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產到戶的意義無疑是巨大的。它讓中國農民擺脫了遏制勞動積極性的人民公社制度，從而解放了生產力，它的推廣在根本上解決了中國的口糧產能問題。而在另一個方面，它讓農民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在土地嚴重缺乏而觀念較為領先的東南沿海地帶，大量閑散人口開始逃離土地，他們很自然地轉而進入工業製造領域尋找生存的機會，這群人的出現直接地誘發了鄉鎮企業的「意外崛起」。在某種意義上，中國民間公司的龐然生長，在邏輯根源上也可以從小崗村的那個冬夜開始追尋。

鄧小平對松下的此次考察，給83歲高齡的松下幸之助留下深刻的印象，這促使老人開始思考松下公司的中國攻略。在第二年，松下幸之助飛訪中國，成為訪問新中國的第一位國際級企業家，松下公司與中國政府簽訂了「技術協作第一號」協議，向上海燈泡廠提供黑白顯像管成套設備，通過國際交流基金向北京大學、復旦大學贈送價值1.2億日元的設備，松下公司的北京事務所隨之開設。松下公司的率先進入中國，起到了巨大的示範效應，其他日本公司紛涌而至，在其後的10年間，日本公司成為第一批中國市場的外來拓荒者。

我們把視野放得遼闊一點便不難發現，在當時的中國，吳仁寶其實並不孤獨。在北方天津靜海縣蔡公庄的大邱庄，一個叫禹作敏的村黨支部書記也在村裡偷偷辦起了一家冷軋帶鋼廠。大邱庄是遠近聞名的窮村，當地有「寧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的民謠，誰也不會料到十年後這裏竟會成為富甲一時的「天下第一村」。而在素來有工業傳統的江浙一帶，一批小工業作坊—沒有人做過確鑿的統計，如果我們用「上千個」這個概念應該不會太偏離事實—已經星星點點地冒了出來。在浙江，錢塘江畔的蕭山縣，魯冠球創辦的農機廠已經悄悄度過了它十周年的紀念日。

在這個大會上，國家領導人承認，中國在許多方面落後於世界水平15到20年，同時提出了一個雄心勃勃的科學發展計劃，確定了108個項目作為全國科技研究的攻關重點，而其目的是「到本世紀末趕上或超過世界水平」。

（1）實現機械化要靠人的思想革命化有了革命化才有機械化機械化不是一口氣吹出來的要經過一番艱苦奮戰才能成功要把揭批四人幫的鬥爭進行到底要肅清他們的流毒促進人們的思想革命化一個軟懶散的領導班子是挑不起這付重擔的。

同樣是在8月，一位名叫伊萊·布羅德的美國房屋建造商參觀了北京、廣州等五個城市，他對合眾國際社記者談到了對中國的觀感，「我看到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不發達國家」。「中國人用黏土和稻草做磚，但也使用一部分預製混凝土板來建房。中國的住房是原始的，建成后的質量很粗糙，但非常講實用。往往一個兩居室的房子里要住四代人，從80歲的曾祖母到小孩。」同時，伊萊·布羅德也感覺到了剛剛開始發生的變化：「我所到之處，他們都在換自來水管。一些新的工業區正開始建造，不過我沒有看到什麼污染控制的措施。」

5月19日，鄧小平在接見文化部核心領導小組負責人時談及此文，認為文章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後來他又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再次以此文為題，嚴厲批評了教條主義，號召「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一個大解放」，指出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是非常有必要。

根據鄧小平的批示，「在公布參加體檢名單的同時，公布全體考生的各科考試成績。公布的方法，由縣（區）招生委員會通知考生所在單位分別轉告本人。」公布考生成績，是提高招生考試過程的公開、透明程度的重要舉措，對於轉變社會風氣，杜絕「走後門」和徇私舞弊等不正之風，發揮了重大作用。

中國正在發展國內的交通事業，但是民航依然不可靠。首先是時刻表不可信，在一角錢一份的中國民航時刻表上，就混雜著「幽靈班機」。例如，在時刻表第25頁上寫著每天有去哈爾濱的班機，早晨8點15分從北京起飛。但是，實際上星期四和星期日都沒有班機。我到窗口問是什麼理由。回答是：「哎呀，這是什麼原因呢？大概是從什麼時候改了吧。」乘上飛機后又怎麼樣呢？無法保證能按時飛到目的地。這次從北京去哈爾濱，起飛就晚了一個小時，在瀋陽停留又耽擱了四小時，好不容易到長春轉機，又宣布「因為哈爾濱在下雨，今天的班機取消」。只好在長春住了一夜，第二天竟還是「今天停航」。到了哈爾濱，我才知道原因，原來哈爾濱機場沒有水泥地面的跑道，飛機是在草原上咕嚕咕嚕地滑行。難怪一下雨，就必須得停航了。

在1978年以前，已經實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把全國農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大鍋飯」的弊端畢現無疑，農業效率的低下到了讓農民無法生存的地步。小崗村是遠近聞名的「三靠村」—「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每年秋收後幾乎家家外出討飯。1978年的安徽，從春季就出現了旱情，全省夏糧大減產。小崗村的農民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被逼到了包產到戶的這一條路上。包干制竟十分靈驗，第二年小崗村就實現了大豐收，第一次向國家交了公糧，還了貸款。在當時的安徽省委書記萬里的強力主持下，小崗村的大包干經驗一夜之間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廣。此後，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命名的中國農村改革迅速蔓延全國，給中國農村帶來了舉世公認的變化。

教育部公布的數據是，1978年全國高考610萬人報考，錄取40.2萬人。翻閱這一年「全國高等學校統一招生語文試卷」，第一部分是給一段文字加上標點符號，而第一題就跟經濟有關：

中國工人把他們的工作看成是一種權利，而不是一種機會。工廠管理人員對於工人階級中的成員不敢壓制。在這種企業里，工人的身份是可以世襲的，當一名工人退休時，他或她可以送一個子女到這家工廠工作。桂林絲廠有2500多名工人，從來沒有解僱過一個人。

的確，你會發現，在一開始，中國與世界似乎生存在兩個完全不相干的時空中，它們有完全不同的經濟結構、思維方式、話語體系和發展脈絡，要找出兩者之間的相通點竟是那麼的困難。但是漸漸地，你會發現它們開始出現奇妙的逼近，再逼近，許多年後，它們終於真正地融為一體，難分彼此。

1978年的中國與世界，彼此是那麼的陌生，而它們各自面對的生活和話題又是那麼的遙遠。當美國家庭的電視普及率已經超過70%的時候，在一向不苟言笑的《人民日報》上，才第一次出現了與電視機有關的漫畫。7月份，在這家報紙上出現了第一個廣告，從10月開始，還偶爾會刊登中央電視台的節目預報。政府呼籲人民要節儉辦事，特別是看到廢棄的水泥包裝袋一定要把它回收利用起來。一個北京人到上海，發現當地的書店居然在「開架賣書」，他覺得十分新鮮，便給報社寫信，希望在全國推廣這種好辦法。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一旦噴涌，40餘萬人眾里怎麼可能沒有龍虎之士。

1978年8月，主管汽車行業的第一機械部向美國的通用、福特，日本的豐田、日產，法國的雷諾、雪鐵龍，德國的賓士、大眾等著名企業發出邀請電，希望它們能夠來考察中國市場。很快，反饋回來了：繁忙的豐田公司以正在和台灣洽商30萬輛汽車項目婉拒，傲慢的賓士公司則說不可能轉讓技術，除此之外其他公司都表示了興趣。

如果說小崗村的包干制是一場革命的話，那麼，也是在1978年，距這裏數百公裡外的江蘇省華西村則發生著另一場農村變革，與小崗村不同的是，它是從人民公社的肌體中變異過來的一種集體經濟，它代表了另一類、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受到政府認可，並也確實發展了生產力的民間公司模式。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知識青年，都像段永基和李東生們那麼幸運。

「1978年4月的深圳，怒放的木棉花已經凋謝了。路軌旁拋扔著死豬，綠頭蒼蠅嗡嗡起舞；空氣中瀰漫著牲畜糞便和腐屍的混合臭氣。我正在深圳筍崗北站檢疫消毒庫現場指導給排水工程施工。內地各省市通過鐵路出口到香港的鮮活商品運到深圳，集中到筍崗北站編組檢疫，再啟運過羅湖橋。運輸途中發病或死亡的牲畜、變質的水果蔬菜要在這裏檢驗清除。

在內蒙古，一個叫牛根生的青年遭遇父喪。他是一個苦孩子，生下來一個月就從鄉下被賣到了城裡，據說僅值50元錢。他不知道自己姓什麼，因為收養他的人是養牛的所以讓他姓了牛，他的養父從抗美援朝結束后開始一共養了28年牛，他便是在牛群中長大的。那一年，養父去世了，牛根生抹乾眼淚，接過放牛鞭繼續養牛。五年後，牛根生到了一家「回民奶製品廠」當刷瓶工，在那裡他一干就是16年，然後便創辦了蒙牛集團，它後來成了中國最大的奶製品公司。

1978年的中國企業是一副怎樣的景象？也許我們從外國人眼中能看得更真切一點。

這是一個開始。據英國《觀察家報》披露，中國已請求在下一年度向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分別派出500名留學生，而美國則被希望接納5000人。《觀察家報》說，「這些年輕人不僅將充分地接觸英語，而且要接觸一切民主政體下的東西，從炸魚條到帶髒字眼兒的政治評論。他們不久就會認識到，雨果和狄更斯早就死了，他們一直被灌輸的那個悲慘景象的英國可能需要重新畫了。而這一切，對他們，以及對剛剛打開國門的中國又意味著什麼？」

「如果在1978年，我們就清楚地知道中國與世界的距離居然差那麼遠，我不知道我們是否還有追趕的勇氣。」日後有人曾經這樣小心翼翼地求證。

這樣的報道充斥了一大串ｒｅａd.99csｗ•coｍ看上去確鑿的、閃閃發光的數據，它曾經引得81歲的文學家葉聖陶激動不已，這位江陰人據此寫了一首很長的讚美詩，其中有「仁寶同志江陰眾，英雄業績維仔肩，更思舉國數千縣，孰不能如江陰焉」之句。而在事實上，吳仁寶在高調學大寨的同時，卻又乾著另一些「見不得人」的工作。早在1969年，他就抽調20人在村裡偷偷辦起了小五金廠。「當時可千萬不能讓外面知道，正是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時候呢。」後來頂替吳仁寶擔任華西村黨委書記的他的第四個兒子吳協恩回憶說，「田裡紅旗飄飄、喇叭聲聲，檢查的同志走了，我們轉身也進了工廠。為什麼冒險搞工業？因為種田實在掙不到錢。當時全村人拼死拼活，農業總產值24萬元，而只用20個人辦的小五金廠，三年後就達到了24萬元的產值。」1978年，吳仁寶盤點過華西村的家底，共有固定資產100萬元，銀行存款100萬元，另外還存有三年的口糧，這在全國的數千鄉村中可謂富甲一時。在當時，一包煙的價格是0.2元，整個江陰縣的工農業總產值也僅僅數億元而已。

有了鄧公的批示，第一機械工業部（以下簡稱「一機部」）與通用的談判進度立即加快。第二年的3月，一機部組團赴美與通用進行合資經營的談判。但意外的是，通用的董事會最後竟否決了董事長墨菲的這個合資提議，通用進入中國的步伐戛然而止。這家全球最大的汽車公司要在將近20年後的1997年才在上海打下它的第一根樁。而彼時，德國大眾已經在中國賺得盆滿缽滿了，大眾汽車的年銷量達到50萬輛。

在這一年的天安門國慶典禮上，出現了一個名叫李嘉誠的香港商人。他穿著一件緊身的藍色中山裝，不無局促地站在一大堆也同樣穿著中山裝的中央幹部身邊，天安門廣場是那麼的大，讓這個從小島上來的潮汕人很有點不習慣。從11歲離開大陸，這是他40年來第一次回鄉，在幾年前，他還是一個被大陸媒體批評的萬惡的資本家，現在他已經成了被尊重的客人。他自己可能也沒有想到，再過20年，他將在距離天安門一公里遠的地方蓋起一個龐大的、超現代的東方廣場。他是受到鄧小平的親自邀請，來參加國慶觀禮的。來之前，他給自己定了「八字戒律」——「少出風頭，不談政治。」

6月22日，鄧小平找余秋里、谷牧等人的談話中指出同國外做生意可以做大一點，搞它500億，形勢不可錯過，膽子大一點，步子也可以大一點。不要老是議論，看準了就干，從煤礦、有色、石油、電站、電子、軍工、交通運輸一直到飼料加工廠，都可以儘快開工。

讓人猶為驚奇的是，只有初一文化水平、從來沒有接觸過任何企業管理知識的魯冠球在很早就嘗試著管理工廠的方法。在1969年建廠之際，他就實行了基本工資制，工人工資額固定，按月出勤結算髮放。1971年，他提出了計件（時）工資制，根據工人的勞動量來分配他們的收入。直到七八年後，少數覺醒的國營工廠才小心翼翼地開始試驗這種分配製度。「做工廠不能有什麼就做什麼，到了一定的時候就要小而專、小而精。」魯冠球後來說，他從1978年開始考慮一些問題。如果這是事實的話，他可能是當時8億中國農民中僅有的幾個開始思考這些問題的人。這一年，在一些企業已經開始悄悄恢復基本工資加獎金的制度，有的還開始嘗試計件制。9月，吳敬璉、周叔蓮和汪海波發表長篇論文《建立和改進企業基金提成制度》，他們用經濟學和政治學的混雜語言十分辛苦地論證，利潤考核和提成制度是符合社會主義經濟特徵的，不是「資本主義的利潤挂帥」，在結論上，他們很自然地將那些錯誤的觀點歸咎於林彪和「四人幫」：「他們把兩件不相干的事情混在一起，用心險惡地要把我們的企業都變成坐吃山空的官僚衙門。」

在1978年8月28日的《日本經濟新聞》上，該報駐北京記者岡田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的飛機老是停航」的觀察記：

當年，華西村成為全國聞名的「農業學大寨」樣板大隊，吳仁寶還因此當過所在的江陰縣的縣委書記，在江浙一帶，華西村的地位和風光可比大寨，吳仁寶則赫然是「陳永貴式」的好乾部。在1975年10月26日的《人民日報》上，新華社記者還曾用充滿激|情的筆觸描寫過華西村：「華西大隊認真學大寨十一年，過去糧食畝產超一噸，今年可達2400斤……吳仁寶同志向自己提出了五項要求……四是百分之八十的力量用於抓農業，百分之十的地方財力用於農業機械化，把各行各業納入以農業為基礎的軌道；五是繼續抓好六十四個先進大隊，同時幫助六個後進公社趕上去。除此之外，還要建立一萬人的理論隊伍，一萬人的科學技術隊伍。他還向全省代表講了改土治水、作物品種布局、秋肥造田、平整土地的規劃，他把自己的藍圖編成了一首詩：九十萬人民心向黨，七十萬畝田成方，六萬山地換新裝，五業發展六畜旺，社員人人喜洋洋。」

科學大會後，國家在科研和教育方面的改革速度明顯加快了。4月，教育部決定恢復和增設55所高等院校，其中包括著名的暨南大學等。很快，恢復全國統一高考的消息傳遍大江南北。

這些細節，在1978年的新聞報道中被淹沒，人們只關注和稱頌鄧小平出訪的種種政治意義，卻沒有發現他其實已經在為中國日後的經濟制度改革汲取經驗。鄧小平是一個深思而慎行的人，當他提出某一個主張的時候，便表明他已經對此深思熟慮。在年底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突然提出了一個新的理論：「讓一部分城市先富起來」。他當時一口氣列舉了十來個城市，第一個就是深圳。

《讀賣新聞》駐香港記者松永二日也對中國企業的落後深為驚訝。這年6月，他參觀了上海的一家集成電路工廠，他寫道，「日本的集成電路工廠乾淨得一點灰塵也沒有。相比之下，上海這家工廠簡直像是馬路工廠。工廠方面說，產品一多半不合格，賣不出去。」他還觀察到，長期的政治鬥爭，學校停止招生，使得中國工廠的基礎人才極度空乏。他舉例說，上海內燃機研究所的31名技|師，平均年齡是56歲。

一疏一近，貌似毫不相干，其實卻不難看出內在的某種抉擇：擺脫意識形態的糾纏，以經濟發展為主軸，悄悄向發達國家靠攏的發展主導型戰略已經開始發酵。

這是當時最主流的價值觀：思想的解放和對左傾的、僵化教條主義的餘毒肅清是經濟進步最首要的前提。從這裏，後來的人們可以發現，在1978年，追求經濟成長是一個多麼讓人戰戰兢兢的事業。

1978年，是鄧小平真正主導中國命運的元年。在該年3月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他當選為政協主席。

在上海閔行的一間機電工廠中，松永看到了一條標語，「看誰先到達目標」。這家工廠開始對超額完成指標的工人實行獎勵，每月的獎金分成三元、五元和七元三個等級。松永問了一個問題，「有沒有送還獎金，仍然努力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人？」工廠負責人明確地回答，「沒有。」

在湖南長沙，坐了十年監獄的楊曦光回家了。他是在1968年2月，被作為重要「欽犯」而被捕入獄的，當年，21歲的他因為寫了洋洋萬言的《中國往何處去》，而被極左的「文革」領導人康生三次點名，判刑十年。出獄之後，楊曦光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雖有幾名專家看中他的才能，但終因「政審」不合格，未能錄取。直到兩年後，經他四處上告奔波，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胡耀邦對他的冤案親自批示中央組織部，楊曦光的問題要由法院依法處理，他才恢復了「政治的清白」。此後，他用乳名「楊小凱」再考社科院研究生，並終於成為當代中國最有人文批判精神的經濟學家。

政治上儘管重煥光芒，而榮家資產在大陸卻已分文不存。此時已回到北京的榮智健無所事事，他對科研和政治均無興趣，於是南下香港成了最好的一個抉擇，在那裡，一群解放前逃亡在外的榮家子弟儘管不復祖輩的榮耀，卻也依然固守家業。行前，榮毅仁盤算良久，記得當年他父親在香港開辦了數家紡織廠，其中的股息和分紅30多年一直未動，榮智健在父親的授意下一一結算，竟得一筆不菲的資金，這成了他闖蕩香江的資本。世家子弟畢竟不比尋常，其起點自當高人一籌。12月，他與兩個堂兄弟合股的愛卡電子廠開業了，總股本100萬元港幣，三人各佔1/3股份，一開始的業務是將香港的廉價電子錶、收音機、電子鐘等向大陸販賣，在當時，獲准「大陸販賣權」幾乎是一個難以想象的特權。3年後，這家背景深厚的小電子廠被美國的Fitelec公司以1200萬美元高價收購。榮家財技一試即靈，果然非同凡響。榮智健日後資產曾一度攀上「中國首富」的寶座，其淵源由來當是從這個夏天開始的。

聽了這番介紹后，李嵐清感到新鮮有趣，會後，李嵐清當即將談判做成簡報，上報給國務院和中央政治局，鄧小平批示：合資也可以談。

在中國現代史上，1978年是一個十分微妙和關鍵性的年代。儘管在此前兩年，執行極左政治路線的「四人幫」已經被打倒，但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層中的某些人提出「兩個凡是」的政治主張，在政治和經濟兩大領域實行意識形態化的治理。剛剛復出的老一輩領導人鄧小平則試圖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推進中國的命運變革。

不過，是養牛還是養豬似乎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舉國之內，確有一批像柳傳志這樣的人「春江水暖鴨先知」，他們在這個寒意料峭的早冬，感覺到了季節和時代的變遷。

第一個來的是美國通用汽車公司。10月21日，通用派出九*九*藏*書由湯姆斯·墨菲帶隊的大型訪問團來洽談轎車和重型汽車項目。後來出任副總理的李嵐清接待了他們，在這次洽談中，墨菲第一次提出了「合資」的概念。他說：「你們為什麼只同我們談技術引進，而不談合資經營（joint venture）？」

5月11日，《光明日報》刊登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當日，新華社轉發了這篇文章，第二天《人民日報》全文轉載。這可以被視為當年度中國最重要的政治宣言。在文章結尾，作者勇敢地宣稱：「凡是有超越于實踐並自奉為絕對的『禁區』的地方，就沒有科學，就沒有真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只有蒙昧主義、唯心主義、文化專制主義。」文章的發表在當時沉悶窒息的中國社會引起了巨大反響，在思想較為保守的東北和上海等地，「斥其砍旗」、「違反中央精神和反對毛澤東思想」等討伐之聲隆隆四起。胡福明在看到報紙后，回家對妻子說：「我已經有思想準備了，我準備要坐牢。」妻子說：「我要麼陪你一起坐牢，要麼天天送飯到你出牢。」

在當上政協主席后，鄧小平主持的第一個大會是隨後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在大會上，他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1978年1月14日，南京大學教師胡福明突然收到了一封信。寫信人是《光明日報》編輯王強華，此前半年，胡曾經寫了一篇文章投寄該報，在很久沒有收到回復后，他已經對此不存幻想。王的突然來信讓他非常意外。胡福明回憶說：「王強華在來信中寄來一份清樣，那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清樣。信我還都保存著，大概意思是說，這篇文章的意思你要講什麼我們是清楚的，我們是要用它的，希望快點修改一下寄來。就是提了一條建議，希望把道理講得完整一點，不要使人產生馬克思主義過時了的感覺。從此以後，我們的稿子來來往往了好幾個來回，我把修改了的寄給他，他隔了幾天把稿子修改了再寄給我。那麼後來呢，又有一封來信不同了，調子又變化了，讓我要寫得更鮮明一點，要更有針對性、要更有批判力，跟前面的調子又變化了。」

就這樣，吳仁寶用一種很特殊的方式改造他的家鄉，1978年12月8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的顯赫位置再次報道了華西村，題目是《農民熱愛這樣的社會主義》，同時還配發了「本報評論員」文章《華西的經驗說明了什麼》，這是當年度這家「中國第一媒體」對全國鄉村最高規格的報道。可是，在江蘇省和江陰一帶，華西被嘲諷為「吹牛大隊」，還有一些人給中央寫內參，告發「華西村是個假典型」。在這樣的風波中，吳仁寶奇迹般地躲過了暗箭，他的「江陰縣委書記」在一次舉報后被摘掉了，可他在華西村搞的那些小工廠卻一直在地下運轉。這些不受保護、偷偷摸摸的五金作坊成為了日後燎原中國的鄉鎮集體企業的胚胎。

有數據顯示，第一批報名高考的考生就多達580萬，遠遠超過高校的招生計劃。擴招成為全國上下一致的呼聲。北京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所所長毛祖桓回憶說：「擴招也是臨時決定的，當時一開始就讓各個學校報，每個學校能招多少人，就這樣報了一下，這麼定了分數線。那年考得好的學生還比較多，因為是多少屆的人壓在一起來考大學，所以最後，我記得當時是林乎加當北京市市長，北京就率先擴招，原來比如說330分、340分才過線，後來就說300分以上都可以上大學，一下子就增加了至少是三分之一強、二分之一弱的樣子，這個比例還是很大的。後來天津、上海等大城市跟進，造成了第二次擴招的態勢。」

松永試圖用事實來證明他的觀察，「中國的領導人已經意識到，靠上海那家老工廠是不可能迅速實現現代化的，因此必須下決心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近來，中國加強同外國的經濟關係的活動令人目瞪口呆。到今年9月為止，中國派出黨政領導人到31個國家訪問，並且接待了15個國家的政府領導人。而它們絕大多數是以前的敵人—西歐發達國家。不言而喻，這種門戶開放政策的目的在於引進先進技術。」

「我之所以到深圳，是由於1977年我從蘭州鐵道學院畢業時，被分配到廣州鐵路局工程五段，擔任給排水技術員，工資每月42元。工程五段主要負責北至廣東與湖南交界的坪石，南至深圳羅湖橋頭路段××公里的沿線土建工程項目。在這一管轄路段，經常幾個工程項目同時展開，1978年我們接手了筍崗北站消毒庫項目。那個時代，深圳還屬邊防禁區，不是隨便什麼人就能來的。

1978年底，美國《時代周刊》將鄧小平評為「《時代》年度人物」。這家在國際上影響重大的周刊用整整48頁的系列文章介紹了年度人物鄧小平和打開大門的中國，其開篇之作的標題是：「新中國的夢想家」（Visionary of a New China）。

蕭山雖處魚米之鄉的江南，卻是江沙衝擊出來的小平原，人口眾多而地力貧瘠，魯冠球生來對種地毫無興趣，他自小流浪鄉里，先學打鐵，后修自行車，25歲那年，他東借西湊4000元，帶著6個人辦起了「寧圍公社農機廠」，並自任廠長。寧圍是他出生地所在，在他將近50年的職業生涯中，這位日後著名的「中國企業常青樹」把公司辦到了大洋彼岸，自己卻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塊土地。

最具有戲劇性的企業考察出現在中國中部。一位日本記者在重慶鍊鋼廠發現了一台140多年前的機器。這家年產30萬噸原鋼的工廠，使用的機械設備全都是20世紀50年代之前的，其中，140多年前英國製造的蒸汽式軋鋼機竟然還在使用。那位記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指著機器上的出廠標板問廠長，「這是不是把年代搞錯了？」廠長的回答是，「沒有錯，因為質量好，所以一直在用。」

1978年12月26日晚上，西方的聖誕夜——中國大概要過15年才開始有人把這一天當作節日。第一批50名赴美留學的訪問學者在夜幕中乘飛機離開了北京，他們年齡最小的32歲，最大的49歲，學期為兩年。國務院副總理方毅特別在臨行前接見了他們，全國科協主席周培源及教育部副部長李琦親自到機場把他們送上了飛機。

李嵐清後來對中央電視台記者回憶，儘管中方人員懂得一些英語，知道「joint」是「共同或共擔」，「venture」是「風險」，連在一起似乎應當是「共擔風險」，但對它的確切含義並不清楚。於是墨菲就讓他手下的一位經理向中方人員詳細介紹了「joint venture」的含義：就是雙方共同投資，「合資經營」企業。這位經理還介紹了合資經營企業的好處，怎樣搞合資經營，以及他們與南斯拉夫建立合資經營企業的經驗等等。

「記得1978年，我第一次在《人民日報》上看到一篇關於如何養牛的文章，讓我激動不已。自打『文化大革命』以來，報紙一登就全是革命，全是鬥爭，全是社論。在當時養雞、種菜全被看成是資本主義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報》竟然登載養牛的文章，氣候真是要變了！」

此外，全國企業的布局也很不合理。為了免於在戰爭中處於被動地位，工業企業並沒有被放置在處於經濟地理優勢的沿海地區，而是採取了放置內地也就是大後方的策略。由於重要的工業企業都被設置在交通成本高昂的山區，並不計經濟合理性而分散在廣泛的地區，從而喪失了規模優勢，使得經濟效率非常低下。

一個不太為人所知的事實是，根據鄧小平的這段講話，中央政府曾經策劃過一個龐大的10年引資計劃，計劃引進600億美元的外資，大大擴大工業、農業、科學技術和武器產品的生產，其中包括了120個大型項目，如礦山、鋼鐵聯合企業和石油化工設備。哈佛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日後評論說：「該目標不切實際，一年左右就不得不大幅度降低。許多與國外簽訂的合同被迫取消或推遲，因為中國缺乏付款能力。」這裏隱藏著一個事實，那就是，在改革開放的初年，鄧小平曾經嘗試用「巨額資本密集投入」的方式來迅速地拯救中國經濟，這仍然是一種強有力的國家經濟運動，與毛澤東發動群眾搞經濟的方式不同，鄧小平這一次是試圖借用資本主義的錢來造「中國大廈」。不過，他的這個浪漫藍圖很快就被證明是行不通的。在發現這一計劃無法實現的第一時間，鄧小平就迅速地改變了戰略，他開始把重點放在上萬家國有企業的改造上，期望通過對它們的放權改造激發出生產的積極性，與此同時，他還在地理位置比較偏遠、國有經濟實力不強的南方進行特區試驗，用窗口效應來吸納國外資本和技術。

事實上，高考制度在此前的1977年已經部分恢復，而全國性高考的正式舉行則是在1978年。從這年起，高校招生恢復全國統一考試，由教育部組織命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組織考試、評卷和在當地招生院校的錄取工作。文科考政治、語文、數學、歷史、地理和外語；理科考政治、語文、數學、物理、化學和外語。外語考試的語種為英、俄、日、法、德、西班牙、阿拉伯語，考試成績暫不記入總分，作為錄取的參考。沒有學過上述語種的可以免試。報考外語院校或專業的，還須加試口語；外語筆試成績記入總分，數學成績作為參考。

同中國大多數工廠的情況一樣，桂林絲廠的工人看來並不是幹勁十足的。就業保障、退休金保證以及其他一些好處促使中學畢業生拚命擠進工廠去工作。因此，許多人都擠進了本來就已經過多的工人行列。生產線上工人過多使工人長時間地閑著。當我九-九-藏-書走進一個車間的時候，有三名女工正在同旁邊桌上的另外在名女工聊天。我一進去，她們就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然後交叉著雙手坐在那裡，好奇地朝我張望。在我逗留的幾分鐘里，只有一個女工幹了活，而沒有一個女工說得清楚她們的生產定額是多少。

有意思的是，另一個也因為寫了《中國往何處去》的四川萬縣人牟其中要等到1979年12月31日才能出獄。他沒有去考大學，卻辦起了一個銷售部，以後的10多年裡，他由「中國首富」而成「中國首騙」。2004年，皈依基督教的楊小凱去世，牟其中則在1999年又被關進了監獄。

在全會結束的兩天後，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工程在上海開工了。12月24日，日後成為中國鋼鐵業支柱的寶鋼公司在上海北郊的一片海灘上打下了第一塊基石，國務院批准國家計委、建委等部門報告，決定從日本引進成套設備，在上海寶山新建一個年產鐵650萬噸、鋼670萬噸的大型鋼鐵廠，總投資214億元，其中外匯48億美元，國內投資70億元人民幣。媒體對寶鋼的定位是—「我國第一個新型的、現代化的大型鋼鐵基地」，很顯然，它代表了當年度中國政府經濟發展和引進外資的最大舉措，舉國上下對之的期盼可見一斑。

1978年之前的中國是十分純粹的計劃經濟成長模型。在1952年前後，中國對私人資本進行了一次徹底的清理，所有的私人企業在這段時期內收歸國有。此後直到1978年，中國境內所有的企業都為國營或集體所有制企業。所有的物資生產和分配全由國家來調控，當時的年度計劃會議要開幾個月，擔任過國家計劃委員會經濟綜合司司長的朱之鑫回憶說：「那時候搞計劃可以說像騾馬大會，非常的厲害。你比如說一個煤礦，我採掘多少煤，坑木需要多少要報上來，坑木怎麼辦呢？我又要去林業部門看它有多少木材，採集這個可以分給煤炭行業多少，然後再到鐵路部門跑運輸，就這樣做計劃。」很顯然，這是一整套非常嚴密的計劃生態鏈，它在一個高度集中、全面封閉的體系內運行，全國的企業就像一個個車間，國務院總理相當於廠長，計劃委員會則是一個調度室，計劃點菜，財政撥款，銀行數錢，看上去是那麼的井井有條。但是，這種計劃經濟對效率的排斥和漠視卻已經是一件不需要來論證的事情了。

美國和可口可樂的速度讓人嫉妒，似乎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不對打開國門的中國感興趣。當時的國際環境是，美國剛剛從越南戰爭中抽身，無力再干預其他地區事務；蘇聯也因為要插手阿富汗而無暇他顧，冷戰局勢處於低潮。在經濟方面，西方國家剛剛從經濟蕭條中走出，空閑資金較多，急需擴大海外市場。4月，國務院主管經濟的副總理谷牧率中國代表團出訪歐洲各國，所到之處，官員和商人都表現了願意同中國發展經濟合作的強烈意向。在和法國總統德斯坦會談時，法國駐華大使對谷牧說：「聽說你們要搞120個大項目，我們法國很願意有所貢獻，給我們10個行不行？」在聯邦德國，巴符州州長說可以貸款50億美元給中國，馬上可以簽字；北威州則表示100億美元也問題不大。這些資訊都刺|激著中國領導人對引進持積極態度，因而形成了加快擴大對外引進的思想。

在金融體繫上，1978年前的中國，只有一家銀行，沒有保險公司及其他任何金融性企業，國營企業存款和財政存款之和為1089.9億元，占銀行存款總額的83.8%。國家是儲蓄主體，也是投資主體，因而不需要金融中介。國有固定資產投資主要來自財政撥款，銀行貸款主要作為流動資金。

「1978年以前的中國格局可能是最糟糕的局面。」美國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陳志武這樣評論說，它在某種意義上是經濟學界的一個共識。

「……工程繼續著。我盼望儘早結束工程，遠離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

訪日之後，鄧小平旋訪新加坡。李光耀在《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一書中回憶了這段經歷。李光耀對鄧小平印象深刻，以致他在書中寫道：「鄧小平是我所見過的領導人當中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儘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卻是人中之傑。雖已年屆74歲，在面對不愉快的現實時，他隨時準備改變自己的想法。」

客觀地說，鄧小平奠定了中國變革的思想基礎，並在他掌控的時間里主導了整場變革的節奏。這個小個子的四川人有著驚人的堅忍和洞察一切的政治決斷力。據與他親近的人回憶，當面臨重大決定時，他喜歡一個人坐在屋子裡默默地抽熊貓牌香煙。當他做出某種決策后，卻很少有人能夠變更它。法國思想家、1927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伯格森曾說：「說社會的進步是由於歷史某個時期的社會思想條件自然而然發生的，這簡直是無稽之談。它實際只是在這個社會已經下定決心進行實驗之後才一蹴而就的。這就是說，這個社會必須要自信，或無論怎樣要允許自己受到震撼，而這種震撼始終是由某個人來賦予的。」鄧小平無疑就是伯格森所謂的「某個人」。

前日本駐華大使中江要介在《鄧小平讓中國富起來》的回憶文章中，記錄了鄧小平訪日的另一個細節：中江在陪同途中問鄧小平對日本的什麼感興趣，鄧小平說中國老百姓冬天使用煤球，時常發生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情，他想知道日本有沒有不產生一氧化碳的煤球。

領導人的這種急迫心態，一層層地很快|感染到了各級經濟幹部那裡。中國第一次引進外資的熱潮在這一年的下半年突然掀起。彭敏在他主編的《當代中國的基本建設》一書中披露，1978年，全年簽訂了78億美元的外資引進協議，而其中有一半左右金額是12月20日到年底的短短10天里搶簽的合同。

「筍崗北站施工現場十分簡陋。睡覺休息的臨時宿舍搭建在鐵路邊。三十幾號人擠住在竹席搭建的工棚里。雙層鐵架床，我選擇住在上鋪，掛上蚊帳，鑽進去，編製工程進程表、決算表，看書，睡覺。廣東蚊子專欺負外省人，被叮咬的部位紅腫起疙瘩，癢疼難忍。掛蚊帳防蚊叮，還防蒼蠅的困擾；晾衣裳的繩子或燈繩上隨時被蒼蠅佔據，密密麻麻的，讓你渾身起雞皮疙瘩。

1978年的冬天，北京的每一個清晨都給人寒冷的感覺。新華社記者在新聞稿中寫道：灰白的太陽終於費力地鑽出薄霧，把它那毫無熱氣的光線投射到這個巨大城市的每一個角落—擁擠的樓房、狹窄的棋盤式街道和蠕動的密集人群中。

到1978年，雪球慢慢滾大，魯冠球的工廠竟已有400號人，年產值300餘萬元，廠門口掛著「寧圍農機廠」、「寧圍軸承廠」、「寧圍鏈條廠」、「寧圍失蠟鑄鋼廠」四塊牌子，到這一年的秋天，他又掛上了「寧圍萬向節廠」。四周的農民恐怕沒有幾個弄得清楚失蠟鑄鋼、萬向節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在後來人看來，從農作耕地到初級工業化之間，魯冠球似乎已經在費力地搭建自己的企業基石。

這年11月24日晚上，在安徽省鳳陽縣小崗生產隊的一間破草屋裡，18個衣衫老舊、面色飢黃的農民，藉助一盞昏暗的煤油燈，面對一張契約，一個個神情緊張地按下血紅的指印，並人人發誓：寧願坐牢殺頭，也要分田到戶搞包干。這份後來存於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大包干契約，被認為是中國農村改革的「第一槍」。

他先是參觀了東京的新日鐵公司和日產汽車公司。在日產的一個汽車廠里，他真正領略了「現代化」的生產線在大阪考察時，他專程去了松下電器公司的茨木工廠，在那裡，翹首等待他的是另一位亞洲傳奇人物，松下公司創始人、被尊稱為「日本經營之神」的83歲的松下幸之助。

這一部企業史的前半段中，如果要有一個「主角」的話，那他就應該是鄧小平。

華西村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是「農業學大寨」的全國典型，吳仁寶在這個村裡當了創紀錄的48年的村黨委書記，他既是一個農村基層政權的領導者，同時又是一個鄉村公司的企業家，這雙重的角色讓他在很多時候遊刃有餘，也在另一些時候，遭遇終極難題。這種欣悲交集的命運將貫穿他整個的變革生涯。

與隻身闖香港的兒子相比，當上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榮毅仁鏖戰大陸。他提筆向鄧小平建議，「從國外吸引資金，引進先進技術，似有必要設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集中統一吸收國外投資，按照國家計劃，投資人意願，投入國家建設」。在榮毅仁的提案中，即將創辦的公司名為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簡稱中信（CITIC）。此議當即得到鄧的認可，其他領導人也頗為讚許。1979年，中信公司正式成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它扮演了中國引進國際資本的中介角色。

這場關於真理檢驗標準的大討論影響了中國改革的整個進程。在思想基礎上，它徹底摧毀了「兩個凡是」的政治原則，倡導一種全新的實踐主義理論。而在經濟變革中，它試圖建立一種全新的思想基礎和商業倫理。直到30年後，我們仍然能夠強烈地感受到這一思想對中國改革的影響。在日後的幾年裡，它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及「穩定壓倒一切」等政治格言一脈相通，分別從方法論、戰略目標和成長邊界三方面進行了清晰的表述，從而構成了中國的改革文化和三大思想基石。可以說，日後中國企業及其他事業的發展，折衝百回，曲線前行，都以此為最根本的起點和邊界。

最後，馬修斯斷言，「這種鬆鬆垮垮的工作態度，仍然是妨礙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實現現代化的一個主要障礙」。

出乎李光耀預料的是，鄧小平對新加坡的經濟制度表示出濃厚的興趣。他在回憶錄中寫道，「鄧小平離開幾個星期後，有人把北京《人民日報》刊登的有關新加九九藏書坡的文章拿給我看。報道的路線改變了，紛紛把新加坡形容為一個花園城市。說這裏的綠化、公共住房和旅游業都值得考察研究。我們不再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鄧小平在第二年的一次演講中說：『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們怎麼利用外資。新加坡從外國人所設的工廠中獲益。首先，外國企業根據凈利所交的35%稅額歸國家所有；第二，勞動收入都歸工人；第三，外國投資帶動了服務業。這些都是國家的收入。』他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為中國人要爭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個參考標準。」

1978年實在是一個如此遙遠而模糊的從前。那一年，美國頒布了《破產改革法》，在此之前，即便是這個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在企業破產方面也沒有形成系統性的法律闡述（中國將在五年後出現第一家破產企業）。那一年，偉大的微軟公司才剛剛兩歲，比爾·蓋茨決定給自己發工資，他鼓足了勇氣對合伙人說，「我今年的年薪絕對不能太低，它應該是1.6萬美元」。那一年，福特汽車公司的傳奇總裁艾柯卡被亨利·福特出於嫉妒而開除了，時年54歲的他轉而受聘于瀕臨破產邊緣的克萊斯勒公司，六年後他竟奇迹般地使其扭虧為盈，並將公司的年盈利提升至令人咋舌的24億美元，他成了美國英雄，也成了中國企業家最早崇拜的偶像之一。那一年在美國芝加哥，世界上的第一個行動電話通信系統悄然開通了，很多人都不看好這個新技術，誰也沒有想到這竟會是全球化信息時代的開端。

這位經理介紹以後，墨菲還補充說：「簡單地說，合資經營就是把我們的錢包放在一起，合資共同辦個企業，要賺一起賺，要賠一起賠，是一種互利的合作方式。若要再說得通俗一點，合資經營就好比『結婚』，建立一個共同的『家庭』。」

這家工廠的革委會主任謝廣之（音）告訴記者，去年，全廠85%以上的工人都增加了少量的工資，對很多人來說，是10—20年來第一次增加工資。由於幾乎所有的工人都增加了工資，所以這次加工資沒有起到明顯的刺|激作用。從今年開始，工廠開始對一些勞動好的工人給予少量的獎金，一季度的獎金不超過1.75美元。

整個國家的產業布局以重工業為絕對優先。在1953~1979年期間，重工業增長相比于輕工業增長的領先係數達到1.47，甚至在一段時期竟高達6.00。出於政治目標和國家生存戰略的需要，軍工產業被放到了最首要的地位上，鋼鐵、石油等重工業則與之配套，因此，重工業的產品並非像正常經濟的運行體制那樣流入國民經濟的擴大再生產循環之中，這直接造成了輕工業及國民生活必需品生產的嚴重短缺。人們購買糧食、日用品等都需要憑限制性的票據供應。

後來的歷史證明，這一併不切實的目標並沒有完全實現。不過在當時它確乎讓全中國為之一振，所有的人彷彿都聽到了時代火車轉換軌道的尖利聲響。當年，共有6000人參加了這次科學大會，其中僅有150多人在35歲以下。在大會的後排，坐著一位名叫任正非的33歲的青年人，他是解放軍派來的代表，他因為剛剛獲得了全軍技術成果一等獎而意外地得此殊榮，此刻他正在為父親的平反以及自己能否入黨而發愁，而他不會料到的是，再過十年他將漂泊到南方的深圳，以微不足道的兩萬元創辦一家叫做華為的電子公司，然後，這家公司將以其嚴苛的軍事化管理和犀利的底價戰略迅速崛起，並讓全世界的同行們深感頭痛。

1978年7月28日的《華盛頓郵報》上，刊登了記者傑伊·馬修斯發表的一篇中國工廠觀察記。不知道通過怎樣的程序，他被破天荒地允許參觀桂林的一家國營工廠。從這一年的夏天開始，中國各地似乎放寬了海外記者採訪考察中國企業的審批。因而，在各家國際媒體上，人們讀到了多篇充滿陌生感的目擊記。

儘管有抱怨和擔憂，但是中國接納世界和世界進入中國的熱情卻越點越熱。

這次會議的唯一議題是，「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與此相關，全會決定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和「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口號，重新確立了黨的組織路線，反對突出宣傳個人，審查和解決了歷史上的一大批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這無疑是一次十分具有象徵意義的會議，它意味著從此開始，「政治生活」已不再成為中國老百姓的主要生存方式。中國重新回到了世界和平競爭的大舞台上，這個經歷了百年激蕩的東方國家將以經濟發展的方式走向更遠的明天。因而，儘管在兩年前，執行極左路線的「四人幫」已經被打倒，但是直到兩年後的這一天，中國才真正進入到了「改革開放」的年代。

在這篇題為《儘管宣布要對工廠進行改革，工作仍然鬆鬆垮垮》的報道中，馬修斯寫道：

在經歷了這一些觀察之後，松永預言中國即將開始一場新的經濟革命。在10月3日的一篇述評中，他直截了當地宣稱，「進入建國30年的中國今後的課題是，實行高速經濟增長政策，把中國建成一個強大的經濟大國」。而中國正在採取的辦法則是，「在再度復職的鄧小平領導下，設法加強同外國—以西方發達的工業國家為中心—的經濟關係，在國內則推行講究能力和效率的路線」。

回到香港，李嘉誠當即決定，在家鄉潮州市捐建14棟「群眾公寓」，他在給家鄉人的信中寫道：「念及鄉間民房缺乏之嚴重情況，頗為繫懷。故有考慮對地方上該項計劃予以適當的支持。」他要求家鄉媒體不要對此做任何的宣傳。有一個與此相關的細節是，兩年後，「群眾公寓」建成，搬進新房的人們將一副自撰的春聯貼在了門上，曰：「翻身不忘共產黨，幸福不忘李嘉誠。」此聯很快被記者寫成「內參」上報到中央，引起了一場不小的震動。李嘉誠不惹政治，卻防不了政治來惹他。

「工作之餘，我總會捧著一本書，在晚飯後獨自一個人關在房間里做讀書筆記，直至凌晨；節假日則去上英語課。一次周末，廣州友誼劇院聽音樂會：香港小提琴演奏家劉元生先生與廣州樂團聯袂演奏「梁祝」小提琴協奏曲。我太喜歡這首愛情至上的協奏曲，所以演出結束后還跑到後台向演奏者祝賀，劉先生送我一盤個人演奏的「梁祝」協奏曲錄音帶。當時怎麼也想不到，劉先生會成為我到深圳創建萬科的生意夥伴、上市之後的大股東之一。

跟全國所有的大學一樣，廣州的華南工學院（1988年改名為華南理工大學）也迎來了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學生，無線電班的教室里濟濟一堂，學生們都用好奇的眼光打量彼此。他們中間年紀最大的已經40歲，最小的只有18歲，其中，三個年紀相近的同學很要好，最小的陳偉榮，來自廣東羅定縣，還有兩個比他大一歲多的黃宏生和李東生分別來自海南五指山和惠州。他們的同學後來回憶說：「黃宏生最老成，是全班的老大哥，在學校里沒有少照顧他的學弟們。黃宏生是穿著露出大腳指的解放鞋走進教室的，他是班長，在校的四年時間他幾乎全部泡在了圖書館。李東生是班上的學習委員，他性格很內向，平時不太愛和其他同學玩，特別是見到女生還會臉紅，因此一些女同學畢業時還不太叫得清他的名字。」這三個人，日後分別創辦了康佳、創維和TCL三家彩電公司。極盛之時，這三家公司的彩電產量佔到全國總產量的40%。

應該說松永的觀察是很精準的。1978年，除了主要領導人頻頻出訪之外，中國政府還做了一些動作，它們在當時似乎並沒有引發聯想，然而在後來的研究者眼中卻絕非巧合。這一年的7月3日，中國政府停止對越南的援助，13日又宣布停止對阿爾巴尼亞的一切技術和經濟援助，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正式生效，12月16日，中美髮布建交聯合公報。

在這裏，我們必須提醒讀者一個事實：中國民營公司的成長從一開始就有兩個源頭，一是華西式的鄉村基層政權及其集體企業組織，二是魯冠球工廠式的自主創業型企業。在日後很長的時間里，吳仁寶和魯冠球是中國鄉鎮企業最耀眼的「雙子星座」，但是他們的起點卻相去甚遠，前者始終依託在村級政府的肌體上，而後者的崛起則大半是個人創造。這種差異在一開始並不起眼，甚至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連他們自己都沒有注意到這一點，「鄉鎮企業」一直是他們共用的一個概念，直到「企業產權」的歸屬成為一個問題時，他們的命運才開始向不同的方向飛奔，這自然是1990年之後的話題了。

在李嘉誠從香港來北京參加國慶典禮前的4個月，36歲的榮智健隨身攜帶著簡單行裝和單程通行證，遠離家人，告別妻兒，從北京來到了香港。到碼頭來迎接他的，是他的兩個堂兄弟，榮智謙、榮智鑫。顯赫百年的榮家第四代終於在一個潮濕的夏天又聚在了一起。

隨行的新華社記者在報道中描述道：日本朋友向鄧副總理介紹了松下電器公司生產各種電視機的概況。從1952年生產第一台電視機以來，截至1978年3月，這家公司已經生產了5000台電視機。鄧副總理走進生產車間，參觀了電視機組裝生產線、自動插件裝置以及檢查成品等生產工序。離開車間后，鄧副總理被邀請來到一間展覽室，日本朋友向鄧副總理介紹了陳列在這裏的雙畫面電視、高速傳真機、漢字編排裝置、錄像機、錄像唱片、立體聲唱機以及微波爐等產品。鄧副總理在講話中說，在中國四個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電子工業、電子儀錶和自動化等都是必需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和生效，使兩國的友好合作可以更加廣闊地在多方面進行下去。鄧副總理應主人的要求，在這家工廠的紀念冊上題詞：「中日友好九-九-藏-書前程錦」。

「施工空暇去了趟沙頭角：一條彎曲的石板窄街，路中間一塊界碑，冷冷清清的。界碑不能越過，中方一側僅有的兩間店鋪里擺放著極普通的日用雜貨。

如果說，鄧小平在年末的訪日頗有點「招商」意味的話，那麼，歐美的企業主也明顯嗅到了中國變革的氣息。特別是早在1972年就與中國恢復了正常外交關係的超級大國美國，它那家最著名的公司—可口可樂公司很早就把它的臨時辦事機構設在王府井街口的北京飯店裡。當時在中國主管事務的是可口可樂亞太分部的一個叫亨達的美國中年人，接觸過他的人都記得他有一頭鐵灰色的頭髮。12月17日，中美雙方發表《中美建交聯合公報》，宣布「中美雙方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第二天，亨達與中國糧油集團簽署了一份合同，獲准向中國出售第一批瓶裝可口可樂。根據當時的協議，可口可樂公司獲准以補償貿易的方式及其他支付辦法，向中國主要城市和遊覽區提供可口可樂制罐及罐裝設備，在中國設立專廠裝罐裝瓶，並在中國市場銷售。在罐裝廠建立之前，從1979年起，由中糧公司採用寄售的方式先行銷售可口可樂飲料。合同是在外貿部大院（與北京飯店斜斜相望，僅隔著一條長安街）簽訂的。外貿部長李強在批複中加了一條：「僅限於在涉外飯店、旅遊商店出售。」儘管合作的姿態是審慎和小心翼翼的，但是可口可樂總部顯然是非常滿意的，因為幾乎所有人都知道，水閘一經打開，就再也關不上了。

很顯然，這是一個真正的開始！

1978年，中國最重大的經濟事件並不發生在城市裡，而是在一個偏僻、貧窮的小鄉村。這在即將開始的30年裡一點也不奇怪，因為日後更多改變中國變革命運的事件都是沒有預謀的，都是在很偏僻的地方、由一些很平凡的小人物所意外引爆的。

當時在座做記錄的經濟學家于光遠回憶說，鄧小平提到的是「深圳」，而不是人們常說的「寶安」，還列舉了為什麼深圳可以先富起來的理由，可見鄧小平注意深圳很久了，而且進行了深入的思考。1979年3月，深圳經濟特區成立。

無錫榮家，興于清末民初，靠辦印染工廠起家，是江浙沿海一帶顯赫的商賈大戶，最鼎盛時，榮家幾乎掌控了中國紡織產業的大半壁江山。1949年之後，榮家一直是共產黨的堅定擁護者，1953年，黨中央有計劃地實驗公私合營計劃，在榮家第三代掌門人榮毅仁的積極倡導下，他所持股的廣州第二紡織廠成為全國第一家遞交公私合營申請書的私營工廠，起了全國性的示範和宣傳作用，毛澤東因此讚許榮家為「民族資本家的首戶」。三年後，全國公私合營計劃臨近收尾，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榮毅仁作為工商界報喜隊代表，向毛澤東、劉少奇等報喜，這一天標志著「全國範圍內基本上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1957年，41歲的榮毅仁當上了上海市副市長，後來還曾兼任紡織部副部長。

1978年以前，中國是一個封閉自守的經濟體，與世界經濟體系基本「絕緣」。高度集中的經濟列車在運行了20多年後，終於在20世紀70年代末陷入了空前的泥潭。從1958年到1978年，20年間中國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增長不到4元，農民則不到2.6元，全社會的物資全面緊缺，企業活力蕩然無存。

這一年，一切似乎都已經水到渠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領導層得到了管理國家的領導權；在隨後的科學大會上確定了現代化建設的主旋律；在5月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中，啟動了一場思想解放的運動，改革的思想取得了主導權；出訪日本及一連串的外資談判，讓沉重的國門一點一點地打開；11月，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一場革命行動，「文革」期間受到迫害的革命家和群眾得到承諾將很快平反。就這樣，變革每天都在發生，中國的未來走向似乎日漸清晰，在年底的12月18日到22日，中國當代史上最重要的會議之一—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

這一年底，也就是柳傳志讀報后的20多天，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在這次大會上，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全會做出了將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的決定。而就全會召開前後，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四·五」天安門運動完全是革命行動。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為彭德懷、陶鑄等在「文革」中蒙受冤屈的政治家平反並召開追悼會。此後兩年中，全國300多萬幹部群眾獲得平反，55萬「右派」得到改正，至此，「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基本完成，中國的發展主軸自此全面轉變。

魯冠球辦廠，可以說真是從一窮二白起家。工廠沒有地方買原材料，他蹬著一輛破自行車每天過江到杭州城裡，走街串巷地收廢舊鋼材，有時候就蜷在一些國營大工廠的門外一整天，有廠里不要的廢鋼管、舊鐵線扔出來，就寶貝一樣地揀回去。生產什麼，也是有上頓沒下頓，一開始做了一千把犁刀，跑去向農機公司推銷，一進門就被趕了出來，因為他沒有「經銷指標」。那是一個鐵桶般的計劃經濟年代，生產什麼，購買什麼，銷售什麼，都要國家下達指標，指標之外的物品流通便屬「非法」。精明的魯冠球東鑽西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條活下來的縫隙，那就是為周邊公社的農具提供配套生產，如飼料機上的榔頭、打板，拖拉機上的尾輪叉，柴油機上的油嘴，要什麼做什麼。

在南方小鎮深圳，一位叫王石的27歲文學青年正枕著一本已經被翻爛的《大衛·科波菲爾》，睡在建築工地的竹棚里。他在後來的自傳中寫道：

在溫州，13歲的南存輝因貧窮而不得不輟學，他成了一個走街串巷的補鞋匠，對那段日子他一生記憶深刻，「補鞋稍不留神，錐子就會深深地扎入手指中，鮮血頓時湧出。只好用片破紙包上傷口，含淚繼續為客人補好鞋。那陣子，我每天賺的錢都比同行多，我就憑自己的速度快，修得用功一點，質量可靠一點。」6年後，這位修鞋匠在一個破屋子裡建起了作坊式的開關廠。20年後，他創辦的正泰集團成為中國最大的私營公司之一。

在國內成功地掀起了「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思想熱浪之後，1978年10月22日，鄧小平出訪日本。在此次訪問中，走訪日本公司是他出行的重要事項之一。這位早年曾經留學法國，在印刷廠當過工人的中國領導人已經有半個世紀沒有走進過資本主義的工廠了。這一次，他顯然不僅僅是為了參觀，而是在舉手投足間一次次地表達出自己的深意。

從現在查閱的資料看，日後創辦了赫赫有名的聯想集團的柳傳志可能有點記憶上的差失。因為在已經泛黃的1978年的《人民日報》中，並沒有如何養牛的文章，而有一篇科學養豬的新聞。在這天報紙的第三版上，有一篇長篇報道是「群眾創造了加快養豬事業的經驗」，上面細緻地介紹了廣西和北京通縣如何提高養豬效益的新辦法，如「交售一頭可自宰一頭」、「實行公有分養的新辦法」等等。柳傳志看到的應該是這一篇新聞稿。

幾乎就在通用汽車董事會對中國說「不」的同時，一批德國汽車專家考察上海，他們開始與上海的領導人談大眾汽車合資的項目，這個談判一直談了整整十年。中國方面在談判中唯一的堅持是：大眾汽車必須國產化。當時隨大眾公司來華的一行人中，有一位德國《明鏡》周刊的記者，他在考察了手工作坊一般落後的中國廠房后，略帶嘲諷地說：「大眾汽車將在一個孤島上生產，並且這裏幾乎沒有任何配件供應商。中國車間里的葫蘆吊、長板凳、橡皮榔頭，都是我爺爺輩的生產方式。」當時，幾乎每一個到現場考察的德國人都不相信上海汽車製造業能在短期內改變如此落後的現狀。他們發現，在中國找不出一家零部件生產企業能與桑塔納汽車配套，甚至沒有一條生產線不需要改造。能用上的，只有輪胎、收音機、喇叭、車外天線和小標牌，而即使把這些零碎的東西全部加起來也只能佔到零部件總量的2.7%。

「文革」期間，榮毅仁靠邊站，沒有少吃苦頭，他的食指被紅衛兵打斷，好幾年一直在全國工商聯機關食堂的鍋爐房運煤和打掃工商聯機關的所有廁所。他的兒子榮智健被流放到四川涼山的一個水電站當抬土工。「四人幫」下台後，鄧小平復出，榮毅仁也隨即翻身，在1978年2月召開的五屆政協會議上，鄧小平被選為全國政協主席，榮毅仁當選為副主席。

在遼寧，瀋陽鐵路局當工人的馬蔚華考入吉林大學經濟系國民經濟管理專業，11年後他出任招商銀行總行行長；杭州出生的張征宇考上了北京工業學院（后更名為北京理工大學），他一直讀到博士畢業，1987年自創公司，後來做出第一代PDA掌上電腦「商務通」；北京176中學的青年老師段永基考上北京航空學院（后更名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研究生，6年後創辦四通公司，後來成為北京中關村的風雲人物。在四川，劉永行三兄弟參加了1977年的高考，都上了分數線但是因為「出身成分」不好而沒有被錄取，兄弟三個一怒之下辦起了一個小小的養殖場，20年後他們成為當時的「中國首富」。

1978年11月27日，中國科學院計算所34歲的工程技術員柳傳志按時上班，走進辦公室前他先到傳達室拎了一把熱水瓶，跟老保安開了幾句玩笑，然後從寫著自己名字的信格里取出了當日的《人民日報》，一般來說他整個上午都將在讀報中度過。20多年後，他回憶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