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幾次在開車經過寬河大橋的時候，不由自主談到培尼中校被殺案，我們問自己：「為什麼這兒還沒有豎起一塊培尼中校遇難地的紀念牌？」我們也這樣回答自己：「也許，麥迪遜縣還沒有等到卸下歷史負擔的那一天。」

在今天，麥迪遜縣的后一代，已經無法想象，怎麼可能發生如此荒唐的謀殺。那天晚上相遇的那三個白人和三個黑人，他們非親非故，無冤無仇，謀殺也沒有任何金錢利益的動機。在今天，新一代的麥迪遜人，回頭去看，都說這是世界上最「莫名其妙」的謀殺。可是，被告的辯護律師赫德森是當地人，正如他在今天所說，這三個白人是KKK極端分子，在四十年前，「不僅他們的思維方式如此，還有很多人也是這樣的，雖然是錯的，至今仍然是錯的，可是在那個時候，他們就是這個樣子」。

這樣，蘭奇和葛斯塔雖然沒有出庭作證，可是當時宣讀的他們的交代證言，是合法的證據。

白人大多穿著保守，舉止拘謹。一開始，大概還不習慣黑人教堂的風格，還是默默安靜地坐著。黑人牧師招呼他們：「一起唱起來跳起來啊，別忘了這可是教堂！」可是，白人的教堂多為莊嚴肅穆的風格，走進教堂，他們比平時的自己更安靜。在這個時候，上來了一個穿著粉紅外衣，又矮又胖的黑人老太太，我以為她一定是走錯了才上台的。可是她一開口，歌聲飽滿純凈，一下子感染了所有的人。她在台上邊唱邊舞，時而高亢，時而低吟，她似乎是隨心所欲地邊說邊唱，像是一個女神，又像一個女巫。她也不需要預先寫好的歌詞，她的歌詞就是她和在場所有人的對話，也是和上帝的對話。她一遍一遍地重複，似乎可以無窮無盡，所有人卻都像中了邪一樣，隨著她唱起來，一遍又一遍。很多人也坐不住了，站起來手舞足蹈。直到所有的人都成為她的和聲部。她從台上唱到台下，到最後似乎只是在哼哼唧唧地跟自己說話，人群卻完全被她迷住了，歌聲變得狂熱，似乎要衝出屋頂去。直到她最後舉起雙手表示結束，人群一起爆發出歡呼和掌聲。

可是四十年前的那個夏天，這樁謀殺案尖銳地把問題挑開了：白人殺了黑人，你同意依法判處白人死刑嗎？假如同樣的證據證明是黑人殺了白人，你還會裁定被告無罪嗎？法庭上的十二名陪審員是隨機抽樣而來的普通麥迪遜公民，他們被看作是麥迪遜縣的、喬治亞州的甚至是南方這幾個州的白人民眾的象徵。於是平時只是隱隱約約存在的這種對生命價值的不平等看待，這種對大多數人來說，幾乎是一個個人隱私式的觀念，終於在1964年的夏天，被毫無遮攔地公之於世。

按照規定，案子在案發地審判。這個默默無聞的南方小縣的縣城，突然因開審一個全國大案而一夜出名。離我們家只有三英里的小鎮上，近百名記者從全國各地蜂擁而來，把小鎮中心最漂亮的一棟古老紅磚樓房，團團圍住。那棟建築物是縣法院。現在，法庭已經在幾年前搬離，紅樓還站在老地方，今天走進去，還可以看到原來法庭的布局依舊，陪審員的木椅子已經搖搖欲墜了。站在積著塵土的空曠大廳里，真是很難想象，四十年前這間普通的屋子，曾經是全美國關注的中心。

在結辯的時候，州檢察官對陪審員們說，他認為蘭奇和葛斯塔對聯邦探員的交代，是壓倒性的證據。他稱被告是「冷血謀殺者」，他試圖喚起陪審員們對這個黑人的惻隱之心。檢察官告訴他們，培尼軍官和他們是一樣的人，也會感覺痛苦，也渴望生活。培尼軍官對自己生命的珍視，和被告一樣，和陪審員們一樣，也和檢察官一樣。「紳士們，請拿出勇氣ｒｅad.９９ｃｓｗ.ｃｏｍ，做一個正確的抉擇。」「讓我們向世界宣告，他們從喬治亞州的雅典市跑到我們縣裡來殺人，我們麥迪遜縣是反對的。向全世界宣告，這是錯的。」州檢察官提出要求判處被告死刑。

法官斯凱爾頓是一個參加過「二戰」的軍官，還是一個前檢察官。是一個公認的「非常好、也非常傑出的紳士」。在開審前，在他寫的二十七頁對大陪審團的要求中，特地寫了要求陪審員放下偏見的條文：「本法庭保護進入法庭的所有公民的權利。不論他是窮是富，不論他的身份地位如何，不論他是黑人還是白人，是紅種人還是黃種人。」法官要求陪審員放棄一切偏見，「平靜地」權衡證據，作出判斷。可是，在斯凱爾頓法官對大陪審團講話的時候，他也似乎是在向一個龐大的聽眾群演說，他表達了一些政治見解。甚至闡述了自己對新的《民權法》的反對意見，主要是在《民權法》中，為了保護弱勢群體，干預了業主歷來擁有的一些權利，這在有著悠久自由經濟傳統的美國，是特別引發爭議的。他認為這樣的立法，「將是葬送這個國家自由的一個開端」。斯凱爾頓法官對陪審員的講話很不尋常。似乎預示了，政治觀念、政治立場，始終無可避免地成為這場刑事審判的背景。

星期六的清晨，路過小鎮自動販報機。機器里賣的都是當地小報，內容主要是這個縣的鄉村和小鎮的地方新聞。我們住在這裏多年，卻幾乎從來不讀這些地方小報。可是今天，就像上帝伸出手指，戳了一下我的腦門，我在匆匆走過販報機的時候，朝展示頭條新聞的玻璃門掃了一眼。於是，在走出超市的時候，破天荒地買了一張縣報。

四十年前的現在，是美國歷史上氣氛緊張的一個夏日，緊張的根源就在幾個極端南方州。在培尼事件發生的九天前，美國的《民權法》在1964年生效。這個法案正式宣布結束了歷經八十年的種族分離。大家都明白，雖說這是聯邦法，可是它首先是針對幾個南方州的。全世界都熟知美國曾經有過種族隔離制度，其實在美國五十個州中，只有少數南方州實行過種族隔離。

在這漫長的八十年裡，南方本身也在往前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是南方變化的當口，從要求教育質量的平等開始，黑人終於在聯邦最高法院取得一步步的勝利。一部分南方州相繼解除了種族分離。在這個過程中，最頑固的所謂南方深腹地：密西西比州和阿拉巴馬州，都因此發生了一定程度的民眾動蕩。

培尼軍官是個黑人，卻不是當地人。他的家是在首都華盛頓。翻開培尼軍官的履歷，那是一個非常傑出的美國公民。他是「二戰」老兵，也是一個教育家。從太平洋戰場回國以後，培尼軍官是華盛頓地區學校的助理主管，管著五個學校。他領導著童子軍，還是預備役的軍官。1964年的這個夏天，他九_九_藏_書離開北方的家，去到南方的貝南堡就是為了參加定期的預備役軍訓。軍訓在7月10日結束，他和兩名戰友聽說南方現在對黑人不那麼安全，就決定在夜間行車，希望在穿越南方的時候不引人注意。就在經過離我們家三十英里的雅典市的時候，他們在喬治亞大學正門，那個著名的黑色鑄鐵小拱門前，略作停留。那是7月11日清晨三點，原來的駕車人實在困了，培尼軍官就上去把他換下來。他們還看了地圖，決定抄近路，順72號公路，再拐上了172號公路。

四十年過去了。鄉親們聚在一起，把他們久久背負的歉疚說出來。他們認為，今天南方的變化，不是黑人勝利了，而是所有的人都勝利了，我們都走出了褊狹，超越了自己的局限和族裔的樊籬。

當地黑人兒童的聖歌合唱團朝氣蓬勃，充滿著活力。這種風格的童聲合唱團，在美國的幾乎所有黑人教堂里都有，他們有非常鮮明的黑人文化特色。四十年前，培尼中校必須在夜間才敢穿越南方，而且他最終也沒能活著穿越出去。這個教堂的黑人牧師說，他當時還小，消息傳來，他的父母嚇得不知如何是好，慌張得像鴕鳥一樣，用油漆把窗子都刷上了漆。而今天，在他的教堂里，麥迪遜的黑人孩子們放聲歌唱，目光純凈，充滿了自信。我迴轉頭，向身後的一名白人婦女微笑了一下，她也笑了，眼中卻淚光閃閃。

車中倖存的兩人被槍聲驚醒，一開始還以為是炸了輪胎。之後才發現自己身上都噴上了血，疾駛中的車子完全失控。他們好不容易接過車，剎在一座大橋邊，只差一點點，他們就衝進河裡去了。這條河叫做「寬河」，橋頭豎著我們居住的麥迪遜縣的界牌。車子剛剛卡入這個縣的邊界線。麥迪遜縣因此捲入一場旋渦。

開審是在1964年的8月，檢察官請出的第一輪證人是和培尼軍官同車的兩個預備役軍人。他們講述了那個恐怖夜晚的經歷，可是，事發時，他們兩人都還在睡夢之中，驚醒后全力試圖控制車子，在黑夜中能看到的也很有限，因此，從「目擊犯罪」的角度來說，證詞不能「扣住」罪犯。

就如同當年麥迪遜縣十二名陪審員的背後，是南方白人普遍的種族歧視立場；四十年後的今天，麥迪遜縣紀念音樂會的背後已是一個新生的美國南方。

任何一種立場，最怕的是極端分子。南方各州當時處於緊張狀態，主要是極少數KKK極端分子，如同今天的恐怖分子一般，你根本無法預期他們會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做出什麼事情來。正因為如此，很少的人就能夠造成大的恐怖，尤其感到恐怖的是黑人。

這次紀念音樂會上得到的捐款，將用於在培尼中校被害處豎立一塊紀念銅牌。

在培尼案的謀殺罪審判中，證人拒絕作證，在當時是可以預料到的，當地白人民眾普遍有種族歧視觀念，證人必然會感受民眾的壓力。即使證據充分，陪審團作出「被告無罪」的裁決，也仍然是可以預料的。在陪審團開脫證據確鑿的謀殺罪的背後，是四十年前當地南方白人的一個很普遍的立場：他們不認為一個黑人的生命和一個白人的生命是等同的。這個立場是一種隱隱約約的觀念，平時他們不必作出聲明和表態張揚，他們甚至可能都沒有清楚地問過自己。這個問題在日常生活中似乎並未出現，即使在四十年前，因極端反對種族平等而要出去殺人，還是極為罕見的事情。絕大多數的南方白人民眾勤勤懇懇勞動，他們是善良的，也是守法的。他們有種族偏見，看不起黑人，可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就要去謀殺。相反，南方以治安良好出名，一向標榜「法律和秩序」。此案的兩名兇手都是有ｈtｔｐｓ://rｅad•99csｗ•cｏm些問題的人，其中的西姆斯，甚至在等候《民權法》審判的時候，就因開槍打傷自己的妻子，已經坐在牢里了。

在1966年6月的這次聯邦審判中，還是借用了麥迪遜縣的同一個法院大樓，同樣還是當地的白人陪審員。這一次，梅耶和西姆斯，被定罪，分別判處十年的刑期。

我們所居住的喬治亞州，也有過種族分離制度，在變革的關鍵時刻，卻並沒有出現像阿拉巴馬、密西西比那樣大的民眾動蕩，黑白學生的合校也在逐漸完成。其主要原因，是這個州的領導人明智地作出了順應歷史潮流的決定。本來，這個州也許就可以逐漸過渡，平穩越過這個歷史關頭了。可是培尼事件突然改變了喬治亞州的歷史。

是的，十二名陪審員全部是當地的白人，如果放到今天，也就是我們的鄰居們。據說，他們之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KKK成員或者是KKK的同情者。不到四個小時，陪審團就作出了「被告無罪」的裁決。

看上去，這隻是一個凶殺案，可是在當時，大家都明白，這是一個KKK的謀殺案件。也就是說，在當時的南方，大家預料，這會是一個特別的、「政治氣氛濃厚」的刑事審判。

由於此案發生在1964年《民權法》生效后的第九天，所以雖然對謀殺罪的起訴失敗了，但有了這個法，聯邦政府就能夠以違反聯邦《民權法》的名義再次起訴。對雅典市這兩名嫌犯侵犯民權的再次起訴，是在案發將近兩年之後。

四十年以後，一位南方口音、名叫坎達拉的雅典市白人女子，閱讀了這個故事。她的丈夫正在競選今年雅典市的市政委員，這個家庭是當地主流社會的一員。她讀到，殺死培尼中校的兇手，和她一樣，同是雅典市的居民，其中一個還活著。她還讀到，培尼中校不僅和她的父親一樣，是「二戰」老兵，還是一個熱愛家庭的丈夫和三個孩子的父親。培尼中校被殺的時候，他的孩子們分別是五歲、十歲和十三歲。坎達拉還讀到，培尼中校的女兒琳達說，她清楚地記得，她的媽媽對她說，自己的感覺是那麼奇怪，為什麼丈夫沒有倒在「二戰」期間和日本人作戰的菲律賓戰場，卻會在和平時期，倒在了自己國家的土地上。而培尼中校最小的兒子，當時才五歲。和父親同名的小培尼，今天是一個飛行員，他說，「我們一直都明白，那裡的人們並不都贊同KKK，我們是對KKK感到憤怒，而並不怨恨那裡的白人」。

那個凌晨，空空蕩蕩的雅典市街頭慢慢駛過另一輛車，那是住在該市的三名KKK極端分子，他們晃在街頭，是自命有維持「秩序」的任務。約翰遜總統在九天前簽署了1964年《民權法》，這使得他們怒火中燒。這段時間，他們風聞北方的民權工作者要來南方開展活動，因此，當他們在雅典市看到一輛由黑人開的華盛頓車牌的車子，就認定這是「約翰遜（總統）的小子們」來了，決定要「教訓教訓」他們。於是，三個白人駕車尾隨著三個駕車趕路的黑人，直到駛入夜霧瀰漫的荒野中。172號公路是一條鄉村小路，清晨更是渺無人跡。三個KKK分子的車最後在逆向道超車，趕到駕車的培尼軍官左面。其中兩個人開槍，多發子彈射入車窗，駕車的培尼軍官當場被打死。

當我們拿到這張報紙時，我們知道，這個縣走出歷史陰影，以新的面貌站起來的時刻終於到來。

一個聯邦黑人軍官在南方被無辜謀殺，又是在新的《民權法》通過僅僅九天的時候，被普遍認為是挑戰《民權法》的第一個案子，全國震動。大家心裏都明白，對於這樣一個有爭議的法律，紙上的條文是一回事，它真正是否有效，要經過執行的考九-九-藏-書驗。聯邦調查局派下了幾十個探員。當時的喬治亞州行政領導人也下令徹查，並向全國表示，發生這樣的事情，只是個別人的行為，我們州並不容忍謀殺。可是，事情的進展卻最終把整個麥迪遜縣，甚至把喬治亞州都籠罩在幾十年不散的陰影中。

辯護律師赫德森的辯護焦點，是強調，他認為證人蘭奇的證詞是「被強迫提供的」，還指出心理醫生證明蘭奇有精神方面的問題。可是，另一名辯護律師達西，幾乎把辯護集中在挑起種族話題。他的結辯帶有極大的煽動性，甚至提到聯邦政府意圖陷害南方白人的謠言。他還對陪審員們說：「別讓人家說，我們麥迪遜縣的陪審團是在把電椅變成一個祭壇，用我們人類成員的新鮮純凈的肉體，去滿足那些憤怒暴徒們野蠻未開化的、充滿報復心的慾望。」甚至多次提醒：「你們是白人的陪審團。」

頭版有一張小小的黑白照片，一寸半長，一寸寬，照片上的人我們很熟悉。雖然從未謀面，可是在一本介紹美國種族演進的書中，我們曾經提到過他。他叫勒姆爾·培尼，是美國軍隊的一名中校軍官。

我們去了。和我們的鄰居鄉親一起，滿滿的一教堂人，幾乎擠得坐不下。三分之一是黑人，三分之二是白人，還有我們兩個亞裔。有一位白人老人，已經那樣地衰弱，幾乎在輪椅上都坐不穩了，推著輪椅的是幾乎同樣衰老的白人老太太。他們緩慢艱難地走向大門，年輕人連忙上去相扶。兩位老人面容認真虔誠，令人震動。音樂會請來了白人的樂隊，也請來了黑人的樂隊。有節奏感很強的黑人教堂歌曲，也有最土氣的美國白人鄉村樂隊。這裏的黑人教堂歌曲仍然保留著幾百年前黑人從非洲家鄉帶來的風格，時而節奏強烈，聲震屋宇，時而悠遠傷感，懾人心魄。他們是南方最保守的浸信會成員，在上帝都可能覺得太刺|激耳膜的強烈樂聲中，他們迷醉地一遍遍重複歌頌著「哈利路亞」。

麥迪遜縣的白人首席法官來了。還有一位其貌不揚的矮個黑人，是喬治亞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特地從亞特蘭大趕來。他告訴大家說，四十年前，他只有十七歲。培尼案的消息傳來，父親把他和正在空軍服役的哥哥叫到一起，對他們說，培尼中校被殺死了，正義卻沒有得到伸張，我們應當從這樣的事件中吸取教訓。我們不能訴諸仇恨，我們要懂得如何尋求公正。他的父親經營保險業，以前希望他能夠繼承父業。可是就在那一天，他決心進法學院做一名法官。他說，沒有培尼中校，就不會有我的今天。

我們走出來，在夕陽之下，回望這個謙卑的鄉村教堂，想起坎達拉在音樂會上說過的那句話：

破案似乎很順利，因此，這個案子的刑事審判在案發一個多月就開審了。

隨著時間流逝，老一代的麥迪遜人不願意提起培尼案，新一代的人在漸漸忘記。美國曆來非常注重在歷史遺址立一塊小小的紀念牌的。可是，在麥迪遜縣的培尼遇難地，卻什麼都沒有。

我們排在耐心的隊伍里，等待在一本紀念冊上籤下自己的名字和地址。這個紀念https://read.99csw.com冊將送給培尼中校的孩子們，這是新一代的麥迪遜人，向培尼中校的家庭，為他們的父輩作出一個遲到了四十年的道歉。我們在英語姓名之後，還簽上了中文，讓他們知道，在今天種族融合的新生的麥迪遜縣裡，還包括了我們這樣的外來亞裔。

今天，培尼中校成為我們這個縣主流報紙上的頭條新聞。報上還有一個通知：這個星期日，2004年7月11日，是發生在我們麥迪遜縣的培尼事件四十周年的紀念日。在我們家附近的一個教堂里將舉行一個紀念音樂會。我們似乎是期待已久，卻仍然感到十分驚訝。只有住在這裏，你才能感受到，這個事件，對這個縣的民眾是多麼沉重的一個歷史負擔。而今天麥迪遜縣對培尼軍官的紀念，見證著這個縣的民眾內心發生了多麼深刻的變化。

沒有一個人、一個地區，是願意輕鬆面對自己的惡行、面對自己鑄成的不可挽救的大錯的。時間越久，事實就越清楚：培尼中校被殺，正義卻沒有伸張，責任在麥迪遜所有的人身上。四十年來，背負這個歷史重負，感受最沉重的，也就是這個麥迪遜縣。在一本本歷史書中，都清清楚楚地記載著，在1964年夏天，是麥迪遜縣的陪審團，在法庭上判定殺人的被告無罪。

檢方的主要證人是為槍手們開車的蘭奇。由於蘭奇也是涉案者，在開審之前，已經在監獄里待了幾個星期。在開審前，蘭奇臨到上陣的最後關頭，突然拒絕出來作證。他宣稱自己在牢里待了三十天，失眠、精神上受到侵擾，情緒低落到極點，因此現在他可能不負責任地作證和簽字，所以不能出庭。證人葛斯塔也採取了同樣的態度。

這樣的案子，最有效的破案方式就是懸賞徵集舉報。因為作案者是在社會底層，對於知情者來說，賞金是他們一生都無法夢想到的一筆巨款。在得到線索后，聯邦探員約談了為兩名謀殺者開車、卻沒有開槍的蘭奇，他最終講出了整個事情的經過，並且供出了兩名開槍者梅耶和西姆斯。蘭奇成了最重要的目擊證人。另外一個重要證人，是在雅典市開修車行的葛斯塔，他是兩名嫌犯的朋友，出事之後，他們親口告訴他，謀殺培尼軍官的案子是他們開的槍。

經過檢辯雙方的反覆爭辯，最後蘭奇和葛斯塔在調查階段對聯邦探員的交代，還是被法官斯凱爾頓同意呈堂。在美國憲法中，規定被告有權面對自己的證人。證人要當場宣誓說實話。可是，依據喬治亞州當時的一條法律，法官有權決定，這樣的書面證詞是否可以呈堂。這條容許「未經誓言證詞」的法律，後來被判定是違憲而廢除，這是后話了。可是，法官斯凱爾頓也同意兩名被告：梅耶和西姆斯，在法庭上不接受雙方律師詢問，只發表一個自己和兇殺無關的聲明。大概是對第一個決定的平衡吧。

坎達拉被震動了。她問了幾個當地的年輕人，他們卻不知道這段故事。於是她對自己說，這是我們這個地方的一個污點，我們應該把它洗去。終有人要站出來，去為歷史做些什麼，也許，這個人就是我。因此，在我們買回來的這張報紙上，我們讀到，當天在麥迪遜縣，離培尼中校遇害處最近的一個黑人教堂里，坎達拉將舉辦培尼中校的紀念音樂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