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東建酒店，首先面臨的就是計劃體製造成的物質短缺問題，「一個大賓館，需要近10萬種裝修材料和用品，而當時內地幾乎要什麼沒什麼，連澡盆軟塞都不生產，只好用熱水瓶塞來替代。更要命的是，進口任何一點東西，都要去十來個部門蓋一大串的紅章」。後來，被折磨得「脫去人形」的霍英東終於想出了一個絕招，他先把開業請柬向北京、廣東及港澳人士廣為散發，將開業日子鐵板釘釘的定死了，然後，他就拿著這份請柬到各個環節的主管部門去催辦手續，這一招居然還是生效了，工程進度大大加快。1983年2月，白天鵝賓館正式開業，當日酒店湧進了一萬多個士民。

去美國訪問，鄧小平最重要的任務是政治性的。在喬治亞州的州長官邸，他與16位前來拜訪他的州長共進晚宴。鄧小平不厭其煩地介紹中國走向開放的政治和經濟政策，希望中美正常外交關係得到美國人民的認同。而到日本去，他則帶有更多的學習的意味。

在上一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中央認為：「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於集中，應該又領導地大胆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正是基於這一共識，擴大企業自主權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始發站，在今後的將近20年的時間里，這一直是國有企業試圖掙扎著煥發活力的改革主線。

這場大辯論要一直持續到1982年，年廣久的瓜子工廠已經僱工105人，日產瓜子9000公斤，賺的錢據說也過100萬元了，關於「個體戶到底雇幾個人算是剝削」的爭論卻是塵埃未定。這時候，鄧小平出來講話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討論會上，鄧小平建議對私營企業採取「看一看」的方針，他當時便舉到了年廣久的例子。

在安徽蕪湖，一個目不識丁、自稱是「傻子」的小商販給全中國的理論家出了一道天大的難題。

現在，我們把目光放得更寬廣一點。如果說，國有企業的效率低下是一個存在已久的老難題的話，那麼，一個更讓人膽戰心驚的挑戰在這年春天逼近到了眼前。

而有意思的是，這些創辦工廠的港商大多數是當年的偷渡客。據傅高義的記錄，「東莞官員估計，與香港簽訂的合同中，約有50%是與原來的東莞居民簽訂的。很顯然，廣州的省政府與它下屬的縣政府在對待偷渡客的問題上產生了微妙的差異。」這一年，廣東省的報紙上充斥著打擊偷渡客的各類新聞：12月，省政府還通過了一個《關於處理偷渡外逃的規定》，對偷渡未遂者的處罰相當嚴厲，而同時，在珠江三角洲的一些縣市，地方官員則開始歡迎早年的偷渡客回鄉辦工廠。特別是在東莞、中山等縣，大量的「三來一補」項目都是當年的逃港者回來辦的。一位東莞幹部對前來採訪的傅高義說：「十年前我的主要職責就是防止偷渡和拘扣偷渡犯，過去我們把他們當作壞人，但現在我們認為他們富有冒險精神，才能出眾，與那些留下來的老實農民不一樣。」

當日中國，涌動街頭的還是一片「藍色的海洋」，當時的流行服裝是有著肥大的袖口、帶著油膩的棉大衣。然而，細心的人不難發現，愛俏愛美的姑娘們已經批起粉紅色紗巾或在灰藍色罩衣下擺露出花布內襖。有一張美聯社記者拍到的照片保留到今天：皮爾·卡丹穿著一件黑色大衣，雙手插在上衣口袋裡行走在北京的大街上，他的左前方一個拎著皺巴巴皮袋的老年農民轉頭好奇地張望這個長相奇異的外國人，他的帽子和對襟棉襖與皮爾·卡丹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1979年12月31日，方臉瘦高的四川萬縣人牟其中被釋放出獄，四年前他因為寫了一篇《中國往何處去》的長文而被打成反革命，據說最初已經內定為死刑，後來案子一拖再拖才沒有真的判下來。這年下半年，四川開始清理「文革」的冤假錯案，牟其中等人被宣布無罪釋放。他沒有回到縣玻璃廠繼續當他的燒爐工人，而是在出獄一個月後，向人借了300元錢，成立了一個「萬縣市江北貿易信託服務部」。這時候，他已經是將近40歲的人了，19歲那年，他曾經填過一闕《虞美人》，詞曰：「九人踏霧入山來，重登太白岩。一層斷瓦一層草，不似當年風光一般好。垣頹柱斜廟已敗，何須再徘徊。願去瑤池取玉柱，莫道大好山河無人顧。」

從改革開始的第一天起，利益的博弈就開始了。先是被下放了權力的國有企業與管制了它們多年的政府之間的博弈，然後是這些企業背靠政府的政策支撐與「意外」興起的民營公司的博弈，再到後來，跨國公司也進來「攪局」、「搶食」，於是，利益的格局變得越來越錯綜複雜。30年的中國企業變革，看上去千頭萬緒，雜亂無章，國家政策貌似東搖西擺，效率低下，但是嚴格來說，其改革的利益訴求、戰略目標則是非常的清晰，而且從第一天起就沒有搖擺過。

回過來再說周冠五的改革。自主權的下放，意味著首鋼與上級管理部門的職權關係的調整，周冠五不再是一個管理20萬人，卻只有權力簽字改造一個廁所的廠長，他要掌控自己的命運。這裏便直接觸及國有企業管理者與資產所有者的權力調整，這是中國企業變革的重要命題之一。事實上，從改革的第一天起，這種權力調整便是在一種曖昧的、糾纏不清的情景下持續著的，博弈在既得利益集團內尖銳的進行著，在產權沒有清晰的前提下，它將纏綿永續，無始無終。首鋼並非是首例而已。

袁庚辦工業區，一沒有被納入國家計劃，二沒有財政撥款，但他卻爭得了兩個權力：一是可以自主審批500萬美元以下的工業項目，二是被允許向外資銀行舉債。於是，他遍走香港，向港商和銀行借貸資金，前後兩年，招商局借進15億元，這筆錢被用來平整土地、建設工業基礎設施和生活設施，袁庚同時大大簡化招商程序，外商到蛇口辦公司，從土地、協議到招工，往往個把月便全部搞定。蛇口很快成為中國最開放的「工業區」，企業和人才紛擁而入，兩年多時間，蛇口的企業已超過百家，一片海塗沙灘頓時熱鬧非常。

到1979年低，全國的試點企業達到4200家。我們即將看到，在未來的30年裡，中國龐大的國有企業集團是如何被鬆綁、被打散、被挾持、被偏袒以及被肢解的，它們因規模的不同、行業的不同，以及際遇的不同而有著迥異的命運軌跡，而貫穿始終的則是，作為這一部分資產的擁有者——中央及各級政府——如何竭盡全力地試圖保全它們、壯大它們。

1979年，一個在芝加哥大學研究制度經濟的香港青年學者到廣州遊歷。

1945年，盟軍總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從菲律賓來到日本，他拒絕去皇宮會見裕仁天皇，而是要求後者到美國大使館向他致意，他叼著煙斗對《芝加哥論壇報》的記者說，「日本已經淪為第四流的國家，再也不可能東山再起、成為世界強國了。」1955年，中國的國民收入佔世界的6.5%，而日本只有2.5%，到1960年，日本已經開始與中國並駕齊驅。

喬廠長到任后，他的副手是廠里原來的造反派頭頭，在「文革」時期曾經批判過喬——將改革的對立面進行「政治符號化」這又是當時最流行的手法，於是他們的矛盾從一開始就出現了。這個工廠的情況當然非常的糟糕，工人沒有積極性，幹部之間矛盾重重，喬廠長不久就開始「放火」，他將全廠9000多名職工推上了大考核、大評議的比賽場，留下精兵強將，把考核https://read.99csw.com不合格的，組成服務大隊替代農民工搞基建和運輸。喬廠長還親自出差去「搞外交」，去解決原材料、燃料和各關係戶的協作問題。他的這些舉措自然得罪了很多人，於是告狀的、造反的、摸黑的事情連連發生，喬廠長表現得非常勇敢，他大聲嚷道：「我不怕這一套，我當一天廠長，就得這麼干！」

我們甚者可以說，周冠五看上去比喬廠長更像一個改革小說的人物。他他軍人出身，由貴溪軍分區的一個副參謀長轉而籌建首鋼（一開始叫石景山鋼鐵廠），大半輩子都撲在這個工廠里，1979年，在年近60之際卻趕上一場宏大的變革。他儀錶堂堂，聲音洪亮，愛梳一個光亮的大背頭，個性堅毅張揚，好做驚人事。有一年，首鋼廠慶要在廠大門口塑一隻鋼鷹——這是當年中國企業的一個共同愛好，在廠門口塑一隻展翅飛翔的鷹，這個愛好將一直持續到90年代中期。周冠五問：「北京市目前塑的鷹最大個的是多少？」答：「2米。」又問，「全國呢？」答，「6米。」周說，「那好吧，我們來個12米的。」這個12米的超級大鷹一直蹲在首鋼的東大門。

這位青年學者因此而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現代化不管是走哪一條路，都會遇上一個極大的障礙。以其他國家的標準來衡量，整個中國也找不到幾個45歲以下，稱得上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結果就出現了一群散漫的勞動人口和無知的官員。在這方面所造成的障礙，會使得一般人所說的外資外匯問題，遠為嚴重。」

在上海，一些老工商人士和部分境外公民以民間集資的方式創建了一家叫「上海市工商辦愛國建設公司」的企業，它後來被認為是中國第一家民營企業。第一家廣告公司也在這個有著百年商業傳統的城市出現，在3月15日的《文匯報》上刊出了第一個外國品牌的廣告，捷足先登的是瑞士的雷達牌手錶，同一天，雷達表還在上海電視台播出了第一個電視廣告，由於時間和操作上大的原因，這條廣告片甚至是用英文解說，只是配上了中文字幕，雖然當時中國懂英文的人並不多，但是在3天內，到黃浦區商場詢問這個品牌手錶的消費者超過了700人。

這一段公案，在很多報告文學中被描述成周冠五與反對承包制的舊勢力之間的較量，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卻是國有資本集團內部兩個不同利益群體的一次拉鋸和爭鬥。這樣的爭鬥在幾乎所有的國有企業中都將出現。我們似乎可以用「周冠五模式」來描述國有企業當家人的命運軌跡：其而傳奇、中則輝煌、晚年落寂。周冠五當了十多年的中國改革典型，其風光榮耀一時無二。1995年周冠五之子、首鋼國際公司總經理周北方捲入北京市前市長陳希同案，以涉嫌經濟犯罪被捕，後來被判處無期徒刑，周冠五退休。此後，首鋼的改革效應日漸減退。

一個物質化的年代到來了。

在新加坡，高傲的李光耀總理要求政府、企業和學校都要學習日式管理，引入日本企業管理制度。譬如由政府舉辦日式管理研討會，延聘日本知名企業高階主管到新加坡現身說法，大學管理教授們都要參加，做筆記，並作為教材的一部分。

以首鋼等八家試點企業為首，以「放權」為主題的國有企業改革在1979年正式拉開序幕。海內外學者普遍將中國國有企業改革進程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78年—1993年）：以放權讓利為主線，探索國有企業改革目標模式階段。第二階段（1993年—2001年）：明確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嘗試探索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階段。第三階段（2001年以後）：改革國有資產管理新體制、建立健全現代產權制度，使股份製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階段。

當北方的周冠五們為了企業自主權在抗爭的時候，在南方，另一群人則試圖無中生有，創造一個新的經濟王國。在鄧小平的直接干預下，在高層被討論了一段時間的「經濟特區」悄然走向現實。一個叫袁庚的人走到了前台。

好一個「莫道大好山河無人顧」，寫得如此好詞的牟某人終非池中物，他的一腔少年意氣在政治理想上空擲二十載，現在卻要一股腦兒地宣洩到商業大海中了。「牟其中的年代」果然很快就要到來了。

年廣久因鄧公一言而名留中國改革史。而在對待民間企業的政策上，這僅僅是第一道撕開的小口子，一道很小很小的，卻決定了中國企業命運的小口子。在政策上，真正去掉對僱工數量的限制，還要等到1987年，在那一年的中央5號文件中，私營企業的僱工人數才被徹底放開。

為了提高政府的效率，也是在那一年，東莞縣政府設立了以個叫做「對外加工裝配辦公室」的機構，宣傳「一個窗口對外、一個圖章辦事」，港商在這裏簽一個合同，頂多個把小時，這在當時中國幾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這個全國獨一無二的機構一共了十年，東莞的工廠數目年年猛增，從1978年到1991年，東莞引進外來資金17億美元，為全國縣級城市之冠。

幾個月後的6月29日，松下幸之助1989年辭世的松下幸之助是中國企業家的第一個商業偶像。他從自行車店學徒開始，數十年成就一個商業帝國，這樣的傳奇很能夠激勵同樣出身卑微的中國企業家。另外，松下提出了很多最基本的經營理念，譬如注重質量、培養人才、建立銷售網路、為顧客提供服務等等，它們都成為中國企業家的第一本教科書。海爾的張瑞敏回憶說：「80年代初國內能找到的只是松下幸之助的那些大厚書，所以以開始在質量管理的辦法上，我借鑒的都是松下的東西。」華為的任正非在松下參觀時看到，「無論是辦公室，還是會議室，或是通道的牆上，隨處都能看到一幅粘貼畫，畫上是一艘即將撞上冰山的巨輪，下面寫著：『能挽救這條船的，唯有你。』其危機意識可見一斑。」任因此寫了一篇《北國之春》：「在華為公司，我們的冬天意識是否那麼強烈？是否傳遞到基層？是否人人行動起來了？」應鄧小平的邀請訪問中國，鄧小平在接見他時又多次請教加強企業管理和電子工業發展方面的問題，他在交談中表示，中國需要真正地引進一些先進技術帶動提高，需要更多地向日本請教，中國的現代化只跟在別人後面走是不行的。

招商局當時在編製上隸屬交通部，擔任了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長的袁庚監管這個歷史名聲很大、現實權力很小的機構。袁庚身材魁梧、方臉大眼，一派軍人氣質。他早年隨軍南下，曾當過東江縱隊的情報科長，在1944年盟軍登陸中國東南沿海時提供過重要情報，後來參加了解放珠江三角洲的戰役。1949年，當上了炮兵團長的袁庚率部解放了深圳，50年代初他隨陳賡入越擔任胡志明的抗法軍事顧問，1955年出任中國駐雅加達總領事，「文化大革命」期間以「國際間諜罪」被關入北京秦城監獄達七年之久。「四人幫」被打倒后，袁庚重回人間，他到招商局不久，即提交了一份大胆的報告。

「中國的出口增長可能更快嗎？在原油方便，抑制擴張的最重要因素是供給，但他們在一段時間內可能還相當強勢。利潤取決於加工出口。目前南韓的人均出口額是中國大陸的25倍，而中國的香港和台灣地區是大陸的100倍。中國在一些簡單製造業領域已經開始市場化，比如紡織、鞋類、珠寶、玩具和旅行用具等等。電子業和輕型機械工業不久就會跟上來。

跟這些動蕩的政治事件相比九-九-藏-書，在商業領域，全世界的話題卻只有一個，那就是日本的崛起。這個二戰的戰敗國以其倔犟的國民性格和現實的公司成長戰略實現了一個不可思議的經濟奇迹。

首鋼與主管部門的矛盾是一個日漸擴大化的普遍現象。當企業自主權落實，本來被壓抑著的生產積極性在短時間內就會被激發出來，產量便很快增長，但在這時，計劃體制與企業內在衝動的矛盾就開始尖銳。比首鋼改革更早的四川省第一批列入試點的重慶鋼鐵廠廠長王宇光也又同樣的經歷：1979年前後，產量很快上去，新生產出來的鋼材沒兩個月就堆滿了工廠的倉庫，可是國家物質儲備部門下給重鋼的收購指標卻已經用光了，而另一方面，想要鋼材但沒有計劃指標的單位卻在重鋼門口排成了長隊。一個廠門內外，裏面因為脹死要停產，外面大聲要貨卻不能給，廠長王宇光一咬牙，開門出貨，重鋼的鋼材頓時一泄而出。計劃部門很快察覺到重鋼的「違規行為」，1980年，國際計委、國家經委聯合下文，認定「鋼材自銷違反國家的有關規定，必須被堅決制止」。重鋼的快活日子只過了幾個月就戛然而止，王宇光嚇出一身冷汗，「好在我們是試點企業，否則我就倒霉了。」

作者在文章中說：

在1979年的中國，蛇口和袁庚的出現，讓鐵幕般的計劃經濟被捅開了一個再也補不回的大洞。在蛇口開發區籌建半年後，深圳特區開始建立。

《經濟學人》在年終報道中統計說：「在經過了20年的匱乏后，北京的各項指數開始瘋長。1979年，中國製造了3.34億條麻布口袋，8.5個白熾燈泡，18.6萬輛摩托車，130萬台的電視機產量更是比1978年年增長了157%。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的通貨膨脹率達到5.8%，因此中國政府承認一些人的實際收入事實上下降了，但是國有企業的工人和幹部的收入平均增長達到了7.6%。」一位叫H·詹森的歐洲人回到了上海，35年前他在這個遠東最大的殖民城市度過了童年，他的父親是丹麥化學工程師，母親是俄國人，如今他看的上海是一個處處遺留著殖民地痕迹的城市。「在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命』的上海，已經沒有一張毛澤東的畫像，沒有一個人提及政治。他們更感興趣的是，商品、進口、美國人是否真的人人都有轎車。」

他是一個很善於從細節里發現真理的人。在住的酒店裡，他看見兩個女工每天都在幾百方尺大小的地上掃樹葉，這似乎就是她們的全職工作；同時，修補牆上的一個小洞要三個人——一個人拿著一盤灰泥，另一個人將灰泥往往洞里塗，第三個人則在旁指著那個洞；早餐的供應只有一個小時，但在半小時之後，已經沒有人工作，20多個年輕的女服務員聚在餐廳的一角，任意閑聊。一位本土工程師聲稱他知道有關送中國學生帶美國念書的手續，但他供給的資料卻完全與事實不符；即使是廣州的高級官員，對簽證與護照的分別也不清楚；被委派來與香港商人進行商務談判的人「無知透頂」，使一切洽商都白費力氣；更有甚者，中國官員的職銜五花八門，外國人要憑幹部的到場先後來辨別他們的官階高低。

所謂「三來一補」，指的是工廠的產品樣式、原料和設備均由境外運來，生產出來的產品再以補償貿易的方式出口，內地勞工和政府收取一定的加工費。全國第一家「三來一補」工廠是1978年8月創辦于順德縣的大進位衣廠，第一年港商支付的加工費是80萬澳元。這種形式在珠江三角洲一帶迅速蔓延開來。它依靠港商解決了原料、技術和市場渠道問題，成為南方工業興起的主要模式。就在大進位衣廠創辦后的3個月，東南亞最大的毛紡製造商——香港永新企業有限公司的曹光彪在珠海創辦了香洲毛紡廠，香港媒體在報道中第一次使用了「來料加工」和「補償貿易」的新概念。

這顯然是一部不可能流傳太久的小說，它與時代扣得太緊，太有「改革樣板戲」的特徵，但是，它在當時卻真是轟動一時。人們從喬廠長身上看到了一個敢於對企業負責任、敢於挑擔子、敢於得罪人的企業領導者，看到了「假裝工作」、沉亂如泥的局面被一下子打破后可能出現的新景象。「一定要改了，不改真的不行了」，這是無數人讀完《喬廠長上任記》后的感慨，它曾經那麼直接地激發了一代人改變自己命運的激|情。

「傻子瓜子」的牌子一掛出，沒想到因為特別竟引來一片叫好聲，他的生意越來越興旺，一天的瓜子可以賣出兩三千斤，他便請來一些無業青年當幫手，這些人一個個多起來，到秋天，別人幫他一點數，居然有了12個，這下子捅出一個大婁子了。

跟霍英東相比，法國人皮爾·卡丹受到的歡迎程度似乎要更高一點。3月份他來到了中國，他是第一位來到這裏的國際級服裝大師，這位兼具藝術家和商人雙重氣質的法國人率領12個服裝模特在北京民族文化宮舉辦了一場服裝表演會。

42歲的年廣久在當地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是個文盲，7歲開始在街巷撿煙頭掙錢，9歲做學徒經商，十幾歲接過父親的水果攤開始持家。1963年他因「投機倒把罪」投機倒把，指「以買空賣空，囤積居奇，套購轉賣等欺詐手段謀取暴利」。在計劃經濟年代，它被廣泛運用於對個人經濟交易行為的限制，因其定義邊界含糊，所以有「投機倒把是個筐，什麼罪都往裡面裝」的說法。1987年9月，國務院發布《投機倒把行政處罰暫行條例》。1997年，《刑法》修訂案中刪除經濟犯罪中的「投機倒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出獄後為了維持生活，年廣久炒起了瓜子。他不知從哪裡偷學了一門手藝，炒出來的瓜子竟非常好吃，一磕三瓣，清香滿口，慢慢地出了名。這一年，他想給自己的瓜子起一個名字，想來想去突然想到，他的父親被街坊稱為「傻子」，他自小也被叫成「小傻子」，於是索性叫個「傻子瓜子」得了。

在70年代的最後一個年份，中國人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復活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在南方的福建，一個叫舒婷的女詩人以更委婉的手法寫出了人們對擺脫貧困的渴望：我是貧窮∕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輩輩∕疼苦的希望呵∕是「飛天」袖間∕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國呵！

在廣州等地則出現了一些服務公司，旅游業也開始起步，報紙上開始討論賓館是不是也可以進行企業化管理。國民經濟開始向輕工業轉型，國務院出台了鼓勵輕工業發展的文件，在稅收、招工等六個方面進行適度的傾斜。在上海，一個鋼鐵廠把自己的廠房轉讓給了中國服裝公司，國營企業之間的這種產權轉讓在當時是一件很轟動的新聞。

這個半島，便是日後的蛇口工業區。所謂「蛇口」，顧名思義便是半島的一個延伸處。袁庚回憶說：「辦工業區之前，這裡是海上偷渡香港的口子，經常有外逃人員被淹死後的浮屍漂上沙灘，這些荒野陳屍大多數是農村的年輕勞動力。」蛇口工業區的出現，從空想到行動，前後僅三個月，這一決策過程之簡捷和快速，在當時的官僚體系內實屬罕見。袁庚以一個副局級中層幹部的身份直接推進中國第一個開發區的建立，也算得上是際遇奇妙。

面對洶湧的就業壓力，最明智的做法莫過於「開閘放水」。中國經濟民營化的必然性，在1979年畢露無遺，順之則存，逆之則亡。

傻子是資本家，說了誰也不信，但用理論一套卻還真是的。在鮮活httｐs://reaｄ•9９cｓｗ•cｏｍ的現實面前，「經典」終於顯出它的蒼白和尷尬來。如果年廣久的傻子瓜子應該被清除的話，那麼，「家庭副業」怎麼能夠發展得起來？難道所有的工廠人數都必須控制在7個人之下？「傻子」出的這道難題，讓全中國的理論家們爭辯得面紅耳赤。

「中國提供土地、能源、勞動力以及原材料，而國外提供設備、原始技術、管理和市場經驗（比如有海外華人已經在中國大陸建立了工廠，一年向中國香港出口200輛巴士車）。最終，最大的出口區是中國台灣。

在國際上，已經有人在思考中國經濟的崛起對世界到底意味著什麼。

鄧小平的這種謙遜姿態，無疑直接誘發了日本公司投資中國的熱情。在中國第一輪引資開放中，日本公司表現的擴張心最強，它們紛紛捷足先登，這也使得日本商品在中國風靡了整個80年代。在1979年各種關於日本公司的合作、合資新聞層出不窮：上海金星電視廠從日立公司引進彩色電視機生產線；長虹從松下公司引進了黑白電視機生產線；天津市計算機中心從富士通引進第一台計算機富士通F160；三洋公司在北京設立了「三洋電機貿易株氏會社北京辦事處」。索尼公司創始人之一盛田昭夫還訪問了中國，幾乎同時，索尼公司發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攜帶型音樂系統——TPS-L2型「隨身聽」（Walkman），它成為20世紀最受歡迎的電子商品之一，日本工程師從此展現出他們強大的技術開發能力。在接受《讀賣新聞》採訪時他認為，任何面向中國的產品都應該要「簡單、實用、便宜」。這是日本企業家第一次對他們的中國市場策略提出意見。

就在《時代周刊》、《新聞周刊》還在為中國打開國門而大呼小叫的時候，一向嚴謹而不事聲張的《經濟學人》卻已經在思考更深層面的事情了。它提出一個很有前瞻性的問題：中國的崛起會不會對現有的國際市場構成致命的衝擊？要知道，這個問題在20年後才真正成為一個「問題」。從現有的資料看，《經濟學人》是第一家提出這個疑問的媒體，就憑這一點，它稱得上是真正的預言家。

日本復興的象徵性|事件發生於1970年3月，當時，世界博覽會在大阪舉辦，日本政府史無前例地拿出20億美元舉辦這場空前的商品交易會，全球77個國家蜂擁而至，未來學派創始人之一赫爾曼·康恩首次在25年前麥克阿瑟發表過言論的《芝加哥論壇報》上預言：「日本已經進入世界經濟強固的行列，21世紀將是日本的世紀。」在整個70年代，日本是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1979年7月，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F. Vogel）出版了他的成名之作《日本，世紀第一》，這本書讓全世界在整個80年代繼續談論日本。在國際市場上，日本產品——從家電、手錶、照相機、汽車到半導體——幾乎是風靡一時，舉世無敵。而日本公司的管理經驗成為全球企業家和政治家爭相學習的榜樣，後來創辦了著名的甲骨文公司的美國人拉里·埃里森常常提起他在1979年聆聽日本企業家演講時所聽到的一句話，那位日本人說：「在日本，我們認為低於100%的市場份額是不夠的。我們相信只有我成功還不行，其他人必須失敗。我們必須擊敗我們的競爭者。」領導了戰後日本經濟重建的吉田茂首相在《激蕩的百年史》中宣傳稱，「日本是一個充滿冒險精神的民族，日本人的目光決不狹隘，不會只局限於日本這個範圍。」與此類似，日本企業家也同樣有著「天下獨尊、捨我其誰」的霸氣，這種氣質對建立於新教傳統和歐洲騎士精神之上的歐美商業倫理造成了巨大的衝擊，而缺乏協作性和共贏意識的全球競爭理念，是不是日後造成日本公司十分孤立並陷入十余年成長低迷的肇因，至今還未有共識。

天津作家蔣子龍的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發表於1979年7月的號的《人民文學》。這是一個平白無奇、卻暗含玄意的小說名，它似乎預兆這某一種開始，某一種現力量的出現，某一個新時代的赫然登場。在後來的很多年裡，人們都習慣用「喬廠長」來形容那些搞改革的人。

儘管很彆扭，但是兩個世界總算走到了一起。服裝表演會的入場券被嚴格控制，只限於外貿界與服裝界的官員與技術人員參与「內部觀摩」。在北京民族文化宮臨時搭起的一個「T」型台上，八名法國模特和四名日本模特的颱風流暢自然，表現出一種隨意性。。穿梭往返的男女模特彼此眉目傳情，勾肩搭背，表現出當時被中國人視為頗不莊重的親密。

「中國缺乏市場常識的障礙之一是，對市場需要怎樣的產品、設計和質量規劃缺乏經驗。一個方法是從其他國家的經驗中照搬，事實上中國已經開始這樣做，它稱之為『三來一補』。

蛇口工業區僅方圓2.14平方公里，袁庚卻在這個螺絲殼裡做出了一個大道場。工業區一經批複，他的第一項工程就是移山填海興建碼頭，招商局花了近一年時間建成600米的碼頭泊位，可停靠5000噸以下的貨船。這樣，蛇口頓時具備起港運的功能，工業區與香港互通航班客輪，解決了貨運交通的瓶頸。

在1979年之後的若干年裡，周冠五的改革用一句話來說，就是不斷地與國家討價還價。在一個商品極端短缺的年代，在一個壟斷性的重工行業，在需求日漸旺盛而企業內部機制漸漸改變的情況下，首鋼的效益增長几乎是一種必然。於是，首鋼越來越有錢，周冠五的聲音越來越大，而有關部門對它的利潤索取便也越來越大，首鋼的上繳利潤承包基數以開始為5%，後來上升到6.2%，再又上升到7%。雙方矛盾在1986年終於激化，這年12月，北京市財政局下達通知，要求首鋼補繳1.0899億元的利潤。周冠五拒不執行，財政局於是通過銀行強行扣掉首鋼賬上的2500萬元資金。此時已是全國改革人物的的周冠五當即給國務院和鄧小平寫信，信內稱，「如果讓我們繳出一億，正在施工的技術改造工程、住宅和福利設施工程只能立即停下來，職工按原包乾和挂鉤辦法已拿到的工資獎金一部分要退回來，而且12月份職工的工資也無法支付。」其行文至此，已頗有要挾之意。一個月後，鄧小平的批示下來了：首鋼的承包辦法一切不變。

這是當年度西方國家對中國經濟復甦最具有遠見性的報道。

鄧小平在第一時間作出決定。在上一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兩個農業文件，宣布解禁農村工商業，家庭副業和農村集貿市場得到認可。就在知青集體返城的當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又迅速轉批了第一個有關發展個體經濟的報告：「各地可根據市場需要，在取得有關業務主管部門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戶口的閑散勞動力從事修理、服務和手工業個體勞動。」全國的第一張個體戶執照據說發給了溫州的小販章華妹。到這一年底，全國批准開業的個體工商戶約十萬。

1979年，富有戲劇性的是，這一年，中國最著名的企業家是一個名叫喬光朴的虛擬人物。

1979年1月，56歲的香港商人霍英東開始與廣州省政府接觸，他提出要在廣州蓋一家五星級賓館——白天鵝賓館，他投資1350萬美元，由白天鵝賓館再向銀行貸款3631萬美元，合作期為15年（以後又延長5年），這是建國以後第一家中外合資的高級酒店，也是第一家五星級酒店。後來當上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霍英東回憶說：「當https://read.99csw.com時投資內地，就怕政策突變。那一年，首都機場出現了一幅體現少數民族節慶場面的畫面【北京新機場落成時的大型壁畫《潑水節——生命的禮讚》，作者為畫家袁運生】，其中一個少女是裸體的，這在國內引起了很大一場爭論。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這幅畫還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較踏實。」

1979年對中國來說，是經濟細胞的復甦之年，各種現代經濟的元素開始被一一啟動和復用。

與日本人相比，美國公司的動作就要慢一點。除了可口可樂，運通公司、伊士曼公司也在北京設立了代表處，IBM決定回到這個它已經離開了70多年的東方國家。這年秋天，一輛裝載著「龐然大物」的重型卡車緩慢駛入瀋陽鼓風機廠，車上令工人們異常好奇的「大傢伙」，正是來自IBM的System／360。除了上述公司，諸如摩托羅拉這樣的大企業要等到1987年才轉過臉來看中國。而歐洲公司則在忙著抵擋日貨浪潮，根本無力顧及東方。面對日本的經濟挑戰，美國總統卡特在1979年提出「要採取獨自的政策提高國家的競爭力,振奮企業精神」,並第一次將知識產權戰略提升到國家戰略的層面。從此，利用長期積累的科技成果，鞏固和加強知識產權優勢，成為美國保持經濟霸主地位的國家戰略，其成效將在10年後開始全面呈現出來。

在剛剛蘇醒過來的中國，鄧小平也把向日本當做第一個學習的對象。時任外交部亞洲司日本處副處長的王效賢回憶說：「小平這次到日本除了互換條約的批准書以外，他最重要的任務是要向日本學習。我記得他在松下電器公司對松下幸之助老先生說，要搞四個現代化，沒有電子工業不行，所以我要看你的工廠，而且希望你能夠把日本的電子工業動員起來共同到中國去投資建廠，我們要向你們學習。」

年廣久生意好，本來就讓四周的人眼紅，現在他請的僱工居然有了12個，有人馬上聯想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做出的那個著名論斷：「僱工到了8個就不是普通的個體經濟，而是資本主義經濟，是剝削。」於是，「安徽出了一個叫年廣久的資本家」、「年廣久是剝削分子」的流言頓時傳遍安徽。這場爭論好像沒有在當時的公開報紙上出現過，但是，在政府官員中卻流傳甚廣，「安徽有個年廣久，炒瓜子僱用了12個人，算不算剝削？」這成了一道十分敏感的命題流轉在全國各地，爭論，辯護，討伐，一場帶有濃烈的意識形態特徵的大辯論開始了。

事實上，在當時中國，年廣久絕非孤例。對於剛剛開業的10萬工商戶來說，僱工數量是否應該限制，到底能不能超過八個，已經從一個抽象的理論問題直接衍變成了實際難題。在廣東高要縣，一個叫陳志雄的農民承包了105畝魚塘，雇長工一人，臨時工400個工日，當年獲純利一萬多元，這在當地引起一陣激辯。在廣州，一個叫高德良的個體戶，下海創辦「周生記太爺雞」，做了不到半年就雇了六個幫工，被社會上指責是剝削，他很不服氣，寫了一封長信上書中央領導人，反映放開僱工等問題。1979年底，任仲夷到廣東任省委書記，發現廣東的個體戶相當多，僱工十幾個，二十幾個，甚至幾百個都有。這個問題到底怎麼辦？他也很苦惱，當時就要廣東社科界「好好研究」。

在法律和政策意義上，中國民營公司的合法性，是在此時被確定下來了。在兩年後，它將遇到第一個考驗，而它要構成一個完整的法律保護還要斷斷續續地進行20年。但是，新的故事真的開始了，儘管開始得不情不願，磕磕絆絆。

在後台更衣處，還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細心的中國人扯了一塊大蓬布，把房間一分為二，原因是模特有男有女，表演服裝又貼身，男女混雜，諸多不便。但皮爾·卡丹卻固執地要把蓬布撤掉，「我們一直是男女模特在一個房間里換衣服，這沒有什麼不方便的。作為一個服裝設計師，要像外科醫生一樣，了解我的模特的形體。對不起，請把蓬布拿掉，這才是工作。」中方的接待人員面面相覷，最後還是聽從了大師的意見，但這個細節作為「紀律」絕對不能走漏風聲。

周冠五是那種舞台越大越亢奮的人，成為「試點」后，他迅速地提出了一個讓人耳目一新的管理法——「三個百分百」：每個職工都必須百分之百的執行規章制度，出現違規違章，都要百分之百地登記上報；不管是否造成損失，對違章者要百分之百地扣除當月全部獎金。這個管理法在當時紀律渙散、動力全無的中國企業界確乎讓人眼睛一亮，也很又震撼力。一個可以參考的例子是，1984年，張瑞敏被委派去領導後來成為中國最著名企業的海爾公司，他出台的第一條廠規是，在廠區內不準隨地大小便。首鋼的生產秩序迅速恢復，工人的積極性被激發出來，於是產能年年上漲，改革似乎一夜成功。改革后的頭3年，首鋼實現利潤年均增長45%，上繳國家利潤年均增長34%，是當時全球鋼鐵公司年均利潤增長率的2.4倍。首鋼的業績足以讓全國產生幻覺，以為國有企業的痼疾在於內部管理無序和自主權不足，只要解決好這兩個問題，它們是完全可以在產權不變革的前提下完成改造的，這種幻覺將一直持續到1997年。

忙碌的鄧小平在全世界尋找振興中國企業的榜樣。1月，他按原先的安排出訪美國。鄧小平結束訪美后，2月7日抵達東京，同老朋友大平正芳在日本首相官邸會談。

很顯然，在當時正統的政治經濟學話語體系中，年廣久的剝削性質是毋庸置疑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餘價值率和剩餘價值量》中，曾經明確地劃分了「小業主」與「資本家」的界線，按他的計算，在當時（19世紀中葉），僱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樣直接參加生產過程的，是「介於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中間人物，成了小業主」，而超過8人，則開始「佔有工人的剩餘價值」，是為資本家。在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理論中，「七下八上」是一條鐵定的界線。如今，年廣久的瓜子工廠居然僱工12人，其性質幾乎不言自明。

在這裏，我們也許可以簡短地回顧一下1979年的世界。不誇張的說，那是一個不太平的年份。4月，巴基斯坦總統布托被處死；烏干達獨裁者阿明被推翻併流亡國外。5月，美國發生244人死亡的大空難。8月，霍梅尼統治伊朗，為了報復美國支持伊朗舊國王，霍梅尼宣布石油禁運，油價從每桶15美元上漲至35美元，因此引起第二次石油危機。9月，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因腐敗和散布謠言罪被逮捕。10月，韓國總統朴正熙被射殺。11月，玻利維亞發生政變。12月，蘇聯出兵阿富汗，聯合國宣布對伊朗實行經濟制裁。這些事件讓20世紀70年代的最後一年充滿了神經質般的緊張。

1979年2月，760萬上山下鄉的知青大軍如潮水般地返回他們當年出發的城市，一些小型的騷亂在各地此起彼伏，就業問題頓時成為中國第一個亟待解決的燃眉之急。十年前，由毛澤東發動的知青下鄉運動風起雲湧，中學生走出校門，打起背包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而今還是這些被稱做「知青」的人群，經過整整十年上山下鄉運動的洗禮，如同一群群從夢中突然醒來的遊行者，集體地逃回到城市來。數據顯示，除了700多萬人，尚有300萬人還將在未來兩年內陸續返城。他們要吃飯，他們要工作，他們要生存，這是一個精力旺盛、自認為被耽誤青春、什麼事都幹得出來，九-九-藏-書卻又沒有什麼事情可以讓他們乾的龐大族群。美國的《新聞周刊》在《鄧小平能救中國嗎？》一文中提問：「我們看到了一個被喚醒的中國，但中國面對很多的問題，『文革』破壞的生產秩序和工作環境，大量返城青年等。鄧小平的問題是，如何在不變動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情況下，拯救一切。」

「另一個大的障礙是貿易保護主義。美國人已經試圖在同中國就紡織品問題進行『市場秩序安排』談判。不過，中國處於極具議價能力的位置。它馬上就會成為新的利潤空間極大的供應商，同時還有新的、極具吸引力的市場。在不久的將來，洪水猛獸般的中國出口品成為必然。中國大陸到1990年將翻4倍的出口額才比今天日本出口額的1／3多一點（相當於今天的韓國、中國台灣出口額總和的兩倍多）。10年的高速增長，加上其所需要的原材料和原油，將意味著中國將開始被視做同今天英國地位相當的中等貿易國家。西方應該努力忍受這一現實。」

在中國百年企業史中，天字第一號大企業名叫「招商局」，它跟江南製造總局、紡織新局是清政府當年最大的三家國有企業，在晚清的洋務運動中，招商局的地位一時無二，李鴻章曾在《復劉仲良方伯》一信中得意地對人言：「招商局實為開辦洋務運動四十年來，最得手文字。」民國及新中國后，招商局雖然職能多重變幻，已不復當日顯赫，但是這個招牌卻不可思議地保存了下來。到1979年，招商局的第二十九任董事長叫做袁庚。

在1979年的3月3日發表的《中國有多少可以出口？》文章中，《經濟學人》分析說，「作為一個與美國和蘇聯類似的大陸型國家，中國的長期出口增長率可能維持在4%—5%，足夠使中國在1990年前後成為中等規模的貿易國。中國擁有的是土地、能源、勞動力，而現在所缺少的是市場經濟的經驗和意識。」

作為一個浪漫的藝術大師，皮爾·卡丹對他在中國大陸掀起的衝擊波非常滿意——從這一年到1994年，這個法國服裝師前後來了中國20次。在此後的20年裡，他一直為那次表演會感到萬分的慶幸。因為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皮爾·卡丹」是中國消費者心目中知名度第一的外國服裝品牌，它一度還成為了高檔服裝和奢侈消費的代名詞。「先入為主」的品牌效應，在它身上得到了最極致的體現。

國有企業改革的核心命題是什麼？30年後，幾乎所有學過經濟學的人聽到這個問題，都會很順口的背誦出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科斯在1959年寫過的那句斬釘截鐵的話：「清楚界定產權是市場交易的前提」。因此，國企改革的核心是產權制度的改革。可是，從1978年開始的中國國有企業變革在很久以後才能意識到這條規律，或者說才逐漸將改革的主軸扳轉到這個方向上。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從決策者、學術界、企業界到普通的公眾，大家都認為，國有企業的效率低下是可以靠「內部改造」來解決的。

這一年，寫出了《日本，世界第一》的美國人傅高義跑到了廣東，他發現，一大批的小工廠正在這裏悄悄地、大面積地興起，他們的創始人竟絕大多數是當年的偷渡客，而他們辦工廠的形式被當地人稱為「三來一補」。

北京成立了外匯管理總局，全面管理人民幣和外匯的交易業務；3月，中國企業管理協會成立，中國中央電視台則組建了廣告部，20年後它將成為中國最強勢的廣告播出商。5月1日，北京烤鴨店的和平門分店開張了，它的建築面積又1.5萬平方米，餐廳使用面積近4000平方米，內設各種規格宴會廳40餘間，全店可接待2000多位賓客同時就餐，是全世界最大的烤鴨店。而最新鮮的是，這個店恢復了「全聚德烤鴨店」的金子招牌，開業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的全聚德是北京最有名的烤鴨店，在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期間它跟全國所有的老字號一樣都被當成「四舊」給廢掉了，現在，它的復出很清晰地傳達了一個信號：老字號們都可以復活了。

關於保險業是否應該恢復的討論也被提上了日程，讓人不可思議的是，從1959年到1979年期間，中國國內所有的保險業務都停辦了，企業和家庭被認為不需要這種「資本主義的剝削工具」。到1980年，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恢復成立，隨後進入了長達六年的獨家壟斷時期，1986年才發放了第二張保險執照，要再過六年，外資保險公司才被允許進入。保險業的梯次開放進度，幾乎是中國所有壟斷行業的縮影。

這份題為《關於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問題的請示》，是1979年10月9日以交通部的名義上報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報告第一次提出了「適應國際市場的特點，走出門去搞調查，做買賣」的對外開放建議。數日後，袁庚正式提出了在深圳蛇口籌建蛇口工業開發區的構想，他提出：「選定在臨近香港的寶安蛇口公社境內建立工業區。這樣既能利用國內的較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又便於利用國際的資金、先進技術和原料，把兩者現有的有利條件充分利用並結合起來。」12月18日，也就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正式開幕的同時，交通部和廣東省同意了袁庚的構想。25天後，1979年1月31日，上午10時，袁庚飛赴北京，在中南海當面向中央領導彙報。袁庚提出要給招商局一塊工業用地，「當時我把所有的地圖都帶去了，說了招商局成立106年到現在幾乎什麼都沒有，現在我希望國家能給我一塊地方。」中央領導用筆在地圖上一畫，就把包括現在的寶安區到華僑城的七八十平方公里的地方都划進去，說：「袁庚，這個都給你。」袁庚嚇了一跳，說：「我怎麼敢要這麼多。」於是，中央領導用紅筆在地圖上輕輕一勾，笑著對袁庚說：「那就給你這個半島吧。」

在現實生活中，最像喬廠長的人是首都鋼鐵公司的周冠五。

1979年，國務院宣布，首都鋼鐵公司、天津自行車廠、上海柴油機廠等八家大型國企率先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驗。7月，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實行利潤留成、開徵固定資產稅、提高折舊率和改進折舊費使用辦法、實行流動資金全額信貸等5個文件一併發布，首鋼等企業的改革舉措成為一個舉國關注的焦點。歷史讓周冠五在將近60歲之際一下子站到了時代的鎂光燈下。

在自主權落實之後，周冠五一直在做的事情便是設法理清企業與國家的關係。首先，他提出了承包制，「包死基數，確保上繳，超包全留，欠收自負」，這16個字堂堂正正，擲地有聲，日後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標準闡述。在1979年前後，它的先進性毋庸置疑，但是它所解決的難題卻也是那麼明顯，那就在最後四個字——「欠收自負」。當企業真正出現「欠收」的時候，它的體制和功能是否真的能夠「自負」？這個問題在商品短缺的年代不會出現，它如同一處險惡的伏筆埋在國企改革的前路上，不動聲色卻無比致命。

喬廠長的故事好像來自生活本身。有一家重型電機廠已經有兩年半沒有完成生產任務了，一個叫喬光朴的人打破沉寂毛遂自薦，他還當眾立下了軍令狀，「不完成國家計劃請求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這個軍令狀現在聽起來很有點莫名其妙，可是在當時卻是對一個人最嚴重的懲罰。

《經濟學人》大胆地預言說，儘管從眼前看，中國需要大量的進口，這將刺|激工業發達國家的生產，但是長遠而言，「洪水猛獸般的中國出口產品會成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