲得巨大的利益。但實際上，當時我自己也沒有想到，中國竟然能夠取得這麼大的利益，會在這麼短的時間里變得這麼強大，而今天懷疑改革開放的人自然而然地就消失了。
圖洛克教授就曾經說過：「安東尼·唐斯早就把我說服了，我在前往投票站的路上遇到車禍一命嗚呼的概率，比我的選票改變了選舉結果的概率要大得多。那我為什麼還要折騰去投票呢？」
投鈔票可對偏好輕重做出排序
我們都知道選舉是一種政治行為，它跟經濟學有關係嗎？當然有關係，經濟學家很早就開始研究選舉問題了。
於是，威特曼得出了一個傳統公共選擇學派學者都不喜歡的結論，那就是：選民的無知不是問題，而民主決策機制也沒問題。既然這樣，「民主制度會產生不良的經濟政策」這個說法本身就是個偽命題——在市場和政治兩個不同的場景里，人們都通過本質上非常接近的制度安排，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在有用信息比較少的情況下，做出了有效的選擇。
選舉不一定反映大多數人的意願
贏得中間投票人支持，就能獲得選舉成功
引入市場競爭：從認人的制度改為認錢的制度
理由之二：選舉機制天然容易被利益團體操縱
知道自己做對了什麼，就可以繼續堅持做對的事情，也可以給其他的國家一個榜樣，讓其他有相似的處境、相似的問題的國家也一起脫貧致富，共同發展。
如果我們組織一次選舉，讓這三位選民在夏威夷和芝加哥之間做出選擇，第一位和第二位候選人喜歡夏威夷多於芝加哥，那麼根據他們的偏好，夏威夷得兩票，芝加哥得一票，夏威夷獲勝。同樣，如果讓這三位選民在芝加哥和華盛頓之間做選擇，那麼芝加哥會獲勝。還有一種情況就是讓這三位選民在華盛頓和夏威夷之間做選擇，這時華盛頓會獲勝（見表10–3）。
這兩部分的經濟學原理，讓我們充分理解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優點。
而一個國家的利益團體，他們也處於相同的格局中。凡是利益團體都是人數比較少，互相可見，得到的益處卻非常大的一群人。他們利用公共政策賺到的錢，是全體人民付出的。
鼓勵民營企業發展，充分利用企業家優勢
（4）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讓中國人民直接參与了國際化的大合作。
唐納德·威特曼的反駁
第115講 民主為何會產生不良經濟政策
例如，在市場當中，我要買一輛車。到底是買一輛便宜的10萬元的車，還是買一輛豪華的500萬元的車呢？當然我知道，如果買一輛500萬元的名貴跑車我會很有面子，但與此同時，我不得不考慮實際的功能、實際的效用和我要付出的代價。
第118講 中國做對了什麼
市場決策與民主決策的根本區別
最後我肯定得實際一點，說面子上的好處我就放棄了，買一輛10萬元的車吧。這是由於在市場當中做決策時，自己必須為自己所做的決策承擔全部的責任。
政黨就好像一家公司，政黨的名聲就好比一家公司的聲譽，它是通過多年努力而積累成的。黨內對各位黨員有紀律約束，這好比公司內部的品質管控程序。黨外有好多新聞媒體、政治分析員、非營利組織、智庫九_九_藏_書，都對政黨的行為、政治家的一舉一動進行著密切的監督。他們的行為稍有差池，就會被曝光，就會被放大。這跟市場體制里的消費者委員會、違約懲罰、侵權賠償是一樣的道理。
這兩位學者分析了大量的實例，總結出有些國家成功、有些國家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有些國家採取了包容性的政策（inclusive policy），有些國家採取了汲取性的政策（extractive policy）。
我們熟悉的另外一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也持有同樣的想法。弗里德曼從197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直到2006年去世，整整30年，利用公眾媒體做節目、寫專欄，用簡潔的語言、生動的例子向大眾傳播經濟學的基本原理。
第三個人覺得芝加哥比華盛頓好，華盛頓又比夏威夷好。
在現實的民主選舉中，任何一個人去投票而剛好成為中間投票人，從而扭轉選舉結果的概率，任何一台計算器顯示的結果都會是零。
很多人都相信民主是最好的制度。在民主制下大家可以公開地討論，對公共政策進行辯論，人們遲早會認識到正確的做法是什麼。
當然，我們後來在討論企業內部治理結構的時候，在討論誰來當老闆的時候，也提到了這個問題，我們讓那些很難衡量工作積極性、很難衡量工作投入的人拿剩餘的產出。那麼他們就會自己約束自己，自己激勵自己。
怎麼理解戴雷科特定律呢？我們先舉個例子。好的大學，拿到大筆的政府資助后，向成績好但家境比較貧困的學生提供獎學金甚至免費教育，這時候，誰能得益？是那些處於中等收入水平家庭的孩子得益。最窮的孩子根本得不到相應的教育，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無論怎麼考都考不上那些好的大學。
是否需要為自己的主張負直接的責任，是市場決策和民主決策的根本區別。
但結果怎麼樣呢？到晚年弗里德曼自己反思，他說拿今天跟30年前比，人們只不過是在口頭上更接受市場了，嘴上說得好聽，但在實際政策上卻沒有多少改進。
我們讓選擇芝加哥、夏威夷和華盛頓的三位投票人，分別為這三個城市標上價，說他們願意出多少錢去這個地方開會，願意出多少錢去那個地方開會。只要把這個價格明確地標出來，一匯總，最受歡迎的城市就出來了，而且這個選擇是一個確定的答案，不會出現循環。
社會保險與養老金也一樣。表面上看，所有人交了一定年限的社會保險，在退休后都能夠拿養老金了，這是公平的。
免費高速公路
關於戴雷科特定律的常見案例
這本書的意義非同一般，因為在這本書以前人們都相信政治家攀比的是他們的政治理想。哪位政治家好、哪位政治家差，區別在於他們的政治理想誰的更高遠、更偉大。
市場機制能幫助人們做出明智選擇
許多人都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14億人脫貧致富，創造了經濟奇迹。但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中國所取得的經濟成就固然是巨大的，但它是可以解釋的。
戴雷科特有一個特點，就是不愛寫文章，只愛說話，只愛參加各種討論會，闡釋自己的觀點。他很早就提出了戴雷科特定律，但他總是不願意寫出來。直到1970年，後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實在忍不住了，就把戴雷科特的觀點寫成了一篇論文，讓它流傳出來，讓更多的人知道。這篇論文的題目就叫《關於公共收入再分配的戴雷科特定律》（Director's Law of Public Income Re–distribution, 1970）。
這本書分析了歐亞和北非的文明不僅能夠存活下來，還侵略了別的地方的原因。
（3）鼓勵民營企業的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做對的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是引入市場競爭。當然，同時也就放棄了價格管制和票證制度，讓價格指導人們的生產、生活、分配、娛樂和教育。
這1500人具備了各種各樣不同的特徵，不同的性別、不同的年齡、不同的收入階層、不同的黨派等等，而這1500人當中，有250位是拿了經濟學博士學位的人。
選舉2：芝加哥與華盛頓2:1
第二個人覺得華盛頓比夏威夷好，夏威夷比芝加哥好；
這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啟示，那就是用選票投票和用鈔票投票會有一個根本的不同：用鈔票來投票不僅能反映出選民對不同選項之間的排列順序，還能反映出他們對不同選項偏好的輕和重，因為不同的價格能夠反映出量的不同。而用選票投票，只能反映出人們對不同選項之間偏好的順序，卻沒辦法反映出他們偏好之間的輕重。
我們詳細地討論過「認人還是認錢」的問題。任何社會都免不了要採用這樣或者那樣的競爭機制，從而決出勝負，選出贏家和輸家，只有這樣才能控制無謂的競爭，才能治亂。
政府資助建設免費的高速公路，所有的人都出錢。每一位勞動力不僅要支付收入所得稅，也要支付他所在公司的公司稅。真正的稅負是分攤到每一個人身上的。
眾多利益團體互相爭奪、互相抗衡，本身就是一種有效的政治機制。這跟在市場里商人們進行廣告戰、價格戰、營銷策略戰一樣，都是正常的情況。
美國採用的是相對大鍋飯的方式，而中國採用的是更接近於用者自付的方式。越是用者自付，用者就會越小心，到底該不該走這一段高速公路，司機心裏就會反覆盤算。而修路的人也會格外小心，對於公路如何建造會進行精準的計算。就這麼一點制度設計上的差別，就能夠產生很不一樣的結果。
思考題
在所有的選舉當中，我們要追求、要滿足的都是大多數人的意願。在任何一個社會裡面，真的存在大多數人的意願這回事嗎？為什麼？有哪些社會目標是真的符合大多數人意願的呢？請你舉兩個例子。
對於很多人說利益團體是少數人賺了錢，大多數人付出代價，威特曼反駁說：
第一，排外偏見。大多數人都認為，很多經濟問題是由外人造成的，這些外人要麼是一個城市裡的外來人口，要麼是一個國家以外的其他人。他們跟經濟學家相比，往往不能理解外人對本地人、本國人的福利所起到的積極作用。老百姓當中普遍存在的排外偏見，這解釋了大量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揮之不去的現象。
也正因為這樣，人們在做經濟選擇時，因為自己要承擔後果，人們就會變得理性；而在政治領域，由於每位選民都不需要對自己的政治主張直接承擔責任，人們就會理性地選擇不理性。用卡普蘭的話來說叫「理性胡鬧」（rational irrationality）。
這時他可以花錢把選擇吃午飯的權利買下來。假設他選擇吃一頓20元錢的飯，這時第一個人只願意出5元，這20元的飯錢，還缺的15元就由第三個人來補。第二個人只願意出10元，第三個人也補給他10元。第三個人向第一和第二個人購買了他們手上的選票以後，還能剩一筆錢來提高他午餐的質量。
第二個因素是選民的人數。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9位法官對一個案子做出判決，他們當中的任何一位成為中間投票人的概率是比較大的，但是一個國家幾千萬甚至上億的選民，要成為中間投票人的機會就非常渺茫了。
政治競賽至少和市場競爭一樣有力
對此，卡普蘭教授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人們在做任何決策時，都要同時考慮候選方案給自己帶來的功能上的好處，以read.99csw.com及面子上的好處。
作者認為這些文明之所以可以這麼做，不是因為這些地區的人聰明，不是因為他們特別有道德，也不是因為他們的基因更高貴，而僅僅是由於他們所處的地理環境更適合生存，通過一系列的作用和反作用，他們的實力就超過了他們的對手。
威特曼說：沒錯，在政治問題上選民是無知的，他們往往搞不清政治家誰是誰，搞不清楚政治立場是這個還是那個，搞不清楚那些跟美國打交道的國家具體在地球的哪個位置，但是這些無知都不妨礙選民做出正確的政治決定。
卡普蘭發現，這250位受過系統經濟學訓練、拿了經濟學博士學位的人，對這30多個問題的回答跟其他人有著明顯的差別。經濟學家是一群看問題非常特別的人，他們之所以這樣不可替代，原因就在於他們受過經濟學的系統訓練。而其他人對一系列常見的經濟問題，都存在著大量的偏見。
中國做對的第二件事情是引入了市場競爭的機制。用大白話說，是從認人的社會基本上變成了認錢的社會。這個規則的改變也激發了整個社會巨大的生產潛能。
卡普蘭的論證推理過程分以下幾個部分。
這就是關於收入再分配的戴雷科特定律。
（1）給重要的資產確權；
思考題
一個國家走向繁榮，更大程度是靠人們的理性思考，還是靠人們的運氣？為什麼？
他說事實上，政府在進行財富再分配時也不像大多數人以為的那樣，錢從最有錢的人口袋裡到了最窮的人口袋裡。相反，每當人們通過選舉、通過政府的行為進行財富再分配時，真正得益的並不是一個社會中最窮的人，而是這個社會的中產階層。中間的人得益了，而付出代價的往往是這個社會中最窮的人和最富的人。
2.議題設置和選票交易是兩個可能的解決方案，以打破這一循環；
過去人們以為，政治家是為了實現他們遠大的理想而參加競選的；現在人們明白，政治家是為了贏得選舉而去刻意剪裁他們的遠大理想，因為只有討好中間投票人的政綱，才能在大多數人說了算的選舉中獲勝。
第114講 阿羅不可能定律
在《威權政治》這本書里，威廉·伊斯特利舉了一個又一個的例子。他提醒我們，專家們可能忘記了，在給予技術支持、設備支持、資金支持時，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讓那些窮人發揮他們自己的能動性。
（2）引入了市場競爭機制；
公共醫療服務
所謂奇迹，指的是那些我們沒有辦法通過現有的知識去解釋的現象，但中國所取得的經濟成就是完全可以解釋的，是合情合理、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
如果有人提議，讓每一位國民都得到免費的醫療服務，你是否同意這個建議？從面子上來說當然要同意，同意了說明我們有教養、有愛心、有責任感，但實際後果是，如果人人都能享受免費醫療，那錢從哪來兒？
假定有三個人，他們決定一起去吃午飯，但是他們對吃午飯的開銷有不同的偏好。第一個人喜歡吃便宜的午飯，5元錢剛好，離5元錢越遠——不管是便宜還是貴——他越不喜歡。第二個人認為10元錢剛好，離10元錢越遠——不管是便宜還是貴——他越不願意。第三個人喜歡吃貴的，最理想的是吃50元錢的午飯，離50元錢越遠——不管是便宜還是貴——他越不滿意。
普羅大眾的經濟學認識有系統性偏差
對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傳統批評
當然我們知道這是在市場中才會發生的事情，在政治生活中、在選舉中選票是不準買賣的。如果選票不能買賣，這時這三個人的午餐就要採用投票的方式，少數服從多數。
不僅如此，經濟學家有時給出的答案甚至是錯誤的。我們前面在講慈善為什麼會失效時，介紹過威廉·伊斯特利的一本書——《白人的負擔》，這裏我們要介紹的是他的另外一本書《威權政治》（The Tyranny of Experts, 2014）。
全體人民的特點正相反，他們高度分散，互相不可見，他們每一個人受到的損失也非常小，不值得聯合起來，要聯合起來成本也非常高。在這種格局下，那些有巨大利益的少數派就會有積極性去操縱選舉的結果，讓大多數分散的選民來承擔代價。這就是公共選擇學派提出的利益團體操控選舉結果的理論。
思考題
請你也談一談中國在經濟上取得巨大的成就，你認為中國做對了哪些事情？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做對的第三件事情是鼓勵了民營企業的發展。
但問題是，不同的競爭規則就有不同的贏家、不同的輸家，誰贏誰輸甚至是可以預測的。所以要論公平，說不清楚哪種規則更公平。論資排輩、先到先得，按文憑高低來決定、按年齡大小來決定、按出身來決定、按職位高低來決定、按出錢的多少來決定，都做不到絕對的公平。但按出價的高低來做決定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因為這種競爭規則而引發的無謂的損失、競爭的成本會降到最低，所以它是最有效的。
對於民主為何會產生不良經濟政策這個問題，傳統公共選擇學派提出了兩個可能的理由：第一個理由，選民是無知的；第二個理由，選舉的機制有問題。
經濟學研究中的一個固有難題，就是分辨諸多現象之間的因果關係。我們以為是起因的現象，有可能是結果；我們以為是結果的現象，有可能是起因。上述這些對各種脫貧致富方法的研究，與其說告訴了大家答案，不如說告訴了大家為什麼還沒有答案。之所以還沒有答案，或許是由於經濟學家還不夠努力，抑或是由於答案根本就不在經濟學的範疇之內。
在這三次選舉當中，夏威夷、芝加哥和華盛頓都分別獲勝了。這三個不同的城市面對的是同樣的選民，在選舉中也沒有任何作弊的行為，每個人都如實地做出自己的選擇。但即便是這樣，他們也選不出到底哪個城市才是最合適的。三個城市都有可能獲勝。
美國修築高速公路的資金，是通過徵收汽油稅得到的，政府把收上來的資金再分配給不同的地區，修建當地的公路。而中國的許多高速公路是當地政府和當地的企業修建的，它們把路修好了以後，通過收路費的方式把成本收回來。
但實際上窮人早早出來工作了，他們早早就向國家交納社會保險金了。等到領養老金的時候，富人活得比他們更長。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說「選舉反映了大多數人的意願」。如果真的舉辦這樣的選舉，每一個人都會認為，只要自己的意願得到了充分的表達，最後的結果一定是符合大多數人意願的。但阿羅不可能定律指出，在特定的情況下，要選擇真正能夠代表大多數人意願的那個選項是不可能的，選擇的結果其實是循環的。實際上，不同的問法就決定了不同的答案，並不存在什麼大多數人的意願這一說。
過去大多數的人都認為，政府承擔著財富再分配、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能夠把社會中有錢人的收入徵收一部分，給社會中最窮的人使用。直到今天，每當人們討論收入政策時，大家仍然會說：有錢的人不在乎多賺那麼一點錢，但窮人有這一點收入就會很高興，幸福感就能得到很大的提升，所以財富再分配能夠使得社會總幸福得到提高。
這一講我們就介紹一下從經濟學的角度是如何看待選舉問題的。我們先從簡單的模型開始。
第二，職位偏見。人們普遍覺得rｅaｄ.９９ｃsw•ｃｏｍ工作崗位像桌子、椅子一樣，看得見、摸得著，也會流失到海外被外國人佔有。正是因為這樣，人們普遍歡迎那些把就業機會留在本地的經濟政策。
3.「大多數人的意願」可能是個無意義的概念；
例如，在很多實施民主的國家，人民依然是非常貧困的。在印度，有一些議員為了當選，甚至呼籲那些債務人不還錢。這顯然是一種極其短視的政策，這種政策主張到底屬於包容性的還是汲取性的呢？
含義：
已經被暗中決定的投票結果
中國在短短的20年間就建成了世界上數一數二的高速公路網路。為什麼中國能夠迎頭趕上呢？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中國修築高速公路的融資方式和美國的不一樣。在制度上少許的區別，就會使結果產生重大的不同。
第116講 關於收入再分配的戴雷科特定律
人們對民主有一個基本的信念，那就是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時候是對的。為了讓大眾儘快地接近真理，那些掌握了更多信息、更多社會運行規律的人應該盡量地給普羅大眾普及教育。人民被教育好了，民主也就健全了。
但自從中位數投票人原理被清楚地提出來以後，人們對政治選舉的看法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變：政治家的理想是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能夠滿足中位數投票人的偏好。只有滿足中位數投票人偏好的政綱，才能獲得大多數人的支持，持這種政綱的候選人才能獲得選舉的勝利。
但是，人們實際上不可能有足夠的精力和金錢，來對這些選擇逐一投票。所以政治的現實是，人們只能夠在若干個數量極其有限的套餐里做一個選擇，而最後能夠脫穎而出參加政治選舉的政黨數目不會太多，通常是兩個，三四個已經很多了。人們不可能全盤接受任何一個候選人、候選政黨的全部政綱，只能妥協。
真是這樣嗎？我們在前面講價格所提供的獨特作用時就講過，人與人之間的效用不可以進行橫向的比較和加總。張三家的老大、李四家的老大，不一定比王五家的老二年紀大，好多窮人的效用之和不能簡單地與一個富人的效用做比較。通過計算社會總效用的辦法來支持或者反對任何一種公共政策，都是缺乏合理依據的。
而中國政府採用的辦法，是先實踐后解釋。先把事情在原則上定下來，後面讓事實來解釋，很多當時的問題今天就不再是問題了。
制度設計上的一點差別，就能產生差異很大的結果
廉租房、廉價房也是一樣的道理。政府佔用土地修建一些所謂的廉租房，出售一些所謂的廉價房，但這些房子並不是最窮的人能夠租得起、買得起，或者有資格獲得分配的。
第117講 脫貧致富之路知易行難
沒有人可以通過參加投票來改變選舉的結果。
所謂包容性的政策，就是那些能夠惠及所有的人，在社會中保持公正、公平，使得發展能夠持續，使得所有人都能夠和睦相處、發展自我的政策；而所謂汲取性的政策，就是那些通過壟斷、專賣、市場控制等方法，把社會上的資源集中在少數人手裡的經濟政策。
你可以說一個社會認錢不公平，但是如果你不認錢，你就必須認其他的，認男女、認出身、認官職、認智力、認體力，所以比較之下，認錢更有效率。不僅更有效率，而且它更公平。一個人要改變自己的性別、出身、種族、膚色、智力、教育背景、職業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相反，要攢一點錢卻是相對容易得多的事情。
公共選擇學派的創始人圖洛克寫過一篇文章來解釋和回答這個問題，題目是《為什麼這麼穩定》（Why So Much Stability, 1981）。它的意思是說，阿羅不可能定律預測的是一個動態的結果、議而不決的結果，但現實生活中沒有出現這樣的情況，原因就在於，每一次人們投票決定一件事時都有一個會議召集人或者議程設計者。他設計了怎麼問別人，設計了選舉方案和選舉選項，這在很大程度上就把選舉的結果暗中定下來了。
第三，反市場偏見。人們對供求的關係、對價格的作用，往往理解得不夠深。這造成了很多人雖然口頭上說贊成用價格進行調整，但每次遇到具體的問題，他們往往會反其道而行，歡迎那些價格管制的政策。
卡普蘭通過研究指出，大眾的經濟學認識是有系統性偏差的。他獲得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資料庫，在這個資料庫里，有1500位來自社會不同階層的美國人，回答了30多個常見的經濟問題。
在政治領域，選民不需要再了解政治哲學，不需要再了解軍事戰略，也不需要知道那麼多的經濟學原理，他只要看看候選人的眼神、說話的態度，有沒有溫暖人心的微笑，就可以投票做決定了，而這跟在市場領域，消費者不需要懂得多少科學技術原理，只要看看品牌和包裝，看看那些美輪美奐的電視廣告，就基本可以做出正確的選擇一樣。
任何個人的選票都無法改變選舉的結果
按照這個邏輯，在民主制下要產生好的經濟政策，關鍵是要對人民進行經濟學的教育。
如果一群人中的每個人都有兩個幸福點，那麼投票時會發生什麼情況？比如一個單位里有三個人，他們要在三個地方中選一個去開公司年會，這三個地方分別是最熱的夏威夷、最冷的芝加哥和氣溫中等的華盛頓。
兩位作者洋洋洒洒寫了厚厚的一本書，總結出來的就是這兩個沒有經過嚴格定義的概念。這兩個概念看上去非常強大，能解釋所有的現象，但仔細分析我們就能發現，它們的任何一種含義我們都能夠找到反例。
阿羅不可能定律，是指在人們有多種不同選擇的情況下，選舉不一定能夠反映出大多數人的意願。這個觀點，18世紀的兩位法國數學家孔多塞和波爾達就曾經提出過，但提出之後，他們的著作就被湮沒了，很多年以後才被重新發現。到1950年，阿羅用嚴謹的數學方式把這個思想又闡述了一遍，後人就稱之為阿羅不可能定律。
第113講 選舉由中間派說了算
每當我們面臨公共決策，比如「這個國家每年需要製造多少件藍色西服」這樣的問題，我們有兩種可供選擇的決策程序，一種是市場決策，一種是民主決策。市場決策就是需求者用鈔票來投票，需求者投多少鈔票，生產者就生產多少藍色西服。而民主決策就是選民用選票來投票，得票最多的生產方案，決定了應生產多少藍色西服。
我們前面說過，在選舉當中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中間選民，非中間選民所投的票，對選舉的結果沒有太大影響。
社會保險與養老金
還有另外一種解釋，那就是選舉機制天然地對利益團體有利。
而美國的許多壟斷者，比如說洛克菲勒、比爾·蓋茨，他們對人類的科技進步和物質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貢獻。洛克菲勒讓每一位美國人，哪怕是窮人都用上了煤油燈，讓他們入夜之後的生活成為可能；比爾·蓋茨則讓個人電腦進入了每一個家庭。當然這些壟斷者本身也集聚了大量的財富、前所未有的巨額財富。這到底是包容性的還是汲取性的呢？答案是不知道，因為這兩個概念太空洞了。
公共教育
拋開政治，我們在市場上也能看到類似的情況。人們對技術往往一竅不通，但這並不妨礙他們買到一管好的牙膏、一台好的相機、一輛好的汽車，這是因為市場機制本身就提供了充分的幫助，讓人們在無知的情況下做出明智的決策。
問題是，局部的規律性，我們能夠通過一次一次的實驗來驗證，但要對更宏觀的現象——比如一些國家長期落後的原因—九_九_藏_書—做出一般性的概括，就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
要指出的是，如果我們要逃避阿羅不可能定律所預言的這種循環，除了確定一位會議召集人，確定一個固定的會議程序以外，還有一個辦法，就是不要讓人們投選票，而是投鈔票。
但戴雷科特從另一個角度提出了批評。
成為中間選民的概率，取決於兩個因素。第一個因素是參選人贏得大選的概率。參選人之間贏得大選的概率越接近，成為中間選民的機會就更大；而基本上已經是一面倒的選舉，誰都不太可能通過自己的一票力挽狂瀾。
「中位數投票人原理」的重新發現
這是中國做對的第四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為什麼有些國家會成功，有些國家會失敗
每一個政黨都有非常複雜的政綱，這些政綱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外交、軍事等各個方面。人們要做的公共選擇的數量哪怕不是無限的，也是非常龐大的。
市場與投票在公共選擇中的區別
總的結論是人們對經濟問題普遍抱有偏見。
槍炮、細菌和鋼鐵
但人們很快就嘗到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的好處，增加人力資本投資的積極性一下子就提高了。人們上夜校、上函授大學、上成人大學，積極地改變自己，擁抱新的機會。當人們都這麼做的時候，社會迸發出來的活力大得令人難以想象。
不同的分配製度、不同的決策機制，對資源的產出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市場和政府應該各自分工，互相配合。所以在瞬息萬變的市場當中，基本上讓私營企業作主，讓他們去冒險、讓他們去承擔責任，是一種比較恰當的選擇。而政府只站在旁邊保駕護航，進行底線監管，同時發揮政府應該發揮的作用。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非常睿智和實際的治理理念。
這時一位年輕的經濟學家站出來提出了他的解釋，這就是喬治·梅森大學的布賴恩·卡普蘭（Bryan Caplan）教授。他花了很長時間研究唐納德·威特曼提出的觀點——政治的決策機制本身跟市場的決策機制一樣都是有效的——他說問題就出在一個細節上。
思考題
在所有關於幫助社會裡面最窮的人的那些政策建議當中，你認為哪些政策是最有效、最能幫助最窮的人脫貧的？為什麼？
如果價格不能指導分配，那麼價格前面的兩項功能也就會失效，價格就沒辦法傳遞關於稀缺的信息，也沒辦法指導生產了。如何分餅會決定餅能做多大。
中國至少做對了四件重要的事情。有意思的是，這四件事情在當初實施的時候，如果必須取得大部分人的理解、取得大部分人的同意，那我想中國經濟的發展就不會有今天的速度，也不會有今天的高度。
加入世貿組織：開放國門迎接競爭
思考題
我們經常見到很多人，在處理私人事情的時候還是比較自私、喜歡斤斤計較的，但是一旦討論公共問題的時候，他們就變得非常慷慨、非常大方，你能舉一個這樣的例子嗎？他們這樣做背後的原因又是什麼呢？
4.會議召集人和會議議程至關重要。
| 第1選擇 | 第2選擇 | 第3選擇 | |
|---|---|---|---|
| 選民A | 夏威夷 | 芝加哥 | 華盛頓 |
| 選民B | 華盛頓 | 夏威夷 | 芝加哥 |
| 選民C | 芝加哥 | 華盛頓 | 夏威夷 |
我記得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的時候，有很多懷疑甚至反對的聲音，說中國不應該那麼早加入，中國要變得強大以後才能打開國門。
市場決策和民主決策這兩種公共決策機制，一種是數鈔票，認錢多少，另一種是數選票，認人多寡，這兩種機制有區別嗎？它們產生的選擇結果，是會趨同呢，還是會分離呢？
選舉1：夏威夷與芝加哥2:1
到底哪個城市獲勝，完全取決於這些選舉是怎麼組織的。他們面臨的選擇是什麼，被選中的城市就是什麼。
這是傳統的對收入再分配政策的批評。
通過選票的買賣，三個人皆大歡喜，這是公共決策的問題放到市場當中產生的結果。簡單地說，如果用市場的方法來解決公共選擇的問題，那麼公共選擇就會落在大家都願意出的那個價格的平均數上，這三個人願意出的價格加起來是65元，三個人分攤，最後午餐的質量由平均數決定，20多元。
當時四兩撥千斤的舉措，就是從政府包分配改為自謀職業。忽然間有了自由，當時很多人還感覺到彷徨，不知道怎麼辦好，還覺得包分配更好，有著落，不用自己發愁。
低端的一個人說出5元錢，高端的一個人說出50元錢，他們說了都不算，唯獨中間那個人說了算，因為無論他朝低端傾斜還是向高端傾斜，他們都能夠組成大多數。結果三個人共同吃的午餐價格就接近中間那個人的偏好——10元錢。
這些偏見歸納起來有四點：
符合買房、租房和分房條件的人，都是有一定經濟基礎的。相對而言，他們是社會當中的中等收入階層，最窮的人、赤貧的人往往只能望洋興嘆了。
事實上，對人民進行經濟學的教育，改善人們經濟知識的普遍匱乏，從而改變不良的經濟政策，這往往只是學者們一廂情願而已。
1.多峰偏好或多議題導致選舉循環的產生；
當然，除了經濟知識的匱乏，選民的政治知識也是相當貧乏的。在美國有持續的跟蹤研究，比如不到一半的人能夠在一幫政治家當中認出誰是副總統，不到1/3的人知道國務卿是誰，也有不到1/3的人知道自己家鄉的參議員是誰。
而高速公路免費，最後得益的是有私家車的人，經常開車去上班、出去旅行的人，財富又一次從大眾的手中轉移到中等收入階層了。
這樣他們就構造了一個三個人的團體，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所謂的單峰偏好，也就是他的理想狀況是一個點，公共選擇的結果越是接近他心目中的這個點他就越滿意，越是遠離這個點他就越不滿意。
在市場當中，幫助我們做決策的，是廠商的品牌，是第三方的認證，是履行各種合約的制度安排。而威特曼說：所有這一切在政治領域也同樣存在。
先舉個簡單的例子。假設我侵入銀行的計算機系統，在每一位存款人的賬戶上偷一分錢，那我一下子就成為百萬富翁、千萬富翁了。這時賬戶上損失了一分錢的人，他們會起來反對我嗎？不太會，他們只要打一個電話、寫一封信，付出的代價就已經比一分錢要多了。他們不值得聯合起來反對我，但是我卻值得這麼做。
注：
公共醫療服務也是如此。政府對那些好醫院進行資助，誰能夠享受這些醫院的服務？是那些住在大城市、離這些好醫院很近的人。而離好醫院近的地段，房價本身就已經比較高了。因此醫療服務享受得最多的，往往是那些交稅的比例比較低，但又住得離醫院近的中等收入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