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圍繞工作
鷗外沒有寫下來的東西
可有一次，我對用這句名言做標題的文章產生了興趣，於是請交往親密的編輯寄來一份，拷貝也行。我看了寄來的文章，其篇幅之短小令我無語。那是從《筑波現代文學大系》上複印下來的，兩欄的結構，只有3頁紙。儘管短小，但這篇寫于大正四年，已逾60年的文章卻一直維持著自身的威力，使我十分佩服。
「請把那座城給我！」
船老大說他沒有想去報案。他說，以前總會碰到這種事，而這些事也總是被湮沒在了黑暗之中。
此外，關於廚子王的父親正氏這個人物的家世，我看到傳說中說他是平將門的後裔。我覺得這並無意思，便將其定為與高見王血統一脈相傳的桓武平氏族人。還有，我看到山椒大夫有五個兒子。其中，太郎、二郎關心安壽和廚子王，三郎則虐待他們姐弟二人。我認為沒有必要把關心他們的弄成兩個人，於是我讓太郎失蹤了。
我厭惡改變歷史的「自然」，並在不知不覺中被歷史束縛。我在這種束縛下痛苦掙扎，希望擺脫這種束縛。
人們相信了這個證言，對台伯河進行了大搜索，結果好不容易才在第二天接近正午時把胡安的屍體拖上了岸。然而地點是在人民廣場附近的河底。可是，目擊證人說看到屍體被投進河裡的地點卻是在斯基亞沃尼醫院附近的河邊上。那裡可是距人民廣場附近河邊下游好幾百米的地方！難道唯獨那天晚上台伯河從下游往上游倒流了嗎？
他們來到河邊停了下來，騎士命令著什麼。兩個馬弁便把那一動不動的人從馬鞍上卸下來，扔進河裡。船老大清楚地聽見了騎士詢問是否已把人扔到了河裡的聲音。他們回答道：「是的，主人！」河水緩緩地流淌，有東西漂在水面上。死者穿的披風被風吹得鼓起，飄走了。他們朝屍體拋石塊兒。騎士再次下令，他們便清除了土地上的痕迹。後來，騎士和兩個馬弁消失在了聖賈科莫醫院的方向。一切又回到了暗夜中。
鷗外在這篇短文中論述了歷史原貌和擺脫歷史束縛。但不論是「原貌」還是「擺脫」，他絲毫沒有言及歷史本身，也許他認為史實的真實度是不言自明的，用他的話說就是史料即是「史實」本身。而其後60多年間泛起的「漣漪」，在這一點上與鷗外並無二致，都對史料的可信度不持絲毫疑問，論述的僅僅是應該如何保持歷史「原貌」，又該如何「擺脫」歷史。如此這般，只需複述鷗外「尊重歷史原貌與擺脫歷史束縛」這個題目便可得到滿分，那他自然可以排除眾多的「漣漪」而永葆威力了。
這是不可能的事！因此，船老大看到的那具屍體一定是別的什麼人，而確實不是胡安·波吉亞。儘管如此，不僅是寫波吉亞的史家，寫15世紀末的史家都用了這個故事，而且是原封不動地照抄，也許是因為這個故事比杜卡斯的記述講得好，誰都認為沒有必要改動了。據我所知，只有巨著《中世紀羅馬史》的作者格雷戈羅維烏斯一個人沒有引用這個故事。當時就已經明確為謊言的史料，為什麼還有那麼多史家引用呢？
何時，何地，何人，為何，如何，做了何事？
弟弟篤次郎還活著的時候，我曾經嘗試收集過各種流派的小故事。其中有一個女人驅趕粟田裡的鳥的故事。我告訴弟弟想把它寫成獨幕劇。弟弟說寫好了讓成田屋去演，團十郎那時也還在世。
所謂拉拉，在我們的語言（希臘語）中相當於「塔塔」，即「老師」的意思。哈利勒答道：
杜卡斯的論述有問題是由於只有他一個人寫下了這段故事。那麼反過來，很多同時記載了同樣事件的一級史料就沒有問題了嗎？這也未必。這裏介紹一個這方面的例子，描繪的是教皇波吉亞的兒子、切薩雷的兄弟胡安遭暗殺的場景：
我不說「請把君士坦丁堡給我」，而說「請把那座城給我」，是想把現場逐漸形成的不同心情以及那種不明確的茫然也都傳遞給讀者。如果說這話的穆罕默德二世已經50歲了，我大概也不會如此執著。因為他那時才20歲，所以我才會如此執著。我的心被這種事情吸引並執著於此也完全說明我不是個學者。
「主人，一個高級家臣受到主人召喚去參見的時候，不能什麼都不帶。這是慣例。我也依了這個慣例。但我帶來的不是我的東西，而是您的。」
這四件九*九*藏*書事，不論是歷史事件還是發生在當代的事件，了解事實還是容易的。但是，「何時」，「何地」，「何人」，「為何」，「如何」，「何事」，卻複雜起來。
我對史料里透出的「原貌」也秉持尊重之念。但這種心情並非發自歷史必須寫實的想法。毋寧說，尊重「原貌」便可以了解那些遠遠超出我作為當代人的想象力的事物，了解之後才可能再將它傳遞給讀者。我相信，這才是歷史的趣味所在。我從未把歷史用作表現自己意圖的手段。因而對我而言，這種對待歷史的方法是我極其自然的選擇。
主人答道：
鷗外的全文如上。森鷗外是小說家也好，史家也罷，抑或是一位現代歷史學家，在有興趣就不容繞過的這個重要課題上，他只寫了這點東西留存下來。那些現代歷史學家就像現代醫學家那樣，把一生耗費在了研究重要但卻極度細分化的課題研究上。他只是以根據無法束縛作家的傳說寫出的《山椒大夫》為例論述了這個問題。哪怕他以歷史傳記來論述這一問題也好呀，這樣的史料是能夠束縛作家的。正因為我對鷗外內外通曉的學識抱有深深的敬意，才對此感到遺憾。
然而，我無論如何都想在這裏直接使用杜卡斯的記述。準確傳達意義是學者的第一追求。而且，即使他們認為只需滿足這一點即可，人們也完全沒有理由去批評他們。可是我希望實現的要比這更多。
此外，歷史不允許運用少數服從多數的原理。假設某事件有10份史料，其中8份證其為黑，比例為8比2。由於多數證其為黑，便認為黑大概接近真相，於是寫成黑，結果便可能會犯錯。如果不想犯錯，就需要把10個記錄者的經歷、現狀等全部淘洗一遍，看看他們的記錄是否因仇情怨恨而被歪曲，還要考察是否有為偏見所惑的情況。我的心態不覺變得很像在偵察殺人案過程中調查相關人等動機的刑警了。殺人動機的大小沒有可以適用的客觀尺度。與此相同，僅就「為何」和「如何」而言，也不存在判斷史實記錄者的記述是否正確的客觀尺度。在我看來，與其說這與考察史料者的良心有關，毋寧說這取決於他是否願意開開心心地來做這件類似私家偵探的工作。違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理而採用少數派的證言時，心情當然會越發開心，因為這將導致「推翻定論」。然而，不知是幸運還是不幸，由於有相當多確鑿的史料，必須訴諸這種類似偵探手段的情況也就相對較少。不然的話，動手寫作之前便會陷入迷宮，完成作品恐怕也會化作一場春夢了。
古時候，陸奧有個人叫正氏，是磐城判官，永保元年冬獲罪，被流放到筑紫安樂寺去。妻子帶著兩個孩子在岩代的信夫郡。兩個孩子中姐姐叫安壽，弟弟叫廚子王。母親等兩個孩子長大后便踏上了尋夫的旅程。她來到越后的直江邊上，睡在應化橋下。這時來了一個人販子，叫山岡大夫，把她騙上了船。有一個叫作竹媽的老婦人跟著他們母子三人。當船劃到大海上時，山岡大夫把他們母子主僕分別賣給了兩個船老大：一個是佐渡的二郎，他買了母親和竹媽往佐渡去了；一個是宮崎的三郎，他買了安壽和廚子王向丹后的由良去了。母親到了佐渡，離別了在船上投水的竹媽，被迫去驅趕粟田裡的鳥。到了由良的安壽和廚子王被一個叫山椒大夫的人買了去。姐姐被迫去汲取潮水，弟弟則被迫去打柴。孩子們思念父母試圖逃走，額頭都被打上了烙印。姐姐幫弟弟逃走時留下了痕迹，遭責打而死。弟弟被中山國分寺的僧人救下，去了京都。在清水寺，廚子王遇到了名叫梅津院的貴人。梅津院年逾古稀卻膝下無子，正前來閉關祈子。
這三個人都是被奉為具有世界性權威的史家。儘管他們對所參考的杜卡斯的記述多少都做了些改變，但基本上是忠實的。我不是學者，所以是通過小老百姓托爾桑的眼睛這種形式來描寫這個場面的。儘管如此，對史料的改變也與三位大家相差無幾。這就是為什麼說杜卡斯的記載完成得很好，甚至不太會讓人感到需要去改變它的證據。
這與不忍捨棄杜卡斯「史料」的情況有所不同，因為這是一個「被當作真相也不會奇怪的謊言」。想象得出，胡安的屍體肯定也是被人用同樣的方法扔進河裡的，而並沒有其他目擊者。即使有其他目擊者，也不會有人在人民廣場的上游目擊事件，從而確實會比船老大所說的更接近事實。唯一的證人船老大也說，他總會碰到這種情況，所以連報案都不想去了。當時的人們都了解這九-九-藏-書些情況，寫了報告，留下了記錄。後世的史家們也都了解這些情況，但還是做了引用。斯基亞沃尼醫院附近是為躲避土耳其侵略逃到羅馬來的達爾馬提亞難民的「宿營地」，這在當時的羅馬盡人皆知。聖賈科莫教堂（曾經存在的醫院為教堂所屬）現在還在原地。
然而被當作史實的東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史實呢？從我開始寫作時起到現在的15年間，這個疑問從來沒有從我的腦海里消失過。我跟鷗外不一樣，從來沒有在束縛之下痛苦掙扎過，因為我總在對束縛進行測試。
「你這是何意啊，拉拉？」
此前成為話題的希特勒日記因為不符合第一個條件不能成為史料。但如果是真實物件又會如何呢？由於以前沒有這種東西，它一定立刻就會被當作一級史料。至於第二個條件，我想它應該是相當準確地滿足了。那第三個條件呢？它也許會與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同樣「不正確」，而成為合適學者們研究的對象。當然，對希望採用這件「一級史料」來寫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的人而言，的確需要在相當多的地方去對「束縛」進行測試。
尊重歷史原貌與擺脫歷史束縛
一天夜晚，衛兵第一次換崗后，幾個宮廷衛兵被派去接哈利勒帕夏進宮。衛兵們進到哈利勒的卧室，傳達了主人的命令。哈利勒以為該來的時刻終於到來，十分害怕。他擁抱了妻子和孩子，在金盤裡把金幣堆成山後，朝宮殿走去。由於筆者在其他地方已經敘述過的理由，哈利勒在此以前一直常懷恐懼。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把第三者的證言當作比較接近真相的東西吧。可是僅僅依靠第三者的記述是寫不成歷史的，原因是第三者一般沒有機會接觸到事件的核心。這也是當事人的證言儘管真實度存疑但卻無法忽視的原因。「現場證人」的記錄幾乎在所有情況下都會被當成一級史料。這也許是在看透了人類講述真實難，但百分之百說謊也難這一「真實」的基礎上所做的選擇。
我認為，除開巧拙以外，我的那類作品仍有很多與其他作品的不同點，但核心在於上述各點。
即使拋開存在這些錯誤的《栗山大膳》，我前面說到的那類作品也不同於任何人的小說。因為小說的習慣做法是自由取捨事實，有著梳理的痕迹，而那類作品卻沒有這些。我在寫劇本《日蓮上人辻說法》的時候，也把很晚才出現的《立正安國論》與早就有的鎌倉時代辻街頭宣講的佛法內容結合起來寫。我最近在寫小說的時候徹底避免了這樣的手法。
世上有的史料被評為可信史料和有良心的史料。這種史料最低也得滿足以下條件：第一，必須是真實物件。這就是說，先決條件是非任何人偽造之物；第二，「何時」「何地」「何人」「何事」必須有準確記載；最後，「為何」「如何」也必須有客觀的記載。
行走在史料的「竹林中」真得步步小心。即使認為真實度低或是假史料也不忍大砍大伐，然而因此便去尊重所有的樹榦和枝葉，路就永遠打不開，寫作也就永遠進行不下去。這不是簡單地把尊重歷史原貌與擺脫歷史束縛分開就能解決的問題。在做區分之前，所有的人都應就鷗外所說的「歷史」即史料的意思再做確認，看看如果是自己會怎麼考慮，如果是自己會怎麼處理。我認為，不弄清楚事實便無所謂「尊重」「原貌」與「擺脫束縛」，而一旦事實弄清楚之後，「尊重歷史原貌」和「擺脫歷史束縛」也一定會不言自明。
女人驅趕粟田裡的鳥的故事是山椒大夫傳說中的一節。我曾經放棄了已經在手的寫成獨幕劇的計劃，現在打算把它寫成單篇的小說。山椒大夫這樣的傳說情節清晰，不至於讓我在寫作過程中想象力開小差，使自己成為一個迷路的孩子。僅此而已，我所要走的路並沒有束縛人的強大力量。我也沒有過於詳細地去探究傳說，夢一樣的故事就像夢一樣地浮現在腦海。
一個船老大被帶了過來，說是他當時正在台伯河岸邊的一條船上睡覺。船老大叫喬治，他講了下面這段故事。6月14日到15日的那個夜裡，他正像平時一樣在船上睡覺，卻被一陣奇怪的聲音吵醒，然後看見兩個男人從斯基亞沃尼醫院旁邊的小路走了出來。他們一邊小心翼翼地注意著周圍的情況，一邊走過來。過了一會兒，我看見一個騎白馬的男人讓兩個馬弁一左一右托著一個綁在馬鞍後面的人，越走越近。九九藏書
但是，也許是鷗外把對象限定在了小事上，他才能採用這種做法。一旦對象變大，隨著史料數量的增加，史料各自的真實度也會千差萬別。不管你有沒有寫「小說」的意圖，選擇取捨都是絕對必要的。僅做到這些還不夠，如果沒有想象力和推理的幫助，根本就串聯不起來。鷗外從來也沒說過要用他的想法來約束所有的歷史、歷史故事和歷史小說的寫法。在長達60多年的時間里，把鷗外的這些話當成水戶黃門手中將軍家的印盒，動輒拿出來「擺平」事情的，不正是後世的我們自己嗎？
他進到主人的卧室里，在那裡看見了身穿睡衣坐在床上的主人。哈利勒上前叩頭，深深行禮，把帶來的盤子放在了主人的面前。主人道：
我還是探究了一下這三位改變史料的情況。首先是吉本。他大概對過程的推移不怎麼關心，不，也許牽挂著這類東西他便無法完成那部巨著了，所以在敘述時加上了過多的解釋。相反，巴賓格爾在這前後已經巧妙地完成了對情節的解釋，而在這個場面中捨棄了記述者杜卡斯所有走到前台的內容，寫活了整個過程，基本忠實地使用了史料。最後是朗西曼，除了加上最少限度的解釋外，儘管有所改動，他幾乎照抄了杜卡斯的記述。朗西曼的改動表現了這位在十字軍研究中被奉為金字塔的《十字軍史》的作者傾向於敘述拜占庭乃至西歐的姿態，這一表現意味深長。這位英國歷史學家在處理君士坦丁堡攻防戰時，儘管通篇敘述客觀、準確，但在心情上總是偏向于西方。他儘管承認當時被西歐視為「基督教敵人」的穆罕默德二世是位天才，但卻似乎一定要把他當作一個野蠻粗暴的年輕人來處理。在朗西曼筆下的這個場面中，穆罕默德二世用力把老宰相端上來的盛滿金幣的盤子推向一邊，粗暴地吼叫出最後那句話。不過我還是認為，杜卡斯淡淡的寫法更為自然。大胆無敵的年輕人要安靜莊重才更厲害，尤其是在不管內心如何想都習慣於稱其為「拉拉」（老師）的人面前。
也許會有人說，既然如此，那不是可以重視第三者站在中立立場上寫的冷靜而客觀的記述嗎？可是，即使真有第三者，存在第三者的史料，誰又會保證第三者的記述總是客觀準確的呢？即使是沒有直接利害關係的第三者，其講述真相的難度，芥川龍之介已經在《竹林中》一文里寫得活靈活現了。
「我已經不需要你的財富了。不僅如此，我還可以賜給你比你所擁有的更多的財富。我想向你要的只有一件。
我並非學者，但我絕對不能苟同三位世界級權威對這場面中一處的處理。大凡讀過他們著作的人可能都注意到了，他們三位都把「請把那座城給我」換成了「請把君士坦丁堡給我」。杜卡斯的原文只用大寫字母寫了「Urbe」一詞。而在古代，拉丁語大寫的「Urbe」即指羅馬，這是常識。因而他們三位學者便認為希臘語大寫的「Polis」一詞，在東地中海世界當然也是指君士坦丁堡。如果說有準確的意譯，這正是準確的意譯。
這樣做的動機很簡單。我想要考查史料，並尊重從中看到的「自然」。並且我討厭隨意改動它們。這是其一。此外，看到現在的人如實地寫自家的生活，我便認為，如果現在可以如實寫，那麼過去也應該可以如實寫。這是其二。
我想在這裏全文介紹一下這篇文章，很多人一定讀過這篇名文，想必裏面也會有像我這樣囫圇吞棗的淺薄之人。這樣，我便可以做到尊重這種程度的「原貌」了。
朋友中也有人說，別人都是以「情」寫物，我卻以「智」寫物。可這涉及我的全部作品，而並不限於寫歷史人物的作品。我的作品概非狂熱（dionysisch），而屬快樂（apollonisch）。我還不曾做過努力，要讓作品變得dionysisch。如果說我多少做過一點努力，那只是試圖讓作品變得更加有趣一些。
1984年1月
當「為何」「如何」摻和進來的時候，了解事實還容易嗎？哪怕是發生在昨天的案件都沒有那麼簡單。我們去看任何一項警察的偵察就會明白這一點。可是再困難，我們也不能逃避「為何」和「如何」這兩項。對那些只對確鑿事實感興趣的人而言，「何時」「何地九九藏書」「何人」「何事」這四項便可以使他們滿足，當下的事件可以通過看電視新聞解決，歷史事件可以通過瀏覽大學入學考試必勝法中的歷史篇解決。但是這樣一來，讀歷史、寫歷史的理由就不存在了，其樂趣也就徹底沒有了。
（大正四年一月）
再說三位大歷史學家全都引用了杜卡斯的史料，似乎可以認為它作為「歷史原貌」完全沒有問題了。然而實際上這是真實度非常低的「史實」。總體說來，杜卡斯記述的可信度很高，可就是這個場景並非如此。
「何時」，「何地」，「何人」，「何事」。
關於我最近所寫的有關歷史人物的作品，朋友之間也有爭論，有的人說是小說，也有的人說不是小說。然而，在信奉所謂標準（normativ）美學，很少再有學者主張小說必須如此這般的時代，做這樣的判斷甚是困難。我自己在以往寫作的過程中也明白，不同文體在檢視材料的程度上有著很大的不同。其中，因為我健康不佳並且忙碌，《栗山大膳》幾乎只是個簡單的梗概。於是在把這篇東西交給《太陽》的某記者時，我請他發表時不要放在小說欄目里，而要混在雜談類的文章中。這位記者答應了。結果文章卻從無先例地未經我校閱就在《太陽》上發了出來。我一看，居然放在了小說欄里，而且所有漢字全都註上了假名。而注假名的工作看上去由好幾個人來做，每兩三頁便有不同。鐵炮頭注成了鐵炮發，左右良城注成了左右前後，真是不辨是非。
鷗外讀了史料，大概是為古人記載中常見的那種簡潔而富於品位的講述動了心，而且也一定希望盡量沒有減損地用活史料。我十分理解這種心情，為此我也經常採用接近照抄的做法。
總之，我寫《山椒大夫》時是想偏離歷史去寫，但看看寫出來的東西，似乎做得還不夠。這便是我坦率的自白。
廚子王被梅津院收為養子，當上了陸奧守兼丹后守。廚子王去佐渡接回母親。回到丹后以後，他命人用鋸竹子的鋸子鋸死了山椒大夫。山椒大夫有太郎、二郎、三郎三個兒子。兩個哥哥因為體恤過廚子王得以保住性命，但小兒子三郎因與父親一起虐待廚子王而被殺死。這就是我所了解的傳說梗概。
前面講到過的歷史學家，就是吉本、巴賓格爾和朗西曼這三位。吉本已經無須解釋，他是《羅馬帝國衰亡史》的作者。巴賓格爾於1953年在慕尼黑髮表了眾所公認的穆罕默德二世傳記的一錘定音之作《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最後一位朗西曼於1965年在倫敦出版了《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護雅夫先生的譯本於1969年由美鈴書房（みすず書房）出版，不幸的是後來似乎絕版。歷史學家並不一定等同於史家，但在這三個人身上卻是等同的。對這一點日本學者一定也會贊同。
我想象不出抱養廚子王的梅津院的身份。除了傳說藤原基實當過梅津大臣外，我不知道名字相似的其他人。基實薨于永萬二年，享年24歲，時代也晚，年齡也不合適。於是我找出了寬治六年到七年第二次擔任關白的藤原師實。
我的作品寫的是歷史上的人物、事件和國家等，而不是做學問的研究著作，很多地方可以用「尊重歷史原貌與擺脫歷史束縛」這句話來裁判。鷗外的這句話我常在這種場合掛在嘴上，很像水戶黃門手中將軍家的某樣東西，一到關鍵時刻便拿出來，併當即擺平事端，見到的人無不誠惶誠恐，並不確認是真是假便唯唯諾諾地匍匐叩頭。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不過，多年以來我也是這種人中的一分子，所以也並沒有嘲笑的權利。
找不到真相時只能用「被當作真相也不會奇怪的謊言」來代替。何止於此，歷史上往往有很多這樣的「謊言」起著接近真相的作用。
不搞清楚這些問題便寫不成歷史。杜卡斯的例子大概起到了聚焦于「為何」的作用，而羅馬船老大的證言則起到了回答「如何」的作用。
我把寫作《山椒大夫》的內幕毫無顧忌地和盤托出，大致也就是這麼回事了。這個傳說是關於人販子的故事，所以在寫作過程中涉及了奴隸解放等問題，此亦不得已之事。
我將從杜卡斯的記載中直譯這個場面，一定會有人說單讀這點東西意思不通。我只能請說這話的人去讀我的最新作品《君士坦丁堡的陷落》，這也可以讓大家明白，所謂史料就是如此不完整的東西。總體上說，杜卡斯
九-九-藏-書的記載完成得很好，不至於讓使用它的人感到需要對它進行「整改」。至於其他很多史料，都有許多地方需要進行勝過偵探的推理才可使用。有學者說史料不可改變，他們一定要麼是從未面對過原始史料，要麼是從未使用這些史料寫過歷史。
那麼，理應了解這些情況的三位世界權威，即使沒有確鑿證據斷定杜卡斯撒了謊，卻為什麼都引用了這個真實度的確很低的「史實」呢？即使吉本可以另當別論，那為什麼在歷史學作為一門科學已呈鼎盛之勢的20世紀，巴賓格爾和朗西曼也沒有捨棄這段「史實」呢？我想，就連他們也不忍捨棄。在君士坦丁堡陷落這一歷史大事件中，一方的主人公是以君士坦丁堡為象徵的基督教文明，另一方的主人公是向其挑戰的伊斯蘭方面的穆罕默德二世。從若干史料中可以窺見這位土耳其年輕人的性格，但卻沒有一件史料能夠勝過前述的那段故事，那段插曲簡潔而完美地刻畫出了這位非凡青年的形象。明知道這個故事距離謊言比距離真相更近，他們也不忍捨棄。
首先，如果這個說法屬實，大概會流傳開。但這個時期杜卡斯並不在蘇丹宮殿的所在地阿德里安堡。而且除他以外沒有任何一個人記下這段插曲。托爾桑被認為一直侍奉在穆罕默德二世身邊，他後來記錄了其他事情，偏偏沒有這段故事。死心追隨主人的托爾桑不可能忘記寫下印象如此深刻的場景。當然，也可能發生這段故事的那天夜晚托爾桑不在。不過，杜卡斯說這是君士坦丁堡陷落後，他向陷落當時身處現場的希臘人和土耳其新軍的士兵打聽後記下的。但這個故事發生在地處土耳其首都的蘇丹宮殿內，又發生在深夜，事件發生的地點和時間連蘇丹近衛隊土耳其新軍的士兵都無法輕易接近，更不用說當時敵國的希臘人了。何況蘇丹寢宮夜間的護衛是地位低下的侍童和黑人奴隸，而黑人奴隸大多聲帶都已被毀。
看了這樣寫出來的東西，我感到有個地方略有不妥——廚子王十二三歲遭到山椒大夫一家的虐待在年齡上是合適的，但他擔任國守一事則令人起疑。而我又不能讓廚子王在京都發跡，卻多年不顧父母，想要找到讓他這樣做的動機實在太困難。於是，我讓藤原氏的無限權力造出了13歲的國守。13歲的成人式自然不算太早。
我心裏有點不滿足，很想知道60多年前鷗外投下的這塊石頭後來都激起了什麼樣的波瀾。但這事始於我出生很久以前，加之我從未對日本文學史抱有什麼特別的興趣，因而未能全部跟蹤。儘管如此，我從手頭的書籍中尋找，請編輯寄送，大約也看到了五六篇。但我通讀後的印象是，這些文章在字數上超過了鷗外的文章，但從內容上看，只能認為一步也未能超越鷗外的短文。
如果把「歷史原貌」作為一個問題來討論，歷史學家一定會站在必須尊重歷史原貌的立場上，而那是寫歷史故事的作家難以做到的。我想在此探討一下歷史學家是如何對待史料的。用作素材的是土耳其蘇丹穆罕默德二世第一次明確告知宰相哈利勒帕夏決心佔領拜占庭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時的場面。史料出自拜占庭史家杜卡斯之手。杜卡斯寫過《土耳其·拜占庭歷史》，與穆罕默德二世是同時代人。同時代人寫下的記錄稱為一手史料或原史料，這本書正屬此類。
我大體根據這個梗概，憑著想象進行寫作。文章用以前已經寫慣的口語體，對話則用當代的東京話來寫，只有山岡大夫和山椒大夫的話稍加了些古味。但是我有寫歷史人物的癖好，寫作時做不到完全不顧時代，於是用上了正好在手邊的《和名抄》里的人名，官名之類也用了古代的。於是，這篇當代口語體文章里到處插入了古代的名詞。同樣為了尊重歷史，我給故事排了年次。即假設永保元年正氏遭到貶謫時留下了三歲的安壽和一歲的廚子王，我把全篇故事的經過時間拉到了寬治六年到七年，即安壽十四五歲、廚子王十二三歲的時候。
這個故事，威尼斯共和國大使薩努托以及馬利皮耶羅曾在報告中有過記錄；羅馬教廷的禮賓部長官布爾夏德有過記錄；號稱在收集情報能力上僅次於威尼斯的費拉拉公國的大使報告中也有過記錄。在可信度方面，這些都是可靠的一級史料中的一級史料，而裏面都記載了這個故事。這是全體一致認可的「史實」，甚至用不上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即便有史家斷定沒有必要再去確認和考察，人們也未必會去責備他。然而，這個故事是個謊言！連杜卡斯那樣的低真實度都不如，這就是一個真實度為零的謊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