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情況之下，不出幾年，世界經濟再度遭難，自然不值得大驚小怪了。只有美國小鎮里那些褊狹自滿的中產階級生產者，才會有另外一種想法。這些人的幼稚面目，已由美國小說家辛克萊·劉易斯（Sinclair Lewis）的作品《巴比特》（Babbitt）介紹，逐漸為西方讀者所熟悉。同時，共產國際也曾預言，經濟危機將於景氣巔峰再度發生。共產國際認為——至少其發言人如此相信或假裝如此相信——這場動亂將造成新一回合的革命浪潮。事實上，接下來的情況完全相反，而且來勢之快，令人無法招架。大難開始的序幕（甚至連非歷史學家也人人皆知），發生在1929年10月29日的紐約股市大崩潰。可是這場大災難影響之深、範圍之廣，卻誰也不曾預料到。甚至連革命者最樂觀的時刻也不曾預見。這場經濟激變，幾乎等於世界資本經濟的全面解體。整個經濟體系，如今都牢牢鎖在惡性循環當中，任何一環經濟指數出現下落的現象，都使其他指數的跌落更為惡化。（唯一不曾下落的只有失業率，此時正一次又一次地推往天文數字。）

世界經濟如不曾大崩潰，希特勒肯定不會出現。十之八九，也絕對不會有羅斯福這號人物。至於蘇維埃式的經濟體系，就更不可能與世界資本主義匹敵，對後者構成任何真正的威脅。歐洲以外，或說西方以外的地區，因經濟危機造成的後果，程度之大，更令人注目。本書另有篇章討論。簡單地說，對於20世紀後半期的世界，我們一定得對經濟危機有所了解，才會有認識。而世界經濟大崩潰，正是本章的主題。

首先，讓我們假定，第一次世界大戰不過是一場短暫的戰禍，世界的經濟與文明，原本相當穩固，大戰的災難雖然深重，卻只造成一時的中斷。戰爭一過，只需將瓦礫頹垣清除乾淨，便可以若無其事地一切重來，恢復正常的經濟秩序，繼續一路走下去。就好像1923年日本關東的大地震，日人掩埋了30萬名死難者，清除了使得二三百萬人無家可歸的廢墟，便重新再造起一個跟過去一模一樣，但是抗震力可比以前高出許多的城市。如果歷史真能如此，兩次大戰之間的世界，面貌又將如何？這個答案，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像這種不曾發生，而且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憑空揣測，自然毫無意義。不過這個問題也不是白問。兩次大戰之間發生的世界性經濟大崩潰，到底對20世紀歷史有何等深刻的影響？透過前面這項假定，我們才能獲得真知灼見。

在過去，不管是波動還是循環，也不論其周期是長或短，實業界及經濟界的人士，都將之當作一定的現象，正如同農家習慣於季節的變化，接受天氣的好壞一般。景氣來或去，任誰也沒有辦法：好時節就是機會來臨，壞年頭問題重重。個人或企業，可以大獲巨利，也可以不幸破產。只有相信資本主義必將滅亡的社會學家，跟馬克思持同一想法，認為一次又一次的循環，都是由資本主義本身衍生的過程，最終將證明其內部不可克服的衝突性。因此在他們的眼裡，歷次的波動循環，已經把資本主義帶到一個萬劫不復的危險境地。但是，除了這一批人之外，一般都以為世界經濟只會更好，就像上個世紀一般，不斷地成長進步下去，其間偶或出現一些循環性的短期突變。可是現在，形勢有了新的變化。自有資本主義以來，可能是頭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經濟波動似乎對體制本身產生了莫大的威脅。更糟糕的是，在許多重要方面，長時間持續成長的曲線，似乎就要裂了。

社會所以不曾大亂，主因在各國鑒於慘痛教訓，大蕭條之後紛紛設立了社會福利制度。1935年美國通過「社會安全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誰還會對這個行動感到驚異？多年以來，各發達工業國——除了少數例外，如日本、瑞士及美國——都普遍設有規模龐大的福利措施，使得大家都習以為常。我們幾乎忘了，遲至二戰以前，世界上根本沒有幾個符合現代定義的「福利國家』。甚至連向以福利完善著稱的北歐國家在內，當時也不過剛起步而已。事實上福利國家一詞，一直到40年代以後才開始被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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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資本主義的經濟運作，向來不曾風浪平靜。每隔一段時間，長短不定，或大或小，總會有某種程度的波動。這種現象，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經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世紀以來的實業家，對所謂漲跌更迭的「景氣循環」都很熟悉。通常每隔7～11年，景氣蕭條的輪迴就會大同小異地重複一次。但到了19世紀末葉，這個周期忽然拉長許多，引起眾人的注意。大家發現，過去幾十年來，原本的周期長度有了異常的改變。大約1850年起，一直到九-九-藏-書19世紀70年代，全球呈現一股前所未有的景氣趨勢。可是接下來，經濟形勢卻又陷入不穩定，時間長達20多年之久（有些經濟學家將這段時期也稱作經濟大衰退，不過此說多少有點誤導作用）。可是20多年的不穩定過去之後，世界經濟又持續繁榮了很長一段時期（見《資本的年代》、《帝國的年代》第二章）。本世紀20年代初期，俄國經濟學家康德拉捷夫（N．D．Kondratiev）發現，由18世紀末期開始，經濟發展遵循著一種「長周期」（long wave）模式循環，周期長度涵蓋五六十年。康氏長周期理論，從此成為經濟專著里經常出現的名詞。（斯大林專政初期，康氏不幸成為其專政的第一批犧牲者。）不過康氏本人及其他學者，都無法為此現象作出滿意的解說；某些統計學者甚至懷疑其正確性，根本否認長周期現象的存在。然而根據長周期理論，當時為時已久的世界景氣，又該到走下坡路的時刻了。康氏的推測不幸言中。

至於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希臘、日本、波蘭、大英帝國，對西方（或東方）傳來的震波也極其敏感，同樣受到強烈的震撼。為了供應美國大量增長的絲|襪需求，過去15年來，日本絲業已經將產量提高了3倍；可是現在絲|襪市場暫時消失了——這等於一夜之間，日本絲在美國90％的市場便化為烏有。日本另一項重要農產品米的價格也受到打壓。至於分佈在東亞和南亞的一大片主要產米區自然也不能倖免。但是小麥價格跌得更慘更徹底，比米價還要便宜。一時之間，據說連一向以稻米為主食的東方人也轉而改食小麥。可是就算麵粉大受歡迎——就算這是真的——稻米大宗出口國，如緬甸、法屬印度支那、暹羅（今泰國）的農民可就更遭殃了（Latham，1981，P．178）。米價一路下跌，稻農沒有別的法子，唯一的補貼之道就是種得更多，賣得更多，結果把價錢壓得更低。

從工業革命開始，一部世界經濟史，根本上就是一部科技不斷加速進步的歷史。其間的經濟，雖不平衡卻呈持續增長，企業活動呈快速地「全球化」擴張聯合。總之，世界性的分工日益精細複雜，流動交換的網路日趨密集。世界經濟的每一部分，都和全球性的組織體系密不可分。即使在大動亂的歲月，科技進展的腳步也不曾稍停片刻，一方面改變了世界大戰的時間，一方面也因大戰而產生變化。雖然對那個時代的男男女女而言，當時的生活體驗以1929－1933年間的經濟激變為最高點，事實上，在那幾十年中，經濟的成長並未停止，只不過緩慢下來而已。當時，全球最強的經濟力量首推美國，但是從1913－1938年間，平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只有區區8％。至於世界的總工業生產，在1913年後的25年之間，增長一共只有80％左右，約為前四分之一世紀增長率的一半（W．W．Rostow，1978，P．662）。這個數字，我們在本書第九章也將會看到。若和1945年之後的增長相比，差異更為驚人。不過，如果火星上有人在遙遙觀察地球的話，人類經濟活動曲線上的曲曲折折，都將隱而不現。從這個遙遠的角度來看，世界經濟顯然一直在持續擴大增長。

至於工人階級，戰後各國致力消除大量失業的現象，「完全就業」成為改良式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首要經濟任務。倡導這項政策的人士雖然不止一位，但其中最出名的先覺者和前鋒，要數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1883－1946年）。他的學說主張，剷除永久性大量失業，有利於經濟發展，其出發點政經兼顧。凱派人士認為，完全就業工人的收入，將為經濟製造消費需求。這項看法固然相當正確，可是舍此而外，增加需求的方式其實還有許多。英國政府之所以迫不及待，單單挑上這一項急忙實行的緣故——甚至在二戰結束之前就急忙推動——主要在於大量的失業對政治、對社會都具有極為強烈的破壞力。這個事實，大蕭條期間大家都親眼看見過了。眾人對此深信不疑，以致多年後當大批失業再度出現，尤其在80年代初期嚴重不景氣的時期，許多觀察人士（包括本書作者在內），都以為社會紊亂將會再起。結果，出乎意料，混亂並未發生（見第14章）。

長話短說，總之，在貨幣空前貶值下，私人儲蓄一掃而空，企業資本來源成了真空狀態，德國的經濟，只得長年依賴對外大量借款。這使得它變得更為脆弱，世界經濟蕭條一發生，德國受創甚重。而蘇聯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不過，不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都沒有發生把私人貨幣儲蓄一掃而光的嚴重情況。最後，在1922－1923年間，九九藏書各國政府決定停止無限制地印發紙幣，並且徹底改換幣制，總算遏住了通貨繼續膨脹的勢頭。可是一向靠固定收入及儲蓄為生的德國民眾，等於全體覆沒。不過在波蘭、匈牙利及奧地利諸國，原有的通貨總算還保留了一丁點少得可憐的價值。這段經歷，在當地中產及中下階層身上留下的創傷自然可想而知，中歐地區因此造就了接受法西斯主義的心理。至於如何使民眾習慣長期的病態通貨膨脹，則是二戰之後才發明出來的玩意兒。[對付之策，就是把工資及其他收入緊隨物價，依其指數而做相對的調整——「指數化」（indexation）一詞，在1960年開始使用。]

然而，換由另一個層面來看，此說顯然又不成立。到了兩戰之間的年代，經濟活動的全球化趨勢，似乎開始停頓。當時不管用什麼方式度量，世界經濟都陷入停滯蕭條，甚至有倒退的現象。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年代，可說是自有人類歷史記載以來，大量移民潮規模最龐大的時期；可是現在這股洪流卻乾涸了，或換句話說，被戰爭和政治上的限制阻止了。1914年以前，15年間，幾乎有1500萬人踏上美國的領土。然而在之後的15年裡，這股人潮卻縮減了三分之二，總數只有550萬。到了30年代，以及往後戰爭的年月里，更成涓涓細流，幾乎完全停止，一共只有75萬人進入美國（Historical StatisticsI，p.105，Table C89－101）。至於伊比利亞半島向外的移民，一向以拉丁美洲為最大目的地，也由1911－1920年10年間的175萬，降到30年代不到25萬。20年代後期，世界貿易逐漸從戰爭的破壞及戰後初年的危機中恢復，爬回到比1913年稍高的程度，可緊接著又落入大蕭條的深淵。到大動亂年代末期（1948年），經濟總量只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前稍強（W．W．Rostow，1978，p．669）。然而，回溯上個世紀90年代到1913年，經濟總交易量卻躍升了兩倍以上；1948-1971年間，則更高達5倍以上。更令人驚奇的是，在兩次大量增長之間的蕭條時期里，歐洲及中東兩地還出現了許多新國家。國界線延長了，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往來自然也應相對增加，因為原本屬於國內性質的商業交易（如原奧匈帝國及沙俄），現在都轉變為國際性質的活動（世界貿易的統計，通常只列計穿越國界發生的交易）。至於戰後及革命后產生的以百萬計的悲慘難民潮，理當也該推動，而非縮減國際移民人數的增長。可是事實完全不是這樣。世界經濟大蕭條期間，甚至連國際資本流動額也呈乾涸之勢。1927－1933年間，國際借貸額下降了90％以上。

這一切對政治環境自然有莫大的直接影響，產生了自有資本主義以來，創傷最慘重的一頁悲劇，我們在下面將有進一步的討論。不過在探討短期衝擊之前，必須先研究一下經濟衰退所導致的長期重大意義。一言以蔽之：這場經濟大蕭條足足摧毀了自由派經濟達半個世紀之久。1931－1932年間，英國、加拿大、北歐諸國以及美國，都一律放棄了長久以來被視為國際匯率穩定所需要的金本位制度。到了1936年，連一向對金條篤信不疑的比利時、荷蘭，甚至法國，也紛紛如此。象徵意味更重的事件，發生於1931年，甚至連大英帝國也放棄了「自由貿易」的政策。要知道自1840年以來，在經濟上，自由貿易對於英國，就如同在政治上美國憲法對於美國一般，同是兩者身份形象的象徵。英國從世界經濟體系中撤退，放棄了自由交易的原則，愈發凸顯當時各國急於保護自家門戶的現象。說得更明確一些，西方各國在大蕭條壓力之下，不得不將社會政策的考慮列為優先，經濟事務只好屈居次要了。否則政治後果之嚴重，德意志等國的例子就擺在那裡——不分左右，各種黨派都被迫走上日趨激烈之路。

大蕭條重創之大，更使一個事實顯得愈發突出：那個早與資本主義分道揚鑣的國家——蘇聯，卻彷彿免疫似的，絲毫不為所苦。當世上其他國家，至少就自由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而言，經濟陷入一片停滯現象之時，唯獨蘇聯，在其五年計劃指導下，工業化卻在突飛猛進的發展之中。最保守的估計，從1929年開始，一直到1940年，蘇聯工業產量便增加了3倍。1938年時，蘇聯總生產量在全球所佔的比例，已從1929年的5％躍升為18％。同一時間，美英法三國的比例，卻由全球總額的59％跌落為52％。更令人驚奇的是，蘇聯境內毫無失業現象。於是不分意識形態，眾人開始以蘇聯為師。1930－1935年九-九-藏-書間，一小群人數雖少，卻具有雄厚影響力的社會經濟人士，紛紛前往蘇聯取經。他們看到的蘇聯經濟，雖然處處可見其原始落後缺乏效率的痕迹，更暴露斯大林集體化和大規模鎮壓的殘暴無情。可是這些印象，都不及蘇聯經濟不為蕭條所動的成就深刻。因為這些外來訪客一心所想解決的問題，並非蘇聯內部真正的政治經濟現象。他們關心的對象，乃是本身經濟體系的崩潰和西方資本主義失敗的程度。蘇維埃制度有什麼秘訣？有何值得學習的經驗嗎？此起彼落，模仿蘇聯五年計劃之舉紛紛出籠。一時之間，「計劃」一詞成為政界最時髦的名詞。比利時、挪威的社會民主黨派，甚至開始正式採用「計劃」。英國政府最受敬重的元老，也是英國國教重要一員的索特爵士（Sir Arthur Salter），此時也出書鼓吹計劃一事的重要性，書名為《復甦》（Recovery）。他在書中主張，社會必須經過妥善籌劃，方能避開類似大蕭條性質的惡性循環。英國政府內許多持中間路線的大小官員，也組織了一個不分黨派的智囊團體，稱作「政經計劃會」（Political andEconomic Planning，PEP）。年輕一代的保守黨人士，如日後出任首相的麥克米倫（Harold MacMillan 1894－1986），則紛紛自命為計劃派的發言人。甚至連以反共為標榜的納粹德國，也剽竊了蘇聯的點子，於1933年推出所謂的「四年計劃」。（其實1933年之後，納粹本身應付大蕭條的方案也有相當成效。不過由於某些原因，納粹的成功和未引起國際間同樣的重視，我們在下章將有所討論。）

更糟糕的是，在當時，包括失業救濟在內的公眾性社會生活保障，不是根本不存在（如美國）；要不就以20世紀後期的標準來說，簡直微薄得可憐。對長期失業的人口而言，杯水車薪，根本就不夠用。正因為這個緣故，生活保障始終是工人最大的心事：不但需要保障隨時失去工作（即工資）的危險，也要應付生病、意外，以及註定老來卻無依靠的境地。難怪工人家庭最希望兒女找到的差事，錢少一點沒關係，可是一定要穩妥可靠，並且提供養老金才行。但是即使在英國，這個失業保險最普遍的國家，投保的勞工人口也不到60％——能夠有這個數字，還多虧早在1920年，英國便因大量失業而不得不這樣做的緣故。至於歐洲其他地區（德國例外，在40％以上），持有失業保險的人數最少有低到零的，多則不過四分之一（Flora，1983，P．461）。原本習慣於間歇性就業或周期性短期失業的人口，現在發現到處都找不到工作。僅有的儲蓄耗盡了，雜貨鋪里也不能再賒賬了，山窮水盡，完全無路可走。

說也奇怪，大難迷亂的感覺，在企業家、經濟學家，以及政界人士心中，反而更為深刻，勝過平民百姓。對一般大眾來說，失業的滋味固然很苦，農產品的價格固然跌得太重，可是他們以為，不管是什麼方向——或左或右——總有個政治手段可以替他們解決這天外飛來的不公現象，因為窮老百姓慾望其實很低。但在事實上，舊有的自由經濟體系架構，偏偏正缺乏解決的手段，技窮之下，經濟決策人士更是窘態畢現。短期內為了立即解決國內的危機，他們只好犧牲世界整體經濟繁榮的基礎。4年之內，國際貿易下降了60％（1929－1933年），同時間里，各國卻加速地高築壁壘，力圖保全自己國內的市場及通貨免受世界性經濟風暴的衝擊。可是大家心裏都很清楚，如此一來，全球繁榮所必需的國際多邊貿易體系也將分崩離析。1931－1939年間簽定的510項各國商業協定之中，60％不再包括國際貿易制度中最重要的一塊基石，「最惠國待遇（most favorable nation staitus）。至於少數依然保存者，優惠內容也大幅減低（Snyder，1940）。這種惡性循環真不知有沒有出頭的一天？

失業現象及後果如此嚴重，難怪被人看作是對國家最為沉重甚至致命的打擊了。二戰中期，倫敦《泰晤士報》一篇社論寫道：「失業，僅次於戰爭，是我們這一代蔓延最廣，噬蝕最深，最乘人不防而入的惡疾，是我們這個時代西方特有的社會弊病。」（Arnet，1943，p．250）像這樣一段話，在過去工業化的歷史中，從來不可能出現，真可謂一針見血，比起任何考據研究，都更能充分解釋戰後西方政府種種施政措施的緣由。

對於以供應市場，尤其是輸出為主的農民來說，這種情況不啻傾家蕩產，除非他們恢復只為自給自用而生產的傳統小農經濟。一般來說read.99csw.com，大部分出口國家都還能利用這條出路，因為非洲、南亞、東亞及拉丁美洲地區的農家，仍多保持小農規模，總算還可以有一點緩衝的餘地。但是巴西可就慘了，完全變成資本主義浪費和蕭條嚴重程度的代名詞，當地咖啡種植戶為了挽救價格暴跌，竟把過剩的咖啡拿給火車的蒸汽機當煤燒。（世界市場上銷售的咖啡，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來自巴西。）一直到今天巴西人務農的比例仍然相當高。本世紀80年代經濟的激變，給他們的打擊更甚當年的大蕭條，因為至少早年的農家對經濟寄予的希望遠比後來為低。

於是，凡在過去就以提高關稅為手段，抵制外國競爭，保護國內農業的國家，現在把關稅提得越發高了。但單靠提高關稅不足為憑，大蕭條期間，各國政府開始提供補助，保證農產品價格，對收購過剩的產品，或者乾脆付錢給農家，叫他們停止生產。1933年之後，美國就曾出此下策。70和80年代，在「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之下，歐洲共同體幾乎被人數日益稀少的的農戶所享有的補貼政策給拖垮。而這個奇怪的矛盾政策，其實正是大蕭條留下的餘孽啊。

到了1924年，大戰剛結束時的風暴總算靜下來。大家似乎可以開始向前看，期待著時局重返某位美國總統所謂的「正常狀態」。一時之間，世界經濟的確也好像在往全球增長的方向走去。雖然原料及糧食的生產地區，尤以北美農家為最，對農產品價格在短期回升之後，再度遭挫，感到極為不安。百業興隆的20年代，對美國的農民來說，可不是個黃金時代。而西歐各國的失業率，也一直居高不下；照1914年之前的標準來看，甚至高到病態的程度。我們很難想象，即使在20年代大景氣的時期（1924～1929年），英、德、瑞典三國的失業率，竟然平均高達10％～12％的地步；至於丹麥和挪威，甚至不下17％～18％。只有在失業率平均只及4％的美國，經濟巨輪才在真正地全速前進。這兩項事實，都指出整個經濟體系存在著一大薄弱環節。農產品價格滑落（唯一阻止之法只有積壓大批庫存不發），證明了需求量無法趕上生產。同時我們也不能忽略另一項事實，那就是當時的景氣，其動力主要來自工業國之間資金的大量流動，而其中最主要的流向就是德國。單德國一國，就在1928年吸收了全球資金輸出的半數；借款額之巨，高達20萬億到30萬億馬克，而其中半數屬於短期貸款（Arndt，p．47；Kindleberger，1986）。德國經濟因此變得更為脆弱，1929年美國資金開始撤退，德國果然經不住打擊。

實業界及各國政府本來都以為，度過了大戰時期的一時困難，世界經濟好歹總會恢復1914年以前的快樂時光吧。那種天下欣欣向榮的現象，是他們以為的正常狀態。事實上，大戰之後，的確也有過一陣興旺的氣象，至少在那些未受革命或內戰摧殘的國家裡，前途確有一片看好的跡象。但是官商兩界，都對勞工及工會勢力暴漲的趨勢大搖其頭；增加工資、縮減工時，勢必提高生產成本。然而，戰後的適應調整，遠比當初預料的難。1920年，物價及景氣一起崩潰，勞動力因而大為削弱——以後的12年裡，英國失業率從此高居不下，未曾低於10％；工會也失去了半數成員。因此，顧主的操縱力再度堅定回升，但是經濟恢復繁榮，仍然撲朔迷離。

話雖如此，殖民地小農國家的民眾依然受到相當的衝擊。比如黃金海岸（今迦納）的白糖、麵粉、魚罐頭及稻米的進口量就一下子掉了三分之二，（小農式）可可市場跌至谷底，杜松子酒的進口量縮減更凶，直落了98％（Ohlin，1931，p．52）。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炮火造成的主要破壞多半在歐洲，並沒有將舊世界全部毀壞。可是世界革命的浪潮，也就是19世紀資本主義文明衰落過程中最戲劇性的一幕，卻席捲了更為廣大的地區：西起墨西哥，向東一直到中國。而殖民地解放獨立的聲浪，也由西北非的馬格裡布（譯註：Maghrdb，包括利比亞、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及摩洛哥等地），一直到印度尼西亞。不過，此時世界上也有很大一片地方的人民，跟大戰的炮火與革命的巨浪距離極為遙遠，絲毫未受波及，其中最顯著的國家地區，便是自成天地的美國，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殖民地。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經濟危機，卻是道道地地的全球大災難，至少在全然依賴非個人性市場交易制度的地區，人人無法逃避這場風暴。事實上，多年來自以為天之驕子，遠離那些倒霉地帶的美利堅合眾國，卻在這場經濟狂飆中首當其衝。九九藏書因為人類經濟史上，撼動級數最強烈的大地震——發生於大戰之間的世界經濟大恐慌，其震中就在一向自詡為全球安全港的美國。一言以蔽之：兩次大戰之間，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看來似乎崩潰了。如何才能恢復舊貌？沒有半個人知道。

大量失業的結果，對工業國家政局造成最為嚴重的打擊。因為對許多人來說，經濟大蕭條最直接最顯著的意義就是大量失業。雖然經濟史家指出（邏輯也同樣證明），事實上，在境況最糟糕的時刻，多數人依然有工作。而且兩戰之間，物價下跌，糧食價格甚至比最蕭條的時期降得更快，就業勞工的日子，其實比以前更好。可是這又有什麼意義呢？籠罩那個時代的形象，是施粥的救濟餐廳，是歇業的鋼鐵工人「飢餓大行軍」聚集都會首府，向他們認為該負責任的人抗議。政界人士也無法忽略一個事實：德國共產黨里高達85％的成員都沒有工作。那些年裡，共產黨員增加的速度幾乎不下於蕭條年間的納粹黨；在希特勒上台前幾個月，增長的速度甚至還要更快（Weber，I，p．243）。

於是，從盎格魯撒克遜的勢力範圍開始，以及戰時的中立國，一直到日本，各國都竭盡全力縮緊通貨。力圖把本國經濟拉回穩妥的老路，回到原本由健全金融及金本位制保證的穩定貨幣政策上去。但這一政策難以應付戰爭的超強需求。1922-1926年間，它們的努力或多或少，也有些成效。可是西有戰敗的德意志，東有混亂的俄羅斯，終於遏止不住貨幣系統的大解體；其崩流之勢，只有1989年後部分前共產黨國家的遭遇可以相比。當時最極端的例子是1923年的德國，其貨幣單位一下驟降為1913年幣值的一萬億分之一。換句話說，德幣的價值已經完全等於零。其他的例子雖然沒有這麼極端，後果卻同樣令人咋舌。我的祖父一向喜歡向小輩講一個故事：話說奧國通貨大膨脹期間，他的保險單剛好到期。於是將之兌現了好大一筆款子，可是這批一文不值的通貨，只夠他在最愛光顧的餐館喝杯飲料而已。

為什麼會有這種經濟停滯的現象發生呢？一般看法甚多，可是眾說紛壇。有人認為，主要原因在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經濟體系——美國。因為當時的美國，除了少數原料仍需進口之外，已漸趨完全自足之勢。（但在事實上，美國向來就不甚需要依賴外貿。）可是此說有個漏洞，當時甚至連倚重貿易的國家，如英國及北歐諸國，也同樣呈現停滯的現象。大勢所趨，理所當然地，各國紛紛提高警覺；而它們的警惕防範，不能說是做錯了。大家使出渾身解數，儘力保護本國的經濟，以免受到外來衝擊的威脅；也就是說，儘力迴避顯然已經身陷泥淖、難以保全的世界經濟。

至於那些靠工資的男男女女，對生產手段既無法控制，又不能有一般人的生活（除非有家可歸，可以回去下田吃米飯），經濟蕭條的直接後果就是失業。當時失業率之普遍可謂史無前例，時間之長，更超出任何人的預料。經濟大衰退最嚴重的時期（1932－1933年），英國、比利時兩國的失業人口為22％～23％，瑞典24％，美國27％，奧地利29％，挪威31％，丹麥32％，德國更高達44％以上。同樣令人注目的是，即使在1933年景氣恢復之後，30年代的失業率也始終不見顯著好轉，英國和瑞典一直保持在16％～17％左右，奧地利、美國及北歐其餘的國家，則維持在20％以上。西方唯一成功解決失業問題的國家，只有1933－1938年的納粹德國。在眾人的記憶里，工人階級還不曾遭遇這樣可怕的經濟災難。

國際聯盟的專家所見果然不錯，北美工業經濟驚人的大蕭條，不久便立刻波及另一全球工業重地的德國（Ohlin，1931），可惜沒有人聽警告。1929-1931年間，美德兩國工業生產額均跌落了三分之一左右。可是這個數字，不過是各工業的平均值，看不出其中特定行業蒙受的巨大損失。單以美國的電氣巨掌威斯汀豪斯公司來說，1929－1933年的銷售額劇降三分之二；兩年之間，凈利潤則跌落了76％（Schatz，1983，P．60）。農林業也發生重大危機，糧食及原料價格無法再靠庫存維持，開始直線滑落。茶和小麥的價格一下子掉了三分之二，絲價則跌了四分之三。於是凡以農產品出口貿易為主的國家，一律遭到空前的打擊，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亞、巴爾幹諸國、玻利維亞、巴西、英屬馬來亞、加拿大、智利、哥倫比亞、古巴、埃及、厄瓜多、芬蘭、匈牙利、印度、墨西哥，以及荷屬東印度群島（今印尼）；這些還只是1931年曾由國際聯盟列舉的國家。總之，大蕭條的現象，這回貨真價實，具有全球性的意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