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作為一個傑出的新聞人，他和他的報紙，始終在揭露社會陰暗、政府黑幕，在奸商、政府官員、政府公職人員的劣跡後面緊追不捨。自己卻不但安然無恙，還在迅速發展壯大。1908年，普利策已經六十一歲，他的主編懷疑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的政府在操作巴拿馬運河開發的時候，有貪瀆行為，於是在報紙上提出質疑。結果，儘管《世界報》的這一行動，普利策事先並不知情，但他本人和他手下的總編和一名編輯，還是被盛怒之下的羅斯福總統起訴誹謗罪，告上法庭。由於這個案子，開始了整個新聞界對巴拿馬運河操作的調查，種種疑點在暴露出來。

普利策本人就是一個矛盾體。他真誠地出於正義感、出於對窮人的同情，猛烈地抨擊富人的奢侈生活。可是，報紙的商業運作，也很早就使普利策成了一個極富裕的報界大亨。從本質上，他其實和許多的富人一樣，在做著善事，也在過著奢侈的生活，也經常揮霍無度。他通過自己報紙的運作，在為社會尋求公義，關心著那些他所不認識的社會大眾們，卻常常並不那麼關心自己的孩子和親人，對手下的人經常粗暴無禮。社會批判和社會關懷，變得悲壯和抽象，成為一個人實現自我價值的「崇高理想」，而不完全是人性善良的自然延伸。矛盾本身體現著真實的人性和人生。假如誠實地面對自己，幾乎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是如此。人們只是更願意表現、甚至誇張地展示自己的某一面，而不由自主地在忽略迴避自己人性中的另一面罷了。所謂人性，不論善惡，只是人的屬性，本不為奇。

社會的黑暗面，也自然會進入政治上層。幸而，依據憲法美國始終保障了自然發展的新聞界。當時，一個好記者的招牌首先是正直、反腐敗。所以衝鋒陷陣工作、生死不顧的一流記者普利策很快出名。更稀奇的是，年方二十一歲的普利策竟然因此當選為密蘇里州參議員。大概只有美國這樣人人都是移民、不講資歷的國家，才會出現這樣的事情。在1870年1月上任的時候，他離法定的參議員年齡還差了整整四歲。他自己當然心裡有數，可是仍一聲不吭，走進議會大廳就在裏面坐下來。居然也沒有人提起他的「非法年齡」。

瘋狂的天性，巨大的壓力、佐以自身矛盾的衝突，足以令人錯亂。最典型的是普利策的《世界晚報》的執行主編，他深深陷入自己炒起來的新聞界戰爭熱潮，不能自拔。一天傍晚，報紙已經送去印刷廠，他突然衝上樓大喊，戰爭！戰爭！我們必須出一份號外！接下來，他頗為冷靜地交代了號外的安排，巨大的「戰爭」二字橫跨了整個頭版。事後，同事們才發現他已經精神失常，再趕緊派人衝到街頭，從報販手裡趕緊搶回那些「戰爭宣言」。

1911年的新年裡，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一致裁決，駁回了西奧多·羅斯福的上訴，這場官司終於落下帷幕。

人最難了解和面對的，大概就是自己了。任何一個新聞人都知道，越是地震、海嘯、火山爆發這樣的災難，也就具有越大的「新聞性」。然而，「新聞轟炸」幾天之後，人們的心理會迅速疲勞，再連續報道，民眾就不會再感興趣。因為它不再是「具有新聞性」的「新聞」。面對悲慘的事件，人們確實具備、也總是願意相信自己的同情心和關懷他人的意願，可是人們往往不願意麵對的是：每個人的良知都有局限。人有優點和弱點，善和惡，那是一枚錢幣的兩面，新聞業是傳達善惡兼備之人性的最典型的地方。假如沒有這點認識，新聞業很難有徹底的反省。

新聞業站在揭露腐敗的前沿，其實並不需要做任何刻意安排，不需要報社老闆做動員，因為那應該是新聞業的本性。只要不加以干擾，新聞業自然就是這個樣子。普利策那種把新聞當作生命，甚至有些誇大的戰鬥性，都是優秀記者的基本特點。只要任其自然發展，這個行當就會自然地聚集起這樣一批人來，以暴露社會陰暗面、發掘腐蝕社會的違法行為為目標。因為在這裏面，優秀的新聞人能找到自己的人生使命感，也因為他們知道讀者在那裡等著，這是他們存在的意義。人們常常把記者叫做無冕之王。因為唯有記者六親不認，天底下正在發生的一切故事，都是他們在負責追蹤的「新聞」。區區平民，只要當上記者，皇上也在他的監察之下。

普利策九*九*藏*書手下的主編、編輯和一線記者們，可以數出一大把是以程度不同的精神失常甚至自殺結束職業生涯的，包括他的也成為報業名人的弟弟。十九世紀後期美國新聞界的急劇發展和膨脹，其速度足以沖昏任何正常的頭腦。何況當時選擇加入這個行當的人，多少有著異乎常人的激|情。

新聞業恰是一個最典型地表達人性矛盾與衝突的行業。它在凸顯伸張社會正義的同時，並不能自然避免它的種種缺陷。它的虛榮和誇張、它過度的獵奇、它受大眾弱點的操縱。這就是新聞業的個性。看待新聞業，就像看待人一樣。你不能企求人成為天使，你也不能期待把新聞業徹底改造成為溫文爾雅的天使行業。事實證明，任何一個社會試圖扼殺新聞業先天的追獵本性，都是危險的，都會因此失去了社會自然產生和發展出來的自凈功能。

在普利策的時代，報界的商業競爭也都出現過抄新聞和偽造新聞的小動作。探得一條重要新聞，要花大力氣，還要花錢。尤其當時的交通通訊還很不發達，要報道國際新聞，實在很吃力。而「製造新聞」卻很難查證。普利策的《快郵報》新聞曾經常被其他報紙抄襲，弄得他很惱火，結果他設了一個圈套，刊登了一個阿富汗反英暴動的所謂電報新聞稿。經常抄襲他們的《聖路易斯星報》也發表同樣文章。普利策馬上發表聲明，這是自己故意偽造、用來打擊抄襲者的假新聞。《星報》名譽嚴重受損，不久就倒閉了。

在普利策接受《世界報》七年半的時候，搬進紐約新的報社大樓。《世界報》當時驕傲地在報上列舉了他們的成就，其中包括：揭露了精神病院的黑幕使之得到改進；促使改善了賓夕法尼亞州礦工的工作條件；促使紐約州不再按照一項中世紀法律而關押欠債者；揭露一名共和党參議員操縱總統競選；擊敗了大公司老闆提出的取消星期六休息半天的法律提案；揭露希爾頓將慈善院改建為大旅館的過程；揭露貝爾通信公司的欺詐；迫使紐約市敲詐勒索的典獄長被解僱；揭露阻止了路易斯安那州一家彩票公司一千萬美元的欺詐；使得一個只被富人使用的花園向公眾開放；贊助和組織讀者捐款，設立為窮人服務的免費醫療所，等等。普利策提出對嬰兒牛奶品質嚴格管理、促進牛奶達到窮人也能接受的低價，在他努力了二十年後，美國才意識到這是政府的責任，才成立了食品藥物管理局。普利策經營他的《世界報》長達二十八年，這樣的努力從來也沒有停止過。

難以否認的是，那一片混亂，卻是新聞界自然發展的必經之路。

從傳播本身來說，在普利策的時代，還沒有經過衛星瞬間傳送的廣播電視這樣強有力的媒體。從社會環境來說，也沒有今天這樣的局勢。今天的媒體假如要煽動民眾的話，具有豈止當年的普利策們千百倍的調動力。新聞正在日日面臨新的課題。

那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因為市場在推動，政治風雲漫卷，與同行對手又在激烈競爭。儘管普利策開始思考報紙的責任，許多問題還是無可避免地發生，他的報紙此後還是曾被政黨利用，成為他們的喉舌。雖然在事後，他痛悔不已。

美國報紙一開始是有強烈的政治傾向性的。這種傾向倒還不是來自政府的控制，而是來自競爭中的兩黨政治的需要。最初的美國政治基本上還是精英政治，而報紙也因印刷技術上的原因，價格奇貴，無法普及，活像是精英們的論壇。隨著印刷技術的突破，報紙從精英層走向大眾。南北戰爭中，人們對戰爭新聞的需求，也對新聞業猛推了一把。很快，新聞獨成一業，紅紅火火，上到達官貴人，下到市井小民，誰也離不開報紙了。普利策恰在這個時候，參加了進去。

十個月後，六十四歲的普利策去世了，茫茫大海上，他孤獨的遊艇緩緩降下半旗。

1917年，普利策新聞獎第一次頒發。也就在那一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這個新國家由種種理想化的觀念出發，試圖由國家力量改造新聞出版業，只有被認為是「好的思想、好的言論、好的新聞」才發表。從實踐來看，這樣的新聞業卻是九*九*藏*書死氣沉沉，失去了新聞出版業的靈魂。而社會也失去一個最重要的監督。新聞業被強勢操縱，也就同時放大了它可能的煽動能力。新聞業有它天生的弱點，假如由強力來掌控的話，其結果只能是兩種弱點的疊加。

提起新聞業，大概沒有人不知道普利策其人。想起普利策的故事，我總是會有一些和新聞業相關的七七八八的感想。

這可不是什麼文學比喻，這是普利策人生出場一開始就亮出來的選擇。雖然青春期的少年或多或少會有類似衝動，所謂不管「幹什麼」，總要「干點什麼」。所以，順便說句題外話，這也是判斷一個政治家是否正派的標準：正派的政治家會堅決始終面對成年人說話。而不正派的政治家煽動民眾時往往會先從青春期的孩子入手。普利策1847年出生在匈牙利，他和正常的青春期孩子還是不同，少年普利策早早獨立。而且剛一獨立，他就在固執地尋找一個炮火連天的戰場。至於這仗為什麼要打、打的是誰，他根本不在乎。

這讓我想起後來的《華盛頓郵報》創辦人尤金·梅耶，他在買下自己的報紙的時候，也發表了他經過反省后確立的辦報原則：

普利策在遺囑中，將兩百萬美元捐贈給哥倫比亞大學，用以建立一所新聞學院。其中五十萬設立今天聞名世界的普利策新聞獎。普利策說，他認為新聞業應該進步和得到提高，他說：「這是一個崇高的職業，一個因其對人民心靈和道德產生影響的、無比重要的職業。我希望能夠協助吸引正直能幹的年輕人加入這個行列，同時也幫助那些已經從業的人們，讓他們能得到最高水準的道德和智力培訓。」在普利策眼中，新聞業是一個需要不斷認真研究的學問，也是一個需要不斷反省的嚴肅行業。

在那個年代的美國，新聞界是另一個廝殺聲不斷的戰場，大量具有普利策性格的人投身其中。他們要在激烈競爭中，找出最具刺|激性的轟動新聞——這不單是商業利益和報紙的銷量在驅動，還因為這就是這個行業本身的職業屬性。記者們一個個跟偵探一樣在刺探和搶奪新聞，大報主編們水平的高低，是天天隨著報紙的出版而揭曉的，新聞界很自然地就集合起一批中流砥柱。普利策是從一線記者干起的。他一天工作十六個小時，是個拉也拉不住的工作狂。

這個案子最後成為整個美國新聞界與政府的對抗。因為對新聞界來說，假如一張報紙批評政府，政府就可以動用國家力量來起訴報紙，如果定了「誹謗罪」的話，報紙以後還怎麼生存？最後法院宣判普利策無罪。普利策鬆了一口氣，總算他不必死在大牢里了。可是，他高興沒有多久，就有消息傳來，剛剛在非洲打獵殺了獅子的西奧多·羅斯福，捲土重來。羅斯福咽不下這口氣，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

美國新聞業的自由經濟特性，給普利策這樣出類拔萃的新聞人，提供了可觀的發展機會。為了留住報紙的靈魂人物，他工作的《郵報》老闆，決定給年方二十五歲的普利策以報紙的一部分股權，這使得普利策很快成為一個富人。他後來賣掉自己的股份，在三十一歲的時候，買下了自己的報紙。

這番原則的公布是在1935年3月5日，表明尤金·梅耶要走獨立、中性的道路。可是直到那個時候，很多人都還在懷疑，尤金·梅耶本人是一個具有強烈黨派傾向的共和黨人，怎麼可能辦出一份獨立的報紙來。可見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報紙的黨派性還是很普遍的。而普利策提出類似原則，是在尤金·梅耶的整整五十七年前。

記者和議員的雙重身份，更使普利策始終站在揭露反對腐敗行為的最前端。在那個年代的美國，說新聞業是個戰場，一點不算是誇大。精神病院的黑幕、政黨和財團的金錢交易、保險公司的欺詐、警方的殘忍行為等等，無一不在報紙的揭露和抨擊之中。有一次，普利策揭露了一個承包商的黑幕，那個像拳擊運動員一樣身材的承包商，當眾指著他的鼻子破口大罵。論打架，細長身材的普利策不可能是他的對手。據說，在九九藏書激怒之中，他回去提了一把槍來，半路告訴別人說：「要出新聞了！」最後，他們先是扭成一團，後來又有槍響，雙方都受了傷。究竟發生了什麼，兩人的說辭不同，誰也搞不清楚。幸好沒有出人命，事情也就不了了之。此後人人知道，普利策走到哪裡，口袋裡都會揣著一把槍。

普利策加入這一行正是時候，那時美國新聞業在蓬蓬勃勃發展，卻還沒有規範。因此，讀他的故事也真像是在讀一部美國新聞史。

普利策在三十九歲就爆發嚴重的精神方面的疾病。他的眼睛此後逐步失明。普利策變得無法接受噪音。哪怕是輕微的、常人根本感覺不到的聲音，他也完全不能忍受。

普利策自己並不滿意。他認為，由於關鍵文件被銷毀，巴拿馬運河操作一案的內幕最終沒有完全揭開。普利策認為，假如案情揭開，還能夠證明自己的報紙報道屬實，根本不存在誹謗問題。可是，對整個美國新聞界來說，法院在審理的時候，認為不論報道是否屬實，羅斯福起訴的依據的基本推測就是錯的，就是說，不能認為這樣質疑的報道，就是「損害了美國的尊嚴」。這種思維方式，使得這個案子對新聞界的意義尤為重要。

這項起訴持續了將近兩年，直到羅斯福總統下台，新上任的總統塔夫特仍然堅持繼續這一起訴。在《世界報》主編髮出這一質疑的時候，手頭只有蛛絲馬跡而並沒有確鑿的證據。因此，當時普利策和他周圍的人，都不知道最後法院是否會判他有罪。這時的普利策，已經是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大家相信，根據他的健康狀況，只要是一進監獄，他毫無疑問會馬上死去。普利策內心其實也很緊張，可是，循著他的辦報理念，他又堅持要求他的《世界報》繼續對當任的塔夫特總統的政府作出犀利的批評。

新聞從業人員很容易失去必要的界限，在狂熱事業心的驅動下，他們可能過度利用大眾心理中的弱點，使得新聞業的弱點和大眾的弱點疊加起來，令新聞業走向歧途。走過頭的報紙，就叫作一張「不負責任」的報紙。而什麼是報紙的社會責任，以什麼方式具體履行它的社會責任，這是整個新聞界在發展中逐漸反省的問題。普利策、尤金·梅耶式的思考，正是美國新聞界的良知，在商業大潮中的逐步覺醒。

新聞業不是人們刻意製造出來的，它來自人對本能需求的滿足。它像一顆埋在非常適合生長的土壤里的種子，一旦發芽，就會迅速生長起來。人們組成社會，自然要了解自己身邊發生的事情，報紙在英語里就叫「新聞紙」，是完全鮮活、真實的社會動態。報紙一旦不能反映社會真實，一旦被外力扭曲，它就失去生命和靈魂了。

隨著政治黨派的自然產生，報紙也跟著有了強烈的黨派性，有此黨的聲音，也有彼黨的聲音，吵得不亦樂乎。有時，一個黨派的新聞還只肯給自己一派的報紙。瘦弱的普利策做記者卻是拚命三郎，雖然是共和黨報紙的記者，他卻什麼新聞都積極爭取。有一次，他破門而入，竟把阻擋他進入民主黨會場的看門人打翻在地，成功寫出了民主黨秘密會議的新聞報道。

聰明過人的普利策，在旅途中就摸清了來龍去脈。在接近美國的時候，他跳入冰冷的海水，搶在兵販子之前趕到紐約，領走了那筆可觀的雇傭兵費用。幸而這個幾近瘋狂的少年，沒有就此戰死在這場對他來說毫不相干的戰爭中。不到一年，戰爭結束，在這塊完全陌生的新大陸上，謀個飯碗成為普利策的當務之急。真巧，不甘平庸的普利策遇到新聞界。他先進入德語的僑民報紙，隨著英語長進，又逐步轉到英語報紙。這真是天賜良機，那是和平時期他能夠找到的最具刺|激性的行當了。

一片混亂之中，仍然有頭腦清醒的新聞人。當時的《晚郵報》主編古德金，嚴厲譴責普利策和赫斯特都在「嚴重歪曲事實，蓄意捏造故事，煽動民眾」。《世界報》的瘋狂，維持了四個月。四個月後普利策清醒過來。可是，已經晚了。如古德金所預言的那樣，這兩大報紙在美西戰爭中的表現，作為「美國新聞史上最無恥的行為」被記錄下來。

今天的美國民眾在更多依靠一個自由開放的新聞系統，來抵禦媒體可能的煽動。他們盡量從不同來源獲取信息，以判斷新聞報道的真偽，而成熟的行業競爭和淘汰，是新聞業質量的保證。每一個大大小小的報紙，都是https://read.99csw.com一個獨立的分支，它們相互之間達到一個制約和平衡。來自外部的監督，不是政府而是讀者。讀者每人手裡有一份選擇的權利，假如你的報紙消息經常是虛假的，民眾就棄你而去，買別人的報紙去了。

這還不是最糟糕的事情。普利策和赫斯特競爭的高潮，也是美國報業發展的高潮。當美國和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之間形勢緊張，這兩家大報幾乎是身不由己地、為了報紙的「新聞效果」而開始煽動民眾。這時，美國軍艦「緬因號」，突然在屬於西班牙殖民地的古巴哈瓦那港口|爆炸。競爭中的普利策和赫斯特，為了比賽新聞的「聳動」，在報上推出種種煽動性的猜測，甚至兩個報紙都發表了偽造的「緬因號」艦長給海軍部長的電報，稱爆炸「並非事故」。雙方的報紙發行量都因此猛升和暴漲。美國民眾果然被激怒，民眾的情緒又反過來推動報紙甚至推動國會宣戰。

1878年，普利策的手裡掌握了一份他自己的報紙。一開始，他對新聞業就頗有自己的反省。在報紙黨派性還很強的時代，他提出自己的報紙要「為民眾服務，不為任何政黨牟利」，報紙「不是政府的支持者，而是批評者」。身為共和黨人，他宣稱自己的報紙不是「共和黨的喉舌」，而是要「說出事實」、「要摒棄民眾偏見和黨派偏見」。

終於到了1863年，適逢美國南北戰爭進行到最尷尬的時刻。戰爭的規模、傷亡和拖延的時間，都遠遠超過了林肯總統的預期和民眾能夠忍耐的程度，聯邦一方的北軍一向採用的志願募兵已經行不通，初試抽籤徵兵，就在紐約引起大暴亂。於是聯邦政府轉而向歐洲高價招收雇傭兵。一批尋找雇傭兵的二道販子，被抽成的利益吸引應運而生。他們立即撲向歐洲，在大街小巷亂串，獵取任何一個願意步上遙遠的美國戰場的對象。1864年底，一個美國兵販子和十七歲的普利策相遇，雙方一拍即合。

寫到這裏，我驚訝地發現，今天恰好是普利策去世的日子。他在1911年10月29日去世，那是整整九十四年之前。他的經驗教訓已經是一百年前的故事了。

普利策的過人之處在於，他對新聞業是有反省的，他或許是從自己的負面教訓中意識到，沒有自我反省意識的新聞業也是危險的。遠在他去世之前，他就已經開始建議美國成立一所新聞學院。1904年5月，普利策在為《北美評論》（North American Review）撰寫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我們的共和國將與媒體共存亡。維護社會公德，需要擁有訓練有素、是非分明、有勇氣為正義獻身的智能型報人，以及有能力、公正、具有民眾精神的媒體。否則，民眾、政府會變得虛偽而可笑。一個憤世嫉俗、唯利是圖，或蠱惑民心的媒體，最終會製造出一樣卑劣的民眾。塑造共和國未來的力量，掌握在未來的新聞記者手中。」

於是，普利策先是要求加入奧地利軍隊，後來又要求加入即將開赴墨西哥戰場的法軍，然後渡海要求參加英軍，以便前往英國殖民地印度。可是，這些軍隊都一一拒絕了這個送上門來的「炮灰」——他太不像一塊當兵的料了。少年普利策身高一米九，卻瘦弱得像根竹竿，還是個近視眼。

新聞業的社會監督功能，使它似乎頂著一個金色冠冕，讓人覺得它就是領受了神聖使命來到人間，就是一個天然正確的社會角色。可是，身在「此山中」的普利策，深知並不那麼簡單。新聞業也是一個由人組成、由人在運作的系統。它也在聚集和反映出人的弱點。

普利策是一個典型的新聞人，或者說是一個天生的冒險者。很多風險投資者都具備他這樣的性格。我相信這樣的人從精神構造上就和常人不一樣。他們天生的就在內心涌動著超常的冒險慾望、異乎尋常地追求一個奇異人生。普利策也是如此，他從小就像一隻飛蛾，渴望撲向一團熾烈光亮，哪怕明知這光亮就是一團火，一頭撞上去就會瞬間焚毀，他也會死活不顧地一定要撞上去。

假如說，美國這塊土地是一群天使居住的地方，那麼它的故事帶來的經驗就一九九藏書文不值。兩百多年來，這裡是一個「聯合國」。世界各地有各種問題的人，在這裏聚到了一起。當時移民來美國的人，多半在家鄉的狀態和少年普利策一樣潦倒，不少人的性格是和普利策一樣敢於闖蕩甚至鋌而走險。雖然並非每個人都有普利策的好運氣，可是在兜里沒錢，卻都要吃飯這一點是沒有區別的。因此，假如說美國歷史上的大城市，曾是一個犯罪率高、黑幫盛行、盜賊滿地、騙子投機無處不在的地方，實在是一點也不叫人奇怪。移民們把世界各地的黑暗，都扯下一片，隨身帶了來。而警察體系的成長速度，常常跟不上天天在港口一大船一大船下來的移民增長速度。

我想，普利策和他的手下編輯並非戰爭狂人，可是他們曾是新聞狂人。這個行業競爭激烈，還挑戰著體力、智力、快速反應能力、判斷力等等，這是具有拼殺刺|激的行業。美國新聞業很自然就集合起一批如普利策這樣能力超強、在精神狀態上熱情過度、正義感過強，甚至精神處於臨界狀態的人。他們在推動著新聞巨輪，巨輪也在推動著他們，越滾越快。到了一定的地步，他們已經完全身不由己。他們既主動地窮追猛打社會的黑暗腐敗，也被動地被新聞的社會轟動效應推動而飛速旋轉。他們為正義奮不顧身，而虛榮和幻覺有時又把他們推向非正義。有時候，他們自己也分辨不清：當他們開始懷疑自己，他們也一定在竭力說服自己相信，自己只是在百分百地維護職業榮譽。人性的兩面，都被這個特殊的行業，驟然放大了。

可是普利策自己的報紙也不能免俗。1895年，普利策當時已經成為報業巨頭，他手下的《世界報》和另一個報業巨頭赫斯特的《日報》，進入白熱化競爭，雙方的編輯簡直像肉搏一樣拼上了。這時，雙方都有抄襲對方的情況。結果，《日報》搶先設計了一個圈套，刊登了一篇完全虛假的偽造報道，情節特別感人。這樣的遊戲其實很危險，假如對方並不上鉤，還可能揭露你偽造新聞。但普利策的編輯果然上當，改頭換面剽竊了這個新聞故事，還捏造了自己為開發古巴新聞派出的專船。緊張地等候著魚兒上鉤的《日報》報社裡，編輯們一片歡聲雷動，馬上公開他們的假新聞計策，猛烈攻擊《世界報》的誠信。普利策只好自吞苦果。最令人氣結的是，《日報》編輯在偽造的時候，還有意把新聞故事主角的名字起作「我們剽竊新聞」這句話的諧音。

不單單像普利策這樣的新聞從業者是有弱點的，也不單商業運作會對這些弱點推波助瀾。就本質上來說，新聞業本身就是建立在人的弱點上的，所以才會有這樣的老話，叫做「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人都有好奇、獵奇的心理，人的創造性就來源於此。可是，當這種好奇心失去分寸、大眾心理集合膨脹，也會帶來令人吃驚的負面後果。

三十九歲以後的普利策，有二十二年是在遠距離控制他的《世界報》。有很多年，他只能住在一艘隔音包裹嚴密的遊艇上，漂蕩在海上，以遠離塵世無時不在的噪音，眼前一片黑暗。他的精神狀態是不穩定的，好在這個時候他已經是一個巨富。他的財富能夠減輕他的痛苦。他能夠有能力支付和保障一個非常特殊的生活狀態，以高薪聘用最好的秘書班子。他對輕微的噪音都不能忍受，卻很喜歡聽音樂。於是，永遠有人在隨時準備為他演奏。他依然思維敏捷、有一副最佳新聞老闆的頭腦。《世界報》由他的主編們在具體運作，他只顧掌控大方向。每天早上，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讓他的秘書給他讀新聞：他的報紙的新聞、別的報紙的新聞。在最關鍵的時刻，他從來沒有離開「他的戰場」。他沒有生活，他只有報紙。

承認人有弱點，而且承認人的弱點不可能完全消除，這看上去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可是，這樣的立論起點，給西方文化對制度建立之必要，提供了最早的警醒和持續不斷的努力，也把個人和社會，放在一個不斷反省的氛圍中。新聞業只是其中一個典型例子。普利策以自己磕磕絆絆的新聞生涯，在提醒人們這個簡單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