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正追求「對等關係」，女人不會以年長、高個、地位、學歷高的男人為理想吧。「我只能愛讓我尊敬的男人」，僅僅表明女人想從屬於男人的慾望；「只有年輕可愛的女孩子才能讓我發|情」，這種男人不過是在自白，只有面對能控制于掌心之中的「支配與擁有的對象」，才能產生性|欲。

為了更好地理解「權力的色情化」，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這個人物，可以給我們提供參考。薩德登場於法國大革命時期，並非偶然，這是從中世紀到近代的過渡時期，「上帝死了」之後，填入那個秩序真空里的，是「自然」。於是，教給人們何為「原罪」的，不再是「上帝」，而是「性之自然」。作為原罪的性，既是快樂，又是懲罰。握鞭懲罰女人的，是代替「上帝」的父親和丈夫。基督教的結婚誓詞「侍奉你的丈夫如同侍奉你的上帝」，便顯示了作為「上帝代理人」的父權家長的位置，「啊，上帝，給我更多懲罰」，等同於「啊，給我更多快樂」。於是，被父親鞭撻的兒子，必須感覺那是父親之愛；被丈夫毆打的妻子，必須從中感到丈夫的愛，為之魂銷神迷。

我們不能否認的一個事實是，性現象具有多面性，從暴力、施虐到愛戀、親密，跨度很大，因此，在性現象中，不存在「本質」，也就是說，「性本來是具有攻擊性的」，「性（應該）是親密情感的表達」，均僅為一種規範命題。我們所知道的，只是在一個特定的歷史背景之下，與性優先地結合的某一特定物的可能性，即，什麼東西最容易與性合為一體。我受福柯啟示而使用的「權力的色情化」這一用語，則指在近代社會中，色情與不對稱的社會性別關係即權力關係相結合的現象。「社會性別（gender）」為一種表示權力關係的用語，這一點無論如何強調也不過分。

在近代日本的通俗性科學《造化機論》一書中，充滿了以夫妻間性|交為最上等的性|愛的話語。此類書籍多為國外出版物的介紹和編譯，可以判斷，這種話語來自英語圈清教徒的性道德。在一本題為《新編極樂世界獨自指南》的書中，稱夫妻間性|愛為「快樂之極」，說「人生之樂，唯在夫妻間情深繾綣。」〔上野，1990；534〕

知道性|愛的歷史與從性|愛的現實中解放出來，不可等同。那條巴甫洛夫之狗的條件反射，正好可以給我們啟示。人的有些習癖，因為嵌入身體太深，本人已經無法想象別種可能性，若要改變，會帶來身體的痛苦，甚至導致自我的崩潰。請看毒品中毒者，他們中會有與其戒毒不如一死的人吧。文化，是一種集團的習慣性生活方式，可視為一種廣義的生活習慣。生活習慣，就像「生活習慣病」，可以改變一個人的體形和體質。作為文化的生活習慣，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思維方式，甚至感情方式。

可是，模型畢竟只是模型。既在變化，也能改變。改變生活習慣並非易事，但認識到那不是宿命而只是習慣，總是好的。

當今的皇太子在娶雅子為妻的時候，媒體報道，他說過這麼一句話，「我將竭盡一生全力保護你。」這句話，當時擊中了多少日本女性的心！如果你也是被這句話擊中過的女人中的一個，那證明你也是將「權力的色情化」身體化了的一個女人。「保護」，意味著將人關進圍欄之中，終生支配。無論那個圍欄是溫室還是監獄，無甚區別。果然，等在雅子前面的，正是不折不扣的「被囚之人」的現實，而且，當一個男人「保護」女人時，他的外敵常常是比自己更強有力的其他男人。「保護」，不過是「所有」的另一種表達，卻成了「愛」的代名詞，這正是「權力的色情化」。我沒有嘲笑皇太子的意思。年輕的皇太子，應該是真心地用這個詞來表達他的誠實的愛，可是，「保護」一詞的含義，很明白地顯示，男人的愛，只能以所有與支配的形式來表現。

俵萠子，曾經是「自立女人」的一個範本，她在一篇隨筆里寫過與前夫俵孝太郎離婚的始末。當她作為記者初出茅廬時，投到權威評論家俵孝太郎的門下當弟子，她像海綿一樣貪婪地吸收他九九藏書的一切。他愛上了那個她，兩人結婚了。後來，當她回想兩人的夫妻關係時，她說那是一種「師徒關係」。可是，隨著她作為記者嶄露頭角，師徒關係開始傾斜。他有了年輕的情人，離開了她。在她眼中，他是在與別的女性重複當年與自己之間的師徒關係。的確，變了的是妻子一方，沒變的是丈夫。男人只能愛上處於自己指導之下、讓自己立於優勢的女人，不過這完全沒必要用遺傳基因荷爾蒙之類來解釋，女人一方也曾經體味過「被支配被指導」的快|感，後來才從中「畢業」，並非單方面的受害者。

快樂取代權力，可以實現終極的男性支配。可是，對於「權力的色情化」，我們不應該理解為「色情取代了權力」，正解應該是，「權力以色情的形式出現」，或者，反之，「色情以權力的形式出現」。「權力的色情化」一語所表達的，便是這樣一種「性的近代」的形態。

一對夫妻成為性別關係的象徵，是近代社會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確立以後的現象。在重婚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社會中，婚姻完全不是對等的關係，連「對偶」關係也不是，妾，是僕人身份，即締結了專屬合同的性工作者。對於日本的妻子，長久以來，性是「奉獻」，是不能說不的「任務」，不是什麼快樂，要是那些妻子知道了資產階級的婚姻規範是「性快樂的權利與義務」，她們會怎麼反應？真險，我差點兒就要說出「資產階級社會在日本從未成立過」之類的話了。

在彼得·蓋伊的《感官教育》〔Gay，1984〕一書中，有對中產階級年輕妻子的秘密日記的分析。新婚的妻子，在丈夫的引導之下，漸漸懂得性的感官快樂。這種情節，彷彿色情文學的常規套路，事實上，此類私人日記，確被當作色情文學來閱讀和消費。反過來說，色情文學的一種創作手法，就是窺視女性的隱秘日記。

2009年患癌症去世的作家中島梓，以栗本薰的筆名創立了「美少年」的文學領域。這位先驅作家在《美少年學入門》〔中島，1998〕一書中告白，如果不是垂直的有落差的關係，自己就不會發|情，在同性戀人群中，有人尋求與父子兄弟相似的有落差的關係，只有在這種關係中他們方能獲得安定感。一些女性主義者以為，同性戀者都是因為厭惡異性戀的不對稱的權力關係而去尋求「對等的性|愛」的人群，這隻不過是她們的規範性解釋而已。

厭女症與同性戀憎惡，二者用一個概念來表達，就是「權力的色情化」。色情與權力，本為異物，讓兩者分離，將權力送回權力的原本之處，讓色情充滿更豐富的多樣性……，這，並非不可能吧。我們看到，這個趨勢已經開始了。

在福柯的四個「壓抑假說」的背後，存在著一個「性的隱私化（privatization）」機制，即，把性逐出公共領域，將之隱匿起來，圈入私人領域即家庭之中，此後，家庭顯著地成為充滿性意味的空間。不過，這裏必須趕緊附加一句，「性的隱私化」。並不意味著性的壓抑，而是使之特權化，並與個人人格相結合。正如福柯指出，「壓抑假說」並非字面意義的「壓抑」，背後伴隨著一個「說出你的性！」的強迫告白制度。禁止與命令，互為一組配套機制，使性更具特權，性行為成為人格的指標。

色情，本來不可見，不定形，在文化上的表現方式，依賴於歷史的脈絡背景。「權九-九-藏-書力的色情化」，這個概念或許聽起來可怕，但如上所述，表現在我們的日常關係之中。

夫妻之間存在「性|交義務」，是在近代婚姻法之後。不，這個說法不準確。實際上，「性|交義務」，並沒有作為婚姻的必要條件寫進法律條文之中（所以實在沒必要對現在的「無性夫妻」大驚小怪），不過，夫妻離婚時，「對方不接受性|交的要求」，被視為正當的離婚理由。我們只是從這種司法判斷的實例，反向推定「性|交義務」的存在。當然，僅止於「性|交義務」，並非「給予性滿足的義務」……

在「夫妻關係色情化」的觀念之下，妻子對丈夫擁有「快樂的權利與義務」，可那必須只對丈夫行使。丈夫不但將快樂教給妻子，還通過「調|教」處|女的妻子，將快樂的模式刻印在她身上，使妻子再不可能從其他男人那裡得到快樂。不僅妻子，包括別的女人，很多男人希望並願意相信自己是最初且唯一的男人，當然，事實並非如他們所願。

夫妻間的契約關係所能決定的，僅止於性行為的權利與義務，至於「性滿足」的權利與義務，則不被提及。事實上，在西歐中世紀的夫妻關係指南書中，雖然寫有夫妻之間的性|交義務，但那是懷孕生育的手段，伴隨性行為的快樂，則應當儘可能減少到最低程度。正因為如此，可能懷孕的異性間性器官接觸的性行為得到獎勵，而避孕或不能懷孕的肛|門性|交被視為背叛上帝的行為，口|交、前戲也被壓抑禁止。

現代家庭暴力問題專家當然會說：不，那不是愛，那只是暴力，可是，現實更為複雜。「權力的色情化」，指支配以性|愛的形式進行；反過來，「色情的權力化」，則指有人（主要是男人）用暴力和支配的形式表達性|愛，所以，如果有女人想，「丈夫愛我愛到打我」，「連打都不打，是他不愛我了嗎？」也未必是完全的誤解。性與暴力有一個共通之處，兩者皆為卸下自我防衛的安全裝置，失去常態地過度近距離地接觸對方身體。我們知道，暴力的快|感可能喚起性的快|感，反之亦然。

「隱私」的詞源，來自拉丁語的「被剝奪的」一詞。被剝奪了公共權利的領域，轉為拒絕公共權力介入的領域，即私人領域。可同時，這個私人領域又成為公權無法抵達的黑箱、公法無力進入的不法地帶〔Kerber，1998；上野，2006a〕。由此，父權支配、妻兒服從的「家庭的黑洞」，得以形成。關於這個問題，在近代家庭史領域有詳細研究。於是，所謂「隱私」，對於強者，意味著不受公共權力牽制、可以自由支配的空間；而對弱者，則成為得不到第三者的介入和保護、充滿恐懼、必須服從的場所。

同時，女人的愛，有時也表現為服從與被擁有，「我跟著你」，「一生也別離開我」，這種表達就是典型，女人只知道，「愛」就是「勤快地照料他的日常生活」，一旦喜歡上一個男人，就到他的住處去，為他打掃屋子洗衣服做便當。這正是近代家庭制度中的「照料照顧」的角色，女人的「愛」，只能以這種方式來表達，女人的此種舉動，反映出主婦淪落為下層資產階級的無償家務勞動者的歷史現實。若是貴族或資產階級的子弟，女人一旦做便當，便應視為侍女，而不配做妻子。

我在《發|情裝置——色情的腳本》〔1998b〕一書中寫過，色情是被文化和歷史的條件所規定的。「女人的脖頸很性感」。「女人的腿彎讓人心跳」之類，不過是身體在描摹文化在身體中刻下的印跡而已。正因為色情是文化的「發|情裝置」，所以才需要知性和教養。

讓我們按順序來看，「兒童的性的教育化」，指兒童的性成為管理對象，尤其指對手|淫行為的禁止成為兒童教育規訓的一項內容。「女性身體的歇斯底里化」，指女性的身體被視為性身體，對性|欲的壓抑被視為導致「神經病女人」的原因。「性|欲倒錯的精神病理化」，指除異性間性器官接觸以外的多種性|愛方式被視為錯亂反常的快樂，通過精神病理學將之視為異常。性|欲倒錯，包括同性戀在內，同性戀在中世紀被視為道德上的越軌行為，但進入近代以後，被視為精神醫學上的病理現象，成為治療矯正的對象。「生殖行為的社會化」，指夫妻關係以異性戀配偶為正統，作為生殖單位被置於社會的管理控制之下，經由這四項對「性」的管理，達到社會對個人「生命」的管理，「生命權力」（bio-power）由此形成。上述歷史變化，導致四類人群成為控制管理的對象：「手|淫的兒童」、「歇斯底里的女人」、「反常性|欲者」、「馬爾薩斯主義〔生育控制之意——譯者）的夫妻」。ｈｔtpｓ://rｅａｄ.9９csｗ•coｍ

四、生殖行為的社會化（socialization of procreative behavior），

假如夫妻間的性|交真是最上等的快樂，那麼，丈夫就不應該去尋妓了吧。在明治時期的性生活指南書籍中，著者們反覆陳說，與娼妓的性|交，只是將手換為陰|道的自|慰，實為劣質寡味的行為〔上野，1990：534〕。這也意味著，如果丈夫外出尋妓，那是因為妻子的性|服|務不夠。同時，假如妻子真從丈夫的性|愛中得到了滿足，她就不會由於性需求的不滿而患歇斯底里，她就應該盡心儘力伺候丈夫吧。在快樂的市場上，本應「良幣驅逐劣幣」……

我在這裏的課題，與以福柯為代表的所有從事性現象研究的學者一樣，是將性歷史化（historicize），也就是將性「去自然化（denaturalize）」，即，解構將性視為「自然」的觀念。

米歇爾·福柯在《性史》一書中，列舉了四項近代之後的「性|欲望的裝置」，如下〔Foucault，1976；上野，2002〕。

可是，在江戶時代的日本，戀愛對象為娼妓，成為妻子或母親的女人，被稱為「外行女人」。如果我們想起這個事實，便可以想象，將丈夫或妻子視為性快樂的最佳對象，這種觀念對當時的人們是何等新奇。

該書中說，如果有一天，妻子開口「有話要說」，丈夫會感到恐懼。因為他預感到，那是一直尋求「關係」而不得的妻子忍無可忍即將爆發的時刻，作者說，「有話要說」，是希望「相互理解」的女人為尋求在家中與男人的對等關係的一種台詞。可是，讀著她的書，我不由得在心裏自言自語「不對吧」。「尋求關係的女人」所尋求的關係，是多樣的，並不限於「對等」的一種，不少人甚至若非垂直的上下關係就不能「發|情」。

福柯說：

清野初美的書《有話要說——「尋求相互理解的女人」與男人》〔2009〕，這個書名很有代表性。對此書名，我感到不妥，原因何在呢？作者說，女人希望「相互理解」，但男人並不。可是，真的如此嗎？沒有相互理解，男女照樣能性|交，這是人人皆知的。如果要與第七章提到的小倉千加子的命題「女人尋求關係、男人追求擁有」相呼應，可以說，男人就是只想「擁有」、沒有「關係」也能性|交的生物。

三、性|欲倒錯的精神病理化（psychiatrization of perversive pleasure）；

慮待狂（sadism）一詞據稱源自薩德侯爵之名，薩德將施虐與受虐帶入性|愛中時，他並非只談施虐一方的快樂。在關於「鬼畜系」色情製品的論述中，我已經談過（參見第五章），施虐者通過與受虐者的痛苦的同化而使快樂加深。所以，虐待狂有施虐與受虐的雙重快|感是理所當然的。施ｒｅａｄ•9９cｓｗ•com虐者與受虐者不能截然分開，施虐者可以在想象中與受虐者同化，兩者之間能輕易地轉換角色。在有複數行為者參与的社會性活動中，各人按照一定的規則扮演自己的角色。夫妻之間、父母與子女之間亦然，同時，正因為這是一種角色的扮演，所以，扮演者的角色是可以相互轉換的。性關係也不例外。不過，當施虐/受慮的快樂與性別結合起來之後，男人以施虐為快樂，女人以受虐為快樂，通往快樂的路徑就這樣被規定和確立起來了。然後，我們習慣性地說，「男人的性是能動的/女人的性是被動的。」

一、兒童的性的教育化（pedagogization of children's sex）；

對於新婚妻子的此種經驗，蓋伊稱為「資產階級經驗（bourgeois experiences）」，這是很正確的。作為「資產階級經驗」的性的感官快樂，是有歷史性和階層性的。福柯一言道破，性（sexuality）本身為階級的產物，因為，性是一個階級為了將自己區別於其他階級（此處為資產階級區別於貴族和勞動者階級）而產生的。同時，「感官教育（education of the senses）」一詞，亦極富啟示。的確，所謂「感官」，正是被教育、被學習、被陶冶、被控制之物。性的感官亦非例外。認為感官是「自然」「本能」因而沒有歷史變化的觀念，只是近代的關於性的神話而已。此處的「神話」一詞，意為「沒有根據的信念之總和」。將性「自然化（naturalization）」，也是「性的近代」的主要特徵。那是以「自然」取代「神」、將「自然」置於「神」的位置的近代社會的必然歸結。

自從性被隱私化以後，「關於隱私」，就成為「關於性」的代名詞。家庭，成為「性家庭」；夫妻，成為「性的紐帶」的代名詞；婚姻，成為性行為的社會許可證；「初夜」，宣告性關係的開始；「無性」，被視為夫妻關係的「病理」……我們今天熟知的關於婚姻與夫妻的「常識」，由此形成。

不過，我雖然介紹了威爾森的解釋，但我在這裏並不想說，暴力與性來自同一種衝動，或者，如很多男科專家（andrologist）所言，性衝動來自攻擊衝動，受男性荷爾蒙中的睾丸激素的支配，等等。我想說的恰恰相反。

需要強調的是，色情本來並沒有與性別關係結合的必要，同樣，性別關係也完全沒有一定成為色情關係的必然性。古希臘的色情關係存在於同性之間，與之相比，夫妻關係更接近支配與所有的關係，在性別關係中，夫妻關係被特權化，是在中世紀末期以後；即便在那時，色情也還沒有進入夫妻的性關係之中。在中世紀歐洲的騎士道戀愛中，浪漫戀愛的對象為已婚女性。而在近世日本的「色道」中，色情則存在於夫妻關係之外。

正統的異性戀夫妻之間的性|愛，由此被置於特權地位。夫妻性|愛的特權化，帶來了兩種變化。一種變化是，原本存在於婚姻內外的性，被限定在夫妻之間；另一種變化是，在夫妻關係中；性|愛原本並非必不可少的紐帶，但現在卻被置於核心位置，即，「性家庭（sexual family）」〔Fineman，1995〕的誕生。

以前，女權運動中有個口號，「從被男人抱的女人變為抱男人的女人。」可是，不久便聽到有人嘆息，「試了一下，還是被抱更快樂。」要是必須犧牲快樂，還不如一直做個「被抱的女人」——如果有女人這麼想，我們不會奇怪。

這種現象可以稱為「夫妻關係的性化（sexualization）」，不過，我個人更傾向於使用「夫妻關係的色情化（eroticization）」這一用語，因為我感到，夫妻間的性不但被特權化了，還有一個重大變化，是夫妻之間的性被「色情化（erot九*九*藏*書icize）」了。談論「快樂」的話語，由此登場。

二、女性身體的歇斯底里化（hysterization of women's bodies）；

可是，在近代的性觀念中，卻包含有「夫妻關係的色情化」，即「性滿足的權利與義務」。在蓋伊所引用的文本中，年輕的妻子，帶著困惑與羞澀，寫出了夫妻間性生活的甜蜜與陶醉，在丈夫的引導下體味到性之快樂的妻子，「白晝如淑女，夜間似娼妓」，成為資產階級性道德的一個範本。

對於男人來說，聽到女人的「有話要說」，會認為是女方的「反叛」吧。妻子過去一點兒都沒希望什麼「對等關係」，可隨著時間的推移，男女之間的權力關係發生了變化，在這個過程中，女人「反叛」了。權力者喪失了實力和權威，露出一個紙老虎的原形。隨著年齡的增長，男女間微小的年齡差異越來越不具有意義，學歷、地位、身高等等越來越不能成為支撐權力的資源。妻子的「反叛」，是一種「下克上」的造反。很多丈夫感到困惑，是可以理解的，他們會說，「我結婚以來一直都沒變，變了的是你。」

「隱私」所保護的，是誰？是強者。性騷擾和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性的弱勢人群，如此回答。

一個毒品中毒的人，無論怎麼告訴他，若是戒掉葯癮，體味到健康身體的快樂后，藥物的快樂很快就能忘掉，但如果他想象不出原來的健康身體的狀態，他依然不會丟掉眼前剎那的快樂。再比如，如果一個人已經習慣了彎腰走路的不自然的姿勢，治療彎腰要伴隨比現在還強烈的痛苦，他一定不會想去治療。所謂文化，便如同強制性地加在我們身體與精神上的模型，去掉這個模型，就像不|穿整形矯正服就不能走路的患者，或許身心皆會坍塌。

在此，本書第七章《春宮畫的厭女症》所論述的「通過快樂的支配」，本應成立。

關係的模式，也是一種生活習慣。在漫長的歲月里，生活習慣在發生著變化，也可以改變。

柯林·威爾森（Colin Wilson）在論及連續強|奸殺人犯「開膛手傑克（Jack the Ripper）」時，談到了發生在十多歲的少年少女之間的類似的殺人事件。在英國的一個小鎮，少年用刀亂捅他曾喜歡的少女，殺死了她，威爾森解釋道，如果這位少年已經知道性，他就不會用刀去捅少女，而是插入陽|具。

順便提一句，在近代之前，對婚姻的諸種定義中，無論哪一種，夫妻間的性關係皆非必要條件。沒有性行為，夫妻關係依然持續；沒有生孩子，正妻的地位不會被動搖。如果正妻無子，既可認領養子，也可讓偏房小妾代生。相反，當婚姻關係成立以後，妻子在此期間生的孩子，不管父親是誰，均自動地登記為丈夫的孩子。有的地方甚至存在「冥婚」習俗，即與死者的婚姻（ghost marriage），在這種婚姻中，當然是借其他男人的種子，生下的孩子，成為死者家族的成員。總之，婚姻僅為決定孩子歸屬的親族關係的規則，除此之外並不含有更多意義。所謂丈夫，僅指「妻子所生孩子的父親」，即孩子的「社會性父親（pater）」。「生物學父親（genitor）」是誰，不加過問，這就是親族關係的制度。

權力對性的控制，通過對快樂的管理來達成，即「權力的色情化」，這才是核心所在。福柯稱為「權力的感官化（sensualization of power）」，此處的「感官（sense）」，別無他義，直指「色情感官（erotic s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