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年度觀察的角度來看，瘋狂的海南汽車事件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例，在當時的全國各地，一個與之相比毫不遜色的設備引進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

那些在計劃經濟下形成的「正統觀念」正受到來自市場的嚴峻挑戰，所有的人都覺得不習慣。多年以來，宣傳系統一直在宣導「工人是工廠的主人翁」以及「企業是黨領導下的工人組織」，而剛剛開始推行的廠長責任制讓這些不容挑戰的理念面臨尷尬。11月的《工人日報》刊登了一篇報道，題為《一個銳意改革的廠長的苦惱》：一年前，岩石到「名盈實虧」的長春捲煙廠任廠長，他管理嚴格，經營得法，當年就實現利潤1200萬元，成為全省的盈利冠軍，然而他嚴厲的工作方式卻遭到習慣於溫情管理和平均主義的工人們的抵抗，數十份投訴岩石「多拿獎金」和「任人唯親」的告狀信發給了各個上級部門，前後七個調查組進廠調查。報紙為岩石辯護說，他的工資只比普通工人高兩級，大概每月多十多元錢，而他人用幹部都是經過上級部門審核批准過的。

雷宇被撤職，後轉任廣東一個農業縣的副書記。行政區委常委、組織部長林桃森於一年後被以「投機倒把」罪判處無期徒刑。一直過了很多年，人們仍然可以在大江南北的道路上看到一些掛著「粵字」牌照的高檔走私車，它們都是當年海南案的遺物。

張興讓在1985年開始推行他的工作法，兩年後，他的做法引起中央高層高度重視，被認為「是一大發明」，並在全國上萬家企業中大力推廣，張興讓成為與南方的步鑫生齊名的著名企業家。

從1985年到1987年，全國各地共引進115條彩電生產線、73條冰箱生產線、15條複印機生產線、35條鋁型材加工生產線、22條集成電路生產線、6條浮法玻璃生產線，僅廣東一省，便引進21條西裝生產線、18條罐裝線、22條食品麵包生產線、12條傢具生產線。其中最典型的引進案例是，9個省市一起向義大利梅洛尼公司引進了9條同一型號的「阿里斯頓」電冰箱生產線，每條生產線的價格均為3000萬元，年生產能力30萬台。一時間，中國先後產生了合肥美菱、牡丹江北冰洋、南京伯樂、上海遠東、景德鎮華意、重慶五洲、寶雞長嶺、蘭州長風和中意冰箱「阿里斯頓九兄弟」。在其後的家電搶購熱中，這些企業都風光一時，成為當地的利稅大戶，極盛時，「九兄弟」的產量佔到全國冰箱總產量的1/3。而10年後，8家凋零，僅美菱一枝尚存。

晉江假藥案和海南汽車走私案，讓1985年的中國充滿了詭異的氣息。一方面，經濟開放和企業改革日漸成為全民的共識，新的變革正在各個領域得到鼓勵和嘗試，珠三角、蘇南和溫州等地的民間資本正呈方興未艾之勢。加快投資、加快發展再度成為國家的主題，宏觀經濟在沉寂數年後再度出現趨熱的跡象。另一方面，全民性的物質慾望被猛然地激發出來，擺脫貧困成為至高無上的公共理想，在這個目標之下，對制度和道德的漠視受到默許，這同時也給那些保守的勢力提供了攻擊的機會。

在現代工廠管理理論上，張廠長的「滿負荷工作法」或格里希的「三板斧」，顯然都不算是什麼發明，不過在當時積重難返的國營企業中，這已經是最先進和最有效率意識的改革了。他們的實踐最終都沒有能夠拯救中國的國營企業，這都是一些「圍牆內的變革」，無法改變這些企業在競爭能力和產權自主性的天然缺陷。張興讓的改革讓他的工廠一度起死回生，成為國營企業改革的一個「標本」，但是在日益白熱化的市場競爭中，這種沒有涉及產權根本的改革顯然不能讓企業獲得真正的活力。張興讓和他的工廠在1992年之後便再度陷入困境，2000年元旦，精疲力竭的張興讓與1090名工人一起被宣布全體下崗，企業不復存在。格里希後來多次到中國，每次都受到政府官員熱烈的款待，不過他對自己曾傾注全部心血的武漢柴油機廠的日後命運並不真正了解，1993年，企業出現虧損，1998年全面停產。他最後一次訪問武漢是2000年6月，當時已年屆80高齡。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中，他的中國朋友們始終不敢告訴他武漢柴油機廠的真相，阿婆他在心理上接受不了這一現實。2003年4月17日，格里希在德國家中逝世。兩年後的這一天，武漢市政府在鬧市中心的漢正街工業區廣場中央，樹起了一座2.78米高的銅像——上面刻寫著「威爾納·格里希」。他將長久地站在那裡，像一個沒落而偶爾被人提及的神話。

就在民族情緒高漲的同時，到氣派而又高薪的外國公司謀職以及出國留學正成為最時髦的選擇。

為了又快又多地利用政策，完成原始積累，雷宇和他的部屬們很自然地想到了汽車，跟進口一些小家電、辦公設備等相比，它無疑是利潤最豐厚、也是內陸市場最歡迎的一個重量級商品。當時雷宇的算盤是，「進口1.3萬輛轉賣到內地，賺兩個億就行了」。

一個叫艾柯卡的美國企業家替代松下幸之助成為新的偶像。他原來是福特汽車公司的總裁，在為福特賣命20多年後，因為個性與董事長亨利·福特不合而被掃地出門，那時他已經54歲。心有不甘的艾柯卡轉而投靠正處危機之中的克萊斯勒公司任總經理，用三年時間就使其扭虧為盈，再用三年將公司的年盈利提升至24億美元，他成為全美最炙手可熱的「扭轉之神」，《時代周刊》恭維他是「說一句話，全美國都洗耳恭聽」的人。這一年，他的《艾柯卡自傳》出版，在北美銷量150萬冊，這本書在第一時間被翻譯到了中國，迅速得到正受虧損煎熬的國有企業家們的追捧。人們從他的經驗中看到了努力的希望，也從他的描述中饑渴地學習著基本的企業管理知識。長虹電器的倪潤峰迴憶說，「那時候，書店裡根本沒有什麼管理書籍，我的這店管理知識都是從艾柯卡的書中讀出來的。他剛到克萊斯勒時，看到的是秩序混亂，紀律鬆散、無人調度，各自為政，產品毫無競爭力。我當時就想，這跟長虹是多麼的相似。」

其三是，成套設備偏多，技術性引進少。根據當時學者的統計，在引進熱中，成套設備佔80%，單項設備佔17%，而被當作目標之首的技術引進則只佔3%。很多設備引進后，其生產所需的零部件和設備維護等仍然全部依賴外國公司。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1985年的中國經濟再趨過熱。這與當時中央的貨幣政策有關，在上一年10月計劃1985年信貸規模時，國務院公布以當年年底數字為下一年的借貸基數。於是，各專業銀行為爭信貸基數而突擊放款，結果國家信貸基金猛增，銀行日夜印鈔票，後來宣布多印了80億元，要知道，在1983年，全國的貨幣投放總量才只有90.66億元。

8月3日，瀋陽的三家國營企業收到了《破產警戒通告》，這是建國以來的第一例。瀋陽市政府將之辦成了一個盛大的新聞發布會，瀋陽第三農機廠、五金鑄造廠和防爆器械廠被選中做了試點，市政府特意做了三個黃色封皮的《破產警戒通告》——取意于足球比賽的黃牌警告，交到三個顫抖抖的廠長手上。一年後的同一天，防爆器械廠成了第一個犧牲者，它從即日起被宣告破產倒閉。美國《時代周刊》就此撰文hｔtｐs://reａd•9９cｓｗ•cｏｍ評論：「一個在西方並不罕見的現象，成千上萬的工人被警告說他們的公司陷入了困境，他們的工作也將保不住。這種現象不是在底特律或里昂或曼徹斯特，而是在中國東北部的瀋陽。」日本記者在報道中稱，「瀋陽發生了超過8級的改革地震，中國的『鐵飯碗』真的要被打碎了！」四個月後，中國的《企業破產法》草案在北京人大會議上正式通過試行。

在大量引進的同時，根據《商業周刊》的觀察，中國在這一年還開始嘗試著對外投資。11月份的報道披露，「中國開始向海外投資。第一站是香港，其投資達60億美元，站在香港的外來投資的第三位。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和兩家美國企業在華盛頓購買一片價值3500萬—4000萬美元的森林，用於獲取建造中國房屋的木料。這是中國在美國的第一筆直接投資。」

以此同時，沒有規劃和秩序的引進熱也造成了極大的浪費和行業管制上的失控。

如此明確而峻厲的禁令，能嚇著一些膽小的，卻不能絲毫遏制那些背景強硬的冒險者，相反，倒使冒險的利潤空間變得越來越大。後來發生的現實便是，「價格雙軌制」直接滋養了「倒爺經濟」的繁榮。那些有著政府背景和資源的人或公司，按國家計劃價格將緊俏生產資料買進，又按照市場價格將之賣出，賺取差價。《經濟日報》曾報道這樣一個實例：國營的內蒙古赤峰金屬材料公司從一家鋁鋅礦以每噸3714元的計劃內價格購得500噸鋅錠，然後以每噸6500元的價格就地倒賣給廣東公司，後者再將之倒賣三次，價格提高到每噸7000元，最後仍由金屬材料公司買回，挑撥給國營的赤峰電線廠。鋅錠原地不動，從中倒騰的倒爺賺了個大飽，國營的礦廠、金屬材料公司和電線廠無一例外地都成了買單人。

秋天，剛剛獲自學高考英語專科文憑的北京椿樹醫院護士吳士宏好奇地站在長城飯店的玻璃轉門外，足足用了五分鐘的時間來觀察別人怎麼從容地步入這扇神奇的大門。她辭職來應聘IBM公司的辦公勤務。在面試的時候，主考官問她：「你會不會打字？」從來沒有摸過打字機的吳士宏條件反射般地說：「會！」

幾乎與此同時，《人民日報》則刊登了一篇來自另一個國營工廠的長篇報道《廠長哥哥》。在這家位於內蒙古的東勝中藥廠里，記者李仁臣問工人，「你在心裏是怎樣評價你們廠長呢？」工人動情地說，「他是我們的廠長哥哥。」這家工廠的廠長張明瑞待工人如手足，是一個大好人式的廠長，他的理想就是讓這家工廠變成一個互親互愛的大家庭。他的名言是「老輩人我敬如父母，平輩人我親如兄妹，晚輩人我愛如子女」，「他也訓過工人，但很快就捫心自責，主動請被訓的人原諒自己的過錯。」

晉江製造假藥的鄉鎮企業共有57家，其中45家集中在陳埭鎮，而這個鎮正是省委書記項南扶植起來的典型，它是福建第一個工農業產值超過一億元的鄉鎮，被譽為「福建一枝花戶」。從1980年開始，當地的食品工廠開始興起，為了追求暴利，漸漸地便轉向了藥品生產，當地的私營業主通過各級醫藥公司打進「公費醫療」這個特定的消費渠道。它們用低劣的銀耳加上白糖，製成「降壓沖劑」、「理肺沖劑」、「益肝靈沖劑」等假藥，牟取不當利潤。新華社記者在後來的報道中稱：「假藥廠大部分是農民集資合辦的，他們沒有製藥技術人員，沒有質量監測機構，也沒有任何現代意義上的製藥設備，使用的全部是簡陋的爐灶、鐵鍋、竹器等原始工具，廠房則多為農村的舊民居，蒼蠅亂飛，垃圾成堆，包裝桌上積滿灰塵。這類藥廠是怎麼取得合法地位的呢？手續倒是很簡單，只要到村、鎮掛個戶頭，村鎮抽取產品銷售額的1%~2%，就可以得到銀行賬號和公章了。」

江蘇著名的鄉鎮企業無錫紅豆集團的周耀庭回憶說，「紅豆發展起來，國家從來沒有給過一公斤的柴油，一公斤的棉紗，從來沒有任何計劃內的原料。1985年、1986年前後，紡織企業原料及其緊張，不少工廠都斷餐了，我們企業做外貿沒有棉紗，想到無錫市的部門去爭取一些。回答當然是沒有，因為你們是鄉鎮企業，不可能給一公斤棉紗。我講，國營企業是老大哥，我們鄉鎮企業是小弟弟，小弟弟向老大哥學習，能不能讓紡織公司給我們一點兒棉紗？部門的幹部回答我說：你鄉鎮企業是小弟弟嗎？稱不上的。」

「私生子」的說法，難聽了一點，但卻是一個明擺著的事實。為了嚴厲執行雙軌制，保護體制內的國營企業，3月，國務院還發出了一個嚴厲的禁令：重要生產資料和緊俏耐用消費品的批發業務，只能由國營單位經營，不準套購就地轉手加價倒賣，不準倒賣計劃供應票證，不準任意提價，不準以任何形式索取額外收入，對投機倒把者，要堅決制止嚴厲打擊。

從上一年開始，大量的生產線便開始陸續湧進來。中國沿海無疑正在成為國際產業轉移的下游地帶，對於跨國公司和中國來說，這似乎都是一種明智的選擇。成百上千條彩電線、冰箱線、洗衣機線和錄像機線正日以繼夜地抓緊安裝，很快，中國家電業的「戰國年代」就要到來了。速度成為了最重要的指標，在天津，曾創下22天引進一條德國摩托車生產線的紀錄，它被當成是先進的事迹廣為傳播。

「中共海南區黨委、海南區政府的一些主要領導幹部在1984年1月1日至1985年3月5日的一年多時間里，採取炒賣外匯和濫借貸款等錯誤做法，先後皮批准進口8.9萬多輛汽車，已到貨7.9萬多輛，還有電視機、錄像機、摩托車等大量物資，並進行倒賣。這是我國實行對外開放以來的一個重大事件。海南行政區黨委和某些負責人違背中央關於開發海南的方針，從局部利益出發，鑽政策的空子，濫用中央給予的自主權。這以嚴重違法亂紀行為，衝擊了國家計劃，干擾了市場秩序，破壞了外匯管理條例和信貸政策，既敗壞了黨風和社會風氣，不僅給國家造成了很大的損害，也給海南的開放建設增加了困難，延緩了海南島開發建設的進程。」

那是一個酷熱難當的夏天，汽車像潮水般湧進海南島，全部停在海口市內外，密密層層，一望無際，在陽光下五彩繽紛，閃閃發亮，形成了一個蔚為壯觀的場景。工商局積極為來自全國各地的買家辦理「罰款放行」手續，只消罰款四五千元，蓋上一枚公章，這輛汽車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裝船出島了。在這中間，貪污、行賄、受賄、套匯，所有作姦犯科的活動均在陽光下公然進行。事後清查，在短短半年裡，海南一共簽了8.9萬輛汽車進口的放行批文，對外訂貨7萬多輛，已經開出信用證5萬多輛。進口用匯總額，高達3億美元。

據估算，雙軌制給中國經濟帶來的直接損失每年至少在11000億元以上，佔GDP的9%，與不少年份的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基本持平。據學者胡和立的研究報告顯示，僅在1988年，全國控制商品的價差總額就超過1500億元，加上銀行貸款的利差和進口所用牌價外匯的匯差，三項合計價差達3500億元以上，約佔當年國民收入的30%，其中70%左右流入私人腰包。

1985年，中國人壓抑了很久的民族自豪感正日益膨脹。5月rｅaｄ•９9ｃsｗ•coｍ19日晚上，第13屆世界盃足球賽亞洲東區第2大組A組比賽，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國家足球隊以1：2輸給中國香港足球隊，因此被淘汰出局，失去了小組出線的機會。比賽結束后，現場觀眾情緒失控，許多人向隊員投擲汽水瓶，任意毀壞車輛，圍毆司機，打傷維持秩序的警察，攔截外國人乘坐的汽車，並恣意辱罵他們。北京警方當場抓獲120多名肇事者。其中的38人，因在比賽中和比賽後行為惡劣過火，被拘留12天或15天，另有7人觸犯了刑律，其中5人被依法逮捕並判刑。這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球迷鬧事，它在當年被定性為「五·一九足球事件」。7月，有媒體報道說美國激流探險隊將漂流長江，為了趕在美國人前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漂流長江的人，西南交通大學電教室職工堯茂書自長江源頭，漂流了1270公里，24日在金沙江段不幸觸礁身亡。他的死亡讓舉國民眾唏噓萬分，自又攪拌出另一份的悲壯與自憐。到11月，還是那群意志堅定的女排姑娘讓大家好好地出了一口氣，在日本舉辦的第四屆世界盃女子排球賽上，中國女排以七戰七捷的成績，蟬聯世界盃冠軍，並成為世界排球史上第一支連續四次奪得世界大賽冠軍的女隊。

成本低廉的假藥通過高額回扣的方式衝進公費醫療體系，自然帶來令人稱慕的企業效益，而當地政府為了經濟發展又聽之任之。到1985年初，晉江假藥已成洶湧之勢，連鎮工商所也辦起了保健飲料廠，生產銷售假藥。為了以更安全和合法的身份生產假藥，晉江人還想出了聯營工廠的方法，它們與廈門、陝西的一些瀕臨困境的國營工廠合作，以辦分廠或合股的名義偽造批文，生產假藥。當慾望之門被打開之後，如果沒有法律的制約，富有想象力的邪惡便會像野草一樣地肆意瘋長。

其二是，盲目引進，利用率低下。根據《光明日報》的報道，1987年，武漢市對引進工作進行普查，發現全市87家企業共有911太設備，價值5100萬元，長時間空置，有的連包裝箱都沒有打開。1987年12月15日的美國《商業周刊》估計，中國工廠的閑置設備價值約200億元，其中相當部分為兩年前的引進設備。

雙軌制的意思是，一種生產資料存在兩種價格，一種是國家掌控的「計劃內價格」，一種是市場化的「計劃外價格」，後者的成本要遠遠大於前者。這種扭曲的價格體制，其目的便是為了保護國營企業在原材料採購的優勢。同時，國家還可以根據市場的需求量來不斷地調整計劃內商品和計劃外商品的銷售比重，比如在1985年前後，鋼材的計劃內與計劃外比重為78：22，煤炭為92：8，石油為83：17，水泥為64：36，食品類為59：41，服裝類為59：41，耐用消費品為48：52。從這些比重中可以看到，國家對原材料的控制力度遠遠大於對日用消費商品的控制。「雙軌制」帶有鮮明的計劃經濟特徵，它在抑制價格暴漲、通貨膨脹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卻也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成為困擾民營企業成長的根本性難題。

對於絕大多數的國營企業廠長來說，如何加強企業管理，提高生產效率，是一個亟待破解的難題。

不過在開始，對外投資好像並不太順利，《新聞周刊》舉帶了兩個在港投資失敗的例子：「兩家北京背景的公司——中國銀行和中國資源公司花了2280萬美元購買了Conic公司34.8%的股份。之後，中方向董事局派遣了官員。數月後，Conic的股票停牌，因為該公司的主席把他價值1000萬美元的股票都賣給了中方，並且在他個人的控制下從Conic貸款了2780萬美元。另外一件事情是一家中資公司起先宣布花1.2億美元購買8棟在建的公寓樓，但是隨後又宣布放棄。這一行為導致了股市的下跌，公司失去了信用。」

根據何博傳在《山坳上的中國》中披露的數據，1985年中國進口汽車等於1950—1979年進口汽車的總數。海南事件后，利用政策空子，倒賣走私進口汽車的現象一直沒有被真正禁止，其後續餘波一直延續到2000年的廈門遠華賴昌星走私案。從1983年到1987年，各地政府動用外匯大量進口汽車，數額高達160億美元，相當於當時兩個美國克萊斯勒汽車公司的固定資產凈值。

一場史無前例的汽車大狂潮，在這個貧窮的孤島上正式啟動了。區直屬的94個單位，有88個著了魔似地捲入了汽車狂潮中。在黨政機關的影響下，全島各行各業都氣粗膽狀地做起汽車買賣。僅半年，全島便出現了872家公司，個個直奔汽車而去。

就這樣，1985年唐駿到了日本。他第一次乘坐新幹線，當時在新幹線售賣食品的列車員，在進入每一節車廂之後都會向乘客鞠躬，然後開始服務，在離開一節車廂的時候，也會再次鞠躬。當唐駿穿過一節無人的車廂的時候，他發現推著貨車的列車員在向空無一人的車廂鞠躬。「這就是日本人100%的做事方式，秩序與細節，謹慎而努力，這是日本民族的精神。」很多年後，唐駿說這是他出國上的第一堂課。他後來又去了美國，1994年前後，卡拉OK開始在美國和日本流行，唐駿設計了一個卡拉OK機子傻瓜可以排名計數的軟體，馬上被一家美國投資商看中，用8萬美元購買了專利。而在其後短短几年內，這個軟體被用到了1億多台VCD/DVD機上。「如果我當時採取微軟的使用權方式收費，一台機子收取2—3美元，我就可以有2億—3億美元的收入。」2002年，唐駿成為微軟公司的中國區總裁，兩年後他跳槽到剛剛興起的遊戲公司上海盛大出任總裁，並幫助這家創辦不到三年的公司在納斯達克上市。

企業的不斷創建與消費需求的增多，使得生產資料的短缺現象越來越嚴重。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從改革開放的第一天起，就一直處在一種資源短缺的狀態中，這是30年來唯一沒有改變過的狀態。而對這種狀態的政策對應，便可以看出這場改革的成長軌跡和內在的邏輯性。跟那些無縫不鑽的民營公司相比，國營企業爭奪生產資料的主動性和能力顯然要弱得多，於是，國務院的智囊們便創造性地想出了一個「價格雙軌制」的辦法來。1985年初，國家宣布取消對企業計劃外自銷產品價格的限制，宣告生產資料的「價格雙軌制」正式形成。從公開的資料看，1985年5月初，經濟學家宦鄉在一個題為「中國面對未來」的研討會上，首次提出「我國新經濟體制可能是一種雙軌制」。他認為，「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會出現集權經濟體制與分權經濟體制並存的時期」。這一思想得到了決策層的欣賞，也成為「雙軌制」的理論基礎。對於「價格雙軌制」的歷史評價，經濟學界存在爭議。有的人認為「雙軌制」使得國家機會主義制度化，並造成了大面積的貪污腐化。。而另一些人則認為這是一個「成功」的做法，理由是反向式的：如果不實行雙軌制，就只有兩種選擇：一是繼續計劃單軌；一是按照休克療法直接進入市場單軌。前者沒有效率，已是確鑿的ｈttps://reaｄ•9９ｃsw.cｏｍ事實；但是後者卻會造成很大混亂，而且事實上引起了很多困難。原因首先在於，市場開放以後，原有經濟格局並不能馬上改變，大量的國有企業仍然存在壟斷，那麼壟斷者會利用其特權提高價格，造成市場混亂；其次，市場一放開，原來經濟當中的很多經濟鏈條就會斷開，使經濟增長劇烈下滑。相比之下，雙軌制一方面保留了計劃價格，同時放開一部分市場。雖然確實滋生了很多貪污的機會，但是這種制度讓非國有經濟得到了投資發展的機會，得到了出售產品的機會。

一個叫唐駿的人，講述了當時他出國留學的戲劇性故事：21歲的工人子弟唐俊非常想出國，儘管他考上了北京郵電大學的研究生，但北郵的出國名額已經用完。於是，他給北京的每個高校打電話，詢問有沒有剩餘的出國名額。在打到北京廣播學院的時候，他們說他們的出國名額沒有用完。撂下電話，唐駿馬上騎著自行車趕了過去，拿著考研的成績單，要求轉入北京廣播學院讀研究生。廣院的老師說：「你可想好了，我們這是二流院校，你就算轉過來，也不一定出得了國。儘管我們有名額，但是你錯過了時間，出國要由教育部決定。」唐駿沒有猶豫，直接把檔案轉了過去。為了讓教育部給他出國的名額，唐駿想了個辦法：他打聽到教育部主管此事的是李司長，於是他在教育部的門口站了整整四天。早上7點不到就到教育部門口去，見到李司長，唐駿說「李司長你早」。中午他出來吃飯，唐駿說「李司長您出來吃飯？」他吃完飯，唐駿又說「您吃好飯了？」再到下班的時候，唐駿再說「您下班了？」如此四天。第一天，李司長覺得這個人很奇怪；第二天，李司長關注這個青年，怕他有什麼偏激行為；第三天，他又覺得這個小孩看上去很可憐；第四天，李司長忍不住好奇，終於開口問到底有什麼事。唐駿如實說了。第六天，李司長告訴唐駿：你可以出國了。

海南島那時還隸屬於廣東省，1984年1月，鄧小平南巡之後，中央即決定開放沿海14城市，比鄰香港和深圳的海南理所當然地成為開放的重點區域。當時的海南行政區黨委書記、公署主任雷宇「激動得夜不能寐」。他後來回憶說，當時他算過一個細賬，「海南島要發展，必須要有原始積累，靠什麼呢？靠中央？很重要，但不夠。靠外援？不可能。有一快捷的辦法是自己『草船借箭』。」

在1984年上半年，海南的進口汽車才2000輛，到7月份，區政府一下子批准了1.3萬輛汽車進口，比上半年的月平均數高出36倍。黑市外匯變得公開化了，價格瘋狂飆升，美元和人民幣的比率成了1：4.4，甚至到了1：6。人們帶著大包小包的人民幣，涌到珠江三角洲換港幣。深圳、北京等地的一些人也從海南的政策中嗅到了金礦的氣味。當時其他地方進口家用電器、汽車、摩托車及零配件等，都要直接由國務院審批，但海南島卻擁有自己進口的特權，誰都判斷得出其中的利益空間，於是，「到海南去倒汽車」成了那時最誘人的商機。

雷宇的「借箭計」，便是把中央給的特殊政策轉化成真金白銀。早在1983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曾經批轉過一個文件，《加快海南島開發建設問題討論紀要》，其中指出：「海南行政區可以根據需要，批准進口工農業生產資料，用於生產建設；可以使用地方留成外匯，進口若干海南市場短缺的消費品（包括國家控制進出口的商品）。」不過，這個《紀要》又明文規定「上列進出口物資和商品只限於海南行政區內使用和銷售，不得向行政區外轉銷。」雷宇的「借箭計」則把後面的這段文字給輕描淡寫地「忽略」了。事實上，在當時的深圳，靠進口國家控制商品來賺錢的公司比比皆是。

9月，海南大量進口汽車引起中央關注，國務院派人前來調查，海南行政區政府的上報材料與實際情況大有出入：「第一，海南進口的所有汽車，都是在島內銷售的（所有汽車發票上都蓋著『只限島內使用』和『不許出島』的字樣，這是事實）。第二，目前已經到貨的車，不足1.5萬輛（這也是事實，但上報材料沒有提及已經發貨，正朝著海南破浪而來的那幾萬輛汽車）。第三，海南對進口物資的管理，十分嚴格，一律不準出島，違者要受處分。」就在行政區政府上報這份材料的同時，成千上萬的日本汽車，正在海口市的港口源源不斷地卸下。從9月25日至10月10日，海南至少又批准了8900多輛汽車進口。11月25日，雷宇在一份致國務院特區辦的電報中仍稱，「到目前為止，海南島進口的汽車全部都是在島內銷售的。」

另一個剪理不清的觀念是，在一個國營企業里，到底是廠長說了算，還是黨委書記說了算。在改革之前，這根本不是一個問題，書記是工廠毋庸置疑的領導者。但是在新的治理結構中，廠長成了企業經營的第一責任人，他是否應該繼續接受書記的領導？這個問題涉及政治敏感，有關的爭論一直在遮遮掩掩中進行了十多年，從「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到「書記『廠長雙核心制」，再到廠長全面負責制，拖泥帶水，糾纏不清，一直要到1998年前後，隨著《公司法》的出台，現代企業制度開始被普遍地接受，這個問題才不了了之。1985年前後，一位中央領導人曾經用「大事不糊塗，小事不糾纏」來界定書記在企業中的職責，不過這種說法固然生動，但在具體的工作中卻根本無法執行。

在中國改革史和企業史上，「海南汽車倒賣事件」帶有很強的「寓言性」，一個地區為了發展經濟，令制度的許多欠缺漸漸跟不上經濟發展的需求，中國改革的漸進特徵日益明顯，開始進入漫長的灰色地帶。

1985年的引進熱在日後遭受大了批評。大規模的引進熱浪，使得外匯消耗巨大，到年底，全國的貿易逆差達到創紀錄的137.8億美元，相當於出口總額的52%。不過客觀地說，這次失控的引進熱多中國輕工業的更新換代及消費品市場的啟動，產生了巨大的效應。這個時代的中國公司，就好像洗個青春期的少年衝進一片正在瘋長的草地，你聽得到他的骨骼與青草一起向上生長的聲音，過度的精力和熱情揮霍似乎是無可避免的。

出乎他預料的是，閘門一開，事態迅速地變得不可收拾。1984年的海南，是一個官貧民窮的偏遠之地，當時全島的財政收入只有2.865億元，用雷宇的話說，「連開工資都不夠，當時的公社改成鄉和鎮要掛牌子，有的公社連掛牌子的錢都沒有，徵兵寫標語買宣傳紙的錢都沒有，這是真的。」而如今，弄到一張批文，倒賣一輛汽車就可以賺個上萬元，這對於海南人來說，無疑是在家門口挖到了一口大油井。雷宇曾描述1982年前後的華南鄉村：「當時海南根本沒有任何商品意識，海南人拿雞蛋、水果到村頭巷尾、榕樹底下賣，人是躲在被的地方，不敢去收錢，等你拿了東西將鈔票壓在他的筐底下，人走了他才敢收起來，他覺得要人家的錢不好意思，但沒有錢又不行。」誰也沒有料到，僅僅數年，銅錢滾至，淳樸盡失。一時間，全島陷入瘋魔，人人爭跑批文，個個倒賣汽車，連雷宇日後都無奈地承認，「連幼兒園都來搞批文，因為批文可以變錢，跑到外省賣批文，外地沒有批文，海南島可以hｔtｐs://rｅａd.99ｃｓｗ•ｃom有批文啊，他轉手之間把這些批文交給別人，那不就賺錢了嗎？」

格里希面對的是一個紀律渙散、管理混亂、領導層毫無責任感的國營老企業，他要求工人遵守八小時工作制，長期遲到和曠工的可能被開除，他每天帶著放大鏡、小鎚子和吸鐵筆下到車間里，現場處理管理上的難題，此外，他還把一個從來不到生產一線的總工程師調離到其它崗位。他的這些做法被新聞記者總結為「洋廠長的三斧頭」。一位中央領導在看到這篇新聞后批示說：「我們自己的廠長大概大多數還沒有這麼做。有的不是沒有條件這麼做，而是抓不住，有的是不願和不敢這樣做，當然也有因為身體、技能等條件實在不行，想這樣做做不了。」格里希的做法被當成是最先進和新奇的管理奇招在媒體上迅速走紅。

在引進熱中，泥石俱下的事情常常發生。青海省通過香港的一家貿易公司，從義大利和聯邦德國引進了一套混凝土輸送泵，結果發現竟是30年前的舊設備，整套設備除了標牌是新的之外，其他部件都已磨損不堪。8月份的上海《文匯報》便刊登了一篇讓人啼笑皆非的新聞，在題為《「洋豆腐」為何無人問津》報道中，記者寫道：6月下旬，閘北豆製品廠花160萬元從日本引進了一套盒裝豆腐生產線，原本希望它能豐富豆腐品種，增加市場供應量，誰知道，流水線安裝一個多月後，煩惱接踵而來。首先是豆腐成本太高，用傳統工藝做的豆腐變質后大不了發酸、起孔，這種日本豆腐一變質就成一包水；再者是流水線設備太昂貴，出了一個小事故，但是給日本打個電話，至少也要20塊錢。記者最後無奈地說，看來這次是交了一筆昂貴的學費。

張興讓和格里希最終都沒有能夠拯救各自的企業，不過，他們所嘗試和傳播的管理新理念，在那個時期倒成為全國眾多民營業主的免費教材。很多人在日後回憶說，他們對企業管理和經營的基礎認知，都是從這些轟轟烈烈的、帶有強烈啟蒙色彩的改革運動中得來的。

發生在全國各地的設備引進熱潮，對後來的中國公司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它讓很多設備陳舊、缺乏產品競爭力的老企業迅速地復活，得以用最快的速度進入正在爆炸中的消費品市場，我們將看到，那些日後馳騁一時的明星公司都是當年生產線引進的積極者。根據《經濟日報》的報道，這一年在北京市場上受歡迎的冰箱品牌有廣州的萬寶、蘇州的香雪梅、嘉興的益友，天津的冰峰；洗衣機則有上海的水仙、廣州的五羊、大連的波浪、杭州的金魚，武漢的荷花，長春的君子蘭、寶雞的雙鷗。它們是中國家電業的第一批品牌產品，無一例外的是，它們都是最早引進了國外生產線的國營企業。

不久后公布的調查數據顯示，在一年時間里，海南非法高價從全國21個省市及中央15個單位炒買外匯5.7億美元，各公司用於進口的貸款累計42.1億元，比1984年海南工農業總產值還多10億元。除了汽車之外，還進口了286萬台電視機、25.2萬台錄像機。

這段對話讓周耀庭銘骨難忘，20年後，在接受中央電視台《改革開放二十年》專題採訪中，他對著鏡頭說，「國營企業是老大哥，鄉鎮企業不是小弟弟，鄉鎮企業是私生子。那個時候，我們鄉鎮企業得到的是私生子的待遇。」

正如英國的《金融時報》在1985年2月27日的一篇報道中所評論的，「在全中國，即使是很小的工廠，也在尋找外國合資者，以幫助他們實現企業現代化。中國人現在比五年前要有組織得多，消息也靈通得多。」而10月的美國《新聞周刊》在《中國人搜尋有用的舊設備》一文中，更是生動地描述說：「一批工程師、技術員和包裝工來到了法國的工業城市瓦爾蒙，他們日以繼夜地工作，把已經破產的博克內特冰箱廠的設備盡數拆去，5000噸設備裝上了輪船、飛機和火車，啟程運往天津，在那裡的一家工廠里它們被重新組裝成一條每天生產2000台冰箱的生產線。類似的情況比比皆是。在整個歐洲，中國的代表團手中拿著想要物品的清單，到處搜尋二手的工廠設備，這已經是一種趨勢。對歐洲的公司來說，這些設備如果不賣，要麼被毀掉要麼閑置不用，中國是一個極有吸引力的貿易夥伴——因為它總是付現金。」華裔經濟學家黃亞生後來的研究表明，「大量的日本投資者使用了二手機器，日本企業不能使用這些機器在其國內贏利了。」一位長期在中國工作的聯合國高級顧問威廉·韓丁在一本名為《大逆轉》的書中披露說，「1985年前後，知情人士說很多不良貿易正在進行著。如果一個外國公司不能使政府接受合同購買他們的產品，他們可以下到省市級的單位完成未果的交易。就這樣他們賣給了中國大量劣質設備和過時技術。由於對高技術的狂熱，任何稱為高技術的都能賣得很好，即使它根本沒有任何技術含量或者中國本來就有了更好的技術。」

正是由於倒爺們的猖獗和「法眼通天」，使得各種國家統配物資以各種形式，通過各種渠道流向市場，國家指令性計劃徹底失去了嚴肅性。在執行「價格雙軌制」的年份里，國家統配物資從來沒有完成向國家供貨的合同，那些規規矩矩、遵守國家調控計劃的國營企業反倒成為最大的受害者。在這個意義上，得益於這種畸形價格制度的倒爺階層是壓垮計劃經濟的最後一根稻草。

從1984年6月起，孤懸海外、百年寂寥的海南島突然成了一塊騷動的熱土，全中國嗅覺敏感的商人都夾著錢包往那裡趕，一場百年一遇的金錢狂歡正在那裡上演，大戲將持續半年，最終以悲劇落幕。

離開考場后，她飛也似地跑了出去，找親友借了170元買回一台打字機，沒日沒夜地敲打了一個星期，雙手疲乏得連吃飯都拿不住筷子。1997年，吳士宏因銷售業績出色被任命為IBM中國銷售渠道總經理。成為一個有傳奇色彩的職場女強人。

從晉江假藥案開始，在廣袤的中國農村，有意識、有組織、大規模地製造假劣產品，在今後20年的時間里仍將持續地蔓延，從來沒有根絕。它成為很多地方擺脫貧困的捷徑，成為地方政府振興當地經濟的絕招，在晉江假藥工廠中，相當一部分的創辦人和經營者是當地的鄉鎮幹部，這個特徵在今後也將一再地呈現。中國基層社會那種流傳千年的淳樸的商業道德，從這時開始正在可怕地逐步淪失。發生在中國鄉村和制假造劣事件，一個共同的特徵是區域性作案，也就是某一個鄉村的農民集體參与到制假造劣的活動中，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他們的做法將產生怎樣的後果，將給社會和消費者帶來怎樣的傷害，但是，出於利益上的需要，每個人都將最起碼的道德制約拋之腦後。某些基礎政府甚至成為這種集團犯罪案的保護傘和牟利共犯。曾有記者文一位造假鄉村的幹部：「你們知道這種行為是犯法和不道德的嗎？」那個幹練的鄉長指著身後一棟棟正在建造中的農民新房，堅定地說：「我覺得，天底下最大的道德，就是讓我貧困的家鄉富裕起來。」

其四是，重複引進，缺乏規劃。1985年前後，上海共引進12條彩電生產線，兩年後，只有7條在運轉，其餘的全部閑置報廢。此類現象，在各行業和地區比比皆是。當年5月17日的《經濟參考報》便在頭版頭條刊出中國汽車工業公司的九*九*藏*書一份調查結果，《汽車工業盲目布點重複引進情況嚴重》，根據這家行業管理公司的測算，到1990年全國的汽車年銷量在90萬輛左右，而從目前的引進情況看，屆時的全國年產量將達到200萬輛，此外還存在盲目組裝整車、同一技術多家引進、引進項目紛繁重複、互不協作配套等現象，有的地區為了便於自行批准上項目，還採取了化整為零的辦法，使一些大項目分批上馬，導致了引進失控的局面。

幾乎就在海南汽車案被中央點名制止的同時，國內還爆發了另一起重大的經濟事件，在廣東毗鄰的福建省出現了晉江假藥案，它直接導致了省委書記項南的黯然落馬。

越來越多的青年削尖腦門往國門外面跑。到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已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在十來年後，這些人又大多回到了中國，開始創辦自己的公司，中國未來的新技術和IT產業將由他們擔負支柱。這一年，浙江農家子弟吳鷹進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攻讀碩士學位，十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考取了李政道獎學金，他赴美國留學，十年後回國仿照楊致遠的雅虎網站創辦了中國第一家門戶網站搜狐。

他的嘗試看起來是有效的，改革前，廠里有三台大鍋爐，鍋爐師傅，加上替班、拉煤、出渣、維修、置水等工作的職工，總共竟有70多人，佔了全廠職工的1/6。而按照張興讓「滿負荷」的標準，這三台鍋爐只要18個人就夠了。

這位普通的退休工程師在中國成為一個傳奇人物，他在這家工廠擔任了三年廠長，讓它的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這期間，他五次受到國務院副總理的接見請教，他還被聯邦德國政府授予「十字功勛」。當他離開中國的時候，他寫了一封信給中國政府，其中歸納了十多條國營企業的弊病並提出建議，包括「政府不應該像慈父護侍愛子那樣對待企業；治理生產過程中的驚人浪費；提倡過節儉日子加強對青年的就業前培訓；中央成立設備調劑中心，把某些企業閑置的設備有償調撥給缺少設備的企業」等等。

儘管享受到了「價格雙軌制」的保護，國營企業仍然在體制內掙扎，這真是一個從經營活動到心態觀念都備受煎熬的過程。

其問題之一，是貪大求洋，不符合國情。武漢一家軋鋼廠引進上千萬美元的設備，因動力問題無法解決長期閑置；四川花八億元從日本引進了一整套維尼龍生產設備，建成后發現天然氣供應無法解決，就算把重慶鋼廠的天然氣全部移過去也不夠維持一半的開工；大慶化肥廠引進一條美國生產線，將原有職工1520人精簡到315人，其後管理問題層出不窮，技工素質無法保證專業協作，兩年後不得不「改回去」。

汽車並不是鑽石，成千上萬地進口、出島，卻讓全天下的人都視若無物，這未免太過猖狂，到年底，國務院特區辦已經不再相信海南的報告。12月，雷宇被召到廣州，省政府明確命令他停止汽車進口。至此，狂潮才戛然消歇。1985年初，由中紀委、中央軍委、最高人民法院、做到人民檢察院、國家審計署、海關總署、國務院特區辦，以及省委、省政府等機構102人組成的龐大調查組，進駐海南。1985年7月31日，新華社播發通電《嚴肅處理海南島大量進口和倒賣汽車等物資的嚴重違法亂紀》，稱：

其他商品的進口倒賣也同樣沒有停止過。1988年1月到9月，通過海關進口的錄像機為2萬台左右，而實際流入國內的在33萬台以上。新華社記者去北京最大的兩家國營商場調查，其銷售的錄像機絕大多數是從廣東販來的走私貨，有的已是二手貨甚至三手貨。再以彩色相紙為例，1989年上半年，五個特區就引進4000萬美元，佔全國消費量的1/3，其中80%以上通過灰色渠道流入內地。1988年，根據海關統計的全國進口消費品價值為13億美元，新華社日後的評論是，「任何一個有判斷力的讀者到市場上轉一圈都會回來說：不對頭，再翻一番也不止。」1995年，通過外貿正常渠道進來的彩電為54.9萬台，而市場實際的銷售量為500萬台。

這些新聞，在很多年後讀來一點都不讓人新鮮，不過在1985年前後，世界還是觀察到了一個封閉良久的社會主義國家嘗試著參与國際資本遊戲的努力，儘管這種努力顯得有點笨拙。

這年夏天，海南島幾乎人人都在談論汽車。隨便到哪間茶樓、飯館、旅館、商店、機關、工廠、學校、報社，直至幼兒園、託兒所，聽得人頭昏腦脹的一個詞彙，就是「汽車」。日後有一篇報告文學描寫過一個細節：「這天早上，一位在機關掃地倒茶的阿姨，扳著手指，給在門口收郵件報紙的阿伯算賬，進口一輛12座的日本麵包車，只需四五千美元；進口一輛日本超豪華皇冠只需5700美元。以美元和人民幣牌價比率1：2.8計算，打了關稅，還是有100%，甚至2005的驚人利潤。兩人越算越歡喜，因為他們剛剛搞到了一張進口汽車的批文。」

在武漢，一個更富戲劇性的人物出現了，這是一個名叫格里希的德國人，在上一年的11月，64歲的他被聘為武漢柴油機廠的廠長，這是建國后第一位外籍的國營企業廠長。格里希是一個退休的發動機工程師，為了讓這個外國人順利工作，武漢市黨委還專門成立一個由常委帶隊的九人工作組，他被看成是「新時代的白求恩」。

在河北石家莊，一位叫張興讓的廠長發明了「滿負荷工作發法」，因而被樹為典型紅極一時。張興讓是石家莊第一塑料廠的廠長，他發現，儘管工人們天天按時上下班，但每天真正的勞動時間卻很少，有些工作是一台設備幾班人馬，你干一會兒我再干一會兒。而且無效勞動很多。再扣除吃喝拉撒、聊天等時間，每人每天只有2小時40分鐘在工作。於是，張興讓想出了一個改革的方案，他對企業內部人、財、物等要素進行了重新組合，把原來的粗放經營變成了集約經營，這種辦法首先對企業各項工作提出奮鬥目標。然後由低到高分步實施，層層落實，與個人報酬挂鉤，形成體系。總的考核指標是人均效率、人均效益和企業資金利稅率。具體實施上，他把質量、供銷經營、設備運轉、物資使用、能源利用、資金周轉、費用降低、每人工作量和工時利用九項要素綜合考慮，因是借用設備運轉滿負荷的概念，故稱為「滿負荷工作法」。

1985年6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爆炸性的新聞報道《觸目驚心的福建晉江假藥案》，對晉江制售假藥的情況和原因進行了披露，稱當地假藥工廠生產100多種假藥，總數10多萬箱，銷售額3500多萬元，參與制售假藥者1000多人，此外還偽造衛生行政部門的藥品審批文號105個，私自印刷稅務發票。此後，有關部門持續清查，媒體持續跟進曝光，舉國一時鼎沸，晉江成為「假藥」和「騙子」的同義詞，以至於後來很長一段時間，當地人外出經商只說自己是泉州人，而不敢提「晉江」兩字。在這場打假風暴中，項南受到牽連，辭職下台。

很顯然，在嚴厲的岩石與仁慈的張明瑞之間，全社會的觀念都如鐘擺般地劇烈搖擺，商業內在的冷血特徵已經越來越清晰地呈現出它的本色，只不過所有的人都不習慣，甚至不願意承認。