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切斯科·韋托里立即回信，就此開始了連續兩年的通信往來，回信日期是兩天後的3月15日。

馬基雅維利被開除了公職，只能把曾經的同事當成玩伴交往，「大使閣下」把他喚回到了政治的世界。韋托里在3月30日的信中寫了義大利內外是如何看待美第奇教皇即位的。不過，原本就比馬基雅維利悲觀的韋托里還加了一句：「我不喜歡議論這樣的大事。」

這之後，韋托里仍在繼續議論他的「大事」，最後他意味深長地寫道：

馬基雅維利與韋托里之間往來的這些書信，結束於1515年1月13日馬基雅維利寫的最後一封信。此後他們仍然相互寫信，但兩人都不再寫像這將近兩年中使人感到「對話」的信了。韋托里離任回到了佛羅倫薩，很快又被任命為駐法大使而去了法國，但兩個人之間並未重新開始通信。

第一個原因是，儘管馬基雅維利再三懇求，韋托里都沒有勞神費力地去為失意的朋友尋找工作。我認為，在這個批評背後，是對韋托里處世技巧的反感，他的處世技巧與馬基雅維利完全不同。

在我看來，他們兩人的區別正在於此。

只有這封信，我幾乎做了全文翻譯，因為本書「序章」介紹的馬基雅維利那封著名書信，實際上就是對這封信的回信。報告自己在佛羅倫薩郊外山莊的生活，是因為朋友寫了自己在羅馬的生活。讓我們再看一遍馬基雅維利的「回信」吧（見本書「序章」第13頁）。

弗朗切斯科·韋托里也曾因其在「不流血推翻」索德里尼政變中的表現而一時遭到美第奇的忌恨，被投入監獄，受到了拷問。但他現在是駐羅馬大使，他所說的「冬天不會永駐」這句話，對把馬基雅維利從悲嘆中解救出來尤具功效。馬基雅維利讀了朋友的信后立即提筆，日期是三天後的3月18日。

這個時期的馬基雅維利與第一部和第二部里的他迥然不同，他成了作家，儘管這並不是他的本意。《君主論》等他的全部著作都寫于這一時期。馬基雅維利的生活中只有一件事可做了：為思考而寫作，因寫作而思考。如果馬基雅維利一輩子為官，他早晚會被遺忘；而作為作家，他卻名垂青史。貝特蘭·羅素在《西方的智慧》（Wisdom of the West）一書中簡潔地說：

不過下面，馬基雅維利依舊在向朋友傾訴想要工作。他一邊說《君主論》還需要推敲，一邊不忘徵求朋友的意見，問把這本書獻給美第奇家族的朱利亞諾怎樣，他坦率地寫道：

就這樣，在兩個佛羅倫薩人之間開始了以討論政治為主的書信往來，主題是4月1日在法國國王路易十二與西班牙國王費迪南二世之間剛剛締結的友好條約。大概是馬基雅維利的心情也回到了政府秘書廳的辦公室，在這段時間的通信中，對應于朋友在來信中的署名「弗朗切斯科大使」，他在自己的名字後面加上了「quodam segretario」（尼可羅·馬基雅維利，原國務秘書）。

駐羅馬大使韋托里之所以很高興地與在山莊過著失意生活的馬基雅維利談論國際政治，是因為他對馬基雅維利的情報分析能力有很高評價。馬基雅維利寫來的意見很多都經過韋托里之口傳給了當時教廷的兩位實力派人物利奧十世和朱利奧樞機主教。韋托里並沒有把這些內容粉飾成自己的想法，而是告訴他們這是馬基雅維利的原話，有時甚至讓他們直接閱讀馬基雅維利的信。他們兩人非常佩服馬基雅維利，但還沒有想讓他到自己手下來聽使喚。所以，在羅馬常駐期間，韋托里為朋友找工作並非不賣力。由於美第奇家族仍把馬基雅維利視為危險人物，韋托里的努力也就只能以挫折而告終。

回函也必須是讀完來信后立即寫就。儘管回函是根據對方信函內容而作，但如果回函寄到，對方已經忘卻，對話就會失去光彩。

他只寫了這麼一點點。儘管他在以後的信中也提到《君主論》，但只是議論書是否應呈獻給某人、馬基雅維利是否應親自把書帶來羅馬之類的話題。正因如此，韋托里沒有得到人們的理解。

然而，弗朗切斯科·韋托里是一個優雅的悲觀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因此他也不會一帆風順。他一直把科西莫看作晚輩，而科西莫大權在握后卻疏遠了這位功臣。

根據他的分析，有力量左右當時形勢的兩大強國是法國和西班牙，其次是有力量牽製法國的英國和瑞士傭兵團，再其次是義大利第一強國威尼斯共和國。教廷隨著教皇更迭，政治也會發生變化，但不能否認它具有類似審判的作用。只是這種審判與公平相去甚遠，一般首先考慮的都是教皇的家族利益，這是當時的現實主義的看法。馬基雅維利也很現實地認清了這一點，他以維護義大利的獨立為目的展開了討論。

我們不用上溯到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托馬斯·阿奎那的時代，只比馬基雅維利小9歲的同時代人托馬斯·莫爾就曾說過：「所謂政治就是根植於人類本性的『德行』（virtus）的問題。」

在最後這一部分，韋托里解釋了自己為什麼無法給馬基雅維利一個滿意答覆的原因。馬基雅維利曾再三托韋托里給他找份工作，即使這樣必須移居羅馬。馬基雅維利回歸政治第一線的夢想只能一點點地遠去。馬基雅維利在對這封信的回信中添了三行詩：九-九-藏-書

不過，論述君主政體的《君主論》卻先完稿了。而且，書中並未把「豪華者」洛倫佐作為好君主的典範，雖然20年來對他的好評未有稍減。非但如此，馬基雅維利甚至斷言切薩雷·波吉亞才是新君主的典型。此人雖然沒落已逾10年，許多義大利人想起來仍覺得他像一個惡魔。

心地善良的韋托里收到了這封信，三天後便用自己的嘆息回答了朋友的嘆息。他的這封信開頭寫了納稅給他帶來的苦惱，讀來令人啼笑皆非：

馬基雅維利從西班牙與法國之間的友好條約讓西班牙得到了什麼，又讓法國得到了什麼說起，逐步推進話題。他沒有忘記談論年紀尚輕的亨利八世，他正統治著當時已經開始抬頭的英格蘭。馬基雅維利的結論是，現在西班牙所得甚多，西班牙國王完全不是輕率，而是以相反的思維與法國國王締結了條約。

不過，再好的內科醫生，在面臨絕對需要進行外科手術的事態時，他的高明有時反而得不到好報。當時的義大利更需要外科醫生，而不是內科醫生。而只有馬基雅維利一個人在說義大利需要動外科手術。到了這個程度，馬基雅維利已完全超出了韋托里所能理解的範圍了。

而且，這些信件不是雙方有意而為之，通信開始於純粹的偶然。請讀者回顧一下我們前一章介紹的馬基雅維利寫給身在羅馬的弗朗切斯科·韋托里的那封信。在那封信里，馬基雅維利向為自己出獄盡了力的韋托里報告了出獄情況並表示了感謝，寫信的日期是1513年3月13日。

如果只是這樣相互安慰、報告近況，兩三封信也就夠了，並不會有不斷的信件往來了，是弗朗切斯科·韋托里又把球拋了過來。

回到兩人的書信上來。

也許韋托里未能理解馬基雅維利思想的革命性，但那個時期的馬基雅維利絕對需要韋托里這樣的人。

馬基雅維利自己飽嘗了失業的痛苦。以前他就確信，在領袖的必要條件中，「virtu」（能力、力量、才能）、「fortuna」（運氣、好運）以及「necessita」（符合時代要求）不可或缺。現在，這些又在他的心中萌生出來。

馬基雅維利在1513年12月10日的信中告訴韋托里，自己已經開始撰寫《君主論》。當月24日，韋托里寫了回信，但信中只有下面幾行提及此事：

話題回到馬基雅維利。本書第三部開篇的第十四章敘述的時間範圍是1513—1515年，其間不滿兩年，這是馬基雅維利從44歲到46歲的一段時期。這是他人生中最失意的時期，他不僅沒有四十不惑，相反是惑而不已。面對突如其來的不幸，他不具能夠看破紅塵苟活下去的生存技巧。正因為這個原因，他在這個時期完成了《君主論》的寫作，《論李維》也在這個時期基本完成構思。

大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托馬斯·阿奎那對此也不會持有異議。馬基雅維利也一樣會有同感。上述人物中除了馬基雅維利以外，在使用中都只把拉丁語詞「virtus」解釋為「德行」，而馬基雅維利則把它用於表達「能力、力量和才能」。

再往深里去，馬基雅維利的思想便超出了韋托里所能理解的範圍了。

這封信為馬基雅維利點了一把火。4月9日，他寫道：

我覺得韋托里像我，可能有點低血壓。想到這裏我忍俊不禁。也許是剛剛醒來的時候血糖偏低，人會變得很悲觀；也許是因為對徵稅感到憤慨，他聯想到了佛羅倫薩，大使殿下接著寫道：

這與大徹大悟的心境相去甚遠。這是直到此時馬基雅維利仍未斷念、想要回歸前線的證據。《君主論》是燃燒著這種想法的人一氣呵成的作品。

現代義大利文豪阿爾貝托·莫拉維亞這樣描述作家眼中的《君主論》：九九藏書

這就是原本共和主義者的馬基雅維利「轉向」的原因。這位共和政體的贊同者和支持者甚至要拋棄共和政體。他得出了結論，要確保義大利的獨立和安全只有這一條道路可走，這就是馬基雅維利與他的衷心朋友韋托里的根本區別。

第二個條件是寫信雙方都要具有坦率吐露想法的性格。對話是人與人的相互碰撞，與他們的社會地位無關。馬基雅維利原本就是一個在這方面完全不擔心的人，韋托里也同樣如此，即使署名大使，在他的內心裡並沒有失去作為一個獨立的人的態度。

不過，韋托里儘管失意，但仍屬於上層社會。他沒有像馬基雅維利那樣因求職而苦苦掙扎。他撰寫、散發政治論文，過著優雅的隱退生活。圭恰迪尼隱退後的日子雖然無聊，卻也寫出了一部頗受歷史學家好評的大作《義大利史》（Storia d' Italia）。

我決定把本書分成三部來寫馬基雅維利。

首先，不能想象威尼斯共和國會加入進來，它當時在鞏固的政體之下社會穩定並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其次，法國的軍事力量不可小覷，認同法國對以米蘭為中心的倫巴第地區的強烈野心方為現實之考慮。再次，在從那不勒斯到西西里的義大利南部，西班牙勢力滲透很深，要迅速改觀相當困難。在16世紀初的狀況之下，只有在義大利中部才有可能建立起一個強大的君主國家，才能夠跟上法國、西班牙、土耳其等大君主國家正在形成的時代，確保義大利的獨立。只要實現了這一點，就可以遏制來自北面的威尼斯、法國和南面西班牙勢力的擴張。這就是切薩雷·波吉亞思考並付諸實施卻中途受挫的事業。

關注到土耳其蘇丹的威脅證明了韋托里這個人並非等閑之輩。相反，馬基雅維利對於西歐問題極具「對話」的意志力，卻根本沒有回應朋友提出的關於土耳其的話題。難道他沒有意識到土耳其已經成為西歐近在眼前的威脅嗎？

可見，在馬基雅維利最不得志的時候與他分擔內心憂愁的人就是韋托里。但令人意外的是，後世的歷史學家和思想家對韋托里的評價都很差。

在懷念佛羅倫薩這一點上，韋托里並不亞於馬基雅維利。在給馬基雅維利的一封信中，韋托里這樣寫道：

韋托里的信寫得不錯，是一封很好的書信，尤其是他那用冷靜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態度。我能感到，就是現在，在出身好、品位高、對地中海文明理解深刻的牛津或劍橋畢業的駐義大利外交官中，也很容易找到相同類型的人。我想，如果不被迷住，這種類型的人最適合做情人。不過，他的信畢竟只是一封信。而馬基雅維利的信則是文學，是一篇獨一無二的作品（opera）。

馬基雅維利的獨創性在於，他麻利地將政治和倫理切分開來，這兩者長久以來一直聯繫在一起，而其原始性質已經變質。切分的方法就是文藝復興。

不論讓多麼有權威的辯護證人出庭，缺席審判不是我的本意。我認為這裏應該傾聽一下被告人的陳述。馬基雅維利在《論李維》中寫道：

不過，如果只能有這樣的「生」，對馬基雅維利來說一定會很痛苦。韋托里給了他能夠感受到人類體溫的「生」。這無疑使他在寫作《君主論》和《論李維》等著作時下筆遒勁。創作也許開始於精靈賜予靈感之時，但持續下去的意志力更多的是靠身邊人的支持和鼓勵。

原國務秘書關心政治的火被點燃了，他於4月9日寫了前面那封信。就在同一天，也就是還沒有看到這封信的時候，原先說厭倦議論大事的韋托里改變了想法。

1513年7、8月間，這兩位朋友之間就國際形勢持續活躍地交換意見。馬基雅維利有空閑時間，這很容易想象，而身居大使要職的韋托里也處在下面所說的狀態之中：

我想，兩人年齡相近也起了作用，不管怎麼說，同代人說話容易投機。

馬基雅維利研究者們斷言，這個時期的馬基雅維利是不幸者，我卻無論如何不敢苟同。的確，他是不幸的，但在我看來，他的不幸是不幸中有幸、幸中有不幸的那種不幸。正因為如此，他才有創作的可能。創造性的行為單靠幸福是不夠的，也不是有了不幸就能辦到的。但是，這種幸福也許很難被以追求真實為己任的學者所理解。

韋托里收到這封冷靜而熱情的信后不到4天便寫來了回信。與馬基雅維利的信相比，回信的內容有些敷衍的意味，也許這是因為他本來認為可以離任回國，卻又不能實現，從而在精神上陷入了一種忐忑狀態。

第一，寫信的兩個人都認為是在通過信函進行對話。因此，回函必鬚根據對方來函的內容而寫。如果雙方都只寫各自隨意所想，那就不成其為信函對話了。

馬基雅維利寫完了《君主論》，又開始整理《論李維》，這時他又有了另外的對話者。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事情，讓失業兩年還心存天真幻想的樂觀主義者馬基雅維利也對復職失去了信心。他充滿了復職的希望，把《君主論》獻給了美第奇家族的年輕公子洛倫佐。但他把《論李維》獻給了兩位最好的理解者，這兩人對他的復職毫無用處。他還寫了一篇獻詞：

第四個條件是雙方都具有足夠的寫作能力，無須特別費力就能傳達自己的意思。如果寫封信都會成為心理負擔，便成不了信函對話的當事人。馬基雅維利自不必說，弗朗切斯科·韋托里多年後也寫了歷史書，他也是一位寫作高手。

根據馬基雅維利研究者的說法，馬基雅維利在這個時期已經開始撰寫《論李維》了。馬基雅維利在這封信中的分析冷靜而透徹，這是他已經開始撰寫《論李維》的緣故呢，還是他把私信中分析政治的尖銳筆法直接用來read.9９cｓw•com撰寫《論李維》了呢？我們不得而知。但無論怎樣，韋托里把「活下去」的機會帶給了被迫遠離政治的馬基雅維利，他們相互談論的是國際政治。他們分別是在國際政治中久已失去主導權的佛羅倫薩共和國的一位大使和一位原國務秘書。這就好似兩個曾經在英國外交部共過事的40歲的人在一起探討、談論美國總統與蘇聯總書記會談的真實意圖。

信函對話要具有價值，需要滿足幾個條件：

此前，馬基雅維利已經開始撰寫以共和政體為主、兼論其他政體的《論李維》了，但他為何中途停下，而一氣呵成地去寫《君主論》呢？

職業上一貫不順的馬基雅維利需要做好在精神上、經濟上長期作戰的心理準備。馬基雅維利家失去了收入來源，他出獄才一個多月，在城市生活就難以為繼了。他覺得自己已被徹底打垮，只得到山莊隱居了。這時，大使的來信寄到了他的手上，還說「拜託了，讓我聽聽您的意見」。這讓馬基雅維利在基安蒂地區充滿陽光和綠色的4月景色中恢復了生氣。為了回答朋友給他寄來的罕見長信，他於4月29日寫了一封回信，印刷出來也有9頁之多，把幾乎所有的文字都用在了談論政治這個「大事」上了。

500年過去了，佛羅倫薩今天仍然保持著文藝復興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古都之美。1527年，羅馬遭到德意志軍隊的破壞和掠奪，已經很難再找到文藝復興時期的遺迹。想到這裏，我只能想韋托里的努力沒有白費，他是一位優秀的內科醫生。

在此後的一年多里，韋托里和馬基雅維利又相互寫了22封信。信中當然議論了「大事」，但也不乏關於「小事」的對話。他們甚至相互報告了戀愛感情方面的事。讓人驚訝的是，我們的主人公馬基雅維利即使在失意時期，也許正因為失意，還愛上了一位寡婦，委託朋友在羅馬購買她想要的東西寄回來。不消說，他的朋友很快滿足了他的要求。韋托里也戀愛了，對象也是一位寡婦。兩個40來歲的男人都不鍾情于年輕女子，有點奇怪。

信的後半部分，他應韋托里信中的請求，寫了在政府任職時期的同事們的情況。在馬基雅維利的筆下，這些內容寫成了這樣：

第一部寫馬基雅維利從1469年誕生到1498年擔任公職前的29年。由於敘述的需要，有的地方並不限於這段時間，但主體還是這29年間的故事，我想在第一部里寫的是：馬基雅維利看到了什麼。

的確，兩人相互通信，談論國際政治到了如此程度，誰都會認為，韋托里理應寄來長篇大論的《君主論》讀後感。然而，韋托里卻只寫了這麼幾句話。

此後，這兩個人之間的通信中斷了將近兩個月。6月20日，馬基雅維利無法熄滅已經點燃的火焰，打破了沉默。

馬基雅維利在思考義大利的統一。馬基雅維利認為政治就是可能性的藝術（arte）。在他的頭腦中，大概還沒有現代義大利領土的概念，這張版圖是加里波第和加富爾伯爵合作在19世紀末才描繪出來的。按現代義大利的版圖實現統一，這在16世紀初並不現實。

1530年，佛羅倫薩共和國崩潰之後，他作為勝方的一員回到祖國。其時，佛羅倫薩正在向君主制轉變，他做了美第奇家族亞歷山大的監護人。這位公子遭到暗殺后，他又暗中為同是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繼承權力而大事活動。他對亞歷山大的去世秘不發喪，秘密叫回科西莫，做得十分漂亮，讓人想起馬基雅維利主義的精髓所在。

最後一個條件是雙方都認為與對方談得來，在時間和精神方面有無餘裕不是大問題。說起來很偶然，這個時期馬基雅維利和韋托里都很空閑。一般認為，尤里烏斯·愷撒是信函對話的始祖，他的繁忙程度可是倍於他人的。愷撒用的是自己口述、秘書記錄的方式。這裏的問題只是想不想通過信函進行對話而已。

擁立科西莫的功臣除了這位韋托裡外，還有圭恰迪尼，他與晚年的馬基雅維利保持著通信往來。圭恰迪尼和韋托里很相像，兩個人都是悲觀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也都是官至最高的官僚。這麼兩個人卻被一個年僅17歲的毛頭小伙兒給整了，真是意味深長。

馬基雅維利沒有學歷，不像韋托里那樣是一位有學歷的官僚，他們之間的這種關係之所以始終得以維持，大概是因為他們曾一道被派往德意志皇帝身邊工作。索德里尼政權崩潰時沒有流血，也是由於韋托里和馬基雅維利合作做了幕後工作。

實際上，直到索德里尼倒台，兩人同時下獄為止，韋托里和馬基雅維利的情況是相同的。此後，兩人的命運有了天壤之別。

把重點放在哪裡，不正表現了這個人對人性的思考嗎？

如果全文介紹韋托里和馬基雅維利的來往信件，我們可以明白韋托里與馬基雅維利之間的區別，他們一個比平常在床上多躺兩個小時思考也未能得出結論，而另一個則分析敏銳。但那樣會篇幅太長，我們只好在此做個歸納。

馬基雅維利生長在共和政體之下的佛羅倫薩。儘管事實上的統治者是美第奇家族的「豪華者」洛倫佐，佛羅倫薩仍然長期處於共和政體之下，馬基雅維利的精神形成於洛倫佐這位卓越的領袖巧妙運營的時代。接下來的索德里尼政權是更為民主的共和政體，他在這種情況下工作了15年。

無所事事地滯留在常駐之地，大概已使韋托里厭倦不已。他接著寫道：

這兩封信還顯示出馬基雅維利和韋托里的不同資質，頗有意思。

也許正因為是這樣，他與馬基雅維利之間的政策爭論才充滿了熱度。馬基雅維利暫時放下了《論李維》，開始寫作《君主論》。韋托里不明就裡，於11月23日給這位朋友寫來了一封信。這封信與平時的風格迥異，他暫停了議論國際形勢，說要談談私生活。

他們兩人之間有多達43封往來信函，非常著名。著名是因為通信時間恰好與《君主論》和《論李維》的執筆時間相吻合。即使撇開這樣的史料價值不談，這些信函本身也同樣意味深長。他們在這些信件中的呼吸嘆息，讓人難以想象那是500年前的事。

就在與韋托里保持通信往來的同一時期，馬基雅維利還與一位親戚韋爾納奇有過幾封信件往來，內容是家庭方面的。韋爾納奇因為生意原因逗留在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進入蘇萊曼大帝時代以後，馬基雅維利的長子因為工作去了土耳其第二大城市阿德里安堡。馬基雅維利與長子也經常通信。

馬基雅維利的這個思考在當時的義大利是富有革命性的。人們像恐懼惡魔一般害怕切薩雷·波吉亞，馬基雅維利自然不能從官僚們的口中聽到這個名字。就連非常欣賞並使用馬基雅維利才能的皮耶羅·索德里尼，如果知道他已經有了這種想法的話，也一定會感到恐怖而會把他調去任一個閑職吧。我在想，如果真是這樣，毛姆在《時常》中發揮作家想象力而臆想出來的情景怕是意外地接近真實了。毛姆在小說中想象，如果寫出《君主論》的馬基雅維利能夠找到工作，那他一定是在切薩雷·波吉亞手下幹事。

這雖然是當時的大氣候，但馬基雅維利本人為何不善用自己，而固守著找工作的念頭呢？這裏的原因似乎在於，他固然看透人性，在這方面卻是最大的悲觀主義者。而他看自己時卻是一位天真至極的樂觀主義者。

這封信還說明了創作者總是需要刺|激。如果韋托里不寫他在羅馬的日常生活，也就不會產生馬基雅維利的這篇「作品」。無論什麼東西都可以成為刺|激，但受到刺|激后能將其升華為發出刺|激的人根本沒有想象到的東西，這才是創作者的特質。

說點題外話。看了兩人的信函日期，知道從佛羅倫薩到羅馬寄信只需要兩天時間，這令我驚嘆不已。兩天的時間，即使在500年後的現在，如果使用國營郵政，用快件也不一定能寄到。他們兩人都沒有使用公事用的快驛。我們只能認為這件事是文明總在進步這一原則的一個例外，要麼是這一原則本身有問題。

韋托里不受後人待見的第二個原因是他沒有對《君主論》做出恰當評價。在這一點上，他比誰都可以更加有所作為，然而他卻懈怠了，所以應該罪加一等。

話題涉及了政治，聯想大概也跟到了政治，韋托里開始詳細寫前面說的那份雙邊友好條約。如果這種友好關係持續下去，威尼斯共和國和瑞士傭兵會有什麼反應呢？他一一列出自己的推測，並進行論述。他最後在撂筆時寫道：

1515年，韋托里離任回到佛羅倫薩后立即被任命為駐法國大使。他連續駐法三年，其任務與其說是做大使，不如說是做美第奇家族的子弟朱利亞諾和洛倫佐的監護人。順利完成這項任務之後，韋托里於1521年被選為佛羅倫薩共和國的正義旗手。在這一時期，雖說正義旗手的任期只有一年，人們還是要問他為仍然失業的馬基雅維利做了點什麼。馬基雅維利於失意中去世后，韋托里再次擔任駐羅馬大使，據說他是美第奇家族出身的時任教皇克萊門特七世的心腹。

他還寫道：

然後，馬基雅維利一邊說自己如同在黑暗中摸索，已經接觸不到各種信息，一邊逐一回答韋托里的問題。

但是，洛倫佐死後，時代變了。馬基雅維利認為，要拯救不幸時代的佛羅倫薩，進而拯救義大利，就必須有能夠適應這個時代要求的其他人物，比如，切薩雷·波吉亞這樣的人物。

但「virtus」一詞原本的意思是將生命力發揮到極致的人，這裏面既包含了德行，也包含了力量，所以他們都沒有用錯這個詞，區別只是在使用時把重點放在哪個意義上。

據說美第奇家族的年輕公子獲獻《君主論》后甚至連書都沒讀。但是獲獻《論李維》的扎諾比·布昂德爾蒙蒂和科西莫·魯切拉扎紮實實地閱讀了這部書。他們看到了46歲的馬基雅維利痛苦的絕望。對作家來說，有人閱讀他的書比什麼都好。

他比馬基雅維利小5歲，他與馬基雅維利通信是在39歲到41歲這段時間。韋ｈtｔpｓ://read.99ｃｓｗ•ｃom托里的家族是佛羅倫薩的名門之一，他的母親來自魯切拉家族，因此與美第奇家族也有關係，他的妻子出身於卡波尼家族。在中產階級出身的馬基雅維利看來，他完全屬於佛羅倫薩的上層階級。正是這個原因，失意的朋友不得不蟄居山莊，而他卻擔任了佛羅倫薩駐羅馬大使這一要職。

《君主論》和《論李維》中言及土耳其的次數很少，然而馬基雅維利所做的判斷卻很精準，這讓人越發不解。大概這就是他的本領吧，憑藉近乎藝術家的直覺，即使只有極少的資料也能夠逼近核心。

信寫得多麼溫柔和藹啊！馬基雅維利在短短7個月內經歷了一連串的打擊：索德里尼政權倒台、被撤職、被罰相當於10年薪水的罰款、被流放市郊一年並被禁止進入市政廳、坐牢、拷問、出獄……對他來說，這封信不啻為沙漠中的一滴甘泉。

當時的土耳其已經擁有巨大力量，它於4年後的1517年征服了敘利亞和埃及，成為包圍東地中海的大帝國，8年之後它迎來了蘇萊曼大帝時代，進入了鼎盛時期。

這封信對馬基雅維利來說不啻又是一場慈雨，就在這一時期，馬基雅維利已下定決心隱居山莊了。

我也認為真正的文藝復興精神體現在萊昂納多·達·芬奇身上。我還認為尼可羅·馬基雅維利是政治思想界的萊昂納多，其代表作就是《君主論》和《論李維》。尤其是《君主論》，其主題具有挑戰性，文體明快，體量可供人一氣讀完（這也是這本書不可忽視的一個優點），這些使它在世界名著中不可或缺。在馬基雅維利寫作這部作品的過程中，與韋托里之間往來的這些書信一直溫暖、刺|激著他的心。有一次，馬基雅維利對這位朋友這樣寫道：

馬基雅維利曾於12月10日說書稿需要推敲，他或許這時已將尚未完成的《君主論》早早地寄給了韋托里一個人。在第二年，即1514年1月18日的信中，韋托里這樣寫道：

接著我在第二部里寫了1498年到1513年這15年間發生的故事。這是尼可羅·馬基雅維利擔任佛羅倫薩共和國第二秘書廳秘書長的時期。從年齡上說，這是他從29歲到44歲的時期。我想在第二部里寫的是：馬基雅維利做了什麼。

在馬基雅維利看來，「豪華者」洛倫佐獲得的讚譽再高，他也只是過去時代的名君。洛倫佐的政治在國內表面上是共和政治，實際上是美第奇家族統治的僭主政治；在國外則是在義大利各個列強之間實行勢力均衡政策。這種政治可以完美地運用於義大利之外專制君主國家勢力尚弱的時代。「豪華者」洛倫佐是過去義大利幸福時代的名君。

我想通過他與一位友人的書信往來追蹤這個時期的馬基雅維利，而不去討論他的《君主論》和《論李維》。這是因為作品是作者思想精華的結晶，但不是了解他作為活生生人的最佳素材。有哪位作者會不加改變地去寫自身傷口滴血的慘狀呢？

與馬基雅維利通信的人名叫弗朗切斯科·韋托里。

第三個條件是雙方擁有共同關心的事情。對於這兩個正值三四十歲的人來說，他們關心的事情就是自己祖國佛羅倫薩的安全，就是佛羅倫薩所在的義大利的命運。如果他們不關心這樣的「大事」而只關心「小事」，那他們關心的對象就只是自己的人生和女人了。

馬基雅維利繼續寫了這段留給後世的名言：

這樣的馬基雅維利和當時佛羅倫薩的大多數市民一樣，對共和政體抱有親近感不也是理所當然的嗎？他是一位共和政體的贊同者和支持者。

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時代，政治（politica）與倫理（etica）是一回事，他們當然要不停地追求理想的政體。到了中世紀，托馬斯·阿奎那在基督教的理論中摻進了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思想，使倫理越來越遠離塵世。自那時起，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西歐從未懷疑過政治即倫理的想法。

「Virtus」在義大利文中對應的詞是「virtu」。馬基雅維利要求領袖具有的三大要素也是：

弗朗切斯科·韋托里的經歷之所以讓人想起衝浪高手，原因就在於此。只要能保衛美麗的佛羅倫薩免遭破壞，這位優雅的悲觀主義者可以接受任何政體。美第奇也好，其他人也好，對他來說都是第二位的。

上次的信中，馬基雅維利從置身度外的角度論述了整體的國際關係。而這回馬基雅維利進了一步，把著眼點放在「如果自己是現任教皇」這個假設上，再度分析了西歐的形勢。

閱讀這些私信使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馬基雅維利那麼貪婪地了解西歐，甚至寫出了論文，但他事實上對土耳其幾乎沒有表示出什麼興趣。如果收信地址不是君士坦丁堡或阿德里安堡，人們都不知道收信人身在土耳其。信是寫給親戚和長子的，他們不是知識分子，無法與之談論政治話題，那也倒罷了，但馬基雅維利也太不關心了，當時的土耳其是地中海世界的大國，他理應產生興趣。

韋托里給失意的馬基雅維利帶來了「生」。馬基雅維利也不斷地整理思考過的東西，寫成了《君主論》。儘管孤獨，但他擁有這樣的「生」：

原秘書長死了，而一位作家誕生了。

現在開始的是第三部，我想在這部里講述1513年到1527年這14年間馬基雅維利的故事。這是從他失去公職到去世的那段歲月。第三部敘述的基礎應該是：馬基雅維利思考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