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經緯這年45歲，他幼年喪父，少年亡母，打小在孤兒院里長大，成年後他當上了三水縣體委的副主任，1973年，受人排擠被發配到縣裡的酒廠當廠長。那是一個只有幾口米酒缸的作坊工廠，李經緯去后苦心經營，竟被他開發出一條啤酒生產線，生產出的強力啤酒在當地漸漸站住了腳跟。1983年，李經緯去廣州出差，在街邊買了一瓶易拉罐裝的可口可樂，這是他平生第一次喝到這個飲料，也就是在這時，他突然萌發了做飲料的念頭。那時，隨著可口可樂在中心城市的日漸風靡，一些小型的飲料工廠已經在各地冒了出來，有些甚至直接冠上了「可樂」的名號，出現在四川成都的天府可樂是第一個國產可樂飲料，隨後河南出現了少林可樂，杭州出現了西湖可樂，資料顯示，當時國內的各類飲料工廠已經超過2000家。體委幹部出身的李經緯很「天才」地想到了運動飲料，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聽說廣東體育科學研究所的研究員歐陽孝研發出一種「能讓運動員迅速恢復體力，而普通人也能喝」的飲料，便找上門去要求合作。在歐陽孝的主持下，一種橙黃色的飲料水被開發了出來，它有一個很拗口的名稱—「促超量恢複合劑運動飲料」，實際上，它是一種含鹼電解質飲料。

當年的三水酒廠，一年利潤不過幾萬元，李經緯敢於把目光直接盯向奧運會，實在是膽識過人。4月，亞洲足聯將在廣州開一個會議，李經緯想把飲料帶到這個會上去，這樣就有機會接觸到國家體委的人。而這時，連飲料的品牌叫什麼，商標是怎樣的，到底採用何種包裝，都還沒有一個影子。那時的廠里已經有一個叫「肆江」的品牌，但是李經緯卻不滿意，他苦思冥想出了一個新的名字——「健力寶」，聽上去琅琅上口，還很有「保健」的暗示。為了設計商標，參与產品開發的陳新金醫生自告奮勇，請自己喜愛書法的哥哥將「健力寶」三個字寫在一張宣紙上，李經緯又請縣裡的廣告公司設計出一個由中國書法與英文字母相結合的商標圖形，這個新商標在1984年的中國商品中如石破天驚：「J」字頂頭的點像個球體，是球類運動的象徵，下半部由三條曲線並列組成，像三條跑道，是田徑運動的象徵。從整體來看，那個字的形狀又如一個做著屈體收腹姿態的體操或跳水運動員。整個商標體現了健力寶與體育運動的血脈關係。它在當時陳舊、雷同的中國商品中簡直算得上是鶴立雞群。

到年底，他的每一個項目都半途夭折，不了了之，不過這並沒有讓他產生挫折感，他只是覺得萬縣這個彈丸之地實在太小了。第二年的開春，他將要去重慶，去北京，去一個更遼闊的天地，那裡才能為打造他的商業帝國，舒展夢想的翅膀。

在公司創辦的頭幾個月里，柳傳志並沒有顯現出他後來那種運籌帷幄的領導才能，背靠著中國最權威的計算機研究機構，他卻找不到一個可運作的項目，每天他騎著自行車在北京城裡像沒頭蒼蠅一樣地亂闖。他先是在計算所的大門旁邊擺攤兜售電子錶和旱冰鞋，然後又批發過運動褲衩和電冰箱。如果說三年前陳春先辦起中關村第一家公司時，還心懷打造「中國矽谷」的理想，那麼，此時的柳傳志滿腦門在想的卻是如何賺錢養活公司里的十幾號人。有一回，他聽說江西有個女人手上有大批的彩電，只要購進一倒手每台可以賺上1000元，便急忙派人匯款過去，誰知道那竟是一個騙局，計算所撥給他的20萬元開辦費，一下子就被騙走了14萬元。跟20多年前報考空校落榜相比，柳傳志這一次的挫敗感更為切膚，要知道那時候，計算所的高級教授月工資不到200元，柳傳志的工資則只有105元。

當年度世界最轟動的企業新聞，是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被分拆。這家由電話發明人亞歷山大·貝爾創立的公司曾經是「美國的象徵」，它一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企業，在20世紀80年代初，公司的總資產達到1500億美元，年銷售收入700億美元，約佔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2%，到1984年，公司僱員總數達到100萬人，股東逾300萬。長期的壟斷經營，使這家偉大的公司變成泥足巨人。當時，日本生產的松下電話機售價僅20美元，而AT&T的電話機製造成本就要20美元，維修費用更高達60美元。從1月1日起，貝爾公司分佈在全美各地的22家子公司被分拆重組為七家獨立運營的公司。這是一項具有標誌意義的事件，它一舉打破了美國電信業的長期壟斷，也為AT&T公司這個巨人鬆了綁。從長遠看，它徹底激活了電子業務的成長，為互聯網技術的突破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我們之所以要在一部中國企業史中，以一定的篇幅來描述這段歷史，是因為它對今後中國國營企業，特別是那些壟斷性公司的改革提供了借鑒。在日後的篇幅中，我們也將描寫這些公司的漸進式改造。當我們評估其得失時，AT&T無疑是一個很值得參照的案例。

在得州大學奧斯汀分校，19歲的一年級醫學系學生邁克爾·戴爾看到了喬布斯的這則令人印象深刻的電腦廣告，這直接刺|激了他的創業慾望，在過去的一年多里，他常常逃課，躲在寢室里痴迷地組裝電腦。喬布斯的廣告讓他確信，電腦這個工具將極大地改變人們工作的方式，而且成本將逐漸降低。他決定馬上開辦自己的戴爾電腦公司，他對聞訊坐飛機前來勸阻的父母說，「我想跟IBM競爭」。戴爾的競爭辦法當然不是去另外建一個IBM—他只有1000美元的創業資金，這位天才的商人將用一個簡單的問題來開展事業，那就是，「如何改進購買電腦的過程？」他的答案是：把電腦直接銷售到使用者手上，除去零售商的利潤抽取環節，把這些省下來的錢返回給消費者。把19歲的戴爾與40歲的柳傳志做一個對比，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他們在開創事業的第一天都遇到了IBM，前者的思路是通過直銷的方式全面顛覆已有的電腦銷售模式，後者則成為了電腦巨人在中國的一個渠道代理商。

在中國企業史上，這個偉大的年份便是1984年。日後很多馳騁一時的公司均誕生在這一年，後來，人們將之稱為中國現代公司的元年。

至此，全國報紙紛紛轉載、評論，「鬆綁」新聞演變成了一場全國性的事件。在企業史上，它是中國企業家第一次就經營者的自主權向資本方—政府部門提出公開的呼籲，它之所以會滾雷般地引發全國性的轟動，實在是因為這種聲音已經被壓抑太久太久了。儘管它的產生其實帶有很強的政府操作的色彩，不過在實際的效果上確實對全國的企業改革起到了強力催化的效應。「公開信」帶有強烈的時代氣息，它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的議題，呼籲通過擴大權力調動企業經營者的積極性。這一呼聲很快成為一種共識。5月10日，國務院順勢頒發《關於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不久后又做出《關於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若干決定》，直到兩年後，國務院發文全面推行《廠長經理責任制》，明確規定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的廠長（經理）是一廠之長，是企業法人代表，對企業負有全面責任，處於中心地位，起中心作用。

在廣東順德的容桂鎮，只有小學四年級學歷的潘寧以零件代模具，用汽水瓶做試驗品，憑藉手錘、手銼等簡陋工具、萬能表等簡單測試儀器，在十分簡陋的條件下打造出了中國第一台雙門電冰箱，那一天雷雨交加，他獨自一人衝進大雨中號啕大哭。10月，珠江冰箱廠成立，冰箱的品牌是「容聲」，潘寧出任廠長，這便是在後來統治了中國家電業十余年的科龍公司的前身。潘寧造冰箱，在技術上靠hｔtpｓ://read.９９cｓｗ.com的是北京雪花冰箱廠的支援，在資金上則是由鎮政府出了9萬元的試製費，所以，這家工廠成了「鄉鎮集體企業」，這一產權歸屬最終決定了科龍和潘寧的悲情命運。1984年3月2日，國務院正式發出通知，將社隊企業改稱為「鄉鎮企業」，作為一個新的、獨立的企業形態，鄉鎮企業第一次浮出了水面。據有關資料顯示，當年中國的鄉鎮企業實際發展到165萬家，擁有勞動力3848萬人。兩個細節補充：潘寧道當時北京最著名的西單商場推銷冰箱，一位科員問：「容聲是咋回事？是啥級別的？」潘寧說：「我們是鄉鎮企業。」那位科員當即下逐客令。1986年，潘寧情香港影視明星汪明荃代言冰箱廣告，因為汪是全國人大代表，廣告要播出需請示上級，報告打上去，如石陳大海，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這則廣告只能在地方電視台播出，卻上不了中央電視台。

計算所是當時最權威的計算機研究專業機構，中國發射的原子彈和人造衛星所需要的計算機均由這個研究所參与研製。在這個擁有1500名研究人員的科研機構里，柳傳志一直默默無聞，跟他的很多同事相比，他缺少科學家的天賦和沉靜心。他的職務是磁記錄技術工程師，事實上他對此毫無興趣。當年進入該所，完全是為了找到一個機會攜妻牽女回到父母身邊。在這個計算所工作的14年裡，他始終對科學研究提不起興趣來，倒是對中國每天正在發生的一切充滿了興趣，他常常和幾個要好的同事躲在一個空房子里討論林彪的墜機事件、「四人幫」的猖獗、毛澤東為什麼要選擇華國鋒當接班人等等，跟沉悶的計算機相比，這些政治話題才能讓他滿臉通紅，激動不已。

對柳傳志來說，另一個最重要的成果是，他說服了中科院出名的計算機專家倪光南加盟他的公司，擔任總工程師的職務，這是在1985年的春天。倪光南是中國漢字信息處理的開路者，跟熱情外向的柳傳志不同，他性情專註，不修邊幅，擁有科學家的天賦。《聯想為什麼》的作者陳惠湘描述說，柳在和人聊天的時候總是海闊天空，而倪則喜歡用技術性很強的難題來考問對方。80年代以來，個人計算機的市場已經日漸蘇醒，IBM的計算機如潮水一樣涌了進來，一台比286型還要低檔的「PC/XT」機型進入中國的口岸價就達兩萬元，而到中關村一倒手就要四萬元，而這些昂貴的計算機又無法識別漢字和操作中文系統，於是，開發適合中國市場的「漢字系統」便成了當務之急的科研項目。早期中關村的著名企業，崛起和受人關注都與計算機的漢字處理技術及產品有關，其中聯想是聯想漢卡，北大方正是激光照排，四通是漢字印表機。

在8月7日的女排決賽上，已經成為民族英雄的中國女排姑娘以勇不可擋之勢，直落三局，擊敗東道主美國隊，實現了「三連冠」的鴻鵠偉業，這在當年度是一件舉國沸騰的盛事。在11日的《東京新聞》上，記者發表了一篇花邊新聞稿《靠「魔水」快速進擊？》，他好奇地發現女排運動員在比賽中一直在喝一種從沒有看到過的飲料—事實上，健力寶在當時除了供給中國代表團，連在國內市場上也幾乎沒有任何的銷量，於是便猜測「中國運動員取得了15塊奧運金牌，可能是喝了具有某種神奇功效的新型運動飲品（健力寶）的緣故」。很顯然，這是一篇信手寫出的、沒有經過任何採訪與核實的新聞稿。中國運動員成績大幅度提升在國際上引起過很多的猜測，這無非是其中還算友好和調侃的一種。沒有想到，一位隨團採訪的《羊城晚報》記者看到了這篇新聞，他將之妙手改寫成「中國魔水」風靡洛杉磯，當這條「出國轉內銷式」的新聞在晚報上刊出后，居然被迅速廣泛轉載，「中國魔水」與「東方魔女」（對中國女排的昵稱）交相輝映，在早已沸騰的奧運熱上再添一份充滿了神秘氣息的驕傲，它實在非常吻合一個剛剛回到國際舞台的東方民族的心理滿足。健力寶一夜而為天下知。

張瑞敏上任后的第一個決策就是，退出洗衣機市場轉而生產電冰箱。他是12月初報到的，當月工廠的牌子就被更換為「青島電冰箱總廠」。他在家電公司當副經理的時候，曾經被派到德國去考察，當地一家冰箱公司利勃海爾（Liebherr）有意願向中國輸出製造技術和設備合同，張瑞敏抓住這件事不放，向青島市和北京的輕工部再三要求，終於被允許引進利勃海爾的技術，成為輕工部確定的最後一個定點生產廠。轉產和引進技術的決定對這家資不抵債的小工廠的意義將很快呈現出來，它後來一次次更名，最後定名為「海爾」，都可以從這裏找到衍變的痕迹。

這是一份言辭懇切、表述謹慎的公開信，廠長們在信中寫道：「我們認為放權不能只限於上層部門之間的權力轉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權力落實到基層企業。為此，我們懷揣冒昧，大胆地向你們伸手要權。我們知道目前體制要大改還不可能，但給我們鬆綁，給點必要的權力是可以做到的。」55位廠長、經理具體要求「鬆綁」的權力被分成五點，主要有三條：一是人事權，企業幹部管理除工廠正職由上級任命，副職由廠長提名、上級考核任命，其餘幹部通通由企業自行任免，上面不得干預。幹部制度破除「終身制」和「鐵交椅」，實行職務浮動，真正做到能上能下，能「干」能「工」。二是財權，企業提取的獎勵基金由企業自己支配使用，有關部門不得干涉。獎金隨著稅利增減而浮動，不封頂，不保底。企業內部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實行諸如浮動工資、浮動升級、職務補貼、崗位補貼等多種形式的工資制度和獎懲辦法。三是企業自營權，在完成國家計劃指標的情況下，企業自己組織原材料所增產的產品，允許企業自銷和開展協作，價格允許「高進高出」，「低來低去」。

1984年，是一個充滿著暗示和懸念的年份。早在1949年，英國著名政治諷刺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創作了一部虛幻預言小說，書名為《1984》。小說中的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在虛幻中的1984年生活在一個叫歐什尼亞的極權專制國家。

李經緯就這樣交上了好運。1984年，健力寶的年銷售額為345萬元，第二年就飛竄到1650萬元，再一年達到1.3億元，此後15年間，它一直是「民族飲料第一品牌」。在最緊俏的時候，三水縣到處是全國各地前來拉貨的大卡車，一車皮健力寶的批條就被炒到了2萬元。健力寶的崛起，意味著中國飲料市場的春天到來。同時，受其刺|激，在珠江三角洲一帶相繼冒出無數大大小小的飲料工廠和食品、保健品工廠，「珠江水」和「廣東糧」北伐中國的時代開始了。

鄧小平一生有過兩次著名的南下，一次是1984年，一次是1992年，它們對中國經濟的風向變動都起到了決定作用，「鄧小平南巡」這個詞彙組合從來沒有在正式的公文中出現過，但是它卻在民間和媒體上被廣為採用，它寄託了人們對鄧公的尊重和期望。

對這種形式主義已經深惡痛絕的張瑞敏，當然不喜歡自己管理的工廠還在這條老路子上繼續走下去。他去的這家「青島日用電器廠」是一個年份久遠的爛攤子，它早年是一個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後來過渡成集體性質的合作工廠。在很多年裡，它生產過電動機、電葫蘆、民用吹風機、小台扇等等，最近幾年則開始生產一種名為「白鶴」的洗衣機，由於外觀粗糙，質量低劣，一直打不開銷路，工廠的資產與債務相抵還虧空147萬元。在張瑞敏上任前，一年之內已經換了三個廠長，當時他是家電公read.99csw.com司的副經理，如果他再不去，就沒人去了。很多年後，他回憶說，「歡迎我的是53張請調報告，上班8點鐘來，9點鐘就走人，10點鐘時隨便在大院里扔一個手榴彈也炸不死人。到廠里就只有一條爛泥路，下雨必須要用繩子把鞋綁起來，不然就被爛泥拖走了。」

1984年的中關村開始初顯繁榮景象。在上一年，新創刊的《經濟日報》對陳春先進行了連續的報道，他被塑造成一個勇敢的「弄潮兒」，他的實踐證明走出實驗室的科技人員將大有作為。於是，在這種聲音的鼓動下，一批批的科技人員跳進了商品經濟的大海。在此前的一年，科海、京海等公司已經相繼出現，而到第二年，四通、信通和聯想等公司又先後建立。

柳傳志的這間公司誕生在一間20平方米、分成裡外間的小平房裡，這裏原來是計算所的傳達室。很多年後，在中國，它常常與惠普的那個著名的斯坦福車庫一起被相提並論。柳傳志後來回憶說，「它的位置在計算所西大門的東邊，房子是磚頭砌起來的，外面是深灰色的，裏面被隔成兩間，水泥地面，石灰牆壁，房子里沒有寫字檯也沒有電腦。外屋有兩個長條凳，沿牆角一字排開，裡屋有兩張三屜桌，桌子條凳都不用花錢買，是人家不要的破東西。」全公司有11個人，全數超過了40歲，唯一的技術專家是另一個副經理張祖祥。

為了整治工廠，張瑞敏上任后就制定了13條規章制度，其中第一條是「不準在車間隨地大小便」。後人讀到這裏，大概都會笑到噴飯，但是在當時卻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情，在很多國營工廠里，隨地大小便是一件不被禁止並司空見慣的行為，張瑞敏的制度貼出半年多后，隨地大便的人沒有了，但是小便的卻還沒能馬上杜絕。其他制度包括「不準遲到早退」、「不準在工作時間喝酒」、「車間內不準吸煙」和「不準哄搶工廠物資」。為了執行最後一條，張瑞敏有一天把車間門窗全都大開著，布置人在周圍觀察有沒有人再來拿東西，沒料到第二天上午就有一人大搖大擺扛走一箱原料，中午張瑞敏就貼出布告開除此人。這件事情后，全廠工人才相信，這回新廠長好像是動真格的了。有意思的是，直到很多年後，對員工進行最基本的行為規範仍然是中國新興公司的任務之一。2005年底，當時國內最大的網路公司開展內部行為整頓，創始人陳天橋在《論「新文化運動」》中規定員工「不得不在白牆上彈煙灰，不得用公司列印紙列印與工作無關的文件，不得蹭加班飯」。

5月，「深圳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成立，這便是萬科的前身，王石當上了經理。根據當時的特區政策，進口特區的國外產品不能銷售到特區外，但不限制特區外客戶在特區內購買的商品運出特區。展銷中心的業務與倒賣玉米沒有大的區別：先收內地需貨企業貨款的25%作為定金，然後向港商訂貨，按同樣比例付款給港商，待貨到深圳后，買方付清餘款提貨。買賣的關鍵是，收的是人民幣，支付給港商的是港幣或美元，展銷中心的利潤就來自獲取外幣的能力。要開這樣的展銷中心，首先要有進口許可證，其次要聯繫到具有外匯出口創匯份額的單位，也就是說，沒有一定的政府背景和公關能力是開不成這種公司的。

戴爾和思科的出現，基本上代表了日後新技術公司的兩種成長路徑：獨一無二的商業渠道模式，或高度壟斷的核心技術優勢。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公司與美國公司之間的距離，並不在於創始資本的大小，而在於各自對產業成長的視野和理解的差距。

1985年初，倪光南已經完成了這項技術的所有研究，並將之命名為「聯想式漢字系統」。柳傳志也正是聽說了這個消息，才迫不及待地找上了倪光南。在當時，中科院的另一家名聲更大的公司信通也瞄上了倪光南，不過，最終還是被柳傳志捷足先登了。柳說服倪的理由只有一條：「我保證把你的一切研究成果都變成產品。」對於一位充滿濟世情懷的中國科學家來說，這大概是最直指內心的一個誘惑了。

當時，國內已經有很多人在從事這一研發，包括後來到深圳搞得風生雲起的史玉柱等人，這些「漢字系統」（它又被形象地通稱為「漢卡」）的原理和運作過程大同小異，而倪光南的與眾不同之處是，他發明了「聯想功能」，倪氏漢卡利用中國文字中片語和同音字的特性，建立起自己的漢字識別體系，與其他漢卡技術相比，它把兩字片語的重複率降低50%，三字片語降低98%，四字以上的片語幾乎沒有重複，這對於計算機的漢字輸入技術來說，無疑是一個劃時代的進步。中文輸入系統的開髮式華人公司在電腦領域的一個突破口。在1978年，施振榮創辦的台灣宏碁就開發出「倉頡輸入法」，推出了第一部自製產品「天龍中文電腦」，獲得台灣產品設計最高榮譽獎。1982年，宏碁推出了全世界第一台中英文個人電腦「小教授二號」。

8月，洛杉磯奧運會開幕，它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奧運會，也是第一次由民間舉辦併產生了盈利的奧運會。中國代表團在此次運動會上憑藉許海峰的射擊實現了金牌「零的突破」，最終奪得15枚金牌，金牌數僅次於美國、羅馬尼亞、聯邦德國，位居第四。奧運會上的成功，極大地激發了全民的熱情和民族自豪感，而作為中國代表團的首選飲料，健力寶也獲得了不可想象的關注。

1984年，是一個騷動而熱烈的年份。「我們都下海吧」，所有的年輕或不太年輕的人們都在用這樣的詞彙互相試探和鼓勵。新中國成立后共有三次下海經商浪潮，這是第一次，其後兩次將發生在1987年和1993年。經過將近六年的醞釀和鼓動，「全民經商」熱終於降臨，當時在北方便流傳著這樣的順口溜—「十億人民九億倒，還有一億在尋找」。根據《中國青年報》做的一份調查，當年最受歡迎的職業排序前三名依次是：計程車司機、個體戶、廚師，而最後的三個選項分別是科學家、醫生、教師。「修大腦的不如剃頭的」、「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是當時社會的流傳語。

冬天，柳傳志決定告別每天讀報的清閑如水的生活。他出身書香門第，外祖父當過軍閥孫傳芳的財政部長，父親是共產黨最早的金融家之一。這一年，柳傳志剛好40歲，對於這位外表文雅內心卻十分躁動的上海人來說，他深深知道「四十而立」對一個中國男人意味著什麼。少年柳傳志的理想是當一名空軍飛行員，在中學畢業后，他充滿信心地報考空校卻最終落選，這成為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挫敗。後來，他考進西安一所軍事電子工程學院，讀的學科是雷達。畢業后，他輾轉半個中國，甚至在廣東一個農場種過水稻，在1970年，他被分配到了中國科學院計算所。

不誇張地說，1984年是屬於珠江三角洲的。鄧小平的南巡以及深圳等地的示範效應，在這一年終於發酵。無數胸懷野心的青年人如孔雀東南飛，紛紛奔赴此地。

在當時的中關村，最出名的是陳春先，而最知名的公司是「兩通兩海」，信通、四通、京海、科海，它們的創辦人無一例外都是中科院的科研人員。在知識分子成堆的中關村，這是一群個性張揚的另類，京海的創建人王洪德是計算所的工程師，在給中科院的報告中，他毅然決然地寫道：「無論什麼方式，調走，聘請走，辭職走，開除走，只要能出去，都行。」而創辦了四通公司的萬潤南，則到處張揚自己是「民辦企業」和「無上級主管」。跟這些創業者相比，那時還寂寂無名的柳傳志則顯得要低調得多，善於借力和妥協的個性讓他比其他的人都要走得遠。從一開始，柳傳志就沒有完全割斷公司與計算所之間的「母https://read.99csw.com子關係」，他不但不想那麼做，甚至在很多時候更希望強化這種若即若離的血緣。當時，公司的啟動資金是計算所撥給的20萬元，聯想的資產性質是「國有企業」，王樹和、柳傳志等人的任命都要獲得中國科學院的批准，公司的員工可以在計算所內繼續享有在專業技術職務和工資方面晉級的權利，公司可以無償使用計算所的研究成果，甚至可以使用所內的辦公室、電話及所有資源。在將近十年的時間里，公司從銀行貸款，全部以中科院計算所為「合同的申請借款單位」，又以中科院開發局為「擔保單位」，這自然解決了早期的資金來源問題。在充分享受了國有資源的同時，柳傳志則在財務、人事和經營決策的權力上，享有相當的自主權。這是一種十分混雜的狀態，似乎沒有人想把它理清楚，只有當聯想日後逐漸壯大之後，它的資產歸屬才變得敏感了起來。從本質上來說，這是一個臍帶連著母體的新嬰兒。

1984年的中國科學院正處在膨脹和轉型的邊緣，在過去的幾年裡，各種名目的研究所層出不窮，已達到123個之多，而所開展的各項研究卻似乎離國際水平越來越遠。計算所舉全所之力，花了八年時間研製的大型計算機「757工程」宣告完成了，並獲得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一等獎」，但是它擁有的每秒千萬次的運算速度與國際水準相比已令人汗顏，而其以軍事為目標的研究思路更是得不到市場的響應。它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成為了「棄兒」。「757工程」的尷尬命運讓計算所走到了原有發展路徑的盡頭，來自軍事部門的研究計劃停止后，再也沒有任何資金從上面撥下來了，何去何從的問號擺在這家吃慣了行政撥款的清高的科研所面前。於是在這一年，所長，也是中國第一代自己培養的計算機專家曾茂朝帶頭組建了一家信通計算機公司，由另外一位所領導、科技處處長王樹和發起，則成立了新技術發展公司，一直鬱郁不得志的柳傳志被選中擔任主管日常經營工作的副經理。在計算所里，他的學術才能從來沒有顯現出來，但是他的管理才幹卻得到了同事們的認可，對於經營工作，中國的科技人員從來缺乏自信和熱情，柳傳志卻正好相反。在上任前，中科院副院長周光召找柳傳志談話，問他對公司有什麼打算，他信誓旦旦地說：「將來我們要成為一家年產值200萬元的大公司。」

在1984年誕生的這些公司，在今後將相繼散發出它們的光芒，不過在那時，它們還非常的幼小，並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它們都沒有太多資源，創業者看上去與常人無異，分散在一些偏僻的地區和角落，它們所從事的產業大多與人們的日常需求相關，這也是企業能夠迅速成長的前提。跟那些擁有大量設備、技術、人才和資本的老牌國營企業相比，它們在任何一個方面都微不足道，唯一有的，只是自由。

在西雅圖，已經創業九年、在軟體產業奠定了自己地位的微軟公司年輕總裁比爾·蓋茨也看到了喬布斯的廣告，他興奮地對《流行科學》的記者說，「如果喬布斯無法取得成功，市場將被PC佔據。不過我們對蘋果機非常狂熱，如果它可以達到生產目標，我們預計1984年半數的微軟零售收入將和麥金托什相關。」也就在此後不久，他為自己的公司設定了那個著名而偉大的理想：「讓每一張辦公桌，每一個家庭都擺上電腦。」

鄧小平的南巡舉措，以新聞的方式傳播全國，關於特區的爭論至此告一段落。在他離開廣東后的第二個月，中共中央做出重大決定，宣布「向外國投資者開放14個沿海城市和海南島」。中國的對外開放由點及面，最終形成了沿海全境開放的格局。

倪光南的加盟徹底改變了公司的航向，他的聯想I型漢卡當年就銷售了300萬元，「聯想」最終還成為了這家公司的新的名稱。需要留存的一個事實是，倪光南的研究成果從實質上來說是屬於中科院的，它被柳傳志以零的價格轉移到了自己的公司中。

這樣的換匯倒賣看來比倒賣玉米還要痛快，在當時的深圳與北京之間，早已形成了這樣一條資源輸送的地下通道，源源不斷的國家配額和公共利益以各種形式被販賣到南方，它們遊離在法律的邊緣地帶，促成了某些個人和公司的暴富。王石的展銷中心在這種遊戲中扮演的是終端洗錢的角色，他從北京調來外匯指標，聯繫好進貨和出貨的港商與國內企業，通過貨物的進口銷售把匯率差價「清洗」成流通差價。

黃文麟的這個異乎尋常的戲劇性行動，在當時顯然得到了省委書記項南的默許和鼓勵。黃將公開信在會議當日就直送到了項南的辦公桌上，後者一收到信，立即批轉給了《福建日報》，還提筆替報社寫好了「編者按」。第二天，公開信便在日報的頭版頭條刊出。當日，福建省委組織部就拿著報紙組織研究，決定在企業人事任免、幹部制度改革、廠長權力等三方面，給企業「鬆綁放權」，其他的主管部門也紛紛下文，表態「不當新『婆婆』，堅決搞改革，支持『鬆綁放權』」。一周后，北京的《人民日報》在二版頭條顯著位置，報道了55位廠長、經理呼籲「鬆綁放權」的消息，還配發了相關的「編者按」，對福建省有關部門重視呼籲大加讚賞。

我們必須說，這時候的王石和他的公司還不是人們日後所熟知的那家房地產公司，它還在悄悄地聚集自己的原始積累，不管它是白色的還是灰色的。

8月，牟其中第二次出獄了，這次他被關了11個月，罪名仍然是「莫須有」。他是8月31日被放出來的，9月18日，他就匆匆召開了中德復業懇談會，10月5日，將中德商店升格為中德貿易公司，很快又升級為中德實業開發總公司。數年後，他的公司再度更名為南德，而他將1984年作為公司的創始年。

在山東青島，35歲的張瑞敏被派到一家瀕臨倒閉的電器廠當廠長。他是所謂的「老三屆」，中學畢業之後就進入工廠當工人，後來又調進青島市家電公司工作。他當時對管理根本就沒什麼認識，在他的印象中，「所有乾的事都可能是假的」，「上級假裝給工人發工資，工人假裝工作」。有一年，他還在工廠當工人，全國開始轟轟烈烈地搞一個「推廣華羅庚的優選法」運動，工人那時對「推廣」感到很新鮮，有的也想在實踐中搞一些，但它並不是一個可以立竿見影的東西。由於當時上級要求「必須馬上出成果」，結果貫徹沒幾天就開始統計「成果」了，後來還組成了一個鑼鼓隊到車間里去宣傳有多少多少項成果。當時工人就感到像演戲、開玩笑一樣。

當柳傳志下海的時候，中關村已經有40家科技企業，並在北京城裡擁有了「電子一條街」的名聲。

日後披露的史料顯示，這封「公開信」並不完全是廠長們的自發行為，信件的主要起草人黃文麟當時是福建省經濟委員會的副主任，也就是主管該省企業改革的主要官員之一。在某種意義上，「公開信」其實是福建官員借廠長經理之口，唱出的一台「鬆綁雙簧戲」。事實上，自「鬆綁信」后的二十余年間，中國企業家再也沒有以集體的、有組織的方式開展過權益爭取的行動。

張瑞敏作為偉大企業家的魅力將在下一年散發出來，某日，有個朋友到張瑞敏那裡買台冰箱，但挑了很多台都存在著這樣那樣的毛病。朋友走後，張瑞敏把庫房裡的400多台冰箱全部檢查了一遍，結果發現有76台冰箱都不同程度存在問題。面對這種情況，有人提議把這些冰箱以低價格處理給職工。把殘次品低價格處理是很多生產廠家都採用的「好辦法」，都認為這樣既有益職工又有利企業。但張瑞敏不這麼認為。他一聲令下，76台冰箱九-九-藏-書被砸成了廢鐵。當時，一台冰箱的價格是800多元，相當於一個職工兩年的工資，很多職工砸冰箱時都心疼地留下了眼淚。「張瑞敏砸冰箱」成為這家日後中國最大的家電公司的第一個傳奇，它跟幾年前魯冠球把40多萬元的次品當廢品賣掉的故事如出一轍，表明了出現於商品短缺時期的第一代企業家的自我蛻變正是從質量意識的覺醒開始的。

在這一年的最後，還是讓我們用那個即將成為中國第一個「首富」的四川人來結尾。

王石日後舉例說明公司是怎麼賺錢的：這年秋天，一個叫王春堂的北京人來深圳，宣稱手頭有3000萬美元的出口外匯留成，換匯比率為1美元兌換人民幣3.7元。所謂「外匯留成」並非現金，而是一種「配額指標」，它應該屬於某個大型國營外貿公司，最終以非常灰色的方式轉移到了有官家後台的「倒爺」手上。當時的市場匯價是1美元兌換4.2元人民幣，王石向王春堂預定了1000萬美元的「外匯留成」，然後他從中國銀行「順利」貸到2000萬元人民幣，湊足3700萬元匯給王春堂。一倒手，展銷中心賺到兌換差價500萬元。

柳傳志早期的倒爺生涯就這樣黯然地落幕了。公司真正賺到的第一筆「大錢」，來自每天被柳傳志們抱怨和不滿的中國科學院。1985年初，中科院購買了500台IBM計算機，其中的驗收、維修和培訓業務交給了公司，從而帶來70萬元的服務費。也正是通過這個業務，柳傳志跟剛剛成立的IBM公司中國代表處搭上了線，成為後者在中國的主要代理公司，為IBM做銷售代理成為日後聯想公司最重要的利潤來源，這一淵源可以一直延續到20年後聯想以16億美元收購IBM的PC事業部。

當時，這些公司在性質上也算是「國有」或「集體所有」，不過由於新創辦——如聯想、萬科等，或瀕臨破產——如海爾、健力寶，所以並不在政府部門的關注對象之列，相應地便也擁有了一定的自主權。而正是這點可憐的自主權讓它們顯得與眾不同，在一切都需要「計劃」的時代，它們是少數能夠掌握自己命運的人。

在美國企業史上，這個偉大年份是1886年。這一年，紐約的圖書推銷員大衛·麥肯尼在推銷莎士比亞選集時驚喜地發現，他隨書贈送的香水備受顧客的青睞，於是他用莎士比亞故鄉一條河流的名字「Avon」（雅芳）為名，創建了雅芳香水公司；「可口可樂」誕生於亞特蘭大，它的第一瓶形狀「怪異」的產品被推出市場；大名鼎鼎的喬治·伊斯曼研製出第一架自動照相機，並給它取名「柯達」；全球大宗郵購與零售業的始祖西爾斯·羅巴克也在這一年創立，直到1992年前，它一直身居全球零售業霸主。花旗集團在這一年誕生，它後來成為全球最大的銀行機構；強生公司也在這一年成立，它一開始製造醫藥診斷產品，後來才生產出暢銷全球的潤膚露、香波和邦迪創可貼。如果再加上卡爾·賓士在德國發明出世界公認的第一輛汽車，那麼，在1886年出現的這些公司名字，竟可以勾勒出其後100年的世界公司成長線。

在科學史、藝術史和商業史上，當一個流派或國家正處於鼎盛的上升期，便會在某一年份集束式地誕生一批偉大的人物或公司。這個現象很難用十分理性的邏輯來推導，它大概就是歷史內在的戲劇性吧。

讓人驚奇的是，儘管這種換匯遊戲十分活躍，但是國家法律卻始終視而不見，沒有對此進行必要的界定與規範，甚至在行為性質上都含糊不清，留下極大的斡旋和模糊空間。根據王石的回憶，在1984年前後，全國各地政府掀起一個辦公設施改造的熱浪，大量的進口設備都是從深圳流入的，許多公司在這次進口熱中賺得盆滿缽滿，其中一些貿易公司還租用軍隊貨機空運北京，以運輸交貨速度的優勢形成競爭之勢。1985年初，王石捲入到一起4000萬美元的調匯案中，此案的業務方式與上述過程絲毫不差，只因利益分配不均，受到中央部門的關注，便成了全國幾大逃匯案之一。由於涉及軍方公司，中紀委和軍紀委分別派出兩個調查組南下調查。根據當時的法律，何謂「逃匯」幾乎沒有條文上的清晰解釋，展銷中心參与的倒匯業務均有正規手續，從銀行匯款到進口批文一應俱全，最後調查組無法確定這種行為是否違法，只好把重點放在這些調匯合同過程中有無行賄受賄行為。按王石日後的回憶，「隨著時間推移，案件淡化了。」

與AT&T被分拆幾乎同等重大的事件是，這一年的1月24日，蘋果電腦公司發布了麥金托什（Macintosh）家用電腦，這一天後來被《時代》雜誌評價為個人電腦大眾化普及的第一日。在此前的1976年，蘋果就推出了首台個人電腦，而IBM公司並未給予重視，覺得那不過是電腦業餘愛好者的玩意兒。但在1981年夏天IBM突然以IBM PC重拳出擊，並以其備受企業信賴的品牌推動PC市場迅速成長。而此刻，蘋果推出充滿個性的麥金托什電腦，並投入了巨額廣告，它真正激活了全球的家庭電腦市場。富有創意的蘋果總裁史蒂夫·喬布斯用一則充滿暗示的電視廣告描述了這個時代的到來：一排排面無表情，機器人似的光頭男子走進一個陰森森的大廳，坐在那裡接受一個從巨大屏幕上映出的「大哥」模樣的人的訓話。這時一個手握三尺鐵鎚，身材健美的女子衝進了大廳，她在一片驚愕的目光中把「大哥」訓話的屏幕砸得粉碎。這時雲開霧散，光芒四射，一個莊嚴的聲音伴隨著屏幕上映出的文字：「1984年1月24日，蘋果電腦將推出麥金托什，你會明白為什麼1984年不會是小說中的1984年。」

當1984年真的到來的時候，世界並沒有像奧威爾描寫的那麼恐怖。相反，市場的力量似乎佔據上風，里根——撒切爾主義大行其道。在全球商業世界里，也跟劇烈變化中的中國一樣，正進入一個重新洗牌的年份。一些傳統意義上的大公司或被分拆，或陷入困境，而新的產業正萌芽待放，新的公司英雄已呼之欲出。

浙江大學數學系畢業生史玉柱，在安徽省統計局的辦公室里編寫了第一個統計系統軟體，他發誓要做中國的IBM，不久后，他將南下深圳書寫一段高亢而悲壯的生涯；同樣也是浙江大學畢業的段永平憤然離開分配單位北京電子管廠，他發誓自己以後再也不會在國營工廠里上班，因為那裡「人人都覺得能幹，卻什麼都不幹」，他也將坐著火車到珠江三角洲去了；趙新先，軍醫大學的教授帶著自己的「三九胃泰」在深圳筆架山下開始新的事業；在惠州，從華南理工大學畢業的李東生在一個簡陋的農機倉庫開闢自己的工廠，他與香港人合作生產錄音磁帶，這便是日後赫赫有名的家電公司TCL。

在自己的新辦公室里，他掛了一幅《好貓圖》，三隻活潑、靈巧的小貓姿態各異地匯聚一起，它暗喻著「不管白貓黑貓，能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上端橫幅寫著「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這很像一個政治理想，而不是商業上的理念。在這一年的最後一個季度里，他一直在忙不停地註冊公司，他辦了一個「中德企業管理夜校」，想把它辦成一個培養商海巨子、企業家的搖籃；他組建「小三峽旅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想要成立董事會，併發行股票；他還註冊了中德服裝工業公司、中德竹編工藝廠、中德造船廠、中德霓虹燈裝潢美術公司、商品房建築公司。座鐘倒賣的成功讓他自視為商業上的天才，彷彿天下生意均靠他神指一點便會金山成堆，善於天馬行空而惰于落實執行的商業性格在這個時候已經畢現無疑了。

李經緯另一個大胆的舉措是提出用易拉罐包裝健力寶，ｈttｐｓ://ｒｅａｄ.９9csw.ｃoｍ在當時的消費者眼中，易拉罐無疑是高檔飲料的代名詞，那時國內尚無一家易拉罐生產企業，三水酒廠更不可能有這樣的罐裝線，李經緯四處奔波，最後竟說動深圳的百事可樂公司同意為他生產代工。就這樣，在一番手忙腳亂之後，200箱光鮮亮麗的健力寶準時出現在了亞足聯的廣州會議上，引起了一陣驚叫。6月，健力寶沒有爭議地成為中國奧運代表團的首選飲料，跟所有的參評飲料相比，它是唯一的罐裝品，品牌形象與體育運動天然有關，而且口感、色澤和質量均無可挑剔。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3月23日，福建省的55位廠長經理們齊聚福州，參加「福建省廠長經理研究會」的成立大會，會議期間，廠長經理們的抱怨之聲不斷，「現行體制的條條框框捆住了我們手腳，企業只有壓力，沒有動力，更談不上活力」，於是在黃文麟等人的帶頭下，廠長們以「請給我們鬆綁」為題聯名向省委書記項南、省長胡平寫了一封信。

在上海，第一家進入中國的跨國汽車公司結出了碩果，德國大眾的桑塔納汽車組裝成功，上海大眾汽車公司宣布奠基，德國總理科爾和中國總理李鵬都出席了盛大的奠基儀式。而在上一年，中國第一輛自己設計和生產的汽車品牌——「紅旗牌」轎車悄悄停產了，這款轎車當時是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主持下研發出來的，它的出現曾經極大地激發了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被認為是中國走向工業現代化的「里程碑」。在1984年，我們無法從當年的報紙上找到這一條新聞，因為它實在帶有太強的、意味深長的寓意性，沒有人希望放大其中的任何含義。

受到感召的不僅僅有戴爾和蓋茨，在舊金山，一對名叫桑迪和倫納德的夫妻用五美元註冊了思科系統公司，他們正在研究一種叫路由器的新產品，這個白色的小盒子可以讓多台電腦互相通訊和共享信息，正是這個革命性的產品讓日後的互聯網浪潮成為可能。

「鬆綁新聞」是國營企業改革史上的一個標誌性|事件，「公開信」發表的3月24日還一度被命名為「中國企業家活動日」。此後，國營企業家們還將為自主權的全面落實抗爭十多年。2004年，在「鬆綁公開信」發表20年之際，有記者追訪當年的55個企業，結果發現，其中1/3破產，1/3被民營或外資公司兼并，還有1/3處境艱難。公開信的參与者之一、福州閥門總廠的原廠長陳一正對來訪者說：「我常常問自己，當時要的權用好了嗎？」

儘管很多年後，王石的萬科、張瑞敏的海爾與柳傳志的聯想如日中天，成為中國最著名的「標杆型企業」，不過在1984年，中國最值得稱道的公司卻還不是它們，而是一家誕生於廣東三水縣的飲料工廠。

據後來的研究者發現，鄧小平的這次南下事先並沒有明確的目的，也沒有帶著政策宣示的責任，但是它所逼發出來的改革熱情卻出乎所有人的預料。在此前的一年多里，對深圳的各種非議指責正沸沸揚揚，北方一家黨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歷史租界的由來》的長文，影射深圳特區是新的「租界」，其後又有文章提醒，要警惕中國出現新買辦和李鴻章式的人物。很多來深圳參觀的老幹部視特區為異端，驚呼「深圳除了五星紅旗還在，社會主義已經看不見了」，「特區姓『資』不姓『社』了」。1月24日，鄧小平抵達深圳，特區的黨委書記梁湘指著掛在牆上的深圳地圖，介紹了特區開發建設的情況，稱1983年的工農業總產值比上一年翻了一番，比辦特區前的1979年增長了10倍。備受壓力的梁湘很想得到鄧小平明確的支持態度，便說：「辦特區是您老人家倡議的，是黨中央的決策，深圳人民早就盼望您來看看，好讓您放心，希望得到您的指示和支持。」但鄧小平沒有發表意見。

1984年的特殊氣質，在元旦剛過不久就散發了出來。除了出國一直坐鎮北京的鄧小平突然決定到南方看看。此刻的國內，由高密度宣傳步鑫生改革而煽動起來的改革熱情已日益高漲，但是，舉國四望，有哪個地區的改革是過去幾年裡最有成效，也最值得大書特書呢？鄧小平把目光放到了預先沒有列入中央規劃、後來也沒有得到中央財政特別扶持，而此刻正飽受爭議之苦的深圳特區身上。

一些新的合資公司也紛紛成立了。在北京，新創辦的四通與日本三井株式會社達成協議，開發中文文字處理機，這款被定名為「四通2400」的打字機在隨後幾年內將風靡全國；在南京，南汽與法國的依維柯簽約，開始生產該品牌的汽車；在上海，郵電部門與阿爾卡特集團聯合創辦了上海貝爾電話設備公司，這是中國第一個研製生產程式控制電話交換機的中外合資企業。

如果說，張瑞敏、柳傳志們的困難是找不到項目和方向，而那些手擁資源的老牌國營企業卻為不得自由而苦惱。這幾乎是一種宿命，在體制逐漸市場化的過程中，那些老企業將被消耗得精疲力竭，他們的優勢和積累日漸老化、消失，最終被時代所淘汰。年初，鄧小平在南方的行動讓舉國上下感覺到了進一步擴大改革的決心，很快，在各個領域，突破性|事件頻頻發生，停滯了兩年多的變革列車再次快速啟動。3月24日，福建國有骨幹企業55位廠長的呼籲書《請給我們鬆綁》在《福建日報》全文刊登，這成為當年度最具轟動性的企業事件。

3月，三水縣酒廠廠長李經緯突然把眼光瞄準了8月即將在美國洛杉磯舉辦的第23屆奧運會。他得到訊息，國家體委將在6月份開會決定中國代表團的指定飲料是什麼。而此刻，他手上有一種還沒有投放市場，甚至連包裝罐和商標都沒有確定下來的新飲料。

其後數日，鄧小平馬不停蹄遍走特區，一路上他不講話，不表態，參觀時也很沉默，不露聲色。到蛇口工業區時，袁庚彙報說，他們提出「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作為整個工業區的口號。機靈的袁庚用自問自答的語氣說：「不知道這個口號犯不犯忌？我們冒的風險也不知道是否正確？我們不要求小平同志當場表態，只要求允許我們繼續實踐試驗。」此言一出，全場大笑。鄧小平在深圳的表現，可謂意味深長，他用行動表明了自己支持的態度，卻又在言辭上留下空白。27日，他離開深圳前往另一個特區珠海，在這裏他一反在深圳的沉默態度，寫下「珠海經濟特區好」的題詞，算是給特區經濟下了結論。2月1日，已經回到廣州的鄧小平，在廣東省和深圳領導的再三暗示和懇請下，寫下「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並在最後的落款上，特意把時間寫為「1984年1月26日」，表明還在深圳時已經有這個評價。

1月24日，正在歡快地倒賣玉米的王石騎著自行車途經深圳國貿大廈，突然看到很多警車、警察和聚集的人群，一打聽，原來是鄧小平到大廈頂層俯瞰特區全貌，公安局正在清理現場。他在後來回憶說，「我好像感到干大事情的時候到了。」

隨著宏觀調控的鬆動，外資進入中國的熱情又被點燃了。松下幸之助又一次來到了中國，這時候的他已經是一個頭帶光環的傳奇人物了，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他的管理思想一直受到頂禮膜拜。而松下來中國，並非僅僅是為了傳播他的思想，更多的是為了推銷他的那些剛剛從日本工廠被淘汰下來的彩電生產線設備。這一年，青島的海信、四川的長虹和廣東的康佳相繼引進了松下的彩電生產線，到1985年前後，中國一共引進了105條日本的彩電生產線，日本企業成為第一批在中國賺到錢的跨國企業，而那些引進了生產線的中國企業也迅速地崛起。在一個消費日漸蘇醒的國家，生產的能力和設備的先進性往往是最強大的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