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野真一的《東電女職員被殺事件》一書，主要內容如書名所示，包括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東電女職員賣娼事件，另一部分是殺人事件。該書前半部分探究一位精英白領女性走向賣娼的心理動機，進入後半部分后，焦點轉換為追蹤殺人嫌疑犯尼泊爾男性的背景和事件的審判過程，因此，如果因關注東電女職員賣娼事件而打開這本書，會感覺期待落空。或許是為了彌補這一點，該書最後一章為佐野對齋藤學的採訪，他請精神科醫生來解釋東電女職員之謎。從這份採訪中，我們看到的只是佐野在坦陳自己對女人一竅不通，該書的續篇《東電女職員症候群》，主要介紹前作出版后收到的大量讀者來信。佐野實際採訪過其中幾位，但他的感慨僅止於「有那麼多女性對東電女職員表示同情」的驚訝，這位男作家沒有更深入一步去探尋她們的內心世界。

這種弗洛伊德式的分析，容易將一切現象都歸因於家庭關係。將所有因素都還原在父親、母親、女兒等家庭角色的範疇之中，反而會使性別要素成為盲點（gender blind）。

A子屍體被發現的圓山町的那個破舊公寓，成了女職員們的「聖地」。在那之後好幾年裡，那裡的鮮花不曾斷過。

這個問題，對一些人是謎，對另一些人則不是謎。後者就是在心中大叫「東電女職員就是我」的那些人，或許，應該說，她們心中有一個同樣的「謎」。

「夜裡的工作」逐漸侵蝕到白天的工作。她上班時的化妝越來越濃，服裝越來越怪異。不知是由於太過辛勞還是厭食症複發，她瘦到病態的程度。她在公司里的孤立越來越深，周圍人們也開始感覺到了她的異常。本來，能每天按時下班，這本身就意味著她在公司沒有自己的位置。三十多歲，正是工作上軌道的年齡，若是男人，應當正值在公司努力工作競爭成功的時期。

畢業於一流大學、供職在一流公司的高學歷女性，沒有任何經濟困境的跡象，卻主動選擇街這種最底層的「女人的工作」，而且地點是在圓山町。據周圍人的證言，她以兩萬至五千日元不等的低廉價格接客，把每筆收入一絲不苟地記在記事本上，常在方便店買關東煮和罐裝啤酒充饑，過得很吝嗇。

為了什麼？

和惠畢業於以成績優秀而聞名的名牌私立大學，是一流公司的職員。她有如下獨白：

39歲，正是「作為女人的消費期限」快要過期的年齡。她在這個時候遇害，彷彿是一種有意的安排。其實，即使她不被殺，在不少人眼中，她的那種生活也等於慢性自殺。

齋藤分析道，「（A子）因執著而強烈地依戀父親，意欲代替父親，做一個男人，（中略）這使她變得憎惡自己的身體，對身體產生一種近似復讎的情緒。」齋藤稱之為「自我懲罰願望」，自我懲罰，同時也就是對母親的懲罰。「當街賣娼后，還每晚必定回到母親和妹妹起居的家中，這是凸現母親的社會性無能的極好方式。」

和惠從女校時代就一直為爭第一而奮鬥。她的自負，使她對臉蛋漂亮但學業不佳的同學百合子投以輕蔑的目光。可是，作家借講述人「我」之口斷言，「對女孩子來說，外貌能在相當程度上壓倒他人。不管怎麼聰明怎麼有才，那種東西是眼睛看不到的。對漂亮的女孩子，憑頭腦和才能，是絕對贏不了的。」〔桐野，2006：上92〕

因此，「她的賣娼行為，可以視為對母親和妹妹兩人聯盟的攻擊。自己與亡父合為一體，本應是男人聯盟，身體卻成了障礙。（中略）賣娼的行為，既可以欺負母親，又能摧殘自己的身體。」〔佐野（真），200九-九-藏-書3b：132―133〕

起初看到佐野的書出版時，我就對由男性紀實作家來調查這個事件頗感懷疑；書讀了以後，謎不但沒被解開，反而更深了，佐野原本是一位有強烈正義感的作家，他的這本書，結果成了對冤案事件的追究。

和惠的獨白，我引用了兩處。該書下卷的正文里用黑體字印刷的，也只有這兩個地方。這種表達，包括文字和用黑體字強調的方式，實在過於直白，讓人只想把臉扭開。

敬愛父親也被父親期待的優秀的長女，成為「父親的女兒」，大學時代失去父親的長女，與父親同化，意欲代替父親承擔家長的責任。她的自負，讓她對本應為庇護者的無能的母親投以輕蔑的目光。於是，母親漸漸疏遠傲慢的長女，溺愛妹妹，排斥姐姐。在那個家裡，長女日漸失去自己的位置。

在第十一章《女校文化與厭女症》中，我談到，女人需要具備兩種價值，被女人接受的價值和被男人接受的價值，而這二者不能兩立。同時，在第九章《母親與女兒的厭女症》中，我又說到，儘管不能兩立，但在當今這個時代，女人的兩種價值——自己掙來的和被他人（=男人）賦予的——都是必需，僅有一種是不夠的。在《異常》中，「我」和百合子升入私立名門女校，小說描寫了姐妹倆在這個封閉空間里與同學之間展開的令人窒息的嫉妒和爭執，和惠則作為那個集團中的一位選手登場。在名門女校，女人的兩種價值，看似能實現卻又不盡然，這個場所的設定十分微妙。

在家庭中處於最弱者地位的女兒，其攻擊並不直接指向強者父母親。弱者的攻擊，只是指向自己的身體，因為身體不能反抗，是比自己更弱的弱者，是自己僅有的一點點領地。相反，兒子的攻擊性，通常表現為更單純的「他罰」或對他者的傷害，兩者形成鮮明對照，從這個角度來看，將自己身體如同扔進陰水溝一般交給男人的越軌行為（包括賣娼在內），便可被解釋為與厭食症、割腕等具有相同性質的自傷行為。

和惠的競爭意識，表現為要爭第一的「第一名病」，她特別在意同期進公司的東京大學畢業的一位女職員。這一點頗具象徵性。患「第一名病」的，通常並非真正的第一，而總是第二。意識到自己既非一流亦非三流實為二流的人，內心深處的「第一名病」會更加強烈。和惠視為對手的東京大學畢業的女職員，行為舉止得體自然，無懈可擊，兩人形成鮮明對照。

順便說一句，佐野在書中稱被害女職員為「OL」，這是不確切的。OL，為日式英語office lady的略語，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使用，用來取代原有的BG（business girl）一詞，「BG」因含「女人的生意」即「夜裡的工作」之意而被人們逐漸迴避，當時，無論是BG，還是OL，在公司里都處於男職員的輔助地位，主要工作是端茶、複印等雜務（70年代尚無複印機！），不管年齡多大，都被當作「女孩子」。

另外一個武器「學業」，又如何呢？學業能決定在集團中的序列名次，只是在女校這種牧歌般的封閉空間之內，一旦走出這個女人集團一步，男人的視線便如物體的重力一般，無所不在，瀰漫于整個空間。

談論女性的厭女症，「東京電力公司女職員被殺事件」是不能繞過的。

桐野的前著《OUT》，描寫幾位鐘點工主婦殺人分屍的過程，帶給人強烈的衝擊。可是，這部試圖重現東電女職員事件的作品，卻很難說是成功。在我看來，用「惡魔般的美貌」這種修辭來形容登場人物的容貌，作為小說就已經失敗了，不僅如此，每個登場角色，如同電子遊戲中的人物，全按作者給定的初期條件展開行動，完全不出預料。這種寫法，應稱為寓言，作為小說則魅力大減。所以，雖然確為一部長篇力作，但我卻有期待落空之感。不過，也正因為如此，書中不ｒｅaｄ•9９cｓｗ.ｃom時可見一些直接的標語口號式的語句，從中傳達出作者的本意，或許，這部作品可稱為一種「思辨小說」，但假如那樣，實在沒必要讓人去讀那麼長的故事。

作為管理職位候選人被錄用的女職員們，初進公司時，因引人矚目而被大肆宣傳，可有許多報告表明，當時工作現場為不知道該如何對待她們而苦惱。「平等法」實施后的第一代女職員留下了關於這個問題的證言。工作現場的困惑是，對這些管理職位候選人，是應該把她們與迄今為止的「女孩子」同樣對待呢，還是應該視為「異形的男職員」？事實上，許多管理職位的女性，被要求扮演雙重角色，「既要作出與男職員同等的業績，又不能忘記如女性|事務員一般的細心體貼。」由於她們的錄用條件和工資與男職員完全同等，所以舉止投足都被過度注目，周圍的期待帶來很大壓力。同時，她們還得和其他一般事務女職員處好關係。

心理學者小倉千加子說，她聽到一位女性編輯聲嘶力竭地大叫，「東電女職員就是我！」很多女性被這個事件觸動，心情複雜，無法平靜，難以言表，她們視為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這些女性從事件中感受到的究竟是什麼呢？我想來解一下這個謎。迄今為止的各種解釋，都有讓我贊同之處，但也都有讓我感覺不對的地方。我一直就想把自己的「異樣感」的理由找出來。

1997年3月19日，在東京都澀谷區圓山町一棟陳舊簡陋的木結構灰泥公寓樓的一個房間里，人們發現了一具被扼死的女屍。死者生前為當街攬客的街娼。街娼，性工作中最底層最廉價也最危險的一種。據傳，到最後，她賣身一次只要兩千日元。這種女人葬身於犯罪多發的大都市中的一個角落，本來不會成為引人注目的新聞。可是，當人們知道那個街娼的真實身份后，事件一變而為醜聞，死者畢業於慶應大學，任職于東京電力公司，並在公司里擔任管理職位，也就是說，她白天是一流公司職員，晚上去澀谷當街賣娼，隨著死者的雙重生活被揭秘，周刊雜誌、電視娛樂頻道等大眾媒體為之沸騰。後來，寫出紀實報告《東電女職員被殺事件》〔佐野（真），2003a〕一書的紀實作家佐野真一，稱這一現象為「媒體發|情」。媒體對被害女性個人隱私的大肆暴露，無異於對死者的再度凌|辱，最後，在死者家屬悲痛的請求下，這場「發|情」才終於收場。

還有一處黑體字的地方是這樣的：

佐野在解釋東電女職員的賣娼行為時，用的關鍵概念是「墮落」。可是，用「淪落的女人」來稱呼走上賣娼之路的女人，實在過於陳腐。佐野說她「身敗名裂」「淪落陋巷」，可事實上，她並未因生活困窘而落入社會最底層，她既未因雙重生活的醜聞曝光而受到社會制裁，也沒因此而失去職業。即便被公司知道了，只要不是觸及法律的行為，公司也不能把她解僱。尤其像她那種「個體經營」的娼妓，並未加入有組織的營業，只要一口咬定是「自由戀愛」，最終總能逃脫。

成績好便能上好學校，上了好學校就意味著社會性成功——這條道路只對男人有效。小說中的和惠，靠學九_九_藏_書歷和父親的人脈進了一流企業，可是，等在她前面的，是為女人準備的二流之路。在「女人專用」的指定席位上，和惠徹底地體會到作為一個職業人在事業上的挫折感；使她更受打擊的，是被人侮辱「作為女人更沒價值」。過著「與中年男人並無兩樣」的生活的她，內心比中年男人更悲慘可憐。小說中寫道，她想在繁華的銀座大街中心高喊：

根據佐野的報告，A子開始「夜裡的工作」，是在調回公司半年左右之後。她先當俱樂部的女招待，然後在澀谷做娼妓。起初還接一些「貌似紳士的客人」，她的記事本里有回頭客的名單和聯絡方式。價格為一次兩萬至三萬日元，在當時的澀谷，這是接近一般行情的價格。當高中生進入賣娼行業后，娼妓日益低齡化，那時，穿制服的高中生標價更高。

在登場人物中，與東電女職員最相似的，是和惠。

本來，在設定為姐妹的「我」與百合子之間，「我」的敗北早已註定。有一個美貌的妹妹，姐姐在家裡總是被拿來與妹妹相比。在這種姐妹關係中長大，姐姐心中只有強烈的憎恨和嫉妒，講述人「我」，成為一種「惡意的化身」，這個角色的存在，就是要親眼看到美貌的最終徹底敗北。因為，所謂美貌，就是讓男人發|情、由男人估價的女人價值的別名。

齋藤將自發的賣娼解釋為自我懲罰的自傷行為，這與對賣娼少女的分析很相似。那種解釋亦只停留在家庭關係之中，被父親溺愛期待的女兒，欲求與父親的同化，但「父親的女兒」終究只是女兒，不是兒子。當女兒知道自己只能成為「不完整的父親」時，便轉而懲罰妨礙了與父親同化的女性身體。這時，賣娼是一種「自罰」。相反，被父親支配、憎惡父親的女兒，則通過主動「粘污」本應屬於父親的身體來實現對父親的背叛和報復。這時，賣娼便成為「他罰」。可是，無論自罰還是他罰，女兒都只能通過自傷行為來達成。

在對東電女職員的理解中，導入另一個「女人之間的競爭與嫉妒」的視角的，是作家桐野夏生。她的長篇小說《異常》，有上下兩卷，從事件發生四年後的2001年開始，在《周刊文春》上連載，前後長達一年半。對這個「男性與女性反應落差極大」的事件，女作家終於來展開想象力了，這讓讀者非常期待。

A子在20歲左右時患過厭食症，39歲死去時，枯瘦如柴。當她站在圓山町的街邊時，總是戴假髮、化濃妝、穿大衣，有男客甚至因為她脫衣后的裸體過於皮包骨頭而被嚇跑。

「要被人稱讚是個好女人，被人說能認識那個女人真榮幸。」〔桐野，2006：下277―278〕

1988年，A子30歲，被調往屬於東電系列的一家調查公司。她調任的那家公司，與同期男職員的工作部門相比，差了一個等級，這顯示出公司對她的評價，那時，她已被上司認作「難用的職員」。在調去的公司里，來自大企業客戶的職員，通常是被當作客人來對待。她在這裏也被視為難用的「易碎品」。據說，由於追求完美一絲不苟的性格，她會不客氣地指出上司及同事的報告書的錯誤，因此遭眾人討厭。

「父親的女兒」，雖然厭惡母親的無能與依賴，但因為有一個與母親同樣的身體，不可能與母親徹底分離。女兒懂得，母親對丈夫的依賴，建立在母親對自己性|欲望的壓抑之上。看破母親隱蔽的慾望的女兒，冒著犯禁的危險，帶著嘲諷的意味，去替代實現母親的慾望，這同時也是對母親的報復。速水由紀子在對90年代賣娼少女的分析中，就是這樣去解讀背後潛藏的兩代女人的性壓抑。

百合子與和惠，都是從外部升入這所名校的學生。進到一所與自己身份不符的良家女校的外部生，不可能不對內部生抱有羡慕和怨嘆。女人脫離出身階級的辦法有兩個，美貌或學業。可是，即使擁有壓倒他人的美貌為武器，依然無法跨越階級的隔垣。「名流富人之妻」，是因為本來就出身於名流富人之家才成為「名流富人之妻」的。只擁有美貌資源的女人，表面看來是在利用男人（百合子從高中開始就以美貌為武器與男性朋友們一read•９9ｃsw.cｏｍ起設美人計行騙），可最終，只是被男人們徹底蹂躪，然後死掉。

被害人A子，1980年大學畢業，是東京電力公司錄用的最初一批女性管理職員。佐野稱她為「精英OL」，可「精英」與「OL」的組合本身是自我矛盾的。她死時39歲，年薪應該超過了一千萬日元。這樣的女性職員，絕不能說是普通的「OL」。

在分公司工作三年後，她又回到東電公司，1993年，就任「經濟調查室」副室長，成為管理人員，與A子同期進東電的女性管理職位候選人，一共有九位，到那時，尚未辭職的、當上管理職位的，除A子以外，一個也沒有。A子進公司后，最初被分配到的部門，就是「計劃部調查科」。將女性安排到「調查部門」，表明了大企業對女性管理職位的態度，即，女性終究只是後勤人員。與被派往現場部門的男職員不同，公司給她們準備了面向女性的指定席位。

「我要贏。要贏。要贏。要得第一。」

作為四年制大學畢業的「初期女性管理職位候選人」，她和男職員一樣努力工作，毫不遜色。她投到一家財經專業雜誌的論文，被刊載並獲獎，作為經濟學學者也開始嶄露頭角。可是，在她之前，辦公室的女性只有一般事務員即所謂的OL。作為女性，她不能被特殊對待，照樣要給男職員端茶。據說，輪到她值班端茶的時候，茶杯常被打碎。因為她洗茶杯不是一個一個地洗，而是在水桶裝滿水，把茶杯全部丟進去，然後使勁地搖水桶。結果，杯子被搖出桶外，打碎了不少。從這個洗茶杯的動作，我們可以看到她內心的極不情願，感覺到她的不滿，「明明不是該我做的事！」

眾多論者用種種話語來談論現代女性的割裂狀態，一言盡之，就是上面兩種慾望，「平等法」之後的女人，必須取得作為個人的成功和作為女人的成功，若沒將兩者都實現，決不能被視為一個完整的成人女性。

大學二年級時，一家頂樑柱的父親去世，身為長女責任感極強的她，一心想著要由自己來支撐這個家。她進了與父親同一個公司，向周圍發誓，「一定好好工作，絕不玷污父親的名聲。」長女、被寄予期待、考入一流大學的她，正是一個「父親的女兒」。

速水由紀子指出，一方面，媒體為東電女職員事件「發|情」，同時，「男性與女性反應落差如此之大的事件，至今不曾有過。」〔速水，1998：137〕佐野放棄了理解東電女職員「內心深處的黑洞」的嘗試（的確，比起陳列充滿誤會的「解釋」，這樣更誠實），他把這個任務委託給精神科醫生齋藤學。齋藤提出了如下的弗洛伊德式精神分析。

鋪天蓋地的媒體攻勢停息了，但「東電女職員事件」依然讓人牽挂，不少識者和女性對這個事件保持了持久而深入的關注。上文提到的佐野，為此寫出紀實報告《東電女職員被殺事件》一書。該書出版后，在女性讀者中引起的反響之強烈，令著者大為吃驚，他收到很多讀者來信，信中內容多為痛切地表達「這個事件不是與己無關的事」。這些來信成為契機，佐野又寫了關於這個事件的第二部書《東電女職員症候群》〔2003b〕。另外，有多位識者對這個事件發表過見解，就我目力所及，如：心理學者小倉千加子、精神科醫生齋藤學、香山裡佳及齋藤環、心理諮詢師信田佐與子等。作家桐野夏生，則以事件為原型寫出包括上下兩卷的長篇小說《異常》〔2006〕。中村烏薩吉在她的《「我」之病》〔2006〕一書中，為此用去整整一章的篇幅。九九藏書這個事件中包含的諸種因素，抓住了許多人尤其是女性的心，引發出久久不能平息的波瀾。

政府開始實施「男女雇傭機會平等法」是在1985年，A子進公司時，雖然這個法案尚未出台，但部分大公司已經開始試驗性地錄用四年制大學畢業的女生為管理職位候選人，A子的父親，亦供職于東京電力公司，為該公司的精英職員，本應順利地往上晉陞，卻在A子大學二年級時患急病去世，年僅稍過五十，對父親懷有敬意的女兒，在父親生前的公司就了職，我們可以猜想，其中或許有亡父部下出於私情的暗中相助。A子的父親畢業於東京大學，母親畢業於日本女子大學，家住杉並區的一棟小洋樓，這是一個富裕的高學歷中產家庭。家裡還有一個妹妹，大學畢業后當上公司職員。父親去世以後，家中雖然只有三個女人，但沒有任何經濟困難。

A子每天過著千篇一律的生活，按時下班，去方便店買關東煮充饑后，化濃妝，穿大衣，站在圓山町街頭，她給自己訂的目標是每天接客四位，接客人數和金額詳細記在記事本上，零鈔攢滿一萬日元后，便去換成整票。她很在意金額數字，但並不揮霍浪費。疲累之後，坐電車回杉並區的家。有人看見，她在電車裡狼吞虎咽地啃從方便店買來的麵包。

下面，讓我們依據佐野的紀實報告，再稍稍詳細地追溯一下「東電女職員」的背景，

佐野用「墮落」一詞，是基於一種長久以來的舊式思維即，女人出賣自己的性是有悖人倫的行為，同時，「墮落」一詞還帶有一種浪漫主義的色彩，這一點我們也不能忽視。

比如，有的公司有個慣例，女職員輪流提早到公司，在上班之前把辦公室的桌子都擦乾淨。那麼，管理職位的女職員是否也應加入輪班的問題就出來了。如果不讓加入，她會在女職員中顯得孤立；如果讓加入，本人又可能會有不滿。總之，在尚未適應女性管理職位的舊式辦公室里，她們是需要小心翼翼地特殊對待的「易碎品」。同時，由於她們分散在各個部門，在所屬部門是絕對少數，顯得相當孤立。有證言說A子在辦公室里很孤立，這未必僅僅是由於她個人性格的特殊，在這個時期，被寄予很高期待而被錄用為管理職位的女性，由於太大的壓力和不恰當的待遇而幻滅，最後丟掉優厚待遇辭職而去的事例不勝枚舉。她們擔心自己成為讓人抱怨「女人就是不行」的先例，被迫承擔男人的責任和女人的負擔，結果是「再也干不下去了！」

主人公「我」和百合子是一對混血姐妹。小一歲的妹妹百合子，擁有像西洋人一樣的「怪物般的美貌」，而姐姐「我」，只有一張平庸的東洋人面孔，這部小說的敘述，從一開始就很關注容貌，表明作者很強烈地意識到美醜給女人帶來的巨大差異。小說將兩人設定為姐妹，這暗示著「我」與百合子互為分身。此外，還有一個登場人物，即姐妹倆女校時代的同學和惠。賣娼的百合子，成為殺人事件的被害人；其後，本為一流公司職員的和惠，也被發現在賣娼，也成為殺人事件的被害人。我們可以看出，和惠是直接以東電女職員為原型。故事的講述人「我」，一邊對比截然相反的百合子與和惠，同時自己也被捲入同樣的命運，這使她成為「不可信賴」的講述人，由此，讀者不但能讀到「我」的評述，也能交替地讀到和惠與百合子的第一人稱獨白，從而獲得對這個事件的富有臨場感的多方位把握。

佐野在這裏竟然用起「夜鷹」一詞，很是意外，因為這個詞相當陳舊，有種時代錯誤之感。不過，更重要的問題，是稱她為「墮落聖女」的佐野的心態。在他的那種精神構造中，不但有種陳腐的20世紀式的通過性來尋求救濟和解脫的浪漫主義情懷，還有種男人對「抹大拉的瑪利亞（Mary Magdalene）」的嚮往憧憬。所謂「抹大拉的瑪利亞」，是指為讓男人滿足慾望僅收極低報酬的那種娼妓。據說，還有男性雜誌將她喻為「遍身瘡痂的菩薩」、「黑色瑪利亞」，那隻能說是男人的自以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