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與高爾頓在劍橋時期的印象是一致的，即許多人之所以能夠贏得榮譽和高分，是因為他們的父親和父親的父親都是能贏的人。高爾頓現在設想並進行了一個有價值，如果不說是繁重的研究項目：他檢查和統計一些家庭，一些在過去40年時間內贏得了劍橋的古典知識和數學高分的人。如他所料，高分一直是被一些特別家庭的子弟所獲取的，這個比例極不勻稱。他於1865年發表了自己的結果，從那以後，他的生活與工作就一直圍繞著人類心理能力的遺傳本質和通過選擇繁殖而改進人類。高爾頓一定感到這是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惡作劇，因為他和妻子從沒有能夠生出孩子來。一位弗洛伊德主義的心理學家可能會說，他對這個課題的固結是對他不能生育的補償。

朝這個方向邁出的另一步是，在35歲的時候，他又回到了職業生活當中。1892年，在一個火車站的站台上，他碰巧遇見享利·波尼斯，即巴黎大學生理心理學實驗室的負責人，並與他就催眠法進行了友好的爭辯。結局是，波尼斯邀請比奈當他的助手，而且，兩年後，當波尼斯退休時，比奈接替了他的職位。他在實驗室里進行了自己的研究，指導了許多學生，並在37歲時獲得了遲來的博士學位。這個學位是自然科學學位，而不是心理學，可是，到這時，由於他的地位和發表的作品，他成了法國心理學界的著名人物。而且，也因為他滿臉捲起的鬍鬚，夾鼻眼鏡和一頭很有藝術氣息地散佈於前額上的捲髮，他看上去也的確像那麼回事。可他最大的願望，即要當心理學教授的願望，卻從來沒有兌現；對於這個機構內的成員來說，他在催眠法上的惡名、他不正規的教育和他博士學位的錯位，都對他不利。

在接下來的10年中，已屆中年的高爾頓工作更加勤奮，他致力於個人之間的心理學差異的研究。1883年，他發表了一個雜篇，書名是《人類才能及其發展探索》，裏面討論到了約3O個不同的課題，這是科學與思辯、數據和猜想、統計與傳聞的奇妙結合。其中一些本來是要傳達科學的意義，結果卻變成了一位維多利亞時代男子的偏見集。比如，在論「性格」這章里，高爾頓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提出妄斷說：「在婦女的性格中，有一個十分明顯的特別之處，那就是，她們反覆無常，喜歡忸怩作態，不像男人那麼直截了當。」他在進化論基礎上證明這個觀點：在追求配偶時，如果沒有雌性的猶豫和雄性的競爭，「種族可能會因為沒有性選擇而降低水平，而做|愛前拖泥帶水的前戲正好就是要提供性選擇機會的」。

（哪怕是緊密的相關關係，嚴格來說也有可能是「以假亂真的」——即其它一些因素的人為結果。比如，在男人中間，禿頭的程度與婚姻時間的長短相關——這不是因為其中的一個因素與另一個因素有什麼關係，而是因為年歲與這兩個因素都有關係。後來的分析技巧已經能夠篩選出這些誤導性的相關關係。）

「天性和教養」這個片語是詞彙方便的二輪馬車，因為它把性格所從構成的無數元素分在兩個不同的名目之下。天性是一個人隨身帶到這個世界里來的一切；教養是他出生之後對他造成的每一種影響。區別很清楚：一種使嬰兒就是它實際的樣子，包括它潛在的生長功能和意識；另一種提供生長的環境，這樣，天性的傾向可能會加強或者受到阻礙，或者會造成全新的環境。

為了確立這樣的聲望（因而是心理能力）有多麼頻繁，他計算了1868年和更早些年《倫敦時報》上的訃文，結果發現，在超過中年的100萬人口當中，只有250人登了訃文，也就是只有四千分之一。

這次，他又走了彎路。在這個系列的初期，他曾說過，大腦尺寸與智力有相關關係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可後來，他測量了好多學童的頭顱，這些學童都是他們的老師作為班上智力最佳的學生和其它一些作為最差的學生選出來的，他發現，頭腦大小的差別沒有什麼意義。在大量重新測量工作和對他的數據重新認識之後，他得出結論說，大腦尺寸的確存在有規律但程度很小的差別，可是，這些差別只存在於每組最聰明和最不聰明的5個學生中。他拋棄了把測顱術當作測量智力的方法。

我們將了解……一個（孩子）是否在被認為是正常孩子的其它孩子的平均水平之上，或者他是否還留在這個水平之下。理解正常人智力發育的正常過程，我們就能夠確定一個人超前或者落後了多少年。一句話，我們將能夠確定白痴、低能和弱智對應于這個表的哪一級。

儘管高爾頓在劍橋一直不能拿到數學榮譽，但他的研究方法卻是有數學特徵的；跟古希臘雄辯家狄摩西尼一樣，雖然有語音障礙，可偏要成為演說家一樣，高爾頓使自己的弱點變成了最大的長處。他研究智力，或者說是研究任何使他感興趣的問題的辦法，就要找到某種能夠計量的東西，這樣他就可以計算比例，比較平均值，然後得出結論。在非洲，他測量了當地婦女的一些數字（在一個明智的距離之外），在與英國婦女的相應比較時，他發現這些數字相當不同。回到家后，在他到過的城市裡，他記錄了遇到的女人是漂亮、一般還是很醜的數據，他發現，漂亮女人的發生率在倫敦最高，在阿伯丁最低。在科學會議上，他數過每分鐘發生煩燥不安的次數，在一個由50名聽眾組成的樣品會議上，他發現，當講演使聽眾感興趣時，煩燥不安的情形會減少一半。

列舉圖畫中物體。

儘管高爾頓利用人體測量方法來進行心理測驗的活動很快就告一段落了。可是，不同的一種智力測試法很快又替代了他們的位置，並很快使個體差異研究成了美國心理學當中影響最大的一個領域。到1917年，美國心理學協會會議上近一半多的研究報告都是關於個體差異的。高爾頓對心理測試的評估控制了美國心理學，而智力測試也成了一個主要的方法，通過這些方法，遺傳主義者的觀點影響了學校開設的課程、軍事機構里讓男兵們操練的任務和這個國家的移民政策。

1908年的測定表是一個巨大的成功。到1914年，出版了約250多篇文章和書籍評論或者利用這個成果，到1916年，1908年版或者1911年版在美國、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南非、德國、瑞士、義大利、俄國和中國的大部分地方廣泛使用，並被翻譯成了日語和土耳其語。對這樣一個測量標準的需要很明顯地在一些工業部門產生了。心理學家亨利·H·哥達德於1910年將此標準介紹給了美國心理學家們，並在1916年寫道，如果說「整個世界都在談論比奈-西蒙標準」，那根本就算不上是誇張。而這還只是開端。

在他進行遺傳天才研究時，其中的一個奇怪發現使他開始考慮到了這個問題：父母不同尋常的孩子一般不那麼與眾不同。比如，從生理特徵上來說，父母很高的孩子傾向於不那麼高，不過仍然高於平均值，而父母很矮的孩子卻不那麼矮，可平均還是比別人矮，這個傾向，高爾頓把它叫做「回歸平常」（後來，這個詞變成了「回歸中間值」）。他希望知道，它在指示遺傳力量上有什麼意義，以及如何以數學方式表達出來。從表面上看去，這似乎就是一個純粹的智力謎，但結果，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將成為心理學和其它許多學科當中最為有用的研究工具之一。

按順序報出月份的名字來。

他仍然保持著對智力測量的興趣，可是，他回到了他研究女兒們的思維過程的方法中去了。他認為智力不是高爾頓所設想的那一種，即以感覺和運動能力來認識智力，而是認知能力的綜合。比奈與實驗室的一位同事維克多·享利開始在一些巴黎兒童身上進行實驗，他們用一系列測試測驗他們的能力——記憶測試（對詞彙、音樂符號、顏色和數字的記憶）、詞彙聯想測試、句法完形測試等等。他們的發現說明，如果知道如何評價這些數據，這一系列類似的測試可能會測量出智力來。

高爾頓的影響在美國是很大的，可是，在這裏，同樣也不是以心理學學派的形式出現的。到上個世紀之交時，許多美國心理學家都成了結構主義學家（馮特式的），他們對個人差別的測量沒有什麼興趣。到1905年，功能主義（詹姆斯學派）處於控制地位，可是，儘管他們對高爾頓的許多觀點意見一致，可是，他們對自己的稱呼遠遠大於他的心理學，他們認為自己是更高級別的理論學派。許多美國心理學者當中最出名的一些人物，如約翰·杜威、詹姆斯·羅蘭德·安吉爾、喬治·H·米德、詹姆斯·麥基恩·卡特爾、愛德華·李·桑代克和羅伯茨·S·伍德沃思，他們都跟詹姆斯九九藏書一樣，將自己的理論建立在心理生存的進化論及其社會等同物，即出人頭地的願望。沒有哪個人把自己叫做高爾頓主義者，可是，他們都共有一個實用主義的世界觀，因此，他們所有的人都認為高爾頓的測量方法很有價值，因為這些方法對個人間的差別的判定如此實際可行。

雖然沒有人注意到他宣布的內容，可是，他說：「這個結論沒有例外，即，當教養的差別不能夠超過在同一個國家，同一個社會階層的人群中常見的那種東西時，天性會極大地勝過教養。」按照現代的觀點，這項研究過於簡單化，不準確，而且遠遠構不成一個結論。但是，這仍然是個值得注意的首次，雙胞胎研究方法一直以來就成了一個重要的研究策略，而且也是評估遺傳和環境對智力、性格特徵和其它心理學特徵的影響上幾乎最有決定性的辦法。

在圖畫中指出畫得丑的臉和好看的臉。

緊隨著納粹分子企圖鼓勵純種「雅利安人」的繁殖，消滅猶太人、吉普賽人和其它被他們認為是人類害蟲的人種之後，高爾頓的這個觀點看上去就十分可怕了。按照他的傳記作家們的說法，高爾頓本人看上去卻是位溫文爾雅和舉止不俗的人，顯然不是種族滅絕論的倡導者，可是，在有關對於不想要的民族的合適處理這個問題上，高爾頓所說的一些話就已經離這條線很近了：

最為重要的是，高爾頓是第一位使用智力測驗的人，因此，他也就宣布了一種心理學研究的新形式，也宣布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個體差異。其他的心理學家，特別是馮特派的心理學家，都在尋找萬用的心理學原則，比如，對一種聲音產生反射反應和有意識的反應各需要多長時間。高爾頓在尋找個體特徵之間的差異（比如反應時間）以及這些差異與他們其它的特徵和能力之間的關係。

高爾頓的遺傳也許先天就決定了他的智力觀。一方面，他是著名的醫生和植物學家伊拉斯謨·達爾文的曾孫（另一個曾孫查爾斯·達爾文是高爾頓的堂兄弟）；另一方面，他還是極成功的銀行家的孫子和兒子。可是，他還有另外的長處。早先，他曾收集了大量傑出男人的家譜，並證明，顯耀——他認為這跟智力沒有什麼分別——是以家庭為單位傳播的。

卡特爾1889年剛28歲，他成了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心理學教授（也許是世界上第一位獲得這個教銜的人；詹姆斯在哈佛並非授予這樣一個頭銜，直到次年才授予他心理學教授頭銜。）卡特爾收集了一套測試題，約50個，有些是高爾頓的，有些是從費希納、馮特和其它的來源搞來的，並把其中的十項測驗交給學生去測量智力的個體差異。他提出，如高爾頓所說，通過這些測量得出的主要生理特徵與智力是相關的：握力、臂膀運動的速度、對聲音的反應時間、重量上僅僅可以辨別出來的差別、對字母的記憶寬度和其它五種特徵。1890年，他在《意識》雜誌的一篇論文中描述了他的工作，這篇文章叫做「心理測試和測量」；這篇文章第一次用到了這個術語，並掀起了心理測試運動。

這顆極有希望的新星在寄宿學校顯得十分暗淡，這裏強調死記硬背，而自然的好奇心和獨立精神被鞭打、佈道和懲罰性的課外作業所壓抑。他轉到劍橋去連聲招呼都沒打：他感覺自己處在出人頭地的壓力下，整天被考試和學習成績不如人所困擾。到三年級的時候，他還是沒有能夠在班上名列前茅，而且也看不到可以成為頂尖生（數學成績特別好的榮譽生）的希望，他慢慢患上了心悸、頭暈和走神的毛病。「頭腦裏面好像有台榨機在轉，」他還說，「無法排譴這些念頭，有時候我連書都看不進去，光是看到有字的紙都煩。」在精神崩潰的劇痛中，他離開學校回家了。只有在後來決定不去競爭榮譽生而只當普通生畢業后，他才回到學校完成了學業。他對考試和學習成績的名次耿耿於懷，一直留在心裏，一輩子都難以忘懷。

還有另外一個更大的矛盾。對個人間智力的差別進行測量，這是高爾頓一生的主要目標，它對西方社會產生的巨大影響從目前這個世紀的早期就開始了——可並不是通過他的方法。儘管他想到過，也創立了心理測試，可是，他的名字並未與今天使用的任何測試法聯繫在一起，在過去的80年內也沒有；除了心理學歷史以外，如果說還有人記得他的話，那不是因為他是心理測試的創始人，而是優生學的創始人。

1908年的測定表包括了對13歲兒童的測試，1911年的表包括了對成人的測試。如以後的研究人員會指出的一樣，智力的發育一直到成人的早期，然後就停下來了。

3分鐘內說出6O個單詞。

這是個非常了不起的假設，不過，高爾頓證明它的方法卻很粗淺。他給認識的雙胞胎或者他們的親戚寄去問卷；他還請他們把其他一些雙胞胎的名字告訴他。最終，他找到了94個例子，其中80個「極相像」（也許一模一樣），35個提供了足夠派上用場的細節。

高爾頓有關優生學的思想並沒有成為今日心理學的任何一個部分，不過，他的這些想法倒是引導他發明了一些在這個領域里非常有價值的研究方法。心理特徵遺傳學上的家族研究只是其中一例。另一例，也是更有用的一例是由對《遺傳天賦》的評論引起的，這個批評指出了環境對智力的影響，特別是由瑞士植物學家阿方斯·康多爾提出的統計學數據，證明偉大的科學家傾向於來自氣候溫和、宗教寬容、政體民主和有健康商業興趣的國家——這些都是環境的影響。

1853年同年，他結了婚，而且讓自己的旅行生活稍加收斂了一些，通過寫遊記來保持自己對冒險的興趣，並幫助別人安排一些大型探險活動。可是，這些活動不能長期使他滿足，因而，他轉向了發明，生產出了一系列有用的裝置，其中包括印刷發報器（電傳的前身），一種改進的油泵，一種橇鎖銷的裝置，一種旋轉蒸汽機和一種潛望鏡，這種潛望鏡可以使他在擁擠的地方越過高個子看一些地方。

1908年和1911年的修改版是第一份功能性智力測試，對課堂操作和「智力水平」有效（裏面有代表每一種年齡正常反應水平的分數）。心理學家們第一次可以確定，一個孩子的心理髮育水平比正常水平超前或者落後多少年。比奈和西蒙說，如果孩子的心理年齡比他或她的自然年齡晚2-3年，這孩子可能就需要特別教育了。他們還按心理年齡確定了三種心理遲鈍水平。他們說，白痴只有2歲或者以下的心理年齡；低能為2-7歲；弱智為7歲以上，但比他或她的自然年齡還是晚許多。

比奈死於1911年，享年54歲，他沒有能夠活到看見自己的勝利的一天，可是，如果他果真活到了這一天，他可能會很悲傷地發現，他的這個標準雖然已經在許多國家採用了，可在法國卻既不受歡迎，也沒有被採用。只是到20年代才在法國進入使用中，而且還是一位法國社會工作者從美國帶回來的。比奈本人直到1971年才開始在法國國內受到尊敬，這年，人們終於在他實行心理遲鈍兒童實驗教育法的那所學校舉行了一個儀式，紀念他和西蒙。

他這種自我教育法本不會得出什麼成果的，可是，1883年，他的一位老同學，即約琴夫·巴賓斯基（這人後來會發現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嬰兒反射），把他介紹給查爾斯·弗雷，他是薩爾佩特里埃醫院的員工，後來又把比奈介紹給了自己的院長讓·巴丁·夏爾科。雖然比奈沒有醫學學位，也沒有心理學學位，但夏爾科對他的智力、知識和對催眠的興趣留下了深刻印象，並讓他在薩爾佩特里埃醫院擔任了神經學和催眠法的職位。

按照年齡來確定智力，並收集一套可以測量一個孩子的心理年齡的認知任務，這就替代了高爾頓的人體測驗法，並成了智力測驗運動的基礎。

最後，高爾頓還在《人類才能及其發展探索》中討論過一系列的心理測試，以便於快速簡單地辨認較高智力的人，因而成為他通過優生學來改善人類的龐大夢想的一部分。《人類才能及其發展探索》發表的那一年，他開始在國際健康展覽會上嘗試他的試驗。展覽會閉幕後，他得到南肯辛頓博物館的許可，在那裡再進行幾年實驗室試驗。他在這個時期發明了一系列新的心理測試辦法，其中有一根鐵棒，上面刻有不同的距離，以測驗估計長度的能力。有一塊轉盤，用來測驗判斷垂直度的能力，一套重物按照重量排列起來，還有一些瓶子，裏面裝著芬芳物質，瓶子按氣味濃度排列起來。

可是，高爾頓的名聲卻蒙上了污點，因為根據其發現和歷史給他顯示出的意義，他提出一種社會政策。正是他合成了「優生學」這個術語的，從他1869年出版有關遺傳天才的第一本書，到1911年死時為止，他九-九-藏-書一直認為，如果社會鼓勵並獎勵優秀人種的繁殖，社會就一定會有改善和進步：

在大不列巔，高爾頓是一門個人差別「新心理學」的創立者，可是，幾乎沒有任何英國心理學家認為他們自己是高爾頓派的。在19世紀晚期，大部分英國實驗心理學家都去了德國學習培訓，並將馮特過程及理論帶回了英國。他們採納了高爾頓的一些思想和方法學上的發明創造，可是，還是認為他們自己屬於馮特派。德國新心理學比在英國享有高得多的聲望；這是大學系統內的產物，因而是「純」科學，而高爾頓的思想和方法學的發明創造卻是一位有天才的業餘學者弄出來的產品，而且是服務於實踐用途的。

每個學《心理學導論》的本科生都知道阿爾弗雷德·比奈，可他並不是一位偉大的心理學家；他沒有形成任何公式，沒有任何聰明的發現，也算不得一位有號召力的教師。可是，他曾有過一個雖然比較簡單，但極富創意的想法，根據這個想法，他和合作者西奧多·西蒙搞出了一種心理測試，該項測試給千百萬人的生活帶來了深刻的影響。

有人提出，嬰兒生下來大都差不多，而且，在一個孩子與另一個孩子，一個人與另一個人之間造成差別的惟一原因就是穩步的教育和道德培養，我對這個假設沒有什麼耐心……對於天生平等這樣的觀點，我是持極力反對意見的。育兒園、中小學和大學的經驗，再加上職業生涯的體驗，都是與此相反的證據。

人們興許會想，像這樣一位把自己所屬的這個種族以外的種族都看作下等人的人，他一定就是個種族歧視分子，可高爾頓卻不是。儘管他估計黑人的平均智力比英國人低兩個級別，但他卻認為英國人比古希臘人的智力水平也低兩個段位；他還說過，他倒想去調查一下義大利人和猶太人：「這兩個國家好像都有很多具備高智商種子的家族。」

比奈和西蒙很費力地指導幾百兒童進行這些考試，然後刪去或者修改一些不合適的題目，最後形成了著名的「智力測定表」。他們在1905年的《心理學年刊》里將這個測定表描述為「一系列越來越難的測試題，從可以觀察到的最低的難度水平，到最後以普通的智力題結束。系列中的每組（測試）對應于某種不同的智力水平」。

協變關係是一個重要的概念，不僅對基因學和心理學是如此，而且對所有的科學探索都同樣重要。科學家就是要尋找各種現象的原因；他所發現的一切都是先決條件和必然條件之間的相關關係……高爾頓的洞察力一直，而且還將繼續處在現代社會及行為科學廣大的伸展地帶的中心，對工程師和自然科學工作者同樣都有著數不清的用途。

一位德國心理學家威廉·斯登於1912年解決了這個問題，他說，如果孩子的心理年齡用自然年齡去除，結果將會是他的「心理商數」（很快重新命名為「智力商數」，或者叫智商IQ），這個比率可以表達孩子相對的心理遲鈍或者超前的程度。一個4歲孩子如果只有2歲的心理年齡，其智商就是50（比率要乘以100以去除小數點的麻煩），如果10歲的時候還只有5歲的心理年齡，則其智商仍然是50。同樣，一個5歲的孩子如果有8歲的心理年齡，或者一個10歲的孩子有16歲的心理年齡，則其智商為160，這是天才水平的智商。因此，智商是一個有用的辦法，可以表達考試結果，並提供一個基礎，可以預測孩子的發育潛勢。

如果說，到「人體測量實驗室」參觀的人思想裏面根本就沒有什麼具體的目的，其經營者倒是有的。他就是弗蘭西斯·高爾頓，一位小個子的禿頂男子，他有白色的鬢腳，極具穿透力的藍眼睛，突出的鼻樑和狹長的嘴，這些都給他一種大個子男人可能會嫉妒的權威風度。高爾頓是位業餘的心理學家，他相信，人與人之間智力上的差別很大程度上是遺傳所致，因此，應該獎勵智力最好的一些人多多繁殖，這樣的話，社會就可以使人類的進化得以進步。可是，怎樣認出這些人呢？他相信，若干遺傳的生理特徵或者能力，特別是感官和反應時間的敏度，都與智力相關聯，因而是辨識這些人的標準。（他之所以這樣想的原因，是他自己的兩項觀察結果：首先，智力遲鈍者的感官分辨度較差；第二，因工作要求而產生的感覺敏度，比如鋼琴調音師、品酒師或者羊毛分撿者通常都是由男人進行的，他相信，這些人比女人聰明多了。）

高爾頓在宗譜研究上付出的辛勤勞動得出了成果，他發現，在他抽樣調查的286位法官當中，約有九分之一是另一位法官的父親、兒子或者兄弟；另外，在這些法官的親戚當中，還有許多人是主教、海陸將軍、小說家、詩人和醫生。在這些人的家庭裏面，傑出人物出現的幾率比在普通家庭裏面的出現幾率高好幾百倍；傑出人物其他方面的特徵亦是如此。

這些歸檔中的弱點是，年齡都固定在某個心理年齡上，而幾乎所有的心理遲鈍兒童都還在持續發育，儘管比正常發育速度慢些。一個4歲的孩子，如果他的心理年齡只有2歲，他就是個白痴，可到8歲或者10歲的時候，儘管仍然是個白痴，可他的心理年齡可能已經到了4歲或者5歲的水平。

高爾頓對個體間差異的興趣反映了他那個時代心理學在英國的地位。與德國大學不一樣，英國大學不支持心理學，沒有建立心理學實驗室，也不設心理學系。對這個領域感興趣的人不是把它當作生理學或者心理療法下面的一個專業，而是按照他們自己的興趣，併當成一個個人愛好。在德國大學，高爾頓也許很可能就被導人生理心理學；而在英國，他可以自由地要求使他成了一位極有天賦的人物的東西，而且宣揚社會如何可以增多象他這樣的人的人數。

這種就算是在梅斯梅爾的時代看上去都令人生疑的戲法立即招至批評。奧古斯丁·里埃波及其弟子，即催眠術中的蘭西學派，都說這是通過暗示達到效果的；他們在非歇斯底里受試者身上光通過暗示就達到了同樣的效果，根本就用不著什麼磁鐵。因為這項測試的結果而使自己的名聲受到威脅的比奈只得公開宣稱，這些結果是無意間由實驗者暗示得來的，因而沒有什麼價值。（後來，他經常說：「告訴我你在找什麼，我就可以把你想要的東西告訴你。」這句簡潔的話後來在心理學家中成了著名的「實驗者期望效果」。）

比奈和西蒙發表了成果之後，他們開始考慮自己發現的一些缺點和別人提出的一些批評，然後於1908年，後來又在1911年廣泛地修改了這套測定法。這些修改還包括了一些評分信息——任何年齡的孩子應該能夠回答的問題或者完成的任務的一套標準。（如果任何年齡組百分之六十到九十的孩子都能通過某項測試，比奈和西蒙就認為這項測試對這個年齡組是正常的。）1911年的測定表上有下列項目：

比奈及其以前在測顱研究中的同事西奧多·西蒙自覺承擔起這份工作來，以編製一份考題。他們首先彙集了一系列試題，有些從早期在薩爾佩特里埃醫院研究的題目中抽出來，其它一些從比奈和享利在巴黎大學實驗室的工作中抽出來，再還有一些是他們自己設計的。然後，他們去一些小學，讓3-12歲的學生做這些試題。這些學生有些是老師認為一般的，還有一些是中下等水平的學生。他們還測試了在薩爾佩特里埃醫院住院的一些兒童，這些孩子被認為是白痴、低能和弱智兒童。

儘管比奈和西蒙在選擇測試材料時在想辦法測量「天然智力」——天生的能力——而不是死記硬背的能力，可是，比奈卻不是高爾頓那樣執著的遺傳論者。他明確地宣稱，這個測定表絲毫沒有涉及這個孩子的過去或者將來，而只是對他目前狀況的一種評估。比奈提醒人們注意，這些測試結果，如果生硬地地去加以解釋，有可能會給一些孩子貼上錯誤的標籤，或者徹底毀滅一個孩子的生活，因為他們在特別的幫助或者培訓下可以提高他們的智力水平，而且，他在後來的作品中還驕傲地引用了一些例子。他創立的一所實驗學校里，有一些低於正常水平的孩子在特殊班級里已經提高了自己的智力水平。

為了了解天性和教養在科學成就上產生的作用，高爾頓發明了另一個新的研究工具：自我問卷。他設計了一套問卷，讓被調查者回答有關民族、宗教、社會和政治背景、性格特徵和甚至頭髮顏色及帽子大小的問題，再將問卷分發給皇家協會的200名會員。其中的一些關鍵問題有：「您的科學品位看上去有多少像是天生的？對科學的這些興趣很大程度上是在成人之後因為某些事而產生的嗎？如果是，是哪些事件呢？」

人們為什麼願意花3個便士去獲ｒeaｄ.99csw.ｃom取這些數據，這是很難說的一件事，不過，在展覽期間，共有9337位參觀者真的付了錢。也許，這項活動本身就是值得獎勵的；在那個時代，準確測量正成為科學的品質證明，它有很高的威望，哪怕人們在心裏根本就沒有什麼具體的目的。

儘管問卷長得「驚人」——高爾頓自己無奈的用語——但大部分受試者都完成並寄回了問卷。（這是歷史上第一份此類問卷；今天的研究者們也許不會遇到這樣積極的配合。）高爾頓將反饋列入表中后發現，大部分人相信他們對科學的興趣是天生的；另一方面，大部分反饋者在教育對他們的幫助或者阻礙這個話題上有很多要說。高爾頓感覺到非得承認環境因素不可，特別是教育，它可以加強或者阻礙科學資質的發展，科學資質的遺傳並不一定就會引向成功。可是，他認為，遺傳資質是科學成就中最為基本的因素，這一點已經顯示出來。

說出一些人的姓。

照樣子畫一個心形物。

我認為社會及職業生涯是一個連續的檢查。一切都是為了贏得別人的好感，也為了在自己的職業里獲取成功，他們取得的成功與對他們總體的優越之處的普遍估計成比例。

他總結了有關傑出人物所有範疇裏面的數據，並報告說，有百分之三十一的人有傑出的父親，百分之四十一的人有傑出的兄弟，有百分之四十八的人有傑出的兒子。另外，一位傑出人物與其親戚的關係越近，這位親戚也會出名的可能性就越大。高爾頓很高興，因為他已經徹底證明了他提出的假設——「人天生的能力來自遺傳，與整個有機世界的自然特性遵守同一些嚴格規律。」

這個橢圓和跨過中間的線條顯示了他一直在尋找的關係。在任何給定的父母身高中（「橫向正切點軌跡」），孩子的平均身高與中間值（平均值）只有父母身高平均值與中間值偏差的三分之二，換句話說，孩子們已經向中間值「回歸了」三分之一。反過來說，對於任何一個孩子的身高來說（「垂直正切點的軌跡」），父母都更加接近中間值了（也就是說，異常孩子的父母沒有孩子們那麼異常。）高爾頓已經發現了「回歸線」這個分析工具。如果孩子們的身高與父母的身高一模一樣，兩條回歸線就會偶合；如果孩子們的身高與父母的身高沒有任何關係，則回歸線互彼此垂直。而事實是，這兩條線相當接近，意思是，在同一情況下的兩個變數之間的關係——它們的相關性——約在總量與零之間的某個地方。

6歲：

高爾頓對相關性分析的發現，其重要性無論怎麼強調都不能算過分。它意味著，無論什麼時候，當兩個變數朝同一個方向（或者向反方向）改變時，哪怕不是同一種程度，它們也都是相關的，而相關的強度會指示它們之間的關係有多大意義。關係越緊密，它是偶然性的可能性就越小，這種連接的因果關係就越強。一個變數可能是另一個變數的原因（或者是原因之一），反過來亦是一樣，或者，它們也許是其它一些原因共同發生和相關的效果。在兩種情況下，一種緊密的聯繫表明可以解釋正在研究中的某個現象。在這些數字中，如果沒有一個答案，至少有一些線索存在。

現代心理學家可以指出高爾頓方法學中好些天真的缺點，尤其是沒有能夠指出傑出人物成長的環境；如果大部分人是在極有利的環境中成長的，這些數據也許就會得出環境和遺傳具有同樣的影響力的結果。可是，不管高爾頓的方法中存在什麼樣的局限，他已經確立了智力當中的的遺傳性，認為它是心理學研究當中一個有效的課題，從那以後，情況也的確如此。

可是，這並不是卡特爾或者心理測試的末日。毫不氣餒的卡特爾設計了其它的一系列測試，特別是在價值評判方面，編輯了兩份科學雜誌，創立了心理學公司，把心理學應用作為一門生意來做，並成為心理學忙碌、實際、商業性一面的代表人物。

高爾頓1869年出版了《遺傳天賦》，這是他第一部，也是他論心理能力遺傳的4本書中最有影響的一部著作。他在該書中的方案是要選擇一系列非同尋常的人，看看在這些人的家庭中，才智的普及率與一般家庭比較起來有多高。他的超常心理能力的標準，在這個時候，是在公眾中的名聲：

高爾頓對這個問題考慮了很長一段時間，然後對約3O0名兒童的身高確定了一個「散點方案」。首先，他畫一個柵欄，橫向的尺度是孩子的高度，垂直尺度為父母的身高（實際上是「中間父母」的身高——每對父母的平均身高）。然後，在每個柵欄的格子裏面（特定的某個孩子的身高與某個特定的父母身高之間的交叉點），他填上符合這個條件的孩子們的人數。這張散點圖的樣子如下所示：

卡特爾對他檢測過的一些人當中不同的反應時間感到興趣，並在1885年的一篇論文里討論了這件事，把它看作是「特別興趣」。次年獲取博士學位后，他來到倫敦，遇到了高爾頓，而且，儘管他們年齡相差40歲，他覺得這人十分親近。他對高爾頓的工作留下了深刻印象——許多年之後，卡特爾稱他是「我認識的最偉大的一個人」——在兩年時間里，他在南肯辛頓博物館的「人體測驗實驗室」里時不時地為高爾頓工作，並熟悉了在這裏進行的一些測驗。

劍橋畢業后，高爾頓完成了醫學培訓（這他早就開始了），可當他父親於1844年去世時，他已經很富裕了，因此放棄了行醫的打算，過了好幾年的紳士生活，騎馬、射擊、赴宴和旅行。可是，富閑的生活對他無法寧靜的大腦來說遠遠不足以使他滿足，因而，在二十七八歲的時候，他在諮詢了皇家地理學會後，決定花自己的錢到西南非腹地進行兩年的探險生活。他帶回了大量製圖信息，使原來地圖上的一片空白有了內容，而在31歲的時候，他被授予這個學會的金獎，並被表彰為傑出的探險人。

約在同時，高爾頓終於來到他一輩子最感興趣的領域，即智力的遺傳。1859年，查爾斯·達爾文發表了他劃時代的《物種起源》，這部著作極大地影響了高爾頓，給他留下深刻印象。達爾文最基本的假設之一是，在任何物種的成員之中，都有少量遺傳的變化或者差異，進化是通過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原則發生的。儘管《物種起源》主要是針對動物而言的，但高爾頓把它的結論運用到了人類中。他推想，人類物種的進化也可能是通過有最好的大腦的有及其向子孫傳遞的天生的心理優越性而發生的。

指出一些詞比用途更高的形式。（例如：「叉子是一種進餐用具。」）

3歲：

卡特爾於1891年去了哥倫比亞大學，成了心理學教授和系主任。他把心理測試的範圍擴大了，每年讓50個新生志願者進行這些測試。他的目的使人敬佩，那就是要證明，這些測量可以測出智力來，可以顯示測試結果與學生的成績之間的關係；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收集了近10年的測試數據和學生成績。同時，同一種測驗智力方法在1893年的芝加哥世界博覽會上也展示出來，美國心理學協會的一位領導人約瑟夫·賈斯特羅在這裏建起了一座與高爾頓的「人體測量學實驗室」差不多的複製品實驗室。到訪的心理學家們毫不例外地感到有興趣，而且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19世紀90年代，這樣的測試是在美國和歐洲的一些實驗室里開始的。

為了找到適合自己的專長，比奈走了好幾段彎路。在學生時代，他曾拿到一個法律學位，可又認為科學更有趣，因此轉而學醫。可是，由於他有固定的收入，因此不需要自己去謀一份生活，他又放棄學醫，轉而研究心理學，因為他受心理學的吸引已經有年頭了。他很不聰明地選擇了不以正規的方式接受心理學培訓，卻讓自己獨自埋頭于圖書館的閱讀之中（除了其它著作外，他還在這裏閱讀了高爾頓的《遺傳天賦》一書）。

重複一個由6個音節組成的句子。

從20蘇中找出零錢來。（蘇為法國舊幣名）

給三個抽象詞定義（慈善、公正、善良）。

再加上他在重要的方法學上面所做的其它貢獻，人們不難看出，儘管高爾頓不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可是，雷蒙德·番切爾為什麼會說：「對現代心理學來說，沒有多少人產生過像他這樣大的影響。」

另一項值得注意的研究是高爾頓的另一個發明。在苦苦思索如何演示天性和教養對意識和性格的影響這個問題時，他想到了一絕妙的主意：檢查「兩個兒時極相像，但後來分開養；或者原來不太像，後來卻一起養大的雙胞胎後來的情況。」他知道，雙胞胎有兩種：有些屬於在生理上幾乎一模一樣的，另一些與普通兄弟姐妹之間的相似性差不多。如果兩個雙胞胎原來很相像，可後來卻又不太相像，這可能是後天的教養使然；如果兩個原來不怎麼相像，後來卻一起同https://read.99csw.com樣哺育，因而長得很相像，則很可能是天性使然。

高爾頓已到了60歲，這個年齡遠遠超出了科學家們作出其重大貢獻的年頭，而他卻是在這個時候取得重大成就的。相應地，這項工作花費了他畢生的精力，一輩子測個沒完。他在「人體測驗實驗室」裏面進行的每一種測量都得出了一個鍾形的或然曲線，可是，高爾頓感覺到，如果他能夠發現不同的幾套測量結果之間的相互關係，興許可以從中收集到其它一些極為重要的信息。有些關係是非常明顯的——比如，個子較高的人傾向於更重些——可是，其它幾組測量結果中的關係是怎樣的呢？它們當中的哪些一起變化，而且變化的角度相同？只有了解數據是如何相關的，哪些測量與其它一些測量沒有什麼關係，他才能設計一套理想的測試來指示智力情況。

數13便士。

12歲：

一系列順利的事情使比奈不斷地發展他的研究工作。對兒童的強制普通教育是1881年在法國制定的，兒童心理學研究自由協會是一個專業組織，比奈是其中成員，1889年，這個協會開始催促公共教育部，讓他們想法幫助一些心理遲鈍兒童，這些孩子得上學學習，可很難跟上正常的班級。1904年，公共教育部指定了一個委員會，比奈亦是其成員之一，讓他們研究這個問題。這個委員會一致推薦說，通過考試確定為心理遲鈍的兒童應該放在一個特殊的班級或者學校里，讓他們在這裏接受合適的教育，可是，關於這個考試應該包括什麼內容，委員會未置一詞。

高爾頓推想，有關身高的實際情況，在人體的其它一些特徵中也應該是一樣的，如腦重、神經纖維的數量、感官靈敏度-因而也就是心理能力。果真如此，一個人的心理能力就應該遵守正常分佈曲線。他把人類智力曲線分成16個等分——8個在平均值以上，8個在平均值以下——然後，根據曲線的形狀計算每段的人口比例。他說，兩個最高的段加起來只有百萬分之二百四十八，這符合四千分之一的傑出人物訃文比例。可是，在曲線的兩端，人數變得很少。真正傑出的人只有百萬分之一，而且，他希望證明的是，這些人是天生如此，而不是造就或者自我教育而成的：

他對雙胞胎的研究報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逸聞趣事構成的；報告講到了一些跟人開玩笑的雙胞胎，或者，由於校長分不清哪一個應該受處罰而同時處罰兩個人，還講到有時候弟弟會去追哥哥的女朋友，等等。可是，當高爾頓對檔案材料進行分類，希望找到後來性格不一樣的雙胞胎，他發現，對某些人來說，「肉體和意識的相像到老一直不變，不管生活的環境如何不同」。其他人沒有顯示出差異，而在每種情況下，這都是因為一種疾病或者事故隻影響到了其中的一個。對照而言，兒童時期不相像的雙胞胎（可能是兄弟），哪怕是在一起以一樣的方法哺養，可在許多年裡仍然不相像。

通過用途定義一個詞。（例如：「叉子是吃東西用的。」）

我看不出，等級制度的蠻橫之處，怎麼可能會妨礙有天賦的社會階層，因為他們有能力用慈愛對待同胞，只要他們保持住自己的獨身生活。可是，如果這些人還接二連三地生出一些道德感、智力和生理素質都很差的孩子，很容易相信，這些人被視為國家的敵人，並且使許多仁慈之舉前功盡棄的一天也許就會到來。

用三個既定的詞彙組成一個句子。

比奈在這裏頗有成果地工作了幾年，可又走了一條彎路。他和弗雷進行了一些控制得不太好的催眠試驗，他們想象，自己已經發現了在歇斯底里病人中以前不知道的現象，並把他們的發現公之於世了。他們說，通過磁鐵的使用，他們已經可以轉移處於催眠狀態下的病人正在進行的任何行動，比如舉臂、從身體的一邊到另一邊。更令人吃驚的是，他們已經能夠通過磁鐵的使用來讓病人的情緒或者感覺變成相反的內容，比如，將對蛇的害怕變成對蛇的喜歡。

這次令人不安的經歷使比奈只好退出醫院，也不再與其它心理學家們接觸了。在約兩年的孤獨生活里，他就恐怖、謀殺和心理疾病等主題編導了好幾部戲劇。他還興高采烈地花費很多時間觀察他的兩個孩子，馬德蘭和艾麗絲的思想過程，這兩個孩子當時一個4歲半，另一個才2歲半。為了研究這個年歲的思維本質，他設計了一系列簡單地測試：在一項測試中，他請孩子們說出某些日常用品的用途；在另一項測試中，他請孩子們判斷兩疊硬幣或者兩堆豆子中哪堆或者哪疊數量多些；在第三項測試中，他從一堆物件裏面當面拿走一些，然後一件一件還原，再問他們還有多少沒有還回來。當這兩個小姑娘長大一些時，他讓她們解決一些問題，以便研究推理過程的發展。他在三篇論文里發表的這些研究埋下了發展心理學家讓·皮亞傑未來成就的伏筆，而且也是使比奈出名的第一部分工作。

根據一個雜亂的句子說出有意義的話。

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以後，由於研究方法在不斷發展，人們會發現，高爾頓的問卷和他對數據的分析都有嚴重的錯誤。一方面，其中許多問題，特別是有關受試者成功因素的問題，只會得出非常主觀的答案。另一方面，高爾頓沒有把問卷交給一些不那麼出名的科學家和非科學家們來做；第三方面，他沒有辦法（雖然後來他又發明了一個）用數學辦法來衡量任何兩個因素之間的關係，因而就無法評判到底是偶然還是重要的因素。不過，高爾頓使用的問卷和數據分析法都是具有極重要意義的發明，並且，從此之後就成了心理學研究當中重要的工具。

高爾頓感覺確定的是，在一個「進步的」社會裡（他的原話），比如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天生能力一定會得到成功的嘉獎：「如果一個人有很高的智力水平，有願意工作的急迫心情還有工作的力量，我無法理解這樣一個人怎麼可能被壓抑住……（反過來，）他一定會受到萬眾的歡呼。」

心理學家喬治·米勒在評估高爾頓的發現成果的價值時寫道：

抵抗暗示。（讓孩子看四對不同長度的線條，然後問每對中哪根長些；最後一對線條的長度是一樣的。）

高爾頓是根據「平均值的偏差率」來作為其對天才人物稀少率的估計的。這個定律是在那個世紀的初期由一些數學家推算出來的，他們要表示天文觀測和靠運氣贏牌的遊戲中的數字或牌型的誤差分佈率。可是，它也適用於人類特徵的可變性。1835年比利時天文學家阿道夫·奎特勒利用有關法國兵員的信息報告說，一些人很高，一些人很矮，其它的人都處在中間，最大數量的人是平均值或者接近平均值。這個數據，如果在圖形上表示出來就會得出一個鍾形曲線，大部分人都處在中間位置。從中間於始，越向兩邊走人越少。人類特徵的「正常分佈曲線」概念在今天是如此熟悉，但這個問題在奎特勒的時代竟然會成為一個新發現。

高爾頓1822年出生於伯明翰，遠遠早於馮特、詹姆斯和弗洛伊德，不過，他對心理學的貢獻都是在中年和晚年作出的，因而與前面幾位幾乎就是同時代人。高爾頓少年老成，在一個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家庭里，他是7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兩歲半就開始讀書，5歲前就可以讀任何英語文體了，懂很多拉丁文，懂一些法文，還能解決最基本的算術問題。6歲時，他上當地一所學校，瞧不起其他的孩子，因為他們從沒有聽說《麻米翁），也不知道《伊利亞特》，7歲時，他就把閱讀莎士比亞和普薄的作品當作消磨時間的辦法了。

回答簡單的「綜合問題」。（如：問：「錯過火車后怎麼辦？答：等下趟車。」）

到現在，它還不是智力測驗，因為它沒有提供評分辦法；它只是第一次嘗試，告訴人們可以通過什麼樣的方法來設計智力測驗。這套試題的前30道題極為容易。實驗者將一根點著的火柴在受試者的面前前後晃動，看看是否存在與視力相關的頭眼諧調。後面的測試極難，包括一些判斷能力，如哪些線段長些，重複三個數字，重複15個單詞長的詞彙，從記憶裏面回憶出展示過的圖案，從一張折了一層或者數層的紙裏面剪下一部分后，展開來的圖案看上去會是什麼樣子，最後還有最難的問題，即確定一些抽象術語的意義（「尊敬與喜愛之間有何差別？疲倦與悲傷之間有何差別？」）。在每個年齡段內，正常的孩子都可以在某個程度上令人滿意地回答問題，並完成任務；年齡越大，他們能夠進行下去的題目就越多。這個測定表實際上的確是某種測量工具。

到這個時候，人們很難猜測，已屆中年的比奈會很快乾出一份的確有相當學術內容的工作來，這份工作對全世界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優生學是）改善血統的科學，它……認識到各種影響力的作用，而這些影響力傾向於以無論多麼渺九-九-藏-書小的程度給予更合適的種族或者血統以更好的快速發展的機會，而不是給予那些不那麼合適的種族以否則也會很快的速度發展的機會。

可是，《人類才能及其發展》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極有創見的科學研究成果。有一種是要解決喚取心理圖象的能力的。高爾頓發現，許多非科學家都以非常鮮明的心理圖象思考問題，而許多科學家都是以純粹抽象的用語來思考的，而他推想，喚取鮮明心理圖象的能力會妨礙以高度概括和抽象的形式思考問題。在另一份研究中，他報告了他發明的詞彙聯想測試；他設計了一個由75個刺|激用的單詞構成的單詞表，讓自己一個一個地看這些單詞，把自己想到的兩個或者三個聯想單詞寫在旁邊。他所學的大部分單詞都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比如，重複測試時，他會得到同樣的聯想詞。可是，他觀察到，許多聯想單詞是從他自己的經驗中得來的，而別人是不太可能跟他產生同樣的聯想的，這個發現有極重要的價值。結果，詞彙聯想測試成了研究個體間性格特徵差異的主要手段。

最後一個矛盾是，這些結果沒有哪一項是發明了智力測試並排除了高爾頓法的人所要看到的。阿爾弗雷德·比親的測試勝過了高爾頓法；高爾頓的觀點勝過了比奈的觀點。

分出9種錢幣的價值來。

除此之外，還有他最近奇怪的一種熱情：他想證明，智力直接與大腦的體積相關，並可以通過「測顱術」（頭顱測量）進行測量。他讀過保爾·洛克的書，也相信他（也許還有高爾頓）這方面的觀點。比奈回顧了以前的測顱研究，在他自己身上做了一些顱部測量，並且在1898年和1901年發表了九篇論述這個問題的論文，這些論文都發表在《心理學年刊》上，這是他創辦的一家雜誌，而且由他當編輯。

區別早晨和晚上。

高爾頓自己花錢租用展台展示「人體測量實驗室」，正是為了進行測試，以測量與智力相連的生理特徵，並收集成果。這樣一來，他就開啟了一條心理學研究新形式的先河，與馮特當時正在萊比錫大學進行的實驗研究完全不同，與通過內省法在哈佛實踐的詹姆斯也不同，與「談話治療」的弗洛伊德正在維也納與布羅伊爾商討，並於不久后在自己的辦公室里使用的方法亦有差異。

這刺|激了高爾頓，使他想到要去區分遺傳和環境在顯著成就中的影響，特別是對科學的影響。1874年，在《科學英國人》中，他很公平地提出了這個問題，其對進入了語言的基因及環境對成長影響的論述非常簡潔：

重複兩位數字。

有一陣子，這個圖沒有給他帶來任何啟示；接著，一天早晨，他一邊等車一邊仔細看這個圖，突然間，他發現了數字間的規律。如果他畫一條線，將任何一組幾乎相等的值連接起來，這條線將會描述出一個斜過去的橢圓，其中心點是散點圖的中心點（父母和孩子的平均值）。當他這樣做，並跨過橢圓畫一些線條，將其極點的橫點和豎點連接起來時，它們在每個垂直欄上都通過了孩子的平均身高，且在每個橫排上通過了父母的平均身高值。該圖形狀如下所示：

不管大家對高爾頓的觀點作何感想，他本人倒不是一位花|花|公|子，不是維多利亞時代閑極無聊的沙文主義者，而是一位有超凡智力天賦的科學家，他有熱情，有好奇心，也有對工作的專註。他是一位真正的博學者，一位成功的發明家，一位贏得過大獎的地理學家，權威的遊記作家，氣象學家，他開發了第一套鑒別指紋的實用方法，第一個使用對成研究法來挑開遺傳和環境的影響，他還發明了關聯分析法，這是心理學和其它科學當中最有價值的研究工具。

到1901年，卡特爾已經收集到了足夠的數據，可以進行確定的研究了，而他的學生之一克拉克·威斯勒，也對這些數據進行了一項高爾頓-皮爾遜式的相關性分析。他的發現使卡特爾十分吃驚，也很沮喪：學生的成績與任何一項人體測驗結果都沒有明顯的相關性。如果說成績與學術地位可以指示智力水平，人體測試卻不能夠。另外，這些測試之間的相關性也極差，看上去好像很明顯，這些測試根本就沒有在測量同一個特徵，而不是事先假設的那樣可以測量智力。這樣，由於又出現了一個矛盾，正如高爾頓的發現，即相關關係的分析所示，他的智力測驗方法證明是無效的。

人體測量最熱情的倡導者是詹姆斯·麥基思·卡特爾（1860-1944）。他出生在賓夕法尼亞的伊斯頓城，在拉弗頁大學接受教育，1883年去萊比錫，跟隨馮特學習到1886年。他主要的研究興趣是反應時間，可是，他是個極端獨立的青年學生，敢於向馮特就一些關鍵的方法問題提出挑戰：卡特爾提出懷疑，說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真正以馮特提出的辦法內省的，也就是把反應時間分成感覺、選擇等等。結果，卡特爾儘管是馮特的實驗室助手，但他只有在自己的住處進行一些實驗，因為馮特不允許他在實驗室進行不遵守他的內省法的實驗。

然後，他又著手將一些傑出人士家庭中的顯著人物的比例與之相比較：如自宗教改革以來的英國法官、過去幾百年以來的首相和著名軍事首領、文學人物、科學家、詩人、畫家、音樂家和新教神職人員的抽樣結果。他計算出，這些人出現的比例與四千分之一的比例少得多；他估計，他們的頻率為百萬分之一。如果天才是遺傳的，他應該在他們的親戚中發現一個比百萬分之一甚至四千分之一的比例大得多的傑出人物出現率。

9歲：

指鼻子、眼睛和嘴。

高爾頓工作的成果卻是個矛盾。儘管他在方法學上的許多發明在現代心理學研究中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可是，他的名字對大部分心理學家沒有什麼意義，而對一般公眾更是聞所未聞。他長期于大學氛圍之外進行研究工作，沒有創立任何心理學學派，沒有指導博士論文，弟子也沒有幾個。另外，他主要的貢獻都是研究方法而不是給予人以啟發的理論，可世界只記得後者，哪怕真正有創見的研究方法經常是偉大思想的通道。

到他40歲的時候，因為需要一種新挑戰，他撿起了氣象學。他曾想到，他可以通過最近研製出來的一種發報器同時收集不同地方的天氣數據，把這些數據弄在一張圖上，看看重要的模式是否能夠變得明顯起來。當他這樣做，並把具有同樣氣壓的點用線條連接起來的時候，他就發現，它們可以描述幾近環形的低壓區和高壓區（氣旋和非氣旋），其在地表的運動就是預測天氣的基礎。

那是1886年。10年之後，高爾頓的學生，後來也是他的傳記作家，英國生物測定學家卡爾·皮爾遜研究出了一個計算「相關關係係數」的數學平均值——他把它叫做r，代表回歸——而不需要再建立散點圖。對於任何兩組數據，它將會顯示出一個相關關係，從1（一種完美的一對一協變關係）到0（沒有任何關係），再到——l（完全相反的關係）。到今天為止，皮爾遜法一直是評估相關性的標準方法。在父母孩子的關係中，r係數為0．47（與高爾頓第一次的計算結果稍有不同）：也就是說，孩子們與人口的平均值只有父母的約一半遠。

比奈1857年出生於法國的尼斯；他父親是位醫生，母親是位有藝術天才的婦女。父母在他年輕的時候離異，他因此跟母親一起長大。不管是不是出於這個在當時不多見的原因，還是因為他是家裡惟一的孩子，或者是因為他的天性如此，他長大之後成了一個相當內向的人，沒有什麼朋友，一個人獨自工作和學習的時候感到最自在。

1884年倫敦國際健康展上，在展廳里一個只有36×6英尺的小小展台上，堂而皇之地標著「人體測量研究室」。展台裏面有3位服務人員，長桌上擺著一些簡單的儀器，其中有一個擺錘和一個反應鍵，一個手柄和轉盤，一台光度計，用它可以比較小塊的色彩，還有一個長管子，在助手往裡充氣時，它可以發出一陣哨音，音調可以通過調節管子終端上一桿有刻度的螺絲來調高，直到訪問者再也聽不到為止。參觀者只需花3便士的費用，就可以測試和測量13項特徵：反應時間、視力和聽力的靈敏度、色彩分辨能力、判斷長度的能力、拉力和擰力，吹氣的力量、身高、體重、臂長、呼吸力量和肺活量。

比奈和西蒙在測定某些孩子是可以認作正常的，其它一些孩子可以認作心理遲鈍的，這樣做的時候，他們產生了一個了不起的想法：心理遲鈍兒童的智力與正常兒童的智力並非是不同的智力，而只是沒有完全發育到這個年齡應有的水平；他們以大約與比自己小一些的兒童一樣的方式回答這些問題。因此，智力可以通過比較一個孩子的操作能力與這個年齡組的正常孩子平均的操作能力而測量。如比奈和西蒙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