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沒有假設。中國公司在財團式成長的道路上折途而返。它造成的最直接的後果是，那些先前被列入500強培植名單的「種子企業」陷入了十分尷尬的境地，因為根據新的國資退出原則，從事家電業的海爾和長虹、計算機業的北大方正、製藥業的華北醫藥以及造船業的江南造船廠等都不處在被政策保護的壟斷性行業，而這也正是當初它們被選中的原因，因此對它們的傾斜扶持便一一落空了。我們即將看到的事實是，到2007年底，中國已有22家企業出現在《財富》「世界500強」名單中，它們無一例外都是壟斷型國有控股企業，而10年前確定的6家「種子公司」，除了寶鋼之外，其餘5家企業都沒有按照「既定時間表」進入「世界500強」。

從一開始，華為的合資模式就受到同行的攻擊，它被質疑是「不正當競爭」。任正非曾經試圖在每一個省都組建合資公司。但是由於告狀的國內外企業實在太多，到1999年之後，任正非被迫整編這些合資公司，但事實上，華為的市場目標已經實現，合資公司的使命已然完成。它成為全國電子企業中成長最快的黑馬企業。

這年，全球最熱映的電影是美國好萊塢拍攝的《泰坦尼克號》，一艘20世紀初世界上最大的、號稱「永不沉沒的」的豪華客輪，在優雅的音樂伴奏和此起彼伏的驚恐尖叫聲中沉入北大西洋海底，一起沉下去的，還有年輕的流浪畫家傑克·道森與貴族小姐羅絲的愛情。當中國觀眾百感交集地走出影院的時候，在商業世界，悲劇即將上演，哀傷如出一轍。

在中央高層和社會改革力量的推動下，一場大規模的產權清晰化運動如期而至，它將於1998年進入高潮期。在這場影響深遠的產權改革運動中，蘇南模式的終結是一個很有典型意義的重大事件。在過去20年的企業史上，以集體經濟為主的蘇南模式與以私營經濟為主的溫州模式是兩大企業成長路徑。後者遭遇無數質疑和磨難卻始終曲折地壯大，前者則在無數的推崇和扶持下，漸漸落入了體制滯后的困局。

沒有名氣的華為在此時的電信行業卻已經露出它鋒利的鋼爪。從90年代初開始，中國的電信市場復甦，隨著程式控制技術的推廣，全國電信網路面臨一次全面的更新改造，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商業機遇。對於擁有自主程式控制交換技術的華為來說，這是千載一遇的機會。在這個行業里，諾基亞、愛立信等跨國公司具備絕對的競爭優勢。任正非在起步之初，依靠「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從一些偏遠的城鎮電信局突破，迅速搶去了一塊大公司們還沒有來得及顧及的「蛋糕」。隨之，華為與跨國公司們的正面戰爭便爆發了。由「農村」而進入「城市」，華為遭遇了強大的競爭，很多中心城市和發達省份的電信部門不信任華為的產品。便是在這時，任正非想出了一個外國同行做夢也不會想到的方法：他遊說各地電信局，由華為與電信職工集資成立合資企業。任正非與電信局成立合資公司的嘗試最早開始於1993年。當時華為資金緊張，銀行又不給予民營科技企業貸款，任正非便說服17個省市級電信局合資成立了一家名叫莫貝克的公司，後者出資3900萬元，任正非承諾每年給予33%的高額回報。這個細節與沈太福案相比照，又是一則「有人免費、有人死去」的案例。在華為的一份內部文件中，任正非如此闡述他的策略：「通過建立利益共同體，達到鞏固市場、拓展市場和佔領市場之目的。利益關係代替買賣關係；以企業經營方式代替辦事處直銷方式；利用排他性，阻擊競爭對手進入；以長遠市場目標代替近期目標……」與政府部門建立利益共同體的做法在當時很盛行，另一個著名的實踐者是三株集團。1995年，吳炳新要求「各分公司在所在的省與衛生廳、工商局、醫藥管理局建立經濟共同體關係」，其具體做法是，「跟他們搞合作搞聯營，葯政部門每個月都要搞宣傳，你宣傳我出經費。與工商，每年《廣告法》的宣傳我都出錢，由他們去操辦，勞務費等打進去，讓基層衛生局做我們的代理商……」

一些人士撰寫「萬言書」對產權改革提出質疑，認為這勢必造成國有資產的大面積流失。國有企業是否應該退出，以及選擇怎樣的退出路徑，在今後的幾年裡仍將爭論不斷，另一次大規模的辯論將發生在2004年的宏觀調控期間。他們認為「放小」改革就是「以改造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製為名，行否定公有制之實」，「作為社會主義經濟補充的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發展勢頭異常迅猛，已經威脅到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這些言論出現在某些理論刊物和新聞媒體上，形成了一股很濃烈的批判氛圍。而支持改革的學者們也開展了針鋒相對的辯駁，吳敬璉撰文說，「改革已經推進到傳統體制的核心部分，而在這個領域內傳統思想的影響又表現得特彆強烈和有害。」在這場大辯論中，那些反對者提不出對現實狀況有改進效果的經濟方案，而全國的國有和集體企業確乎已到了非改不可、不改就死的局面。

50天後的2月19日，這個93歲的政治家走到了生命的終點。

這年6月，26歲的丁磊在廣州創辦了網易公司，員工3人，註冊資金20萬元，辦公面積7平方米。丁磊的想法很簡單，如果人們要在互聯網上聯繫，那一定要一個自己的「房間」和「信箱」吧。於是，他寫出了第一個中文個人主頁服務系統和免費郵箱系統，網站域名他想到用數字163來表示。至於網易怎麼賺錢，他日後說，「如果當初就想靠做站點賺錢，我可能就把路走錯了，當時我一心想著靠些軟體賺錢。」丁磊無意中證明了中國互聯網產業的一個「真理」——「唯有免費才能生存」。免費的網易郵箱和個人主頁讓它的註冊用戶快速增長，到1998年5月，在CNNIC公布的全國中文網站排名中，網易名列首位。9月，丁磊順勢轉型，將網易改造成了一個類似雅虎的門戶網站。

元旦那天，北京小雪。住在北京三○一醫院的鄧小平讓人打開電視機，他看到中央台正在播放一部紀錄片，就凝神看起來，可是看不清楚電視屏幕上那個遠遠走過來的人是誰。那邊，走過來的那個，是誰啊？他問醫生黃琳。黃琳說：「那個是您啊。您看清楚了。」屏幕上的那個人走近了，他終於看清了自己，動動嘴角，笑一笑。黃琳告訴他，這部電視片名叫《鄧小平》，是剛剛拍攝的，有12集。他什麼也不說，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黃琳知道他耳背，聽不見，就俯身靠在他的耳邊把台詞一一複述。每當電視里有一些頌揚他的話時，黃琳看到老人的臉上總會綻出一絲異樣的羞澀。

事實上，由「諸城經驗」而來的中小國有企業產權改造試驗，在一開始進行得並不順利，它受到了意識形態方面的攻擊。

這個中國式轉軌在1997年十分微妙地出現了。很顯然，這是一種與上一年完全不同的「抓大」戰略，在隨後的read.99csw.com十多年裡它一直被堅定地執行著，並最終把中國帶進了一個國家商業主義的時代。一個留在1997年的懸念是，如果金融風暴沒有爆發或遲兩年爆發，後來的中國公司將呈現一派怎樣的氣象？

這一年，儘管任正非的華為已經是一家規模不小的企業，但是在企業界，它幾乎沒有什麼知名度。1996年，中關村四通公司的一位名叫李玉琢的副總裁打算跳槽到華為，四通總裁段永基問，「你準備到哪裡去呢？」李玉琢說，「是去華為。」段永基驚詫地說，「華為？沒聽說過，沒什麼名氣吧？」

一家企業把自己的戰略規劃命名為「基本法」，聽上去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做這件事的人就是後來被視為「企業家偶像」的任正非。

丁磊、王志東和張朝陽的集體出現，宣告了中國互聯網元年的到來。在這個創始時刻，我們已經看到了門戶網站、搜索引擎以及風險投資等全新的商業概念。更有意義的是，這些網路公司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自覺地置身於全球化的背景之中，並有著清晰地產權結構，完全擺脫了過去十多年的所有制困擾。這是一個沒有「制度原罪」的產業，是一次發生在陽光下的財富革命。

當時的「抓大」思路是，「由國家主導，重點扶持若干家優勢企業向財團模式發展，使之成為有國際競爭能力、代表中國實力的巨型公司」。可是日韓財團在金融風暴中暴露出的脆弱，讓中央政府對這條路徑徹底失去了信心。連大宇這樣的企業都無法抵抗國際金融資本的襲擊，那麼中國的「類大宇」企業們能夠逃脫出這種命運嗎？於是，一種新的「國退民進」的新戰略出現了，它的基本思路是，國有資本從完全競爭領域中大面積退出。在一份報告中，專家們建議國營企業應該從164個競爭性行業中「堅決撤出」，同時在上游能源性行業中強勢地形成壟斷格局，這些行業包括——鋼鐵、能源、汽車、航空、電信、電力、銀行、保險、媒體、大型機械、軍工等。在這些領域，政府將竭力排斥民間及國際資本的競爭，通過強化壟斷來保證國營企業的既得利益，作為國營資本的所有者，其角色不是減弱而是更為增強。

10月，29歲的軟體工程師王志東領導的四通利方獲得了來自美國華登集團，美洲銀行羅世公司及艾芬豪國際集團的650萬美元風險投資，這是中國互聯網獲得的第一筆風險投資。四通利方創辦的中文網站最早是想賣王志東寫的軟體賺錢，為此，他搞了幾個問答論壇，沒有想到的是，技術論壇反應平平，而體育論壇卻異常火爆。10月31日，中國足球隊在大連金州體育場參加世界盃亞洲十強賽，結果輸給了只有52萬人口德石油小國卡達，第六次衝擊世界盃失利。第二天凌晨2點15分，一個叫老榕（真名王峻濤，他後來創辦了中國第一家B2C網站8848公司）的網友在四通利方體育沙龍上發表了一個帖子《大連金州沒有眼淚》，48消失內它被點擊閱讀兩萬多次，這是第一篇引起公眾轟動的網路文章，互聯網的草根特徵和驚人地傳播效應第一次真實地展現出來。兩周后，發行量很大的《南方周末》用一個整版的篇幅報道了這個事件。到1998年夏天的法國世界盃足球賽期間，四通利方的體育論壇已經十分火爆，創造了日點擊310萬次的訪問記錄，網站還拿到了18萬元的廣告收入。不過就是在這樣的時候，王志東們還是不知道該把公司帶到哪裡去。在一個產業胚胎剛剛成形的時候，並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出口在哪裡，於是有時候，偶然的機遇或不經意的一瞥竟會成為日後成功的起點。就是世界盃期間，體育文字編輯陳彤去北京國貿中心拜訪惠普公司。在一間辦公室等朋友的時候，陳彤在一張桌子上隨手翻看一份公司內部刊物，無意間他讀到一段文字，說在美國，互聯網訪問量最高的是新聞頻道而不是其他。回到公司，他向王志東提出了開辦一個新聞頻道的意見。那是一個忙亂不堪的日子。年底，四通利方宣布併購北美網站華淵資訊網，並更名為新浪網。日後，它成了中國網路界影響力最大的第一新聞門戶網站。

跟「溫州模式」一樣，社會學家費孝通是「蘇南模式」的概念提出者，他在1983年發表的《小城鎮·再探索》一文中寫道，80年代初，江蘇農民沒有把社隊企業分掉，而是通過工業保存下了集體經濟實體，又藉助上海經濟技術的輻射和擴散，以鄉鎮企業為名而繼續發展，「我稱之為蘇南模式」。很多學者用西方的經濟學名詞將這種模式稱為「地方政府公司主義」（Local State Corporation）。

這場火藥味很濃的爭論在9月12日得到了終結，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江澤民總書記在報告中對傳統的公有制理論做出重大修正，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認為非公有制經濟已經不僅僅是「補充」，而且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國有經濟的比重減少一些，不會影響社會主義性質。《人民日報》評論員馬立誠和凌志軍在暢銷一時的《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1998年出版）一書中，將此次關於姓「公」姓「私」的爭論視為1978年（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1992年（關於姓「社」姓「資」的討論）之後第三次重大的思想交鋒，而十五大的召開則表明中國開始了第三次「思想解放」。

即便是亞洲最發達的國家，也不能幸免於難。在韓國，受到攻擊的韓元在兩個多月里瘋狂貶值50％，國家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韓國政府不得不向美日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要求緊急援助，借貸金額為創全球紀錄的550億美元，並被迫承諾實施嚴厲的穩定經濟計劃及降低經濟增長率，經濟自主權一度喪失。韓國政府向所有公務員發布了一項「勒緊褲腰帶」方針，要求公務員至少將薪水的10％存入銀行。而民眾則自發把家中的金銀首飾捐獻出來。在風暴中，韓國失業率高達11％，韓國企業蒙受了至少３萬億韓元的兌換差額損失，外債本息的償還額增加了４億韓元。多家大公司宣告破產或陷入絕境，其中就有前些年無限風光、被中國企業視為標杆的大宇集團。當風暴席捲時，一直處在快速擴張中的大宇其實已債台高築，公司借貸資金達到了200億美元的規模。面對危機，金宇中採取了一系列收縮計劃，但同時卻在汽車業務上加倍下注，靠大量發行高息債券和商業票據的方法融到135億美元的短期債務資金，相繼接管了雙龍汽車和三星汽車，並繼續推進其國際汽車巨頭的戰略。到年底，大宇的主貸款銀行拒絕進一步對其追加貸款。1999年10月，負債800億美元的大宇終於宣告破產，金宇中出走美國，韓國輿論發出「財閥亡國論」的怒吼。

正是這些原則使得默默無聞的華為蛻變成一家前程遠大的中國hｔｔpｓ://read•99cｓw•ｃｏm公司。

在剛剛興起的互聯網領域，第一個敗局也即將出現。瀛海威始終沒有找到成長的方向，它的全能型、收費式運營模式顯然沒有得到網民的認同。到9月，網站月收入下跌到30萬元，儘管開展了大規模的巡迴推廣活動，全國的註冊網民數只有6萬人。張樹新感受到了來自市場的寒冷，在這一年聖誕節的日記上，曾經當過大學詩社社長的張樹新十分感性地描述了一個真實的場景：「深夜，我們剛剛從郊外回到家中，窗外大霧瀰漫。在我們開車回家的路上，由於霧太大，所有的車子都在減速慢行。前車的尾燈以微弱的穿透力映照著後車的方向，偶遇岔路，前車拐彎，我們的車走在了最前面。視野里一片迷茫，我們全神貫注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行，後面是一列隨行的車隊……我不禁想，這種情景不正是今天的瀛海威嗎？」1998年6月，由於持續虧損，張樹新被迫辭職。她說，「1994年底到1995年初，我們進入IT行業是一種不幸。我們是這個行業中犯錯誤最多的人。」4個月後，15名高管集體離職。在2000年的「中國互聯網影響力調查」中，昔日排名第一的瀛海威跌至131位。自此，這家網站淡出人們視野。瀛海威以及太陽神、三株、飛龍、亞細亞、巨人、秦池的詳細案例見《大敗局》（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修訂版）。

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5年，它依靠其公有制性質和較國有企業靈活的運行體制以及「船校好掉頭」等優勢，迅速成為全國最先進的企業模式。在溫州模式被不斷打壓的時候，蘇南模式卻因其純正而顯赫的集體性質大放光芒，這裏也因此成為中國鄉鎮經濟最活躍和最發達的地區之一。然而，到90年代中期之後，集體經濟的弊端漸漸顯露和嚴重起來，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悲傷的雲霧一直籠罩著1997年，自始至終。

年底，在風聲鶴唳中，廣州太陽神公司的創始人懷漢新也黯然宣布辭職。太陽神是最早因為多元化戰略而付出代價的著名企業之一。就在銷售額創紀錄地達到13億元之後，懷漢新吹響了多元化的號角，他將堅持多年的「以縱向發展為主，以橫向發展為輔」的公司戰略改為「縱向發展與橫向發展齊頭並進」，一年之內上馬了包括石油、房地產、化妝品、電腦、邊貿、酒店業在內的20個項目，在新疆、雲南、廣東和山東相繼組建了「經濟發展總公司」，進行大規模的收購和投資活動。懷漢新對這些項目寄予厚望，甚至提出了近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產」的豪言壯語。在此後的兩年內，太陽神先後在這些項目中投入3.4億元，而非常不幸的是，這些項目竟無一成功，卻耗盡了太陽神的資金和精力。懷漢新日後痛言：「在追求高速發展時，沒有進行專業化體制的建立，沒有注重建立規範的投資審核和操作以及跟蹤、評價、監控體系，導致了混亂及一些不必要的資源損耗。」1996年公司出現1100萬元的虧損，1997年虧損擴大到1.59億元，在香港上市的股票股價跌到慘不忍睹的9分港幣。12月，懷漢新辭去總裁職務，從此深居簡出，太陽神江河日下。

作為90年代中期最高調的企業，三株集團的全面崩塌源於一個偶發事件。湖南省常德漢壽縣一個退休老船工陳伯順花428元買了10瓶三株口服液，服用后出現遍體紅腫、全身搔癢癥狀，不久后病發死亡，陳伯順家屬狀告三株。1997年底，常德法院認定三株口服液為不合格製品，並一審判決三株敗訴。此案見報后，給風雨飄搖中的三株以致命一擊。到1998年的5月，三株全面停產。讓人欷虛的是，1999年4月，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判決陳伯順之死與三株無必然因果，三株集團勝訴。而此時，三株的銷售體系已土崩瓦解，它留給中國商業界的只是一道耐人尋味的思考題：一個年銷售額達80億元的保健品帝國為何如此脆弱？

中國的經濟變革常常讓人生髮峰迴路轉、否極泰來的感慨。這一段歷史，從來不是按照人們預想中的路線一絲不苟地前行的。更多的情況是，一條又一條的岔路總是在最意外的時刻出現，它讓人們的智力和承受力面臨極限的挑戰。正如發生在1997年的景象那樣，誰也沒有料到的是，亞洲金融風暴的陡然爆發以及國內市場的空前蕭條，卻「意外」地讓中國國有企業的市場化改造進程突然加速。

鄧小平的去世讓整個上半年的中國一直無法從悲傷中完全擺脫出來。7月1日香港回歸，這原本是一個舉國歡騰的日子，卻也因此平白染上了一重莫名的遺憾。在鄧小平生命的最後時光中，讓香港平穩回歸一直是他最關心的事情，他也承諾將在回歸之日親赴港島見證，可惜他最終沒有等到那一天。回歸當夜，那滿天煙花中，應有一朵專為他開放。

亞洲金融風暴在中國的周邊國家一一發作，景象之慘烈讓人膽戰心驚。金融資本主義和全球化展現出了它兇狠和強大的破壞性的一面。這自然會影響到中國的產業經濟和民眾心態。在全球股市的大跌風潮中，在過去頗為活躍的中國股市也陷入低迷，消費市場更是一派蕭條。經過幾年的宏觀調控，通貨膨脹的壓力日漸釋放，通脹率幾乎下降為零，但是，消費過冷的景象卻同時出現了。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報告，到1997年中期，全國的工業庫存產品總值超過了3萬億元，出現了「結構性過剩」的現象，95%的工業品都是供大於求。6月份，國家經貿委、內貿部、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等不得不聯合成立了全國庫存商品調劑中心，以求加速企業商品流通，這種積壓景象只在1990年時出現過一次。

對中國人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悲慟。在過去的20年裡，這個心胸寬廣、意志剛毅的老人一直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最重要的捍衛者和推動者，他在這段復興的中國歷史深深地烙上了自己的印記。當他去世的時候，中國這艘東方巨輪已經駛過「歷史的三峽」中最驚險的一段。路透社在他去世后第二天的評論中說，鄧小平敢於撇開僵硬的計劃體制而贊成自由市場力量，並讓中國的大門向世界開放，他真正改變了中國。

蘇南模式的終結，意味著集體經濟的一次脫胎換骨，在更廣泛的時空跨度內，它標志著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試驗的合作制制度及後來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基層經濟組織中的徹底淡出。一種更為市場化的、以產權人格化為特徵的企業制度終於成為主流的企業成長模式。

如果僅僅靠這種頗為可疑的商業模式，任正非和華為很可能並不會走得太遠。在一個轉型的時代，法制的滯后以及對灰色行為的寬容讓無數企業家獲得了超越式的成長和驚人的利益。而這中間隱藏著的種種毒素也同樣讓這些人無法從這種非正常的商業邏輯中掙脫出來。任正非跟同時代的企業家相比，他的超人之處是，在從事不無爭議的原始積累的同時，他也正在進行一場堅決的自我救贖。從九*九*藏*書三年前開始，他聘用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吳春波等人為華為起草一個企業戰略規劃。它參照當時的《香港基本法》，很有想象力地被命名為《華為基本法》。任正非要求吳春波等學者弄清楚三個問題：華為是誰？華為從哪裡來？華為要到哪裡去？1997年3月27日，八易其稿、103條的《華為基本法》通過最後一次審稿。日後，它被認為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企業制定的第一部企業管理大綱。

到1997年，隨著產權改革浪潮日漸被中央認可，對蘇南模式的反思日漸成為主流的聲音。10月，江蘇省委書記陳煥友在江蘇省委九屆七次全體委員擴大會議上說，「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蘇南模式遇到了新情況、新問題，突出表現為所有制結構比較單一，政企權責不分，企業產權不明晰，原有的機制活力逐步減弱。集體所有制的鄉鎮企業已漸為舊體制所『同化』，活力銳減，而且許多地方領導仍抱住蘇南模式不放，片面強調集體性質的公有制，阻礙發展非公有制經濟。」陳煥友的這番講話被國內傳媒迅速傳播，在江蘇乃至全國引發了地震般的轟動，被認定是江蘇官員第一次對蘇南模式進行公開地反思。褒貶之聲一時四起，陳煥友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以致他不得不在幾天後的江蘇經濟高層論壇上「闢謠」，聲稱自己從未要否定蘇南模式。儘管如此，環繞在蘇南模式上的政治性光環開始日漸散去。其後幾年反思文章層出不窮，蘇南模式從開始鬆動到真正走到終點，將經曆數年的陣痛與曲折，到2002年底，在蘇難地區有93%的鄉鎮企業通過各種方式「改制」成了私營企業。

在《華為基本法》中的第一條，任正非就明確提出，「華為的追求是在電子信息領域成為世界級領先企業。」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任正非十分嚴苛地設定了專業化的發展戰略，「為了使華為成為世界一流的設備供應商，我們將永不進入信息服務業。」此外，《華為基本法》還確定了兩條十分驚世駭俗的原則，一是實行員工持股制度，「普惠認同華為的模範員工，結成公司與員工的利益與命運共同體。將不斷地使最有責任心與才能的人進入公司的中堅層。」作為企業的創始人，任正非大量稀釋自己所擁有的股份。據他自己透露，「我在公司中占的股份微乎其微，只有1％左右。華為70％的管理層和員工擁有華為的股份。」二是在技術開發上近乎偏執地持續投入，任正非堅持將每年銷售收入的10％用於科研開發，這在中國著名企業中是一個無人可及、無人敢及的高比例。

在日本，雖然日元沒有受到直接的攻擊，但是動蕩的緊縮效應也迅速擴散到所有的產業。9月18日，日本零售業的明星企業八佰伴公司向靜岡縣地方法院申請破產。這是一家中國消費者十分熟悉的傳奇企業，它的創始人和田加津是一個10歲就開始做童工的日本傳統婦人，靠經營一家蔬菜水果的小鋪子起家，歷經40年發展成一家年銷售50億美元、在世界各地擁有400家百貨店和超市的大型跨國公司。以她為生活原型拍攝的日本電視連續劇《阿信》曾經在中國創造出最高的收視率紀錄。1995年底，「上海第一八佰伴」開業，當天一共湧進了107萬名顧客，創造了吉尼斯世界紀錄。在過去的幾年裡，八佰伴是日本最具擴張野心的百貨公司，它在日本擁有26家大型百貨店，在東南亞、歐美和中國開有40餘家商場。當金融風暴來襲的時候，它在東南亞的多家商場被迫關閉，公司資金鏈的危機很快暴露出來。而此時的日本銀行已自顧不暇，破產時八佰伴的總負債高達13億美元。

一是政企不分。蘇南模式的特點就是黨、政、經、社四合一，很多著名的企業都是由一個行政村整體翻牌過來的行政性公司，廠長經理與鎮長、鄉長是可以相互兼任的。這種狀況直接導致了企業經營目標的多元化，企業一旦做大就成了一個「怪胎」。

在連鎖商業領域風光無二的鄭州亞細亞公司同樣陷入了絕境。那個一心以日本八佰伴為榜樣、想要成為中國商業第一人的王遂舟看上去是一個雄心過於膨脹的企業家，他開在各地的亞細亞商場無一盈利。從1996年底起，一連串的惡性|事件頻頻發生，上海分公司的總經理被廠家軟禁並拖到黃浦江邊暴打了一頓。天津等地的商場甚至出現了商品被哄搶一空的局面，各地供應商集體到鄭州找王遂舟討錢，他們在一堵掛滿了獎狀和銅牌的「榮譽牆」上拉起了「亞細亞為何欠賬不還？」的橫幅。1997年3月15日，凄風苦雨中的王遂舟向他的部屬們宣布了辭職的決定，亞細亞集團負債6.15億元，資產負債率為168％。他說，「我得到了很多很多教訓，我們每個人都得到了經驗和教訓。如果亞細亞垮台了，恐怕我的恥辱柱大些，而你們的就在我旁邊。」這一天，是他40歲的生日。

也是在這一年的1月初，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生張朝陽也創辦了他的網站愛特信ITC，他22.5萬美元的創始資金來自兩位美國教授，其中一位就是寫出了《數字化生存》的尼葛洛龐帝。網站一開始沒有內容，張朝陽就把《數字化生存》先放了上去。對於未來怎麼賺錢，他也一點沒有底，最初的想法就是承攬網頁製作業務。到12月，22.5萬美元就花光了，張朝陽只好再向投資人求救，磨破嘴皮子好說歹說又拿到10萬美元。1998年2月，張朝陽也跟丁磊一樣想到了在中國「克隆」雅虎，他搞出了一個中文網頁目錄搜索的軟體，連網站名字都模仿雅虎叫「搜狐」。跟當時英文不好的丁磊和王志東比，「海歸派」的張朝陽有先天的國際優勢，他以尼葛洛龐帝的弟子自居，在國內和海外媒體上頻頻露面。很快，他融到了英特爾和道瓊斯的215萬美元投資，10月，他以「中國代表」的角色被美國《時代周刊》雜誌評為「全球50為數字英雄」之一。就這樣，這個陝西青年成了中國網路經濟中心的第一個英雄式人物。

二是「產權空心化」。「人人所有，人人沒有」的產權特徵使得原本靈活的企業漸漸染上了「國企病」，出現了「廠長負盈不負虧」、「窮廟富和尚」等現象。以直言而著稱的經濟學家董輔礽在考察蘇南之後，很直率地說，「誰白了，蘇南模式就是二國營。」

在晦明不定的1997年，還是有令人興奮地商業事件發生。值得記住的起碼有兩件，第一件當然還是在互聯網產業，丁磊、王志東和張朝陽三個年輕人把中國帶進了「互聯網元年。」另一件也很有歷史意義，那個創辦了深圳華為公司的任正非搞出了一個「基本法」。

這場亞洲金融風暴從1997年夏季開始，歷時4個多月，它對亞洲各國和所有的產業都造成了重大的影響。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尼的中產階級財產分別縮水50％、61％和37％，中國香港、新加坡和泰國的居民資產則跌去了44九_九_藏_書％、43％和41％。當風暴席捲泰國的時候，《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正好在泰國。8年後，他在暢銷一時的《世界是平的》一書里心有餘悸地了描述當時的景象：泰國政府宣布關閉58家主要金融機構，一夜之間，那些私人銀行家傾家蕩產。我驅車前往曼谷的阿素街參加一個聚會，此處是泰國的華爾街，倒閉的金融機構多數在此。當我的轎車慢慢經過這些破產的銀行時，每過一家，司機就喃喃自語道，「垮了……垮了……垮了……垮了……」這些泰國銀行成了新的全球化時代的第一次全球金融危機中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

保健品行業的另一家明星企業三株集團的狀況一點也不比巨人集團好。在去年實現了讓人咋舌的80億元銷售額之後，公司管理上的混亂已經到了失控的邊緣。為了追求高速度，三株廣招人馬，它在地區一級的子公司就多達300多家，縣級辦事處2210個，鄉鎮一級的工作站則膨脹到13500個，直接吸納的就業人員為15萬以上。這支十多萬人的銷售大軍如蝗蟲一樣在各地亂竄，種種誇大功效、詆毀對手的事件頻頻上演，單是1997年上半年，三株因「虛假廣告」就遭到了起訴十多起。吳炳新在內部總結會上氣憤地說，「現在有一種惡劣現象，臨時工哄執行經理，執行經理哄經理，經理哄地區經理，最後哄到總部來了。吳炳傑（吳炳新的弟弟）到農村去看了看，結果氣得中風了，實際情況跟向他彙報的根本是兩回事。」年底，三株銷量出現大幅度滑坡，比上年銳減10個億。吳炳新在年終大會上痛陳「十五大失誤」，其中包括市場管理體制出現嚴重不適應、大企業的「恐龍病」嚴重以及財務管理出現嚴重失控等，三株危機震驚全國。

亞洲金融風暴的襲來，給中國企業變革帶來的另一個意義深遠的影響是，它徹底擊碎了人們對日韓財團企業模式的膜拜，尤其是被視為仿效標杆的大宇集團的窘境讓決策層重新思考大企業的培植思路。在金融風暴中倒下的韓國著名大財團還有全韓第14大企業、第二大鋼鐵公司韓寶，第19大企業、最大釀酒商真露，第8大企業財團起亞，第12大企業漢拿集團，第24大企業三美集團，以及第34大企業代龍集團等。在1996年剛剛形成的「抓大」戰略「意外」地改弦易轍了。

三是企業「政績化」。「幹部經濟」直接導致了「政績經濟」，蘇南各地為了拉抬國內生產總值，大規模地搞重複建設和惡性競爭。

這是一個具有分水嶺意義的年份。在此之前的三年裡，聯想、海爾、長虹等本土公司依靠價格戰和高舉民族品牌旗幟，在家電、飲料等消費品領域中節節取勝。企業家們沉浸在「500強夢想」中，政府及企業的信心已近爆棚。然而，接下來發生在亞洲及中國企業界的一連串突如其來的事件，讓無數的夢想如泡沫般幻滅。

1月，因「標王」而顯赫一時的山東秦池酒廠被曝光「白酒勾兌」醜聞。在此之前，秦池的銷售一直很旺盛，白酒罐裝線從兩年前的5條增加到了47條，它還被評為「中國企業形象最佳單位」。就當姬長孔興沖沖地赴北京領獎的時候，《經濟參考報》刊出一條爆炸性新聞，該報記者經調查發現，秦池在山東的基地每年只能生產3000噸原酒，無法滿足市場的翻番增加，因此，該廠從四川的一些酒廠大量收購原酒，運回山東後進行勾兌。記者找到了向秦池供酒的四川企業，他們還細緻地描述了他們看到的被吹噓是中國最先進白酒罐裝線的實際現狀，「秦池的罐裝線基本是手工操作，每條線周圍有十多個操作工，酒瓶的內蓋是專門由一個人用木榔頭敲進去的。」這篇報道如滾雷般地傳播到了全國各地，幾乎在很短的時間里，它被無數報刊轉載。一直被媒體高高吹捧著的姬長孔根本不知道如何應付這樣的局面，他唯一想到的辦法是派人到報社做公關，表示願意出數百萬元「收購」這組報道。「標王」就此「隕落」，年底秦池銷售額從9.5億元跌到6億元，再一年跌到3億元。2000年7月，秦池還不出300萬元的貨款，法院裁定拍賣「秦池」商標，公告貼出，全國無一人應拍。

為了組建這些合資公司，任正非日夜奔波于全國。他個性內向，脾氣暴烈，不喜與人交流，但是與電信部門的談判卻無往不利，其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他開出的合作條件實在讓人難以拒絕。在後來的很多年裡，他一直拒絕接受任何採訪，屏蔽了自己與傳媒界的任何關係。而在電信行業，無論是省部級官員還是一個小縣城裡的局長，只要是能夠給華為帶來業務的，他都來者不拒，親自接待。他說，「我只見給我市場的人，因為他們是我的衣食父母。」對於競爭，他則說得更為直接，「華為的核心競爭力，就是客戶肯選擇我們的產品而不是別人的。」

華為的合資模式率先在四川取得成功。1997年，四川電信管理局由工會出資，與華為公司組建四川華為公司。到年底，華為在該省的業務合同就從上一年的4000萬元猛增到5億元，一下子漲了12倍。作為合資方，四川電信分到了25％的豐厚利潤。四川模式當即產生了連鎖效應，在一多年的時間里，華為先後與天津、上海、山東、浙江等省市組建了9家合資公司，其主要業務就是把華為的設備賣給合資的電信公司，這一模式讓華為轉眼之間成了各地電信局的「自家人」，自家人採購自家人的設備便儼然成了最合理的事情。電信局的設備採購費用是由國家財政出的，而產生的利潤則可以分一部分給內部的職工，這實在是讓各地局長難以拒絕的好想法。對於華為來說，合資模式讓它成為電信市場的壟斷型供應商。在河北省，華為的業務從零一下子做到10億元，在山東省，則從原來的2億元銷售額猛增到驚人的20億元。從四通跳槽到華為的李玉琢出任過合資合作部的部長，是華為合資工程的主要操盤手。他回憶說，當時有的電信局甚至拆了其他公司的設備，改裝華為的機器。在短短的一年多時間里，華為陡然坐大，成為國內增長最快、暴利率最高的電信企業。1997年，華為的銷售額實現41億元，同比增長60。

四是效益大幅下滑，業績作假成風。多年以來，蘇南模式以根正苗紅而成為全國典範，其改革效應關乎諸多官員的升遷烏紗帽。於是，為了讓「經濟數字」年年上升，作假之風盛行蘇南。上海《文匯報》曾在1995年6月24日專門發表文章《不要再刮「浮夸風」》，揭露蘇南地區正在進行數字大戰，有些縣市統計的工業產值有近一半的水分，作者頗帶嘲諷意味地建議，應該向那些吹牛的蘇南幹部徵收「牛皮稅」。學者惠海鳴則披露，一些被樹為「全國典型」的蘇南企業儘管效益滑坡，卻每天還要接待各地的參觀取經者，「為了接待參觀者，寧願機器空轉。那些典型企業，紙糊燈籠樣樣好，但人一走，窟窿很大，有的能放進一頭牛，有的甚至能放進一座小山。」

九_九_藏_書這年1月，第三次全國工業普查結果出爐，各項數據表明，局勢已到了十分危險的底部，國有企業的資本收益率只有3.29％，大大低於一年期以上的存款利率。在39個大的行業中，有18個是全行業虧損，國有工業的負債總額已佔到所有制權益的1.92倍，企業自有資產不足以抵償其債務，換言之，就是整個國有企業集團已處在資不抵債的境地。有關部門在一份提交給國務院的報告中以一系列數據證明，在其他一切條件（包括勞動時間、稅收等）都相同的情況下，國企的勞動成本要比私企高許多，這就是國企無法同私企競爭的一個主要原因。《遠東經濟評論》把新一輪的國有企業改革稱為一條「不歸路」，它說，「這已不是秘密，中國需要對更多的國有企業進行結構改革，不管這個過程可能有多麼痛苦。不進行結構改革，中國只會是越想撈回損失卻損失得越多，最後連老本都賠上。」

當我們回望1997年的時候，總是會想起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的那句名言：「世界不再令人著迷。」（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在過去的十多年裡，中國最出色和成長最快的企業大多數出現在日用消費品和家用電器領域。1997年發生的這些崩塌，意味著這兩大明星產業的「狂飆時代」已經基本結束。

最重大的惡性|事件是席捲亞洲各國的金融風暴。一個叫喬治·索羅斯的美國投資家在未來的很多年裡一直被亞洲政治家們視為一個帶有神秘邪惡色彩的金融巨鱷。從2月開始，索羅斯領導的量子基金瞄準經濟過熱、出現赤字危機的泰國，開始大肆拋售泰銖，使泰銖對美元匯率劇烈波動，泰國政府動用50億美元外匯儲備和200億美元借款來干預匯市，但是仍不能阻止泰銖的一路下滑。到7月2日，泰國政府被迫宣布讓匯率自由浮動，一天之內，泰銖大跌20％。在狙擊了泰銖之後，索羅斯轉而攻擊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韓國以及中國香港，所受攻擊的國家和地區均蒙受巨大的金融傷害。

也是1月，在南方的珠海，激|情四射的史玉柱走到了懸崖邊。巨人集團被曝光出現了財務危機，它發動的保健品大戰耗費了所有的資金，同期在建的巨人大廈在完成地下工程之後就因為資金短缺而停了下來。1月12日，數十位債權人和一群聞訊趕來的媒體記者到巨人集團總部上門討債。危機迅速被放大，種種關於巨人集團資產被查封、員工工資被拖欠、高層經理攜款潛逃等負面新聞連篇累牘地出現在報刊上。那段日子，被媒體捧為「時代偶像」、一向缺乏公眾溝通能力的史玉柱把自己關在一間300平方米的總裁辦公室里，拉下所有帷幕，拒絕與有外界任何接觸，數十日在不見一絲陽光的大房子里孤寂地坐著。根據當時的情況，只需要有1000萬元左右的資金，巨人大廈就可重新開建，諸多衝突就會被緩解，可是史玉柱就是沒有辦法找到這1000萬元。他整天在大辦公室里來回踱步，把地毯都踩得坑坑窪窪了，卻還是束手無策。日後他哀嘆說，「我終於知道什麼叫一分錢難倒英雄漢了。」火力兇猛的報道終於把巨人集團徹底摧毀，品牌受到重大傷害，銷售商拖欠貨款不付，各地分公司紛紛瓦解。僅半年，巨人集團就宣告解體，史玉柱身無分文，惶惶然離開珠海這塊傷心地。他遊盪大江南北，最後輾轉到南京蜇伏了下來。史玉柱的敗走在當年引起了巨大的震動，在後來的三年裡，一直有青年人給他寫信，詢問他的現狀，希望看到他重新站起來。他的一位浙江大學學弟在給他的信中寫道，「你必須站起來，你知道嗎，你的倒下傷害了我們這代人的感情。」三年之後，舔凈傷口的史玉柱果然以一種十分怪異的方式站了起來。

保健品市場的信用崩盤和急速萎縮，禍及業內所有的激進企業。那家跟三株一樣靠大言不慚的廣告轟炸起家的瀋陽飛龍此時也奄奄一息，總裁姜偉向媒體發表了一篇長達萬字的《我的錯誤》一文，公開承認犯下20個失誤，其中包括決策的浪漫化、模糊性、急躁化等。姜偉用一種不無「浪漫」的筆調對自己痛加指斥：「總裁經常處於一種急躁、驚恐和不平衡的心態當中，導致全體幹部也處在一種驚弓之鳥般的心態當中。在這種自上而下的心態中，片面決策有之，錯誤決策有之，危險決策有之。」在那個無比激越的青春期年代，企業家們顯得非常直率，他們並不憚于向公眾坦陳自己的錯誤，而沒有考慮到這種「公開的檢討」將對企業經營造成怎樣的傷害。

蘇南模式的體制困局到90年代中期已經暴露無遺，除了極少數企業靠特殊的機緣完成了產權改制之外，大多數企業仍然深陷在日漸暗淡的光環中。無錫的紅豆集團便是極少數的先行者之一。1993年，那個自比為「私生子」的周耀庭獲得當地政府的默許，開始將企業進行股權改革。他說，「一開始有人勸我多弄點股份，最好超過50%，但是我擔心這樣的話，企業的集體性質就變了，風險太大，所以最後我只要了39%。」這39%還是徹底地改變了紅豆的命運。到2007年，周耀庭驚喜地發現，剛搞產權改革時，他的企業規模在無錫排34名，而14年後，前面的33名都不見了。江蘇鄉鎮企業的增長速度明顯低於體制更為寬鬆和靈活的浙江。吳敬璉教授評論說，「在20世紀末的經濟波動中，它不僅僅沒有起帶頭作用，反而落在了後面。」從1995年起，蘇南一些幹部和企業家開始悄悄往溫州跑。他們放下身架，研究起那種陌生的、在過去還被他們嘲笑過的「非驢非馬經濟」。很快，股份合作制被引入蘇南，在宜興、無錫等地被嘗試。

就是在如此惡劣的大環境下，那些超速發展而對風險毫無預警的著名企業都因各種不同的原因發生了可怕的雪崩，使得該年度成了企業史上的一個「崩塌之年」。在這部30年的企業史上，出現過兩個崩塌之年，第一個是1997年，第二個是2004年。

儘管張樹新的瀛海威迷路了，但是在互聯網的歷史上，1997年卻是一個科技狂潮的起點。在領跑的北美市場，最顯赫的互聯網英雄是華裔青年楊致遠。當年三季度，雅虎的市場價值升至28億美元，超過了炙手可熱、讓比爾·蓋茨都十分畏懼的瀏覽器大王網景公司，楊致遠從起家時的網頁目錄服務出發，大舉向滿足互聯網所有需求的綜合服務轉型，「門戶網站」成為第一個成熟的商業網路概念。在雅虎效應的推動下，美國最大的新聞門戶網站美國在線突破了1000萬註冊用戶的大關，電子商務領域的亞馬遜公司公開招股引起轟動，從事在線拍賣的eBay公司創建。一個以網路為主題的高科技投資狂潮由此掀起。在中國，中國互聯網路信息中心（CNNIC）發布了第一次《中國互聯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確認全國共有上網計算機29.9萬台，上網用戶數62萬，WWW站點約1500個。星星之火，已經隱約閃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